公司与海盗,暴力制度边缘的有效尝试

摘自 | 《商贸与文明》   作者 | 张笑宇

郑芝龙被清军俘虏后,郑氏集团一下子丧失了自己的领袖,全部重担压在了年轻的郑成功肩上。

1624年,郑成功出生在日本平户,7岁前接受的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教育。7岁后,他被接回中国,14岁考中秀才,17岁迎娶礼部侍郎之女,19岁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师从著名学者钱谦益。

如果不是生逢乱世,这就是一个典型“赢在起跑线”上的人生轨迹。然而,就在他19岁那年四月,清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

当时郑成功正在南京国子监学习。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接连目睹了弘光皇帝即位、弘光皇帝被杀,隆武皇帝即位、隆武皇帝被杀,父亲与清廷暗通款曲以及被清军俘虏的一系列事件。

放到今天,19岁也就是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可以想象,这些经历将对一个年轻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成功与清朝有三次议和,基本都妥了,一个条件死活谈不拢:剃发

我们可以确知的是,他在今后的一生中,就像汉尼拔终身视罗马为敌人一样,终身视清廷为敌人。一个例子是:20岁那年,郑成功得到南明隆武皇帝召见,被赐姓为朱。自此之后,他终身以“朱成功”或“国姓成功”自称。郑成功在西方文献里被称为Koxinga,也就是闽南话“国姓爷”的音译。他在中文世界里被称为“郑成功”,则是因为清代试图抹杀这段历史,不愿人们回忆起他的身份认同。

郑成功虽然继承了郑氏集团的庞大财富与士兵,但是很快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缺粮。

毕竟,海贼和商人不以农耕为生,但士兵是要吃饭的。没有饭吃,他们是要造反的。不要说顶着“国姓爷”的招牌,就是顶着“天王老子”的招牌也没有用。

如果是在郑芝龙前期的海贼时代,这并不是问题。闽浙沿海以宗族为单位的走私行动,拥有丰富的地下交易网络和社会纽带,海盗从农民手中获得粮食,并不成为问题。在郑芝龙后期被明朝政府招安的年代,这就更不是问题了。

然而,对清政府来说,封锁郑氏集团的粮食供应,代表了国家最高意志要对敌军斩尽杀绝的决心。郑成功也别无他法,只能选择攻击重要的产粮区。

1649年,为筹措粮饷,郑成功挥兵南下,攻入粤东,攻克潮阳、揭阳、普宁、惠来等地区,但最终未能攻克潮州,不得不撤回闽南。

1651年,郑成功再度攻入广东,但因为叔叔郑鸿逵和郑芝莞怯战,清军乘虚攻入厦门,郑成功不得不再度撤回。

这场战役让郑成功意识到一个问题:过去的郑氏集团,是以郑氏宗族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共同体。这对于一个海贼集团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现在的对手是清廷这样一个国家政权,再延续先前那种松散的江湖组织,是没有机会在残酷的斗争中生存下来的。

于是,他将郑芝莞斩首,头颅传示军中,又逼郑鸿逵交出军权,不再过问政事。

借这个机会,郑成功将整个郑氏集团组织成一个完全听从自己指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准国家组织。

一组精彩年画《郑成功收复台湾》

我说“准国家组织”,并不是开玩笑,而是有所实指。

虽然郑氏集团当时依然能够从海上贸易中获取高额的利润,但是“与清斗争,一雪国耻家仇”的目标,要求郑成功理性地使用他能获得的每一份资源和每一名士兵。因此,建立起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运用理性科层制进行管理的组织,非常有必要。从1654年开始,郑成功就主动地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到他进攻台湾之前,他已经把郑氏集团打造成一个有模有样的、执行力超强的共同体。

郑成功设计的这套制度是什么样的呢?从中央层面来看,他依然仿效了明朝实施的“六部”制度。

中国古代理想中的政治制度是“天人合一”,地上的政府机构设置应当模仿周天运行,因此先秦时代的儒家经典《周礼》认为,一个合理的政府应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个部门来运作。

到隋唐时期,这六官被对应到实际政治运行中的吏部(掌管官吏任免升迁)、户部(掌管财政事务)、礼部(掌管仪式与科举)、兵部(掌管军事)、刑部(掌管刑罚)和工部(掌管水利工程),是为六部。明代沿袭前朝,也采取这种六部制度。

郑成功把这套组织规范,也应用于他所控制的地区。但是,对其中最核心的部门——掌管财政的户部(郑氏集团称为“户官”),郑成功根据实质情况作了调整,其运行情况如下:

郑氏集团的“户官”,直接负责人是郑成功和他的亲族、将领,而这个机构也直接管辖与郑氏集团有来往的私商。所以,户官常常由十分熟悉商业活动的郑氏宗亲担任,其助手一般是商人或财会人才。

“天璜”其实相当于郑氏集团的码头公司,这个公司的各种买卖是由十家子公司来发货的。这十家子公司就是“山五商”和“海五商”。

“山五商”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负责在大陆采购丝绸、瓷器和其他奢侈品运往厦门。这些公司总部位于杭州,老板叫曾定老。曾定老手下有四名助理,每人负责一个分公司,其中三个在苏州和南京,最后一个在北京,就在清廷眼皮子底下。这些公司同时负责间谍工作。间谍们以旗帜和铜牌为暗号,向郑家传递有关清军调动的各种情报。

“海五商”则分为“仁、义、礼、智、信”五常,负责把山五商收购的货物卖往海外。海五商的分公司遍布整个东南沿海,每商有12艘帆船,总计60艘,被编为东洋舰队和西洋舰队。东洋舰队驶往日本、荷兰控制的台湾部分地区和菲律宾,西洋舰队驶往暹罗(泰国)、巴达维亚、真腊(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港口。所得收入,直接进入裕国库,实际上是天璜码头的账户。

除了这个机构,郑氏集团的成员还设立各种子公司,例如洪旭开设的旭元公司,郑泰负责的东立商行等。郑成功雇佣专业的代理人协助管理这些公司(名为“官商”),而郑氏亲族和将领在这些公司里都持有股份,可以获得可观的分红。小说《鹿鼎记》里韦小宝的师父、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大名陈永华),在历史上实则是郑成功之子郑经的军师。小说里陈近南一生清贫,但现实中的陈永华每年可以从公司分红几千两。作为对比,明代一品官每个月的俸禄大概是44两白银,一年加起来也不到500两白银。

这也从侧面解释了,郑氏集团这批精英何以愿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清廷对着干。

“查验司”本来是仿照明代政府体制中的监察御史体系设计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的地位更接近今天的审计署。为了防止贪污腐败、侵吞公款,查验司定期对账户本息与收支状况进行审计,一有状况,及时向郑成功汇报。

除了自己人控制的公司和商行外,郑成功还经常邀请私人商贩参与这个贸易网络。任何人只要购买以国姓爷的名义签发的许可证(牌饷)之后,都可以在海外自由旅游或贸易。这些商人还可以参投郑成功设立的社保基金。

是的,你没看错,郑成功当时设置了一个叫“利民库”的机构,它其实是一间从事民间借贷的银行,在荒年时向贫民提供粮食,在丰年时则回收欠款并收取利息。这是郑氏集团按照儒家理念和明代制度设置的社会保险机构,区别主要在于,它是按照商业银行的基本规范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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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一手打造出的郑氏集团,在当时的东洋,有三个方面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首先,这个组织设置的先进性,在东亚是首屈一指的。不仅如此,郑成功的这套制度,在17世纪直追欧洲“重商主义”国家的水平。

其次,这个组织的盈利性,在当时的东洋可以说是傲视群雄。1650-1662年是郑氏集团盈利的巅峰年代,根据学者杭行的计算,郑氏集团每年从西洋销往中国的货物大概有1,725,000两,利润约为357,000两,对日本、台湾和马尼拉的销售量则达到4,075,000两,两项加总,总收入约为5,800,000两,利润1,870,000两。这还不是国姓爷的全部收入。作为对比,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球收入大概不到郑氏集团的四分之三,毛利则大概比郑氏集团多一成。但是,这是因为郑氏集团只有上述两项收入被完整记录了下来,如果只算亚洲收入的话,东印度公司的收入大概不到郑成功的八成。

最后,这个组织成员的开放性,也是独一无二。郑成功自己拥有一支黑人部队担当保镖,这是从郑芝龙时代就传承下来的机构。这些黑人身强体壮,熟练使用火枪,是直属于国姓爷的亲卫队。他还有一支“铁人军”,身披日本铠甲,手拿武士刀,头戴骇人的面具,是国姓爷旗下的精锐部队。总而言之,这支队伍里有日本人,有西洋人,有黑人,当然更有中国人,他们都团结在“国姓爷”的旗下,拿着高额佣金,为了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的“反清复明”理念奋斗。

当然,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郑成功虽然打着忠于南明皇室的大旗,但是我们不能把“郑家军”视为明帝国的一支孤悬海外的忠勇部队。如果我们没有先讲过前几章关于威尼斯等商贸城邦的故事,你可能觉得郑氏集团很奇葩,也很难定位,但是讲过威尼斯之后,我相信你能马上把握住这个集团的本质。

没错,从机构设置上,郑氏集团正是比威尼斯更加“原汁原味”的“公司国家”。

仔细回过头来看一看,郑氏集团本质上其实就是现代的“集团公司”,天璜码头是核心资产,其余的十家商行与更多的成员企业以子公司或关联公司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听从“户官”的协调。这与20世纪初期的“托拉斯”,或者日本战后的“财阀”其实非常类似。

威尼斯名义上承认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主权,但在实际的商务、外交乃至战争活动中,却从来自行其是。郑氏集团跟南明皇室的关系,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郑成功坚定地反对清,就把他仅视作明朝的忠臣。实际上,他宣称自己忠于明朝,也是为了获得名分大义,便于招兵买马,对清发动进攻。但是,在实际的商贸活动与外交关系中,郑成功有着自己非常明晰的想法和思路。

比如,在对日本的关系中,郑氏集团宣称自己跟日本是“兄弟之国”,因为郑成功名义上是明朝的臣子,而日本名义上也是向中华进贡的属国,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是平等的。

小说《台湾外纪》里甚至说,日本德川家纲将军甚至认了郑成功作侄子。这大概只是一种想象,但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日本不仅允许郑氏集团的商船不受海禁令限制,在针对荷兰人和郑氏商船的商务纠纷裁决中偏袒郑氏集团,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在越南,郑成功也以类似的平等地位,与越南黎朝签订了丝绸买卖的特许协议。

在暹罗,暹罗国王于1653年专门派使臣到厦门,与郑成功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随后,国王以郑氏集团为渠道,恢复了与日本的商贸往来。

总而言之,如果郑芝龙统率期间,郑氏家族还只能说是纵横东洋、首屈一指的海上霸主,那到了郑成功时代,郑氏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司国家”。它不仅是东洋海上的霸主,更是中国人第一次完全运用商业逻辑和正增长思维来进行制度设计和实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