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英美霸权转移的路径及其启示——以美国国际战略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第二次科技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使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局,美国根据国际局势与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国际战略,在赢得世界霸权的同时避免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国际战略的谋划和实施能力,为其赢得世界霸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英美霸权转移的过程表明,制定并实施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战略,妥善处理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把握国际机遇,善用巧实力,对国际大变局下的大国成长至关重要。
作者: 黄金辉 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第二次科技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使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消耗了主要参战国的发展存量,参战国的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平等、民主与反殖民主义的价值观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的道德高地,殖民地体系逐渐瓦解,导致以殖民地为基础的传统霸权体系逐渐崩溃。在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局下,美国作为新兴大国,抓住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并最终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虽然英美霸权的转移也伴随着长期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但与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势转移主要通过两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实现方式不同,在英美霸权转移过程中,两国之间不仅没有发生战争,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作为重要的战略盟友共同战斗。英美霸权的“和平”过渡,为崛起国与守成国权势转移过程中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经典案例。
为什么英美霸权转移过程中,两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战争冲突?国际关系理论界主要给出了四种解释范式。一是“威胁均衡论”(Balance of Threat)。R.G.Neale、Aaron Friedberg、Joseph S.Nye等研究者认为,19世纪末英国面临着多国崛起的挑战,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德国崛起使英国面临更严重的危机,导致英国采取和平方式处理英美关系。二是“势力均衡论”(Balance of Power)。Arthur J.Marder、Keneth Bourne、Paul Kenedy认为,英美实现霸权和平转移的原因,特别是英国在美洲问题上退让的原因在于,英美两国实力持平使得双方在发生冲突时不敢贸然诉诸武力,而是采取协商仲裁等手段解决分歧。三是“文化认同论”(Cultural Identity)。建构主义者强调英美两国之间天然存在纽带关系。Stuart Anderson、Michael Doyle、Paul A. Kramer等人指出,19世纪末英美两国精英鼓吹和推动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转变了内战时期英美互相敌视的状况,推动了英美间的认同构建,促成了双方霸权的和平转移。四是“维持现状论”(State Quo)。A.F.K.Organski、Charles A. Kupchan等研究者认为,美国主张维持现状,在崛起过程中并未直接挑战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英国治下国际秩序的合作者。因此在英美两国发生矛盾冲突时,双方愿意妥协和让步,大大降低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上述四种解释范式提供了理解崛起国和守成国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多维视角,为世界权势转移过程中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些解释范式也存在一些局限,如“威胁均衡论”难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在其他威胁并不紧迫的情况下,对美国作出如此全面的让步”。“势力均衡论”的解释更多强调经济实力的作用,忽视了军事等其他方面的国家实力,同时还忽视了美国实力的增长是一个动态过程。虽然19世纪末美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英国,但其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并不足以与英国抗衡。“文化认同论”难以解释英美之间独立战争的爆发,也难以解释其他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现实。“维持现状论”也存在不足,事实上大国崛起必然会对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19世纪末美国推行“门罗主义”,逐渐削弱英国等欧洲国家在美洲的影响力,侵蚀了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总之,上述理论阐释为我们理解英美霸权转移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理论视角,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战略谋划及其有效实施对赢得世界霸权的重要促进作用。纵观历史上大国力量的消长,不仅在其是否拥有超强的国家实力,也在其是否能够制定和实施与其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战略。强大的国家实力并不自然造就世界大国地位,而成功的国际战略在推动国家实力向国际影响力转变的同时,能够为大国崛起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降低同其他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为大国成长提供重要保障。同理,制定和实施成功的国际战略,也是美国在当时全球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下实现国家崛起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原因。
二、英美霸权转移的路径与不同阶段美国国际战略的选择及实施
美国从建国到成为美洲地区性霸权国家,最后在二战后完成英美霸权转移、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经过了半世纪的努力。美国之所以能够确立世界霸权地位,除了基于比较制度优势基础上的强大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之外,也与其根据国际局势与本国比较实力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制定与实施符合实际的国际战略密不可分。
(一)建立区域性霸权:国家实力不足背景下的美国国际战略选择及实施
建国初期,美国处于欧洲大国势力包围之中,为维护国家安全,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远离欧洲大陆政治角逐。1823年,出于防御目的提出“门罗宣言”,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国际战略的成熟。此后,美国借助英国力量维护美洲安全秩序,集中精力进行“西扩运动”和工业化发展。“孤立主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建立在美国国家实力不足、英美实力差距过大的基础上,其实质是“搭便车”战略,即借助英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安全红利。19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变量,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带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变化;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快速增强,其国际战略也随之出现巨大转向。
首先,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弯道超车,英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见表1)。在经济方面,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在技术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工业核心竞争力上赶超英国,确立了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但英国依靠其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仍然拥有巨大的金融优势和出口贸易优势。在军事实力方面,为适应迅速增加的对外贸易需要,19世纪末美国开始加强海军建设,到1893年其海军实力上升到世界第7位,但仍与英国存在较大差距。在制度文化方面,美国显现出独特的优越性。宪政民主制度在助推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强国的同时,其价值观的吸引力也增强了国家软实力。19世纪末美国兴起“进步主义”运动,政府针对由财富集中引起的政治腐败、分配不平等问题进行多项改革,最终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强大政府帮助美国实现了由富到强的转变。

其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工农业的发展,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其工商业发展的需要。1893年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和投资地成为国内的共识,美洲地区成为美国市场开拓的主要方向。
最后,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周边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一战前后英德之间矛盾日益突出,英国为应对来自德国的巨大竞争压力被迫从美洲地区撤退。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英国相对经济实力下降,其对外政策也逐渐转向防御和维持现状。后起之秀德国要求根据经济实力重新瓜分世界,不断挑战英国的势力范围,在西太平洋、非洲等地区与英国发生严重冲突。为应对德国威胁,英国不得不减少在非核心利益区的殖民控制,在美洲地区进行战略收缩。英国这一举动,为美国的地区性扩张留下了巨大战略空间。
国家实力、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使美国传统防御性国际战略发生转变,向外扩张成为19世纪后期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特征。但此时美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实力并不足以撼动英国的霸主地位,“孤立主义”的惯性使其继续拒绝参与美洲之外的国际事务。美国虽有向美洲之外地区进行扩张的意愿,但仍然保持战略克制,将国际战略重心放在美洲地区。这一时期美国国际战略目标可以表述为:确保本国领土安全,获取美洲地区主导权,成为具有地缘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为达成这一战略目标,美国综合运用了多种战略手段。
第一,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论证美国向外扩张的正当性,使美国占据道德高地。美国人头脑中始终有一层很深的救世主意识,这种清教使命观与对外扩张结合在一起,为其扩张行为披上了文明的面纱。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就提出“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意味着上天预先安排的向未明白确定的地区扩张”,以论证美国在美洲地区的领土扩张的正当性。为进一步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19世纪末美国学界糅合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推出“文明扩展论”,罗斯福总统也发表著名的“罗斯福推论”。这些理论宣称美国是上帝的选民,“有能力把它的制度传播于全人类,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地球”,也有责任对落后民族进行文明教化;美国对外扩张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是“上帝的安排”。这为美国对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使美国的对外扩张行为披上道义性外衣。
第二,通过政治手段,构建区域性组织,加强对拉美地区的控制。1889年,美国为打破英国在拉美地区的贸易垄断,在泛美主义的旗帜下主持召开泛美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成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致力于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建立关税同盟,削弱英国等传统欧洲大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霸权;二是建立国际争端仲裁机构,由美国代替英国充当西半球世界的法官。虽然泛美会议的结果不尽人意,但它构建了一个重要的地区性机制,泛美会议及其发展而来的美洲同盟组织,对美国进一步加强对拉美国家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采取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通过“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拓展在美洲地区的势力范围。早在19世纪中期,美国就开始通过战争威胁、强迫购买等方式在美洲地区进行大规模领土扩张。1860年美国领土由建国初期的36.9万平方英亩扩张到302.2万平方英亩。19世纪后期,为进一步加强对美洲地区的垄断控制,美国实行“大棒”“金元”政策,一方面通过不断加大在加勒比海地区、阿拉斯加、墨西哥和拉美地区的贸易投资,控制美洲国家的经济命脉,提升美国在美洲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采用军事手段对拉美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包括策动巴拿马独立,占领巴拿马运河、武装干涉古巴、在尼加拉瓜策动政变等方式,最终使美洲成为“美国人的美洲”。
第四,运用仲裁外交手段,解决同英国在美洲地区的纠纷。美国要在美洲地区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处理好同英国之间的纠纷。面对美英冲突,美国没有诉诸武力对抗,而是利用英德之间的矛盾,通过仲裁手段协调英美关系。1894年美国政府决定通过仲裁手段解决委内瑞拉领土争端,起初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英国同意。直至1896年英国在南非地区与德国展开激烈争夺,此时英国需要得到美国支持,因而决定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作出让步,将这一争端交由国际法庭仲裁。委内瑞拉问题的解决标志着英国已经默认美国推行的“门罗主义”。此后,美国又利用英国深陷布尔战争,需要获取美国支持的战略机遇,在美加边界裁定问题和中美洲地峡运河控制权问题上获得英国的同意和让步。英美双方通过仲裁、谈判等方式,和平解决了两国在美洲地区的纠纷,事实上确立了美国在美洲地区的优势地位。
此外,美国在19世纪末开始审慎地推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对外战略。首先是避强击弱,扩展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1898年美国打着解放古巴的旗号,发起美西战争,并继续利用欧洲的内部矛盾,以支持英国远东事务作为回报条件,最终赢得英国的支持。战争结束后,西班牙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落入美国手中。美西战争不仅巩固了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战略利益,也标志着美国自此跨出了美洲,由大陆扩张向海洋扩张转变。其次是实行商业扩张,避免同英国等传统欧洲强国发生战争冲突。1899年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第一次发出“门户开放”照会,这种商业扩张手段与传统殖民地争夺不同,美国不寻求领土扩张,尊重以英国为中心的现有殖民体系和国际经济体系,从而避免同英国等欧洲大国发生直接冲突,开拓了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
总体而言,在霸权转移的初始阶段,第二次科技革命虽然带来英美经济力量对比的重大改变,使美国实现在经济领域的弯道超车,但美国对本国实力和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使其仍然贯彻“韬光养晦”原则,保持相当程度的战略克制。这种克制一方面表现为美国利用地缘优势,将战略重心放在美洲地区,不干涉欧洲事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美国不单纯使用军事手段,在成为西半球霸主的过程中,多采用非暴力手段拓展其势力范围,并创造性地运用仲裁外交处理英美纠纷,从而降低了英美两国在美洲事务上爆发战争的可能。在霸权转移初始阶段的有限扩张,避免了美国在实力不足时过早与英国发生直接冲突,以较低成本实现国际战略目标,为其赢得世界霸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从区域霸权向世界霸权的拓展:实力均衡背景下的美国国际战略选择及实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最初选择保持中立,希望欧洲保持均势状态,以便继续利用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获取利益。直到1917年交战双方精疲力竭时才果断与英国联盟加入战局,宣称“为和平而战”并充当仲裁者,获取巨大战争红利。一战改变了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重塑了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对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加速了英国的衰弱和美国的崛起,美国在综合国力上逐渐反超英国(如表2所示)。从经济实力来看,一战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极大提升。相较其他大国,美国付出较少的战争代价,其战争费用相当于国家估计财产的8.7%,而大英联邦则高达35%。战后美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英国欠美国债务高达40亿美元,美国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从科技创新能力来看,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贡献份额已超过一半,且在科技成果产业化、商业化方面优势也十分突出。电话、喷气式发动机等虽然由英国人发明,其大规模商业运用却在美国实现。但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相比,美国的军事实力仍然相对滞后。虽然一战期间美国军费投入大幅增长,军事实力有所增强。但1919年以后的10年时间里,由于国际事物中不存在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美国大幅缩减军费预算与军事人员。整体来看,其军事实力在1929年以前低于英国。
二是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一战以前,虽然美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但欧洲大国对这个年轻国家不以为然,美国仍处于大国体系的边缘。1917年美国正式参战后,向欧洲战场投入了大量军队和物资,扭转了协约国的不利局面,成为一战中协约国取胜的关键力量。一战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国际地位,为其登上世界舞台提供了重要契机。

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增长,使美国国家利益的边界不断向外延伸。一战后美国意识到国际政治制度、金融体系与国家发展密不可分,因而萌发参与国际事务的冲动。但国内“孤立主义”思想盛行、政党之间的严重分歧、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和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使美国不愿贸然充当世界政治体系的领导者,承担国际责任。因此,这一时期美国的国际战略呈现“孤立主义”战略和“国际主义”战略相交织的特点。美国国际战略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美洲地区为战略依托,在尽量避免承担国际义务的基础上,通过参与国际事务进一步扩展美国利益,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软硬兼施,动用了一切可运用的战略资源和手段。
首先,向世界输出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继续提升美国政治影响力。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原则”,旨在抛弃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世界体系,建立以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和国际联盟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从本质上说,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是利用国际联盟为美国构建合法的制度性霸权,其中的航海自由、民族自决等原则,严重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和欧洲大国的殖民统治,因而遭到英法的强烈反对。国际联盟虽然最终成立,但美国却因为威尔逊在会上作出的巨大让步而拒绝参加。美国选择退回西半球,国际联盟成为英国继续维持霸主地位的工具。由此观之,一战后美国虽然实力大增,但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格局,其获取世界霸权的时机尚不成熟。尽管如此,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在殖民地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构想,使美国占据道德优势,“为日后美国主导集体安全体系积累了互信和认可”,对加速英国殖民体系的崩溃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其次,渗入英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提升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一是通过“道威斯计划”渗入欧洲金融体系。一战期间英法等国向美国借下巨额债务,虽然此时的美国不愿介入欧洲事务,但战后欧洲大国极力将美国债务和德国赔款联系起来,使美国不得不卷入欧洲事务中去。1924年美国制定“道威斯计划”,要求德国最大限度偿还贷款,为了稳定德国货币,美国向德国提供一笔巨额贷款。大量美国资本的涌入,提高了美元地位,开启了美元国际化进程,国际金融中心逐渐从伦敦转移到纽约。二是综合运用经贸与政治手段,打破英国主导的贸易封闭圈。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危机和美国高关税带来的贸易逆差,英国实施经济民族主义,建立英国与英联邦其他成员国之间相互提供贸易优惠的关税制度——帝国特惠制。为维护海外市场和商业贸易,美国决心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此后英美围绕国际贸易体系展开激烈斗争,经过长时期谈判磋商,双方最终达成妥协,于1938年缔结《英美互惠贸易协定》。虽然协定为美国农产品打开了英帝国市场,使美国渗入英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瓦解帝国特惠制;英国凭借这一关税制度延缓其在经济领域的衰落速度。英美双方各取所需,基本实现“旗鼓相当的双赢”。
再次,获得同英国并列的海洋大国地位,提升美国的军事影响力。自19世纪末马汉提出海权论后,美国就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海军扩建计划,通过对拉美地区的军事占领,牢牢控制了美洲海域;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和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获得在太平洋海域的战略优势地位。一战后,以遏制英日两洋势力和提升海军地位为目的的海权战略,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1919年威尔逊提出海军扩建计划,引起英国的恐慌。尽管英国政府宣称“花掉最后一个金币”以保持英国海军的绝对优势,但一战后英国负债累累,被迫在海权问题上作出妥协。同时,美国的海军扩建计划也因国内反战和平运动和国会反对而无法完全付诸实施。新上台的哈定政府为结束同英、日之间的军备竞赛,建议召开国际会议就解决海军军备问题进行和平谈判。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等国签订《五国海军条约》,美国获得同英国相等的主力舰吨位。但《五国海军条例》对各国辅助舰比例缺乏明确规定,随着20年代中后期英国经济复苏,英美又开始新一轮海军军备竞赛。1929年美国受经济危机和国会反对扩军等因素的影响对英国作出让步,英国也因为德国再度崛起而急需与美国缓和关系。在随后召开的伦敦会议上,美国通过外交谈判进一步瓦解英日同盟,最终英国决定同美国一起向日本施压,英美日三国最终签订《伦敦海军条约》,进一步推动英美海上共治局面的形成。美国对英国海上霸权的削弱,从根本上削弱了英国的霸权体系。
最后,加强对美洲国家的“软控制”,巩固美国在美洲地区的霸权地位。在参与欧洲政治事务和安全事务的同时,美国并没有放松对美洲地区的控制。一战后,美国对美洲地区的传统控制手段受到严峻挑战,一方面美国的军事扩张行动受到美洲国家的普遍抵制;另一方面美国在美洲地区的“金元外交”受到1929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美国对美洲地区的投资和出口贸易额出现明显下滑。为巩固在美洲地区的霸主地位,美国不得不缓和同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在美洲的扩张政策。1933年第七次泛美会议上,罗斯福提出“睦邻政策”,此后美国更多地使用经济封锁、策划阴谋等手段来代替之前的武装干涉手段,极大地缓和了美国与美洲国家的紧张关系,巩固了美国在美洲地区的霸主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国际格局的大洗牌,英国出现明显的局部衰退,实力大增的美国则通过有效的国际战略将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美国利用英国经济衰退的契机,抓住德、意法西斯势力增长威胁英国安全的战略机遇,凭借其软硬实力削弱英国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军事霸权;世界霸权的天平开始向美国倾斜,但这一时期美国的实力还不足以完全颠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三)逐步确立世界霸权地位:实力优势背景下的美国国际战略选择及实施
二战前期美国继续采取中立主义政策,不愿过早陷入欧洲战争,正式参战前的“战备工作收效甚微”。直到1941年12月,美日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珍珠港事件”爆发。这一事件意味着“对任何现实主义者来说,孤立主义已经结束”,对国际事务的回避并没有为美国赢得和平。“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内立即展开关于国际战略的大辩论,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就美国是否应该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进行激烈争论。罗斯福吸取威尔逊失败的教训,决心在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最终成功实现美国国际战略的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转变美国“孤立主义”国际战略的同时,大国之间力量的消长进一步加速。二战期间,美国国家实力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从经济上看,二战加快了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进度。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和战争物资订单,推动美国工业和出口贸易的全面复苏。1940—1944年美国工业年增长超过15%,产品出口总额由40.21亿美元上升142.59亿美元。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几乎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从军事实力上看,二战将美国军事的巨大潜力转换为国防实力。国防开支的持续增长,使美国军事力量得到空前发展。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美国参战后在大型军舰数量和飞机产量上傲视群雄,海空军优势已十分明显。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投入大量资源研发新式武器,“曼哈顿计划”使美国率先掌握核技术,进一步确立了军事霸权。同时,这一时期美国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不断凸显。美国的民主制度和集体安全、民族自决权等理念远超英国,使美国更具世界领导权的合法性。

强大的国家实力推动美国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但美国并不打算维持以殖民地为基础的传统霸权体系,重建以自己为中心的旧式殖民帝国。一方面,这一时期全球民族主义兴起,大国吞并小国的传统殖民体系已经出现衰落趋势;另一方面,依靠强制手段维持的殖民体系不仅成本巨大,而且容易使宗主国陷入战争泥淖。因此,建立一个有助于国家利益实现的新霸权体系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国际战略的根本目标,其核心是建立以自由国际主义为原则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行新型殖民主义。其中,自由贸易原则为拥有经济优势地位的美国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其国家硬实力;“民族自决”等政治理念则为美国增加了国际道义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软实力。
第一,与英国签署《大西洋宪章》,向外输出价值体系和政治理念,掌握国际事务的话语权。1941年为共同应对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扩张,英美两国首脑决定举行大西洋会晤。在会前罗斯福决心避免重蹈威尔逊的失败,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发表一项阐述战争目的和战后和平目标的宣言”,奠定美国在战后世界扮演的角色。罗斯福利用英国急需援助抗击德日势力的契机,与英国成功签署《大西洋宪章》。这一宪章集中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即“解除侵略者的武装、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决权、以及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标志着美国已经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大西洋宪章中的民族自决、航海自由等思想,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原则,也从根本削弱了英国以殖民地为基础的旧霸权体系的道义基础。
第二,通过军事手段、经济手段进一步瓦解英国权威,增加欧洲各国对美国的依赖,构建世界领导权。随着美国军事投入的增长,欧洲各国对美国军事援助的依赖也不断加深,美国逐渐掌握了英美军事联盟的主导权,英国逐渐沦为美国的助手。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为其带来极大的军事威慑力。同时,英国等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也不断加深,在美国正式参战前,英法等国因严重的财政危机向美国寻求资金援助,然而美国的中立法严禁向交战国贷款。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政府提出租借法案,提出用实物补偿的方式代替直接贷款。租借法案使英国等传统欧洲大国得到巨额援助的同时背负着美国的巨大债务。美国利用这一机会继续瓦解帝国特惠制和英镑体系,进一步扫除建立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障碍,增强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运用外交手段和政治手段缔结国际协议,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增强在国际体系中的软实力。一战后,威尔逊就企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和平机制,希望向世界推行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即向以军事、战争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引入制度管理。威尔逊的构想虽然遭遇失败,却长远地影响美国此后的国际战略。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美国描绘了战后世界蓝图,要求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性组织。次年,设立联合国的建议正式提上日程。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为确保其主导下的世界政治机制的顺利构建,在投票程序和成员规则等问题上向苏联让步,雅尔塔体系最终确立。“美国国内的‘罗斯福新政’转化为国际范围内的‘嵌入的自由主义’管制模式”。在主导成立联合国的同时,美国也开始着手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二战期间,英美之间对“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争论不休。1944年44个成员国在美国主导下召开会议,尽管凯恩斯在会上极力争取英镑的核心地位,但英国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会议正式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原则,使得战后美元成为流通和结算的主要币种。此外,美国还主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金融贸易机构的制度安排和决策程序,从而确立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大变局。战争失利和经济衰退使英国国际影响力不断下降,战后殖民体系的崩溃更是使英国无法恢复和维持战前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二战后,美国利用英国的困境,一方面采用多种方式削弱英国国际影响力,逐渐确立自己的世界领导权地位;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同本国国家利益相契合的国际新秩序,主导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从而顺利完成英美霸权的转移。而英国在战后之所以愿意接受霸权的转移,除了自身实力迅速衰退和对美国依赖程度加深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二战后美苏的崛起破坏了世界权力格局。实力迅速衰退的英国要么接受美国治下的秩序,要么接受苏联治下的秩序。但英苏在欧洲事务上矛盾重重,以及在意识形态与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使得英国将苏联视作更大威胁,因而选择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借助美国力量抗衡苏联。1949年美国在英国支持下成立北约组织,至此,英国已完全承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完成。

三、英美霸权转移进程中美国国际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启示
在英美霸权转移的过程中,美国总体能够根据不同阶段国内国际的现实情况与力量对比的动态变化,制定并成功实施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战略;善于捕捉重要战略机遇,不失时机地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战略目标与实施方略,使自己的实力与优势不断提升,最后抓住历史变局带来的关键机会,实现了霸权的和平交接。美国在成长为世界霸主过程中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为复杂条件下大国成长的战略谋划与实施提供了多重启示。
其一,大国成长需要制定与本国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战略,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大国成长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美国从19世纪末经济实力超过英国,到二战结束从英国手中取得世界霸权,期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经济实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维度,但并不是国家实力的全部;经济实力的领先,并不意味着整体实力的优先。在经济实力超越英国后,美国并没有急于发动战争挑战英国权威,而是保持着强大的战略定力,不过早卷入霸权竞争的漩涡,继续韬光养晦、扩充实力。即使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失败,美国也没有在国际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上采取冒进行为,而是巧妙运用其硬实力和软实力,直至二战后欧洲国家普遍陷入衰弱,才最终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霸主的位子。因而,大国成长除了要对本国国家实力和国际格局进行准确评估,也需要拥有在大变局中处理复杂国内外形势的战略定力,需要认准长期战略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以相对超然的心态看待成长过程中的顺利和挫折。
其二,妥善处理大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张力是大国成长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在国际社会,大国之间尤其是守成国与崛起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大变局中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必然引发他国特别是原世界霸主的怀疑和恐惧。成长中的大国能否处理好同其他世界大国特别是同守成国间的关系,巧妙化解国家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张力,对本国顺利崛起具有关键意义。在英美霸权转移过程中,虽然英美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英美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的应对中总体能够实现合作。英美竞合关系的形成一方面由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塑造,一方面也是美国正确处理美英关系、制定对英战略的客观结果。首先,美国采取了不涉及英国核心利益的策略。对于英国来说,其核心利益在于维护欧洲地区的主导地位和维系庞大的英帝国殖民体系,因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不仅从未采取实质性行动威胁英国的核心利益,反而在英国遏制德国和殖民战争中支持英国,从而获取了英国信任。其次,美国主张通过制度手段解决英美矛盾。19世纪后期英美就美洲事务发生冲突,美国主动要求通过仲裁、谈判等手段解决英美纠纷,自此之后逐渐形成了制度化协调机制。“合作与互利愈来愈成为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的关系特征”。最后,美国有意识加深美英双方相互依存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积极融入英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依托英国提供的贸易规则和货币体系加大对外贸易,密切同英国的经济往来。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向英国发放大量债券,英美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加深,大大降低了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正确处理同英国的关系,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安全环境和良好外部条件,是其实现成功崛起的重要变量。虽然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避免,但一些结构性矛盾的性质和处理结构性矛盾的空间也会随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大国成长需要拥有处理大国间结构性矛盾和张力的战略谋划和智慧。
其三,大国成长需善用软实力和巧实力等柔性力量。约瑟夫·奈在《重新思考软实力》一文中指出,“单纯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可以称作‘巧实力’”。也就是说,一国国际战略目标的实现,单纯依靠硬实力胁迫利诱等或单纯依靠软实力往往难以实现,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灵巧使用。在霸权转移过程中,美国不仅意识到硬实力对实现国际战略的必要性,采取了军事占领、经济利诱等强迫性政策,扩展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也认识到文化价值等软力量的重要作用,致力于向外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提高美国对外行为的合法性。从最初的“文明扩展”论到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再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美国始终站在道德至高点向世界宣传美国的思想和制度,最终构建起体现美国意志的国际新秩序,奠定了美国制度性霸权的基础。与此同时,美国善于抓住国际机遇,主要是英国实力的自然衰落和英国同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确立了美国的霸权地位。19世纪后期英国开始出现局部衰落。庞大殖民体系带来的丰厚利润使英国国内无心进行产业创新和技术革命,致使英国丢失了在工业领域的优势地位,最终被美、德超过。英国实力下降和美、德等国家崛起,造就了世界多极格局。在这种多极格局中“敌友界限不是很明朗,强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美国正是利用了英国同其他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谈判、讨价还价等方法逐渐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一方面利用英国与德日间的矛盾,迫使英国作出让步,另一方面利用战争削弱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实力的机会,坐收渔翁之利,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经济优势,并最终实现国家实力的全面超越,实现了英美间的霸权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