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与维持“团结”的努力

1942年中国共产党面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危险,且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异常困难时期。在此艰难处境下,中国共产党仍从自身处境和民族大义出发,运用“七七”纪念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共围绕“团结抗战”与“团结建国”开展“七七”纪念,在具体纪念活动中贯彻维持“团结”的主旨。同时,中共在敌后根据地进行声势浩大的“七七”纪念“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其“团结”的政治主张和建国方针由此得到广泛传播,根据地民众“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信念受到鼓舞,整体上加强了中共与根据地民众的联系,深得民心。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维持“团结”的努力,为中共自身建设和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这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重大政治抉择的表征,深远影响中国抗战及战后新中国建设。

作者: 郭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加紧进攻敌后根据地,集中力量进行残酷“扫荡”。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1942年4、5月,国共关系又一度紧张至中共“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1】。这两年中,抗日根据地还面临着严重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处于最困难时期。在此处境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渡过难关,仍然从民族大义维护团结抗战出发,将改善国共关系纳入考虑范畴【2】。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策略虽然充满曲折,但始终不畏艰难、坚持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提供重要保障。1942年的“七七”纪念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谋求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重要契机,借助“七七”纪念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中共从纪念出台、活动操演、话语宣传等各层面,围绕“团结抗战”“团结建国”力求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

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带来了积极的客观影响,加强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建设,“克服困难迎接胜利”。依据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中学习文件的经验,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研讨宣传“七七”纪念“两大文件”,动员根据地民众更踊跃地为抗战服务,且“为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树立前提”【3】。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中提出战后团结合作建设新中国的方针,这也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关于抗战后建国方针的最早制定,且后续为之进行大规模宣传。如此,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重大政治抉择的表征,对中国抗战产生长远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

维持“团结”的纪念表达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两党关系维持尚好。但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团结抗战面临危机,国民党时常制造摩擦,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共发生三次“国民党反共浪潮”。其中第二次为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第三次为1943年5月的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1941年至1943年的两年多时间,国共关系相对缓和,但1942年4、5月,国共关系曾紧张到中共“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4】。事实上,“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推迟与中国共产党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团结抗战有关。

1942年4月,毛泽东致电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阐明情况时讲到:“最近,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了一些很严重的反动措施,并在积极准备条件,以利用日苏战争爆发时苏联和中共的处境再次掀起反共浪潮”,特别强调“这种反共运动带有极端的反苏性质”【5】。因国民党的反动,毛泽东对之相当警惕。5月初,日军在云南和浙江采取攻势,迫使蒋介石从陕甘宁边区附近抽调出部队前往南方,中共预测“可能在日苏关系破裂之前,局势不会紧张”【6】。国共紧张局势略有缓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局势缓解与日军行动也有关,一旦日军给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减小,国民党会不会卷土重来而继续制造“反共高潮”,亦是中共需要考虑的现实。同时,自1941年以来,八路军、新四军遭受日军疯狂军事攻势,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十分艰难和危险的处境。毛泽东颇为前瞻地意识到“今年明年,我们要遇到很大困难,财政的困难,战争的困难,准备缩小,人口缩小,根据地缩小,党也缩小”【7】。毛泽东甚至判断还将有更困难的情形:“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的一半,便是胜利。”【8】中共为此在各抗日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力图改善生存困境。在国民党试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抗战胜利的条件,仍然选择主动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

中共维持国共团结的决定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季米特洛夫希望“中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加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9】。当时,“七七”纪念即将到来,中共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团结抗日提供契机。6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纪念“七七”五周年宣言的内容,应拥护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提出应有信心明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战后建国的主张【10】。纪念宣言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受到毛泽东重视,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发声器,其发言为纪念宣言定下基调。这次政治局会议有朱德、彭真、陈云、杨尚昆等参加,一起讨论即将到来的“七七”纪念问题。会后,根据毛泽东提议,综合与会人员的意见,开始起草纪念宣言【11】。

6月24日,毛泽东致电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称“近几个月我们已经采取一些目前可以采取的步骤,改善同国民党的关系”,比如同蒋介石派到延安来的工作人员谈判等,并拟将“详情另告”【12】。“详情另告”便是指将举行“七七”纪念。后来,胡乔木回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有对其反共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的一面,也有对其争取团结以求共同抗战的一面”。6月中旬,“毛主席开始考虑改善国共关系的问题。其实,这时的国共关系还相当紧张”【13】。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关键时刻,即1942年下半年,虽然遇到极大困难,但仍从自身处境与民族大义出发极力维持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局面。

一粟 的想法: 纪念七七事变87周年

正是如此背景下,中共隆重纪念“七七”五周年,发布《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7月27日,毛泽东告知季米特洛夫,也即6月24日的“详情另告”:“我党为纪念民族解放战争5周年发表了宣言,给国民党和老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助于调解国共关系。双方代表已开始在重庆会晤。值抗战5周年之际,我们发表了《告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号召他们进行顽强的斗争和克服困难。”【14】中共“七七”纪念的目的很明确,即借以改善国共关系,维持团结抗战。

二

纪念谋划与维持“团结”主旨的出台

1942年,中国共产党进行“七七”纪念的用意比较明确。6月21日,《解放日报》即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拟盛大纪念“七七”的决定,为即将到来的纪念活动造势。中共中央将于“七七”纪念当日发表宣言,阐明“目前时局及战后新中国之瞻望”,各抗日根据地接到中央指示后也积极筹备【15】。这显然是遵照毛泽东在6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建议,确定纪念的主旨内容。6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由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16】。中共中央拟定纪念“七七”的正式文件。

两天后,王稼祥起草的《决定》向社会发布,主要包括四点:“第一,我们纪念‘七七’,要庆祝苏英美协定的签订,庆祝联合国的团结与胜利,欢迎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的胜利的光明的前途;第二,抗战第六个年头将是接近于战败日寇的年头。同时也是抗战最困难而应作绝大努力的年头,我们全国军民必须团结一致,渡过目前的困难,迎接将来的胜利。为此必须: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改善各抗日党派间的关系,提高军民抗战的积极性,坚持抗战到底,实行反攻日寇,与反侵略国一通打倒世界法西斯;第三,我们纪念‘七七’五周年,应对抗战死难将士举行追悼大会,以慰死者,以励士气;第四,在延安举行纪念抗战五周年追悼抗战死难将士的大会,各地纪念会由各地党政军机关按照当地情况规定之。”该决定的落款时间是“六月二十日”,便是王稼祥撰写之日。该决定发布时的报道,以“加强国共合作加强民族团结渡过目前困难迎接将来胜利”为副标题【17】,目的是强调“国共合作”“民族团结”,坚决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此次“七七”纪念。6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明日拍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五周年决定,收到后请在《新华日报》公布。延安决定举行盛大纪念‘七七’大会,另有宣言和通电,强调团结抗战及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18】毛泽东特别告知在重庆的周恩来将“决定”在《新华日报》发布,想尽办法让国民党当局知晓中共“七七”纪念事,且特别强调“宣言和通电”的相关内容,用意明确。随后,毛泽东还要周恩来考虑利用纪念“七七”的机会,找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请王向蒋转达”【19】,向国民党当局表达“团结抗战”与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的政治主张。6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中共中央发布决定》【20】。中共即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努力通过这次“七七”纪念协调国共关系、团结抗战。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草案)》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以下简称“两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还言及要周恩来找王世杰商谈一事,陈云提议周恩来应多休养【21】。当日,毛泽东即电董必武要周恩来静养,将找王世杰商谈事交予董:“要求陈宏谟、郭亚生返延安,并询问可否释放叶挺,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22】中共中央利用“七七”纪念想方设法与国民党维持团结关系,申述“七七”宣言大意更是政治表态,希望能与蒋介石当面会谈。7月5日晚,董必武作为中共驻重庆的代表,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之意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约谈两小时。中共在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上做出自身最大努力。

视频报道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共中央发布两个文件的“团结”用意明确,尤其是五周年宣言中提出政治主张。两个文件由谁起草已难获知,但7月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讨论则直接表明中共的政治意图。毛泽东说抗战五周年宣言有“战后的建国方针”与“强调团结”的新内容,之所以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并解释说该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在斗争后又要团结【23】。该“策略意义”或如会上陈云所言,战后方针的提出很适当,并且“现在人民愿意和平,我们要争取国共长期合作,党内要对此进行深入教育”【24】。当时中共中央有意识围绕团结与建国设计纪念宣言内容,亦即毛泽东在6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定基调。朱德在会上强调“中国现在和将来都要实行用马列主义解释三民主义”,即使将来发生内战,我们打胜后“也还是实行三民主义和三三制”【25】。中共顺应人民的和平渴望和胜利追求,调整政策提出自身主张,并在此次会上决定向各界广泛宣传“两个文件”,广而告之、赢得民心。7月6日晚,中共抗战五周年宣言由新华社对外广播【26】。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两个文件”。

学习《朱德年谱》重在弘扬"革命到底"精神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

《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主要阐述两个核心问题:“(一)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以达抗日的最后胜利;(二)如何对目前的抗战及对战后中国的建设取得各党派的一致意见,以便更好的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就是时间与团结的两大问题。”在时间问题上,“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我们应有此信心,应为这个目标而共同奋斗”;在团结问题上,“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27】。该宣言“反映出我们党对国民党政策所做的重要调整,直接体现了毛主席提出的‘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方针”【28】。中共不仅团结抗战,也要合作建国。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提出“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与“熬过最后难关的两年,就会有最后胜利”的口号,在精神上动员和鼓舞抗日根据地民众,号召将“日寇全部赶出中国,恢复和创造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和平的繁盛的新中国”【29】。“两个文件”为具体纪念活动的操演提供行动指南。

三

维持“团结”的纪念活动表征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后,得到各根据地广泛且积极的响应,各根据地报纸纷纷转载该“决定”【30】。在表意层面上,该决议强调“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改善各抗日党派间的关系”【31】,主张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建国,“团结”成为核心词汇。不过,若想各抗日根据地完全理解中共中央决定的深层次蕴意,或需要中共中央的引导才能明确,毕竟即便是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中共“七七”纪念,也有“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表述【32】。各根据地容易将之视作“惯常”。

《为纪念抗战五周年中共中央发布决定》,《新华日报》,1942年6月28日,第2版。

纪念筹备多依惯例,且不少纪念活动均为历年均举行者,显然是没有留意到中共中央借“七七”纪念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重心用意。某些地方似惯常般【33】将“七七”纪念与“七一”纪念一并举行【34】,也有将“七七”纪念与追悼左权相联系者【35】。延安举行各界“七七”纪念筹备会,也偏重中共自身的表达:制定“五年来在敌后坚持抗战之八路军及新四军之英勇战绩”;“出版关于八路军及新四军之主要战斗的画报”;“集全国友军及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以来英勇牺牲之将士,印行‘阵亡将士录’”【36】。

中共以往的“七七”纪念也多“例行公事”。如,1938年中共在延安市举行各界纪念抗战周年,“抗战建国日”遵照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举行追悼大会【37】。1939年的“七七”纪念,《新中华报》发行“抗战两周年纪念特辑”【38】。甚至因国共关系一度恶化,中国共产党以简单纪念发布“时局宣言”了事。如此,1942年中共某些根据地地方的“七七”纪念依旧有据过往做法的痕迹。各抗日根据地刚开始并未意识到中共中央这次纪念的意图,但从纪念活动的筹备,较以往更重视此次“七七”纪念,这应该与中共中央“决定”“盛大纪念”有关,包括东北“全野营”都召开纪念大会【39】。延安及各根据地积极筹备“七七”纪念,营造出盛大隆重的纪念氛围,但尚没有特别强调和贯彻“团结”。

各抗日根据地在信息接收与政策解读上难免存在滞后,故某些地方特别强调中共中央纪念“七七”五周年相关文件的接收传达印发等。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纪念“七七”各项办法中,强调纪念之前各旅团应负责召开干部会议,以“传达党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与文件”,“各兵团电台,在‘七七’纪念日前后注意接收延安新华社所广播纪念‘七七’的宣传品,并须立即印发”【40】。这似乎正是当时地方执行中共中央“七七”纪念政策中存在某些问题的反映。6月25日,朱德在延安召集纪念“七七”座谈会,宣传中共中央的纪念政策【41】。7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宣部发布全党讨论两个文件的通知【42】。7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各级党委宣传部研讨宣传两个文件,并规定纪念重点。同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的第二点内容,宣扬“团结为胜利之本”与“明年即将为日寇最后溃败之年”“空前困难之年”“最后胜利上最后一段之时间”。概言之,即“加强团结,争取时间”【43】。7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报告目前时局和政治任务,包括“解释宣言”【44】。中共中央力图将该次“七七”纪念主旨传播到党内外,以更好地实践并贯彻于纪念活动。

经反复宣传,各根据地逐渐理解中共中央关于此次“七七”纪念的主旨蕴涵。“七七”纪念的具体操演,从多方面表达维持与国民党团结的意图。延安为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对中共中央“七七”纪念决定的领悟自然较其他地方更彻底、更到位,毛泽东早就提议朱德、高岗、林伯渠在延安各界“七七”纪念大会上讲话【45】。该次纪念大会营造出中共竭诚维持国共团结抗战的图景,设计“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熬过困难,争取胜利”;“维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巩固国共合作”;“为建立战后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新中国而斗争”等口号【46】。会场主席台中央悬国旗及总理遗像,旁为林森、蒋介石肖像,再旁为毛泽东、朱德肖像,尽量凸显“国共合作”。会场还挂巨画,题为“加强团结,渡过难关,光明就在眼前”,而“画中为两兄弟军人,一着呢服皮,一着布服草鞋,结结实实地,互相挽着两腕,挺步前进”【47】。纪念大会处处营造和凸显维持与国民党团结合作的氛围。延安各界“七七”纪念大会上特设置“致蒋委员长及全国将士电”环节,表明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建国,希望“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之关系迅速改善”,加强团结渡过难关,最后实现民族解放,实现“战后统一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之建设”【48】。这些均体现出中共加强团结的努力,致力于战后新中国建设的愿景。

各抗日根据地的纪念会也基本领悟和贯彻了中共中央方针,“七七”宣言的内容成为主要纪念话语。晋察冀边区党政军各界及中外人士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号召大家要渡过这最艰苦的两年”“反对破坏团结的行为”【49】。在陇东各界纪念大会上,人们强调坚持抗战到底,战后“建设和平统一民主繁荣的新中国”;“我们要有信心,苏英美今年一定打败希特勒,中英美明年一定打败日本”;“必须争取时间,克服胜利前的一切困难,加强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团结,坚持国共长期合作”【50】。晋西北各界纪念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参会者,人手一束“大会印发之中共七七宣言及纪念抗战五周年各种传单标语”,高呼“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等口号【51】。绥德各界“七七”大会的主题是“熬过难关,加紧团结”【52】。在各根据地纪念会活动中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调整,凸显国共合作抗战迎接光明团结建国的主旨。

中共报纸也利用社论宣传“七七”纪念及其维持团结的政策。7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强调今年“七七”纪念的任务为“加强民族团结”“调整国共关系”,同时也道出政策调整后,中共抗日根据地当顺应时变“加强胜利的信心,迎接更大的困难,克服困难,坚持斗争”,迎接“七七”坚持敌后斗争【53】。而这正是中共中央后来在根据地广泛研讨宣传“两大文件”的主要目的,后有详尽阐述,此不赘述。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赞扬“蒋委员长对全国同胞的广播辞与中共中央的宣言”的意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途径”“完成建国大业的南针”,使全国各党派和同胞“更亲密地团结抗战,团结建国”【54】。该社论为中共地方各报纷纷转载【55】,此外,《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蒋委员长对全国人民广播词》也被转载与关注【56】。这些活动均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力,宣扬了中共加强团结抗战、团结建设新中国的方针。

中共纪念主旨伴随话语阐释得以表达和传播。朱德在纪念文章中强调“胜利在望,团结向前”,呼吁“没有亲密的团结,同样也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此日胜利的曙光在望,我们紧密的团结向前”【57】。林伯渠在“七七”纪念前夕接受记者访问时,也说:“抗战能够坚持五年,只有‘团结’二字可以解释。”【58】“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说:中央“七七”五周年宣言指出“统一战线不仅是抗战的而且是建国的,国共必须长期合作”【59】。晋察冀边区发表“致全边区各界同志同胞书”,强调“我们边区内部更要亲密团结,用我们的团结促进全国的团结。团结才能战胜困难,才能战胜日寇,才能实现战后的新中国”【60】。这些纪念话语基本秉持中共中央纪念意旨,强调加强团结改善国共关系,实现团结抗战、团结建国。

四

调适与“两个文件”研讨宣传

中共借此次“七七”纪念维持与国民党的团结抗战,自身也将这种理念付诸实际行动。对此,中共有相当的自觉意识,为其政策运行的成熟与高明之处。毛泽东将在该次纪念宣言中提出的“战后的建国方针”视为新内容,因其在过往诸次纪念中均未提及,属中共首次表达战后团结建国方针。与此相呼应的是提出战胜日本的时间表。萧克说以往纪念只有“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概念”,而今有“两年之内打倒日寇”的新口号【61】。正因为明年能打败日本,所以才有团结建国方针的提法。

于是,中共中央为了能更好应对战后团结建国问题,除发表《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外,还特别针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发表《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这也是中共历次“七七”纪念所未有的,鼓励他们顽强斗争以“克服困难,迎接胜利”,并从七大方面详细回答当前“我们应当怎样呢”【62】,此举即为加强各抗日根据地建设。叶剑英将“抗战五周年”视为华北抗战第四个时期的起点,华北解放区“渡过严重困难”【63】。中共提出“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64】。中国共产党为此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奠定即将到来的战后新中国建设的根基。

当时在山东的刘少奇,回延安途中,根据中共“七七”宣言精神写给陈毅等人的信中,提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这深刻体现出中共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中,自身该如何调适的急切性:“中央在‘七七’五周年纪念的宣言中提出了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与顽固派企图造成少数人专政的中国是直接对抗的。应拿这篇宣言到各阶层人民中以各种方式去展开完全民主的讨论,去深入地宣传教育群众,去团结群众在我们的口号(民主的新中国)之下,去详细解答群众所提出的关于新中国的各种问题。有时甚至可用完全民主的方式在群众中进行投票测验。务必在今后两年间,在根据地数百万群众中,对于战后新中国,在思想上、在实际生活上准备好完全巩固的基础。”【65】中共借“七七”纪念提出“团结”的重要性,不仅要团结抗战,也要团结建国,而中共自身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建国”准备。

如此,两大文件的研讨宣传则凸显其重要性。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研讨宣传“两大文件”通知的时间为“七月四日”,于社会层面则最早见于7月10日的《解放日报》。该通知主要分三部分:第一,简略阐述两个文件的内容,以强调重点所在;第二,要求“全党每个党员”“讨论研究”,阐述应“把握”的要点;第三,要求将“这些主张方针目标”向党外人士“宣传解释”【66】。该通知目的明确,借此宣传中共政治主张,广泛动员根据地群众,巩固根据地民众与中共的关系,为战后新中国建设打下基础。

中共各级党委接到该通知后相当重视,纷纷制定具体执行措施。7月11日,中央直属党委依照中宣部通知,发出研讨两个文件的执行办法,规定“利用在整风中学习文件经验,好好布置研讨”【67】。同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也要求集体宣读两个文件并认真学习,联系部队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等开展讨论,向师政治部写出报告【68】。7月1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也依据中宣部通知,分“四级”规定执行办法,其中延安边区一级与各分区级县级均强调“按照整风学习的组织进行研究讨论”【69】。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成为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的第二阶段,中共借此进行自身调适以更好地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团结抗战。

《中央直属党委关于研讨中央“七七”两宣言通知》,《解放日报》,1942年7月12日,第2版。

“讨论研究”的方式显然与中共正在进行的整风学习有关。各地方为研讨两个文件,往往停止正在进行的整风学习,规定专门研讨的学习时间以示重视。学习时间多则两周,少则几天。中央直属党委规定的研讨时间为“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70】。西北局规定“延安边区一级”研讨时间为“从七月十六日到十九日”,各分区级县级的时间“按照当地情况规定之”【71】。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未统一规定研讨时间。地方上多用一周时间研讨,神府县机关学委会自7月21日至28日,《抗战日报》《晋西北大众报》、美术工厂的全体工作干部自7月24日至30日,均停止整风文件学习,专门研究讨论两个文件【72】。一一五师直属队在整风学习的紧张阶段中,甚至抽出两周时间专门研究两个文件,并由师政教育科提出四个讨论题【73】。还有开展多轮学习研讨者,7月27、28日,中共太行分局进行干部讨论会研讨两个文件,会后决定自8月1日起以半月时间“再作深入的研究讨论”【74】。地方各级党委形成一股学习两个文件的热潮。甚至有人在行军途中也阅读两个文件,7月13日,陈伯钧晨起后将“‘七七’五周年纪念宣言和告将士书又看了一遍”【75】,形成自主阅读的学习氛围。

关于两个文件的讨论研究主要采取讨论会形式。《抗战日报》等单位全体工作干部先利用一周时间精研细读两个文件及有关文件资料,并记下笔记。然后各学习小组分别召开讨论会,依照问题集中意见。8月1日,全体干部合并举行讨论,先由各小组事先推定的代表发言,再由其他同志补充或展开讨论【76】。晋西北军区政治部全体干部集体讨论两个文件历时八小时。事先各小组充分准备,然后各代表分别发言,其余同志补充讨论。讨论后,主席团系统解释宣言内容,解答争论的问题。最后由宣传部长柳林指出研究宣言应有的立场【77】。山东省战工会也是先用三天时间分组精读与讨论,然后集体讨论【78】。正式讨论会进行前,事先往往需要“准备好自己的发言提纲”,即将学习文件后的心得、发挥、感想、反省等“作一个总结,使其更富于系统性条理性”【79】。两个文件的研究讨论能使党员们正确认识两个文件精神,便于进一步向各界群众进行宣传。

研讨会能集中话题凸显两个文件的核心内容。边保直属队干部围绕“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口号的根据”“战后应根据什么原则建立新中国”等拟定题目,讨论党中央的两个文件【80】。延长驻军某团讨论两大文件时,部分同志对“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发生争论,拟经讨论后再进行一次测验【81】。各级党委希望能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以实现研讨目的。

某些地方规定参考材料,希望两个文件的研讨学习更富有成效。中共中央直属党委与中共西北中央局规定的参考材料有“《大西洋宪章》《二十六国宣言》《苏美同盟条约》《苏美协定》《斯大林五一命令》,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共《施政纲领》及所颁各种社会政策等”【82】,涉及内容广泛,且不限于中共文件。也有一些地方配合实际工作,使两个文件学习更贴近现实。鄜县警备旅将两个文件作为党课教材教育普通党员,务求获得学习实效【83】。中共襄垣县委决定在贯彻学习这两个文件的同时,在全县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宣传“二年胜利”(即再用两年时间将日军彻底消灭)活动,以此鼓舞群众士气,增强对敌斗争的胜利信心【84】。刘伯承将“怎样使我根据地党政军民全体领会中共中央‘七七’发表的两大文献”与正在进行的由“七七”起以两个月为限的政治攻势结合,使之更深入地传播【85】。中共各级党委均相当重视两个文件的研讨学习,学习办法一如正在进行的整风学习。

全党讨论研究两个文件使每个党员把握“主张方针目的”,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还要求向“广泛的党外全国人民各根据地人民宣传解释”。“宣传解释”因多面向社会民众,故形式丰富。各地方制定相关宣传办法。西北局规定的“一般的宣传”即指如何向党外人士“宣传解释”:“在边区各地群众会上宣读讲解,利用木牌、墙壁写标语,及召集各界人士开座谈会,把宣言送他们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利用各种关系把宣言送给边区以外各界人士看,并随时反映他们中的意见”;“各种报纸要有系统的介绍解释上述两个文件的内容”;“边区文协应计划采用文艺形式(如戏剧、歌曲等)广泛进行通俗的宣传解释”【86】。如此,希望能更好更广泛地向党外人士宣传解释两个文件。绥德市为扩大两个文件宣传,专门召开各界扩大宣传筹备会议,组织筹委会,确定宣传时间和活动项目,并获得宣传经费数千元【87】。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也扩大宣传两个文件,专门组织宣传工作团【88】。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特别召开部务会议,讨论如何广泛宣传解释两大文件,规定“印小册子广泛送发社会人士,把争取时间加强团结和战后新世界新中国等问题充实到各种教材中,作为干部及国民社会教育的读物,另编通俗读物供一般群众阅读”【89】。

两个文件的翻印分发张贴是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宣传方式。庆阳驻军、机关、部队等大量翻印“七七”宣言,各处分发、张贴【90】。靖边县委翻印宣言若干份向外散发【91】。此外,更多的是利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鲁艺”专门将两个文件中的重要内容制作成歌曲传播,如《抗战五周年进行曲》《七月里的边区》等。绥德警区政治部及特委宣传部,将“七七”宣言重要内容制就大批传单、漫画、简短戏剧,深入民间宣传【92】。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为扩大两大文件宣传,采用群众大会、晚会、座谈会、访问、街头戏、歌曲、民谣、木刻、宣传画、标语、传单、闪击宣传等方式深入群众工作【93】。《大众日报》出版“七七”专号,编辑刊载两大文件的“抗战五周年纪念特刊”,搜集“七七”前后所有重要文献、论文、通讯、新闻,配以木刻插图,随报赠阅【94】。丁玲曾回忆,1942年7月份,朱德约几位在延安的作家到总司令部所在地桃林去看电报,通过看电报让作家们了解生活,写出一批纪念抗战五周年的文章。她将之视为“深入生活”【95】。这些贴近百姓生活的宣传形式更易于被普通社会民众所接受。

座谈会是“宣传解释”的最常见形式。不少地方均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一二九师即要求根据地召开有绅士名流及群众领袖参加的座谈会,宣传和讨论两个文件【96】。中共鄜县县委邀请地方士绅在晋旅政治部举行“中共七七宣言”座谈会,共到三十余人【97】。靖边县委与县政府为广泛传达中共“七七”宣言及反映人民意见,在县府新址召开士绅座谈会,到会士绅十余人【98】,特别邀请陈伯钧讲解“七七”五周年宣言内容,虽然士绅们发言不积极,但“对我党宣言之政治主张还是十分赞成的”【99】。晋察冀日报社特邀请边区士绅及中外名流,举行规模颇大的时事问题座谈会,拟定“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为题,分析“有哪些根据和条件”【100】。座谈会能使问题交流更集中,讨论更深入,亦能加深民众对宣传的理解。

中共主办的报刊为配合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从舆论上引导宣传主旨与方向。如7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以“建立新中国的客观条件”为题,展望中共“七七”宣言关于战后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各党各派合作’的新中国”构想,强调不仅“合于全中国同胞愿望的奋斗目标”,且有“充分的根据和条件”【101】。7月19日,《解放日报》社论强调战后建设新中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方针”,并驳斥国共两党合作是因大敌当前,当战争胜利后将“恢复过去的分裂的内战的局面”的说法【102】。7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为“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正是“七七”宣言强调的“为克服困难,为迎接胜利”,加强对敌伪宣传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03】。社论阐述“七七”宣言中的重点内容,并驳斥社会的质疑。8月2日,《解放日报》社论强调“以团结力量建设战后新中国”,要求“加强团结,熬过困难两年,并树立战后新中国建设的前提”【104】。8月5日,《解放日报》社论强调中共“七七宣言”中重申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四大政治方针,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自己的诺言”,这些“不仅适合于抗战时期,而且适合战后的建设时期”。中共和全国各阶级各党派相合作,以保证“中国的不可战胜”与“中国战后的光明”【105】。系列社论文章被中共其他地方报纸广泛转载,引导舆论形成强大社会影响,也奠定中共宣传两个文件的基调。

中共向各界人士宣传解释两个文件,使其政治主张和建国方针得到广泛传播,增强了中共与民众间的联系,解答了人们的疑问与困惑,中共政治理念得以深入人心,进而巩固抗日根据地建设。

五

维持“团结”主张的传播与根据地建设

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不仅在纪念话语上呈现特别之处,纪念形式上也新增“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因中共提倡“团结抗战”“团结建国”,故抗日根据地需要克服困难、加强建设、迎接光明。更何况,政党政派借纪念活动表达自身政治诉求,为历来所倡导,亦属纪念题中的应有之义【106】。朱德与彭德怀共同发布《七七纪念五周年告华北同胞书》,强调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巩固根据地“以待反攻”【107】。林伯渠为纪念抗战五周年,撰文将“三三制”视为中共政权建设的“伟大的创造”,为“抗战旗帜下的一支新军”【108】,显然偏重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王若飞也着重阐述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取得的成绩【109】。中共最终出于加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建设需要,轰轰烈烈地研讨宣传两个文件,在传播团结抗战、团结建国的政治主张方面,收获相当不错的客观效果。

首先,中共政治主张获得拥护支持。中共在“七七”宣言中提出“抗战的主张及对抗战胜利后建国的主张”,强调“团结抗战,团结建国”,受到抗日根据地各界群众的广泛拥护支持。两个文件传到庆阳时,有牧师即说:“我同意中共的宣言,拥护国共进一步合作,战后新中国的建立,我更是同意共产党的主张的。”【110】山东抗协负责人张伯秋用“真挚的言词表示对于中共‘七七’宣言的赞扬”,认为团结抗战“合作共同建国”的主张“一定可以实现”【111】。行唐县召开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大会,到会士绅、地主、名流、和尚共计四十余人,读中共“七七”宣言异常欢腾,一致表决通电拥护:“我们一致赞同并拥护你们的英明主张,我们愿国共两党在长期合作下团结抗战,团结建国。”【112】滨海各县区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七七”宣言传达,均“衷心深感欣慰”,积极赞赏“中共英明远大之主张”【113】。

社会民众更关注中共提出的“团结建国”问题。因中共不仅主张建设“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各党各派合作的战后新中国”,且宣示愿与国民党团结合作,尊蒋介石为“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114】。如此主张对久处战乱中的百姓而言乃久旱逢霖,自然备受拥护。《解放日报》记者询问延安士绅、商会会长、参议员、小学校长、农民对中共“团结建国”主张的意见,他们纷纷表示“国共团结建国是可能也是必需的”,愿为“中共‘七七’宣言之实现而奋斗”【115】。镇原县柳林镇商会座谈会上,王掌柜说:“咱绝对拥护共产党这个宣言。只有国共团结,抗战才能胜利,只有国共团结,建国才会成功!”【116】“团结抗战、团结建国的重大问题与其前进方向”使全国人士欢欣鼓舞,舆论称“使我们真正认识了新中国的面貌,廓清了一向的疑窦,明确了我们努力的远大途程”,给中国人民描绘一幅“美丽辉煌的新中国远景”【117】。中共政治主张受到抗日根据地各界民众热烈追捧和支持。

其次,中共伟大形象得到深入传播。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让抗日根据地民众更深刻了解到中共是切实从百姓利益出发的政党,提倡“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战后新中国,要求抗日根据地将士“始终与老百姓一起,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与自由”【118】。这些政策宣传给抗日根据地民众留下良好印象。太行各界讨论中共“七七”宣言座谈会上,有人说:“今天政府讲民主,让老百姓说话,一点官僚气也没有,民众都很满意。但是他们怀疑抗战胜利以后,是否还这样自由呢。看了中共两大文献,可以说,这种自由,一直还要有的”【119】。更有人直截了当地说中共抗战五周年宣言“告诉全国老百姓抗战怎样就会胜利,和抗战胜利以后咱们要建立怎样的一个新中国”,皆是“为全国老百姓的幸福打算的”【120】。中共“七七”宣言使民众意识到“中共的希望就是全民的希望,如果谁要违反这个希望,当为民众唾弃”【121】。正因为中共政治主张立足于群众,才能在民众中树立起光辉形象。

朱亦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五周年宣言》,《晋察冀日报》,1942年7月10日,第4版。

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团结建国,便是从群众利益出发。抗日根据地各界民众在阅读两个文件后,纷纷赞赏和支持中共政治主张。镇原县委所组织的“七七”宣言座谈会上,有人盛赞中国共产党言行一致坚持团结抗战政策,更相信“共产党是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122】。知识青年庄治田敬佩中共“胸怀光明磊落”,不仅“拥护蒋委员长为抗战领袖,并承认为建国领袖”【123】。士绅姚尔觉说中共愿意奉蒋介石为抗战的领导者与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正表明“中共对于新世界的建设和新中国的建设的热情”,为“全国抗战同胞的迫切要求”【124】。中共通过自身行动树立良好政治形象,作为群众利益代表,赢得人民拥护支持。靖边县委与县政府召开士绅座谈会,会上高吉祥所言即代表广大民众心声:“自民国以来,没有一年不打仗,老百姓没过个一天好光景,只要大家能团结抗战,胜利后团结建国,不再打内战,这正是老百姓的要求,共产党这个宣言,的确是说出了老百姓心里的话。”【125】中共从行动上、思想上皆是老百姓代言人。

再次,民众胜利信心得以增强巩固。1942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抗战面临最困难时刻,正因如此,中共中央指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将士顽强斗争克服困难。于是,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口号,鼓励根据地民众,增强胜利信心。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指出“我党要在两年内战胜日本人的口号使民众以及党的干部受到很大鼓舞”【126】。这是抗日根据地不断遭受日军扫荡围剿后,增强根据地百姓的胜利信心之举。“刘堡”部队研讨两个文件时,觉得两个文件加强了胜利信心,且“有了胜利的明确时间”【127】。因根据地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故有人在“七七”宣言座谈会上道出:“敌后我军所处之困难情景,确属抗战以来所未有,但我军民均有胜利信心,努力克服困难坚毅抗敌到底。”【128】故“明年打败日本”已成全国抗战军民的“一致信念”,且“这个信心是有客观的可靠的根据的”,强调因敌人接近死亡,也更加疯狂,是“接近胜利的困难”【129】。各界民众鼓起勇气提振信心,咬紧牙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抗日根据地普通民众更是异常兴奋,终于有了胜利的时间表。志丹县吴家沟“一位老汉”谈起中共“七七”宣言:“苦也吧,甜也吧,再努一下力就行了。”也有用形象的比喻:“抗日好像牛拉车上山,快到坡顶时,须得更留意,大家再苦干一年,牛车就可到达出顶了。”【130】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描述内心对未来抗战胜利的想象,正是中国亿万最普通百姓的盼头。沂蒙商人知晓“七七”宣言后,高兴地说:“这可盼出个日子来了”。也有士绅说:“我今天带来了一肚子受鬼子的冤气,要求向抗日政府哭诉的,但阅读中共中央宣言后,心底大为放宽,盖和它算总账的日子已不过两年了!”【131】老百姓的语言质朴,但有共同心愿,希望抗战胜利早日到来。各界研讨两个文件时多讨论两年内打败日本的条件和根据,更好地消除民众疑虑,增强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当时群众编出“今年打败希特勒,一天一顿掐疙瘩;明年打败日本,一天一顿烙饼”的顺口溜【132】,长期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军民受到极大鼓舞。两大文件“对我全国军民,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与决心,亦必将更加提高”【133】。当时也有人警醒地说“明年打垮日本”是宣传口号亦是行动口号,但并非“在十二月卅一日午夜立个界碑,过此还没有全打垮,就说此口号欠正确”【134】。这是从“口号”角度理解明年将打败日本赢得胜利,显然将之视为提振民众胜利信心的精神鼓舞。

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广泛研讨宣传两个文件,正是基于加强和维持与国民党团结合作需求的考虑。该研讨宣传注重阐述抗日根据地建设,要求克服困难迎接即将到来的最终胜利。从实际情况而言,确实有动员社会之成效,为后期抗战奠定了基础,赢得了民心,树立了信心。

六

余  论

纪念活动往往容易被冠以“例行公事”之名,且中国共产党纪念抗战相关事件,多重视“九一八”而淡化“七七”纪念。虽然如此,1942年“七七”纪念却受到中国共产党异常地重视。

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以团结抗战、团结建国为主旨,由此提出“主张方针目标”,肯定蒋介石与国民党在抗战及战后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其实,除1938年“七七”纪念中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拥护蒋介石与国民党外,1939年至1941年,受国民党“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政策影响,中共“七七”纪念话语在呼吁“团结抗战”同时,毫不留情地反击国民党的反共行径【135】。1942年“七七”纪念之际,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依旧微妙,但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136】。如此表述在皖南事变后尚属首次,可以说是“我党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137】。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回到抗战初期统一战线下对蒋介石的态度和立场,纪念话语的转变正是中共政治主张与态度的表达。

1942年中共如此重视“七七”纪念,试图利用其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与国民党的团结,事实上也颇见成效。国民党当局允许《新华日报》有删节地刊登中共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并表示对国共关系问题要采取政治而非军事解决的方针【138】。7月5日晚,董必武与王世杰谈及中共决定在“七七”宣言中“重申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二日之宣言,拥护蒋委员长服从三民主义等”,希望与国共团结问题能从政治途径解决,指定二人联络接触,并将这些转达给蒋介石【139】。次日,王世杰将董必武所言向蒋介石详述,请其考虑【140】。同时,蒋介石确定“对俄对共政策之决定,俄应宽严并用,对共则先宽而后严,应派定专员,开始协商办法”【141】。7月7日上午,蒋介石阅读各报“七七”纪念重要文字【142】,其中应包括《新华日报》。11日,国民党方面以张治中为代表与周恩来及董必武会谈,其中周、董强调“克服困难办法主要是国共合作”,“请中央了解中共‘七七’宣言所表明之政治态度”【143】。不久后,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并派定与共产党的接洽人员【144】,派联络参谋到延安。这些与中共维持团结的努力不无关系。

因局势产生变化,中共“七七”宣言收获意料中的效果。毛泽东认为“我党七七宣言及整顿三风运动在各方有很大好感”【145】。周恩来也觉得中共“七七”宣言起到维持团结的效果:“自今年四五月间第三次反共高潮被苏联军民胜利的保卫南俄使日寇不敢北进,反而进攻滇、浙、赣,及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等事实所打消。目前两党关系稍趋缓和。”【146】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表态维护了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局面。

当然,该次“七七”纪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共内部,即中共定位未来政局,统一了全党上下思想。胡乔木回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提出改善国共关系呢?毛主席有两点考虑:一点是国际形势的好转势必影响中国,有利于国共关系的改善;另一点是英美若能按其允诺在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反法西斯战争就有可能在一两年左右结束,我党需要预先作出准备,提出对战后中国前途的设想”【147】。毛泽东自己也说改善国共关系提出战后新中国方针是一种策略。中共“七七”宣言成为中共战后建国方针的最早制定【148】,既是中共构想未来新中国的表述,也是人民的愿望和需求。当时有不少人意识到该次“七七”纪念有重要历史意义与战略意义【149】,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认为中共提出了战后建国方针。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好准备,巩固根据地建设迎接胜利,提供“团结建国”基础。如此方针也影响到战后新中国建设方略。

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本身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两个文件的学习过程中难免产生争议,而研讨能消除争议,统一思想。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召开的讨论两个文件会议上说,这两个文件“将更提高全民族的抗战情绪”,而“一些悲观失望和麻痹现象都是不正确的”【150】。绥德党政军民讨论两个文件,有同志对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存在争议,于是拟在充分研究学习后再进行测验【151】。刘荒宣讲“七七”宣言,当他讲到中共主张“一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寇”,即有人赞同也有人质疑,于是讲课成了“互相质疑和争论的大会”。最后通过讨论使战士们意识到“中央给我们指出的战后新中国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希望,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而我们还得咬着牙关熬过最困难的两年”,才能真正使胜利“成为肥硕的果实”【152】。中共滨海地委机关讨论两大文件,也是最终才达到共识:“使每一同志得到对此文献的正确认识,而决心今后更加认真的提高自己,准备好一切,担当起目前和将来艰苦而伟大的任务”【153】。思想在讨论中达成共识收获统一,这为抗战时期中共发展提供了统一思想基础。

以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为切入点,来观察中共借纪念活动维持与国民党团结的努力,不仅关涉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关系,也表明战后新中国建设中愿意与国民党合作。这既是中共政治主张和理念的展示,也是抗战时期中共重大政治抉择的表征。该时期中国最大的现实政治是抗战,故中共借“七七”纪念强调与国民党团结抗战、团结建国,在关键时刻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纪念的整体过程而言,从中共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恰是中共政治动员的操演,巧妙运用纪念活动这一政治文化手段宣传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同时,也顺势自觉地加强了自身抗日根据地建设,通过研讨宣传两个文件,在根据地进行广泛动员,为战后新中国建设提供条件和巩固基础,中共在此间体现出长远的战略意识。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的研究,不仅能加深理解中共运用纪念活动方式的日渐成熟,也能更好地观察中共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