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之国——从政治视角检视魏玛国防军(1)
来源: 学习历史开阔视野
“军人不问政治”,这是德国军队及其军官团一向标榜的信条。但是,在德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中,军人永远处在政治旋涡的中心,左右着政局的发展,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这一点在1919年到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近现代德意志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是第一个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但它的基础是薄弱的,寿命是短暂的,并最终为极端的法西斯体制所代替。究其原因有很多,既有资产阶级的软弱,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传统,也有经济危机的冲击和纳粹运动的兴起,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它没有一支忠于共和国且可靠的军队。作为一种传统的延续,魏玛时期德国国防军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同时扮演了民主的保卫者和掘墓人的双重角色,对共和国的存在和崩溃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章 传统与现实:国防军的政治地位及成因
1918年,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宣告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半专制君主政体的倒台,德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掌握了统治权,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民主的基础十分薄弱。由于社会民主党右翼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浦·谢德曼等人主张”在继续发展现存的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没有勇气清除旧帝国的代表,因而,垮掉的仅仅是君主制的外壳。大批旧文官被共和国未加改造地留用,容克的大地产制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容克贵族的政治团体纷纷改头换面,进入国会,而新的国防军更是旧陆军的浓缩,继承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精神衣钵,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
1918年11月3日,在基尔港的德国水兵拒绝出海与英军进行绝望的战斗,并发动了起义,点燃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导火索
虽然国防军在形式上向宪法宣誓效忠,但实际上独立于国会之外,在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国会始终未能实现对军队的有效监督和控制,反而是国防军利用民主制的危机,介入政治,加速了共和国的崩溃。国防军是名符其实的”国中之国”。这种政治地位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使然,还有共和国法律制度和政治运作的缺陷以及高级军官的个人影响。
革命·和约·宪法
魏玛国防军(又译帝国防卫军)作为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在十一月革命后的纷乱形势中,通过社会民主党右翼和旧军队最高统帅部的合作,在志愿军团和旧帝国军队的基础上组建的,其职责是镇压革命,恢复国内和平和秩序,巩固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边境安全。国防军政治法律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从1918年11月艾伯特格勒纳协定到1921年3月《国防军法》的漫长历程,其间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并最后奠定了国防军在共和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1918年11月9日,柏林民众聚集在帝国国会前的广场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谢德曼向他们宣告德国成立共和国
艾伯特一格勒纳协定:1918年11月,战败的可悲结局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崩溃,随着基尔港的枪声,一同降临德国,君主政体仿佛一夜之间垮掉了。民众走上大街,起义士兵在街头架起大炮并冲击了军营,军官的指挥权被取消,效仿苏俄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各地成立,军队中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本想保留君主制的社会民主党右翼迫于形势,宣布德国成立共和国,并与独立社会民主党一道,掌握了11月10日成立的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担当起临时政府的角色。末代帝国宰相,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在11月9日就职当天就发布公告,呼吁民众”离开街道,保持镇定,维护秩序”。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但是,面对斯巴达克派要求将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威胁,以及各地处于独立状态,不受中央控制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艾伯特和他的政府缺乏维护秩序和保持稳定的手段,而最有效地带来法律和秩序的手段依然留存在军队当中。旧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部从保存军队和军官团考虑,也有意同新政府合作。11月9日夜,第一军需总监(相当于副总参谋长)威廉·格勒纳将军打电话给艾伯特,提出”军队将受政府的支配,作为回报,陆军元帅(即兴登堡)和军官团希望政府支持在军队中保持秩序和纪律,并准备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战斗”,艾伯特接受了。社会民主党和旧军队的联盟就此建立,结盟的目的正如日后格勒纳所说:”要彻底消灭革命,重建一个有秩序的政权,由一支拥有实力的军队予以支持,并尽快召开国民议会。”
帝国陆军副总参谋长威廉·格勒纳将军
这是一个对共和国命运攸关的协定,它为新政府的巩固提供了前提,假如没有军队的支持,艾伯特政府就不能在极端革命的左派向它发起的进攻中存活下来。但是,它的政治隐患则更为深远,协定将政府和军队定位在一种平行的关系中,不是领导和服从,而是彼此利用,相互合作的关系,军队有条件地支持政府,而政府也要维护军队的利益,这就是未来国防军在共和国政治中独立地位的先声。
志愿军团与临时国防军:根据艾伯特一格勒纳协定,最高统帅部从前线调集10个师的部队帮助政府镇压革命,但是根据停战协定正在撤回国内并遣散中的旧军队很难组成有效的战斗部队。11月24日,陆军总参谋长保罗·冯·兴登堡下令组建志愿军团(又作自由军团),在一些将军的领导下,由下级军官在各地召集旧军队中的军官和军士、失业者、大学生组成大大小小的志愿部队,由陆军仓库提供装备和给养,在旧军官指挥下,充当镇压革命的先锋。据统计,超过40万人加入了志愿军团,是国防军正式成立前共和国主要依靠的武装力量。但是,这些志愿部队编制混乱,装备不一,良莠不齐,公开藐视政府的权威,在镇压革命的过程中制造了惊人的暴行,对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了新的威胁,连后来的陆军司令泽克特将军也承认,这些志愿部队具有”中古时代佣兵的性质,若把他们当作一个永久的、新军的基础是不适宜的,……应该革新他们的形式”。政府和军队高层都迫切要求用一支正规的军队来代替志愿军团。
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并在3月6日通过了《临时国防军法》及三个补充法令,授权总统解散旧帝国陆军,并组建临时国防军,在新的永久军队成立前,保卫边界,维持国内和平和秩序。考虑到未来的和约将在军事方面的限制,该法只为军队的地位提供了一个松散的法律框架。《临时国防军法》及补充法令规定:临时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权归共和国总统,并通过国防部长对军队实施领导;在新的国防部成立前,国防部长通过旧的普鲁士战争部行使职权;军官的指挥权得到充分的确认,总统有权决定军官的选拔、调动和晋升,但具体执行仍按原有制度;士兵由各地旧军队的军团司令部征召。另外,对旧军队的军官和军士进入临时国防军的标准、地方政府和军方的合作以及军队对宪法宣誓效忠都做了规定。《临时国防军法》充分体现了新政府和旧军队的合作关系,虽然该法确认了总统对军队的权威,军队对宪法效忠,但是从军官的权力到军队的人事制度和征兵制度,都一如旧观。根据该法,新军队的组建是旧军官团利用旧的军事机关来完成的,这决定了共和国军队只能脱胎于旧军队,而不是建立在民主共和基础上的民众军队。通过该法,军官团在新政府中保持了基本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为军队的特殊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临时国防军法》指导下组建的临时国防军,按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的说法,”是志愿军团的混杂和旧军队形式上的重建”。据统计,在有据可查的146个志愿军团中有80个全体或部分地加入了临时国防军,而在革命中保持建制完整的旧军队更是直接成为新国防军的一部分,如皇家第175步兵团成为新的第102和第34步兵团的基干。临时国防军在高峰时达到40万人,它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自旧军队,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和君主主义的,正如一位志愿军团指挥官莱因哈德上校所说:”当一个人忠诚地为他的国王和祖国服务了三十年,他不能突然说:‘从明天开始,我就是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从总体上说,军队的政治态度是仇视革命和憎恶共和民主的。虽然也有少数有共和思想的人加入了军队,但按《凡尔赛和约》而进行的军队裁减中,他们很容易被清除出去。
《凡尔赛和约》:1919年6月28日,德国和协约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和约对德国军队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规定:陆军10万人,其中军官4000人,编成7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海军15000人,装备6艘旧战舰,6艘巡洋舰和少量轻型舰艇;禁止成立空军;禁止制造、装备、引进重型火炮、坦克、毒气、潜艇和飞机;禁止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服役期军官最少25年,士兵最少12年,每年退役的官兵不得超过总额的5%;禁止成立后备军和一切动员措施;解散总参谋部、军事院校和士官学校;一切军事物资交予协约国管理;莱茵河右岸50公里为非军事区,拆毁西部边境上的所有堡垒、工事;协约国成立国际军控委员会进驻德国,以监督军事条款的执行,德国政府必须全力合作。和约还特别指出德国要完全承担战争责任,并要求将兴登堡等高级将领作为战犯交给国际法庭审判。
1919年巴黎和会会场,在这里诞生了让德国人难以接受的《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队的规模、组织和武装做了最终规定,是未来国防军最基本的法律基础,但是,其条款之苛刻,在德国民众和军队中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极大地危害了共和国的稳定。首先,严格的军事限制极大地刺激了德国的民族复仇情绪,特别是关于战争责任和审判战犯的条款更是被军官团视为极大的侮辱。以普鲁士战争部长莱因哈特将军为首的将军们曾密谋,一旦政府接受和约,就发动兵变,重开战端,在德国东部继续抵抗,虽然最后由于格勒纳将军的反对和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作罢,但军队对政府的不满却加深了;其次,根据和约,当时40万人的临时国防军要在1920年3月31日之前裁减至10万人,但大批官兵离开军队后不能适应公共生活,更愤于昔日荣耀的丧失,将怨气转嫁到政府身上,认为政府在危机时利用了他们,事后又一脚踢开,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了右翼准军事组织,从事反共和国的活动,同时裁军问题也是引发1920年3月卡普暴动的直接原因;再次,和约对官兵超长服役期和每年退役官兵不得超过5%的规定,在军队内部造成了浓厚的”军队情结”,保存了军国主义的精神,从外部来说,则阻断了共和国政府通过撤换军官来改造军官团,并建立忠于共和的军队的途径。
《魏玛宪法》:1919年8月14日,魏玛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正式生效。作为共和国的根本大法,《魏玛宪法》对国家的军事事务做了相关规定,构成了未来国防军的另一个法律基础。《魏玛宪法》规定:总统经国会同意有权宣战媾和,同其他国家缔结同盟,订立条约(第45条);总统有权任免文武官员(第46条):总统掌握联邦一切国防军之最高命令权(第47条);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总统在国内安全和秩序受到扰乱或危害时,可以使用兵力恢复之,并暂时停止全部或部分公民基本权利(第48条);总统对军队的决定和命令,经国防部长或总理副署后方能生效(第50条);国防事务,专属于联邦(第79条);名誉军事法庭,应予撤销(第105条);除战时及军舰内外,军事审判权应予撤销(第106条);一切国防军人,应对本宪法宣誓(第176条)。
苛刻的《凡尔赛和约》让德国人愤怒不已,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接受和约
新宪法将军队统帅权归于总统,国防事务归于中央政府,将军队置于法律框架内,相对于第二帝国时期军队独立于宪法,只对皇帝宣誓效忠的状况,无疑是一个进步。此外,宪法取消了军事裁判权,将军队置于民法的管制下,也是对过去军队特权的否定。历来对《魏玛宪法》存在争议的莫过于其著名的第48条,被认为是专制独裁的渊薮,民主悲剧的根源。的确,该条款赋予了总统特别的权力和军队在紧急状态下的特殊地位。单从法律上看,国家元首和政府运用包括军队在内的非常权力恢复秩序,在各国法律中并不鲜见,无可厚非,关键是行使法律的人和具体的环境。在魏玛共和国前期的危机中,第48条的确起到了稳定政局的作用,但在后期,却导致了专制独裁的建立。无可否认,在德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专制传统和特殊军政关系的国家中,第48条具有很大的政治隐患。同时,军队对宪法的权威性也并不认同。虽然军队向宪法宣誓效忠,但泽克特认为,过去”军官服役的关系,完全建筑在对皇帝个人的忠诚服务上,……现在要为旧日的服务观念下一个新基础,……宪法只要经过国会三分之二的同意,每天可以修改,不宜于作为这种内心义务的基础”。因此,国防军官兵被教导要忠于超越所有政党和法律的民族和国家。
《国防军法》:《魏玛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共和国基本政治架构的形成。1919年10月1日,新的国防部成立,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任国防部长,旧的最高统帅部和普鲁士战争部随之解散,原普鲁士战争部长莱因哈特将军出任陆军司令,成为国防部长领导下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共和国的军事统帅机构也基本形成,临时国防军根据和约规定开始裁减。但是,以柏林国防军司令沃尔特·冯·吕特维兹将军为首的高级将领强烈反对裁军,于1920年3月发动了卡普暴动。暴动很快流产了,但军事领导层也随之进行了大换班,国防部长诺斯克,陆军司令莱因哈特引咎辞职。新任陆军司令泽克特一面整顿军队,一面继续裁军,至1921年3月,已接近完成。同时,政府和军队高层也考虑通过一部正式的兵役法确定军队的法律地位,完成由临时国防军向永久国防军的过渡。泽克特亲自参与了法案的起草。
1921年3月23日,国会正式通过《国防军法》。该法综合了以往各个法律、法令的内容,是对国防军法律地位的最终确立,标志着国防军的正式成立。《国防军法》重述了和约和宪法对军队的相关规定,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军人政治自由的限制。该法规定:现役军人在政府部门中担任公职受到严格限制,不得参加任何政治团体和政治集会,不得参与公民投票;国防部长有权禁止攻击军队的报纸在军队中的发行;士兵可以在不违犯纪律和军人职责的前提下参加非政治团体,但国防部长和高级军官可在必要时加以禁止。通过这重重限制,可见共和国政府希望创造一支”非政治化”的军队,将军队置于超然于政治的地位,避免帝国时期军队凭借特权地位对政府施加影响的重现,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个目的落空了。军队高层也强调军队的非政治性,但却有着不同的用意,他们希望通过这些限制摒除各个政党,特别是中左派政党对军队的影响,防止民主共和思想在军队的传播,保存军官团和军国主义精神,成为政治上的”国中之国”,实际上是使军队中下层脱离政治,而成为个别高级将领干预政治的有效筹码和可靠工具。

列队行进的魏玛国防军官兵,在泽克特的领导下,国防军日益成为政治上的独立王国
从艾伯特一格勒纳协定到1921年《国防军法》,魏玛国防军从旧帝国陆军的灰烬中重生了。从表面上看,这支军队不再属于帝国和皇帝,而向宪法宣誓效忠,由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统率和文职的国防部长领导,从规模到政治行为,无不受到重重限制,但是,它却绝不是一支拥护共和民主的军队,而是复活军国主义的胚胎,是反民主共和势力的坚固堡垒,在表面的限制下,国防军在政治上却是独立的,突出表现在它的几个特点上:首先是延续性,”国防军是旧陆军精心挑选的继承者和血脉所系,它的发展是延续性的,而非革命性的”。国防军的核心来自志愿军团,而志愿军团的核心来自旧陆军。”按照计划组织新军时,在可能范围内,开始就与旧军的形式和性质相联接”(泽克特语)。军官团的构成和候补军官的来源表明,国防军仍是过去的权势阶层的专利;1920年,军官团中贵族军官的比例达到21.7%,在个别团队甚至达到50%;1926年,候补军官中有44%来自军官家庭,41%来自高级官员、教授、律师、医生和牧师家庭,这两个阶层一直都是普鲁士军官的主要来源。其次是保守性,新国防军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旧军队,即使新兵也是从相对保守的乡村征召,从思想上说,他们大多是君主主义者,对共和国即使谈不上敌视,也是冷漠的,对议会民主更是深恶痛绝。他们牢牢抓住旧帝国的荣光不放,拒绝使用共和国黑、红、金三色旗作为军旗,坚持使用黑、白、红三色的旧帝国军旗,甚至到了1928年还有部队佩戴旧军队的徽章。再次是独立性,正如上文所述,在”非政治化”的外衣下,将政党活动完全排除在军队之外,甚至以晋升、加薪作为揭发军队中政治活动的奖励。军队开设自己的政治课程,向士兵灌输军队的”荣誉”和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军队的一切事务归陆军司令泽克特统管,他经常越过国防部长直接向总统陈述意见,国防部长则成了国会中军队非法活动的辩护士。军队预算的使用,人事调动,官兵选拔,政府和国会都不能过问,军方甚至公开反对政府的外交政策,背地里同苏联建立了秘密军事联系。总之,在泽克特领导下,国防军成了针插不透,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国中之国的渊源
魏玛共和国是用从君主政体上拆卸下来的材料建设起来的。对旧王朝念念不忘的国防军成为民主共和大厦里一根不协调的支柱:上面顶着民主的天花板,下面踩着专制的基石。这种尴尬情形不是几个将军在办公桌上摆上皇帝的画像就形成的,而是在德国军国主义的深厚土壤中成长起来,在战败投降、任人宰割的凄风苦雨吹打下结出的果实。国防军”国中之国”的政治地位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军人的国度:国防军的特殊政治地位是近代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在政治上的历史延续。作为近代德意志国家的母体,普鲁士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法国政治家米拉波曾说:”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军队有一个国家”。这就是对普鲁士国家的生动写照。自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用一支雄冠欧洲的军队确立了普鲁士的强国地位以来,军队的特殊地位、军官团、军事部门均凌驾于民政部门之上,这些军国主义的特点就深深烙在德意志的政治生活中。德国的统一是在俾斯麦领导下,用普鲁士陆军的刺刀完成的,这一事实极大地强化了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并使普鲁士军国主义深入到整个德国的肌体中。在第二帝国时期,军队是权力和影响的象征,它不是向宪法而是向皇帝宣誓效忠,不须服从宪法的要求。在整个德国,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都深受普鲁士国王、普鲁士总参谋部和普鲁士军队的影响。在帝国的最高权力层存在着一种三位一体的制衡结构:帝国宰相俾斯麦)领导的政府对国家实施政治领导,总参谋长毛奇领导的总参谋部对军队实施军事领导,德意志皇帝则居中调节。当俾斯麦去职,政府方面失去了强力领导,而刚愎自用的威廉二世又不足以担当调节的角色,军队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更加膨胀,并左右了国家的政治决策。总参谋部的将军们用一种单靠军事胜利就能解决政治问题的观念来处理政务。在他们眼中,战争不再是政治的手段,而是政治的目的。他们用在军事上堪称杰作,在政治上却严重短视的施利芬计划将德国拖入一场大战,并利用战争,架空君主,取得了最高政治权力,建立了兴登堡-鲁登道夫的军事专政,使军队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
一战后期德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兴登堡元帅和鲁登道夫将军
战争的失败导致了革命和军队赖以存在的君主政体的崩溃,军队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军国主义的精神影响在共和国并没有得到清除。旧军官团的精英分子成为新国防军的领导核心,而新国防军也成为旧军队精神的传承者,正如国防军的创建者泽克特将军所说:”数量虽受束缚,但精神绝不可甘受束缚”。为此,他特意建立了”传统连队”制度:新国防军的每一个连都将被视为旧陆军的一个团的延续,国防军的21个步兵团就代表了旧陆军217个步兵团,并保持了它们的传统。共和国的军队继承了旧帝国的军旗和”荣誉”,时刻为一雪前耻而暗暗准备。当战争结束时,德军还在别国的领土上作战,这给人以军队并未被打败的假象,而是被所谓背后一刀的革命击败的。连共和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也认为,”如果不是革命暗中破坏,德国军队是能够抵挡协约国的进攻,直到赢得更为有利的条件来结束战争”。被迫签订和约的共和国替将军们承担了战败的责任,尽管和约得到了后者的首肯,但德国大众并不了解这些事实,对”军队铁拳”的盲目崇拜和信任仍然广泛存在于德国社会中,甚至在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头脑中,军队的荣誉作为一种传统应予保留。1918年12月,当从前线撤回来的军队经过柏林勃兰登堡门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艾伯特向他们致辞说:”我向你们致敬,你们从战场上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他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为了给予军队荣誉。尽管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具有悠久的反军国主义传统,但该党党员永远也不能从本国民族主义历史的记忆中消除德国军队的荣誉。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仍旧由容克资产阶级控制的国防军从一开始就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处于一种特殊地位,这是对旧帝国军队特权地位的直接继承,也是军国主义政治传统的延续。
乱世求生存: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严峻、复杂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共和国不得不依赖脱胎于旧军队的国防军来维持生存,这种依赖性决定了国防军的独立政治地位。十一月革命来得太匆忙,在此之前,人们仅知道军队在遥远的异国打了胜仗,可转瞬间就要吞服战败的苦果。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崩溃,”旧政体并不是被一个按计划准备的人民起义推翻的,它是当水兵暴动并且暴动在这个厌战的国家中迅速转到本土驻军和工人那里的时候自行崩溃的”。人们思想上都缺乏必要的酝酿和准备,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工人、士兵对现状不满的自发行动,而不是政党宣传、鼓动和组织的结果。对于未来德国的政治走向存在着争论和对立,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君主国,还是美法式的议会总统制共和国,还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派力量都力图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主动。但是,无论是主张在保存现有国家机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右翼,还是主张模仿苏俄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斯巴达克派,他们的政治主张都缺乏一支武装力量的强有力支持。

1918年11月,后来成为魏玛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的社民党人诺斯克(打叉者)在基尔港发表演讲,安抚起义水兵。由于缺少可靠的武装力量,社民党人无法对各地的起义者采取强硬行动。
“对于德国来说,是否能争取军队心悦诚服地站在新成立的国家一边,毫不含糊地使之服从政治领导,是一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大凡伟大的革命都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但十一月革命的突发性使各方都缺乏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军队的条件,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战前在工人群众中做了长期的反军国主义宣传,许多工人和共和主义者对军队存在深深的恶感,不愿承担军事义务。正如一位社民党领导人阿诺尔德·布莱希特教授所说:”人们经常议论,社会民主党应该建立自己的军队,但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都是热爱和平,反军国主义和反战的人,好战的人都追随共产党去了”。”德国革命的悲剧在于当革命的民主分子需要必要的力量来稳定自己的统治时,他们在支持自己的工人中却找不到军事力量的源泉。社会主义运动的和平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传统阻碍了建立一支强大的,拥护共和政体的军事力量以保卫新政权”。为了防止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重现,社会民主党右翼决定同最高统帅部合作。
1918年11月9日,艾伯特和副总参谋长格勒纳将军达成协定:总参谋部承担把前线部队调回国内和维持安定与治安这一双重任务,而军官团在维持军纪时受到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支持。这样,旧军队摇身一变成为新生共和国的保卫者,但指挥权仍然只操在军官团手中。军官们绝不是民主共和的信徒,他们坚信,国家领导所依靠的只能是权威和秩序。在他们眼中,军队就是权威和秩序的象征。在君主制倒台的情况下恢复秩序并使军队存在下去,是旧军官团暂时与共和国合作的主要动机。”对他们来说,保存军官团和军队作为将来复活了的民族主义德国的潜在工具要比效忠于君主制度重要得多”。对于共和国,按后来国防军首脑泽克特将军的说法,不是不可触动的。”共和国的领袖太多地依靠军队来支持他们,以抵御极左分子接收政权的威胁,以至于他们对军队所施加的有效限制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而军方却大大地利用了这个弱点”,在政治上并不服从于国会和宪法。
钻法律空子:共和国的法律基础和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存在有利于国防军的漏洞。社会民主党人很清楚军国主义的危险,并力图通过法律手段将这种危险减少到最小。早在1918年12月16日召开的人民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上,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就提出彻底改组军队的”汉堡七条”,要求最高统帅权归人民委员会,纪律执行权归士兵委员会,取消军衔制,军官由选举产生等,但当格勒纳以撤回军队对政府的支持相威胁时,艾伯特让步了。一位社民党议员在国会发言说:”政府和议会必须掌握足够的武力,……但是我不否认,国防军建立在志愿部队基础上是有缺陷的,其自身就能成为一种祸害…….借助于宪法,我们能重建一支合法的军队”。为此,共和国的立法者们可谓殚精竭虑,但迫于形势,他们的成果却很有限。”规避民主监督的军事体制的发展是宪法的致命弱点之一”。
从《魏玛宪法》到《国防军法》,无不强调军队服从于宪法,超然于政治,但宪法第48条又规定,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动用军队维持统治,军队就同总统的权威联系在一起,并使它在民主制发生危机时成为一种特有的政治因素。共和国末期的总统独裁就是以国防军为支柱的。国防部长作为总统之下国防军的最高领导,对国会负责,总统对军队的命令要经过国防部长或总理的副署方能生效,但是他既受到总统的领导,又受到国会的监督,常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实际上,在1928年退役将军格勒纳出任该职前,国防部长在领导军队方面所起的作用很有限。而且,根据宪法,总理由总统任命,国防部长由总理提名,经总统同意。国防部长对国会负责,但总统有权解散国会。到了共和国后期,总理和国防部长丝毫不会对总统的军事命令提出异议,总统和军队实际上是直接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完全不受国会和政府的控制。国防部长之下最重要的军事政治职位是国防部国务秘书。作为国会派驻国防部的代表,他对军队有直接监督之责。首位国务秘书是社会民主党人格莱策欣斯基,但他发现”周围所有的人都反对他,被迫辞职”,他的两位续任者也很快步其后尘。自1922年之后,这个职位就被故意空置起来。”由一位议会国务秘书对国防军进行监督这个打算却从未实现过”。
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国会始终没有实现对军队的控制
另外,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法律对军队的约束受客观环境影响而不能实现。如在艾伯特任总统时,他完全放弃了宪法赋予他的对军队进行控制的广泛权力,从一开始就没有去争取军队承认他的权威,他将国防部长和军队司令们视为军队的负责领导而不是他的下属,坐视国防军日益坐大。当兴登堡任总统时,总统和军队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更谈不上从民主的角度对军队进行监督了,再如宪法取消了军事裁判权,将军队置于民法管制下,但是,共和国的司法界和国防军一样,充斥着对旧王朝的怀念和对共和国的敌视,法官们对共和国的支持者严刑酷法,对反共和国的罪犯却网开一面,如刺杀财政部长艾茨尔贝格尔和外交部长拉特瑙的凶手,或从轻发落,或逍遥法外,靠这样的司法系统对军队加以管制,无异痴人说梦。国防军牢牢掌握了征兵和补充军官的权力,还向国会隐瞒了预算拨款的具体用途。国防军能够逃避议会的监督,”首先在于国会自己,因为国会的多数不理解议会的任务是把武装力量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

德国最主要的右翼政党民族人民党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堡(戴眼镜者)在发表演讲,在右翼政党眼中,国防军是不可触动的
对于右翼政党来说,国防军简直是不可触犯的”。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却长期受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令人惊讶的。作为主要的共和派政党,社会民主党在处理军队事务时也是短视和缺乏策略的。”可能因为全党上下对于1919年没有建立一支新型的共和国军队一直耿耿于怀,社会民主党再也没有能同军队达成和解,或对军队方面表示和解的姿态做出回应。它热心于揭露军队的非法政治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什么时候,军事提案提交国会,它总是采取一种极端和平主义者的立场就不可理喻了”。在1929年马格德堡党代会上,有人警告说,在军队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的共和国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但无人响应。
国防军之父:军队的政治态度首先取决于军官团,特别是高级将领的政治态度。1920-1926年任陆军司令的泽克特将军对整个魏玛时期国防军的政治立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汉斯·冯·泽克特(1866-1936)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将军家庭,1885年加入普鲁士陆军,一战中战功显赫,在军官团中颇有威望。1919年作为德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巴黎和会,并于10月任部队局(相当于总参谋部)局长。他为人冷峻,沉默寡言,被称为”戴单片眼镜的斯芬克斯”。在临时国防军时期,军队对共和国的态度分为三派:以莱因哈特将军为首的调和派主张同政府和解,容许政府干预军事事务,该派受到政府的支持,但在军中鲜有响应;以吕特维兹将军为首的强硬派公开反对共和国,强烈要求改组政府,废除和约,受到下层军官的支持;以格勒纳、泽克特将军为代表的稳健派主张同政府合作,但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军事事务,保持军队的独立地位。1920年3月卡普暴动后,泽克特继任陆军司令,稳健派掌握了军队领导权,按照其政治理念建设军队。
“国防军之父”汉斯·冯·泽克特将军
从政治上讲,泽克特是君主主义者,但他更是普鲁士军事传统的信徒。他主张,军队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军队服务于国家,只服务于国家,因为它就是国家”。他将军队视为旧的君主政体和尚未确定的未来国家之间的桥梁。”普鲁士传统、严格的纪律和对他个人的忠诚是泽克特工作的三条基本准则”,据此原则,他将国防军变成了”国中之国”。泽克特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对外交政策的公开质疑和对民主共和的消极态度贯穿了泽克特的一生”,并在内政外交方面赋予了国防军特殊的立场和行为准则。在外交方面,出于对西方的仇视,泽克特始终将法国视为敌人,将英国视为威胁,强烈反对斯特莱斯曼推行的与西方和解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德俄合作是确保德国安全的基石,主张同苏联接近,并且极度敌视波兰,计划同苏联发起一场联合战争,再次瓜分波兰,恢复1914年德俄边界。
在他主持下,从20世纪20年代初,国防军就同苏联红军建立了秘密军事联系,在苏联进行和约禁止的军事活动,成为重整军备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切最初是对政府严格保密的。在泽克特当政时期,国防部和外交部始终存在尖锐矛盾。在内政方面,泽克特强调军队的独立地位和对他个人的忠诚,”他从未真正努力过使他自己或军官团同魏玛民主相容,在他领导下,……陆军首先忠诚于军事领导而不是政治领导”。早在1920年1月16日,泽克特向政府建议:”在国防部长之下……安置一名将军”,对军队发号施令,”起着仅次于国防部长的陆军最高军事办公室和指挥部的作用”。他掌权后,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排除了政府对军队事务的有力干预。泽克特要求军队必须”非政治化”,超越政党,效忠于永恒的国家和民族。在各主要政党中,只有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与国防军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对共和派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泽克特极为反感。在他的默许下,国防军同”钢盔团”等右翼准军事组织关系密切,将他们视为军事和政治上的后备军,为其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在这一问题上同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内政部矛盾很深。
虽然泽克特要求军队超然于政治,但并不妨碍他以国防军为筹码对政府施加影响,在1923年的危机中,他以”军队不再信任总理”为由,逼迫总理斯特莱斯曼辞职,并根据第48条规定建立了军事专政,这些都成为他的继任者在政治上的样板。由于在处理同政府关系上过于僵硬,且与兴登堡总统关系冷淡,逐渐失去了军官团的信任,于1926年辞职,但是其影响却贯穿整个魏玛时代,他对民主共和的敌视和对军队地位的维护,同日后国防军干预政治,破坏民主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章 稳定与危机:国防军对共和国政局的影响
魏玛共和国在短短14年的历程中,经历了由危机到稳定再到危机的起伏过程。面对危机,国防军作为共和国最强有力的暴力工具,它的作用尤为引人注目,对政局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虽然军队对共和国颇为憎恶,但在战争失败,任人宰割的严峻形势下,从镇压革命、维护统一的目的出发,国防军愿意同政府合作,并履行抵御外侮、维持秩序的法定职责,对共和国初期克服危机,步入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深受君主主义和军国主义浸润的国防军与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存在根本对立,不可能全心服务于共和国,而且军官团比政治家们更急于为战败复仇,并期望恢复昔日的特权。因此,当外部威胁减弱,民主制度发生危机而陷入困境时,军队作为特殊的政治力量同其他保守反动势力一道向议会民主发起进攻,最终葬送了共和国。
风雨飘摇定乾坤(1918-1923)
魏玛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一种左右逢难的窘境:在政治和经济上基本未触动旧的德国,反对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而被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左派视为”革命的叛徒”加以坚决的反对;同时,共和国取代了君主政体,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就被极端保守的右派当成”民族的叛徒”和”十一月罪人”加以坚决的颠覆。在德国外部,法国极力强化凡尔赛体系,千方百计地削弱德国,在赔款问题上百般刁难,积极构建”小协约国”,煽动德国国内的分离主义势力。泽克特将军坚信,”法国仅仅在等待一个机会来肢解德国”。在东部边境,新生的波兰对德国怀有深深的敌意,而被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苏俄向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进军,也让德国军政领导人惊恐万分。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军队的态度和行动成为共和国生存的重要因素。
共和国的基石
面对动荡的局势,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最需要的是一支可靠的军队来弹压反对力量,恢复秩序,为创建一个像模像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的必要步骤–举行选举,组织政府,缔结和约,制定宪法–争取时间,提供保护。艾伯特在1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使我们不致陷入绝境而绝对需要的东西”。根据艾伯特格勒纳协定,由总参谋部负责从前线调部队回国维持秩序,但厌战已久的旧军队无力完成这个任务。

著名的志愿军团领导人冯·埃普将军
到1918年圣诞节,为剥夺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权力而派往柏林的10个师只有1000多人携带武器留在军营里。格勒纳写道:”军队掀起一股逃跑回家风,10个师什么也做不成,清洗柏林布尔什维克分子和回收武器的全部计划根本无法完成”。同时,人民代表委员会于1918年12月12日通过成立”国民军”的法令,并通过柏林士兵委员会组织了几支小部队,但他们不是政治上极不可靠,就是缺乏训练,不适于战斗。最终,政府和军方将目光投向最高统帅部为保卫东部边境于11月间组建的志愿军团,其核心大多是由旧军队的军官和军士组成的冲锋连,战斗力较强。如前所述,志愿军团在政治上大多十分消极,但却是当时德国境内惟一能进行有效战斗的武装。政府对志愿军团颇为倚重,1919年1月4日,诺斯克陪同艾伯特视察梅尔克将军的志愿军团时对后者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各地成立的志愿军团大多由最高统帅部控制和指挥,并被政府投入了对左翼革命力量的镇压。
斯巴达克派在1918年12月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后就组织罢工并计划起义。1919年1月,政府解除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艾希霍恩柏林警察总监的职务,引起了左派的极大愤怒。1月5日,在德共组织下,柏林工人士兵发动起义,但随即遭到志愿军团的”总清算”,包括德共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在内的约1200人惨遭杀害。接着,志愿军团同临时国防军一道镇压了德国各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4、5月间扼杀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十一月革命最终失败。志愿军团的血腥屠杀暂时压制了对共和国来自左翼的威胁,为资产阶级巩固统治争取了时间。
1月19日,在志愿军团的监护下,国民议会选举如期举行。”选举当天,在柏林,有七个师担任纠察任务,每个投票室里有一支配着机枪的护卫分队,窗户、屋顶、都有士兵监视”。2月6日,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这里远离柏林的革命中心,并受到梅尔克将军志愿军团的保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敌视共和民主的军队的庇护下,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开始了魏玛德国的民主进程。”政府的权威通过暴力和雇佣那些毫不信仰共和的人得以巩固…….艾伯特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保存帝国的不变,防止俄国的悲剧在德国重演,在他看来,最高统帅部的支持和志愿军团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可以说,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与旧军队的结盟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础。
左右开弓
1919年8月,《魏玛宪法》生效,共和国正式成立,但危机远没有结束,从1920年到1923年,共和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危机。首先是来自右翼的卡普暴动。自1919年7月,根据和约规定,国防军开始裁减兵员,引起以吕特维兹将军为首的部分官兵的强烈不满。1920年2月,政府下令解散他指挥的两个海军旅成为暴动的导火索。3月13日,埃尔哈特上尉率领的叛军向柏林进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泽克特以”国防军不打国防军”为由拒绝向叛乱部队开枪,只有莱因哈特主张武力镇压,孤掌难鸣。政府被迫撤往斯图加特。叛军占领柏林,成立以东普鲁士行政长官卡普为总理的新政府。但是暴动者失道寡助,甚至保守官僚们也不予合作,保守派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就认为,”暴动者缺乏公众支持,令君主主义者蒙羞”。政府各部仍忠于艾伯特。国防军虽然对暴动表示同情,但基本上保持中立。
罗莎·卢森堡
泽克特闭门谢客,国防部的军官们穿便装办公,拒不服从吕特维兹的命令。3月14日,协约国宣布,如果卡普不偃旗息鼓,它们将对德国实施封锁。柏林工人也以总罢工反对暴动。3月17日,卡普暴动在四面楚歌中失败了,但其真正意义在于公开了共和国和国防军的矛盾,军队在对付右翼势力时远不如镇压左翼时积极,它对共和国的忠诚很值得怀疑。在对抗暴动的过程中,各地的工人运动再次高涨,在鲁尔区成立了”红色鲁尔军”的工人武装,令政府惊惧莫名。柏林的暴动刚平息,政府将参加卡普暴动的部队同其他国防军部队一起派往鲁尔解除工人武装,充分暴露了共和国政府对左翼革命的恐惧和对保守军队的依赖。
接着,共和国受到来自左翼和东部边境方面的冲击。1921年3月,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德共提出了”推翻政府”的口号。3月19日,在普鲁士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指挥下,国防军和警察部队开进中部工业区,德共以总罢工相对抗,在部分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最终被镇压,约6000名工人被捕。同时,根据和约,德国东部的上西里西亚地区将根据当地居民公投结果在德波两国间决定归属。1921年3月,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归属德国。当地的波兰居民不满于公投结果,发起暴动,要求并入波兰,得到波兰政府支持。法国偏袒波兰,对德国发出威胁:如果德国军队开进西里西亚,法军将占领鲁尔。面对外交上的窘境,泽克特避开了限制,命令国防军军官组织非正规的志愿军团,由陆军提供武器弹药,前往平乱,并在事态平息后立刻解散了这批在政治上很危险的志愿军团,确保了德国东部边境的暂时安全。
1923年,由赔款问题引发了战后危机的总爆发。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国防军都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冲击不仅来自左翼德共,也来自极右翼的纳粹党,在西部还有法、比军队的武装占领。1923年1月,法国借口德国拖欠赔偿物资,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了鲁尔区,制造了鲁尔危机。尽管泽克特深知国防军力量不足,但仍决定一旦法军深入德国腹地,将进行武装抵抗。他对美国驻德大使说:”从多特蒙德到柏林并不远,但这条路必将血流成河”。
泽克特一方面支持政府的消极抵抗,反对在占领区进行公开的武力对抗,以防事态恶化;另一方面命令国防军高度戒备,并组织秘密后备军,以”劳动营”的名义,吸收前志愿军团成员,组成一支”黑色国防军”,严阵以待。但是,9月底,驻柏林近郊的后备军团在退役军官布赫鲁克尔少校领导下阴谋叛乱,被国防军察觉并迅速平定,之后”黑色国防军”被解散。这次平叛行动甚至得到了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嘉许。鲁尔被占使德国经济濒临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将许多人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左翼的工人运动和右翼的激进势力都十分活跃。1923年10月,共产国际根据德共夸大的报告指示准备武装起义,同时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组成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左派联合”政府。艾伯特总统援引宪法第48条,宣布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授权国防军采取行动。军队随即开进上述两邦,强制解散了政府。10月23日,德共在汉堡发动起义,经过三天奋战被国防军镇压了。

1923年11月,国防军部队开进德累斯顿镇压当地的共产党起义,一位年轻姑娘骑着自行车为士兵引路
另一方面,在巴伐利亚,帝制派分离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党也在策划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并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尽管泽克特再次表示”国防军不打国防军”,不会与向柏林进军的叛军兵戎相见,但为了维护国家和军队的统一,他采取了除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向巴伐利亚方面施压。泽克特一再警告巴伐利亚驻军司令洛索夫要服从命令,维持纪律,并亲自致信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卡尔,软硬兼施。由于中部两邦的左派政府被解散,使巴伐利亚方面失去借口,加之泽克特的强硬态度,卡尔等人基本上放弃了暴动的打算,但不甘失败的纳粹党于11月8日发动了”啤酒馆暴动”。消息传到柏林,艾伯特立刻将政府全权交给泽克特将军,建立了临时的军事独裁。他首先命令亲信将领接管巴伐利亚的防务,实行新闻管制,切断巴伐利亚和其他地区的联系。在暴动由于参与者目的不同而流产后,他下令禁止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活动,并整顿了参与阴谋的部队。在整个危机期间,巴伐利亚以外的国防军都保持了对泽克特的忠诚。在军事独裁的庇护下,共和国终于克服了左右两面的冲击,完成了币制改革,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国内市场。无论国防军本意如何,在1920年到1923年的危机时期,它的确是极其重要的稳定因素。
定时炸弹
从1919年到1923年,志愿军团和国防军东奔西走,为共和国转危为安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共和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国防军在政治上日益独立,成为复活军国主义的温床和日后破坏民主的隐患。国防军自成立之日起就以不问政治自居,但在军队内部却认为军队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泽克特曾写道:”德国的陆军具有一种特点,他与政治的发展极相适应”,”如果军事领袖不知道国内政治状况,对于政治没有影响,那就不能供驱使了,……不问政治的军队的原则,不是说军事领导机关、国防部,毫不过问国家大政的发展”,军队有权过问政府与军队利益相关的事务,这成为军队干预政治的信条,被国防军奉为圭臬。虽然艾伯特一格勒纳协定赋予了军队与政府的平行地位,但军队成为”国中之国”经历了一个过程。
早在1918年12月8日,兴登堡在致艾伯特的信中就提出三点要求:1、确保军官的指挥权;2、军官的权威和相关规则必须保留;3、解散士兵委员会。同时,提出5项建议:1、在12月召开国民议会、2、在国民议会运作之前,由政府及合法的机构进行管理;3、”吸收”工人加入政府,取消工人委员会;4、安全事务归于警察和军队;5、政府的运作由警察和军队保卫。其核心在于保存军队和取消在革命中建立的机构和制度,显示了军方对政治事务的关心。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柏林记者1919年1月15日的报道,代表了外界对志愿军团和军国主义幽灵的疑虑和恐惧:”似乎永远已被粉碎的可怕的军事机器又以惊人的速度再度恢复……现已有迹象表明新兴的军事系统有擅自处理问题的倾向,它廿当现政府的工具能维持多久,尚须拭目以待”。《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是共和国初期军政关系的转折点。虽然和约得到军界首脑的首肯,但视和约为羞辱的军队将全部罪责都加诸政府,在镇压革命过程中建立的脆弱的忠诚关系荡然无存了,军队与政府的鸿沟加深了。
1920年卡普暴动是”使国防军成为国中之国的第一步”。暴动”令人震惊地暴露了中央政府和总统的无依无靠,并摧毁了人民对国防军的信任”。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在其党内同僚的责难下辞职,这是社会民主党在军队问题上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当时诺斯克仍被大多数将军接受,因为他比较理解军队的利益。他的去职使共和派失去了一位可能对军队施加有力影响的人,减少了国防军走向独立的羁绊。军队从暴动中所获甚多。暴动导致了泽克特的上台,他趁此机会对军队进行了清洗,将同情共和国的官兵排除出军队,与他观点不同的军官遭到贬斥,以反对和阻挠政府对暴动进行调查为契机,逐渐排除政府对军队事务的干涉。现在,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设国防军,通过1921年《国防军法》建立了军队与共和国之间坚厚的政治壁垒。同时军队也开始涉足外交事务。1922年德苏《拉巴洛条约》的签订令政府在内外舆论上陷入被动,维尔特总理求助于泽克特帮助平息右翼政党的愤怒。泽克特对条约很满意,这符合他德俄合作、重整军备的想法,并通过对条约的支持获得了政府对军方与苏联秘密关系的默许。

德国外交部长冯·拉特瑙,他主持签定了1922年苏德《拉巴洛条约》,同年底遇刺身亡
1923年是国防军政治影响力充分发挥的一年。在鲁尔危机中,国防军支持政府的消极抵抗。当危机加深时,总理府秘书莱因巴本提出建立总统制内阁才能解决危机。他同泽克特联系,后者表示:”可以依靠军队来支持这种决定性的尝试,来解决德国的问题”,暗示军队赞同建立总统制内阁,但斯特莱斯曼总理反对这样做,并解除了莱因巴本的职务。9月,斯特莱斯曼政府宣布停止消极抵抗,引起军方的不满和泽克特与斯特莱斯曼的冲突。表面上看,是后者以政治牺牲换取经济复兴的做法有悖于前者政治上恢复结盟能力先于经济恢复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立宪议会民主思想与君主专制保守思想的对立,11月3日,泽克特公开表示,国防军不再信任斯特莱斯曼,他必须辞职,11月8日,泽克特获得总统授予他的独裁权力后更热衷于干预政府事务,正如他在11月12日写给老上司的信中所说:”我忙于各种你未曾教导我的事务…..我今天正在印钞票和报纸!”面最重要的问题是推翻斯特莱斯曼政府。
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
于11月23日,在军队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下,斯特莱斯曼辞职,泽克特甚至想自己取而代之,但艾伯特选择了左翼中央党人马克斯。泽克特的当权令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看到了独裁和复辟的希望,他自己也有此想法,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除了某种独裁统治外,我看不到有什么其他的通向自由之路,如果有人这样做,我会表示欢迎”。慑于协约国的压力和可能遭到国内的广泛反对,泽克特最终放弃了独裁的想法,于1924年2月还政于民选政府,但是在他手中,国防军已经成为魏玛民主制度中的一颗定时炸弹。
貌合神离心叵测(1924-1928)
自1924年起,魏玛共和国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由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和《洛迦诺公约》的签订,德国的经济形势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改善,社会趋于稳定,国防军的政治影响力相对于危机时期有所下降,特别是兴登堡当选总统和泽克特的去职,使国防军和共和国建立了一种明朗关系,军队显示出更大程度上愿意与共和国政府合作的意愿,对政局的稳定起到了积极影响。但是,随着兴登堡上台,德国政治右倾化日益严重,与他有特殊关系的国防军的政治地位不断加强。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国防军将领和与之相联系的权势集团掌握了国家军政大权,为军队在危机时干预政治打下基础。

1925年10月16日.德国外交部长斯特莱斯曼在签署了《洛迦诺公约》后笑逐颜开,德国从这一条约中受益良多。
繁荣与稳定
旨在恢复德国偿付能力以解决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为德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大批外国贷款和新技术的输入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1928/29年达到或超过1913年的生产水平和普遍福裕水平”,再次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缓和了德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矛盾,确保了德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并促成德国于1926年加入国联,初步恢复了大国地位。经济的复兴和国际地位的改善使德国国内政治形势也趋于稳定,议会民主制得以维持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平均生存期有所延长,政府基本掌握在中央党和人民党等中间派政党手中;保守的民族人民党也改变策略,加入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政府的基础,普鲁士政府中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魏玛联盟”得到巩固,进行了一些意义深远的改革,使普鲁士成为”民主的堡垒”。在这种背景下,国防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政治影响力有所下降,特别表现在陆军司令泽克特地位的削弱。1924年后,泽克特一直很关注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反对《洛迦诺公约》和德国加入国联,认为进一步承认了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放弃,而且会破坏德苏关系,妨碍两国间的军事合作,但他的反对并没能阻止政府坚持与西方和解的外交政策。泽克特一直想利用国会的分歧赶斯特莱斯曼下台,”从而为执行另外一种对外政策扫清道路”。
但是,斯特莱斯曼直到1929年去世前,一直担任外交部长。在稳定时期,国防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一位在国会获得多数支持的部长,将军们在政治上成功之前,国会必须先陷入完全混乱的状态之中”。协约国也对泽克特的权威表示异议,据德国驻法大使馆报告,法国方面认为”国防部长仅仅是军队的工具”,陆军司令一职的设立违反了和约,必须取消。在法国的压力下,德国政府于1925年11月对他的权力做了形式上的限制。此外,在稳定时期,共和派的新闻媒体在揭露军队内幕,抨击军队特权方面也十分活跃,给国防军施加了不小的舆论压力。
稳定时期对国防军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兴登堡当选总统。1925年2月,艾伯特总统病逝。一战时的陆军总参谋长、老牌军国主义者兴登堡元帅当选总统。一般认为这是右翼保守势力的重大胜利,但是,在他当选后的一定时期内还是为维护稳定和秩序尽了职责。作为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兴登堡受到保守势力的欢迎,”在他的支持下,建立持久的保守体制是可能的(布吕宁语)”,而他在一战中的辉煌战绩,更使他在德国民众中享有广泛的崇敬,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共和国的基础。他的当选,”从短期看来,对共和国的加强起了自相矛盾的作用,仅仅兴登堡担任国家元首这一点,就比别的任何事情更加能够使有传统思想和保守的德国人适应共和国政权”,而军人就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员。具有深厚君主情结的军队显然不情愿让一位平民掌握军队的最高统帅权,他们希望能够效忠于一位有着同样军人信念的领袖,就像帝国时期的皇帝。在共和国初期,军队将泽克特视为这样的领袖,效忠于他,而不是艾伯特。现在,有着更高威望和作为国家元首的兴登堡显然比泽克特更加适合扮演皇帝的替代者角色。国防军通过对兴登堡的效忠实践了对共和国的誓言,在一定时期内理顺了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对保持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兴登堡的上台在军队内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泽克特地位的下降。尽管泽克特一手创建了国防军,但是,他独断专行的作风和对共和国一贯冷淡的态度,不仅使他和政府矛盾重重,在军队内部也产生了不满情绪。在相对稳定时期,共和国经济的复兴和外交上的突破,无疑为重整军备提供了条件,许多军官认识到,重整军备需要政府的通力合作,特别是财政上的支持。但是,泽克特对政府和国会的蔑视往往成为寻求这种合作的障碍。同时,在对待共和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上,军队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泽克特要求军队保持独立地位,同各个政党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而以施莱歇尔为代表的一部分军官则认为,为了军队的利益,可以同各派政治力量进行合作,采取比较灵活的策略。此外,泽克特和兴登堡的个人关系也相当冷淡,”尽管兴登堡也知道泽克特是有功之臣,但这位淳厚的容克老前辈和那位装扮得时髦得体的贵族好像分别来自两个星球”。
1926年10月,对旧王朝心怀眷恋的泽克特同意前皇太子参加军队的演习。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连一向同泽克特维持合作的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也难以忍受他的刻薄,向总统提出泽克特必须辞职。军队内部也很少有人要求他留任。最后,泽克特挂冠而去。继任的海耶将军比较温和,表示”在处理与民事当局的关系时,军队有时也犯有错误。国防军甚至准备在军事政策上与内阁制定的外交和经济战略合作,并表示愿意切断与反共和国准军事组织的联系。政府也获得了对军队预算的知情权”。这些变化改善了政府和军队的紧张关系,有利于政府政策的推行和社会稳定。
在相对稳定时期,国防军秘密重整军备的活动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和财政支持,也是国防军与政府的关系得以改善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复苏,德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军队的机构不断膨胀,规模也不断扩大。共和国政府在同协约国的外交斗争中不断努力解除对德国的军事限制,争取军备平等的权利。政府得知军方在苏联等国进行的非法军事活动后,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而是采取了默认态度,从外交上给予掩饰。”斯特莱斯曼很清楚国防军与红军之间的秘密协议,……他并不特别赞同这些协议,但他没有积极尝试去劝阻,那样会加剧他与泽克特将军的不和,他对这种联系睁只眼,闭只眼”。在政府的支持和掩护下,国防军早已暗中突破了和约的限制。1925年德国的军费支出为4.41亿马克,1928年增加到8.27亿马克,海军军费从1924年到1928年增长了10倍。处于秘密状态的国防军总参谋部的人员数量从一战前的619人增加到922人,至1927年,国防军已秘密扩充到了35万人。1928年3月,马克斯政府批准建造一艘万吨级装甲舰,继任的米勒政府不顾社民党内部的反对,付诸实施。国防军也深知重整军备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在一定场合主动改善与政府的关系。例如在海军司令雷德尔的授意下,海军经常邀请国会议员上舰参观并随舰出海,每当有新舰下水入役,海军总要邀请命名城市的市长和代表出席命名仪式,以争取政府和国会批准造舰拨款。

1931年,兴登堡总统出席德国海军“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的下水典礼,这艘军舰是在稳定时期由政府批准建造的,在重整军备方面的合作促使军方改善和政府的关系
因此可以说,随着共和国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的好转,国防军从重整军备的立场出发,愿意同共和国合作。在兴登堡任总统后,军队对共和国的认同感大大加强了。泽克特的去职则减弱了军方的强硬色彩。国防军同共和国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26年以前,国防军与国家的关系完全违背了武装力量服从政治领导的原则而成了联盟关系;1926年以后,国防军与共和国之间建立了一种明朗的关系,它是作为现实的力量支持共和国的,充分体现了武装力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这种变化对共和国的稳定无疑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