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军的女儿(上)

2022年5月28日,上个世纪一度叱诧风云的左翼激进团体“日本赤军”领袖重信房子自2001年被捕判处20年监禁后刑满出狱。重信房子及其领导的“阿拉伯赤军”,脱胎于1970年日本“反美反帝”运动中的武装组织,日本国内抗争运动式微之时,“赤军”受到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影响,阵线逐渐转向中东,最为人所知的是发动了1972年震惊世界的以色列洛德机场枪击事件。

一个美人,更是个狠人:日本赤军领袖重信房子,从反帝到恐怖活动

重信房子(中)2022年5月28日出狱

随着重信房子再次回归公众视野,她和她携带着二十世纪滚烫灼痕的事迹一起重燃人们的关注和讨论。“日本赤军”身上鲜明的六十年代色彩,游击战、武装斗争等标签,和阿拉伯运动、恐怖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时过境迁的当下看来颇为令人难以理解,而“重信房子”似乎也成了一个“去政治化”的符号,在争议中被抽空了现实历史的内核,被各家各派引为己用,浇自身之块垒。真实的重信房子在出狱的镁光灯下,已然有些面目模糊。

张承志老师将重信房子放回日本战后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六七十年代全球左翼运动的谱系中,展现桦美智子、重信房子、岡本公三、李香兰、本多勝一等日本人面对国家走向和世界局势时义不容辞的勇气,他们有不幸殒命的普通学生,有秉笔直书的知识分子,有心系天下的演员,也有激烈无惧的社运领袖。“赤军”从不是孤立的“奇观”,有其触类旁通的时代同道,也有孕育其成长的历史摇篮。张承志老师在引用大量日语文献的基础上力求接近事件的原貌,为读者展现日本也存在明亮而激昂的一个侧面: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人民有对平等正义的国际秩序不懈的追求,有对战争罪责的承担,有对明治维新以来“脱亚”惯性的反叛。最后,张承志老师将遥远的理想寄托在“赤军的女儿”身上,她是象征着多民族结合的信仰和平的新人,不为过去沉重的包袱束缚,世界的未来,将由这些新人来书写。

文 | 张承志

那是在九十年代最初,或者是1991年?PKO,PKO,反正那时候,日本正要通过向海外派兵的法案——

我到一个大学去。

进了校门,看见大群的学生,戴着口罩和安全帽,手持木棒小跑着,跺着脚组成一个圆阵,齐声地喊着口号。两面旗帜在他们簇拥之中,一面写着“宪法保卫”,另一面写着“安保粉碎”。

我和一个学生攀谈起来。于是知道,他们是为了反对向海外派兵、反对日本政府复活军国主义,去进行示威游行。

他问我的态度。

我心里一阵激动。我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我不单支持你们,我真想和你们一块去!……”

今天去哪儿?那学生突然低声:

“去防卫厅!今天,打算和他们直接干!……”

——听见这个“干”字时,我心中一动。仿佛一种紧张与同伙的悸动,从心头掠过。

时间到了。不是他们出发的时间,是我和教授们约会的时间到了。我恋恋不舍,离开他们,朝楼里走去。

我捉摸着自己的脚步。那一刻的感觉实在古怪。似乎我在逃跑;把自己的战线,推给了这些日本的年轻人。

一

日本民族付出了300万条生命,换来了今日的日子。

进步的日本人不把这种生活唤做小康,而把这种状态视为和平。

他们不能容忍政府再一次把国家的脸上涂上任何的战争色、哪怕以“国际贡献”的堂皇名义。他们对战争有敏感的识别,知道美国佬到处掀起的战争,不仅与明治以来的五十年战祸一脉相连,而且与日本的噩梦、即军国法西斯的统治前因后果。这就是捍卫承诺放弃战争权的宪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七十年代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出发点。

这一运动波涛汹涌,几度高潮,屡次曲折。这一运动惊心动魄,也许该说它可歌可泣。

它首先是支援中国和粉碎反华包围的一种进步运动。所以就本质而言,它是对养育了日本文化的中国的一种良心回报。同样作为良心的回报,中国人不该对他们的斗争不知不晓、麻木不仁、不闻不问。

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介绍人。只是由于一种感动,它使我不能平静,不能旁观,催我站起发言。

宇泽弘文《何为“成田”:战后日本的悲剧》岩波书店1992年版

我该从哪里出发、我该怎样描绘——我能够评价那个时代以及那大时代里人的群像吗?

光阴飞逝,时至如今,回顾安保斗争、全学连、全共斗、三里塚、水俣病等一场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以及白土漫画、问题电影、民谣游击队、七十年代层出不穷的新音乐,还有炸弹攻击、飞机劫持、内部武斗、远走中东——已经几近不能了。

蒂莫西·乔治《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年版

事件漫漶着事件,时间反复地淘涮。所有的事情都有那么多头绪,任何的一件都纠缠盘结——自1983年我第一次滞留日本就满怀热情接近它们,直到我两鬓飞白蹉跎半生,最后也没能弄清一切。

然而我获得了宝贵的感觉。我摸到了一个躲闪的脉搏。当我的指尖触碰到那跳动,当我虽然还没弄清所有过程但已感到了其中的忘我、热情、疯狂、殉命、都是为了阻止军国主义复活、为了守护和平宪法和反对日美军事结盟,换句话说,是从对中国的支援和爱意开始的——我便无法平静。

查找系统的资料,是件很麻烦的事。虽然我想给这随意的笔记堆砌权威的数据,但最终我还是决定:过份专业的事不必由我来做,我还是只俯拾熟悉的片断,只求抒发的自由。

我只想了却这笔夙愿。

如果把那个时代叫做60年代安保时代,一脉潮流就再也没有中断过。一系列响亮的话语被创造出来、或者从中国法国引进:“与其在战争中死,不如在反战中死”、“生于恋爱与革命”、“坚守自我的第一步”……

东大安田讲堂事件:学生与警视厅的冲突

安田讲堂保卫战一开始仅仅是限于医学部的反对研修医制度(当年麦克阿瑟给日本医学界带来了一个“研修医”的制度,医学院学生毕业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研修以后才能正式从业)的斗争。受全国其他学校的影响,东大医学部学生举行无限期罢课,校方开除了4名学生,最后导致医学部学生在1968年6月15日占据了东大的象征——安田讲堂

67年有羽田、佐世保、王子的斗争。68年国际反战日,数万人在新宿举行抗议。年底至69年东京大学爆发了著名的安田讲堂保卫战,昔日的帝国大学楼上高悬着“造反有理”的巨幅标语。上万名警察进入校园、天上直升飞机喷洒催泪剂。在火焰的光影中,学生的嘶哑声音,一直广播到最后一刻。在那个时代,教育制度遭到了颠覆的质疑,对学问存在方式的批判,至今显示着先驱的意义。思想的冲击甚至突入了媒体——这新兴的体制,并且刺激了它的变化。……

就像学生们编辑的资料集宣言的:以“过去时”谈论学生斗争的人,只是暴露了自己保守的内面。

与左翼学生运动如怒涛席卷日本的同时,几个撼动全社会和地域的大事件逐一引发。70年代安保斗争的核心三里塚、冲绳、水俣,都不仅震撼着日本的体制,也深深触及了日本人的内心。

去日本买中国书:"古典研究会"如何打造影印古籍的金字招牌

安田讲堂事件中,受到中国影响的学生们喊出了“造反有理,帝大解体”的口号

三里塚反抗机场毁灭农村的斗争,原来是从守卫土地和生活的基点出发的。在抗争的过程中它不断获得意义的提升,后来变成一种70年代安保斗争的农村阵线。他们进行的,已经可说是前所未有的农民起义:举目茫茫,无数的农民、学生和左翼市民, 28000余人投入了与警察的大决战。他们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缚在木架子上,寸土不让,坚持数年。

冲绳斗争则一拳同时打向美日。运动爆发时冲绳在美军占领之下,尚未归还日本。因为美军车轧死了一名市民,惹起冲绳人与美军宪兵的对峙,最终蔓延成暴动,一次73辆美军军车被烧。1971年日美冲绳条约签字时,一次就有92000人参加了抗议游行,其中837人被捕。冲绳本是日本在近代的扩张中以武力强占的琉球国、又是二次大战末期日本国内唯一与美军发生陆战的地方。日军曾强迫冲绳民众自杀或动手屠杀平民,冲绳人死亡了二十万人。冲绳与日本怨深缘浅。冲绳的抗议,带有直接对抗美国占领军、抗议为天皇殉死、以及清算殖民主义的多重含义。

战后日本的学生运动有两次高潮,第一次便是从1959年开始的“安保斗争”,目标是反对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修改

水俣(みなまた),这个词,我是去年在京都,从著名的教授谷川道雄那儿听来的。他对我说:

你难道没听说过水俣病么?我儿时就生长在那里。那个叫水俣(みなまた)的村子,就在长崎附近的熊本。因为工业污染,也有人说是因为美军抛弃在那里的废弹,我的家乡发生了一种病,是可怕的污染造成的怪病。鱼变得吃鱼,猫病了跳井,女人怀了身孕,生下来畸形儿。……

我这才知道了:水俣病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银公害病。有机水银经化学工厂排入河川海洋,被魚虾貝介吞噬吸収。常食鱼贝的住民又将其摄入、从而引起的中毒性神经疾患,叫做水俣病。人患了此病,大脑中枢神经被破坏、内脏也被污染。胎儿在母腹中被感染,患者在短期内痛苦绝叫而死。总之,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现代病。

70年代,全共斗运动已经退潮。但在个别大学,如东大教养学部却一连召开以“斗争与学問”为主题的讨论会;追究在三里塚、公害、残疾人问题中的“学問与大学的作用”。1976年,他们深入水俣病地区,调查新发生的、染病孩童的歧视问题。他们组织“智障儿重返普通学校全国联络会”,推动社会的救援。

三里冢与机场之战:日本战后悲剧

三里塚斗争是指1966年开始日本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塚的当地农民、居民、左派团体与日本政府之间发生的冲突与抗争。这场冲突的起因,是日本政府在没有得到大多数三里冢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就决定在此兴建成田国际机场,由于事发地位于成田市且是为反对成田机场的建设,也被称为成田斗争

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是那个大时代的导火索和主战场。抗美援越运动,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启蒙导师。

1980年秋,在东京街头,我第一次看见了抗美援越的日本学生。

那不仅是我第一次到日本,也是第一次走出国门。为我展开的世界,送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他们。如今回忆着心怀感激,我们几个人,在那伙学生的前面站住了,久久听一位女学生的慷慨演讲,她给了我一种强烈的印象。那面庞的姣好,与人身处的正义,合成了一种让人感服的美感。

那一次我们和他们交谈起来。我知道了他们是在为被美军侵略的越南募捐,他们介绍了募捐来的钱怎样送到越南,那一环环的途径。

我有些害臊地说:

看我们中国人!没人像你们一样在街头募捐……

他们回答;不,中国的贡献非常大。因为全世界人民募款和捐献的总和,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来自苏联。中国一个国家对越南的援助,也占世界援越的三分之一!……

我听了又挺自豪。

世事变幻,我总是回想起那街头的一幕。或许我们还是缺了一课。虽然我们也挥舞过红旗、高呼过援越抗美的口号,虽然我们也组成了大时代的一环——但我们缺乏在体制之外的、只凭个性和思想援救他人的经历。

时代的全貌,在后来才徐徐展开。到如今,我们懂得了60年代反战运动的价值。一种逝去的精神,令我向往。也许一切只是时代的流行,那时流行的是:看不得他人的苦难。

年轻人、好人、进步的人都宛似同盟,全球每个角落都同仇敌忾发动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还有整个世界都呼吁对巴勒斯坦人民生存权的援助——那一切,都在那个时代流行和灼烤,使得人的激情点燃,嘲笑体制拒绝庸俗——如今看来,那一切,都是千金难买的财富。

二

提起桦美智子这个名字,50岁以上的日本人,表情会变得严肃起来。因为这个女孩的名字,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篇。接着上文的话说,她标志着一个捍卫和平宪法九条、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谓“安保斗争”的漫长时代——已经开幕。

她是那大时代撞击中、是日本人为保卫和平牺牲的第一条生命。

1960年6月15日,日本学生、工会、演剧界的各种组织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发动反安保大游行。

到了傍晚,现场发生了激变。

日本政府为挽回失控的局势,委托日本右翼团伙介入政局。换句话就是,调动右翼流氓对左派学生实行暴力。于是,日本的右翼活动家儿玉誉士夫(曾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后释放)组织了稻川组、松叶会、神农爱国同志会等右翼组织共两万余人,号称“维新行动队”,突入游行队伍,在国会周边对游行的学生市民大打出手,尤其对妇女众多的演剧界游行者,极尽流氓暴行。

1960年5月30日至7月5日,日本文学家代表团一行第三次访华,由野间宏、龟井胜一郎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正激烈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与毛主席的会见,谈话也与反对这个条约密切相关。图为1960年6月26日的参考消息

警察从来是权势的走狗、右派的盟友。叫做机动队的防暴警察,围在一边看热闹,纵容右翼的野蛮行径。他们在等待更残酷的出手。

约有8000人的学生群,听闻了右翼暴行愤怒至极,他们开始冲击国会。警察使用两台喷水车与学生攻防纠缠,学生两度冲入国会,占领了国会内院,在那里集会抗议。

夜10时,就如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的丑剧一样,警察开始动武了。

防暴队用警棍残酷毒打,学生们被逐出了国会。加之下雨和负伤,学生被大量逮捕。但学生们仍然坚持着对国会的包围。16日拂晓,警察开始使用催泪弹驱逐学生。

桦美智子是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科的学生。当夜在警察对学生的武力袭击中,在国会南通用门,被日本警察杀害,时年仅22岁。一种传闻,散布她被催泪弹击中致死的舆论,其实不然。应父母要求医生所做的解剖结论是:“因脖颈被强力勒紧,眼睛严重淤血。因遭到践踏,内脏严重出血”——明白揭露了警察杀害一个女学生的野蛮行为。

除了桦美智子死亡之外,那一夜的重伤者达43人、负伤者有589人之多,此外尚有182人被捕。

——只要愿意,这一切资料从日本的网页上很容易读到。比苍白的叙述更逼真的是照片;一张从头顶上方俯拍的照片,引人如入其境:密密麻麻的人头挤满了画面,一半是闪亮的警察头盔,一半是市民学生。人浪密不透风,推、撞、嘶吼、扭打在一方狭窄的空间。

“九条”,“安保”,日本在最激烈地抗争与分裂。

著名的“哈格蒂事件”,詹姆斯·哈格蒂(1911-1980)是美国著名的总统办公室新闻发言人,也是艾森豪的亲信。1960年6月10日他来到日本为艾森豪的访问做准备,结果在美国驻日大使小麦克阿瑟的车上遭到6000名日本民众围堵,民众冲上车子把车窗砸了个稀烂。围堵持续了一小时,直到美军派机救援。

明治以来愚忠愚信的国民之外,一种新型的日本国民,在那时迅速地成熟了。他们不是为日本国,而是为他人的和平、为流血的越南和革命的中国,欢呼与抗争,悲喜与献身。

拥堵和激烈的画面,让人不断地遐想着日本人。在那个岛国,那些不善辞语的人,只为了一句和平的承诺、只为了反对勾结美国、只为了援助中国越南、只为了一种良心……就动了真的。

后来读到了更多的回忆。有一则这样写道:

“夜7点过后,冲进了南门的我们,看见对面是黑压压不知数的警察,还有国会高楼的影子。我们朝着那一群前进。警察也朝这边走来。

恐怖的一瞬。……

脚下是泥的海。警棍象劈柴一样砸在学生的头上肩上。这里那里,都有学生血污满头地倒下。旁边的女生滑了一下。还有几个学生摔倒。逃走的女生背后,警棍追着再打,倒下的女生身上,便衣用雨伞尖戳着。倒下的学生的身上,又被泥靴子践踏而过。血泥涂满的学生被便衣扣上手铐,拉扯到院子里的树下。……

不知谁在喊:这个女的死了!……

不许日本再走战争路——这一信念,曾被一个女生拼了性命守护。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这样一个事实,都重重坠在我心上。桦美智子的以死倾诉,我们认真应答了么?每当巡回到了6·15,我就不禁这样自问。……”

桦美智子留下了一份遗稿。

不同于诗人的作伪,这不过是一个女学生的一些悄悄话。其中有一首诗,在桦美智子死后,曾经被广泛地朗诵和引用。诗的题目叫做《最后》。

“桦美智子之死”是日本当年极为轰动的事件,图为举着桦美智子遗照的日本人民,桦美智子去世3天后,日本国会和首相府周边挤满了33万名示威者反对安保协定

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半生里我不知接触过多少诗人和诗。当要表态评价时,面对刻意或华丽的句子,我常木讷,不知措辞。包括对出色的作品;我常在赞誉之前,古怪地觉察到隔膜。何况作品背后的人。诗人大都靠着两句咶噪一世,暴露着一种人与诗的不均衡。而桦美智子的这一首不同:她的诗素朴得几乎不是诗,但却令我揣摩吟味,感到信任。

我想引用它,但我译不出那独语的孤寂。有几句是这样的:

虽然我

大概永远也不去笑

可能根本就不会笑

也挺好

只是,若是能,在最后

我想

不为人知地

悄悄地微笑

三

今日若想评价那个时代,不能不重新检视著名的日本宪法第九条。

“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

1,日本国民诚实希求以正义与秩序为基调之国际和平,对做为国际争端解决手段的国家主权之战争发动、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永久对之放弃。

2,为达前项之目的,对陆海空军及其他之战力不予保持;对国家之交战权不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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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日本宪法第二章第九条

有两个词:一个是“战力”(戦力),指的是军事力量。近来中国流行日语单词,电视台满嘴都是“人气”、“写真”、“人间蒸发”——兼之警力一语正在进入国语;所以可以把军事力量、战争能力等词译为“战力”。

但更重要的是另一个日文当用汉字词汇:“国权”(国権)。只是由于这个词,我才把这一条进行了再翻译。

英文是a sovereignright of the nation,含义不是国家“权利”或国家“权力”,而是国家“主权”。

“国权”既是“国家主权”,就意味着:宪法九条表达了一种非常规的思想。因为在逻辑和实践上,它宣布着放弃一项国家主权。

因这第九条,日本宪法在世界享有巨大的荣誉。一切进步的人士都认为:它宣誓不战、建立不战的国家模式,是一部具有先驱性的宪法。它是未来世界的桥梁,是和平主义的原理。

由于第二章即第九条的存在,这部宪法在六十多年里,以严厉的违宪否决,限制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它勒着日本拼命向右扭的马头,给反省战争罪行的、希望成为亚洲一员的、反对敌视中国反对给美国当帮凶的、珍惜和平的日本民众以强大的支撑。

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日本作为一个国家,高瞻远瞩,自豪优越,果断无情。它具有悠久的鄙亚慕欧、联强伐弱、取代中华、称霸东方的思想。这一思想曾经引导它不断地飞跃和胜利。虽然在最后遭逢了惨败,但它的崛起史,总的说是一部民族主义的胜利史。宪法九条的存在,永远都是对如此民族主义的警告和限制,它约束了国民心理中的大国狂热,诱导国民在高尚的层次建立民族心和国际精神。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原爆圆顶馆,前景绿意与花卉簇拥,专业摄影师捕捉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中的原爆纪念馆建立于1958年,原为第一颗原子弹在上方爆炸的圆顶屋残骸

但是,一百五十年以来,一个国家的强烈的运动趋势,不会因为两颗原子弹一场失败而烟消云散——所以日本在战后作为一个国家的步伐,依然是新车旧道,结盟列强、排斥中国,循着脱亚制亚的古老热望。

这执著了一百五十年的心情,一定要突破宪法九条——这条紧紧束缚着政客、以及旧军国信徒的捆妖绳。

日本的走马灯政坛,已走过几代的政客。他们锲而不舍,以靖国神社试探、以国际贡献造势、一步步走向废弃九条还原国权、拒绝一国允诺和平的目标。

左翼思想的全球退潮、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不信,一百多年的狭隘民族主义、都助长着日本政客的运作。

我一边写一边想:也许,我的稿子还来不及出版;甚至该怎么翻译宪法九条的用字还在推敲,海那边,右派的政客就已得逞、九条被删除、著名的和平宪法在一朝被推翻!……

难道不可能么?不,就数这种可能性最大。刚刚读到的最新一期岩波《世界》杂志上有一则资料,据2005年的民意调查,仅仅民主党的支持者就有67%支持修改宪法,49%赞成改正九条。

——这样的与时间比赛的想象,是悲哀的:这一边,连我一支自律的笔尚被百般刁难,那一边,向右倾斜的马头却被再三加鞭。也许,在这令人怒而无语、悲而无泪的卑鄙世界的运行中,卫护和平的人墙就要坍塌、约束和平的契约就要撕碎了!

2006年的6月15日,离我写着这部稿子的此刻宛如昨日,原全学连的一群“同志”又来到日本国会,实行阻止改宪的示威行进。

熟悉的一群,在雨中聚集东京。

我的心怦怦跳着,我的肩头也淋着那冷雨。桦美智子死后已是第46、第48……已是半个世纪。他们原来并没有离散。我凝视着,心中惊奇。他们的花白的头发,不是生理的标志,而是青春不老的一代的标志。在北京的暗夜,我站在他们之中,感觉着一种资格的尊严。他们都不在意六十岁的年龄,密布额头的皱纹。我也一样,灵魂是不知衰老的。一代人的奋斗,已揭开了最后一页,在雨中的东京,高举的标语上写着:

“阻止对九条的改宪!不许埋葬和平主义!”

我挤上前去,抓过一份传单。他们的讲演词,开头是这么写的:

“一个叫做全球化的、资本的妖怪,正在地球上徘徊。它突破了民族、宗教、文化的墙壁,使资本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席卷世界。它是弱肉强食的同义语,造成了广泛的贫富差别、失业、贫困……”

感动的时候,人就陷入梦游和冥想。一瞬间我又换了场所,正和自己的读者围成一圈。

古人教诲我们:知是为了行,知与行如一。不知我们中国人在富裕了以后,能不能为了世上那些无助的人、那些被杀戮的人、饥饿的人、被侵略、掠夺和凌辱的人,也这样呼喊,也这样想和这样做。在不是自己必需、而是他人缺少的时候,在大规模杀伤性媒体的密集炮火拦截的时候,在侏儒和小市民的庸俗哲学重重包围四面嘲笑的时候——也这样走上街头,也这样义不惜身。

四

以“安田砦”(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被警察攻陷为分界线,后来的日本学生运动进入了低潮。

学生们戴着墨镜,拒绝上课,在“四叠半”的小屋恋人同居,哼着风靡七十年代的流行歌:《去结婚吧》和《神田川》。他们冷眼瞟着世间,各投其路,缅怀着过去,退出了舞台。

可是一些不服输的人,没有退出。

从学校坍塌的街垒,有一伙人一步就迈进了城市游击战,身份也骤然从学生变成了游击队员。炸弹攻击、袭击警察、毫无戏言的“战争”,突然取代了昨天半像节日的游行。

他们派别复杂,彼此莫名内讧。病毒般蔓延的,是分裂与残酷。他们渐渐地脱离了朋友、阵营和民众。他们用自制和夺来的炸弹,在日本实施了大约数十次、300余枚炸弹攻击。一时间日本四处狼烟,人心惶惶。在一个短暂但复杂的过程之后,左翼过激派的两支决定配合作战,史称连合赤军。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主要向两个方向分流。

其中的一支,在山岳潜伏中,在灭顶的压力和精神崩溃中,居然以思想整肃的名义,杀害了十数名战友——罪孽的小队走投无路,最后笼城于浅间山的旅馆,主要用猎枪(有一支手枪)与警察对射一场,最后锒铛入狱。

浅间山庄事件

1972年2月19日-2月28日期间,日本联合赤军五名成员(坂口弘、吉野雅邦、坂东国男、加藤伦教、加藤元久)在长野县”浅间山庄”,绑架胁持人质十天。2月28日,警察攻入浅间山庄内拯救人质,两名机动队员殉职,一名队员受伤,一名平民死亡。

残害同伴的事实随之暴露。如此的罪孽一旦公之天下,日本全国、包括所有的左翼学生都不能容忍了!极左派的名声,一坠千丈。

时至今日我仍觉得,他们的行为不可理喻。他们做过的事,彼此是撕裂和对立的。援救贫弱的好意和极度变态的残忍,居然能孪生于一身!……

对革命的阴暗面,中国人并不生疏。但是,即便饱读和熟听红色之丑革命之恶的中国人,仍然会感到满心震惊:日本的极左派居然干出了——以殴打致死来对付同伴战友的整风!

——这个词,“総括”,该怎么翻译它呢?总结?!整风?!

二十年里,每当读到它的资料,我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我无力,也无心叙述这一部分。1993年在日本名古屋,我读着坂口宏的《浅间山庄》,心情痛苦无比。

后来一批赤军劫持了飞机,要求政府释放狱中战友。当日本政府决定答允劫机者的时候,死刑囚坂口宏拒绝出狱。

因为这是一次他本人对自己的判刑,除此他不能解脱。唯有对自己处以极刑,才能抵销心头的重罪。

其实并非是政府、法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以及敌对的思潮打败了他们。打败、否定和抛弃了他们的,正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初衷——左翼运动的人道主义起点。

日本赤军山岳基地事件是发生于1971年到1972年的由日本联合赤军发起的对党内同志的残忍杀害事件。该案件连同接连发生的浅间山庄事件被认为是日本新左翼运动颓败的转机事件。案件共计造成12名成员死亡,案件影响恶劣,在当时日本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讨论。

在深山里,十数名同伴被活活打死——这件事使得整个抗议运动都安静了,使整个对军国主义的批判都沉默了。

难言的挫折感,陪伴着他们,也陪伴着我们。

一切都与我们有关。无论国籍怎样相异,中国革命是他们最初的教师。读着时心里如刀锋锯割,这是自己内里的爱恨交锋——它们撕咬不休、血流不止、使心成了一片血污泥泞!

即便掉头远走,也未必能获轻松。难道随着人说:红党天生性恶,本质就是法西斯,基因使它逃不脱内讧、权力欲和变态!?……去读日本的反思吧——有人分析:赤军的极端和暴力,源于日本的法西斯时代。

我哑然无语。

但是历史过程并非只是变态杀人,也不必急于做法西斯遗传的体检。在解剖最终在浅间山庄覆灭的那支罪过的小队时,也应该还有勇气、还有余墨,检讨他们的全貌。

——冒死盗走驻日美军的军火、用火焰瓶袭击美军飞机库、拦截与美国结盟的日本首相,把炸弹投向美军目标、警察据点、老牌财阀,炸毁军国主义标志、袭击跨国公司……虽然只要炸弹一响辨护就难上加难,我还是想说:国家、警察、法律可以裁定他们的犯罪;而我们,中国人,难道有权站在共产主义的原则上指责说——他们只有罪恶么?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在1971年12月12日,同时爆破了建在热海的“兴亚观音像”和“殉国七士之碑”。

“兴亚观音像”是由指挥占领南京战役和南京大屠杀的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安抚惨遭屠戮的中国人的怨念、祈祷日华的融合一体、意在以一句佛号,抹消南京的罪行。

“殉国七士之碑”则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A级战犯的“墓碑”。

他们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判处绞刑的七名A级战犯(中国惯说甲级战犯)。七人分两批被处绞刑之后,七具遗骸被火化。占领军当局先宣布骨灰已撒入太平洋,但又在1955年交还了号称七战犯遗骨的白木箱。据说,除广田弘毅家拒绝认领外,其余几家都取回了遗骨。

但是另有一个说法在散布:据说七名A级战犯被处刑的时候,部分遗骨已被人从火葬场盗出,后日被右翼分子秘密安葬。这就是右翼的圣地、热海的“殉国七士墓”。

日美旧金山和约签字后,日本吉田内阁需要这一类宣传品。于是,首相吉田茂专为此碑挥毫,“殉国七士之碑”从兹公开面世,成了一处缅怀日本军国主义的名胜。

——轰然一声巨响,这座碑,连同南京大屠杀后保佑“兴亚”的观音菩萨像,都被“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被所谓极左派学生之“狼”,两处一块点火,一炮同时炸飞了!

现今日本街头仍可看到的通缉令,通缉一个名叫桐岛聪的男人,他犯下罪行还是昭和年间的事情,是几十年从来没有被逮到的通缉犯,上书“身高一米六,昭和29年1月9日生,犯下罪行的昭和50年时他只有21岁,为明治大学的学生。高度近视,厚嘴唇,大嘴,隶属于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

他们的“恐怖”活动,还带有相当的学术味儿。

1972年10月23日,“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同时炸掉了北海道大学文学部、以及旭川市常盘公园里的雕塑“风雪之群像”。

原因是:他们认为,“北大”从它最初设立至今,一贯都是对阿伊努原住民进行侵略殖民的一线骨干养成所。其中所谓北方文化研究设施,不过是侵略阿伊努人的意识形态基地,也是掠夺阿伊努文化遗产的据点。“风雪之群像”,正是一个“日帝”殖民主义者对阿伊努征服战争结束、日本对阿伊努人完成了吞并同化的纪念碑。

1968年是明治政府设置北海道开拓使的一百周年。“狼”小组认为,殖民者宣扬“开道百年纪念”,乃是把对阿伊努人的殖民战争正当化、把归并和同化阿伊努人的意识形态正当化的行为。建于各地的纪念碑无非是宣扬这一意识形态和既成事实的手段,“风雪之群像”即其中之一。

旭川市常盘公园里的、由雕刻家本乡薪创作的“风雪之群像”,是一个阿伊努人原住民的老者,正给四个男女殖民者指路的造型。“狼”评论说:

“日本殖民者全都是站着的立像,阿伊努长老却是坐在树桩上。这个构图,明显是把日帝、道庁(北海道政府)、日本殖民者进行的对阿伊努土地的侵略正当化,宣扬阿伊努人对日本的屈服乃属当然,并且露骨地表示阿伊努人低日本人一头——这是一座侮辱性的雕塑。……面对这种阿伊努土地征服已经完成的‘既成事实化’,阿伊努人并未沉默。围绕北方文化施设中最主要的、收夺阿伊努文化遗产问题(对阿伊努墓葬的盗掘等),阿伊努的抗议正在兴起。包括对这座‘风雪之群像’,阿伊努人也发动了阻止建造的反日斗争。”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还有一件“恐怖行为”涉及民族问题和殖民主义。日本为1910年以来在朝鲜的殖民统治中死去的、日本无名殖民者和侵略者的约5000柱遗骨,于1965年在韩国首尔附近建设了一座合祀台。韩国人自合祀台立案就愤怒反对、建成后更以汽油焚烧、破坏台座碑面、发表抗议声明等手段反对。不得已,1971年日本政府把这5000柱遗骨运回日本,安置于总持寺的纳骨堂。

“狼小组”认为:这一行为,是把“日帝”对朝鲜的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正当化、是把日本殖民者和侵略者的“反革命罪行”一笔勾销。于是第二年(1972)4月6日,他们炸掉了位于横浜的曹洞宗总持寺常照殿,即納骨堂。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群狼干下的这些事,早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但有谁能根据一种道德原理,判决这些行为是“罪恶”呢?

不,我想叙述的,还不是他们。

我只想一笔把相关旧帐勾勒一过,只想快刀乱麻斩断粘连,只想让我的读者和我一起,快快跳出日本国外。

放弃这个话题——难道不是很容易么?为什么还不快些隐蔽,为什么还放纵冲动呢?但是我不能舍弃。早在1983年,我初次在东京遭逢了他们的时候就明白:我不能放弃。不能只为浅间山庄那伙人做的事,就轻易抹消真挚的日本左翼运动。

我不能背叛也不想掩饰我的感情。

我怀着希望,邀请读者一道观察——那些叫做“阿拉伯赤军”的年轻人。

为什么你如此顽固?

我说:“只缘妖雾又重来”。我这样做,只是由于今天,世上不单正在硝烟滚滚地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十字军战争;而且还正锲而不舍地推行着一场解构革命的工程。

何止小小的日本赤军,被人百般咒骂的,首先是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这场咒骂,终一个两个世纪不会终止。因为这工程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千年大计,是它们的深谋大略。

写着这一章的时候(2007),新的一批诬蔑毛泽东的书,正在全球包装火爆上市。说慌者宣称在发掘“真相”,就像凶手扮演着死者。那么残剩的我们的声音,就还是有益的。因为剔除和甄别,找出脚踏伟大意义的一部分历史,此刻更显出紧迫和重要。否则,若是只剩下了右派的叫嚣和侏儒的哲学,世界该多么寂寞!

人会说,研究历史到了如此地步真是可悲。

我却说,研究历史到了如此火候,也就没有了局外人的残忍和虚伪。

我想叙述的,是发生在日本国外的一段故事。不是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些散乱的信息。关于一支走过与他们的国内盟友完全不同道路的、“阿拉伯赤军”的足迹,以及他们的一个女儿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