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顺元事件与中苏关系

来源:《炎黄春秋》

初到旅大的忧虑和困惑

　　抗日战争刚胜利，时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即到了东北，先担任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后为加强旅大苏军占领区的工作，调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

　　说起旅大苏军占领区的由来，须从《雅尔塔协定》说起。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其中的一个条款就是让苏联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我国东北霸占的旅大港口。

　　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作为回报，承诺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由其接管东北。

　　苏军1945年8月22日空降占领旅大时，曾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但苏军纪律出乎意料的败坏，猥亵甚至强奸妇女，劫夺公私财物，拆走工厂精密机器等等，时有发生。以致不久即引起了旅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感。刘顺元到旅大后，耳闻目睹了苏军纪律败坏的种种劣迹，曾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并提出建议，但收效甚微。

　　苏军为了在表面上将旅大地区的行政权交中方管理，在其策划和操纵下，于1946年9月20日成立了由中方人员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苏军竟指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劣迹的大连商会会长迟子祥任主任，刘顺元担任了副主任。旅大地区实际上仍为苏军牢牢控制。苏军的种种专横举措，使到旅大不久的刘顺元很为困惑和不满。

忍无可忍的抵制

　　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为首的视察团，定于1947年6月上旬到大连视察。在此之前苏军准备应对防范措施时，接连发生了几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中方利益的事件，刘顺元在忍无可忍时进行了抵制。

　　第一件事是苏军强令进行货币改革。

　　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后，滥发军用券在东北通用。旅大苏军司令部为防止国民党视察团到大连用苏军所发的军用券抢购物资，1947年5月17日宣布进行货币改革，限期从5月23日起5天内完成。在兑换期间实行现金限额管理，多余的军用券都要存入银行听候处置，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恐慌。

　　刘顺元向主持其事的苏联元帅梅尼兹柯夫陈述了这件事对大连的经济活动和群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位苏联元帅强令必须如期完成，并指令刘顺元到大连广播电台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刘顺元为避免与苏军关系的恶化，只得忍让表示按期完成，但拒绝到电台作欺骗群众的违心广播讲话。

　　第二件事是苏方强制签订“中苏合作合营”协定。苏军在强令货币改革后，又担心国民党视察团视察大连后可能接管大连，急于将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都变成“中苏合作合营”。

　　中共旅大地委考虑，搞合作合营，对恢复生产稳定职工生活有利。因此同意经过平等协商签订这几个协定。

　　然而苏方只是通知刘顺元带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图章去签字，在事关中方权益的问题上，不允许中方作任何讨论，实在专横霸道。
刘顺元忍气吞声签了字，但抵制了苏方当晚庆祝签订协定的宴会，苏方对刘顺元的罢宴，感到非常尴尬和气恼。

　　第三件事是苏军要刘顺元制造虚假舆论。

　　1947年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前夕，大连苏军司令格里格耶夫上校要刘顺元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作广播演讲，演讲内容都是苏军掩饰自己专横控制关东行政公署的谎言。此次刘顺元未作任何忍让，拒绝演讲，更惹恼了苏军司令部。

刘顺元被“驱逐出境”

　　刘顺元已准备大祸临头。不出所料，苏军果然对刘顺元采取果断措施。1947年9月17日上午，旅大苏军总司令留德尼可夫上将的代表巴申上校，在旅顺苏军总司令部，与正在旅大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谈话。指出了刘顺元的许多所谓错误，认为刘顺元“不明白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不执行苏军司令部的办法，因此要求撤退他。”同时旅大苏军司令部也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了内容相似的电报。所谓撤退就是驱逐。

　　中共旅大地委的多数常委都对苏军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被苏军指名驱逐的刘顺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但苏军对刘的处理是经莫斯科批准的，已无力挽回。

济南再次遭遇苏联人

　　刘顺元满怀义愤离开旅大，到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向陈云诉说了旅大事件的真相，并于1948年5月回到驻在山东青州境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报告了旅大事件的经过。陈毅说：“这哪里是什么反苏？是民族气节嘛！”

　　1948年8月济南解放，中共中央任命刘顺元为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被旅大苏军“驱逐出境”，被一些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刘顺元，不但未受任何处分，反而更受信任。

　　1948年底华东局正集中力量组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准备接管南京、上海，决定随军南下，另外成立了以康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易名为中共济南市委，改由山东分局领导。

　　康生刚到济南时，对刘顺元曾非常亲切和尊重，多次在会上称赞刘顺元理论水平高，工作有魄力，特别赞扬他在旅大敢于顶苏联人，有骨气。但好景不长，嗅觉特别灵敏的康生，得知中央领导和中央报刊先后批判铁托集团反苏以后，对刘顺元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此后，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风波接连发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庆典，并且指名要访问刘顺元为市委书记的济南，看看中共有未处置对苏联不友好的刘顺元。

　　康生听到苏联代表团要来济南访问，随即派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匡亚明去北京，以请示如何接待苏联代表团为名去摸底。匡亚明带回的信息是，中央不仅通知刘顺元不得出面接待，还要刘顺元写一份检查由中央交给苏联。康生于是赶紧开会，对刘顺元落井下石，以刘顺元反苏为由，决定给刘顺元以撤职处分，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批准。

忍辱负重

　　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种种恶行，被当时居住在济南的原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看在眼里。一身正气的郑老曾到北京找刘少奇为刘顺元鸣不平，但与刘少奇交谈后，就连声叹息地返回济南。原来刘少奇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1949年7月秘密访苏，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点了刘顺元的名，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今后苏中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在淮南就非常了解和器重刘顺元的刘少奇，此时只好对郑位三说：“为了搞好中苏两个大党之间的关系，刘顺元的工作岗位只好动一动了。”

　　1949年10月22日，刘顺元写了一份《关于旅大事件的申明书》，由山东分局转送中共中央。这份申明书虽然给自己扣上：“在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上，犯了头等的政治错误。”但通篇还是辩白多于检讨。

　　刘少奇看了刘顺元的申明书，于1949年11月1日写了如下批语：

　　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待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在刘少奇的批语上画了圈表示同意。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到达北京的当晚，就被刘少奇派自己的专车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面谈。刘少奇听了刘顺元的诉说，而后平静地作了如下谈话：

　　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我们与那些毫无原则的人的区别，不是是否允许妥协，而在于我们将妥协作为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而他们却把妥协作为战略目的。你想想，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帝国主义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现在能不同苏联搞好关系吗？据我的了解，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历史上并不很光彩，我们现在还不是照样称他同志，与他握手言欢吗？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按刘少奇的要求，于1950年1月2日写出了书面检查，为了党和国家“现实的政治利益”作出了特殊形式的牺牲。

　　刘顺元的书面检查写出不久，就被连降三级。刘顺元早有被贬谪的思想准备，从此隐姓埋名，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华东的党政军领导人都了解刘顺元，陈毅就非常同情刘顺元的遭遇，几次到刘顺元住所探望。

　　点刘顺元名的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刘少奇就四处打听刘顺元的下落，要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54年9月24日决定：刘顺元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以后又任重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重新起用刘顺元，实际上也是为刘顺元的反苏冤案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