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获罪：一个反纳粹的26岁U艇艇长之死

来源: 崎峻战史

对于U-154号潜艇上的普通艇员来说，奥斯卡-海因茨 · 库施（Oskar-Heinz Kusch）是一个理想的艇长——性格开朗、富有经验、战绩突出、关心艇员，虽然有点小奇怪，但是无伤大雅，也没什么让人忍受不了的大毛病。总之，这是一个每次都能把潜艇安全带回基地的好艇长。对于这些也不指望混个一官半职的艇员来说，能够安全返回基地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不把他们害死在茫茫大洋里，他们就心存感激了。没看到其他好多人都回不来了吗？如果艇长的性格再随和一些，那简直就是完美了。而库施正是这样一位艇长。所以艇员们在U-154上的日子都挺舒心的，还顺手给潜艇起了个温暖的昵称——“阳光”号。

■ 奥斯卡-海因茨 · 库施（1918-1944）

■ 图为1942年7月正在海上接受油料和鱼雷补给的U-154（远处）。该艇前后有过4任艇长，库施是第三任，该艇在二战中的总击沉战绩为49288吨，最后于1944年7月3日在葡萄牙与摩洛哥附近海域被击沉，全员57人无一生还。

但是对于艇上的军官来说，库施就有点像个噩梦了。他对纳粹深恶痛绝，不仅心里这么想，还经常在军官集中吃饭的时候长篇大论地给其他人“洗脑”，其动机很是可疑！在其他几位军官眼中，库施就是一个成天唠叨着战败言论的胆小鬼，一个精神不正常的阴谋论者，一个随时会背叛党国的人！这还得了？！1944年初，跟随库施巡航过两次的U-154大副乌尔里希 · 阿贝尔（Ulrich Abel）被调离了这艘潜艇，前往潜艇学校培训，准备晋升艇长。这位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海军预备役军官利用这一机会，向上级举报了库施，称其在巡航期间散布战败言论。

军方接到举报之后，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军事法庭，判定库施在指挥中反复强调他的不当言论，对士气有很大的侵蚀作用。尽管公诉人仅仅建议判处10年有期徒刑，尽管U-154的作战士气从未受到过不好的影响，尽管库施的服役记录堪称完美，陪审团还是判处了他死刑。不仅他的绝大多数朋友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话，就连一贯护短的邓尼茨都冷血地放弃了他。一向以自由、独立于纳粹党存在为骄傲的海军毫无理由地配合褐色政权出演了一出闹剧，付出的代价是一名朝气蓬勃、前途光明的年轻军官的生命。1944年5月12日的清晨，26岁零36天的库施被枪决。

但是，当时的德国民众并不知道发生在库施身上的悲剧。直到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 瓦勒（Heinrich Walle）发表了一份学术报告，详尽记载了库施案件的前因后果，得到了社会的关注。瓦勒致力于为库施恢复名誉，最终这份沉重的报告引起了德国政府的注意，于1996年为库施平反。两年后，距离基尔运河入口处不远的小广场上立起了一座纪念碑，通往广场的小路也被命名为“奥斯卡 · 库施路”。这座小广场，正是五十余年前他被枪毙的地方。

不过，瓦勒的报告也引发了两方面的观点交锋。

一方面，不少二战老兵都认为，军人不应语涉政治，其天职就是为国作战。再说，甭管纳粹党有多邪恶，库施都曾经宣誓效忠。所以库施就是有罪，阿贝尔的举报也没有问题。换成这一阵营中的任何一个人，出于对军人荣誉与忠诚的考量，都会举报这个潜在的叛国者。当然这些反对者也坦承，虽然换成自己也会去举报，但是当时谁都没想到，军事法庭一出手就是“死刑”。

而支持瓦勒的人大多数是历史学家和年轻军人。他们认为，出言反抗邪恶的政权才是最高尚的爱国主义。库施只不过是个人恩怨和纳粹腐败的牺牲品。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放在当时的大环境来看，也远远够不上“犯罪”。但是他全心信赖的海军就这样将他抛了出去，扔到了一个腐败透顶的官僚体制当中，任那些真正的蛀虫和罪犯对他加以打击。其实在军事法庭开庭之前，库施的舰队长完全有时间免去库施的艇长职务，让他坐一坐冷板凳，这样“损害前线士气”也就无从谈起了，更不至于让库施丢了性命。看来，不管双方怎样争吵，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人都觉得，死刑判得是太重了。

如果仔细研究，那么关于库施的一切几乎都可以从文献中找到。事实上，与其说奥斯卡·库施是一名反对纳粹、维护真理和公正的英雄式的斗士，不如说他是多方面因素联合作用下的受害者。

1918年，奥斯卡-海因茨 · 库施出生在柏林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从他小时候就教育他看待问题不仅要从本国的角度出发，也要能看到世界的主流，能理解别国的立场。所以眼界和心胸一样宽广的库施一家人注定不会成为狭隘的纳粹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库施发现自己和同学们都被强制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让他一时很难接受，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反对纳粹集权的种子被埋进了他的心里。为了逃避纳粹的谎言洗脑和狂热的纳粹分子，库施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加入德国海军。就这样，1937年，库施逃进了一个他认为安全的世界，幻想着这个被包裹在藏蓝或纯白制服中的世界里没有肮脏的政治，而他可以安全而自由地为祖国磨练、奉献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热情。

从海军学院毕业之后，库施被派上了U-103担任大副。这是一艘IXB型潜艇，首任艇长为维克多 · 许策（Viktor Schütze）。许策被调离U-103号之后，维尔纳 · 温特（Werner Winter）成为第二任艇长。库施上艇的时候，艇长正是温特。在所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潜艇中，U-103的战绩排名第5，总击沉吨位数达到237596吨，从侧面反应出她的艇长们都有很强的实力。

■ U-103号于1939年在不莱梅威悉船厂下水，二战中获得过237596吨击沉战绩，前后有过5任艇长，最终于1945年5月3日在基尔被凿沉。图为战争期间在该艇上拍摄的一张照片，艇员们正在维护甲板炮，其舰桥上可见两个S字艇徽，这是其首任艇长许策的姓氏首字母。

■ 维尔纳·温特（1912-1972），先后指挥过U-22和U-103，执行过5次战斗巡航，获得79302吨击沉战绩，1942年6月5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 U-103号上，奥斯卡·库施（前）正在军官餐厅吃饭。

在跟随温特艇长巡航的过程中，库施不仅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指挥水平和应变能力，还深深地被U-103上随和温暖的氛围感染。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不管是平时开开玩笑的轻松话题，还是关于政治的严肃讨论，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有时还能激烈地辩论一番。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谁也不会去告谁的密。对于U-103号上的所有人来说，这艘潜艇就像一个家，家人之间不需要互相迎合。和而不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么。

1943年2月8日，库施被任命为U-154艇长。平日里与他交好的战友也曾提醒过他，并非每一艘潜艇都像U-103，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像U-103上的兄弟们一样可靠。但是库施似乎并没有听进去，在他看来，一艘潜艇上的所有人自然而然地应该互相信任，不然又怎么能完成巡航的任务呢？这个理想化的年轻人很快就要吃到苦头了。库施完全按照自己在U-103上学到的方法来指挥潜艇，一方面，他将大家都训练成了技能出众的远航高手，另一方面，他也鼓励艇上的官兵们融洽相处，军官们当然也可以用难得的空闲时间聊一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作为艇长，库施认为自己有义务弱化纳粹主义对于他们这个集体的影响，并且将自己学到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传递给艇员们。这个从少年时期就对纳粹心怀不满的艇长将“反洗脑”的主要阵地放在了艇上的其他军官那里。毕竟，根据常人的认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们更容易接受合乎逻辑的真相，也更容易分辨出纳粹政府的谎言。但是库施忘记了一点，这艘艇不是U-103，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信任对方一样信任他。

在相互信任这个问题上，普通艇员们想得就没有军官们那么多了，这反倒让他们保持着可贵的赤子之心。只要他们认定了这是一个好艇长，就自然而然地给予全心的信赖。哪怕是库施发作他“反洗脑”的小怪癖时，艇员们也不过是一笑置之，甚至还乐于同他开几句玩笑。他们给了库施最宝贵的信任和忠诚，真心实意地为自己的艇长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而那些本应配合库施、成为他得力助手的军官们反而与他渐行渐远，最终背叛了他。

可以想象，库施的“反洗脑”首先从战局开始。1943年的纳粹德国其实已经显出了败势。仅从潜艇战的角度来看，情况就很不容乐观。1940年的“欢乐时光”和1942年的“击鼓行动”早就成了过去时。到了1943年初，那些曾经辉煌无比的王牌们有的葬身海底，有的在盟军战俘营里艰难度日，所剩不多的也都被邓尼茨撤出了前线，束之高阁。1943年初，每10艘从法国基地出航的潜艇里，只有不到一半能安全返航。从全面战事来看，德军已经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在东线也十分吃紧。国内屡屡遭到盟军轰炸机的轰炸，夜战联队倾巢出动也是杯水车薪。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眼中，德国都在离希特勒承诺过的超级帝国越来越远。

库施与艇上其他军官的矛盾就由此开始。库施坚信，只有更换一名更具有远见和理智的领导人才能带领德国在可见的败局中自保，而其他军官可不这么想。尽管几乎每天都有盟军的军舰和巡逻的轰炸机提醒着他们，德国军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已经几乎丧失殆尽，这些坚定的纳粹分子们还是深信，只要坚持，胜利就会来到。

1944年1月12日，U-154的前任大副乌尔里希 · 阿贝尔向军方举报库施，称其在巡航期间在艇上大肆鼓吹他的“战争失败论”，严重影响了艇上士气。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阿贝尔迈出了出卖艇长这一步，毕竟这时他已经离开了U-154，在海军学院进修。事前，阿贝尔没有同任何人说起过他的这个打算，甚至都没有跟妻子交底。

阿贝尔在举报信中称“我已认真全面地考虑过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并称他认为库施不适合担任一名潜艇指挥官，因为他“屡次强烈反对目前的德国领导人”。阿贝尔甚至表示，虽然他明白举报战友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行为，他也明白潜艇部队赖以生存的精神就是不放弃一个人，更加懂得战友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也清楚作为一个人应该对他人有包容之心，但是他认为，像库施这样怀疑纳粹政权的人不应再被委以重任、担任艇长这样关键的职务。

从“告密”这一件事上，大部分人就已经把阿贝尔这个人否定到底了，认为他就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因为一点点矛盾就在艇长背后捅刀子。事实上，认识阿贝尔的人都说，他是一名十分严肃而有自制力的人，在德国经济大衰退时，正在念书的阿贝尔不得不先到商船上工作谋生，经济复苏后，他愈发努力学习，成功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且通过了国家考试成为了一名法官。也许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纳粹党。因为希特勒当权之后给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阿贝尔逐渐被其洗脑，成为了希特勒的坚定拥护者之一。作为一名预备役军官，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阿贝尔一直在扫雷艇部队服役。波罗的海和挪威沿海艰苦的作战让阿贝尔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在转入潜艇部队之前，阿贝尔担任着M-1503号扫雷艇的艇长。所以说，他的指挥能力应该是能够达到上级的要求的，至少在扫雷艇上是这样。

■ 乌尔里希·阿贝尔（1912-1944）

接到调令的时候，阿贝尔其实并不开心，他打心眼儿里不喜欢潜艇上的生活，也根本不想去潜艇部队服役。但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也就只有去了。在潜艇学校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他被分配到了第2潜艇支队。在洛里昂，他获悉自己将成为U-154的大副。至于海军人力资源部门为什么要将一名新晋升的艇长、一名刚获委任的轮机长和一名新加入的大副一起安排到一艘潜艇上，真是个未解之谜。一艘潜艇上最重要的3个人竟然都是第一次担此重任，也是闻所未闻。

领导层里没有一个突出的强势人物的结果就是从出航的第一天起矛盾就在酝酿着。用餐时，库施表示要将希特勒的照片从餐厅的墙上移到别的不太显眼的地方，他说：“把这东西拿走，我们是出海是为了作战，不是来学习个人崇拜的。”当然这还只是个开始，随着巡航的深入，阿贝尔越来越受不了库施坦白直率地反对纳粹政府和希特勒。比如说，库施认为纳粹政权不论对德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个灾难，因为希特勒身上反映出来的许多特质让他怎么看都像个疯子，比如说，他坚定地仇恨着犹太人就是个证据。有时库施还会说到战势，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德国战败的担忧，认为盟军不论是人力还是科技都远远超过德国，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这从潜艇指挥部越来越焦急的催促中就能看出。巡航中的潜艇收到的电文一直在敦促艇长不要顾及自身安危，要为国家冒险，这简直就像是监工的鞭子抽在奴隶身上。当然，最让阿贝尔受不了的是库施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免与盟军船只接触。这在艇员们看来是温暖的保护的举动彻底激怒了这个正直得有点儿死心眼儿的大副。

阿贝尔很快在艇上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轮机长和随艇医生。这名医生原先跟随陆军部队在北非服役，被海军借调到潜艇上是因为他很擅长热带疾病的诊治，这正是准备去赤道附近作战的U-154所需要的。

最终，他的举报信被送到了“有关部门”，四天后，库施在洛里昂被捕。一次严肃的军事法庭审判随即开始。在军事法庭上，这轮机长和医生不仅证实了阿贝尔所言非虚，还又各自补充了很多库施胆小厌战的细节，以避免法庭追究他们知情不报的责任。出庭的所有证人中，只有库施在U-103时的两位艇长坚定地站在了他这一边。维尔纳 · 温特和古斯塔夫-阿道夫 · 扬森（Gustav-Adolf Janssen）都极力维护库施，称其作为一名潜艇军官，在任何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他们的证词也只能证明库施在U-103上的表现，对于他在指挥U-154期间受到的指控毫无办法。显然，法庭应该邀请库施的艇员们也参与庭审，不应只听信军官们的一面之词。可是没有一名艇员被允许出庭作证，尽管刚刚迎来新艇长的U-154还停泊在洛里昂港准备出航，艇员从洛里昂去一趟基尔的时间还是有的。

除了库施的“反洗脑”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阿贝尔向上级举报自己的艇长。按照原计划，阿贝尔只需要在U-154号上经历一次战斗巡航就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指挥权。可能也正是这一信念支撑着他忍完了第一次巡航。没有想到，库施在交给上级的报告里毫不留情面地指出阿贝尔的作战水平达不到成为一名艇长的要求，暂时不宜获得委任。作为一名年纪轻轻就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学霸”，阿贝尔感觉面子受到了重创。不仅如此，一想到还要在狭小幽暗的艇舱里与库施相处几个月，听他的“反洗脑讲座”，还有避免不了的个人冲突，阿贝尔简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二次巡航结束后，库施勉强给了阿贝尔一个合格，称其“虽然过于严肃死板，但是可以指挥潜艇作战”，这让阿贝尔简直快要气炸了。

更糟糕的是，在一次辩论中，库施和阿贝尔因为盟军的轰炸目标问题吵了起来。库施坚信盟军只是针对德国的军事目标投下了炸弹，而造成的人员伤亡是因为导航问题致使炸弹偏离目标。阿贝尔则始终认为盟军就是将矛头指向了德国平民，以消耗德国的后备战斗力量。两个人不欢而散之后，在阿贝尔眼里，库施这个过度理想化的臭小子已经无药可救了。

在这个问题上，库施还真得不应该与阿贝尔辩论，因为后者经历的黑暗更久远。在针对汉堡的轰炸当中，阿贝尔失去了大部分亲朋好友，他也不得不想尽办法将妻子和孩子们转移到德国东部的小村子里去。对于他来说，只要是敌人，从东边来还是从西边来不重要，都是一样坏。他们的轰炸机一飞，就有德国老百姓倒霉。所以可以想象，当库施在潜艇上听英美电台的时候，带给阿贝尔的应该是深深的愤怒和反胃，就更别提库施总是很文雅地谈起他们的敌人，就像根本没有战争这回事儿一样。

如果说失去理智的阿贝尔一把将库施退下了悬崖，那么除了U-154上的军官落井下石以外，其他本应该能够挽救库施的人也都没有伸手拉他一把，任何跌入深渊。比如说库施所在潜艇支队的支队长恩斯特 · 卡尔斯（Ernst Kals），还有掌管整个法国潜艇基地的汉斯-鲁道夫 · 罗辛（Hans-Rudolf Rösing），他们从库施被举报到被枪毙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与库施谈过一次话。直接领导的不闻不问的态度让陪审团更加相信库施的确有罪。又比如第3潜艇支队的支队长海因里希 · 施密特（Heinrich Schmidt），正在参加培训的阿贝尔成为了他的部下，所以举报信也就理所应当地要经他的手。施密特对这封言辞激烈的举报信“十分重视”，一点没耽搁就转手递给了他的上级。没有一个人试图找两名当事人谈谈话，也没有一个人按照一般规程组织召开听证会，库施就这样直接落入了调查委员会的手里。另一方面，阿贝尔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当他结束培训回到洛里昂准备接手U-193的时候，他才发现，不少战友都在背后对自己指指点点。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提出宽大处理库施的建议。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一开始也并没有建议处死库施，他所要求的不过是将后者开除出德国海军。

不得不提到的是，此次军事法庭的陪审团中有两名U艇部队成员，一位是沃尔夫冈 · 迪特梅尔斯（Wolfgang Dittmers），另一位是日后的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奥托 · 威斯特法伦（Otto Westphalen）。量刑时，两人本可以从库施良好的服役记录出发，引证其优秀的巡航成绩来为库施争取减刑，没想到他们却着意加重了对库施的刑罚，最终导致库施被判死刑。同是潜艇部队服役的战友，两人此举确实令人心寒。战后，迪特梅尔斯和威斯特法伦遭到了各方的质疑，两人倒是口径统一地为自己辩护，称他们在建议死刑时没想到法庭最终会完全采纳，他们始终以为最终结果会是死缓。

■ 奥托·威斯特法伦（1920-2008），先后担任过U-121和U-968艇长，总击沉战绩为24286吨，1945年3月23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被自己的大副举报、被自己的轮机长和随艇医生出卖、被自己的领导忽视又被自己的战友落井下石的库施其实也并非死路一条。纳粹德国潜艇部队传奇的缔造者邓尼茨是他最后的希望。这位潜艇部队的长期领导者以护短闻名，伦普误击“雅典娜”号、托普误击“鲁本 · 詹姆斯”号、恩德拉斯喝醉酒在旅馆随意开枪打坏吊灯以及维尔纳·亨克与党卫军打架，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被邓尼茨一一化解，压了下来。

军事法庭判决结果出来几天之后，时任U-103艇长的古斯塔夫-阿道夫 · 扬森正好奉命陪邓尼茨回德国。在轿车穿过法国的几个小时时间里，这位邓尼茨曾经的秘书一直在为库施求情。扬森向邓尼茨反复强调了库施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潜艇指挥官，即使他有一些不同意见，也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的指挥水平和全艇士气，相反的，他对艇员的关怀让艇员们都对他敬爱有加。回到德国后，邓尼茨一改出发时的冷漠和抵触，对他的旅伴说：“扬森，我很高兴你是一个如此正直的人。我会安排见一见那个孩子，看看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到。然后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扬森当时十分高兴，认为自己的朋友有救了。

■ 古斯塔夫-阿道夫·杨森（1915-1978），先后担任过U-151、U-37、U-103和U-3037艇长，总击沉战绩为11430吨，1944年1月21日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

扬森并不知道，邓尼茨对他说了谎。从根本上说，邓尼茨就不想给库施第二次机会。战事越来越艰难，希特勒施加给邓尼茨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杀一儆百，那么日后的局面可能会趋于失控。邓尼茨当然不希望自己的艇长一个个全都消极怠工，所以他必须要放弃库施。

邓尼茨对库施事件的袖手旁观根本不是因为库施本人的所作所为。邓尼茨自己也不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所以他对库施的观点并不太在乎。但是保持一线艇长们获胜的信心对他来说却是至关重要。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枪毙库施比挽救他更有利于邓尼茨开展未来的工作。所以，一直到1944年5月12日的清晨，邓尼茨都根本没有召见过库施，也没有与之通信。不知是故意还是天真，亦或是为了坐实自己的证词以及军事法庭的判决，死刑裁决正式下达之后，出庭作证的军官和陪审团纷纷在庭审文件上签字，逐级上交，最终，这份文件来到了邓尼茨的办公桌上。此时已经是1944年的4月了，距离扬森为库施求情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1944年4月1日，阿贝尔获得了他一直以来期待的潜艇指挥权。任命文书一下来，U-193上就炸开了锅。艇员们本就对经验丰富的原艇长汉斯 · 鲍克施塔特（Hans Pauckstadt）被调走满心不乐意，这下调来的阿贝尔不仅毫无指挥经验可言，还是个出卖战友的坏蛋。所以说，阿贝尔接手U-193时，群众基础可以说是差到家了。1944年4月23日，U-193从洛里昂出发，第二天就与潜艇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就此失踪。根据推断，该艇很有可能是在比斯开湾内被盟军轰炸机炸沉的。阿贝尔没想到，在库施被枪毙之前三周，自己就死在了茫茫大洋上。

战后，邓尼茨曾一度表示，自己在应不应该处死库施这件事上犹豫过也痛苦过。不过，1968年，他终于承认，就像自己在纽伦堡审判时说过的那样，他必须同意处决库施，这是“艰难但必须下定的决心”。4月6日，库施在监狱中度过了自己最后一个生日。与此同时，邓尼茨将庭审文件和证据整个大打包，全部交给了赫尔曼·戈林。4月10日，作为希特勒的密友，拿到文件的戈林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就核准了死刑。

1944年5月12日，“阳光”号曾经的艇长奥斯卡-海因茨 · 库施被带出了基尔海军拘留中心编号107的小单间，在基尔运河入口处不远的一个小广场上被枪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的潜艇部队根本就不是什么独立于纳粹党的世外桃源，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褐色的影子包围了整个海军，一点点收紧，潜艇部队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曾经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几乎消失殆尽。大副举报艇长，战友相互倒戈，就连邓尼茨都随时准备好放弃他优秀的年轻人，更不要提腐败的司法系统，把勇敢的战士歪曲成了危险的罪犯。

被人们所珍视的、所期待的所谓U艇精神，虽然不是一个愚蠢的谎言，但也不是一个闪光的神话。仗义执言的扬森、温特和U-154的普通艇员们与阿贝尔、罗辛、邓尼茨这样或反戈一击、或不闻不问的人一同证实了这一点。

■ 基尔的奥斯卡·库施路。

■ 基尔运河外小广场边的库施纪念碑。上面铭文的基本意思是“奥斯卡·库施的名字代表着所有在纳粹政权的不公下枉死的人们，请不要忘记他们的牺牲”。

内心满怀真挚信念的库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在群体疯狂的年代表现出来的冷静和直率没有与他一同死去。他美好的品质留在了这个世间，提醒人们，比服从命令更重要的，是服从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