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

作者:秦晖　来源: 《南方周末》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所谓的“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相对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是，即便是确实有灭亡中国意图的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当然有人说，日本之敢于侵华，还是证明了民国不可取。过去说是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不行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现在也有人说是由于革命不好，导致外敌乘乱入寇。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值一驳。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谈到民国时期的乱世固然严重影响抗灾，但是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在这方面却有明显进步，这却是今人没有注意的。

当然，无论是内忧导致外患，还是人祸加重天灾，“内忧”与“人祸”的确是民国时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就算时间限定在20世纪，这个世纪一开始的“庚子国难”与“辛丑国耻”难道还不算“灾难时代的开端”，难道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讲“20世纪”呢？距离20世纪不远的太平天国战争流血成河，与战争相关的间接死亡也是饿殍盈野，不下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何以那就不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既是历代王朝周期的乱世景象，当然就不能说那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多灾多难”。像满清遗老那样，认为如果没有“孙文乱党”，大清就能万世太平，肯定是不靠谱的。但是如果仅仅如此，这个革命也就没什么可肯定的了。充其量，它只不过完成了太平天国的未竟之功（反清）并为下一个新王朝铺路而已。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之不同于过去的乱世，就在于它在乱世中取得的进步，这就是民国史的第二个面相了。

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民国时期的新文化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传统国学也是云蒸霞蔚，两者都让人津津乐道。当年北大如何，清华如何，西南联大又如何，这都是今天许多“民国粉”们喜欢谈的。

这些都是事实，但如果仅止于此，肯定辛亥的意义也不大。因为如下所言，民国政治总的来说还是走向“党国”，而非走向宪政。而讲文化也不能只看精英层面，民国时期大众的“文化水平”（注意这里的“文化”与民族性无关，就是指读书写字的能力）还是很低的。

笔者当年在广西农村插队9年，深知在那些统计数字背后，改革前绝大多数国人即农民的实际“文化程度”如何：那时我们这些“初中69届”（由于“文革”三年基本停课，实际上就是66届小学生）在“广阔天地”里居然成为稀缺“人才”，不少伙伴都成了“民办教师”，甚至只读了6年小学的“知青”被派去教“中学”（那时农村有大量的“戴帽初中”）的也大有人在。而当地的壮族妇女很少会讲汉话，男子也很少认字，因此当时大队都设有文书一职，与支书、大队长同为领补贴的三大“干部”之列，往往还是三人中惟一能读写的。所以对于今天有些人极言那时农村的教育卫生如何好，我只有无言！
不过平心而论，这种状况不能只怨改革前体制。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把一个文盲社会成功扫盲是可能的，而把一个识字社会文盲化就不太可能。二战后德、日、苏与我国改朝换代的历史都表明，战乱和天灾可能死人无数，经济崩溃，但通常都很难消灭文化——除非发生异族征服之类的文化灾变。“文革”虽然被称为“革文化的命”，但那主要是就道德破坏而言，1966-1969年三年教育停顿与混乱，损失很大，但要说这就会使一个识字社会文盲化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1969年当地的这种状况基本上也就是民国时的状况，进步不大，退步也谈不上，改革前体制与民国都要对此负责任的。

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民国时期

关于民国的进步，我只讲两个过去人们比较忽略的问题。一是人口模式。如前所述，传统时代人口的增减是王朝兴衰的显示器，而乱世人口大减则是常规。然而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但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复旦大学人口史研究团队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中国人口史》六卷，其中后两卷就集中揭示了这一过去人们未加注意的重大问题。

过去人们都有两个印象，一是清代中期人口突飞猛进，连破一、二、三、四亿大关，由此产生了关于清代伟大的种种说法。二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都说中国是“四万万”人口，这倒也符合人们对历代乱世人口衰落的认识，没有大减已经很不错了。而中国人口走向“高低高”的近代发展中模式，则是20世纪后半期至厉行计划生育前的事。

但是，由曹树基、侯杨方分别完成的《中国人口史》后两卷以翔实具体的考证和统计告诉我们，这两个印象并不真实。

在《中国人口史》第5卷中，曹树基证明，以往由于严重低估人口基数导致的所谓清中叶人口空前高速增长的说法不确。从1644清朝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人口年均增长率0.49%，增速低于唐前期、北宋前期和南宋前期，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长率也不到0.7%，所以“‘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835页）

中国人口增长示意图

而从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直到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国处于传统治乱周期中两个“大王朝”之间的“乱世”，然而这个乱世的晚清和民国两段却有不小的差别。清末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主的咸同年间大战乱，固然使人口从4.36亿降到了3.65亿，辛亥革命前夕却恢复了增长。根据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的研究，清末民初到抗战前的人口增速更是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在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侯杨方据此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75页）

而这种“乱世”人口增长率高于前朝（清）盛世的情况更是不同寻常，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就出现了5.8亿、连同港澳台已超过6亿的惊人数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查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人口仍不到5亿），显然，1949年后超过2%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就是民国时期的这种变化的“自然延续，而并不是另一阶段的突然变化”。事实上，如果把民国年间惨烈的战祸与天灾与1949年后的“和平红利”的差别刨除，则1949年前后的人口增长模式差别并不大。因此侯杨方认为，从传统时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变成现代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一种“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20世纪上半期”，即民国时期（侯杨方前引书，610－611页），亦即既不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也不是发生在清中叶传说中的“人口爆炸”时代。侯杨方列举了许多史实，证明民国年间由于经济社会和医疗的进步导致人口模式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

民国经济对印度的“赶超”

当然，人口的“乱世增长”不仅仅是卫生与社会政策的结果，它也是与中国经济的进步相联系的。

1942年2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访问印度，受到东道主圣雄甘地（印度国父）在其住所的欢迎

笔者多年前曾写过几篇文章，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及纵向横向比较问题。其中提到：过去我们喜欢以与1949年的比较来统计我国后来的纵向发展成就，并以1949年的中印横向对比说明那时的中国不如印度，而后来则超过了印度。但是这种比较有严重的问题。西方国家就不去说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在统计发展成就时，都是按照国际通常口径，拿战前和平年代的最高水平来作比较的。例如苏联的发展成就不是以1917年、而是以一战前经济高峰的1913年作为参照；统计二战后成就时，则以苏联卷入战争前的1940年，而不是与战争废墟上的1945年作对比。阿尔巴尼亚以卷入战争前的1939年为比较基期，而不是战后新政权建立的1945年。只有我们老是以战后废墟为基点作比较，导致很大的失真。

事实上，在当时战乱不断的情况下，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那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民国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不慢的。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其年增长率不低于自“反右”到改革前的20年和平时期。横向比较，这个增长率不比同期世界平均值低，也不比大多数西方列强低。当然由于基数很低（这涉及对清代经济的认识，下文还会讨论），这个增长率对于“赶超”西方的意义不大。但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而且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对印度的工业赶超：尽管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比英国治下的印度晚，清末民初的水平比印度低，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时，都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印度直到1949年也仍低于这一水平。应该说这是很难得的。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近乎废墟的状态，使1949的印度似乎在中国之上，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

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在和平时期又超过了印度，但实际上只是回到了常态，改革以后中国领先于印度的幅度明显加大，才真正把印度甩到后面了。因为印度独立后其实也一直搞计划经济，1990年代才开始转向市场经济，比中国晚了十多年，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印对比有重要影响。至于农业，民国时期一直就比印度强，尤其是粮食，无论总产量、亩产量、人均、劳均产量和劳均折合营养热能（卡路里）产量，都远远高于印度，即便到战争废墟上的1949年，印度的相关指标也没有超过中国。

如果综合工农各业，则中印国民经济的长时段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近年来国人经常提到“麦迪森数据”，我后面要提到这组数据在前近代东西方对比方面有缺陷，所谓18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三分之一之类的说法过于夸张。但是麦迪森对整个东方（不仅中国）都有同样的夸张，因此他描绘的中印“东东比较”还是可以借鉴的。按照他的描述，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二百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其比值颇有波动。而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麦迪森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清末民初则开始追赶，1936年中国已经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19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指数而言，麦迪森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19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19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

1937年中国主要铁路示意图

孙中山《建国方略》铁路规划图

现代中国铁路地图

这种比较当然是很粗略的。我曾指出民国年间由于国家统一程度低，经济统计十分混乱。如何从现有资料出发客观评价当时的经济发展，还需要作不少考证工作。以铁路建设为例，民国时期修建的铁路不少，但在持续的战乱中或者这边修路建桥，那边破路炸桥，或者今天建成明天炸掉，或者由于政治分裂有路不能通车，因此在同一个时间断面上的通车里程始终上不去，而现有资料对于哪一个时段的通车里程为1949年以前最高值也有不同说法。但是笔者根据更详细的资料统计，1949年前中国曾经修成并通车过的铁路（汰除重复）是31847公里，远远超过同一时间断面的通车里程，其中绝大部分即22550公里曾经修成于民国时期。

但是1949年年末中国实际通车铁路只有21810公里，这就是说上述31847公里铁路竟有一万公里毁于战火或其他人为破坏。此后直到1960年代中期，我国的铁路通车里程才超过了1949年前我国曾建成铁路的累计总长度。与1949年末相比，1950—1975共26年间我国铁路共增加2.4万公里，仅略长于民国年间修建的路段，而建设里程的年平均增长率不仅低于民国相对和平时期，也低于整个民国时代。实际上，改革前我国建设的铁路有相当部分是重建、复建民国时期曾经建成后又毁于战火的线路。甚至到1990年代的铁路建设中，仍包含有若干民国时期已建复毁的路段，如北安—黑河、邯郸—涉县、嫩江—黑宝山、黄流—八所等。当然，新中国铁路的质量大有进步，而且西南、西北地区的新建铁路修建难度之大，民国年间修建的铁路无法相比。但无论如何，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的成就是不应因战争破坏而湮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