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丸与逃难者的不同命运

1941年12月，日军攻陷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不久，一艘名为“白银丸”的日本商船获日本驻华军方批准的经营权，航行往返于广州、香港、澳门和广州湾等地接载乘客和运输货物。“白银丸”不但是战时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逃亡者的求生之途。背景不同、目标各异的难民先后登上这艘轮船前往广州湾，短暂停留后，再“各显神通”辗转落脚于各地。以下三位历史亲历者的回忆，让我们得以回顾他们的逃难之路。

尽管诸人都是搭乘白银丸抵达广州湾，周奕一家却因为越南籍父亲的缘故而得以入住越南会馆，其后办理签证经海路转往越南海防。而黄澎芬和陶泰来一家则从陆路逃向大后方国统区，这也是1943年《大广州湾》所记载“归国行程”的首要路线。由于陶希圣在国民党高层的地位及其人脉关系，其眷属的逃难之路则得到杜月笙及其手下的“特别关照”，廉江县长甚至亲自派兵护送，可见同样的逃难路线，待遇相差悬殊。不过，或许是周、黄、陶当时的家境都较好，因此他们一家大小在相近的时间走上相似的逃难之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白银丸然继续航行。岂料13天后，白银丸在离开香港前往广州的航程上，于屯门龙鼓滩附近海面触雷沉没。船上800人中仅百余人获救。当时日本刚投降不久，传言船上载着不少打算撤离香港的日本人和汉奸，当中包括宪查队队长廖永清。

以下内容摘自张慧真、孔强生编：《从十一万到三千：沦陷时期香港教育口述历史》

在日军中服役的原英国驱逐舰“色雷斯人”号，摄于1942年

来源: 香港海事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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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山县翠微村人，但从未回过乡。祖父在广东跟随了黑旗军到越南抗击法军，并在谅山定居。谅山的河西是华侨聚居之地，闻说该处有周氏宗祠，清末时仍有不少华侨子弟回国内投考秀才。

父亲[1]在谅山出生，排行第三。听说他遭到兄长和姊姊欺负，决定离家，临走前说了一句“好仔不争阿爷田”，便跟随同乡从海防来到香港。孤身来港的父亲，在香港举目无亲，也真佩服他离乡背井的胆色。

父亲精通法文和英文，中文却不太好。战前，他曾出任比利时驻香港领事馆秘书。由于父亲以前曾在法国领事馆工作，故有时会协助驻防中国的越南兵换防时到香港的住宿安排，并从中赚取外快，帮补家用。

沦陷后，父亲当时没有工作，但他也很聪明，以越南籍中立国的身份，配到较多粮食。后来我们召开家庭会议，决定去向。一个方案是前往佣人家乡清远，但父亲考虑到人生路不熟，最后还是决定回家乡越南。父亲在那里有不少有财有势的朋友，加上越南是鱼米之乡，总有饭吃。这也是我第一次踏足越南。

决定回越南后，父亲四处奔走，替我们打点离港之事。1942年端午节翌日，我们一家十口，带了六十箱行李，浩浩荡荡地离港。行李中有一箱是江西瓷器，我想这样逃难，也真有气势！那时我们（从深水埗）乘轮渡先到中环，在客栈住了一晚，翌日早上再乘驳船登上“白银丸”，前往广州湾。

我们乘坐的“白银丸”是一艘普通客轮，有几种等级的座位。船程约两天，先在澳门停留半天，父亲曾要求上岸，但遭到拒绝。两天后，我们到达了广州湾。

那时广州湾仍是法国租界，我们在越南会馆[2]住了两个多月。越南会馆位于西营，它是越南人的产业，中间有一间正房，一大片空地，旁边还有几间平房。我们是否需要交租，已记不清楚，却记得那里有很多越南人出入。后来取得当地法国领事馆[3]的签证后，我们便乘船到越南去。

我们先到北越的海防，尽管那里是华侨的聚居地，但我却感到一片落后荒凉。在海防安顿下来，母亲安排我入读海防华侨中学附小五年级，它是海防规模最大的侨校。

第57-69页。

受访者简介：周奕，原名周保伦，1933年出生。1947年回港后，任会计练习生，后任五金工会书记及记者。著有《香港左派斗争史》及《香港英雄儿女：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抗日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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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那代离乡往澳门谋生，父亲亦生在澳门，后来转到香港，曾入读皇仁书院、汉文师范学堂及香港大学。战前香港大学学生多为富家子弟，有私家车接送，而父亲靠自学苦读成才，学习生活很苦。大学毕业后，父亲在官立汉文中学教书，属政府公务员。

沦陷后一年左右，父亲不愿在香港生活下去，决定回国，舅父宜家也和我们同行。离港的时候，母亲怕被日军搜身，便把珠宝首饰塞进一个放糯米糍的篮子内，给最年幼的妹妹拿着，使人以为是小孩的零食或玩具。我们全不知情，她千叮万嘱我要看好妹妹，我还奇怪母亲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小篮子。离港后抵达安全地方，她才告诉我们内里玄机。

因为我们在广州没有亲人，加上从广州到桂林需要偷渡，并不安全。于是我们决定先到澳门，再转乘日本船“白银丸”到法属广州湾，当时日军并不视法属租界为敌区，故这条路线最为安全。但是乘坐白银丸的过程，却很惨痛——我晕船浪，不住呕吐，把上船前吃的番薯干全吐了出来，过了很久我也没有再吃番薯干了。

到达广州湾后，我们原打算穿过区内的寸金桥，直入广西自由区。后来当地亲戚与“中国旅行社”接洽后，决定安排我们坐挑夫的背兜往广西郁林[4]，再乘木炭车去柳州，再转火车往桂林，路程约一星期。

我们两家人共用了五六个背兜，成人独自一个，小孩则两人共坐。记得我和表弟、妹妹一起坐，那些挑夫提醒我们小孩子要坐稳，否则走路时他便要吃苦。这段路程还算可以，白天赶路，晚上中旅社安排旅店投宿。

第132-138页。

受访者简介：黄澎芬，1931年出生。战后毕业于香港大学，曾任教于元朗中学，后转往香港教育署工作。

逃出柳州的难民来源：Time Runs Out in CBI

陶泰来、陶晋生[5]整理：《陶希圣年表》，台北：联经出版社，2017年，第190页。

他（陶希圣）的眷属另随海南难民队，乘白银丸到广州湾。再由广州湾经陆路到桂林。希圣一家在桂林聚首，已经是（1942年）阴历年关之后，初春的时候了。

一月卅一日。早上六点钟，高先生率领大家往尖沙咀进发，去到水师码头。难民人潮拥挤，直到十点多钟，好不容易才冲上“白银丸”。十二时正起锚，出鲤鱼门，航向外海，我们终于脱离了日军魔掌。

二月一日下午约六点钟，白银丸驶抵广州湾的西营。在旅馆休息一夜，次晨去码头领了行李，雇车去赤坎。

我们在赤坎亚洲饭店住了一星期，探听路途的状况，并且等待重庆的消息。关于路途的状况，我们知道从赤坎出去是广东省廉江县地界，其与广西省接壤处有一座“十万大山”，形势险恶，现在有土匪盘踞。因为国军退守广西，将这一条路线的公路全部破坏，所以从这里到广西郁林旱路六百里，须要坐轿子走六七天。到郁林以后才有公路汽车去柳州，再转火车到桂林。

重庆方面则由杜月笙先生派了范瑞甫先生来和我们接洽，要护送我们到桂林。他说尽量不出面，一切仍由高先生办理。如遇问题，他自会解决。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就准备上路。二月九日，我们雇了几乘轿子，我和恒生徒步跟随，向郁林出发，日行八十里。

二月十日，当天我们走了七十里，到达廉江县，住一家旅店休息。不久，廉江县的县长来到旅店，他说：“明天要过十万大山，不很安宁。我派八位卫兵，是我的亲兵，护送到山那边，那以后就不属廉江县的范围了。”

十一日，县长派的亲兵果然来到。一行人跟随亲兵上路，我们从赤坎出发时，气候炎热。但是一夜之间，变为风雨严寒的冬天。我们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冻得发抖。过午之后，远远望见山头上有一人持长枪站立，向下打手势。我们一行沿着山径转折，到一个峡口。有几个匪徒，守着一个大木箱，箱子上插一面白旗，写的不知什么字。保护我们的亲兵和他们交涉，结果每人以及每件行李各缴三元，纳入木箱中放行。下午到达宿头后，几个亲兵乃告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