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镇皋——山东大学里的幽灵，著名物理学家身边的告密者
来源: 名人志Celebrity 作者: 杜强
两年前，他在《杭州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当中回忆原子物理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战年代启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王镇皋给报社寄去一封长信，告诉编辑，“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不计其数的天才人物闪耀在历史当中，作为人类智慧的证明被崇敬和铭记。与此同时，我们永远不得而知的是：有多少聪明的头脑被浪费掉了？在天才虚掷的一万种方式里，这篇特稿将告诉你最令人唏嘘的一种。
主人公王镇皋在理论物理学上拥有过人天赋，“中国的爱因斯坦”、李政道的启蒙老师束星北评价他，“天资高过李政道”。然而，他却接受针对导师束星北的秘密任务，掩藏身份长达25年，众多同事、学生因此遭受厄运。凝视深渊日久，人生迟暮之际，深渊终回以凝视。
王镇皋在山东大学念书时的相片
束星北在讲课
王镇皋的聘书
王镇皋的老相册，里面是他和同事的合影
退休之后，王镇皋写信给学校，要求评自己为名誉教授，哪怕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但没能如愿。
对于秘密身份的泄露，同事间的版本和王镇皋的说法略有出入，但都繁复冗长，可以确定的情节是：1979年，为了提高待遇，王镇皋向党委书记“评功摆好”，提及监视束星北的历史，结果与总支书记产生矛盾，后者“有意泄密陷害”。当他从外地回到山大时，同事告诉他，“不得了，特大新闻，全校都知道你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大特务。”
那次在杭州的中医院，他坐在门诊室里哭泣，诉说起当年，医生打断他，“你不要哭了。”后来就很少再去那里，有人按时买好药寄给他，每次满满一箱。
每天凌晨4点多他就起床，熬癌症的药，要是有困意，便再睡一会，四个小时后熬肝脏的药，下午和晚上还有两贴。浊黄的中药熬好了，总是忘了喝 ，凉掉。他拿出中药处方，忍冬藤、白茯苓、龙牙草、青藤根……“嗒”的一声，炖着排骨的砂锅烧干了，裂成两半，晾出一团乌黑。
著名物理学家身边的告密者
“我是比李政道还有前途的学生。”83岁的王镇皋常常说起这句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束星北说的。”见记者略显怀疑，王镇皋又补充道。
王镇皋，山东大学1950级物理学院学生，曾是被称为中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较为看重的学生之一，甚至曾评价其资质或超他另一个著名的学生李政道，然而当他站在光明的学术之路的起点展望未来的时候，命运却将他引向另一个终点——“告密者”。
“天资高于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1950年，19岁的王镇皋从浙江老家前良村考进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成为前良村史上第一位新中国大学生，在王镇皋的印象里，那段时间是无限美好的，入学不久，他便拿下几个科目的高分，震动了学院。
据王镇皋的同学回忆，当时入校后的考试中，王镇皋成绩相对比较好，但因为患有淋巴结核病，一直很少与同学接触，甚至休学了一年。
当时正值1952年，中央颁布新令，大学生吃饭看病不要钱，原本是绝症的结核病在新政策下被治好了，王镇皋重获了新生。当说起他在接受组织的保密工作时的心态，王镇皋表示，对党的感激占了很重的比例。
病愈后的王镇皋恢复上课，迎来了山大物理系最好的时刻——束星北的到来。
时年，束星北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1952年浙江大学解散后，束星北到了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当时山东大学理科相对薄弱，束星北的到来引起了全校师生强烈的关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和老师常常挤爆教室。
据王镇皋讲，生病其间，王镇皋每日趟在病床上，除了回答同学前来寻问的问题，更多的时间就是在脑子里思考物理原理，甚至一度达到痴迷的状态。一次王镇皋捡到几页狭义相对论的资料就苦思冥想了好几天。
正是这几页纸，让他在一堂束星北的相对论课上，面对束星北的问题对答如流，这些给束星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后来，周北屏的学生贾明与王镇皋通信时提到了一句评语，是束星北教授向自己的朋友周北屏介绍王镇皋时，说他“天资高于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自从得知这一说法，王镇皋默默地将李政道视作了人生的参照系。
王镇皋是否有能力成为下一个李政道，人们不得而知，但当王镇皋站在这个相似的起点时，命运却给他画出了不同的轨迹。
从学术到政务
1954年1月，王镇皋从物理系毕业，被直接留校任教，没几天，时任学校保卫处处长的巩念胜找到了王镇皋，表示组织要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接近公安头号监控对象，也是王镇皋的老师束星北。
这项任务被另一名同为公安线人的同学李枫（化名）证实，当时王镇皋因为学习成绩不错，是束星北较为赏识的学生之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唯一可当此任的人选。
王镇皋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是，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考虑到保密工作会占用大量时间，巩念胜表示，“组织也不忍心牺牲一个学术人才”，并保证，“未来的职称和工资决不低于同届老师”。
而后，由于时常帮助老师解答同学提问，王镇皋与束星北的见面机会也日渐增多。
与王镇皋同期入学的朱之藩也提到束星北对王镇皋比较好，因为王镇皋身体虚弱，还让他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学习。时间久了，与老师们的关系也都处得不错，老师在他面前聊天不加避讳，正是那时，已经开始接受保密任务的王镇皋便把这些汇报给了学校保卫处和公安局。
据档案资料记载，对束星北的跟踪监视从1952年8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学校保卫部门和青岛市肃反小组一同组织力量深入查对束星北的材料，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一旦问题定案，立即呈批法办。”王镇皋必然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环。
《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的1955年8月13日批斗会的一条会议内容为：“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①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②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③在课堂上散布传播唯心论。”王镇皋提到，这是针对当时束星北对南斯拉夫发表的言论。
束星北素以性格坦荡直率著称，曾有“束大炮”的绰号，常常直言不讳，少不得冲撞旁人。但束星北的冲撞只是本着对学术的纯净追求。公认的，束星北不喜欢只红不专的学生，物理学院曾流传一句束星北的话：“搞政治的人就去读党校专心搞政治，不要跟我学物理。”而当时束星北的眼里，王镇皋并不是这类人。
1957年4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鼓励下大鸣大放时，束星北在山东大学民主报上刊发《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以讨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再次打倒。此间，王镇皋收到的一项针对束星北的任务是看批斗会之后束星北的心态如何。王镇皋回忆，自己半夜登门，束星北夫妇十分激动，说了很多。事后，王镇皋上报两条主要内容，一是束星北很可能有枪，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事后证明，束星北对李政道的判断是准确的。
1955年，在肃反中被打倒的束星北后来被抄家，这次抄家对束星北影响极大，甚至让一向坚持信念的束星北在书信中提到曾产生了自杀的想法。1956年束星北平反，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后，直接导致了束星北离开山大，之后去月子水库劳动、去青岛医学院扫厕所，前后21年不能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业。
王镇皋认为自己在束星北老师两次运动中的遭遇中并未起太大作用，因为束星北敢做敢说，很多言论都是公开的。这一点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也持相同看法，从90年代开始整理束星北资料的束美新表示，她看过很多举报父亲的资料，王镇皋确实只是芸芸众多举报者中的一个。但随着70年代末王镇皋充当公安局线人的身份泄露，王镇皋的同学大多认为他“脱不了干系”。
一心做好事的告密者
监视束星北只是王镇皋保密工作的一项，保卫处长巩念胜不断地给出需要调查的人名，王镇皋按要求去接近。本来就善于思考的王镇皋，常常要琢磨打探方式和接近的尺度。
虽然王镇皋表示曾经怀疑过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否有意义，但王镇皋对于组织交给的任务不曾有态度上的马虎。也并不觉得自己在做的工作会对别人产生不良的影响。
王镇皋一直认为汇报束星北有枪是在帮他，怕他真的有一天会开枪打死人会深陷囹圄。
1957年大鸣大放中，学生曾因《青岛日报》在报道中刊发内容不实而组织游行，王镇皋发现后一夜未睡，调查清人员情况汇报给保卫处，使警方可以为第二天的游行现场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事后，涉事学生全部被定性右派，王镇皋认为这是在避免更坏的事情发生。
向记者进行说明的时候，王镇皋特意纠正了《束星北档案》中对他的措辞，“我怎么是在‘揭发’？应该是‘汇报’”。
除了对个人和事件的监控，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和政策出台时，王镇皋还要负责了解学校内外各类人群的思想动向。回忆自己这方面的工作时，王镇皋提到自己工作细致，“上面很满意”，受到了表扬。
1958年，山东大学从青岛搬至济南，作为有经验的保密工作者，王镇皋的组织关系同样跟到了济南。在济南，王镇皋直接向公安厅汇报工作。
无所不能的组织
地主出身，常常接触右派分子，与束星北关系密切，据王镇皋自己回忆，他也不曾参与过批斗，放在正常人身上，这些已经够给他写上几张大字报挨整了，但王镇皋表示自己只被贴过一次大字报。
王镇皋表示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曾当众驳得人哑口无言，但最后真正的解决，还是保卫处长巩念胜给了他公道。王镇皋的心里对于保卫处和公安局的权威性十分清楚，认为他们“什么都能办到”。
虽然王镇皋说，做这份保密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遇到困难时，王镇皋还是会想到向组织求助。
1960年，王镇皋旧疾复发，公安厅帮忙弄来了麝香和关白附，在物资稀缺的年代，这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王镇皋回忆，1964年他曾经回过一次前良村，当地有一个民兵来找他麻烦。心高气傲的王镇皋并不买帐，民兵放狠话要抓他，王镇皋大为光火，当即问道“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嘛？”一位当地的朋友表示，曾经听说当时王镇皋已然把公安背景说了出来。
组织工作者到特务
从1953年留校到1979年，做了26年的保密工作，王镇皋的身份意外曝光了，当大家发现王镇皋从事保密工作时，身边的同事不客气地将其归类为“特务”，这让王镇皋难以接受。
对于王镇皋身份的泄露，王镇皋回忆当年因为涨工资的问题与学院组织书记闹了矛盾，于是当组织书记通过私人渠道获知王镇皋曾做过公安“线人”的情况后立刻散布出去以示报复，最终导致王镇本在山东大学呆不下去而南下华侨大学。
但据同时在物理学院任教的另一位教师透露，最早的消息应该是王镇皋自己泄露出去的，涨工资评职称问题开始时，王镇皋“摆功劳”表示自己是为学校作了贡献的人，是曾为公安工作过的。由此才有后来的组织书记获得这一消息。
事后，王镇皋十分恼怒，曾要求总支书记对组织书记予以开除处分，但这一要求并未被获准。
据王镇皋讲，这是他在校工作以来的二十几年中第一次向校方提出要求未被应允。
作为与王镇皋私交相对好些的同学，朱之藩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专门向王镇皋问起，并带着责备，据他所知，当年有一些留校的学生被保卫处拉去做线人，都以“不能胜任”等理由推脱搪塞过去，没想到，反而是对束星北先生看重的学生成为了这样的角色。
更有其他同学得知后直接避而远之。
王镇皋保密工作泄露不久，消息就传到了青岛束星北教授处。束星北离开山大后，一直留在青岛医学院，文革结束后，山大曾想邀请束星北回校任教，束星北拒绝了。1978年，束星北接受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任命复出工作。
在青岛海洋大学任教的束星北的学生王景明的印象里，束星北只提过一次王镇皋曾经做过保密工作，表现也比较惊讶。而后，从1978年复出工作至1983年束星北逝世，束星北几乎再未提到文革过往。束美新回忆，那段时间父亲每日连睡觉都要把研究放在床边，心中的遗憾的只是这么一段学术发展的空白，中国还需要多久才能赶得上来。
从副教授到教授，36年未登上的台阶
离开山大的王镇皋辗转几个学校，最后在杭州退休，再无学术、事业可言。先后与两任妻子离婚，纠其原因，皆与“特务工作”有关。
同样做过保密工作的李枫，特别反感大家叫王镇皋“特务”。“时代在变，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和想法去理解那个年代的事和想法。”李枫提到，当时就是在执行任务，而作为一个没有入党又出身地主的学生，能完成很多艰难的任务实属不易。而且当时的任务也不只是这一类，王镇皋还接受过帮助后进的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任务，还时常熬夜给人做辅导。
现年83岁的王镇皋，住在外甥女家，两个儿子一个定居在加拿大，一个定居在美国，大多数时间，王镇皋自己照顾自己，虽然经济情况尚可，内心却一直堵个石头。近年来王镇皋身体每况愈下，有一次打电话给李枫哭诉自己的窘境时，李枫分析是作保密工作内心的苦闷太多。
王镇皋最难解开的心结就是做了36年的副教授再不曾获得提升。
“我大学里又能教物理又能教数学，怎么不够评教授？”很多曾经成绩不如自己或一直向自己请教问题的同学同事，如今都已经成为教授甚至是院士，王镇皋很难接受自己的副教授之位，觉得抬不起头。
但当被问及有什么论文和著作时，王镇皋只能想到两篇说得出来的论文，一篇发表在了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校报上，另一篇发表时被人抹去了自己的名字。此外是三本参与编写习题或是参与校对的物理方面译作。
而同在大学任教的王镇皋的同学表示，王镇皋毕业后多以教基础课为主，相比专业课，基础课本就难以评更高的职称，再加之王镇皋前后换过几次单位，也有影响。如果他一直在山东大学，或许现在已经是教授了。
学术成果少是王镇皋难以弥补的缺憾，21年的保密工作兼教学工作，让王镇皋再难有时间像上学时一样纯粹地钻研知识。在运动多的时候，超负荷的保密工作让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
回想往事，也曾有过一些好的机会向他招手，但当他想从繁重的保密工作中脱身时，“保卫工作重于一切”，他的要求最终被否决。“我就是太实在”，王镇皋如此评价自己。
1994年，病中的巩念胜得知王镇皋一直没有评上教授，大呼“党对不起你。”王镇皋一心的委屈再也崩不住，在巩念胜病床前放声大哭。再后来，巩念胜为王镇皋的事写信问了一些人，但解决起来也并不顺利。
1991年时，王镇皋因为想反映一些铁路方面的情况，把信寄到了尉健行办公室，不久收到尉健行秘书的回信，短短的两行字表示信已经收到，但最后一句深深的印在了王镇皋的脑海里，“祝您身体健康，有事可来信”。王镇皋想着，如果万不得以，还有这么一条路。曾经并未想过要靠向中央写信来解决个人问题的王镇皋，如今开始给他能想到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写信，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回复。
“资质高于李政道”，“毁了一个天才啊”，王镇皋寄出的材料里常常有这么两句，标记了他曾有万般可能的人生的起点和终点。
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
一个批评者，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
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身边的“告密者”–王镇皋的声明
我叫王镇皋，是一个“进了耄耋之年行将就木之人”。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是我的恩师。我因为一时糊涂，接受了《腾讯网》记者于维华和《时尚先生》记者杜强的采访，从此厄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网上关于我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于维华，杜强，腾伟，刘小生…各种跳梁小丑，魑魅魍魉，统统跑了出来，以各种各样的真名，化名，网名，马甲…，在网上或发文或转载，应用各种手段，对我的人格进行肆无忌惮地攻击和诬蔑…。
实际上，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报纸上见到了别人受苦受欺压我都会哭。记得九一年安徽大水災我在车上，看到许多人无家可归，睡在铁路边，竟哭出了声，别人误以为我家里出事了。回来就把仅有的100元（半个月工资）捐了。当时我最穷，连电饭鍋都没有。我患癌症晩期后，还帮助过多位癌症病人。我的这些事情记者于维华、杜强都知道。难道我这样的人会去害老师，学生，朋友，同事吗？文革中一个朋友被打成反革命，看到他从批斗会场出来，我在大路上等他，陪他走。每晚都陪他散步，其他人见了我们都躲得远远的。同事王某被打成反革命，我拒绝写揭发材料，拒绝参加批斗会，並表示不会参加任何批斗会，后来批斗其他人就没有通知我。你们若不信，可向我的同事及当时的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党支部马书记核实。我自认为，比不顾事实，胡编乱造对一个八十多岁老者随意汚蔑陷害的记者于维华和杜强要好得多。
为此，我在此郑重声明：
尽管我是党的秘密工作者，但我没有害过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个学生。山东大学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职员或学生因为我的“告密”，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或受到组织处分。…我说这些话底气十足，而且有足够的证据。因为我为党做秘密工作，都是以书面形式向组织汇报的，这些报告都写了什么完全可以查清。大多数是对一些大的事件，群众看法的泛泛而论。这些报告至今还躺在山东省公安厅的档案室中。作为记者的于维华和杜强，完全可以拿着记者证到山东省公安厅的档案室去查证当时我写的书面汇报材料，给广大网友一个客观，公正的报道。而不应该凭空想象，揑造事实，诬陷好人…。还有一个叫刘小生的作者就更加荒唐，把我说成是什么“山东大学里的幽灵”，飘荡在山东大学上空， “接受针对导师束星北的秘密任务，掩藏身份长达25年”。无中生有地说我使“众多同事、学生因此遭受厄运”。危言纵听地说我充当了“毁灭天才（大概指束先生）的工具”…。
如果我汇报了束星北先生的情况，在束先生的档案中一定有记载。记者于维华和杜强是看过束先生的档案的，也只找出了两处。其中非常关键的一处他们还“王冠王戴”，非常恶毒地将我系另外一位王姓老师对束先生的揭发材料，故意隐瞒这位老师的真实姓名，以王某某的名义移花接木，硬性按在我王镇皋的头上。请看他们在文章中的论述：
《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的1955年8月13日批斗会的一条会议内容为：“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①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②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③在课堂上.传播唯心论。”王镇皋提到，这是针对当时束星北对南斯拉夫发表的言论。”
请广大网友想一想，上述论述中《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的揭发者王某某是谁？是不是肯定指我王镇皋无疑。但事实上这是我系支部书记（当时物理系还未成立总支）王承瑞同志在批斗会上的发言，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水平。而且因为当时正是暑假，我在上海老家度假，根本就没有参加1955年8月13日的批斗会。说我王镇皋说“这是针对当时束星北对南斯拉夫发表的言论”，更是于维华、腾伟们在无中生有，嫁祸于我，栽赃陷害。…
《束星北档案》一书已经正式版，作者是刘海军。这本书我看过，有关于我的内容没有这一条。而且该书根本没有用化名，都是真名实姓。
于维华、腾伟们这样干，是在写小说，通过这种手法，故意把我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真是太恶毒了。
《束星北档案》中，另外一处关于我的汇报共两句话。在束先生的批斗会以后，我奉命到束先生家去，了解束先生的情绪。我汇报说束先生家有枪，本意是告诉组织应该收走，以防他杀人或自杀；我汇报束说，如果他真的出事，李政道会帮他的。我这样汇报是想让组织上处理束先生有所忌惮。
这是自我受命当”告密者”或“特务”以来，唯一的一次针对束先生执行公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束先生家去了解情况。
《腾讯网》记者腾伟（我怀疑此人是于维华的化名，因为他的文章与于的几乎完全一样）干脆把文章题目写成《著名物理学家身边的告密者》，以抓人眼球。似乎我时时刻刻都呆在束先生身边，把他的一举一动汇报给了组织。如果真是这样，我有关束先生的秘密报告必将汗牛充栋，车载斗量…。而实际上我这个“卑鄙无耻”的特务，有关束先生的汇报也就这么可怜的一处，几句话而已！
《腾讯网》记者于维华和《时尚先生》记者杜强，在从某种渠道知道我的经历后，象苍蝇见了血一样，嗅到了其中的新闻价值。于是千方百计地联系我，死皮癞脸地要采访我。说什么我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可惜没有人知道我的才华和为人，要把我的经历写出来以激励后人，并煞有介事地说什么这样可以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在他们的花言巧语之下，我最终同意了他们的采访，上了这些狗屁记者们的大当。在他们的刻意塑造下，我成了残害恩师、不知忏悔的“跳梁小丑”。惹来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的义愤，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我也成了卑鄙无耻的“特务”。搞的我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
我目前的窘境，都是这些狗屁记者造成的。并不是如刘小生在他的《山东大学里的幽灵》一文所说的“意外的泄密”。
当组织书记（这是记者于维华自造的一个词，应该是指当年的物理系总支书记，于维华和腾伟文中的总支书记应该是当年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在此顺便更正一下）为了个人的私利，对我打击报复，把我为党做秘密工作这件事故意泄露出去以后，尽管大家都很意外，议论一下也就过去了，并未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也不是我离开山大的主因。
因为山大熟悉我的老师们都知道我为人老实，忠厚善良，不善于言，乐于助人。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教职工或学生因为我的秘密工作而被打成右派或受到不公正待遇。我在山大仍然有广泛的人脉，不缺朋友。尤其山东大学原物理系那些右派们，他们个个都是我推心置腹的莫逆之交，并没有因为知道我的秘密身份而疏远我，更没有恨我。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被打成右派并不是我的秘密工作造成的，这也是我并不卑鄙无耻的最好佐证。
其实，于维华和杜強们在采访我之前，在他们内心就早已把我定位为反面人物，一个告密者，一个卑鄙无耻的特务…。所以才会在文章中极力回避对我有利的证据和证言，想尽一切办法，对我进行百般攻击，甚至不惜移花接木，王冠王戴。而我却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要帮助我，对他们的卑鄙的用意，当时却毫不知情！
风烛残年、 身患重病八十五岁的我，待记者于维华和杜强如贵宾。亲手做饭给他们吃，于维华说鸭子好吃，我还拖着病残之躯买了两只鸭子让她带回北京。回去没几天就写污蔑我的文章，真是卑鄙无耻到家了。于维华的文章有三十处完全不是事实，写出来给杜强看过，杜强还拍了照。当时杜强同意我的意见，回去后把三十条中最坏的都抄上了，而且拒绝改正。
事实真相是，1954年初分配工作前夕，党命令我做秘密工作（原因是束是公安局头号埪制对象而别人难进束家），这就破坏了我和老师的正常关糸，我不得不决定，在学校尽可能避免单独和老师接触。我是一个又土又老实的农村孩子，而束先生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教授，我既没有资格也不可能与他老人家聊天，更不可能去束先生家监视老师。我多次同公安局讲，束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言论行动都是公开的，没有那么可怕，根本不需要监视。我很忙也没时间去束先生家。我还说，真正危险的是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鬼的人。
看来也可能是公安局接受了我的意见，在束星北先生被打成右派批斗会之前，从未派我去束家了解情況。我是在束成为右派后，才见到束先生两次，所以他成为右派与我毫无关系。第一次如上所述，是批斗束先生当晚，是公安局派我去的。另一次是，1978年，山東大学党委书记派我去的。当时全国的右派几乎都平反了，只有束先生没人给他平反。但青島海洋研究所马政委看中束先生,请他出来工作。束的大儿子束越新和马政委陪我去宾舘见束老师和师母的。在车上束越新对马政委说＂这位就是我父亲向你推荐的王老师，要求调来做父亲的助手”。
二十多年过去了束老师还没有忘记我，令我十分感动。七九年束星北老师派我去北京见李政道，把束老师的情况转告他。后来山东大学当时的校长吴富恒让我去北京请李政道来山东大学作报告，李政道说没时间，等到下次再来时去山东。
57年整风反右时，众多学生被打成右派更与我无关。这段期间我从未和任何学生接触。
实际情况是，有一天凌晨二点，我发现某学生宿舍走廊上有标语和小旗，知道学生第二天要去闹报社，我要公安局的人告知一下报社，把重要东西转移一下。于维华无中生有在文章中说，“王镇皋发现后一夜未睡，调查清楚人员情况后汇报给了保卫处，使警方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事后，涉事学生全部被定性为右派。”
这是于维华的文章对我最为恶毒的攻击、误导网民的地方之一。许多网民据此错误地认为，是因为我的告密，使这些闹报社的学生都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这些网民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甚至对我破口大骂。这真是冤哉枉也！
凌晨二点，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即使我“一夜未睡”，请问于大记者，我去那里找谁调查，都有那个学生天亮后要去闹报社？而且，学生闹亊时我正在睡大觉什么也不知道。
学生闹报社是光天华日之下的公开行为，谁去谁没有去一目了然。而且无法预先得知天亮后谁要去谁不去，根本用不着我告密。这种行为该怎么定性，也非我这个小人物能说了算的。至于“警方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是于大记者自己杜撰的吧！
杜大记者的文章就更离奇了，气得我病了一个多月，多次进了急诊室，差一点把老命搭上去，至今尚未康复。他们胡说八道之处尚多，容我日后再一一批驳。
王镇皋泣血上
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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