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 弃宦从教第一人

王伯群，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农历七月廿八日（公历9月12日）生于贵州兴义景家屯，乳名震章，原名王文选，字荫泰，刘显世之外甥，王文华兄，何应钦大舅哥。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王伯群等四人由兴义县（今兴义市）首批以公费选送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后入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在日本与章太炎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革命活动，并与梁启超结识。

1906．赴日本中央大学学习，并加入同盟会。

1912．1．回国，应章太炎之邀，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及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组为统一党）干事。

1913．在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在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后，回到贵州任护军使署参赞。

1915．11．与蔡锷、戴戡、梁启超等在天津密谋反袁，确定在滇黔举行武装起义的方案。1915．12．在昆明与蔡锷、唐继尧、戴戡、李烈钧、李雁宾等策划反袁武装起义。1916．1．在贵阳与贵州巡按使戴戡及任贵州陆军第1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的胞弟王文华策动刘显潜、刘显世兄弟俩反袁。

1916．1．27．贵州宣布独立后，与戴戡、王文华率领黔军出川、湘、鄂讨袁。

1916．6．袁世凯死后，被黎元洪任命为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1917．9．参加“护法革命”，率部出黔。

1920．被任命为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

1921．3．在王文华遇刺后，受任贵州省长，但未到任即转赴上海，在上海加入国民党。

1925．1．随同孙中山北上，任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

1926．8．改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

1927．4．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8．10．兼任南京政府交通部长。

1929．3．在国民党“三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任政府交通部长和上海大夏大学校长。

1931．1．以政府特使名义入川，协调川局进行鸦片走私，受到舆论强烈谴责，被免去政府交通部长等职务。

1931．12．在国民党“四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川滇黔视察专员和上海大夏大学校长。

1933．调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1935．12．在国民党“五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

1937．10．在广州任军委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主任。后在贵州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1943．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国史馆筹备委员。

1944．12．20．因患胃溃疡在重庆病逝，终年59岁。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中国同盟会先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

兴义王伯群的老家景家屯流传一句民谚:“一寸金，一寸土，一坝走出三将军”。原来，王家除王伯群外，他胞弟王文华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堂弟王文彦为陆军少将，胞妹王文湘与何香凝等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妇女部五委员之一。

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倾轧，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并逐渐转向“教育救国”。1924年创办大厦大学，1927年，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28年，促使吴淞商船学校复校，并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校长。弃宦从教，是王伯群一生最受后人景仰的事迹。

黔军出山抗战，与日寇血战的事迹已铭刻后人，这里介绍的是那些拿起笔与敌人抗争的贵州人，首先介绍的是王伯群先生。

一、护国护法马前卒

1.讨袁护国

王伯群，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农历七月廿八日（9月12日）生于贵州兴义景家屯， 乳名震章。王伯群生平好学，中西学术均有根底。幼时聪颖跟随父亲王启元学习易、书二经，兼学阳明学、四书等。18岁入兴义笔山书院，随文史大家姚茫父、熊范舆、徐叔彝等专攻《孟子》《左传》和数理之学。王的一手漂亮书法、锦绣文章和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痴迷，均系在此打下的基础。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20岁的王伯群等四人由兴义县（今兴义市）以贵州首批官费生身份选送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后入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入中央研究院深造，前后六易寒暑，直至硕士生毕业。留日之时，清政不纲，在日本与章太炎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革命活动，结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位长辈人物——孙中山、章太炎和梁启超。他们倡导革命，同声相求，王与他们常相往还，砥砺切磋。

1912年，辛亥革命后王伯群由日本回国，在上海与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培植革命势力.发展革命势力。应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揭举民主正义，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时梁启超在京组织进步党，邀王伯群任干事。

1914年，王伯群在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将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杀害，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王目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愤然离京，回到贵州协助其舅父刘显世主政，担任护军使署参赞。

1915年元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参众两院，3月，在北京召开政治会议，王以黔省议员身份代表贵州参加。当王得知会议目的是废除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立袁氏炮制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调查北洋军队内容，“尽得其窳腐情，及蠢蠢欲动阴谋”，洞悉袁称帝野心。于是，便主动与在京的梁启超、蔡锷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共举反袁义旗。专程回贵阳与贵州巡按使戴戡及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的胞弟王文华策划反袁。当时贵州虽改革旧的巡防营，另建新军，但仅一团之众，难以担负重任。

王伯群建议舅父、贵州护军使刘显世扩军为六个团，得刘显世许可。王又建议多方延揽军事人才，并与团副卢焘相见，将贵州建军目的及反袁密谋告卢，卢即发函昆明召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十余人相继入黔。

1914年，由护军使署通令各县招兵，将巡防营的三个营官兵编入新军。次年春，六团建成。为了培训基层干部，于4月成立模范营，卢焘任营长， 分期分批培训下级干部。1914年12月，袁世凯称帝，模范营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长，黔军素质得以提高，故成为后来护国战争获胜的骨干力量。

贵州突建六个团，军饷、给养、武器装备等开支增大，财政困难益增。王伯群建议刘显世由财政厅以税收作抵，发行黔币二百万元，缓解了财政困境，又解决了建军费用。

正当王伯群等人在云贵积极进行反袁活动时，袁世凯已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组成“筹安会”，通令各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恢复帝制。

王伯群与戴戡于1915年10 月下旬应蔡锷、梁启超之邀赴天津谋划反袁大计，11月17日，王伯群、戴戡和蔡锷、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七人在天津召开会议，确定了滇黔武装起义的方案。会议决定袁世凯称帝时云南即宣告独立，一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夺下四川，以广西之力平广东，约三月后会师湖北、定中原。史称“天津会议”。

会后，王伯群先回滇黔作起义准备和策动贵州起义，梁启超负责策动广西，蔡锷负责策动云南。王带着梁启超亲笔草拟的滇黔两省起义时发布的通电、檄文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云南宣布独立电》、《贵州宣布独立、滇黔共同讨袁电》、《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经香港、越南入滇。

1915年12月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登极”，受百官朝贺。1915年12 月14日，王伯群到昆明。1915年12 月15日，王将天津会议情况告唐继尧，但唐迟疑不决。1915年12 月17日，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到昆明，与王相见，共同促唐反袁。

1915年12 月19日，蔡锷几经周折抵达昆明。此时，云南军民反袁情绪高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起义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烈钧等及已举行三次反袁秘密会议的云南中下级军官代表参加。贵州方面，王文华派李雁宾出席会议。次日，王伯群、戴戡、李雁宾代表贵州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23日，云南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电，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誓师讨袁。

云南虽宣布独立，而贵州执政当局却迟疑不决。刘显世一面向袁世凯表白，一面劝阻护国军入贵州，还派其堂兄刘显潜将新成立的四个巡防营布防于威宁、水城、盘县一带，以防堵护国军取道贵州入川。王伯群先后到兴义、贵阳，向舅父刘显潜、刘显世兄弟陈述护国大义，停止对护国军的敌对行动：应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护国反袁。

1916年1月25日，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王文华等说服反对派。27日，贵州宣布独立。为解决护国黔军军饷因难，王向刘显世建议，中国银行贵阳分行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下令向该行借款30万元交财政厅作发军饷之用，解了护国黔军的燃眉之急。

黔军分别在戴戡、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川、湘、鄂，从而促使贵州护国战争拉开序幕。护国战争胜利后，王伯群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在担任黔中道尹期间，发现和提携日后成为共产主义先驱、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留学日本。

2.护法运动

1917年，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极为愤怒，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独断专行。32岁的王伯群代表贵州省长公署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直接参与孙领导的护法运动。   1919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他以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的身份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并得到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授权为贵州全权代表常驻上海。

1919年，王伯群与其弟文华为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铁路，事前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代表贵州与外商签订了合同。但到正式签约时，省议会对铁路建成十年后的收益分配提出疑议，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为由，反对签约，事未成功。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少壮派军人则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反攻，逼迫财政厅长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迫使张协陆自杀 。

1920年冬，王跟随孙中山、唐继尧回粤，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可谓飞刍挽粟，劳绩卓著。次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王担任总统府参议。王之弟文华于1921年（民国10年）3月被刺后，王受任贵州省长。因袁祖铭“定黔军”入据贵阳，行至铜仁受阻，转赴上海。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倡议南北议和，和平统一。王伯群衔命随同北上，奔走各地。不幸孙中山逝世，南北议和破裂，王遂回上海继续进行国民革命活动。孙中山生前曾赠送王伯群著名的五言联：“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以示激励和劝勉。王继承遗志，回上海继续活动。1925年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王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孙中山书赠王伯群五言联

3.开办实业

1926年，北伐战争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1927年，王伯群任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 及招商局监督。时因连年兵祸，交通事业备受摧折。王上任后，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并拟有具体办法。任中身体力行，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并多有建树。

其主要政绩有：

收回外人主持之财政，免去法国人铁士兰邮政总办职；建立财政储金汇业局和真茹国际大电台；

取消外国人在国内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信局；开设南京、上海、武汉、青岛自动电话；

将建设委员会在各地所设之无线电台收归交通部统一管理；接收英国人所设烟台、威海卫水线收发处；

将腐败的招商局收归国营；

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停止海关、海乡的航空管理局，创设航政局接管其事，推行新政；

设立沪、蓉航空管理处，开通定期航班，并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

订立重要交通法律、法规。是时，航空方面已有一定系统，完成立法程序。而电信条例、财政汇兑国立法及邮政储金法已颁布施行。

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倾轧，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并逐渐转向“教育救国”。

1932年，王伯群辞交通部长职，受国民政府委派为西南专使，到四川调停军阀纷争。事未成功，匆促回京，所乘专轮被查获，涉嫌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职务。1943年，当选国民政府委员，连任中央执行委员、国史馆筹备委员。

二、教育救国

1.创办大夏大学

大厦大学足够2000人上课的群贤堂教学大楼(今华东师范大学文史楼)

1924年夏天，王伯群在上海期间，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兴义人何应炳(纵炎)来访，说到因为学潮，厦门大学许多教授愤而辞职，300多学生到了上海，请原厦大的部分教授另组新校，解决失学问题。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厦大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筹办新校。

何应炳是何应钦的弟弟，而王伯群的妹妹又是何应钦的妻子，他们是姻亲关系，王伯群听后对失学青年表示同情，原意尽力解决失学问题。

王伯群认为国家根本端赖教育，于是竭力赞助，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并被公推为董事长。自此，除参与政治活动之外，他后半生全力投入大夏大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上。

经何纵炎介绍，王伯群与厦大教授欧元怀见了面，决定创办一所大学，并拿出2000银币租校舍、登招生广告、制教具等，当年秋天开学。学校定名为大夏大学，含有是从厦门大学走出来的及光大华夏之意。

欧阳怀后来回忆说:“伯群先生的资助，在大夏经费毫无着落的时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大夏首任校长马君武(1880-1940)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工学博士的化学家，又长期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其声望之高可以想见。1924年11月，他出任大夏大学校长，并亲自讲授化学课程，完全是尽义务，从未要学校支付薪金或车马费，而且为了建筑胶州路301号校舍，还把自己在吴淞路的房地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1929年夏，他已离开大夏，还带领欧元怀等去南洋募捐，以帮助大夏建筑中山路校舍，这种精神，堪称楷模。

位于上海愚园路1136号的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是上海经典老洋房，保志宁曾是这里的女主人。

大厦大学随着师生人数逐年增多，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原校舍已不够用，决定另选新址扩建。

王伯群具有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才能。首期需经费40万银币，王伯群先生独自承担一期费用10万银币，购地200亩及一期工程完成。1930年，经王伯群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大学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占地三百余亩的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包括足够2000人上课教学大楼(时名群贤堂，现名文史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婉蜒秀丽的校河(现丽娃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大夏发展到拥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等5个学院和1个师范专修科，校园面积扩充至300余亩，成为上海校园最大的大学之一。当时的校董有: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教授更是囊括: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甚至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屡次资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

《王伯群与大厦大学 》一书披露的档案显示：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为38万，其中王一人捐款17万；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的群贤堂造价11.7万，他募捐了8.2万；占地66.9亩的丽娃河是他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杜月笙、何应钦、卢作孚，以及军界、政界、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对象。 当时的校董有: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教授更是囊括: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甚至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屡次资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

2.执掌大夏

1927年，马君武前往广西筹办广西大学，王伯群继任大厦大学第二任校长。

王伯群虽然也曾留学日本并进过研究院，但因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所以不以学术见长，但最初作为大夏的董事长，也主张大夏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1927年，继马君武任之后，王始终认为校长最主要的职责，在于为学生选聘优质教师。在他任校长期间，把这些精神贯彻始终，为大夏具有较好的师资条件而不懈努力。大夏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校长欧元怀(1893-1978)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习教育学并为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赏识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深刻认识到师资力量对一所学校具有的极其重要、甚至决定性的意义。

王伯群既是大夏大学的创建者，也大夏的坚定擘划者和精神引领者。大夏创办之时，新建的大学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滩的大学多达四五十所，竞争殊为激烈。为谋求大夏之发展，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与同僚一道，制定“自强不息”之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倡导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和“师生合作”、“读书救国”。他借鉴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经验，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实施博雅通识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创校十周年校庆时，王伯群阐明创校“四大精神”即：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创造精神和合作精神。他主持制定《大夏大学民族复兴教育实施纲要》，以民族复兴的教育为施教总目标，主张大学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大学教育应符合社会环境，当以“复兴民族”为办学宗旨，强调“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

王伯群广为延聘马君武、吴泽霖、郭沫若、邵力子、田汉、谢六逸、何炳松、戴望舒等名师，培育出熊映楚、吴亮平、杜星垣、周扬、胡和生、刘思职、陈旭麓、戈宝权、陈伯吹、王元化等各行各业栋梁之才。另据不完全统计，仅院士和学部委员，大夏就出了15人。大夏社会声誉日隆，其美丽校园和优良的师资尤为人称道，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王伯群礼敬教师，爱生如子，结交众多社会名流，且多有资助和施援。本书首次披露王伯群保护鲁迅一事。

1930年3月20日，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蒋梦麟发出训令，言大夏大学“竟容许反动派在校作公开的反动宣传，不加制止，殊骇听闻。究竟实情如何，应由该校长详细声复，以凭核办。”作为校长的王伯群，呈文报告说：“该（群育）委员会主席以鲁迅在文艺界亦负有相当声望，来校演讲，于学生研究文艺之兴趣上不无裨益，遂准如所请，及演讲既毕，始查悉当时演讲者不止鲁迅一人。”“据称此次请鲁迅演讲之动机纯为研究文艺。”在王伯群的斡旋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王伯群与理学院院长夏元瑮教授的感人肺腑的故事，一时为人传颂。夏元瑮是爱因斯坦的学生，我国最早译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1924年来大夏任物理学教授，1938任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1944年8月13日，夏突患心脏病，闻悉病状，王伯群极力组织抢救，并亲撰公函请求中国红十字会、军政部卫生人员训练所为夏教授提供血浆：“第念夏元瑮博士，为国内有数理学家，于学术界之贡献殊巨，为此函请贵会、所惠分AB血浆若干，如蒙俞允，毋任感荷！”

夏教授于18日不幸逝世，王伯群悲痛欲绝，含泪撰写布告，请全校师生参加夏的送殓仪式。同时给夏的弟弟夏元瑜致函，告知详情：“阁下与令嫂远在沪平……只得由本校与此间各界发起组织治丧委员会……举行盛大追悼会……医药丧葬费用，预计在三十万元，除由本校拨助十万外，并发动募捐及呈部请予褒扬”。之后，王伯群多次报告，请求教育部从优抚恤夏院长。在他的努力争取下，教育部最终呈请行政院优予抚恤，并转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为解决夏教授家属的后顾之忧，王在大夏专门为夏元教授发起遗属养育金运动，建立夏元授奖学金等。这段超越校长与教授之间关系的手足之情，令人击节赞叹。

3.大夏西迁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了抗日与建国并重的战略方针，对于我们的教育、文化、科技、经济、国防等人力物力资源，能保存的要保存，能转移的要转移，以期增强抗战实力，因此“文化抗战”也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将沦陷的大学、科研机构、文物、工厂能西迁的一定要西迁。

1937年8月，淞沪事变，抗战军兴。王伯群积极应对，寓救国于读书，他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在庐山组建我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决定西迁。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

大夏之所以迁贵阳，一因贵州交通闭塞，抗战前没有一所完整的大学，大夏应该迁到这种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的地方；二是因为王伯群是贵州人，有爱乡观念，又对家乡情况熟悉，容易取得各方的支持。大夏迁黔后以原讲武学堂为校址，即今河滨公园对面的黔剧团及贵州教育学院一带，它对促进贵州高等教育，培养地方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0年，大夏初迁贵阳，荆榛塞途。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群策群力，在极短时期里，建设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无一不备。1940年，他多方劝募，择定贵阳城郊花溪2000余亩土地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这样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可谓一枝独秀。学校设五个学院及三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国文系、英文系、历史社会系；理学院：数理系、化学系、土木工程系；教育学院：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会教育系；:商学院：银行系、会计系、工商管理系；法学院：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师范专修科：:国学组、英文组、史地组、数理组；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

大夏到贵州后，报考学生大多是沦陷区逃亡的青年及西南地区贫困山区青年，他们的经济条件远非战前江浙、淞沪富庶地区可比，大夏如果学费过高，生源就枯竭，很多学生往往少交学费或缓交学费，偏偏王伯群先生出于家乡情感，对品学兼优而出身贫寒的学生不舍放弃，这样大夏的经费严重不足，每个学期收费顶多能维持前3个月。王伯群先生多方筹措，甚至将私款借出，每学期要借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这学期借出下学期收回，数目相同而实际价值已降低，带来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为此，王伯群先生提出了“三苦精神”，即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工苦干，另外提出了“师生合作”、“自强不息”的口号。大夏师生就是在这样的口号激励下，度过了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

抗战期间，王伯群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4.改制风波

大夏自迁贵阳后，经济上的困难与日俱增。王伯群殚心竭力，维持至1942年，深感经费支绌，经校董会同意，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援照复旦大学例，改为国立大夏大学。就请求政府改为国立并拨款相助，只要保留大夏校名即可，随即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对这个申请置之不理，主要原因是过去在上海时，CC派企图渗透大夏，被王伯群以学校乃私立不能介入政治为由拒绝。今大夏面临难关，竟然求到CC派的头子门下，陈立夫势必不愿帮忙。

王伯群见教育部没有回音，就写信给重庆的校董何应钦商量。何应钦对大夏改为国立不甚赞同，认为保持私立，学校独立自主，免受政治风潮影响，人事稳定，教授安心，有利于学术的自由探讨。但若不改国立，则非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不能解目前和今后的困境。在经费方面何应钦也爱莫能助。最后则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请何应钦将大夏申请改为国立一事提交行政院讨论，如果得不到批准，就请政府适当拨款相助。

1942年2月的一次行政院例会上，何应钦将大夏请改国立一事作为提案提出来，请讨论决定。会上有人主张交付审查后再议。何应钦说:“此案无审查的必要，能改国立就改，不能改则拨款相助。会上即可决定的事，没有必要交付审查来拖延时日。”当日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蒋同意何的意见，并签字交付教育部办理。陈立夫接到批示后认为这是CC系控制大夏的绝好机会。于是既不尊重大夏保留校名的初衷，也不与出资人商量，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并内定CC系干将、教育部秘书长张廷休为校长。趁蒋介石、何应钦因公外出时，在一次行政院例会上匆忙通过。认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大夏不吃也得吃。

消息传出，引起大夏师生、校董、校友会强烈抗议，舆论哗然，群起反对。特别是在校学生，啸聚操场，强烈抗议。国民党宪、警及保安团闻讯，旋把大夏包围。

王伯群获悉消息后，赶忙前去制止，并召集全校学生于大礼堂讲话。

他说:“大夏是我一手扶植成长起来的，在过去18年的岁月里，我担任了15年校长，对大夏我耗尽了心血，我一无所求。对大夏的爱护，我不亚于你们。大夏的成败荣辱与我分不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能把学校完整地从上海迁到贵州来，也必须而且能够把它完整地迁回上海去。教育部要设立贵州大学，那是他们的事，由他们去办，与我们大夏无关。教育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一如人身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不允许他人和集团侵犯，我们有团结一致的师生员工和分布各地的广大校友，还有各公立、私立大学和舆论支持。任何力量、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我们的学校。”王伯群的讲话，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拥护，同时也鼓舞了大家维护学校的斗志和信心。

王伯群的讲话，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拥护，鼓舞了师生维护学校尊严的斗志和信心。由于全校师生校友态度坚决，又有昆明的西南联大、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以及贵阳的高等院校师生声援，王当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

王伯群亲赴重庆质问陈立夫，王说:“大夏乃私人出资所办，并非政府所为。公立学校，政府可以任意为之。今政府对私立学校未征得捐资创办人同意，而欲收归公有，于法何据？今日施之于大夏者，焉知明日不施之于其他私立大学，试问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有此先例吗?”陈立夫无言以对。后经何应钦提请复议，教育部才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

大厦大学护校委员会成员1942年在贵阳的合影

大夏是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切实的高校。自搬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办学8年，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去时300余名师生，离开时有1800余名师生，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大夏成立社会研究部，启动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出版《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炉山黑苗的生活》等著作，这些民族调查研究的成果，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于现在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大夏拥有沪校、黔校，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开办上海大夏附中、贵阳附中、南宁附中和重庆附中。大夏共培养了2万余名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大夏大学建校27年，培养学生近2万名，毕业生6000余人。包括一批为国为民的有识之士。如我国著名作家、《李自成》一书的作者姚雪垠；最早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的吴良斌(亮平)；文艺理论家、文化部原部长周扬。还有胡和生、陈子元、李瑞麟、刘思职等四位中科院院士及众多专家学者。以及翻译家戈宝权，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古典文学评论家王元化和青铜器专家马承源等。

1944年12月初，日寇侵入贵州南部的独山。贵阳危急，眼见20年惨淡经营之大夏又将毁于炮火，王伯群先生身患胃病，心急如焚。决定动员全校师生再迁赤水。当时交通极为困难，学校图书、仪器、档案等难于运走，又必须运走，师生旅途安全也必须照顾，加上经费紧张，王伯群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病情加重，急送重庆医治，终于不起，

1946年，大夏大学完整地迁回上海旧址。准备返上海之前，又逢大夏大学22周年校庆，抚今思昔，想起王伯群校长长眠于重庆，6月1日，学校镌刻《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立于赤水校内（随时代变迁，原碑已无存，后华东师大在校内重镌此碑），并举行盛大校庆活动和迁校纪念碑揭幕仪式。学校请文学院陈湛铨教授撰写了《迁校纪念碑》一文，上书其中写道“我故校长王公伯群，忠国护校，敌忾弥深”，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将上海校内新建的大礼堂命名为“思群堂”，并刻《思群堂记》碑以志纪念。

解放后的中国大专院校调整，教育部以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为基础，同时调进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等院校的部分系科，在大夏大学原址上，于1951年10月创办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当时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大夏大学的部分师生，前往香港，与当地其它学校联合，组成香港中文大学。大夏这所上海著名的私立大学，为兴义王伯群先生一手创办扶持，尤其是抗战八年的艰难奋斗，是值得我们兴义人乃至贵州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

位于贵州省贵阳市护国路的王伯群故居

5.执掌交通大学

1928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提议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兼任校长职务。此议很快得到批准，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第二位管辖部门部长兼掌交大的校长。

在1928年7月1日，新校长王伯群就职宣誓仪式上，主持监誓的蔡元培称部长兼任校长有“三利”：一是能知道国家需要何种人才而培养；二是经费容易筹措；三是人才可以做到学以致用。

王伯群对交通大学进行改组，将沪、唐、平三校合并，组成交通大学，定名“交通部直辖交通大学”，全校分设三地，上海设电机工程、机械工程及交通管理三学院，唐山设土木工程学院，北平设交通管理学院分院。

6.恢复吴淞商船学校

1928年秋，王伯群、招商局总经理赵铁桥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具体由吴淞商船校友，时任交通部航政司船务科长杨志雄负责筹办，收回吴淞校舍，于1929年9月1日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

1929年10月8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正式开学，并将1929年10月8日定为复校纪念日。王伯群出任复校后的首任校长，亲自为学校题写了“忠信笃敬”的校训，悬挂于学校礼堂入口处。

“忠信笃敬”四字校训来源于《论语·卫灵公》，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怎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孔子回答：“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翻译成白话文，即“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肃，即使到了外邦，也行得通。言语欺诈虚伪，行为轻浮狂妄，就是在本乡本土，难道行得通吗？”）王伯群校长题“忠信笃敬”，目的在于从“言”和“行”两个方面，“寄学生以品学兼优的希望，以求世界影响”。

吴淞商船“忠信笃敬”校训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儒家思想精髓，“言忠信”、“行笃敬”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内在要求，也蕴涵了吴淞商船的精神追求与办学理念。

7.忠国护校，敌忾弥深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胃溃疡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遗有子女5人。遗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他临终写下遗嘱，嘱文感人至深，其一生忠贞赤诚，志向坚定，心怀远虑。

遗嘱曰：“余追随先总理（孙中山）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恒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一心一德，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1945年1月25日，国民政府发表褒扬令，其文如下：

国民政府委员王伯群，性行端谨，学识宏通。自讨袁诸役，无不奔走策勉，克襄大业。首都奠定，入掌交通，规划设施务臻完善，溯后息赞枢府，献替尤多。比岁弹心教育，为国储才，学府西迁，备极劳瘁，国难未已，倚异实深，遽用溘逝，易胜轸悼，应予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存备宣诸国史馆，以彰忠荩，此令。

作为一个老同盟会会员，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跃然纸上，这份遗嘱感动了国民党内的很多同志，虽然王伯群先生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31年不任交通部长后，只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的虚职，专心致力于教育，但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这种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是弥足珍贵的。

三、传奇婚姻

1.大夏校花

位于上海愚园路1136号的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是上海经典老洋房。被誉为民国时期“十大校花”的保志宁曾是这里的女主人。她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与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的婚姻轰动了整个上海滩。保志宁，除了“大夏校花”“王伯群之妻”，更是独立女性。

1924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并担任大夏大学董事长和校长。他把这所大学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称。

2015年，汤涛主编的《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公开出版。这本书收录了王伯群自1924年至1944年执掌大夏大学期间所形成的书信、文稿、公函、布告、会议纪要等多种原始档案，从办学思想、经费筹募、教师聘任、学生管理、学校总务等方面，展示其治校理念、教育实践。

不过，读者在网上搜索到的有关王伯群的信息，多是80余年来广为流传的“王保婚姻”之轶闻。坊间流传“大夏校花”保志宁嫁于王之前，提出过三个条件：第一，赠其嫁妆10万元；其二，婚后供其出洋留学；其三，为其购置一幢花园别墅。这三个条件被《生活》周刊等媒体报道后，经《大公报》演绎，众人推定王有贪腐之行为。

“1931年底，王伯群辞去交通部长，更引起社会一片哗然。”汤涛说，当时人们称王伯群是“娶了一个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丢了一个官职” 。但在对相关档案史料进行爬梳和考证后，汤涛发现王伯群辞任部长一职其实和国民政府改组有关，与涉嫌贪腐无涉。至于王伯群何来资金建花园洋楼？汤涛认为这与王伯群的理财能力密切相关。

“他的另一个身份往往被大家所忽视，即出身于名门望族，身家显赫。其研究生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精通商理，长于银行、公司、媒体和字画等投资。1923年起，先后发起成立上海岭南银行，投资入股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广东银行，投资《时事新报》《晶报》等媒体，投资入股上海电车公司、祥新面粉厂等公司。1937年，大夏西迁贵州后，王伯群先后发起成立两岸川盐运销处、建国银行、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和利民公司等，并担任董事长，发展西南经济，确保大夏办学经费所需。”

2016年春，王伯群、保志宁长子、八十三岁高龄的王德辅专程从美国回到国内。他向汤涛说起，《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再现了父亲与大夏大学的一段历史，若能有本回忆录再现母亲与父亲过去的那段往事，亦算是对父母、对家族、对母校和对历史的一个总结和交代。

在第二次见面时，王德辅还把父母遗留的中英文材料、笔记、录音、日记、书信和照片等珍藏资料摆在汤涛面前，供其创作参考之用。

在翻阅资料时，汤涛发现保志宁作为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夫人，回忆中随便叙及或一笔带过的事情往往都是惊爆于民国期间生发的大事件，比如王伯群亲历的“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现场。

“这本回忆录是一个人的回忆录，也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还是一所大学的校史。我更希望它能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高层政治生态、社会世态和家族变迁史，提供一份个案参考。”汤涛说。

保志宁本人也是大夏大学的校友，她就读于大夏大学社会系并于1930年12月毕业。在大夏副校长欧元怀和三叔保君建的引介下，保志宁于1931年6月与王伯群结为伉俪。

两人相差26岁、王伯群的身份、保志宁的美貌，使得“王保婚姻”立即成为上海滩甚至全国性的谈资。

汤涛研究发现，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981年，保志宁对此仍耿耿于怀，“当她首次从美国回到中国，在重庆修葺夫君的墓地时，有人劝她找政府解决问题，她仍然保持高度的警觉。她认为私事就要私办，公私不要混同，当年伯群先生被抹黑，就是吃了这个亏。”

汤涛研究发现，婚后保志宁并不像宋美龄、陈璧君、沈亦云等夫人那样热衷政治，而是更倾心于家庭生活、相夫教子。在日寇入侵上海之前，保志宁的日常是看戏浇花，也仅仅被人们看作“金屋里的美人”。

1930年代，王伯群、保志宁夫妇与长子王德辅、长女王德馨

2.独立女性

1937年8月后，保志宁随王伯群率领大夏大学西迁贵州，她的能力与担当尽显无遗。在贵州，保志宁担任了四年多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会长。这是一份相当繁杂的工作——筹措经费、寻觅院址、教育管理、医药箪食等，样样都要费时费力。

在哺育四个孩子的同时，保志宁拢集了李新之、薛岳夫人、何辑五、欧元怀、李德全、王文湘等要人担任分会理事，建立了贵阳青岩、定番、遵义的桃溪和团溪等四处保育院，还在桐梓县建立直属保育院，收养保育1000余名难童。其中，贵州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即青岩保育院，先后保育儿童六七百人，为抢救儿童、延续民族生命和抗战建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而在丈夫王伯群为大夏大学筹谋擘划、殚精竭虑之际，保志宁也倾情相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她担任大夏校董。1944年是大夏成立二十周年，校方决定在六月一日校庆日热烈庆祝，并通过举办名家书画展览义卖、戏剧公演等筹募基金。保志宁就给“民国第一美女”、著名女演员胡蝶写信，希望胡蝶能来帮忙。

“从1931年王保结婚到1944年王伯群重庆病逝，保志宁13年的婚姻生活，夫唱妇和，快乐美满。在这13年的婚姻中，她先后生育了二男四女6个子女。”汤涛感慨，除了“王伯群夫人”这个身份标签，保志宁更是一位独立、勇敢、自强的女性。

尤其，1944年王伯群去世后留下了为支撑大夏大学而累积的不少欠款。此前从不管账的保志宁决定前往美国，重新在商校学习会计。毕业后，保志宁还应聘到一家服装公司打工，独自一人抚养子女。

在保志宁的培育下，长子王德辅担任芝加哥Victor Comptometer公司总裁，管理5000多人的大企业；长女王德馨就职于GE公司；二女儿王德安在旧金山一所大学工作；三女王德桢从陆军牙科医院退伍后，就职一家著名公司；四女王德龄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担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常务执行主席。而保志宁，终身未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