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七张面孔:(一）

文丨波哥

一、洪仁辉

1792年，两广总督接到了一封信，说是有个叫“英吉利”的国家要来给皇帝祝寿，并会带来大量的礼品。总督马上将这封信的翻译件送到京城。

这年，乾隆皇帝已经82岁了，看到这封信，龙颜大悦，他不知道这个“英吉利”到底在什么地方，叫人查《大清一统志》，西洋只有法兰西，意大利，没见有什么英吉利。他找来一个西洋传教士，传教士告诉他，英吉利也是西洋一国，还在法兰西的西北边，是个岛国。

乾隆贵人多忘事，33年前，一个叫洪仁辉的英吉利人告御状，是他亲自判的，但他确实对西洋诸国国名没啥印象，在乾隆心目中，西洋以荷兰最出名，大清管荷兰人叫红毛番，那英吉利应该是红毛番的分支吧。

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观念就是，自己是中央之国，周边都是各个文明程度比自己低一等的国家民族，被称之为蛮夷（野蛮人），他们来中国朝贡都是为了寻求文明教化。一个成功的皇帝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四夷宾服，万国来朝”。

这个不知名的英吉利国一不靠武力征讨，二不靠谴使德化，居然不远万里，来给皇帝祝寿，还带来大批礼品，足见乾隆大帝名震寰宇，大清帝国威加四海，老皇帝自然心生欢喜。

乾隆是个西洋玩具迷。康熙时期，西洋钟表进入了宫廷，他对机械制作，上发条就能动的西洋玩意一直有兴趣，他寻思，如果这次礼品有个“自行人”，“机器狗”就有意思了。

乾隆马上命令沿海各省督抚，遇到朝贡的英吉利船队，一定要好生礼遇，考虑到礼物太多，一改过去外国朝贡只准从广州上岸，陆路进京的惯例，特许英吉利人由海路从天津进京。

自从洪仁辉上访被囚第二年，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在葡萄牙掀起大航海后，英国后来居上，逐步超越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新一代的海上霸主。

英国人不断开拓全球市场，“英国制造”的工业制品风靡全球，整个地球没能完全进入的只剩下这个神秘的，占全球人口1/3的大清帝国了，这可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由于马可波罗和传教士的渲染，经历过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欧洲人，刚刚从神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各方面都领先欧洲。

欧洲一直四分五裂，但中国却是大一统。欧洲一直依靠贵族的传承治理国家，但中国已经发明了考试制度来公平选拔官员，打破了门第和血统的桎梏。

欧洲各宗教经常互相攻讦，甚至时常爆发战争，但中国各宗教一直和睦相处。欧洲人把寄托放在虚幻的来世，但中国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彰显出入世的积极和理性。

中国人能从树叶中抽丝，制成美轮美奂的丝绸（那时，欧洲人不知道丝绸来自蝉蛹），能用泥土烧制出精妙绝伦的瓷器，还有那神奇的饮料-茶叶。

所以，欧洲有一大票中国的铁粉，包括大思想家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他们把孔子像挂在显眼处，虔诚学习孔子的思想。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人道德水准，文明程度普遍高于欧洲，中国是人类理想的乌托邦。

只有极个别的人持有异议，比如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社会的稳定是靠专制体制高压维持。卢梭则反问：既然中国这么优越，为什么经常被蒙古人满人这样的异族统治？

当然，这类小小的杂音丝毫不影响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随着英国普通人收入大幅提高，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大增，他们急于增加对中国的了解，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

于是，英国政府决定派出政府代表团出使大清帝国，代表团长选定了马戛尔尼。

马戛尔尼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亲戚，27岁就出任俄罗斯大使，后来跑遍了全球。28年的外交生涯，可以说是英国顶级资深的外交家。这年55岁，他拒绝出任孟加拉总督，准备退休。但接到邀请去担任出使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他也是一个中国迷。

多年来的经验，特别是洪仁辉事件，让英国人深知大清政府的骄傲自大。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中国，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他们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寿。当官不打送礼的，给皇帝拜寿，应该会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吧。

马戛尔尼为了不显得唐突，先派人给乾隆去了那封信。信是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写给乾隆皇帝的。除了介绍英国的基本情况，也阐述了这次出访的目的。

信中说道：“此种举动绝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广大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

这本是一封平等的外交信函，但经过十三行翻译之手，就彻底变味了。翻译把琉球安南的口气加了上去，变成英王来向乾隆朝贡，乞求天朝文明教化，难怪乾隆看了信后龙颜大悦，这样的误解为这次出访的结果埋下了伏笔。

“平等精神”和“等级观念”，这是英国人和中国人外交观念上最大的冲突。

在英国人眼里，他们对中国进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访问。而在中国人眼里，国际关系中根本没有“平等”二字。凡是来中国的，都是向中国表示臣服，乞求教化的。

中国人处理国内事务时，以等级制度为原则来获取秩序。外交不过是内政的延续，同样如此。朝贡体系的核心精神是等级制度，是基于文明不平等而产生的政治不平等。

当时，英国已经历过欧洲思想启蒙运动，马戛尔尼慷慨激昂说道“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这就是典型的启蒙时代的话语。

“在地球上我们必须渴求的唯一东西是贸易自由。我们比地球上其他商业国家拥有更多的工业、更多的首创精神和更多的资本，除了开拓市场我们别无所求，让我们忠实地与对手开展竞争吧。”

为什么英国人这么热衷于自由贸易？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横空出世，他除了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财富流量密码。他认为，财富来自于社会分工和贸易，分工越精细，贸易越频繁，就越能增进交易双方的财富，自由贸易能增进整个人类的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但经过英国人的实践，亚当斯密的理论得到了验证，此时已经深入英国的人心。

英国人在这种全新的经济思想启迪下，抛弃了葡萄牙西班牙航海殖民的1.0版本-抢劫和掠夺，而是采取高了一个维度的2.0版本，就是充分的自由贸易，从海外市场买进原材料，卖出工业品。

这种观念对当时中国人来讲，无异于天方夜谭，中国人的财富观是静态的，饼就这么大，你多了我就少了，买卖就是有人占便宜有人吃亏。他们压根就无法理解国际贸易能增进整个人类财富这种动态的财富观。

哪怕到现在，很多中国人仍然无法理解亚当斯密这种双赢的商业思想。尽管亚当斯密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他的思想在西方已经成为常识，但很多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维度永远停留在丛林社会的零和游戏之中。

当然，马戛尔尼当时根本不知道双方观念上巨大的鸿沟，他一直沉浸在对大清帝国的美好想象中。

马戛尔尼非常清楚他这次出访的目的：

1.与大清帝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互建使馆，互派公使。

2.请求大清皇帝改革外贸制度，取消“十三行”对外贸的垄断，实现自由贸易，海关税率公开透明，解除对英商在华生活的诸多限制。

3.增加通商口岸，除沿海城市外，最好也开放内陆长江流域的城市和北京。

4.请求皇帝给一个类似澳门那样的小岛（租买送都行），方便英商货船停泊和仓储中转。

这是33年前洪仁辉上访诉求的政府升级版，马戛尔尼知道这个难度不小，所以做了精心的准备。

人员方面，马戛尔尼精心挑选了700人，涵盖几乎所有行业的精英，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工匠，军人，画师，乐手等，代表团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

马戛尔尼认为，要使中国对英国重视起来，使团的外表必须令人注目。“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以马戛尔尼选定了军舰作为大使座舰（他不知道的是，这艘军舰比大清水师的战船大了5倍），可以请大清官员阅兵，以展示英国的军力。

礼品方面，更是煞费苦心，他们带上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天文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气泵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大型交响乐队的演奏。

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乾隆就是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

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会让大清皇帝大开眼界，对欧洲人刮目相看。

1792年10月，乾隆五十七年，马戛尔尼使团乘坐安装了六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巨大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从英国南部的朴茨茅斯港乘早潮出发了。

经过9个月的航行，1793.7.26，船队抵达天津大沽口。

不出英国人所料，这批礼品吊足了乾隆的胃口，大清官员早就守候在那里，派了3000人往京城搬运礼品，大件留在京城组装，小件随同英国代表团发往承德，乾隆要在承德避暑山庄度过他83岁的生日。

英国使团来到承德，受到了乾隆的热情接待，和珅亲自安排使团人员的食宿。

马戛尔尼请求觐见皇帝，负责礼仪的大清官员告诉他，见皇帝一定要行三拜九叩的大礼，马戛尔尼同意，但要求以后清使见英王也必须行此同礼，他解释这样做只是表示中英外交的平等，自然被和珅拒绝，所以他表示，只能按觐见英王的礼仪见乾隆。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达成妥协，就是先不单独见面，在给乾隆祝寿时，英国正副使节被安排在人群后面，按照见英王礼节，单膝跪地，俯首。

这件事后，马戛尔尼明显感觉到和珅态度冷淡了很多，桌上的菜比以前少了2/3，有些团员住的宾馆也被调到了次一等。

但马戛尔尼还是充满信心，他相信乾隆看了他们带来的礼品后，一定能转变态度。

带到承德都是体积较小的礼品：

二百匹呢料，两台大望远镜，两支气枪，两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银；

二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八发子弹）；

两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七匹；

两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还有一大批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

老皇帝除了对油画肖像表示了小兴趣，其余都觉得没太大意思。洋枪望远镜他见过，呢料除了做帽子，好像别无用处。他喜欢的是上了发条能自动走动的机器狗之类的玩具。

不过他知道这只是很小部分，大件礼品已经运到圆明园，工匠们花了20多天装配好了。

祝寿活动一结束，乾隆急不可待地赶往圆明园，因为马戛尔尼不肯行跪拜礼，乾隆就没有要求英使团的人去为他讲解。

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希望。它向中国人立体而清晰地展示了太阳系的全貌。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围绕太阳，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

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还停留在“天圆地方”的认知，能接受地球是个球体已经是凤毛麟角，何况是太阳系的运行结构。

这个仪器被翻译成“天文地理大表”，翻译认为，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甚至认为它和那种被称为“八音盒”的音乐装置类似。就是上发条的钟表一样，乾隆顿时失去了兴趣。

像牛顿发明的赫歇耳望远镜，乾隆哪里有兴趣了解这个天文望远镜跟普通千里镜的差别。

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等这些工业玩具，自然提不起老皇帝的兴趣。

至于地球仪，乾隆更看不上眼。这东西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英国人想要通过地球仪展示的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和航海成果。

“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号，皇帝根本看不懂。

唯一引起皇帝兴趣的是帕克透镜。英国天文学家在皇帝面前卖力地做着各种示范。他将一块金属放在透镜前面，一会儿工夫，金属熔化了。

皇帝十分惊奇，由此得出了结论：“无论透光镜或望远镜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欧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仪器来。”

不过皇帝并不以为奇，谁会用这样笨重的家伙来点火呢？只有和珅表现出了漫不经心的兴趣和一定程度的敏锐。和珅用它来点燃自己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显然并不想听回答。

至于气压计，气泵这些，乾隆深感失望，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在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中国人重视的是“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如英国人所愿，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

英国安排的迫击炮，榴弹炮试射，由于没有要英国炮手参加，自己的炮手不会弄，只好作罢。从此，这些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被锁进了圆明园的仓库。

至于音乐会，热气球，乾隆再也提不起兴致来，统统取消。

看完英国所有礼品，乾隆掩饰不住深深的失望之情。看来，英吉利人是个夸大其词，好吹牛皮的民族。

乾隆总结道：“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英国人还有一个杀手锏，虽然没什么大的科技含量，但大家一致认为，它一定会畅销中国，成为换取茶叶的利器，那就是英国马车。

当时中国马车车轮是木制的，乘客坐在车轴上方，非常颠簸。但英国马车用的是橡胶轮胎，座位用了弹簧减震装置，马车行驶又稳又快，还有玻璃窗户，试坐的大清官员纷纷称奇。

如果皇帝的脑袋接受不了新鲜的科技，他的屁股总能感受马车的舒适吧。英国人自以为是地想着。

但这两架马车，乾隆压根都没看到，因为马车夫坐在前面，背对着乘客，而且座位还比后面乘客高，谁敢拿这样的马车献给皇帝？

无独有偶，105年之后，1898年，德国人送给乾隆的重孙媳妇慈禧一辆第一代奔驰，慈禧仅试坐了一次，看到司机坐在她前面，背对着她，就再也不肯坐了，现在这辆奔驰还放在颐和园内。

偏偏这个时候，马戛尔尼提出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那四项请求。他认为，皇帝看过礼品后，应该能够对英国高看一眼，有所尊重了。乾隆这才回过神来，原来你们不是来跟劳资拜寿的，是来请求法外施恩的。

乾隆回了一道长长的谕旨，对马戛尔尼的请求逐条回复，别说互派大使，开放口岸，改革外贸体制，公开海关税率这类大事，就连增加英商在广州生活的自由度这等小事，均一概驳回。

总之一句话，大清体制，不容更改。

乾隆的这道谕旨，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布，要变更大清帝国的通商制度，与大清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乾隆不知道的是，他错过了世界留给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个机会。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比美国黑船来航日本，整整早了60年。

这段时间正是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跨入工业文明的跃升阶段。如果乾隆能抓住这个机会，开放国门，让中国了解欧洲，参与到当时国际大循环当中，大清的国力，中国百姓的生活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但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如果。

拿到乾隆的谕旨，马戛尔尼心里拔凉拔凉的，他遭受到人生最大的一次挫败，以前的民间上访告御状不成，高规格政府代表团出访也不成，大清帝国油盐不进，英国人铩羽而归。

那这次马戛尔尼眼中的大清帝国和中国人民又是什么样的呢？

船队最先到达的是舟山群岛，马戛尔尼的船员下去补充水，见到了围海造的一小块稻田，用土墙挡住潮水，耕作得十分精细，他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农民的勤劳和耕地的稀缺。

然后船队停靠在浙江定海，想雇一个领航员，这个小小的城市非常热闹，各类商铺齐全，他们惊叹于中国人的商业天赋。

当地官府接到了圣旨，卖力地帮他们抓来了10几个有可能领航的平民，官府没有工钱，帮船队领航来回要1-2个月，这些人都不愿意，但跪在地上又不敢抗争。

这让英国人非常震惊，在英国，帮政府做事一定是遵循你情我愿，付出报酬的原则，那时英国的人权意识，平等观念已经形成，但在大清，没有个人意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船队沿海继续前行，进入天津后，他们看到的是令人惊奇的贫困，很多人衣不裹体，面黄肌瘦，天津官员送给他们大量的牛羊牲口，但有些动物死了，就丢在河里，岸上的大群人们马上就跳进河里，去抢那些动物的死尸。朝廷的招待又极其奢靡浪费，他们感到了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

他们不知道的是，乾隆年间虽然引进了玉米土豆，粮食产量大大增加，但人口却成爆炸式增长。这时大清人口已经到了3.5亿，人均年粮食产量只有780斤，别说宋朝的1400多斤，比秦汉的980斤还要低，是名副其实的“饥饿的盛世”。

他们见到有个女子溺水，岸边的人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去营救（动物还有人去抢），还是英船上的水手跳下去，把人救了上来。他们体会到了中国人极度的麻木和自私。

他们经常看到河里浮出一只白白的小手，了解后才知道是弃婴，岸边也有，这让英国人震撼无比。他们没想到中国人这么漠视生命。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那时，光北京城每年的弃婴就有9000左右。

后来船上请了一个中国厨子，英国人发现上的鸡总是少了一条腿。对厨子提出后，厨子马上跑进厨房，笑着拿出了私藏的那只鸡腿，他们体会到了中国人诚信的缺失。

乾隆皇帝为了彰显天朝的军威，还派了绿营士兵全副武装，列队迎接，有点像现在的仪仗队。这可真是越表现越暴露，英国人看到的是最落后的火绳枪和冷兵器，军力之弱可见一斑。

当然他们也惊讶于大清政府的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3000人整齐划一跑过来，迅速把他们的礼品从船上搬到京城，这在英国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他们发现，普通人一见到官员，下级官员见到上级，就立刻变得拘谨起来，只会唯唯诺诺。

后来皇帝对礼品的不屑，对他们的请求不容置疑全盘否定驳回，更让他们觉得中国人的坐井观天，妄自尊大。

传说里中国的美好形象就像神像表面的金粉一层层剥落，这哪里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气象？以前英国人总觉得跟中国人相比，自己也许是蛮夷，经过这次访问，两者的关系完全颠倒了。

马戛尔尼写道：“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英国使团一行留下了大量的游记，画师也留下了大量的中国风物画和素描，成为欧洲人研究大清帝国的第一手资料。

中间就包括著名的黑格尔。黑格尔阅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所有资料，得出了中国文明还处于幼年这个结论。

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马戛尔尼对乾隆政府深深失望，甚至认为：“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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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也许是西方第一个构思“和平演变”的人。

就像乾隆感觉被英国人夸大其词的礼品欺骗了一样，欧洲人也感觉被传教士们骗了，他们惊讶地发现，多年来他们居然一直屈服于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

马戛尔尼这次失败的外交访问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为以后大清帝国和欧洲的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鸦片战争埋下了深深的伏笔。以至于现在有些史学家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时间点不应该是鸦片战争，而应该是马戛尔尼这次访问。

虽然乾隆对英国使团不肯三拜九叩恼火，对礼品不屑，但天朝上国的体面还是要的，庞大的英国使团在大清的吃喝拉撒全部由大清政府包干（当然大清也没人知道欧洲使团费用自理的外交惯例），他对每个成员都有赏赐。这次访问，英国使团除了礼品外，总共花费了20多万两白银，而大清政府除了赏赐的礼品外，接待他们就花了51.9万两。

为了彰显英吉利朝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大清一统志》重版，正式在西洋藩属国上加上了“英吉利”。

乾隆把英国人礼品中的呢料布料纷纷赏赐给众位大臣，来展现乾隆盛世“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气象，而那些代表英国最高水平的科技产品，枪炮，马车等都被锁进了圆明园的仓库里。

60多年后，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进入圆明园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仓库里这些东西从未动过，崭新如昔，只是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三、道光皇帝

爱新觉罗.绵宁可谓根正苗红，他是嘉庆皇帝的嫡长子，就是皇后所生的大儿子。他从小不事奢华，尚简朴，好读书。

1813年，天理教起事，100多教众竟然冲进了紫禁城，嘉庆皇帝在承德，绵宁从容镇定，指挥卫士，击退了天理教徒，自己用火铳还击毙了两名。

这样的三好学生，绝对是无可争议的皇位继承人，1820年，嘉庆去世，绵宁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道光，史称道光皇帝。

在满清一朝，道光是唯一的以嫡长子身份荣登大宝的，继位时39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德才兼备，众人心里都在期盼，大清中兴有望了。

他的父亲嘉庆皇帝，继位后抓了和珅，废文字狱，多行仁政，但执政理念就是“两个凡是”，凡是祖宗章法不可更改，凡是前朝惯例不可调整，萧规曹随。

道光继位后，像所有新君一样，开始整顿吏治，但他有个特别之处，就是大兴简朴之风，从宫里开始，自己吃饭三菜一汤，衣服破了，补了再穿。

开始很多人以为是皇帝做秀，但时间长了才知道，这个皇帝是玩真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臣们纷纷把朝服磨破了钉上补丁，再天天把朝服洗旧。现在最潮的水磨破洞牛仔裤的创意是否出自道光朝？有待考证。

后来的朝会，君们臣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粗一看去，就像是丐帮长老们在开会。

按惯例，封疆大吏进京述职，功臣回京交差，各种庆典，皇帝需经常请他们吃个饭，以示恩典和嘉许。但道光从来都是口头请客，大臣们自己买单。唯一的一次破例，是皇后的一次生日会，他竟然宴请群臣，大臣们高兴坏了，终于可以在铁公鸡身上拔根毛了，可到了席上一看，每个人面前摆着一碗打卤面。

在丐帮帮主道光的勤奋努力下，大清国表面上就像一潭静静的湖水，波澜不惊，但暗流开始涌动了。

那就是大清的对外贸易，由于大清有茶叶丝绸瓷器三样硬通货，十三行垄断经营，对洋货又采取抵制态度，外贸一直保持超级顺差，全世界白银不断流入大清帝国。

英国工业革命后国力迅速崛起，人民收入大大增加，当时英国已经成为大清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占了大清出口额的90%，进口额的70%。

从乾隆朝开始，英国商人就尝试各种商品输入大清，他们费尽了心机，英国的硬通货-棉纺布料，呢料，五金制品，最先进的枪炮，马车等等都得不到“十三行”的青睐，除了钟表能进入宫廷，实在找不到一样东西能打进大清帝国的市场。

从乾隆朝开始，有的英商开始尝试鸦片，没想到很受欢迎，那时规模很小，每年大约400箱（一箱100斤），到了嘉庆朝，每年到了4000箱，道光初年，增长到1万箱，到了道光15年，也就是1835年，猛增到3万箱。

光鸦片一项，道光朝每年要流出600万两白银，从宋代开始，中国历朝历代的金融采取的其实是“银本位”，比如宋代铜钱一贯等于1两白银，当白银大量流出，铜钱就开始贬值，道光皇帝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严峻的问题-“银贵钱贱”，这直接动摇了大清国的财政根基，道光清楚，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乾隆，嘉庆都提出过禁烟，但当时量不大，而且鸦片利润实在太高，不管朝廷出台什么政策，鸦片总是能找到渠道流进中国，鸦片屡禁不绝。

但现在的情况危及大清国本，道光皇帝下定决心，鸦片必须禁绝。

但怎么禁烟？

朝中很多人认为可行的办法是：提高关税，然后在国内种植，采取“国产替代计划”，量上来价格就下跌，英商无利可图，自然就没本钱跟“十三行”和广州海关官员勾结，这样就断了鸦片商的生路，自然白银就无法外流了。这是经济层面的解决方案，支持的人虽然多，毕竟不大上得了台面，除了极个别的公开提出，很多官员都不明确表态。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遏制终端消费，除了贩卖者之外，严惩吸食者。黄爵滋就提出，贩卖者，吸食者一律死罪，用严刑峻法来彻底消灭鸦片。很多人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应重于吸食之罪。但又不敢明确反对。

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折发给东南各省督抚，征询意见，大家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都在揣摩皇帝意图，道光内心是赞成黄爵滋这个办法的。

讨论结果必然是黄的招，道光皇帝决定采取行政措施，严禁鸦片，他抽调明确支持黄爵滋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暗访7天后，通知十三行的英商，限期7天内交出所有鸦片，并把十三行街所有的中国人撤走，派兵全面封锁，停止里面粮食肉菜的所有供应。

这有点像现在房东采取停水停电来逼租一样，简单粗暴但有效。

被封在里面约有350个夷商，大部分都卖过鸦片，中间有一个是英国商业监督义律，是英国政府公务员。被封在里面实在没有办法，就以英国政府名义收了所有人的货，给夷商们出具了收据，然后把鸦片交给了林则徐，总计20280箱。

林则徐还要求所有夷商出具“甘结”，就是承诺书：永不再卖鸦片，如再贩卖，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鸦片已经被收了，还要签这样严苛的承诺书，夷商们自然不肯。林则徐就把他们全部赶到海上，或者澳门，反正不能呆在广州。更有甚者，8月份，又宣布中断所有对英贸易。

然后，林则徐把收缴的这2万多箱鸦片在虎门全部当众销毁，历时23天，史称“虎门销烟”。

听到消息，道光皇帝大喜，给林则徐上谕写到：“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55岁生日，道光亲书“福”“寿”二字，寄给林，以示嘉许。

义律手上只有2条防海盗的小兵船，虽与大清水师有零星接触，但不敢造次。他马上把这边情况向英国政府汇报，等待那边的指令。

英国政府把“是否向大清帝国派遣远征军”这个议案交到了英国议会，议会在投票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正方认为，大清帝国从来没有尊重过英国，在通商过程中一贯采取不平等，歧视政策，这是一个野蛮国家对一个文明国家的侮辱和挑衅，必须出兵。

反方认为，鸦片对人有害，为鸦片而战实在有损一个文明国家的体面。

投票的结果：271：262，正方以9票极其微弱优势胜出，英国政府决定出兵大清帝国，口号是“为自由贸易而战”。

所以，英国一直称这场战争为“通商战争”，而不是我们讲的“鸦片战争”。

英国政府派遣了一支40多艘战船，4000多士兵组成的远征军，远征军司令为义律的堂兄懿律，从印度出发，远征大清帝国，义律为付总司令。

懿律不懂中国政治，他认为大清帝国首都在北京，往北搞出动静才有影响力，所以英国战船到了广州，并没开战，只是封锁海面，他则率领大批战船，向北进发。

马戛尔尼船队第一站停的是浙江定海，比较熟，英军攻克了定海。

道光皇帝愤怒了，连忙下旨调集云贵川陕湘等省的官兵去浙江，各地接到命令，备战的同时，便向朝廷请军饷。道光一看雪片似的请款单，他的抠病发作了，打个仗居然要这么多银子？他开始对林则徐不满了。

懿律攻克定海后，继续北上天津，他知道天津是京城门户，动天津皇帝非重视不可。

英军船队来到天津大沽口，朝廷震动。当时直隶总督是琦善，行事谨慎，知道知己知彼，这仗才能打。他派人以商谈为名，到英军船上去探听虚实。回来一讲，英军火力强大，清军绝不是对手，这仗打不得。于是他决定亲自来跟懿律谈。

懿律气愤地把林则徐收烟销烟，断绝贸易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琦善，琦善一听，这不就是“秋菊打官司”-要申冤吗？当年洪仁辉驾着商船来天津告御状，现在别人是开着战船来告御状。看来林则徐做事确实有点武断专横。

琦善连忙安抚懿律：自己只是总督，你们的诉求只有皇帝才能做主，我一定将你们的冤情禀告皇上，皇上肯定会有公正的处理。

琦善跟其他大清官员不同，对英人态度显得平等礼貌，很善谈判，加上自己是直隶总督的身份。懿律他们本就不想开战，被他这么一忽悠，就犹豫起来。

琦善告诉懿律，你们先回广州，皇上肯定会派钦差大臣去广州，解决你们的问题。

懿律最终相信了琦善，为表示和谈的诚意，下令从定海撤兵。琦善也交代山东巡抚，撤回途中送给他们补给。

英军船队在山东果然得到了当地提供的牛羊菜蔬。还给英军送行，英军全体人员站在船队，鞠躬行礼，岸上挥手做答，场面甚是温馨。

道光见琦善不费一枪一弹，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不仅让英军从天津退兵，还从定海撤军。大喜过望，赶忙叫各省援浙的官兵停止行动，这可省了一大笔钱啊！他觉得都是林则徐鲁莽武断所为，“剿夷”没有“抚夷”好，遂将林撤职，发配伊犁。同时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解决英军来犯的问题。

琦善到了广州，懿律觉得和谈有了希望，来找琦善谈，就是马戛尔尼那几点诉求：取消十三行垄断，多开通商口岸或者给个澳门那样的小岛，关税透明，提升英商待遇等等，不过这次多了赔偿鸦片损失。

这几条琦善哪条都做不了主，而且他知道，就算汇报给皇帝，也绝不会批准，所以他只有拖。不是今天生病，就是明天出差。

懿律觉得被忽悠了，从天津撤兵到广州，还是一样问题没解决。看来只有打了再谈，英军于1840.12.15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清军大败，两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乎全军覆没；兵士死者约500，伤者较少；炮位被夺被毁者共173尊。英军只有约40人受伤，无人死亡。

一战之下，琦善慌了手脚，连忙对懿律叫停，愿意谈。

于是琦善和懿律经过多轮谈判，拟定了《穿鼻草约》，协议赔偿鸦片损失600万两，割香港岛一部80平方公里给英国，大清在那里有关税权和主权，治理权给英国。

道光听闻大怒，马上将琦善撤职查办，押解京城，甚至准备秋后问斩，同时宣布不承认《穿鼻草约》，并派领侍卫内大臣奕山到广州，调集各地1万多清军，准备跟英军决战。开始改“抚”为“剿”。

懿律一看琦善被撤，大清毁约，又觉得被忽悠了。就于1841.2.5，攻击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这是虎门的天险。第二天，三个炮台全部失守。清军阵亡500人，被俘者约1300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殉难，虎门失守。

之后，英军又攻陷广州城四周制高点，扬言攻城，18000名清军退进广州，奕山知道不敌，举白旗投降，

1842年6月，英军战船北上，连下定海，宁波，吴淞、上海，并攻占了镇江，沿长江西进，在南京登陆，扬言攻城，道光眼看大势已去，只能同意讲和。

1842.8.29，双方在南京静海寺签署《江宁条约》，又称《南京条约》。

条约的内容除了赔偿2100万两白银（鸦片赔款600万，英商欠款300万，英军军费1200万）外，其余内容几乎跟马戛尔尼单膝跪求乾隆的一模一样。

80年前，马戛尔尼采取平等友好方式没得到的东西，这次英国人靠战船火炮得到了。

现在也许有人会讲，道光皇帝是个孬种，大清4亿臣民，疆土辽阔，咋不来个全民抗战，焦土抗战？

还真不行！打仗靠的是钱。

历时两年多的这场战争共花了多少钱呢？英国军费一共1200万两，大清3000万两。这场仗在中国打的，英国人劳师远征，按常识英国应该花费更多，为什么英国人只花了大清40%的钱？

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清落后的后勤体制，二是官员们大量的贪污。比如浙江前线的军官们虚构了一支9000人的“南勇”，骗了国家10万两军费。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虚构了一支20000人的水军队伍，套取国家兵饷三四十万两。这类事件在鸦片战争中层出不穷，留下很多资料。各级官员贪污总数最高可达上千万两。也就是说，有1/3的军费，是直接被贪污掉了。

当时大清一年的财政收入和80年前的乾隆时期差不多，大约4000万两，而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已经到了惊人的1.55亿两。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只花费了英国年财政收入的8%，但却花了大清年财政收入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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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情况，历史学者张宏杰有个有意思的观点“被约束的权力更强大”，指的是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王权遭到限制，宪政取代王权后，英国政府的效率和治理能力大大提升，体现在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收税人员减少，税收反而大大增加，因为财政公开透明，纳税人愿意交税。

但大清看似皇权至高无上，可以一杆子到底，但贪污的普遍以及落后的后勤战时机制无不展现了治理能力的低下，这场战争把大清帝国“强政权和弱治理的矛盾混合体”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

道光哪里有钱把这场仗继续打下去？

关于结果，香港割了没什么反应，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岛到底在哪里？赔钱呢，汉唐和过亲，宋朝给过蛮夷岁币，也能接受。让大清高层痛心疾首的是-《南京条约》居然把英国女王这个“夷妇”和大清皇帝并列在文件上，这简直是对天朝上国最大的侮辱！

其次就是五口通商，除了广州，又开了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个通商口岸，以后洋人防不胜防了。

至于为什么会失败？大清上下普遍观点出奇的一致：抚剿不定，没有一直用主剿的林则徐。理由是林则徐被撤前，英人没动广州，去动了浙江。林则徐一被撤，广州就被打，英人怕林则徐。

所以鸦片战争后的20年，大清帝国没有任何改变，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被攻进京城，咸丰皇帝死后，慈禧，恭亲王奕訢，文祥主政，重用曾左李等汉臣，痛定思痛，才开始了洋务运动。大清帝国又浪费了20年。

最俭朴的道光皇帝，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却碰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众不同的蛮夷，用这样屈辱的方式被强行打开了国门，不知道是他的不幸还是大清民众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