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与弯刀：第四次中东战争

来源: 芝兰学社

说来蛮巧，大概在10年前我正好用TOAW3有推演过第四次中东战争，而以色列、瑞典和瑞士的动员制度也一直是我的课题。

不过为了更好给大家讲述这段历史，兄弟我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来收集各方的资料。在解下来的论述中，可能部分观点与大家的传统认知会有所不同，但希望本着求同存异的角度，大伙千万轻拍哈。

第四次中东战争，亦称赎罪日战争。这一场战争认真来说，可算是上个世纪中阿拉伯联军对以色列方面最为接近胜利的一次。其中双方均有不俗的表现，称得上“势均力敌、将遇良才”。

那么这场战争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事实上，早在赎罪日战争爆发的6年前，由以色列主导的这次战争仅仅用了6天便将整个阿拉伯联军吊打。不仅几乎彻底摧毁了埃及的空军，更重创了叙利亚、约旦。并直接占据了包括圣城耶路撒冷、戈兰高地等近6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当时以色列领土的四倍之多）。

自此之后，以色列可谓如日中天，而不幸战败的埃及等国则无不卧薪尝胆，时刻准备者卷土重来。

那么说起来，以色列就对于阿拉伯世界的蠢蠢欲动一无所知吗？

事实上，早在六日战争以色列夺得原属于埃及的西奈半岛后，以色列其实对于埃及人可能的复仇是有所预见的。

彼时，为了防范埃及的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高层分成了两个派系。

其中以国防部参谋长特别助理（实际代行了总参谋长职务）的哈伊姆·巴列夫中将为首的一派认为。应利用苏伊士运河的河障修筑一道集观察与警戒的前沿预警体系，而将主力装甲部队和炮兵居于其后。从理论上来说，对于小股袭击，前沿的预警系统和巡逻队既能轻松解决。而对于大规模的入侵，则可由居后的主力予以歼灭。

值得一说的是，有关于巴列夫防线的设计，其最早是由阿弗拉罕·阿丹（即后来的第162师师长）与耶沙亚胡·加维什（西奈南部军区司令）所提出，而最终经巴列夫、达杨（国防部长）拍板决定修建。但一般中文网在论及这场战争时，多将巴列夫防线的构建归于巴列夫本人其实是有待商榷的（虽然最后确实是由他下的决定）。

但对此，无论是时任以军装甲兵总监的阿里埃勒·沙龙，还是号称梅卡瓦坦克之父的塔尔（时任副总参谋长），都表示强烈反对。

其理由认为，现代战争中由于热力兵器的杀伤效能和机动性的广泛提高，筑垒式的静态防御看似强大，却无形中将主动权拱手于人。

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东这样特定的沙漠地区，机动性其实才是制胜的关键。事实上前几次战争的胜利，不正是因为以色列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出色的机动性和主动进攻方才取得的吗？

对此，沙龙认为完全就不应修筑防线，取而代之以装甲部队进行沿河的定期巡逻即可。而塔尔则认为可以设置一系列装备坦克和炮兵的观察点，并和机动装甲部队、空军相互配合。

上述几种意见在以色列高层中进行了多番讨论。但由于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最终认同或者说更倾向于巴列夫的意见，最终巴列夫防线得以上马。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后来巴列夫防线因为赎罪日战争而被多加诟病，但事实上在早期的修筑计划里还是不乏亮点的。其中整个巴列夫防线依托苏伊士运河，北起弗阿德港，南至苏伊士湾，全长为175公里。在第一道防线中，巴列夫防线以苏伊士运河的天然屏障为依托，广泛修筑有高20米、宽10米且坡度均为40-60度的巨大沙堤。而沙堤的后方不远处则修筑有33个防御支撑点，每个支撑点中储备弹药和粮食若干，可保障守军即使孤立，也能独立作战近1个月。

而由此所形成的整条防线上，每隔100米即设有一处观察点（战时可做射击点），其相互以复杂的交通壕、地雷和铁丝网进行链接。有资料称，以军更专门布置了专门的水下管道联通苏伊士运河，只要埃军尝试突破，就可以将原油倒入苏伊士运河形成漫天火网。可以说，工事若此，若非大军进攻，则绝无突破可能。

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在其后的纵深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里更设立了一系列复杂的交通网，可供位于其后的以军装甲主力进行机动增援。

在整条防线上，以军约为1个常驻的装甲师又1个坦克营、12个步兵连、17个炮兵连担负主要守备，其总兵力超过18000人、300辆坦克和70门火炮。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以军的整个防御在某种程度和马奇诺是有相当区别的。其主要是形成多层的警戒体系，使得以军能依托上述防线对不同层级的敌军做出反应。如是当面对小股袭击之时，部队可以依托既定防御工事和沙堤将之击退。而若面对敌集中突破，则后续的三个旅也能从容进入防御地带进行阻滞，并为后续的主力部队动员赢得时间。

与此同时，与一般人所了解的不同，事实上整个1973年的巴列夫防线修筑是要比巴列夫本人预案中的设计强度要低得多的。其原预期修筑的33个主要支撑点，最终被消减为16个，这就使得整个第一线的防御更多依赖于那道沙堤。而军事史告诉我们，任何没有火力掩护的工事，其实都是不足以作为障碍的。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巴列夫防线的变形呢？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由于1972年1月接任总参谋长的埃拉扎尔中将考虑埃以双方敌对行为渐趋缓和，为此选择了降低防线的强度以减少国防开支，另外一说则是指南部军区司令恣意妄为，擅自将据点进行了减少。但无论哪一种，等到1973年正式开战之时，事实上巴列夫防线与其规划的初衷是有相当不同的。

那么，整个赎罪日战争究竟为何会一步步脱离以色列的预期呢？

双方的作战准备与计划

先说以色列，在整个赎罪日战争前，以军的计划均是建立在对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无比信任上，与此同时也是基于对周边局势的基本评价上。至少在1971年初，放眼周边，能威胁以色列国土安全的主要为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而其中约旦的实力最弱，故而能造成威胁的主要为埃及和叙利亚两国。

其中由于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成功夺取了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使得以色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纵深。从理论上讲，戈兰高地距离耶路撒冷更近，且叙军在此常年处于高度警报状态。为此可以说只要叙利亚人高兴，他们无需怎么调整即能实施进攻。

但因为戈兰高地已被以色列夺占，为此在权衡之余，以军在此投入的兵力要少得多。

截止到1973年9月中旬，以军在北线即戈兰高地方向大约有1个步兵旅（第1步兵旅，旅长阿米尔·德罗里）和1个装甲旅（第188旅，旅长伊扎克·本·肖恩）以及9个炮兵营。

注：在战争前一天，即10月5日早些时候，原本奉命驻防西奈半岛的第7装甲旅（旅长阿维多尔·本加尔）也被派到了戈兰高地附近的纳菲克地区。

虽然截止到开战日该旅尚没有完成最后的集中，但后来证明，正是这一关键调动为以军稳住北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在南线的巴列夫方向为1个装甲师（第252装甲师，师长阿弗拉罕·曼德勒）、1个独立坦克营、12个步兵连和17个炮兵连。

但需指出的是，由于西奈半岛地域面积较大，为此以色列的该装甲师大抵是以三角型展开。

其中处于前端锐角的为第14装甲旅（即安龙旅，旅长阿姆农·雷谢夫），而作为右边角的是北翼第460装甲旅（即盖比旅，旅长加比·阿米尔），而处于左边角的则为南翼的第401装甲旅（即丹旅，旅长丹尼·绍姆龙）。

在理论上，当发现埃军有突破巴列夫运河防线的企图时，第14旅将迅速进入前沿支撑点以支援就近的观察/截止据点。而第460和第401则作为应对埃军可能的主攻方向做准备，并且也同时为后方的以色列总动员赢得时间。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以色列的动员体系十分完善，故而尽管以色列仅在边境保有少量部队作为常备防御力量但其实它的常备军和动员部队间要远超过其他国家。事实上在赎罪日战争前夕，以色列自己就估计可以在三天以内动员高达近35万人的部队，而这也几乎是以色列进行全国总动员后能集中的全部力量。

但由于国防总动员对于经济的伤害是十分巨大的，为此一般若非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举国大决，否则是不会轻易进行总动员的。

而这一点，也就造成在10月6日到10月8日间，以色列投入到一线的部队不过6个旅（大部分甚至未满员）。

与之相对的，在开战日的前两天里，阿拉伯联军总共投入的兵力高达10个师以上，可以说兵力比是十分悬殊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前的“懵懂”呢？

其实一个吊诡的地方是，自打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来（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与埃及和叙利亚的武装冲突就几乎没有停过。

在原埃及总统纳赛尔执政的最后几年里，双方还一度发生了称为消耗战阶段的局部互殴（1967-1970年末）。

在早期，由于以色列在西奈半岛还没有修筑工事为此隔三岔五不是这里报告被炮击死了十几个人。就是那里又报告说发现一队埃及小部队偷袭。

当然，以色列对此也是以彼之道，还之彼身。不定期的也派出自己的空军和精锐越过苏伊士运河去给埃及人道个早安。可以说，自六日战争到赎罪日战争间的几年里，双方的武装冲突并不少。

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前的“麻木”，与其说是忽视了威胁，倒不如说是长期神经紧绷的应激反应不适。比如甚至在1973年5月之时，以色列就因为彼时局势紧张而进行了总动员。当时以色列总参谋长埃拉扎尔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一力主张进行总动员，而情报部长泽拉则坚定的认为战争不会爆发。

有意思的是，正是5月的这次准确判断，使得以色列统帅部在10月6日战前的关键3天里出了岔子。真可谓现代版的“狼来了”。

那么，以色列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与一般认识不同的是，自六日战争后，事实上埃以双方都认识到自己早晚要有一战。但恰恰就是因为这个认识，使得以色列疲于应付。这一大原因的不同就在于，以色列的生存战略发生了变化。

尽管客观的说，历来的中东战争里以色列都是做攻势防御来为自己赢得胜利。但实际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前，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故而相比于前三场的能动手就别BB，现在的以色列却有了一块虽然不大，但总勉强算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可能。为此，在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开始转向于“等对方先动手，我再还击”。但这一点，无形中却也将主动权交给了对手。

而在这方面，埃叙两国又是怎么做的呢？根据埃及总统纳赛尔前秘书和后任总统萨达特的回忆录，以及埃及总参谋长沙兹利的大作《跨过苏伊士运河》中可知埃及方面对于以色列的战争准备始于1967年的纳赛尔时期，但严格意义上突破巴列夫防线的计划却始于1971年年末。

在沙兹利接任埃军总参谋长之初，埃军的状况十分恶劣。其空军在六日战争中几乎全灭，而陆军也因为连连败仗士气低落，尤其装备也十分缺乏。但等到1973年战争开始，则埃军已经发展成为了一支高达百万人的部队，且大量装备了当时并不算特别受重视的萨姆防空导弹和萨格尔反坦克导弹。

其编成为19个步兵旅、8个机步旅、10个装甲旅、3个空降旅、1个两栖旅、1个R-17E地对地导弹旅。共计拥有近1700辆坦克、2500辆装甲车、2000门火炮、1500门反坦克炮、700枚反坦克导弹以及数千具RPG火箭筒。

计划之初，对于埃及军队的重点是究竟应如何突破巴列夫防线。

在一般来说，力量集中于一点方才更容易形成突破（以色列也是一直防的这手）。

但埃及人面对巴列夫防线时却有不同思考。

这最大的原因亦在于，经过前三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的高层中已经不乏有明眼人看明白了。

想靠阿拉伯人自身的能力是难以将以色列赶出中东的了，或者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并非是一件短期内可以办成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中东除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矛盾外，还存在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从表面上来说，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在中东插了颗棋子但事实上美国并非意图控制阿拉伯世界，反过来虽然苏联为埃及和叙利亚提供了大量装备和资源，其与埃叙间的矛盾亦是相互纠缠、错综复杂。

为此，萨达特认为应该以一场有限的军事胜利来恢复埃及在中东的话语权，故而他严格限制埃军在突破巴列夫防线后做进一步的进攻。

当然了，这一说法究竟是萨达特一开始就笃定的信条，还是后来根据已发生的事实才做的贴金之举，目前来说真相尚不可知。

但有一点能确认的是在1972年年底埃及的正式进攻方案 “巴德尔计划”出炉时其核心目标均在于突破巴列夫防线，并向西奈半岛纵深延申20公里，然后再转入防御以为国际谈判奠定优势。

在这个问题上，据说该方案也源于埃及军队装备的萨姆性防空导弹其射程刚好只能延申到最远这个距离，再远也就无法保证埃军地面部队的安全了。

根据这一思路，埃军拟以萨姆导弹取代空军来保障地面部队的推进，而陆军则采用多路并进的方式，首先在巴列夫防线上创造性的以高压水枪打开几十个通道，然后再以混编有萨格尔导弹、步兵部队、装甲部队的大军投入其中，最后以此为依托形成全面防御态势。

至于说接下来的行动，沙兹利在回忆中写道，原本埃及方面并未拟就针对于突破苏伊士运河后的深远纵深计划。

但在1973年4月，随着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会议确立了统一作战后，埃及方面不得不考虑，如何制定一个第二阶段计划来配合叙利亚的进攻。

在这个问题上，沙兹利认为该方案超过了埃军的能力，因为埃及军队成功推进的一大基础来源于萨姆防空导弹所形成的防护网，而要继续向西奈半岛纵深的隘口推进，则无疑超过了萨姆防空导弹的射程。

但时任埃军国防部长的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上将则表示，这一行动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考虑埃叙两国政治上的合作，为此不行也得行。没奈何下，沙兹利只得修订了一份代号为“花岗岩二号”的方案。

不过有意思的是，沙兹利在回忆中并没有展示对这一计划的详细方案以及埃及方面为此所做的努力。在有限的篇幅中却只提到他和他的部署们从未想过会执行这个阶段的行动。

就此，是否存在总参谋长沙兹利决心通过第二阶段的摆烂来迫使总统萨达特最终将目标满足于巩固滩头阵地呢？

战争爆发

1973年5月和8月，通过两次边界动员，埃及方面进一步麻痹了以色列人。

这使得在1973年9月底当情报机构指出埃及军队在运河附近有大规模集结的动向时，各级指挥机构却都因为狼来了听多了，而多少有些麻木了。

1973年10月6日凌晨0430时，以色列高层总算获得了明确的战争信息，但在当日早晨8时的会议中，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杨却这关键时候犯了糊涂。

直至此刻，这位前三次中东战争的英雄，以色列的传奇名将摩西达杨仍未对埃叙的这次进攻有充分认识，为此他只赞成进行部分动员来完成防御，而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则认为应该进行全面总动员并先发制人。

双方争执之余，皮球被踢回到总理梅厄夫人脚下，最终，尽管梅厄夫人支持埃拉扎尔进行总动员，但却否定了先发制人的主动进攻。

这其中的是非曲折，难以论说。但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一会议却再次大大缩短了以色列的动员时间。

1973年10月6日下午1405时，随着第一发炮声响起，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几乎同时被万炮轰鸣，战争终于开始了。

至当日结束前，埃及军队在巴列夫防线上打开了60个缺口，并将约5个师的步兵运送过苏伊士运河。与此同时，北线叙利亚军则在第一线投入3个师，一举攻上了戈兰高地。对于北线以色列最为重要的是，在该日十分重要的赫尔蒙山观测点（即黑门山）不幸失守。

此时对于以色列来说，相比于西奈半岛，更为关注的是戈兰高地的战况。因为戈兰高地距离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实在太近。但由于战前准备不足，且以色列误认为叙军进攻重点是放在戈兰高地北端而非南端，故而位于南翼的以军188旅尽管杀伤叙军众多，但自身也是伤亡惨重。

至10月7日早晨，当国防部长达杨抵达戈兰高地前线时，惊恐的发现第188旅已处于崩溃边缘。必须承认的是，达杨的这一判断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彼时第188旅其兵力不过90辆坦克，而如今伤亡大半，且防御正面已经扩展到40公里以上。

为此，可以说以军经常是一个坦克排（4辆坦克）就需要对付超过一个旅的叙利亚装甲部队（约百来辆坦克）。而且经过10月6日的激战，达杨和一众以色列官兵惊讶的发现，此次参战的叙利亚军经过苏联援助后，其T55和T62等坦克普遍都装备了夜视仪（虽然是早期的主动性型号），故而可以在夜间大胆的插入以军防御纵深。

而以色列方面，以“MK5百人队长”和 “M50加强型谢尔曼”为主力，在当时这两种坦克并没有装备夜视系统。且尽管通过以色列人自己的改造，使得以军的坦克在观瞄上略占一定优势，但其综合性能还是要逊色于叙军所装备的T55和T62型坦克的。

但和叙军相比，以军在北线的各旅（第188旅、第7旅、第1旅）长期驻扎在戈兰高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均十分熟悉，且部队已经广泛设置了大量的射击支撑点。以军围绕着这些支撑点提前明确了各个射界，并准备了多个半掩式和机动式的射击阵地，使得可以进行灵活的转移与形成多重交叉火力网。

而这就导致叙军在冲锋之余，通常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才能发现以军的这些火力点，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兵器将其消灭。

也正是凭着这些事前准备好的支撑点和射击诸元，外加上以军中下级军官反应灵活。故而使得南线第188旅几乎是一个旅，在10月6日扛下了整整2-3个叙军师的冲锋。

后来梅厄夫人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回忆这段历史时，称她在达杨汇报的那个下午是其最为暗淡的时刻，但这位意志坚定的女性明锐的看出此时的达杨已经丧失了信心。为此，她在关键时候让巴列夫前往北线以确定情况而没有草率的认同这位战争英雄后撤的建议。该建议认为在戈兰战线以军应撤退到约旦河东岸，而西奈战线则收缩到米特拉山口等几个隘口附近。

而巴列夫也不负众望，尽管他也认同北线的以军状态并不乐观，但凭借着既定的据点以军还是有能力继续打下去的为此当这位将军在深夜向梅厄夫人汇报完自己的判断后，梅厄夫人总算也放下了那不安的心。

不过从后来讲，尽管巴列夫在10月7日的坚定比达杨的“昏了头”要更为正确，但某种程度上在该日以军高层对于局势的判断仍并非毫无批评的地方。那就是在10月6日到10月7日之间，以色列的空军在西奈方向已经被埃及的萨姆防空导弹击落多架。

但截止到10月7日下午1600时，以军空军仍在两线同时进行作战。

而在该天，埃及方面除了继续巩固滩头阵地外，以特种部队和第130旅分别对米特拉山口的以色列补给线、指挥所和通讯站进行了袭击。其最终尽管未能获得预期效果，但却也大大迟滞和误导了以军的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日由于以军急于将埃及人逼回运河西岸，为此驻防第一线的第252师几乎是以纯坦克的集群式冲锋（恰好与北线叙利亚人一样）对埃军阵地发起突击。但其结果无一不被埃及人无数萨格尔导弹、RPG火箭弹所形成的火网所阻。

战至10月7日中午，第252装甲师原有的近300辆坦克，已减员至100辆。不过对于以色列来说稍可欣慰的是，截止到当天夜里以军也基本在南北两线动员起4个师的兵力。

然而实际上，在这个关键时刻，以色列事实上违背了一条基本的战争原则即当面对两个对手时，其实比较好的做法是一处为守，而集中力量先行解决另一路。

这就使得在7日下午当以军在更为生死攸关的北线展开反攻时，其防线北端仅有一个残破的第7装甲旅在勉力维持着战线。

整整7日一天，以军第7装甲旅在旅长阿维多尔率领下拼命阻击近叙军近3个师的兵力。战斗中，由于第7旅动员较晚，为此阿维多尔几乎是凑齐一部，就将之投入到战场上。索性第7装甲旅一直是以军老牌部队，具有良好的作战素养和战斗作风，且更重要的是熟悉地形。故而以军凭借着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屡屡挫败叙军的进攻。

与此同时，尽管第7旅是被陆续投入到战场上，但旅长阿维多尔仍十分出色的时刻保留一支预备队，专门在关键时刻予以救场。

可以说，第7旅最后能扛住叙军的猛烈进攻，与阿维多尔的杰出指挥是分不开的。

不过等到7日的战斗结束时，第7旅全军仅剩不到7辆坦克，几于全军覆没。只是幸得北端有第7旅的拼死阻击，以军在戈兰高地南端总算得以集中第146装甲师才算稳定了局面。至此，叙军在戈兰高地专攻为守。

而就在北线好不容易稍微稳定下来之余，南线以军的态势却又突然极具恶化了起来，其原因是因为就在南线以军的增援部队，第162装甲师（阿丹师）和第143装甲师（沙龙师）陆续抵达西奈半岛之余，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少将对局势产生了误判。

或许是鉴于此时南线以军已经集结了高达三个师的兵力，或许是鉴于对埃军历来表现的轻蔑总之，以军并未吸取第252师被重创的教训。除此而外，在反攻计划的规模和目标上，与会的高级指挥员在想法上也多有不同。

以戈南少将为代表的南部军区司令部认为，以军通过一个旅渡过运河即能将埃军逼退，或者至少能阻止其继续扩展突破口，但其下属的各师长却大多并没有戈南少将的乐观。

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虽然不认为此时并非渡河作战的有利时机，但却同意戈兰少将有限反击来组织埃军扩大突破口的想法。也就在总参谋长好不容易定好调子，准备返回总部之时，未及参加会议的第143师师长沙龙在埃拉扎尔上飞机前有了几分钟的交流时间。

交流之际，沙龙表示应集中至少2个师的兵力，一举突破大苦湖方向但这短暂的交流既没法让埃拉扎尔做出决断，也无法让同样支持渡河作战（就是规模小点）的戈南少将违背将令。不得已，沙龙也只能按照预设的反击方案开始集结部队。

然而9日一早，当第162装甲师刚一接触埃军阵地，就陷入了各种火力打击之下其左翼的第190装甲营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就被严阵以待的埃军全部歼灭，而其他各部也是损伤惨重。

不得已，阿丹少将命令立刻停止进攻并向戈南报告了这一情况。但截止到此时，戈南司令仍未认识到敌情判断的严重错误。为此，他改命令让沙龙师沿拉特拉尔路南下攻击苏伊士城方向，而阿丹师则留下来负责伊斯梅利亚的防御。

这个命令相对于让已经在伊斯梅利亚与埃军接上火的沙龙师抽离出来，再往南下投入新的方向其敌前撤退困难重重不说，也在相当程度上会使得进攻失去突然性。为此，沙龙对这个命令是一度抵触。

而等到下午1530时，接替沙龙师的阿丹部队在进入“中国农场”附近受阻时，戈南才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再一次的，戈南要求此刻已经转入南下的沙龙部队抽出一个旅，重新回过头来从翼侧协助阿丹师。

这一命令让沙龙大为光火，他向戈南表示这样分散兵力并不会取得什么成果。与之相反应利用当前的态势，集中兵力从大苦湖和中国农场间进行突破。就在这相互扯皮之余，时间却不幸快速流走。

截止到9日结束，整个以军在西奈的这次反攻，除了损失百余辆坦克外（其中第162装甲师原有的183辆坦克仅剩不足100辆），一无所获。

但也正是因为10月8日-9日间的这次战斗，使得以军南线的师旅级将领普遍都开始质疑起南部军区司令戈南的指挥能力起来。

10月9日，相比起西奈方向埃及的胜利，北线的叙利亚只能说是惨不忍睹。开战两天以来，叙利亚先后投入高达5个师的兵力却一再被以色列不足3个旅的兵力所阻拦。

为此，在9日上午开始，叙军仍在各个战线上实施进攻，但其规模已大不如前。。其中由陶菲克·杰哈尼率领的第1装甲师可能得算是叙军参战序列中最为出色的部队。

在其师长指挥下，该部面对坚固据点均一律选择绕行，而往以色列的纵深方向进行穿插。其一度穿插到至约旦河上的布诺特亚阿桥附近（约距7公里），可以说是本次战争中叙军深入最远的部队。

不过由于连日激战，叙军各部亦是伤亡惨重，为此叙利亚开始督促埃及、约旦和伊拉克等国家参战，以求扭转战场局势。

至于埃及方面，埃军此时可谓硕果连连，不仅击退了以军的反击，甚至还一度俘虏了不少以色列人。空前的胜利使得埃及军政高层普遍获得了信心，而且考虑到叙利亚人的情况，为此他们纷纷向总统萨达特申请向米特拉等隘口推进。

不过萨达特此时并未发昏。

对此，萨达特回忆道：“如同我告诉哈菲兹·阿萨德的，土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耗敌人。我不想只是为了占领更多的土地就犯推进过快的错误。我们必须让敌人流血。”

但很有意思的是，仅仅两天后这位总统就不得不因为叙利亚的压力，而命令部队发起了对隘口的进攻。

与此同时，关于10月9日这一天埃及方面的决策和思考，其实颇为扑朔迷离。在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的回忆中，9日当天仅有不到100字的记录。而到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嘴里，又强调正是他拒绝了沙兹利和一干将领要求推进的计划。甚至于伊斯梅尔强调，只有把萨姆导弹的阵地向前推进到隘口时，才是埃军发起进攻的时机。

不过无论如何，在9日关键的这一天，不管是沙兹利还是伊斯梅尔，都没有谈到此刻埃及高层对于第二阶段的行动目标是做的如何打算，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将萨姆导弹阵地进行前移。

10月10日，本日的第一个大事件是，在叙利亚的苦苦哀求下，约旦、伊拉克以及巴勒斯坦纷纷正式加入到对以色列的围攻来了。

而与此同时，在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后，以色列也决定在北线戈兰高地方向主动进攻叙利亚，以先解决掉北线之敌，再回过头来对付埃及人。

10月11日中午，以色列命第7装甲旅从马萨达北侧发起进攻，继之以第240装甲师由库奈特腊方向推进并威胁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方向。截止至当日结束，尽管以军进展有限，但却大大刺激了叙利亚人的神经，为此叙利亚向埃及人发出紧急求助。

在这个关键时刻，本就作为本次阿拉伯武林盟主的埃及人果然坐不住了。由沙兹利记载，正是在当天埃军方面做出了开战以来的第一个灾难性决策迫于叙方的压力，总统萨达特和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决定由滩头阵地进行出击，而总参谋长沙兹利则表示他从头到尾都反对这么做。

颇为有趣的是，就在埃及方面为出击隘口争个没完之余，以军方面也正为是否越过大苦湖西击埃及人而头疼。

当此之时，一向主张渡河作战的沙龙在10月9日即大苦湖北面的德维斯瓦派出了一个侦察分队以探查运河西岸的情况。就此，戈南少将强烈要求沙龙撤回该分队，并服从他的指挥。

他对此，沙龙也坚决不予退让，要知道作为以军的猛将，沙龙不仅和国防部长达杨颇有私交，同时也还是戈南的前上司。为此，沙龙直接将问题越级甩给了总参谋长埃拉扎尔。

而相比埃拉扎尔来说，尽管同样恼怒于沙龙没有服从自己9日后应避免南线大战的决心，但有鉴于戈南此时更犯众怒（前日反攻的失利）。为此，埃拉扎尔最终将戈南撤下，继之以前总参谋长巴列夫代替，想来也是埃拉扎尔希望靠着巴列夫的声望可以压住躁动的沙龙。

不过出乎埃拉扎尔意料的是，巴列夫在走马上任之余就很快与沙龙爆发了新的冲突。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此时由于美苏以及联合国的紧急磋商，正相约双方暂时停火，以从谈判来解决本次战争问题。

就此，若以军此刻渡过运河西进，等于撕毁了停火协定，于国内外可能会产生不利于以色列的影响。而颇为戏剧的是，此刻提出这一观点的，恰恰是之前强烈要求渡河的沙龙。相对来说，沙龙此刻的主张已经变成了由渡河兜击埃军纵深，变成了在运河东岸正面摧毁埃军的滩头阵地。

10月11日，当巴列夫在召集沙龙师一干将校在南部军区司令部进行会议时，巴列夫最终否决了沙龙的计划，并和沙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翌日一早，想来实在气不过的巴列夫也向埃拉扎尔发出申请，强烈要求撤下沙龙的师长职务。

转折点发生在13-14日。也就这两天里，埃军方面总算做出了对米特兰等隘口进攻的决定其计划是以原作为战役预备队的4个装甲旅由北向南展开，即没有说明重点方向，亦没有将己方的防空导弹向前推进。

14日上午6时，由1，000辆坦克和5，000名步兵组成的埃军部队，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发起了进攻。而在他们对面的，则是超过800辆严阵以待的以色列坦克和空军。

非常巧合的是，埃军就像一夜间变成了8天前的以色列，不再懂得多兵种协同的威力，而偏以骑兵式的冲锋来突击预有准备的防御阵地。其结果，还不到中午12时，埃军便不得不全线撤回滩头阵地。

当然，深究起来，在这两日的进攻中埃军也不算毫无所获，至少还炮击击毙了以军第252装甲师的师长曼德勒少将，而这也是本次战争中以军死亡级别最高的将领。

此一时或许是恐惧于进攻失利，萨达特深恐以色列在正面摧毁埃军在运河东岸的阵地。为此，萨达特在收到进攻失利的消息后，并没有将原作为战役预备队的几个旅撤回运河西岸。

而埃军的这一进攻失利也为以军反击提供了契机10月15日，即埃军进攻失利后的第二天黄昏，沙龙师开始由德维斯瓦附近偷渡并试图建立滩头阵地。而埃军在放过打头的沙龙师第14装甲旅（即雷谢夫旅）后，于该部北侧的“中国农场”击袭该旅侧后。

与此同时，正面的埃军也对已过河的以军发起了反击。两相夹击之下，以军第14装甲旅战至16日仅剩不到一半兵力和27辆坦克。

17日一早，以军投入第162装甲师配合沙龙的第143装甲师争夺关键枢纽“中国农场”这一地带的埃及守军依托灌溉的水渠殊死顽抗，双方往往激战之烈，一度在几十米的距离内反复搏杀。

而截止到中午，埃以双方围绕着这块巴掌大的地段（3X7公里）已激战超过30个小时，损失更是高达200多辆坦克。

但令人迷惑的是，也就在关键的两天里，埃军既没有将运河东岸的装甲部队撤到西岸来堵截以军，也没有从运河两岸对以军进行夹击。总之就像时间突然让埃军全部静止了似的，后来的人们眼睁睁的看着埃及第2军团和第3军团间的突破口被以色列一点点扩宽。

不过客观来说，至少在17日下午结束前，埃及军队尚有一搏之力，而以色列方面一直给沙龙师打辅助的阿丹师坐不住了。原来，本来此前阿丹师就对之前沙龙没有帮忙心有嫌隙，等到17日反击之时阿丹师为了保障沙龙师的渡口安全，而倾力进攻“中国农场”。

但在17日中午阿丹少将参与了由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牵头的下阶段作战会议时却彻底绷不住了，因为此时会议改变了原来的决议（沙龙师打开突破口，阿丹师深入纵深迂回），由沙龙师南下迂回吃肉，而把阿丹师留在渡口与埃军绞肉。

这就真的欺负我老实人不敢和旅长干一架？爆发后的阿丹少将大发脾气，矛头直指达杨与巴列夫任人唯亲（巴列夫：？）

最终还是总参谋长埃拉扎尔从中斡旋，明确了无需改变原计划的决定。

18日清晨，阿丹师以2个装甲旅抵达西岸并不断拓展桥头阵地。

眼见着一个个萨姆导弹阵地被拔除，埃及空军像突然睡醒了似的，开始了对以军突破口的猛烈攻击。

但这一天对于埃军来说，最重要的是仍未将足够的兵力调回运河西岸已阻止以军的突破。

18日夜间，沙龙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以他的第143师该由北出击，而阿丹少将的第162师往南进攻，渡口则交由马根师（即原252装甲师）负责守卫。这一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兵法集中的原则，但此时对于迷惑埃军方面亦有特殊妙用，毕竟在当时无论是运河东岸的第2军团和第3军团来说，埃及人哪一个都不敢说轻易丢掉。

与此同时，也在18-19日之间，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向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和总统萨达特进行了全面汇报。他指出，此时埃军即使将东岸的四个装甲旅撤回到西岸，仍可以在东岸保留大约9万步兵和数千反坦克炮、三百枚反坦克导弹、五百辆坦克、一百五十门85毫米加农炮、四百门82毫米和107毫米无坐力炮、二千一百具火箭筒等等。

这样的部队，就算9万头猪，以军三天三夜也抓不完。最终，萨达特没有批准，而伊斯梅尔唯唯诺诺。

不过有意思的是，萨达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却称在当天开会时他才是强烈主张将部队撤回西岸的那个明眼人。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小问题了，如果说在19日埃军决计将部分军队撤回运河西岸，是否会决定战局呢？

这个问题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和群里进行讨论。

而无论这一争论怎样吧，事实上仅仅在两天后局势便急转直下。

10月22日，以军兵锋直指埃军第2军团的后方重镇伊斯梅利亚（北部）和南方埃及第3军团的重镇苏伊士城（南部）。24日，为继续巩固战果，以军不惜违背联合国停战协议，于当日包围并攻占了苏伊士城。

战至此时，无论苏伊士城是否被攻占，埃军的第3军团都已被完全切断了退路，但对此美国人却并不希望埃军第3军团全军覆没。

为此在多方周旋下，埃以双方总算在10月26日结束了有组织的大规模战斗。第四次中东战争就此落下帷幕。

战后点评

关于战争中双方的决策，我在上文已有提到，为此就不多做啰嗦了。相比而言，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是，有关于中东军队的战斗力从来都是个迷。

细数起来，无论是埃及、伊拉克还是叙利亚，中东人并不乏勇敢善战之辈，远的不说，就如本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坚守中国农场的部队即可谓骁勇无比，其往往依托地形在数十米范围内抵抗以军的装甲集团，这个即使放在惨烈的苏德东线战争期间也是不遑多让的。

而如果说是装备问题，那无论是沙特阿拉伯还是伊拉克，其装备从来也不乏先进，即以拿这次赎罪日战争来说，叙利亚和埃及普遍装备的T55和T62等坦克就比以色列的谢尔曼和百人队长来得高级，甚至一度在夜战领域还具有相当优势。

至于说高级将领，其实无论是萨达特、伊斯梅尔、沙兹利亦或者叙利亚的总参谋长尤素福·沙库尔，能在本次战争前多番谋划，并对计划的保密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当日，其表现均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那为何阿拉伯联军还是失败了呢？

这其实第一个原因在于中东国家军队的民族性上，即使拿相对稳定的埃及共和国来说，其建立时间也是在1953年，故而其民族的统一性尚缺乏时间来磨合。与此同时，各民族间的宗教、历史和传统亦导致其军队的战斗力存在差异。如埃及中的贝都因人就号称阿拉伯中的战斗民族，而科普特人和贝扎人则相对较为厌战。

与此同时，军阀化始终是埃及共和国绕不开的问题，一方面军队代表着更为现代化的势力，但另外一方面军队实力过于庞大又反过来影响了其国家机体层面的健康。

故而几乎历代的埃及总统要就是由军方推举上位，要就是终身与军队处于既拉且打的状态，所以如沙兹利等人始终搞不明白萨达特的战略和想法也就可想而知了，反过来说萨达特其实也没有意愿想让他们知道。

再一个问题则是军队中下级结构的缺失，事实上这点从沙兹利本人在其大作《跨越苏伊士运河》中也能一窥二三。其为了解决军队爆炸式增长后的不足，沙兹利采用了缩短训练周期（仅四、五个月）和降低文化要求的办法。

再又如，在第三章中沙兹利曾不惜笔墨的将他为部队制定的各种手册一一列出，如《士兵指南》，《驾驶员指南》，《观察哨指南》，《军事传统》，《在沙漠中迷路时保证安全的指南》《步兵和机械化步兵部队下级军官指南》。

然而某种意义上，这又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这恰恰反应了赎罪日战争前埃军在战争准备时的一个命门。那就是为突破苏伊士运河，埃军（也包括叙利亚）几乎事无巨细的制定了全盘计划，并让各级部队按具体任务进行专项训练。但反过来却也让部队缺乏处置计划外行动的能力。

而这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埃军在向隘口进攻时，既没有推进自己的萨姆防空导弹，亦没有像战争爆发当日那样行动有序，多兵协同进攻。

反过来在这方面，即使以全世界来说，以色列人也可谓出类拔萃。其不拘一格的行事风格和军事素养，使得以色列人可以放心的让下属部队独立思考战术问题，而这在赎罪日战争的北线尤其重要。

只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样的优势也是建立在以色列人均军事素养拔尖的基础上，实际上在该次战争期间，若非沙龙地位特殊（即是南线司令的上司，又是国防部长的私交好友），那这位老兄大胆的计划是否会被成功采用实在也是说不好的。

除此而外，赎罪日战争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部分，恰在于现代战争准备和突然袭击间的蛛丝马迹。如是在这场几乎双方都知道必然发生的战争中，究竟哪一个部分最终证明了战争必然爆发呢？

是战争宣言？

回顾萨达特的言论，他的表演可谓一绝。

是官方新闻的呱噪？

要知道，这毕竟是吃皇粮的。

是民间社论的必须一战？

要知道，打从1967年起，埃及人就没有停止说过要收复苏伊士运河。

是军中人的反馈？

以赎罪日战争而论，埃及军队中的两个兵团司令在战争前5天才收到命令，师一级指挥员在战争前三天获知。旅一级在战争前两天获知。营连一级在战争前一天获知。而班排则在战争前6小时才获知。就此，你认为自己认识几个兵团司令呢？

那究竟是什么凸显了这次战争可能爆发的关键节点呢？

难道是军队的动员？

事实上，相比这些在现代极为外向化的表现外，埃及人在战争初期的血浆储备和调动反而更为隐蔽得多。因为大规模的动员可以是演习，而血浆的秘密调运就几乎预示着战争必然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