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二

作者: 言信

来自专栏姚雪森文集研究

一、在宣化

1945年的宣化，9月10日，冀察军区机关、冀察区机关（后来的察哈尔省委、省政府机关），包括冀察军区总医院、察哈尔日报社等诸多部门，从张家口搬到宣化，开始了相对和平安定的一年生活。在此之前，9月2日，冀察军区所属的平北四十团、平西四十四团、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协同作战解放了宣化之后，先一步占据了宣化城内的日伪军兵营和仓库，当然也包括日军在宣化的后方医院。

我后来查了一下，8月15日宣布日军投降之后，两天后的17日，在宣化的所有日军，“包括日本在宣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眷属，均已撤退完毕。”留下的都是伪宣化省、县公署院内的满洲人和朝鲜人，包括在宣化的伪警政人员，伪蒙古军训团等等。

除宣化城内原来的警备队和从洋河桥撤回的警备队，县直属警察队，贾家营撤回的属宣化县警务科所管警备队之外，宣化周围龙关、赤城的警察队奉宣化省警察署治安处的命令，也乘汽车开到宣化。另外，沙岭子还有400多警备队，武器精良，还有马队，能征善战，与宣化配合。而同一时期的冀察八路军部队因人手不足，忙于占领张家口，无力兼顾宣化。

8月28日郭天民率冀察军区主力部队从平西房山、涿县冒雨赶往张家口，一到张家口后就布置部队攻打宣化和周边的几个伪据点。8月29日平北四十团拿下沙岭子据点之后，沙岭子伪警备队临阵起义，调转枪口对付宣化守敌。8月30日晋察冀军区机关乘火车途经宣化车站向张家口进发的时候，看见宣化火车站上手持武器的起义伪警备队面向宣化城布防，就是这一种状况。

9月2日拂晓，伴随着茫茫秋雨，冀察部队的攻城战斗打响了，从南城、东城两个方向进行攻城。不到两个钟头，就被八路军攻上城头，敌人的残兵从宣化城西北角逃走。

9月10日，冀察军区、冀察区所辖的所有机关进驻宣化（姚雪森那一天恰好在张家口，目睹了冀察军区机关和医院向张家口火车站的搬家）。

1945年10月的张家口，原本有人口十三万人（今天有市区人口129万），晋察冀、晋绥及延安过来的干部及家属十余万人，张家口顿时热闹起来。

1945年10月的宣化，原本有人口四万人（今天有市区人口36万），伪政府官员及家属、以及周边城镇为避战乱的地主职员及家属约三万人，冀察各机关八路军干部及家属、冀察军区总医院休养的八路军伤病员，总计两万多人，合计约近十万人。

宣化自明代起就成为驻军重镇，“宣化镇”一名由此而来。宣化城内的大校场存在了四五百年，从此成为冀察军区机关及所属各机构、冀察军区总医院所在地。尤其大校场周边沿城墙的那几栋日式小洋楼，成为冀察军区领导们的家属居住地。

宣化镇，明代镇守长城的专职军事机构

修缮过的宣化古城墙，当年八路军攀墙而入，拿下了宣化

宣化又是教育名城，有在各地颇有名气的中小学十四座，据说比张家口所有学校的数目加起来还多。包括张家口在内的察哈尔各县好学生都来宣化报考学校，接受教育。八路军占领宣化后，一些教师、学生加入到八路军来。

直隶省立第十六中学校（现宣化一中）礼堂，建于1913年，当年参加八路军最多的学校

1945年—1946年的宣化，每四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是穿灰军装的八路军。外来的军人与当地的老百姓之间的比重是很大的。当然这些“八路军”一大半都是从事文化、教育、文艺、医疗和伤病员在内的，不拿枪的非作战人员。

前面说过，宣化作为大后方，是过“星期天的”。也就是说，星期日是不工作的。这是进张家口之后学来的，那些首长太太们率先效仿这个最时兴的制度。从前线调过来的中层干部，比如姚雪森书中的干部处处长，就背着手严肃地说：“我们星期天也不放假。”

可像小胡这样的人，手中有很硬的王牌：“哎呀，前天看见宋阿姨，叫咱们今天去看郭司令员。小梅和我都答应了，不能不去呀。”

解放后，小胡调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很长时间只有一部作品《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李月桂，但这已经足够了。她精湛的演技使她具有很高的人气和首长们的厚爱。

据说，每逢星期天，如果原一分区的老战友去八一厂看她，只见八一厂演员宿舍那片简陋的平房区前面，总停着不知是哪位首长的漂亮小轿车。那是首长来接她的车子，预先就电话预约好了。到首长家里跟首长一起度周末这个生活习惯，看来早在1945年末的冀察军区时期就开始了。

1945年的小胡，每逢周末总是会出现在冀察军区政治部院内，拉着熟悉的人一起去首长家。战争年代，还是供给制，前线部队缴获到什么好东西，或者后勤部门在鬼子留下的仓库中发现什么稀罕物品，总是会优先送到首长家。那一定会是小胡这样的一般干部打牙祭、改善生活的好机会。

有一件历史史实，很少有人知道，是因为也很少有人谈起。但姚雪森的书中谈起了这件很少有人知道的往事。

1945年10月，国共最高层的和谈成功，在重庆签字，即签订了“双十协定”。在北平的中共军调小组，同国民党和美国人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准备在张家口开办军官学校。地点选择在张家口的十三里原日军兵营，现在的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所在地。

美军提供办学经费、教学设备、教材、军事顾问；国民党提供教官、军装、正规编制；晋察冀军区提供校舍和学员。军官学校实行“营进团出”，即招收晋察冀军队营一级干部，这里指的是军事干部，即营长，不包括营教导员，学习步、炮、工、机械（那时不知道“装甲”）、后勤（国民党军校叫“辎重”）五大科，学成后以团长身份毕业出来。

在姚雪森的书中，这座国共美三家合办的军官学校叫“军官训练所”，地点在张家口七里茶坊。冀察军区干部处处长通知姚雪森，以营长身份参加。他去张家口报到的时候，还遇见了他在团里时候的红军干部侦察股长，就是在晋察冀部队准备攻打呼和浩特时在乌素图喇嘛寺“顺走”小金佛的那位。他也被通知以营长的身份来参加学习。

关于这座要办但最终没办起来的军官学校，我略说几句。

姚雪森的主要消息来源，并不是来自张家口，也不是来自冀察军区政治部，而是来自他从未提起过的“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晋察冀军区准备在张家口与国民党、美军联合开办军官学校，造册的办学计划中宣化校址也是办学地点之一。为此，李青川带队，冀察军校主要干部几次到十三里兵营开会，商量对策。

有人会说，国民党和美军为中共开办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事，为什么还要“商量对策”？

重庆谈判中有关共产党军队部分，是要求“军队国家化”，中共军队编为20个师，国民政府正规军编制。这20个师的军事主官，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授予军衔，但要求必须经过正规军事院校的学习。1945年底，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在延安发布文件：“各解放区的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数，目前扩兵一般应停止，而应该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毛选《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1945.12.25）

最终，由于国共内战的形势日趋紧张，这座原本三家合办的军官学校到底也没有办起来。

此时有一个曾在一分区工作过的红军干部出现在张家口。他叫赖庆尧，现在改名“兴中”，1939年初从三分区“对换”到一分区。一分区把主力二团给三分区，三分区把十大队给一分区，十大队一大批优秀干部就这样“对换”到一分区，比如红军干部陈宗坤、赖庆尧，抗战干部陈亚夫等等。“对换”到一分区的赖庆尧，一直在三团，从营长干起，他最后的职务是三团副团长，担任团长肖应棠的副手。1942年底，不知什么原因，赖庆尧调走，在晋察冀军区任二十九团团长，此时出现在张家口。

姚雪森从保满支队调到三团的时候，赖副团长还在，所以姚雪森认识他。解放后赖庆尧（兴中）在海军，任海军航空兵司令员，依旧成为姚雪森的老领导。海军航空兵还有一位原一分区干部，1939年的一分区三团团长纪亭榭。纪亭榭任海航副参谋长、参谋长。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不能不提。

正在这时，由于国共和谈的成功，晋察冀军区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老兵复员。一分区组成的六旅也在其中，一千多复员老兵和排级干部（连以上干部不参加复员）乘火车来到张家口，参加张家口市民组织的盛大欢送活动。姚雪森和他的处长都在内，当然还有区长徐大一（解放后改名叫“田夫”，真实人物许大一）。

二、下部队

晋察冀史，说白了，不过就是这么一段十二年的战争史。从1937年7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开始，到1949年2月共产党军队开进北平为止。只不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方式，每个时间有每个时间的解读方式。

我不过是站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础上，以我的历史观和我的理解，对这十二年的晋察冀战争历史进行挖掘和诠释。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所持的历史观和引用的史实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我比我的前辈人到底还是向前跨进了一步。

有关国共内战的始因，到底是谁先打响了第一枪，我不做分析和评判。我只是根据前被人讲述的故事，做我的进一步解读。

冀察部队再次整编，原打绥远回来驻扎在张家口西大门兴和县的冀察野战部队六旅，因为和平了，不打仗了，奉命开到宣化大校场进行整编。在这之间还有一段重要插曲，是姚雪森没有提到的，就是除了七旅开拔到延庆，六旅当时也奉命开拔到密云，去紧急援助在密云古北口前线阻击国民党军队的赵尔陆纵队一旅——后来的张家口教导旅。

在宣化大校场重新整编的六旅，改换编制为晋察冀野战军二纵队四旅。改编后的四旅与原来的六旅有什么不同？就是保留了原来的三团和二十五团，淘汰掉了四十五团。淘汰四十五团留下的空缺，由杨森、刘国辅带领的平北四十团过来抵上。可能是怕一分区的干部们“不服”，郭天民亲自带四十团过来，并介绍说，这是打下张家口的英雄团。

平北四十团团长、四旅十二团团长、后来的六十五军军长杨森

所辖部队调整完了，开始调整部队干部。四旅根据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名单，统一调整和调配野战部队的干部。姚雪森接到下部队的调令。在一张四十多人任命名单的油印纸上，都是营团两级干部的名单，中间也有他的名字。姚雪森发现，最初对他的任命是“纵队警卫营营长”，但是被干部处处长（是洪璞吗？）给划掉了，改为“二团一营副教导员”。

姚雪森借书中的主人公之口，总结说：“从日本投降，不到一年时间，我调动了七次。”

讲到这里，打住一下，容我在这里做一点分析。

晋察冀野战军的部队排序，是从二纵队开始的，而二纵队四旅，实际上就是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一旅。那晋察冀野战军的一纵队三个旅怎么不见介绍呢？排序为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一纵队及三个旅，原本是来自晋冀鲁豫的部队，杨得志、苏振华带队，准备开赴东北去的。由于到东北的路途被国民党军截断，所以暂时留在了晋察冀，帮助作战。

一起被留在晋察冀的，还有原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带领的“延安第二批赴东北干部团”，简称“二东干”。这支东干团中的军人身份的干部，以张明河、朱遵斌为代表，都留在了晋察冀野战军任职。东干团中，也有途径晋察冀坚决不肯留下，一心要去东北的，比如曾在一分区任职的红军干部杨上堃。我们只谈与姚雪森书中有关的人和事。

1945年冬天，滞留在晋察冀的胡，被任命为陈正湘四纵队政委，八十年代，陈正湘写信给胡，为朱遵斌一事说项

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不一定正确），当年冀察的事，干部人事安排上大体上是政委刘道生说了算。郭天民关心的是野战纵队的作战和部队编成，也关心部队训练和武器装备，对干部人事的安排不大过问。三件大事，一个干部安排、一个冀察军区机关及后勤的日常工作、一个有关冀察区（不止是军区）的经济状况，郭司令从不干涉，放手交给刘政委去干。

刘政委喜欢把住干部安排的人事权，不是秘密。曾有新来的冀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新来的副司令文年生，将自己带来的干部做个职位安排。据说两位领导向干部部门交待之后，发现没有刘政委的点头批准，什么事都办不成，干部部门只是个执行机构，顶多有点建议权，没有任命权。

我听说过，有个别人的职位任命是郭天民亲自安排的。比如，1944年9-10月间冀察军区刚成立时，郭天民在一分区小兰村小住时看走了眼，将一分区宣传科科长拉过来担任新成立的冀察军区司令部的作战教育科科长。结果弄得两头都不乐意，工作也没有成效，以后作战教育科长又更换为平西的吕展。

1945年9月组建冀察野战纵队，郭天民将这个用顺了手的作战教育科科长吕展点名提升为参谋处处长。这属于比较个别的情况。

原则上，冀察野战纵队的旅一级干部，由各军分区班子组成，原封不动。个别需要调整的，比如一分区教导大队长晨光，调任宣化警备司令后郭天民感觉不错，觉得这个干部的军事素质、资历都够，于是亲自点名，调任平西军分区组成的七旅任副旅长。

冀察野战部队各旅中的团一级领导干部，也基本上维持原样，原封不动。这中间的干部任命，不排除有一些原部队撤编后的“安抚性提升”。比如1946年3月原冀察野战纵队改编成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原六旅改为四旅、原七旅改为五旅。六旅中的原一分区四十五团组成的十八团被撤销，团长陈焕、团政委陈亚夫，分别被提升为四旅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

至于各野战部队中包括杨雪森在内的营一级干部的配备，由各旅报上名单来，分管组织和干部的政委刘道生签字批准就是了。不足部分，由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门配备，姚雪森就是这样下部队的。当然，四方面军的湖北佬李天焕过来，担任冀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也有一定的干部使用和任命的推荐权。

强调一下，郭天民自任冀察野战部队、以及后来的二纵司令员兼纵队政委，同时又兼任冀察军区司令员不撒手，看似喜欢揽权，实际上却同政委刘道生相处得非常融洽。以至后来郭天民在涞源会议后被停止一切领导职务，刘道生宁可“共进共退”，离开晋察冀，也不留下来，因为他很难预料到与郭天民良好合作的后果是什么。

二纵整编时的司令员郭天民，因脾气直率硬朗，被毛称为“打铁匠”

现在谈到姚雪森的下部队的任命。原野战部队到机关的干部再回到原部队，机关的干部部门将这个干部的名字放进去就行了，连招呼都不必打。姚雪森书中的情况就属于这一种。从这批干部中有“纵队警卫营营长”来看，这个四十多干部的油印任命名单应该是出自冀察军区机关的干部配备。时间，应该在1946年的3月，冀察纵队改编为晋察冀野战二纵的那一次改编。

在姚雪森书中的最后，他说自己在四旅的三个团都干过。以前，他曾任三团一营的二连指导员；现在，他被分配到“二团一营副教导员”。

四旅的二团是哪个团？就是姚雪森的老部队一分区二十五团，当时是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四旅十一团。团长红军干部黎光，冀中十分区的主力团长过来的，1942年底或1943年初，接替赖庆尧担任三团副团长。1944年秋杨成武调整三团领导班子，没有将副团长黎光提升为团长，而是提升了当时任三团参谋长的郑三生。

六旅打绥远战役之前，驻扎在兴和县时组建郭天民野战纵队，黎光接任六旅十七团团长职位，原团长黄伯峰调走，任命为一分区改编的五分区司令员。十七团的原团政委邓经纬也更换了，换为一个陌生的干部刘克宽，抗战干部。

关于刘克宽的故事，也有一段故事在里面，要略讲几句。

刘克宽（1916-1999）天津蓟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战士干起，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然后跟黎光一样，也是1942年底从十分区部队过来的。1944年秋天，一分区调整干部班子，当李振军“被俘”的问题尚未搞清楚时，他先一步、越过李振军从“小胡”的丈夫宫呈祥手里，接任一分区组织科科长。

副科长是六旅旅政委龙道权在抗大二分校时的亲信兼密友李振军。提升刘克宽接任十七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团政委，为李振军提升科长扫平了道路。刘克宽以后担任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1955年授衔为上校，1960年晋升为大校。1999年1月在张家口逝世。

姚雪森要去的这个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姚雪森没讲，这就是王栋。王栋当时在六旅十七团担任团政治处主任，即后来的四旅十一团，是营教导员姚雪森的顶头上司。

姚雪森还有一个易县老乡，现在还活着，是著名的书画大师，在一分区和六十五军干了半辈子的河北易县管头村人的林鹏，当时也在王栋的这个团政治处当文化干事。林鹏曾回忆起一段故事，很有意思。

林鹏在十七团有个朋友，叫张学义。张学义在十七团团政治处时，说他“舔屁股也捡大的舔”的那个组织干事，出了名的捣蛋鬼。后来下了部队，当了营里的副教导员（是不是跟姚雪森同一批？），教导员。张学义当了领导，仍不改捣蛋的本性，跟他手下的排长们净开些出格的玩笑。

有年冬天，他媳妇来看他，晚上睡下了，有两个排长听他的窗根，想听到一半句傻话，以便开他的玩笑。他耳朵尖，听见外面有动静，也知道是谁，爬到窗户跟前，隔着窗户往外撒尿。外面的俩排长，起初以为下雨了，一想不对，大冬天的下什么雨，当下明白过来，大喊：“呀，张学义狗尿！”“好小子，往我们头上尿尿！”转身提了桶凉水往里泼，隔一会儿泼一瓢。害得小两口一人蹲一个墙角蹲到天明。这事儿，政治处主任王栋知道了，笑弯了腰。

就是这么个人，却没有逃脱五七年反右那一关。抗美援朝期间，张学义仗打得很好，从营教导员改为营长，又提升当了团长。回国后上级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于是送他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五七年学校大鸣大放时，他跟高粮一样，说话不谨慎，被定为“极右”，送到苏北一个劳改农场服刑。劳改农场的日子不好过，差点没有饿死。

最后，对于这个姚雪森要去而未能去的冀察纵队警卫营，我也顺便略讲几句。1944年9-10月间成立的冀察军区，是白手起家，成立之初一无所有。郭天民从二分区、刘道生从四分区，各自都带来一些警卫战士，合起来一个连多、不足两个连，于是又将一些各级领导干部随身带来的警卫员集中起来，就成立了冀察军区两百多人的警卫营。

1945年鬼子投降，冀察军区成立易耀彩为首，杨春甫、白文治、杨德才在内的北线指挥部，能带走的部队只有两支，这就是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和冀察军区警卫营。看到这里你就会发现，易耀彩带的这两支部队，名为“一个团又一个营”，实际上都是非一线作战部队，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武器装备繁杂落后。尤其那个警卫营，还有许多战场上根本不能使用的短家伙。那些由警卫员集中起来的连队，最不好领导，也最不能打仗。

进张家口之后，武器装备更新了，但警卫营的人没有换，还是那帮牛气烘烘的老兵油子。以后郭天民成立冀察野战纵队，要在战场上四处奔走，刘道生顺水推舟，将这个警卫营划归给冀察纵队，称为“纵队警卫营”。姚雪森最初要去的，就是这支不好带的部队。所以他听说自己被改为营副教导员，回到老部队去，心里反倒非常高兴。所以姚雪森再次借书中的主人公之口说：“又能回到老部队了，我还是挺感谢他的。”

没有了警卫部队，冀察军区机关怎么办？刘道生说，我们的身边还有冀察军区的教导大队呢。这个部队都是由老兵、学生兵组成的，清一色新更换的日式武器，由这支部队担任警卫工作，比什么不强？

姚雪森重新回到一分区组成的老部队的时候，这个旅已经从宣化开赴到怀来县。“从怀来县火车站下车后，以急行军速度向东南又走了四个小时才到达团部驻地——南面靠山的十八家村。”

怀来县十八家村，怀来阻击战的重要阵地

注意，这也是几个月后，冀察军区机所属部队撤退的路线，在渡河时遭到了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轰炸。伤亡惨重。

此时，刚距复员老兵的时间不长，可突然又要打仗了，部队里充满了火药味。全团正在召开连以上干部“保卫张家口动员大会”。

三、打仗了

上一节写完，放笔之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前后对照，琢磨了一下姚老的原书，没有遗漏，没有误解。究竟是哪里不对，一时也说不清楚。冷不丁看见这一节的标题：“打仗了”，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其实仗早已经打起来了，不过姚雪森没有写。

就像他写“隆盛庄”战斗，丢掉了前面的“渡口堡”战斗一样，因为他当时在张家口，正在抓嫖妓的那个干部；此时要打的怀来阻击战，前面还有一个早就打起来的战役，这就是1946年8月的大同、集宁战役。他当时在宣化，也没能参加这场战斗。

大同、集宁战役，大致这个景象

1945年八路军占领张家口后，最大的长处是从此可以乘火车出去打仗了

他没参加，所以没写，但我不能遗漏，要讲一下。

大同、集宁战役，开始于1946年7月31日，这一次是解放军主动发起进攻，逼近大同城下。这一仗打了一个半月，国民党军傅作义部为救大同，而攻集宁，威胁丰镇、隆盛庄、张家口。在这一仗里，依旧是晋察冀、晋绥两大根据地的部队协同作战。作战地点，在十个月前的绥远战役的那个老地方，沿着绥远战役后留下的国共阵地接着打。

最终，这一次解放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员因一念之差，导致全局溃败。

进攻大同的八路军主力，是杨成武的三纵部队。抗战胜利的晋察冀八路军，在程子华领导下建立了四个二级军区，抗战胜利，八路军走出占据多年的根据地，每个二级军区就建立了一个（以后又增加了一个）野战纵队。即冀察纵队、冀中纵队、冀晋纵队、冀热辽纵队，每个纵队根据自己的实力又建立若干野战旅及骑兵旅，基本上每个军分区建一个野战旅。

杨成武三纵乘火车景象，三纵是所有八路军主力部队中人数最多的

等到聂荣臻回到晋察冀，实际上是来到张家口，前任晋察冀军区代司令、代政委、晋察冀中央局代书记程子华在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批准下，“出走”东北，离开晋察冀，隶属东北军区。他不是空手走的，而是把冀热辽根据地和冀热辽部队全部带走，这样，回到晋察冀的聂荣臻手里只有三个根据地和三个纵队：冀察、冀中、冀晋。

这三个野战纵队，以当时的司令员命名，分别称为郭天民纵队、杨成武纵队、赵尔陆纵队。以后作了调整，让从延安回来的陈正湘取代指挥作战经验不足的赵尔陆，所以改称陈正湘纵队。

绥远战役开始之前，杨成武还在怀来县整军（他坐镇寓意深远的蔚县西合营，1937年的10月，他在这里将独立团升格为晋察冀独立第一师），将冀中各地方团改编为野战部队（从此将穿便衣的部队改穿统一军装，从张家口日军仓库配备日式武器）的时候，聂荣臻做出军事部署，下达命令。

此命令中最重要的一项：郭天民纵队和陈正湘纵队属“地方纵队”，而杨成武纵队直接隶属晋察冀军区，属于“军区直属纵队”。大同战役，担任主攻大同的就是杨成武纵队，两年后1948年底的解放军第六十三军。

研究抗战时期的晋察冀一分区历史，真正给杨成武带来切肤之痛的，就是1940年8月底的东团堡战斗。那一次，八路军攻坚损失之大，给杨成武的记忆刻骨铭心，虽然嘴里从没有说过，但是在事实上，1941、1942、1943、1944几年，他再没有打过像样的大据点的“攻坚战”。顶多凭借计谋手段拿下过百来伪军把守的小据点。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几乎在几天之间，保定周边几个县城，包括易县、涞水县、满城县的日军全部急忙撤离，集结在北京。当时冀察军区在郭天民主持下连夜紧急召开会议，商量要集中全部兵力打下保定。但这个作战方案被晋察冀军区否决了，军区领导要郭天民集中主力兵力，准备接收北平；次要兵力，拿下张家口。至于保定，留给冀中的杨成武主要兵力解决天津、次要兵力就近解决保定。

实际上，杨成武一看保定高大的城墙，就知道不要说“次要兵力”，他即使出动全部兵力都拿不下保定来。

1946年的8月，你要杨成武拿下远比众多据点都要强大的大同要塞，刚脱下农民的便衣，穿上八路军军装的冀中农民，比起六年前进攻东团堡的那些一分区老兵可差远了。

大同、集宁战役，最后以共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在几个月后的1947年2月，傅作义总结说：“集宁会战，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〇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一〇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他那天晚上（12日）去攻新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解放后，当年大同、集宁的解放军前线最高指挥员张宗逊将战役失败归结于晋察冀部队的陈正湘，他说：“由于联络不好，陈正湘纵队误以为独一旅和三五九旅撤走了，便自动绕集宁城向东撤退。陈纵队这一撤，攻城的敌军得以恢复阵地，并和一〇一师、三十二师会合，敌新编骑兵第四师也接踵而来，敌人的兵力骤增到六个师。我军守城部队伤亡较大，难以坚持战斗，再调杨苏纵队进城已来不及了，而且军委曾电示杨苏纵队伤亡不宜过大，我军遂于13日晚主动撤出集宁。集宁打援失利，大同已经打了一个多月，不能再攻了，也只得撤围，大同战役到此结束。”

1946年9月16日，一直围攻大同的杨成武纵队不得不撤围大同，标志着大同、集宁战役以解放军的失败而告结束。总计二十万参战大同、集宁战役的解放军晋察冀、晋绥部队，最后撤回来者占半数多一点，十一二万人。大约有八万八路军抗战老兵被留在了战场上，不是牺牲、受伤，就是被捕或跑散，没能回来。

姚老的书，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他写的，都是他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耳听到的自然也有，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部分内容不会很多。姚老对大同、集宁战役只字未提，说明他确实没有参加大同、集宁战役。当时他还在冀察军区机关。我作为对姚老书的研究和解读，人家没有写的内容，我自然不便谈得过多，姑且放过。

冀察部队，参加打大同、集宁时已改名“二纵”，属下只有四旅、五旅两支部队。回撤的二纵，在宣化短短休整了一下，补充武器、被服、人员，随即开赴怀来一带，守卫张家口、宣化的东大门。因为北平一带的国民党军，闻之共军在大同、集宁战役中损兵折将，伤了元气，此时正蠢蠢欲动，准备兵进怀来。

姚老写书，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他是跳跃式的，一下子就跳过了大同、集宁战役，到了怀来阻击战之前。现在看来，姚雪森那一次下部队的具体时间，不是原来预测的1946年的3-4月间或6-7月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1946年的9月下旬。冀察野战部队从大同、集宁前线撤回来后的一个星期左右。

也就是说：姚雪森他们那一次下部队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冀察部队在大同、集宁战役中各层部队干部损失很大，不得不从机关干部中将能在一线部队打仗的干部挑出来，尽快送往怀来前线。

姚雪森下部队的那一天，国民党飞机对宣化（当然也会对张家口）进行了轰炸。这也是1946年9月下旬的时间标志，国民党军准备大举进攻张家口和宣化的前奏。因为在此之前，国民党飞机还从未对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张家口、宣化实施过轰炸。

由此时间为基准来推算，姚雪森从绥远战役结束后的1945年11月被调进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工作，到1946年9月下旬再下部队，前后在冀察军区政治部工作的时间是十个月。这期间在宣化军区上层机关工作，一定发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姚雪森这一次赴怀来四旅，他说的是到“二团”。四旅的三个团，分别是十团、十一团、十二团。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理解“二团”的，所以我在上一节重点介绍的是四旅的十一团，原一分区二十五团。这也是赵玉昆的老底子，姚雪森加入的第一支部队。

这个团的特点，是老东北军的人很多，从团长宋学飞，到各营一级干部，许多是1937年8月参加保定会战，部队被打散后参加到孟阁臣、赵玉昆部队的东北人。

但姚雪森的书中，把这个团的团长称为“杨团长”。四旅确实有一个“杨团长”，但他是三团团长，即四旅十二团。平北四十团的老底子，打张家口、宣化的那支部队，团长杨森，红军干部。

杨森是河南人，红二十五军的老成员。一听这支部队，你就知道是跟王志廉在一起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1940年挺进军参谋长程世才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一起在平北工作的两个红军干部，都是红二十五军的老成员，一个杨森、另一个王志廉。

1942年以后，杨森担任平北十二军分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军分区司令部通信股长，第四十团参谋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姚雪森故事中的这个时间），杨森任四旅十二团团长，以后任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副师长（师长郑三生、师政委史进前、副政委刘克宽）。新中国成立后任师长，六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顾问。杨森是1955年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杨森2004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如果真的是在这位杨团长的团，姚雪森应该是在十二团而不是十一团。不管在哪个团，都在四旅。团里其他领导干部的人名，很有可能都是虚构的，因此我不必分析。团里的那些营干部的组成，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很多红军干部、老东北军军官都正在担任四旅的营一级干部，比如营长、副营长，营教导员、副教导员。其次是有些文化的老资格的抗战干部，比如担任团一级干部的刘克宽、洪璞、王栋、蔺柳杞等人，营一级干部就更多了。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杨成武的老部队，从一分区出来的，大都不按照那个什么晋察冀军区所规定的“二五八团”之类的结婚规定。抗战期间在狼牙山脚下时，营一级干部结婚的人就很多。有些从老东北军过来的军官干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孩子都十五六岁了。

而且，家属是一直都随军走过来的。部队，老三团、老二十五团走到哪里，家属就跟到哪里。所以，四旅，过去的老一分区机关有个传统，部队走到哪里，一定会首先建立自己的后方基地（留守处），以便能安置这些干部的家属。

此时，怀来阻击战打响之前，四旅的干部家属从怀安县的柴沟堡四旅后方基地，经张家口、宣化，转移到怀来县城。每逢没有战事的情况下，那些有家眷在怀来县城的营一级干部，会领着还没有结婚的那些营一级干部到自己家去，吃顿好饭，改善一下生活。

还是在这个时间，9月下旬，到9月29日的战争“开打”，有一个短暂的十来天的和平时间，可以让他们构筑工事。怀来县有日本人留下的水泥仓库，还有怀来县一段废弃的铁路，可以让他们拆下铁轨搭建工事。四旅在怀来县阵地的邻居，是“杨苏纵队”，即晋察冀军区借用晋冀鲁豫军区的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当时被称为“晋察冀野战军一纵”。然后才是郭天民的“二纵”，杨成武的“三纵”的一个旅“七旅”。此时，陈正湘的“四纵”防守张家口的西大门，在怀安县柴沟堡一带。

四旅在怀来的阵地，准备阻击的是来自南口、延庆、青龙桥一带的国民党军美式装备的三个师。这场恶战，在姚雪森的书中被称作“血战十八家”，但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被称作“郭天民怀来阻击战”。

1946年9月29日凌晨2时，撕毁了停战协定的国民党，从东西两个方面同时向张家口大举进攻。晋察冀军区组织张家口保卫战，确定东面以河北怀来、延庆地区为重点防守方向，由郭天民率冀察部队组成的二纵负责正面防御作战。

1946年裁军之后，郭纵队的四个旅仅留下两个旅，而且在随后进行的大同、集宁一战中损失惨重。之所以郭纵队元气未伤，还保持着较高的战斗力，是因为郭天民在1946年初的晋察冀裁军中伙同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打了埋伏。将原本要裁掉的一万余名老兵瞒了下来，由刘道生私下里筹粮筹款养了下来。大同、集宁战后迅速补充进部队，还支援了兄弟部队，比如杨成武纵队和张家口教导旅，都从宣化补充团获得了人员和武器装备。

从1946年9月29日到10月12日，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两个军轮番进攻郭天民指挥的第二纵队和第一纵队的部分部队，妄图从东边占领宣化和张家口。国民党出动了飞机、大炮、坦克狂轰滥炸，进攻最激烈的一天，八路军阵地上的工事几乎被炸平。但是，郭天民率部坚持了13个昼夜之久，直到10月11日那一天晋察冀军区及各机关、民众团体、学校、医院从张家口、宣化撤退完毕。

怀来阻击战过后统计，郭天民指挥的部队歼敌一万多人，还缴获大量美式装备，这就是晋察冀史上值得一提的“怀来阻击战”。经此一战，国民党在冀察绥一带的军队，私下里称呼郭天民为“郭铜墙”。

怀来阻击战，是1946年7-8月国共内战爆发后，晋察冀共军方面所取得的唯一一场胜仗。虽称不上“大胜仗”，歼敌万余，自伤不下七八千人，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可以说损失惨重。尤其处在阻击战一线的二纵四旅、五旅几个团，战后的存留者仅有半数。有的四五百人的一个营，战后剩下的战斗人员已不足两百人；还有的一百三四十人的一个连，战后只剩下十几个人。但终究共军还是有缴获，有俘虏，没有从阵地上大步后撤。

姚雪森书中对具体战斗过程的描写我就不重复了。我注意到，战前，团里备战，是在连以上干部中进行临战动员。各营备战，是在排以上干部中进行临战动员。临战动员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奖励方面比如立功受奖者可保送进军校当干部等等，处罚方面临阵退缩者将被当场执行军纪枪决。

各连在每一次战斗后，都要进行子弹的消耗统计和消灭敌人的数字统计，特别是我方干部战士的伤亡统计。因为连队里报上来被消灭的敌人数字偏多，姚雪森提醒下面的连队干部说：“我们不能把卧倒的敌人也算成是死伤的敌人。”

怀来前线，共产党军队头一次缴获到加拿大轻机枪、美国的汤姆式冲锋枪、九〇式步枪、黑头的穿甲燃烧弹、美式雨衣和睡袋。我方从张家口后方运到前线的是手榴弹、汽油燃烧瓶、反坦克枪和子弹，都是日式、苏式的。明显比美式装备要差了一大截。

但由于张家口西北方向的失利，傅作义组织快速部队偷袭张北得手，张家口被迫“主动放弃”。郭天民二纵在怀来的阻击战已没有了任何作战意义，最后只能以无果而终，不了了之。10月12日，张家口、宣化的共产党机关及所属干部均撤退完毕。大批机关人员和医院伤病员的撤退，是保不住密的，听说张家口、宣化已经丢失，二纵前线部队的士气顿时消失：我们再打下去为什么呢？

最后，遭受到沉重损失的四旅终于接到了郭天民的命令：下午两点半撤出阵地。据说，满腹怨气的郭天民，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之后，只带着那个不满员也从未满员过的警卫营，气哼哼的到涞源县找聂司令“理论”去了。但此时，四旅的一线连队已经与敌人粘在阵地上，撤不下来了。

姚雪森的书中，如实记录下了同电影《集结号》极为相似的一幕：一线部队各连与进攻的敌人成胶着状态，只能挣扎着拚死苦战。一线各连的拼死苦战，为二线部队和旅团营各级机关能安全撤离赢得了时间。但一线部队的各自为战是很惨烈的，他们已经没有了后方、没有了上级的指挥和增援的部队，也没有了弹药的补给和伤员的救治，最后连队的撤离也不是成建制撤离的，而是分散撤离的。

被打散了的战士们三三两两的趁乱往后跑，有的战士甚至跑到了国民党军已经控制的怀来县城和新保安方向。四旅的一些团营干部，原本都是妻子家小带家眷的。四旅在怀来十八家子前线作战，家眷留在了怀来县城。此时部队突然撤退，原本在怀来县城的家眷都落在了国民党军的手里。

有三件故事，姚雪森的书中没有讲，我认为值得一讲，特地为他的书做个补充。

第一件小故事，怀来阻击战撤退，四旅的逃兵跑掉一些。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1946年8月，四旅随二纵出征，攻进山西，从大同铁路上俘虏了一批新兵补充进自己的部队。王晓雯的父亲，抗美援朝期间被打成“老虎”送北大荒劳改，晚年时写下长篇回忆，就是那一次来到四旅——后来的解放军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的。他当时作为新兵，被分进杨森的四旅十二团。

王晓雯的父亲记录下的他们连长开小差，就是在怀来撤退之中发生的。杨森的四旅十二团原本是平北当地人组成的部队平北军分区四十团。怀来往东过去，现在北京市的延庆、怀柔地区，当时在国民党军的控制之下，就是抗战时期平北军分区的所在地。农民子弟故土难离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怀来撤退，十二团的人跑掉的怕至少数十人吧？

王晓雯的父亲还记录下他们的连指导员在上级进攻命令下达后畏缩不前，开枪自残，打伤自己的手，被卫生员看破。卫生员很鄙视的看着这个扔下全连的领导人自己找理由退出战场。

四旅撤退，集结地点是自己的老根据地易县。部队从怀来县往南，翻过大山进涿鹿县、房山县、涞水县，进入易县。此时的东面、北面，都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行军的途中，四旅旅长肖应棠、旅政委龙道权在团长、团政委的陪伴下站在路边。战士们则垂头丧气，稀稀拉拉的迈着沉重的步伐。

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回到狼牙山脚下，而是在易县城南的中高村，今天的易县高村乡政府所在地。高村乡往东隔几个村子就是姚雪森的老家高陌村。

撤退回到易县的二纵及四旅

四旅机关在高村开总结会，会上，特派员出身的旅政委龙道权，声色俱厉的痛斥十二团团长杨森、团政委刘国辅：看你们是怎么带部队的？开小差的这么多？

旅长肖应棠虽然心里也很恼火，但他还是很厚道的和了稀泥：算了，人家都到家门口了，保不齐谁都想回家去看看。捆绑不成夫妻。咱们当初长征离开苏区，跑掉的人不比现在还凶？这当兵，当谁的兵，都要有点自愿性才行。

第二件小故事，我以前讲过，现在再重复一下。

怀来阻击战最后撤退，四旅十一团，应该是姚雪森所在的那个团（他在一营，不知道团部发生的事）也接到撤退的命令。眼看着满地倒下的伤员没有人手来抬，团政治处主任王栋顿时命令：团政治处全体干事都不许走，必须抬着伤员一起撤退。干事们一动，团政委刘克宽也跟着动了，再接着，全体团部机关干部战士都过来一起抬伤员撤退。

此事传到旅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郑旭煜立即吩咐宣传科长蔺柳杞，把这件事好好写写，表彰一下。大同、集宁战役中，八路军那么多伤病员，数以万计（傅作义军统计至少有两万余），都因为大步撤退来不及救治，被迫扔在了战场上，死亡者不计其数。

战场上撤退丢弃伤病员，这对八路军战士们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很多战士们不敢受伤，受伤就要被扔下，就是死路一条。现在自王栋开始，团干部首先不顾自身安危，以身作则，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抬下伤员救治，绝对是一个根本性转变。

蔺柳杞采访回来，写成书面材料，上报给纵队领导。那时，纵队司令兼政委郭天民已下台，更换为杨得志司令、李志民政委。李志民立即通报全纵队推广，今后战场上部队撤退，再不能丢下一个伤员，要让伤员优先撤退。

1949年，六十五军成立，此时二纵四旅经历八纵二十二旅改编为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在当了三年团政治处主任之后，王栋终于得到提拔，被任命为军后勤部卫生部政委。王栋自己暗自思量：这是不是与我当初倡导从战场上抬下伤员有关？

可惜，人已故去，这早就难以考证了。

第三件小故事。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晋察冀军区四个二级军区，只有郭天民领导的冀察军区和冀察纵队未雨绸缪，一改以前从部队中直接提拔干部的做法，开办了冀察军政干部学校。开办之初，郭天民根据黄埔军校和红军大学的办学经验，定性为这是一座以培养连长、连指导员为主，从班长和战斗骨干中培养排长的初级军校。

大同、集宁战役之后，由于一线基层指挥员，特别是连排长一级干部的损耗极大，各纵队纷纷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命令，1947年2月成立随营学校。随营学校主要培养连排长这些军事干部。二纵随营学校第一任校长名义上是二纵副司令兼参谋长韩伟兼任，实际上是参谋处长吕展负责。随营学校政委是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亚夫，副政委兼校委书记是五旅政治部副主任蔡委心，解放后改名蔡铁根。

陈亚夫在这个二纵随营学校干了两个多月，正好四旅那边出事了，在纵队政委李志民的协调下，陈亚夫与四旅政治部主任郑旭煜对换，郑旭煜到随营学校担任政委，陈亚夫到四旅担任旅政治部主任。这一更换，原本一直是郑旭煜下属的陈亚夫，从此比郑旭煜高出一级，解放后郑旭煜接任的许多职务，比如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都是陈亚夫留下来的。

干部们之间，工作中、生活中有矛盾是很正常的。旧年代的人，都讲“山头主义”，外人挤进这个圈子，难免会受到“排外”的影响。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再说，战争年代，这些干部都是当兵的出身，说话直来直去惯了，难免在言语上、个性上发生冲突。面对这种矛盾冲突，有时候不能以“原则性纠纷”来确定的。也就是说，有了矛盾也不能随意上线上纲。

郑旭煜来，也与吕展、蔡委心不大能合得来。好在华北步兵学校成立后，二纵随营学校奉命合并进去，1948年5月，郑旭煜、蔡委心双双都被调走。郑旭煜到步校机关任政治部副主任，蔡委心的文化高一些，奉命抽出来，参加华北军政大学的组建工作后。

这些故事都扯得远了，是姚雪森没有讲到的。

四、马刨泉

我上一节讲的“郭天民怀来阻击战”，有的读者感到不解：当时保卫张家口的东线战场，有那么多八路军部队，你为什么单讲郭天民？不讲别的部队？

我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既是“讲史”，又不是全面的“讲史”，只是讲“部分史”。即姚雪森书中所涉及到的那段战争史，姚雪森书以外发生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单独来讲。

昌平流村马刨泉村

冬天的马刨泉村

姚雪森作为当年那段战争的亲历者，他是二纵四旅十一团的一员，他只能讲述他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他晚年，一度高升到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兵团级领导干部。但他从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专职历史学家，他所讲述的历史故事难免会有局限性。作为对他故事的分析和解读，他没有涉及到的部分，我要做一个“补漏”，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故事。

顺便强调一下，我写的不是历史普及性作品，我进行的是专业历史性研究，对晋察冀1937年到1949年这十二年的战争史进行历史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又是极其枯燥的，你为了一个历史的内容，要翻越无数史料记载。这也是那些头脑相对简单的人所无法理喻的。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懂、能理解的，所以，读不懂、不理解，也是很正常的。

郭天民怀来阻击战的前身，是晋察冀、晋绥八路军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

关于打大同，我再略说几句。打大同的部队是以晋察冀部队为主的：杨成武的三纵（周彪第七旅、易耀彩第八旅，八旅政委王道邦、副旅长宋玉琳、团长徐信都是一分区干部），陈正湘的四纵（邱蔚、傅崇碧第十旅），郭天民的二纵（肖应棠、龙道权第四旅），以及直属晋察冀军区的李湘、张明河教导旅。

原计划攻打大同的是郭天民二纵部队，但杨成武要求由三纵来完成，聂荣臻同意了这一要求。但由于傅作义部队的突然参战，突袭卓资山，围攻集宁，肖应棠、龙道权第四旅和李湘、张明河教导旅不得不飞驰增援。但增援部队未到，卓资山已失守。以后的结局都知道了，由于傅作义援兵到大集宁，集宁战场失利，大同无法继续攻打，八路军只能后撤。

在攻打大同战役中损失很大的杨成武三纵，一听到撤退命令就立即后撤，将并肩作战的晋绥部队甩在后面，被追击的国民党军打掉不少。据说当时气得贺龙直骂：这杨成武，真不仗义，跑得比兔子都快……

大同、集宁战役之后，晋察冀八路军遭受到重创，参战的二十万兵力仅回来十二万左右；晋察冀八路军的总兵力从开战前的三十二万人锐减到二十万人。此时，国民党军队从东、西两个方向开始准备进攻张家口。这就是怀来阻击战打响的由来。

国民党军从东西两个方向来攻，晋察冀军区领导人仍然低估西线的傅作义部队，认为西线只是次要的进攻方面，威胁张家口的主要方面是来自东线怀来方向的国民党军。晋察冀领导人估计只有在东线的国军占领怀来得手后，西线的傅军才可能出动；而且，还认为上次傅军进攻张家口，是沿铁路线出动的，这次也一定会走快捷方便的铁路，不可能费力远走山路。

中央9月30日电示晋察冀军区也认为：“傅作义不可能出很多兵向东，且有张宗逊、陈正湘两部钳制”。由此看来，共军最高层、即决策层的接连几步判断，步步皆错。

根据这个判断，晋察冀共军将自己的主力共计一纵队（一、二、三旅），二纵队（四旅、五旅），三纵队（七旅），四纵队（十旅），还有新成立的冀察独立第五旅，还动员了大量冀察民兵，放在东线的怀来、延庆方向，准备对来自东线的国民党军打歼灭战。

而西线面对大同铁路线的柴沟堡、天镇、阳高一线，只布置了晋察冀四纵一个旅，以及晋绥军区主力，面对力量较小的傅作义军队。教导旅和军区警卫团位于张家口作机动部队。东线战场晋察冀总计八个旅的总指挥是肖克，总政委罗瑞卿。

上述这些部队，聂荣臻认为受到较严重损失的是陈正湘纵队和杨成武纵队，然后是教导旅。郭天民纵队、杨苏一纵没有受到较大损失，但杨苏纵队很不充实。聂荣臻还认为：“目前各纵队正在补充新兵，如继续进行大的战斗，不易恢复战力，故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所以，聂荣臻计划，能在怀来战场打主力的只有郭天民纵队的两个旅，其余，陈正湘纵队和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担任增援。杨成武纵队转移到平汉路，进行整理、补充。

实事求是说，聂老总这个判断与实际情况有相符的一面，也有不相符的一面。

大同、集宁战役，二纵参战的四旅、五旅没有“偷懒”，也没有“躲避不前”，凡交给自己的任务都拼命去完成了。尤其四旅和教导旅的卓资山救援，还有从集宁前线的撤退，同样都遭到追击的傅作义骑兵的追杀，损失很大。不过四旅是冀察部队，根据地或“老巢”就在宣化，在人员、武器、被服、装备上不仅能就地取材，而且还打了很大的“埋伏”，所以能很快恢复元气。

平心而论，你能说郭天民、刘道生没有私心吗？张家口、宣化在冀察军区的地盘上，又是冀察部队先打下来的。郭、刘先占了许多仓库归为己有，并打了埋伏，这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事：谁打下的地盘就是谁的，谁缴获的物品谁就有所有权和支配权。而且，谁都想让自己的部队更强一些、装备更好一些，人员更充足一些。

其他部队，比如杨成武的三纵、陈正湘的四纵、李湘、张明河的教导旅都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所以恢复元气要一定时间。问题是，国民党军队不会给你这个恢复元气的时间，他们已经在东线开始了军事行动。看到这里，你也会庆幸：幸亏还有个保存着完整战斗力的郭天民纵队在那里撑着，否则，疲惫之师难撑久矣。

还有，怎么理解聂老总“杨苏纵队很不充实”这个评价？

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来自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是晋察冀军区“借用的”，以后还要归还给晋冀鲁豫。最初，借用的战场是冀东承德一带，维持晋察冀同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不被打断。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后大同、集宁的战场危机，紧急把杨苏纵队调了过去。杨苏纵队一走，顾头顾不了腚，承德马上被国民党军占领。

杨苏纵队在晋察冀作战，是在“客场”作战，部队损失后的兵员补充，干部补充，都不能像晋察冀部队一样有自己的管辖基地。所以杨苏纵队参战，多少会慎重一些，不那么“敢拚命”。聂老总说：人家最终还是要回去的。咱们不能把他们都拼光了。

对此，看到东线战场主要靠郭天民的二纵两个旅来打，战前，聂荣臻亲自到二纵对干部做动员。聂当时的讲话：“我们必须在这里准备打恶仗、打大仗，保卫张家口。”聂老总当时也把保住张家口的全部希望都放在了二纵的身上。（这一段内容姚老的书中要包括进去就更圆满了。）

1946年9月29日，国民党李文兵团的九十四、二十二、一〇九、一三〇四个师，在数百辆坦克、370多架次飞机的轰炸下，开始向怀来战线猛攻，东线战役打响。当然，国民党军的主要或唯一进攻的对象就是郭天民，即二纵的两个旅四旅、五旅。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怀来县的东、西火烧营阵地，这是沿怀来铁路线两侧各十公里的范围，分别由四旅、五旅各守一段。仅火烧营一个村子，就承受了七千多发炮弹。这在八年抗战中是无法想象的。姚雪森书中所讲的激烈战斗，应该就是围绕着火烧营发生的。

晋察冀的其他五个旅：杨得志、苏振华的一纵三个旅，三纵七旅和四纵十旅，此时隐蔽在怀来以南的地区以防不测。

经过十多天的激战，东线国民党军始终被郭天民阻挡在怀来以东地区，难进一步。“郭铜墙”称呼由此而来。但为此，二纵这两个旅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平西组成的五旅我不熟悉，不好细说。一分区组成的四旅损失最大的是十一团，过去由一分区二十五团组成的。

怀来县阻击战附近的陈家堡长城，“郭铜墙”名字由此而来

在姚雪森书的第一部《易水河》部分，对这个赵玉昆老底子的二十五团来源谈得较多。东北军营长宋学飞，是这个团的创始人和第一任团长，但他和赵玉昆的“哥们”关系没的说，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在一起混了。他们既是住得很近的同乡（东邵村和东霍山村），还是苦命相联的难兄难弟。宋学飞救过赵玉昆，远不止一次，逢年过节串门，随身带去的礼物就是大烟泡。但宋学飞家是货真价实的大地主，东霍山半个村都是他家的。赵玉昆是屠夫，顶多算是个小业主。两个人都有在东北军混的历史。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平津被日军占领，大批东北军、西北军从河北向南溃逃，沿途抢东西、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一些东北军溃兵留在了易县，这就是狼牙山南的孟阁臣七路军。赵玉昆、宋学飞如果不拉杆子起家，就只能归附孟阁臣部队。姚雪森的书中，说出身东北军的孟阁臣也当过营长，我看到的史料他是连长，鼎盛时部队达到七千多人。赵玉昆、宋学飞起家，因为距平汉线铁路更近，一些东北军流散军人来投奔，许多是拖家带口的，这就是二十五团的起家底子。

1946年的解放战争初期，这个东北军老底子还在，大都是营一级干部。细心的读者应该会记得，一分区组成的冀察部队六旅打柴沟堡、渡口堡，以后绥远战役打隆盛庄，打头阵的都是这个老二十五团部队。另一个主力老三团总是先在一边“猫着”，关键时刻再拿上去。

这一次怀来阻击战仍是如此。顶头挡住国民党军的还是这个老二十五团组建成的四旅十一团。

看到傅作义那边得手了，而怀来前线的国民党中央军进展不利，蒋介石急眼了，他派来了两员大将到南口督战，一个是陈诚、另一个是陈继承。陈诚的绝招，就是调李文兵团的预备队九十四军上来，让九十四军的四十三师和一〇一师另辟斜径，从怀来东侧迂回到郭纵队的背后。如果此计成功，郭纵队两个旅将腹背受敌，非垮不可。

幸好东线战场的总指挥肖克、总政委罗瑞卿及时看出了敌军的用意，幸好东线战场还有六个旅没有用上，此时派出五个旅另一个团在怀来县东的马刨泉地区设伏，居高临下一举反击，将进犯敌人大部消灭。敌军再从镇边城、横岭城迂回怀来，再次遭到八路军痛击。

1946年9月29日三纵七旅南辛堡战斗

马刨泉村我去过，在北京昌平县（现在叫昌平区了吧？）的西北边缘，与门头沟区、河北省怀来县接壤。

我们湖北家乡的一个老熟人，过去在一分区作战科当参谋的周自为，此时在七旅二十团（团长张行忠，也是一分区过去的红军干部，保满支队的支队长）任团参谋长。周自为在马刨泉一战中大腿中弹，身负重伤，紧急送回到医院抢救。幸好当时八路军医院接收了大批日本医生和护士，周自为被抢救过来，捡了条命。

抢救周自为和许多八路军伤员的日本医生，名叫安达次郎。安达次郎原本在张家口开了一家私人诊所，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批日本侨民撤退回国。在八路军的动员下，安达次郎参加了杨成武冀中纵队的野战医院，抢救收治了许多八路军伤病员，周自为只是其中的一个。

安达勇的父亲安达次郎在战场上不顾个人安危，当伤员周自为的腿骨动脉炸伤时，安达先生立刻冲上前去，挽回了周自为的生命，这件事也成了中日两家人的友好的开端，70年来两家人一直友好往来，续写着中日的友谊。

二纵、三纵的战地医院和休养所

安达勇的父亲安达次郎在战场上不顾个人安危，当伤员周自为的腿骨动脉炸伤时，安达先生立刻冲上前去，挽回了周自为的生命，这件事也成了中日两家人的友好的开端，70年来两家人一直友好往来，续写着中日的友谊

八一学校有日本人的孩子，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解放初期，安达次郎在北京公安军医院效力，孩子在华北军区的八一学校念书，以后回国。改革开放后，安达次郎的孩子安达勇，曾代表父亲来中国探望，见到了许多昔日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