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五

作者: 言信

来自专栏姚雪森文集研究

一、傅作义

上一节末尾，姚老的书中讲到，一个饲养员，宁可冒着生命危险犯纪律，也要将打扫战场时搞到的一包袱金银首饰珠宝玉石给两位牺牲的领导家送去，为的是能帮助他们的家人度过以后饥寒的年代。

有人问：为什么是“饲养员”？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比如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什么的。

这牵扯到战争年代晋察冀部队中的一条干部规定。晋察冀部队，抗战年代的营以上干部、解放战争的团以上干部，按规定给个人配备一警卫员、一马夫（当然还有一匹马、一个马褡子、一条马裤）。警卫员相当这个领导的个人保镖，要跟着一起上前线的，领导牺牲而警卫员活好好的情况是没有的。两个人只能一起牺牲。

而马夫相当这个领导的半个管家。这个领导或多或少的那一点家当，都保存在马夫的手里。“马夫”是俗称，尊称就是“饲养员”。部队后勤部门从来对马夫的管理要相对松了许多，被称作“无人管”的战士。战争年代，当马夫不丢人，跟郑旭煜一起当红军的哥哥，当国王道邦多年的马夫，因为马夫有相对宽松的自主权。

下面接着讲。

清风店，晋察冀解放军打的是石家庄出来的国民党第三军。第三军在清风店被歼灭了，石家庄剩下的国民党军不到一半，下一步就是打下石家庄。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攻打石家庄的晋察冀部队中，是没有二纵的。参加保北阻击战的二纵因为伤亡太大，而被特意安排在石家庄外打援。但最终敌人援兵没敢出来，怕再来一个清风店。所以，二纵实际上是“休息”了一次，否则，保定以北的国民党军全力南下，二纵这三个伤痕累累的旅恐怕又将是一场恶战。

兄弟部队打石家庄，二纵在北沙河一带构筑工事，防止北面敌人的援军南下。北沙河这个地方，在定县和正定之间，切断了平汉线铁路，与行唐、新乐、安国连成一线。这里就在清风店战场上，战场上遗留下来很多运载国民党家属及财物的大车，都被当地乡民搜走。当地的许多村民都发了大财，于是像欢迎财神一样的热情款待解放军。

有意思的是，姚老的书中，上级根据俘虏的口供，过来追查：一辆大车上有三箱金条，问一直守在战场的这支部队知道吗？当然不会知道，但你看当地乡民欢迎解放军的热情劲头就知道了，那些金条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落在了老百姓的手里，他们死不承认，你又不能拿枪强迫，怎么让他们给吐出来？

战争年代，对战场附近的农民靠打扫战场来“发点小财”，这也是老天对居住在战场附近农民的一点补偿。抗战年间，一分区在山里打仗，每逢战斗结束，老百姓将被打死的日军士兵尸体从头到脚扒得干干净净，连根布丝都不剩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河北西部山区的老百姓实在是穷呀。

贪婪之心人皆有之。老百姓是如此，军队亦是如此。那时候的兵，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贪小之心不会因为穿上军装就消失了。姚老身边的警卫员小史，就是前次“打埋伏”派克金笔的那一位，这一次又弄了几个宝石金戒指，给当年主人公的女朋友小胡送去。

小史说，是先看到班长捡了，想了想不捡白不捡，于是他也捡了。书中说：“小胡（胡敏英吧？）戴上了，耍赖不还，还威胁小史要去告他违反俘虏政策。”

好吗，整个一黑吃黑。

三纵、四纵打石家庄，在定县北沙河等待打援的二纵因为敌人没来，“无援可打”，于是休整部队。王晓雯的父亲认识了旅政治部宣传干事林鹏，就在那个时间里。此时的时间是1947年12月—1948年1月。几年后，当年的旅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升任六十五军军政治部主任，林鹏担任六十五军军报总编，仍在陈亚夫的领导之下。

突然，林鹏因赵宝华捅的漏子，得罪了军政委王道邦，被一撸到底。好心的陈亚夫帮助他保留了干部身份，虽然是最低的一级——排级。这都是后话了。

河北省易县南管头人林鹏

王晓雯的父亲写到：“四旅为补充政工干部，举办了这次文化训练班。第二天上午在团部举行开课仪式，宣教科长苏有林（苏友邻，来自孟阁臣战线剧社，最后在八一厂，跟胡敏英一起）讲了办班的意义和重要性，又介绍了王奂、林鹏、美术老师曹振锋、音乐老师远方、舞蹈老师王金恩、写作老师鲁就。

训练班总负责人是旅宣传队长王奂。训练班共分三个班，大约四十多人，学期一个月。一切课程都是速成的，学习内容丰富而实用，毕业考试我成绩非常好。”王晓雯的父亲提到的上面这些人名，除了林鹏一个人，其余都是从一分区战线剧社出来的。王晓雯的父亲当年21岁，一个月后担任文化教员，以后调到十二团宣传队，再以后升任文化干事，都得益于这次短短一个月的“速成学历”。

王晓雯父亲的故事讲到这里，提到了一条重要信息：“杨团长、刘政委、还有组织股长柴展鹏”。

这个“柴展鹏”何许人也？实际上是“蔡展鹏”的误写。王晓雯的父亲将姓氏听差了。蔡展鹏何许人也？就是1941年一团二营七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连指导员，前几年才刚刚去世，那时在杨森十二团当组织股长。姚老没有在一团干过，对蔡展鹏可能不熟，但应该能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连指导员蔡展鹏这个“老一分区”。

石家庄打下来了。你翻看整个晋察冀三年内战史，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两次大胜仗，一个是“清风店大捷”、另一个就是“解放石家庄”（近些年都拍出了电影）。其余的，大小仗没少打，但战果可怜，很难拿得出手。最后几仗，围歼新保安、攻克张家口，虽然是大仗，战果辉煌，但那是在狗皮帽子大军进关之后才一起来完成的，仅靠华北野战军自己一家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1947年的11月底，打下石家庄的一周之后，二纵开始从大沙河向北行。每天不紧不慢，四十里路，移驻到定县，今天的定州。然后是白洋淀以西的安新县、容城县，隔平汉线铁路就是河北省易县，这一路都是老根据地，现在叫解放区。

沿途地方政府送来新兵，由于解放区多属“老边穷”地区，人口稀少，兵源匮乏，连独生子都被征兵了。为征上新兵，新兵团由地方政府干部带头，县长当团长，大区长当营长、小区长当连长，腿脚利落的青壮年都拉来了。现在，解放区农村所到之处，只见到处女多男少，大姑娘到了出嫁年龄找不到男人，轻壮男子都上部队去了。

二纵又奉命过平汉线铁路，进入老根据地易县。为什么？因为晋察冀最头疼的老对手傅作义到了河北。

纵观晋察冀这段三年内战史，前后有三处致命硬伤，拖累了晋察冀的后腿。第一处是大战前夕复员部队，自毁长城、自断手足、自废武功，以致无力还手；第二处是极左的土改政策，导致血腥残暴的土改运动伤及许多无辜人士；第三处是晋察冀共军几次同傅作义交手，傅军的战斗力、战斗意志、战斗素质均在共军之上，最终都是以共军吃亏而告结束。

傅作义原来的地盘在绥远，即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所在的那个地区。1945年—1946年，占据了察哈尔省的晋察冀与晋绥两大块联手，和傅作义绥远部队争大同那块地盘，打算将两家连在一起。结果不仅没讨到便宜，反而连察哈尔全省都丢给了傅作义，晋察冀部队不得不退到河北境内。

在整个1947年，从年初的涞易战役到秋后的清风店大捷、年底的解放石家庄，都是晋察冀解放军在和国民党十一战区的孙连仲作战。自从丢掉了石家庄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国民党中央到华北地方都看出孙连仲不是晋察冀共军的对手，还必须请晋察冀共军最头疼的老对手傅作义出马。

于是，应华北各界人士一致请求，国民党中央政府顺应民意，取消张垣、保定绥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傅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华北五省战局。发布任职命令时中央政府宣布，当年，傅先生既然能够击败晋察冀共军，控制察、绥两省，现在也一定能不负众望，控制河北，安定华北。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后，将战略重心从察绥转到了华北，将傅系主力35军、暂3军、骑四师、骑12旅全部调到河北，连同华北的国军编成三个机动兵团，以李文34集团军组成平汉兵团，傅系各军为平绥兵团，侯镜如指挥92军、62军为津浦兵团，与华北野战军进行决战。

这三个机动兵团，无论整个力量还是单独力量，都要强过晋察冀解放军的二纵、三纵、四纵三大野战军主力。傅作义针对解放军战略、战术特点，采取相应战法，即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大量扩编地方部队和保安团，以地方部队守卫城市、据点，以正规军组成野战集团，寻找战机围歼晋察冀野战军。

看王晓雯父亲的写作：“一九四八年春季攻势以来，全国各大战场捷报频传，可我们晋察冀并不理想。原因是这位傅作义实非等闲之辈。你打运动战，他也打运动战，而且是陆空配合，行动迅速，说到便到，一时弄不好就会吃他的亏。听说友邻部队的一个后勤队伍，一时不慎就受了他的袭击，损失很大。”

1947年底，解放石家庄后的晋察冀野战军全力北上，对平津保交通线进行破坏，三纵附破击高碑店——良乡铁路；四纵破击高碑店——徐水段；二纵破击徐水——保定段；一纵破击北平——南口段，等敌出援，寻找战机。北岳军区、冀中军区、冀热察、冀东等军区全部出动，以刚刚成立的六纵为战役预备队。整个活动地域集中在平、津、保三角地带。

这个计划战略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要破坏平、津、保之间交通线，孤立沿线各个据点，逼傅军出来增援，寻找战机，消灭其中一股。如傅军不出来增援，则将各个孤立的据点消灭，争夺对平、津、保心脏地带最后控制权。

共军的这个作战意图被傅作义看破。傅作义军先打垮了在定兴的四纵，四纵抵挡不住，从定兴退到满城。傅作义军准备顺平汉铁路南下，打到石家庄。危机中，三纵直攻涞水，实施“围魏救赵”之计；二纵开往拒马河以西姚村、塘湖地区，阻击傅军南下兵团回头北上增援。一纵破击东南高碑店——涞水段，准备阻击高碑店方向援军，保证三纵的进攻。

1948年的1月11日晚上，三纵主力开始进攻涞水城，七旅、八两旅攻城，九旅在白堡、史各庄、西义安、庄町地区作二梯队。涞水吃紧，于是呼救，傅作义系的精悍部队一〇一师赶来救援，于是有了二纵的四旅、五旅联手同一〇一师的一场较量。

姚老的书中，王晓雯父亲的书中，都没有关于涞水这一战的详细描写。

姚老的书中说：行军路线每天发一次，每日天都是六十里路，一连走了六天才最终到达房山西边的大山沟，团长指示要在这里休息四天。

我为什么要引用姚老书中的这段话？是因为我发现，姚老的书中将涞水之战这一场同傅作义军队之间的恶战给甩掉了。在二纵的涞水阻击战中，四旅、五旅同傅作义一〇一师的较量，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不亚于前不久的打徐水和清风店两场大战斗。

有关涞水之战中的二纵，是这样描写的。

1948年的1月12日早上6点，一〇一师的两个团从定兴县城出发，经田侯村向驻守在吴村、高洛二纵部队进攻。

解释一下，定兴县城距涞水县城很近，步行走用不了半天。田侯村、吴村属定兴县东落堡乡；高洛村（其实是南北两个村子）属涞水县义安镇管辖。特别是吴村，现在许多搞晋察冀军史的人从没有仔细核对过地名，写白了，“吴村”就错写成了“武村”。

据战史记载：一〇一师骑兵连于8点钟进到武村南300米，被守军二纵五旅十四团发现，但他们认为骑兵是看地形的首长，一〇一师步兵是友邻部队，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〇一师见八路军守军没有防备，果断以骑兵向正面一个猛烈突击，另二路分别向左右两翼迂回夹击包抄，切断守军退路。

面对突然袭击，十四团一营副营长雷自德、二连长张明堂惊慌失措，也没组织兵力和火力掩护，带着部队就跑。跑得慢的副排长和28名战士被俘，被敌缴去机枪一挺、步枪18支、60炮一门，轻易地丢了武村这个重要据点。

借此机会提醒一句：五旅是平西的部队，其三个团中的十三团，来自平西挺进军七团；十四团来自原一分区二十团；十五团是平西抗战后期新建的四十四团。

二纵五旅发挥失常的吴村战斗，是整个涞水战斗的关键部分

五旅知道武村失守后，命令十五团集结南北大位，十三团集结于富位，准备反击夺回武村。武村失守后，五旅十四团二营在南高洛村东南300米处构筑前沿工事。国民党军一〇一师一部沿武村向高洛前进，二营发现后，认为衔尾而来也是武村撤下来的部队，是自己人。一〇一师士兵冒充解放军，一直进到30米处。

解放军向一〇一师前哨士兵喊话：“停止前进，用旗子、哨子联络，”那几个士兵回答：“我们没带旗子、忘记番号。”一面迅速跑步 接近阵地，并首先举起冲锋枪准备抵近射击，同时大声喊：“不要误会，自己人！”

一〇一师来的太猛了，冲锋枪架在了头顶，大喊：“缴枪不杀！”（注：国共内战中逢打仗占上风高喊“缴枪不杀”的部队只有两支，就是共军和傅作义部队）跑得快的共军回到村里，跑得慢的都作了俘虏。高洛村外打响了，二营将全营集中在南高洛准备固守，但十四团认为一个营守不住南高洛，向五旅报告，五旅命令撤退。

到此为止，接连几次失误，丢掉了防守阵地，都是五旅十四团造成的。

12时上午10点，十四团奉命撤出南高洛村。五旅撤退命令下达后，觉得不妥，决心再夺回武村。五旅以十三团两个营、十五团两个营、十四团一个营，总共7个营绝对优势兵力猛攻武村，经2小时激战，到中午12点，打不动了，形成对峙。旅长马龙火了，决定增加兵力，经报纵队批准后，调来四旅支援，投入战斗。

第二次进攻于12日下午16时发起总攻。进攻发起前，集中了几十门迫击炮和山炮先作密集炮火轰击，部队随后发起冲锋，从12日下午16点到整个晚上，四旅、五旅前后发动了7次进攻，但每次都是被反击下来，进攻部队白白死伤了几百人，武村边沿铺满了尸体。

二纵于武村、高洛进攻受重创后，13日下午，涞水之战也已结束，一〇一师主动撤退。上级命令五旅追击，但大伤了斗志的十四团只用3挺机枪、2门迫击炮向撤退的国民党军射击了一阵，没有追击。十五团到5点看看没有敌人了，派了四个连追击，渡过拒马河后，遇到101师伏兵袭击和反冲击，损兵折将退回武村。

武村、高洛阵地，二纵原来任务是配合进攻涞水的三纵，阻击敌军的援军，没有准备作如此激烈的战斗。现在涞水主战场的战斗好不容易结束了，正面增援涞水的一〇一师撤退了。二纵立即脱离战场，丝毫不再耽搁，连在武村、高洛丢了一地的尸体、武器都没有打扫干净，就撤离了战场。

姚老文中的部队向房山西部转移，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

由于伤亡惨重，武器丢失太多，看史料，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战后在房山县（今天的房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责任追究。二纵在进行“三查三整”的同时，于1948年2月2日至6日，在纵队党委及政委李志民的主持下，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大会，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亲临参加，并作了战术思想和战斗作风的报告。

大会就武村、高洛战斗未能全歼敌人的问题作了认真地检查与处理。五旅和十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检讨，到会同志也就此问题联系自己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对此战斗明确了十四团领导应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为了记取教训教育干部，经上级党委批准，给予第五旅旅长马龙、政委李水清记大过处分，十四团团长雷育龙、政委李学昌以行政降职处分，雷育龙降为副团长，并撤消其党委书记的职务，李降为副政委。

二纵在给野司的总结报告（是不是当时二纵宣传部长沈图的手笔？）中说：“官兵们有的没有上级命令擅自撤退，有的令其攻击不动，有的攻击时跑两步就卧倒，只要敌炮、机枪一打就垮下来。甚至敌一个班反冲击，也往下退，缺乏与敌拼刺刀的革命精神。如13团1营长令其部队冲击时，部队不动，经好长时间动员才冲。5旅15团，一夜攻了7次，部队伤亡很大，当得知武村守军是101师时，更加信心不足，右倾悲观，怕自己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打进去 解决不了战斗，结果不积极，不负责任，无组织地攻了几次。有的攻到村边，被敌反冲击，一垮而下，拦也拦不住，发谣风乱跑。有的跑到急救室，有的就在战场上隐蔽起来，干部也不掌握部队。该团3连配属3营时，指挥不动。14团6连连长孟庆村也是这样，当其率一个排被敌反冲击，没有上级命令就擅自往防空洞里跑，而叫通信员去给2、3排传令撤退，另部队与部队之间也互相观望，你攻我也攻，你不攻我也不攻，有的看着友邻攻到一定程度，自己也攻一下，如友邻受挫折则自己不动。纪律松弛，没有积极主动的歼敌思想和顽强的战斗作风。13团、14团、15团都有此种现象。”

注意到没有：二纵在房山西部总结的日子，正是华北步兵学校在晋县成立的日子。见于在清风店、石家庄、涞水几战中野战军基层干部的损失太大，且普遍军事素质太低；又见于傅作义军队如此凶悍，国共在华北至少还要有几年仗可打，于是朱德提议，专门成立了直接隶属晋察冀军区的华北步兵学校。目的是为晋察冀野战军培养损耗最大的营连排三级干部。

傅作义同晋察冀解放军几次交手后，对共军的作战素质心里也有了底——以前并不是共军能打，而是共军遇到的对手实在太差。他在国民党军会议上告诉全体将领说：“无论如何今天和共产党作战，比过去和日本人打仗，容易的太多了。”（《傅长官讲话》第48页。）

当然，这次在房山西部召开的会议内容姚老在自己的书中不可能讲到。

而且，涞水之战这场败仗，在中共许多军史中也不见提及。

二、冀热察

1948年3月中旬，涞水战后的晋察冀野战军决定避实就虚，发动“察南战役”，调动聚集在“平津保”的国民党军。不管别的晋察冀军史的研究者怎么想，我却认为这是很高明的一招：你傅作义可以倾巢而出到河北来，我为什么不能到你空虚的察绥老巢去呢？

涞水战役没打的时候，晋察冀军区再一次整合，原冀晋军区与由冀察军区改编的察哈尔军区合并，组建为北岳军区；冀中军区不变，这样，晋察冀军区由北岳军区与冀中军区联合组成。北岳军区与冀中军区各自集合地方部队，组建了一纵、七纵两个野战纵队。

在此之前的二纵、三纵、四纵，和新组建的六纵（晋察冀野战军从没有成立过五纵）为晋察冀野战军系列，由晋察冀军区财政统一供养。而一纵、七纵则由各自组建的北岳军区和冀中军区分别供养，这就是“全区通用粮票”与“地方粮票”的差别。

二纵总结经验教训的房山会议之后，转兵到怀来，一年半前为保卫张家口打仗的地方。晋察冀野战军全线出击傅作义的老巢，一纵、二纵组建左翼兵团，先打绥远；三纵、四纵为右翼兵团，在怀来伺机行动。此时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军事变局，原本组成二纵的部队是四旅、五旅，以及来自冀中的六旅。在二纵房山整顿五旅的时候（四旅、六旅都没有参加），四旅被突然从二纵调了出来，跟三纵、四纵一起行动。

四旅因为在清风店一战立有大功并损失惨重，战后存余者不足四分之一，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特决定：将成建制的连队（而不是零散的新兵）补充给四旅。1948年初二纵四旅从房山重返怀来地区，是1946年10月共军从张家口撤退后第一次重返察绥故地。战事频繁，二纵在战场上伤亡的战士只能由俘虏兵和解放区送来的新兵来补充。

因为解放区每个地区的征兵都是有硬指标定额的，兵员不足，连十五六岁的“娃娃兵”都送来了。姚老所在的十二团接收了12名娃娃兵，每个营四个，每个连一个。据各团总结，娃娃兵的好处是逃兵很少，一是不认识回家的路，二是没有单独跑回家的胆。

基层干部的损耗上面无法补充，由部队自身解决，那些营团干部的老资格警卫员都下部队当了排长。我从姚老的书里知道，提拔排级干部，是营里说了算，团组织股长可以代表团里审批；提拔连级干部则是团里决定，旅政治部主任审批。

没有经过军校的培训，这些直接提拔的连排长的军事素质就不会很高，以后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作出规定：连排干部的人选，除了在战斗情况下可以临时破例，战场任命，但原则上一般先要经过纵队随营学校的学习考核合格后才能上任。

但选拔提升干部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主要是在战斗意志方面。

王晓雯的父亲跟姚老同一个团，他写到这一段时：“战友们吃了不少苦，部队士气很低落，开小差的时有发生，我们六连指导员在部队路过热河大阁县（民国时期，热河省辖20县20旗，中间没有这个“大阁县”。“大阁县”实际上是丰宁县的旧称。1945年9月，中共平北地委根据形势需要，组建大阁县，即丰宁县工委。现在还有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时也开了小差。”

指导员带头开小差，这个连其他战士能好到哪去？

因为部队丧失斗志，四旅的十二团“突袭京包线上的天镇车站，主攻突击队是我们六连。”“摸进站的这两个排不知是怎么搞的，呼啦一下卷了回来，退回二百多米，退到了大坝根下。这可把我们二营长周庆云气坏了，他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卡着我们连长的脖子，声色俱厉地说：‘你今天不把队伍给我带上去，我就枪毙了你！’”

注意：这可不是发生在内战开始的1946年底和1947年初，而是发生在十二团刚被授予“大功团”之后的1948年初。距离共军在华北的最后胜利，接管北平已经不到一年时间。六连的连长怕死怯战，指导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蔡指导员左手心也打了个洞，我当时心想：‘作假也不弄得像一些，你怎么不打在右手心呢？’在战场上做假，老战士都懂，因为伤口周围发黑，是火药熏的，这分明是自伤。”

打天镇车站是王晓雯父亲的回忆中说的，姚老的书中没有。但我查史料，二纵四旅确实打了天镇车站。天镇作战之后，因为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也因为绥远缺粮，当时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处在傅作义老巢的晋察冀野战军筹粮不易，当地的老百姓与八路军形成敌对关系，可能是看到了这一点，晋察冀野战军发动的“察南战役”宣告结束。

天镇作战

此时，打下天镇车站的二纵四旅，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命令，像有了明确前进方向一样，脱离开二纵大队，调头直奔东北方向，从张家口、宣化之间穿过，再经过赤城，到达丰宁县城（这就是王晓雯父亲所说的那个指导员开小差的大阁县）。在地理位置上，这个地方已经脱离了晋察冀的管辖地盘，到了隶属于东北军区的冀热察地区。

冀热察地区原本是属于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1946年10月傅作义占领张家口、宣化之后，冀热察地区同晋察冀之间的联系被占据平津和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彻底切断，冀热察地区被划归到东北解放区管辖。实际上，由于山海关、葫芦岛、锦州这些中间地带被国民党军占领，冀热察地区同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薄弱的。

按照姚老书中的顺序，部队进入到了察哈尔省腹地，这里依然是“解放区”，但贫穷达到了“极度”的地步。姚老的书中写到，两三千人住在一个土圈子里面，女人和男人各睡一个大炕。男人们都穿着仅有的棉衣给解放军运粮去了，剩下没有棉衣的女人和孩子挤在大炕上无法出门。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是在解放区，你们不是土改了吗？土改不会没有分到衣物、粮食、房屋、家具，这些东西都到哪里去了？

注：姚老的书中，将这一段放在了较前面，次序比较混乱。反倒是王晓雯父亲的回忆写得比较准确，“土圈子”这一段应该发生在热河省。热河省是河北省与“满洲国”交界的地方，日本鬼子搞“并屯”，将几个村子的人合在一起，其余地方是无人地带。比如张迺更的家乡河北省平泉县就是这样。

从丰宁出来，姚老与王晓雯的父亲写得内容出现了差异（奇怪，两个人原本都是同一个团的，应该一致）。姚老写从丰宁继续向东北，和友邻部队一起，打下隆化县（董存瑞的家乡），歼灭守敌1300余人，然后经承德南下丰润。这个“友邻部队”指的是四旅的十团、十一团，还是四旅之外的其他部队，比如三纵和四纵，姚老的书中没有细说。

四旅，从天镇到丰宁，打下隆化，董存瑞牺牲

姚老没有细说，但能查得出来。查证历史记载，隆化确实是在那一时间解放的。但解放隆化的主要部队是东北解放军十一纵的三个师，1949年1月组建为东北野战军四十八军。作为程子华带领的老部下，据说原定解放军和平接管北平的时候由程子华带领组建北平警备司令部，但因为出现军纪问题，改换为东北野战军四纵改编的第四十一军，在锦州战役中地上有苹果不拣食的那支部队。

隆化战斗打响的时间是在1948年的5月16日，5月25日对隆化发起总攻，董存瑞牺牲的时间是25日当天。隆化守敌是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的两千余人。打隆化的冀热察辽军区所属第十一纵三个师三万余人。由冀察热辽军区程子华司令和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统一指挥。董存瑞在十一纵三十二师九十六团的二营六连。

最先发现并上报宣传董存瑞英雄事迹的，是抗战期间从一分区出来的干部李振军。1946年，从冀察军政干部学校教育主任，调任补充团政委到了冀热察，之后改任冀热察五旅六团副政委。这支部队，就是董存瑞最初参军的那个部队。解放战争中，李振军在十一纵队先后担任三十二师四二九团（董存瑞所在团）副政委，十一纵队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等职。

东北野战军十一纵打隆化，到底有没有晋察冀野战军参战？

查战史，当时晋察冀野战军的确也参战了。为配合东北我军作战，拖住华北之敌不能增援东北，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四旅（注意：没有五旅、六旅，这两个旅留在了冀察一带）共七个旅的兵力，组成战役兵团，自1948年5月13日至6月25日，牵制着国民党暂三军、十六军、九十四军（各欠一个师）、九十二军、独立九十五师及新骑兵第四师等周旋于热西、冀东地区，转战月余，先后攻克隆化、丰宁、新滦平、平泉、丰润、昌黎等名城重镇，解放了广大乡村，歼敌万余。

三纵、四纵、四旅冀东作战

当时没有人知道，四旅这一离开二纵，就彻底独立出来了。两个月后的1948年7月，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华北军区奉命将野战军编为三个兵团，决定将四旅调离二纵。9月，第四旅及独立第一、第二旅在河北省易县地区组成八纵，邱蔚任司令员，王道邦任政治委员，原二纵四旅改称二十二旅；原独立第一、第二旅，依次改为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旅。八纵组建后，隶属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建制。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随第二兵团参加新保安作战，在友军的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第三十五军。并参加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1949年1月，以四旅为核心的八纵组建成解放军六十五军；以五旅为核心的二纵组建为解放军六十七军。

王晓雯的父亲写从丰宁直接折向东南（没有到隆化），到遵化住了四五天、然后部队再攻占丰润。

从地图上看，从天镇、赤城、丰宁到隆化，基本上呈一条直线，直奔东北。隆化在大清朝避暑山庄承德的北面，如果从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内容来看，姚老在书中写的内容是准确的。四旅确实到达并解放了隆化。

下面再连接到王晓雯父亲，他接着写到：“我们从察北出佛爷口，过长城在热河京东地带，拖住京奉线上的敌人，支持东北战场。这阵子生活可苦了，不打仗什么好东西也吃不上，天天就是小米饭，苦春头子，又吃不上菜，营养跟不上，大家的身体都很虚。”

这话，虽然是大实话，但只能王晓雯的父亲说，姚雪森就绝对不能说。因为他是营级干部，营教导员，要以身作则。部队在热河打下隆化县城，接着进行四天的夜间急行军，进入到冀东丰润地区。打下比较富裕的丰润县城，是二纵四旅此次北行又东行的一个重大成果。

有一个重要内容，姚老从没有提起过，但王晓雯的父亲在这里说到了，那就是四旅的部队里有日本兵在效力（杨成武带三纵在山西大同打仗，被俘的国民党军中的日军士兵主动亮明身份，要求留在八路军打仗）。

攻打丰润城，守敌国民党军很顽强，十二团的二营担任主攻，“杨团长在旅部借来一门山炮，还带来一名射手，是个日本人，叫山野。杨团长问他打掉对面炮楼要几发炮弹，他伸出三个指头。当时没有炮镜，就见他瞄了瞄炮膛，打出了第一炮，偏了，打在顶层掉了一些土。他又瞄了瞄，打了第二炮，只在炮楼根打个洞。大家都有些泄劲，担心第三炮打不准。他接着瞄了第三炮，并闭上眼睛，嘴里叨叨咕咕，然后打出了炮弹，正好打中。炮楼开了花，机枪全哑了，”

王晓雯的父亲接着讲到：“晚上看戏时，我挨着炮手山野，我小声问他：‘你一发就能击中，为什么要三发？’他压低声音说：‘我的迷信，两发打了，他们跑了的没有，第三发，他们的死了，我的不负责任。’”原来前两发炮弹，是为了给对方留出逃命的机会。

晋察冀部队进入到冀热察地区，就不能不谈到土改。因为整个冀热察地区的土改运动都呈现出极左的势头。其中察哈尔省的张北地区，是曾经的共产党军队的团长兼团政委陈怀初被逼叛变的地方。战争年代，凡叛变共产党军队，有主动、被迫、被逼几种原因。陈怀初属最后一种，被逼上梁山的那一种。

二纵四旅1948年2月到达张北地区的时候，正是陈怀初被逼叛变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里处于最低谷时期。冀热察辖区内的冀东地区，是土改运动极左势头的重灾区。看史料记载，一些像陈怀初同样遭遇和想法的干部，家庭被镇压，本人被批斗，都是在那一时期投奔了国民党。还有许多当地的老百姓干脆舍弃了村子家园一走了之。

老百姓走了，仅剩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能单独留下来，只好也走，于是村子成为了无人村。但这一次的“无人村”不是日本鬼子造成的，而是共产党的土改运动造成的。

晋察冀野战军在军事上屡屡失利，政治上因土改丧尽民心，逐步走向衰落，1948年初一度达到顶点。当时正担任冀热察地区冀东行署主任的张明远总结说：“树敌过多，把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群众武装起义（如遵化、平谷、迁安）。”“（土改）错误严重性有些被胜利所掩盖，造成的恶果被胜利抵消些。（如）冀东地区的战争再延长三、四年，冀东解放区会不会变质，是很难说的。”

1948年春天晋察冀部队向冀东的开进，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多少缓解了冀东解放区的危机程度。但整个冀热察地区因土改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姚老的书中，讲到在冀东的热河地区，他所在的十二团一营二连，发生了一起战士们之间的“群殴”事件。姚老概括为“打群架”。打架的主体是解放区兵和解放兵，说白了，就是一群“翻身农民”新兵同俘虏兵（参加解放军后被称为“解放兵”）之间的群殴。

打架的起因是批斗地主大会。

当地贫协召开批斗地主大会，地主被参加大会的群众当场用乱石砸死，地主留下两个女儿，一个十八、一个十七，贫协断定，群众同意，许配给了给地主干了二十多年活的两个长工，一个四十五岁，一个三十三岁。台下的一位“解放兵”听了，认为长工的岁数大了，配给他倒正合适。翻身农民出身的战士指责对方“有地主阶级思想，有腐化思想”；解放兵也不是刚过来的俘虏兵那样子了，说这是给他“乱扣帽子”，于是双方就动手打起来了。

一营为这次打群架专门召开党委扩大会，接着召开军人大会，加强土改运动的政治意义教育。总算解决了这次部队的内部冲突。

姚老的书中还讲到了冀东的农民愚昧暴动（冀东领导干部行署主任张明远称之为“群众武装起义”）“在，不在？”

冀东的村庄接连大火，一群群的男男女女疯疯癫癫，有哭的、有惨叫的、有敲锣的，一天一夜，连着的几个村子都着了大火。派侦察员去察看，只见农民手拿菜刀、杀猪刀、柳叶刀、还有棍棒的，见面就互相问：“在，不在？”

说“在”的，就跟着他们的人群走，进每个村子东西随便拿，随便吃喝，随便找姑娘结婚，玩女人，杀人。

说“不在”的，当场就杀。有八路军战士前去阻挡，被他们砍杀。一支一两千人的农民大队，眼看着就要冲着姚雪森部队驻扎的村子过来了。因为有当地老百姓在里面，部队不敢开枪，是打是撤拿不准主意，紧急向团长、县委书记请示。

请示的结果，一营的四挺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对空射击，步枪瞄准着人群中的凶汉射击。人群跑散了，悄悄统计了“战果”，“捉了三百多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妇女，打死二十多人，男女都有，打伤七十多人，男人多，也有妇女和小孩……”

营长命令：“各连卫生员，带药箱，抢救受伤的小孩，还有女人和老人……”

一连长和几个战士，押着几个被捕的中年人过来，姚老在书中训斥：“看你们穿着是贫下中农吧？贫下中农分了土地、房子，你们这是干什么？烧了多少村子？死伤了多少人？你们都是疯子。”

旅政治部（现在是陈亚夫）了解到的情报，“是国民党北宁铁路交警总队支持干的”，还有还乡团、反动道会门的联手。很快二纵打掉了这个北宁线铁路交警总队。

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修史，并不是有什么说什么，实话实说的。作为控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共修史，是有选择的写进历史教科书的。有些话可以直说，有些话美化之后可以说，有些话被弱化后可以说，有些话是绝对不能说的，还有些，则属于“瞪着眼睛说瞎话”的。

共产党军队对群众暴动、哪怕是反动群众的暴动进行镇压，就属于“绝对不能说的”。比如1940年底挺进军九团对平西野三坡民众暴动（定性为“国民党特务的挑唆”，什么高人想出来的？）的镇压，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回忆中就被列为禁区，不能提起。还有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对自己内部的“不可靠分子”和“知道太多分子”的屠杀，被杀害者起码有数千人，也属于绝对不能提起的一类。

姚老的书中，塑造了一个叫“宋和仁”的政工干部（这个人有原型人物，王栋手下的组织干事提拔起来的，林鹏的书中对这个人有很多描写，他因为能指挥打仗，以后从政工干部站为军事干部，抗美援朝当到团长，1957年送南京军事学院深造时被打成右派），也是从易县狼牙山出来的，当时在部队任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后被打成“右派”。事实证明，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干部，总是比别人要明白一些。但是没有妥善隐藏自己的观点，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小辫子。

他在当时说：“我分析，你营二连二排打群架和这次大暴动这两件事要联系起来看，我认为与土地改革运动有些过左行为是有密切关系的。为什么把十七八岁的姑娘分配给三四十岁的长工？分土地应该，还分人吗？恶霸地主，群众有气处死几个是可以的，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小穷村，非要划分出一个地主，地主是有条件的嘛。这么多扫地出门的地主，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生活条件了，所以逃亡到国民党军队当兵啊、找枪啊、当还乡团啊、参加反动道教啊，伺机报复，这就增加了国民党力量，还乡团比国民党还难打，他们宁死不交枪，给咱们作战增加了麻烦。我坚决拥护土改，但我反对土改中过左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