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财阀与国家领袖的一段隐秘往事

作者: 君临团队

1

1921年，蒋中正还不是人们印象里那个军容严整，腰杆挺得板直的委员长。

由于大哥陈其美死得早，作为浙江人，失去靠山的他在广州的革命队伍里遭受排挤，混得很不得志。

和枪杆子渐行渐远的他，一气之下，索性领了去上海建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边缘差事，为革命搞搞金融工作。

但混上海滩，就远离了大革命的中心，职业生涯前景看淡。

而他一生的对手，刚在离上海不远的嘉兴开完一大，成就到手，处于事业上升期。

看当时留下的照片，委员长一身西服马褂，金丝眼镜，油头粉面，颇有几分男色。

不知道的，以为他是上海滩的模子。

实际上，委员长是近代中国资本市场最老的庄家之一。

当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乐园，那是因为实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又恰逢长三角的商人们，刚发了笔一战的出口战争财。就像刚领到村里发的年终分红的二流子，总要在村头赌上几把。

所以热钱聚在一起，总免不了生点是非，上海就掀起了办各种交易所的风潮。

从金银到杂粮，从股票到猪鬃，从油饼到棉纱，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到了1921年10月，上海已经有交易所140多家，定额资本达到一亿八千万银元。

在这股投机风潮中，委员长和一众国民党大佬干起了坐庄的营生。

阳光下没有新鲜事，用如今的标准看，委员长的坐庄手法就是对敲，放大成交，拉高股价，吸引一众散户跟风追涨，然后逢高出货，如此循环往复。

钱得之甚易，花起来也没有节制，服膺仁义礼智信的委员长，也好吃喝嫖赌抽。

在大上海这个名利场流连忘返的委员长，在日记里留下了诸多让人忍俊不禁的自我反思：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3月30日：”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9月25日：“日日言远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为耶？”

12月8日：”邪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

当然，人为制造的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贪恋其中的虚假繁荣，也必将深受其害。

1922年春节前，由于银根紧缩，整个上海滩都缺钱，恰逢期货期股交割期逼近，如果无法按期履约，就会出现违约局面。整个市场开始人心惶惶，恐慌性抛售开始出现，虚高的泡沫随即破裂。

汹涌而至的挤兑潮，掩埋了贪婪的投机客，也毁灭了委员长这类庄家。

股市大地震，庄家崩盘破产，委员长的操盘手被逼自杀，参股的证券交易所陆续倒闭。

委员长不仅提前一个世纪享用关灯吃面，还欠了上海青帮大佬60多万。

黑社会的欠款，显然不是搞个裸贷肉偿那么简单，断手断脚还是轻的，抛尸黄浦江青帮都不会眨眼。

但一直以来江浙商人行走江湖，靠的就是密集编织的人脉关系网。

比如那种手法拙劣的气功耍蛇骗子，也要上门捧个场。

当债主们上门逼债的时候，青帮教父黄金荣邀请了蒋的“五十多名债主”吃饭，请他们把这位青年军官的欠债记到他头上，委员长则在他门下当“徒弟”。

上海总商会会长，大商人虞洽卿，更是直接借给委员长几万银元，助他南方再起。

盘点蒋的青年时代，看不到一丝的王气，他的朋友圈子似乎都是混社会的拜把兄弟会，但这些人脉不是他进步路上的提携贵人，就是他未来事业的重要合伙人。

而他的老对手，更像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其青年时代的好友更多是以文交的“神仙会”，未来事业的合伙人并非依赖于精心编织的人脉关系网，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志同道合。

扯远了。

上海青帮和资本家抄了蒋介石的底，转过头，靠着这笔钱，蒋介石又抄了孙中山的底。

彼时，因政见不同，主张北伐的孙中山，和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

当陈炯明叛变革命，悍然炮击总统府，孙被迫连夜逃出广州，仓皇间乘着炮舰“永丰舰”驶向黄埔。

就在先总理落难时，委员长带着巨款赶到。

正是在“永丰舰”上与孙独处的一段时间，单骑救主使孙铭记在心，也对他有更多了解。

他想起这位忠心耿耿的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在战场指挥、参谋长任上，秘密作业（两桩暗杀案）和其他地下工作中，“微操大师”似乎都表现的可圈可点。

这是委员长一生事业的V型反转点，这段共患难的经历也为他今后走上权力巅峰，铺平了道路。

看起来，委员长的抄底很成功，但上海资本家抄的底呢？

恐怕还要加仓。

2

1942年，正面战场上，日军长驱直入，大半个中国沦陷敌手。太平洋战场上，中途岛之战尚未打响，帝国尚不存衰败之貌。

那年春天，河南遭遇罕见旱灾，国府要员们推诿扯皮导致救灾不力，饿殍遍地的惨状经外媒曝出，国府形象一落千丈。

面对内忧外患之局面，委员长幽幽的对陈布雷说：

“我还是怀恋北伐时期，能与民众站在一起……所向披靡……”

16年前的1926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

列强在中国依然横行无忌，但中国人民已越来越不愿容忍这些侮辱。

已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急剧上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甚至形容其为“孙中山之后新升起的太阳”。

就在这一年，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军，还是一支朝气蓬勃，受到群众拥戴的革命队伍。

面对十倍于己的军阀，北伐势如破竹、攻无不克。

先是汀泗桥、贺胜桥连场血战打垮吴佩孚主力，攻克武汉。接着又击溃了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占领南昌、直逼上海。

11月，南昌北伐军前线指挥部，蒋介石接待了一位上海赶来的故友，当年资助他南山再起之人——

虞洽卿。

短暂密谈后，故人匆匆离去，侍从们从蒋介石的面上，看到了掩饰不住的喜色。

他的到来和暗室之约，解除了蒋的两大忧患。

一方面，随着北伐推进，湖南等地农运风起云涌，大批地主士绅被镇压。

要知道，那个时代能负担孩子去广州读黄埔的家庭，大多为地主士绅，所以许多北伐军军官其父母遭到冲击，财产被尽数“革命”。

后方不稳致军心不稳，北伐前线暗流涌动。

更重要在于权力之争。

此时国民党权力落到了两个人的肩上。一个是政府领导人、革命军首席党代表汪精卫；另一个是作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一山不容二虎，权力之争就在迁都问题上爆发。

汪精卫要迁都光复不久的武汉，蒋介石则心仪南昌。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蒋很清楚，若国都不在自己眼皮下，他“枪指挥党，党指挥政，政来管财，财来养军”的这一套思路就行不通。

远离权力的中心，意味着大权的旁落。但钱袋子只要能攥在手里，就能逼武汉就范。所以上海的“江浙财阀”群体的代表，虞洽卿的到来，意味着蒋获得了一群有力（Money）的支持者。

这是一群发迹于上海开埠之初受雇于外商的买办，从20世纪起逐渐控制了上海经济、并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商人、银行家群体。

虞洽卿、孙公权、张嘉璈、陈光甫、张静江……

当时，他们控制下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

此外，他们还掌握着上海银行公会的14家银行和84%的资金。

都是委员长老乡，都出身江沪浙“包邮区”，还有当年上海滩一起炒过股的历史渊源。

那么已贵为北伐军总司令，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江湖风评“很讲交情”，“乡谊看得重”的蒋介石。就是他们最合适的“政治代言人”，而有恩于蒋的虞洽卿，就是再合适不过的穿针引线之人。

浙江人虞洽卿

当然，这场交易能够达成，始终是一场互利互惠。

客观来说，江浙财阀一直都是中国革命运动最重要的盟友，不仅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北伐最大的出资者。据中行上海分行统计，至1927年3月底，光是中行各分行对北伐经费赞助已高达549万元。

资本家做生意，莫不希望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所以他们对北伐口号“消灭军阀”举双手欢迎，但对“收复租界”有很大保留。因为租界能提供当时中国罕见的秩序、稳定，乃至自由，被江浙财阀们视为个人生命财产安全最重要的世外桃源。

随着国共合作的北伐推进，工人阶级开始觉醒，打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频繁发动罢工，其中尤以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最为严重。

这当然资本家们最深恶痛绝的。他们渴望强力政权实现国家统一、发展经济。但又不想这一切威胁到他们的实际利益。

尽管此时的委员长看起来似乎还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不久前刚对黄浦学生演讲：

“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

但无论是苏联顾问意图让李宗仁取而代之的嫌隙，还是中山舰事件逮捕少山等大量共产党人。

这位“自封的拿破仑”却表现出强烈的反共态度，在“形左实右”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对这位“很讲交情”的老乡，拿糖衣炮弹轰一轰，不就能和平演变了吗。

面粉大王荣宗敬就表过态：

“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

1927年3月，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集体拜会蒋，表示只要与共产党决裂，便会给予经济支援。

蒋当即允诺：

“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随后上海银商两界便给予了委员长筹划政变所需：高达300万大洋的短期贷款。

与之相对的，便是先总理之子的孙科从武汉赴上海筹款，仅筹十几万大洋，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有了背后站着西方列强的江浙财阀的支持，委员长抓到了“钱袋子”。再续上了曾经和黄金荣的“师徒之谊”，拉拢了在国共之间游走的青帮势力，又让委员长抓到了“刀把子”。

杜月笙，穿梭于国共之间的青帮头子

这位刚被斯大林形容为“榨干的柠檬”，即将丢弃不用的委员长，一跃成为多金的流氓头子，终于有底气和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正式决裂了。

但江浙财阀就能从此高枕无忧，安心挣钱了吗？

还得继续加仓。

3

1924年，生命已步入黄昏的中山先生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讲话中指出：

“现在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有政府作主，但是实在由资本金从中把持。”

在民生主义的讲话中说：

“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国民党“一大”发表的宣言上：

“工人和农民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和帮助我们国民革命至为最强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1927年，国民党删掉了亲共言论，并开始镇压工农运动。但却保留了宣言中反资本家的说法，并一再强调资本家是自私的剥削阶级。

他们真心反资本家吗？

后来的历史证明，国民党打着天下为公的幌子，干的全是一己之私的买卖。

此时的委员长前方要跟军阀打，后方还要屠共，还要跟政敌争权。

目前他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军费。至于如何筹措，这位武夫不管。所以在与江浙财阀短暂的蜜月期后，委员长前脚上位，后脚就卸磨杀驴。

这边的财阀呢，迫在眉睫的“被共产”威胁解除后，再掏起钱来，就有点小家子气。

那么当财阀无法提供资金，或者超过乐意提供的限额时，流氓头子的吃相就变得难看起来。他很快就把原来对付工会和共党那股恐怖手段，无缝切换到对付资本家。

中国招商轮船局董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裁，上海总商会会长付宗耀的遭遇最具典型。

当他拒绝用全部身家为南京政府作保贷款一千万后，被扣上资助军阀的帽子，仓皇出逃香港，后来被逼捐了一大笔财产才了事。

总商会会长倒了，商会随即被国民党控制，篡了“民间组织”的权，这下敲诈勒索就更加顺利，名头也更加五花八门。

强制摊派认购南京政府的公债，这要算文明的。

“铜钱随便使”的荣宗敬，被扣上资助军阀，外加一顶奸商的帽子，锒铛入狱，面粉厂被没收，不得不交钱买平安。

颜料富商的儿子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最后捐了二十万才放人。

先施公司经理三岁儿子被绑票，掏了五十万破财免灾。

经营布匹的富商因反日货不积极，以“资敌”罪名被逮捕，拘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最后掏了十五万作为军费才获释。

当时驻上海外媒记者写道：

“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捕，或在马路上神秘失踪……大富翁居然被当作“共党”遭到逮捕”。

“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些的恐怖统治”。

资本家也有鄙视链，除了虞洽卿这类和老蒋有关系的可以稳坐钓鱼台，上海滩其余资本家，几乎是人人自危。

当然，委员长大老远来一趟，不仅资本家的钱要刮，小布尔乔亚也要挤一挤。

比如手伸到公共租界，让所有房东这等剥削分子，立即上交两个月房租作为税款。

比如提高50%的卷烟税，但又征不到英美烟草等外企的税款，结果成功逼死一片中国烟草公司。

对这些资本家而言，何尝不是遭到了委员长的PUA。

这就是所谓选错了标的，舍不得止损，反而逢低补仓，结果天天都是关灯吃面。

纵观1927~1937十年间，资本家财阀们始终没能将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变为政治权力。

更糟的是，到了抗战胜利后，就连吃饭的锅，都岌岌可危。

尽管国民党号称百年烂党，但烂党却号称世界首富党，而构成其庞大党产的根基，源于大陆。

国民党大规模置办党产和党营事业始于抗战结束后。

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陈立夫、陈果夫提出的”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获通过。

国民党决定在接受”敌伪“的工商企业资本时，拨出5000亿元作为”党营事业资金“，并由二陈负责管理。

当然，至于如何定义“敌伪”，那自然也是国府官员的文字游戏。

敌不敌，伪不伪，还不是最后看与国府要人的关系。

1948年，国民党在大陆已拥有亚东银行、中国盐业公司等多家党营事业，以及投资事业。

国民党在台党产

各公司都颇具规模，涉及各行各业，关键是垄断经营，吸干每一个钢镚。

然而，由于经济秩序的崩溃，到1949年时，国统区一切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活动，在事实上已经消失。

戏谑来说，委员长对历史进程最大的贡献，竟是“和平”消灭了资本主义。

新中国能较为和平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委员长功不可没。

国民党把大量地主和资本家逼到“投共”

20年代的资本家们充其量还只是没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还有再次选择的机会。

至于国民党，说它反动独裁，那都是高看一眼。

4

1939年，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对国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指责“四大家族”为了达到个人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正在抓牢控制运输业和金融业，压迫中小工商业，接管私营工厂。

很快，这个提出问题的人被作为问题而解决，因言获罪。

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伟人指出：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但仔细考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就可以看出，资本家和城市社会阶级都不是国民党的社会阶级基础。

本质上，他是由军棍领导的官僚集团，脱离所有社会阶层，只为其组成者服务。其政策只求有利于政府本身及其官僚，不考虑政府以外的任何社会阶级。

他的反动就在这里，从地主到资本家，工农到知识分子，南京政府系统的镇压所有社会集团，独立报刊被禁，学生团体被改组为御用，工会被削弱……

当所有力量都被削弱后，政府制定政策就可以光考虑自己。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用一位汉学家的话说，南京政权：

“对政府外的各种政治集团和机构，既不负任何义务，也不回答任何要求。”

有意思的就在这里，国共是中国革命的双生子，一个藤上结的两个瓜，指的是“两者组织结构均模仿前苏共”。

回看1924年国民党改组内容，可以观察到两者的极大相似性。

诸如党章内容，基层组织建制、党领导国家、建立一支信仰三民主义的“党军”，尤其是“连以上设立各级党代表”可以说还是三湾改编的模板。

当然，就学习苏共而言，国民党不过学到了组织形式，而没学到组织内蕴。

正如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中指出：

国民党的组织实力相对于中国的统治规模而言堪称“虚弱”。

空有独裁之心，而无独裁之力，只能称之为弱势独裁政党，委员长更像清朝的皇帝，政治就是在统治层中的争斗。

这是一个罕见的在执政初期就已经衰弱的政权主体，其历史命运必然是“先天下之亡而亡”。所以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还是拿来的主义，两者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

不过，国民党的老对手最终跳出了僵化教条，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政府插手并统治工商业，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奇，历来遵循孔孟的政府，都是士农工商，不可僭越。所以30年代南京政府与资本家的关系，并非反常现象，而是传统统治模式的再现。

反常的倒是改革开放后，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获得了很大程度的独立。

当前在经济决策领域占重要话语权的官员，在不同的场合虽然强调的是“企业家精神”，但不代表会放纵资本越来越没有底线，失去敬畏之心，争相作恶比烂。所以对一个组织能力超强的执政党来说，困难的不是驾驭资本，而是对财阀势力保持警惕。

更重要的是，在保持警惕的同时，同样不能挫伤民营经济，影响资本积累，在政府与市场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江浙财阀与国家领袖的故事，离我们并不是太远，知道历史上有多烂，才会感慨今天有多好。

对资本家来说，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仍然是生死攸关的关键抉择。

投资充满着风险，我们不能拍拍脑袋就能轻易做出的决定。

除了基本面的机会分析，还需要对财务风险、业绩确定性、业务竞争格局等进行更深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