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失败在于又蠢又急

这段话被后人用来证明，清政府的官僚阶层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反映了洋务派在救国心态上的焦急。毕竟，“做根本的改造”费时费力，不但要让整个体制伤筋动骨，而且短时间内还不一定能见到成效。直接掏钱把一艘军舰买回去，不但省时省力，而且能实实在在地发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功效，何乐而不为呢？

洋务派急切的心理来自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和外国雇佣军常胜军战胜太平天国大军这两件事上。

这其中最焦虑的人当属湘军大佬胡林翼，本来意气风发的他，在看到西方人的蒸汽轮船后，焦虑无比，最后竟然吐血而亡。

《庸庵笔记》记载，胡林翼围攻安庆时，曾视察军情，策马登山，瞻盼形势，“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胡林翼）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吐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至是益笃，不数月，薨。”

李鸿章

1864年，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建议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并举日本的成功经验作为案例：“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揭，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

的确，1863年8月，萨摩藩和英国舰队在鹿儿岛发生冲突，最终英国退兵，双方各有所伤，但是就在李鸿章写信的这一年，英法美荷四国联军讨伐萨摩藩的好哥们长州藩，长州藩被夷人们的坚船利炮揍的鼻青脸肿，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可见，日本的这个成功案例并不成立，李鸿章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经验。

二、日本有条不紊的改革

1871年12月，日本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的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登上了去欧美国家考察访问的轮船。他激动万分：“为使我帝国进入开明各国之社会，内政应如何改革，应有何种法律，政务应施何种方略，外交应以何为准则，以及应如何交际等等，都是需要咨询研究的。”

跟伊藤博文一起出洋考察的还有特命全权大使右大臣岩仓具视、副使外务少辅山口尚芳、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这些人都是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岩仓使节团的成立，表明了这个后发国家渴望了解世界的迫切心情。

尽管这些人急于改变日本，但是他们在改革路径上相当谨慎，没有一拍脑门就去兴办大量的现代化兵工厂，同时去买几艘冒黑烟的蒸汽军舰。要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因此，日本值得花时间去细细考察欧美国家的方方面面，只有把日本同西方对比，才能从中找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和可以行之于日本的方法，他们才能为日本的维新事业画出一条正确的蓝图。

岩仓使团出访时间长达1年9个月，耗资达百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使团回来后，日本的决策精英们对于日本未来所走的道路达成了共识。从此，日本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立国三大政策，迈开了追求文明的坚定步伐，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近代国家。

当中国的洋务派都在热火朝天地兴建兵工厂之时，日本从棉纺织业起步，开始工业化的进程。因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已经证实，棉纺织业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的母体，孕育、催生、带动了无数相关技术和产业发展。美国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其名著《棉花帝国》中强调只有棉纺织业，可以做到这两件事：

第一，在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下，打造出一个遍及全世界的分工协作网络；

第二，只有棉纺织业，可以把小农经济摧毁，把种植业工业化，把所有的人口都慢慢卷入到这个协作网络里来。如果小农经济的结构始终打不破，那么规模化的大工业生产是无法自行到来的。

1878年，日本政府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到棉纺织行业，从英国进口了两台200锭的纺织机，在广岛、爱知设立模范纺织厂；次年，政府又从英国进口10台200锭的纺织机，以无息1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民间，设立三重、玉岛等10家纺织厂。同时，政府又从英国进口飞梭机，从法国进口力织机，由京都纺织厂向全国推广。

通过政府的示范和扶持，民间兴起了投资纺织业的热潮，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就迅速兴建起十几个规模较大的近代纺织厂，从而揭开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日本产业革命的序幕，为近代技术的大规模引进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有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重工业才会有充足的原料来源和扎实的工艺基础。轻工业还可以为重工业的企业管理和社会生产效用效果，以及重工业的长足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和社会生产管理基础。

相反，日本的军事现代化其实要慢了中国一大拍，1868年7月，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第一艘军舰下水，曾国藩亲自为该舰命名为“恬吉”号，其寓意为“四海恬波、厂务安吉”，直到12年后，日本才有了自己设计、建造的军舰“磐城”号。日本的海军建设也不及中国，直到1886年北洋水师的两艘铁甲巨舰去日本长崎的船厂做保养，日本人深受刺激之后，才开始节衣缩食的大规模扩充海军。

三、同治中兴的含金量

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的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只有65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同期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每年平均设立225个新企业，创办企业总数达到了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后达到20800万两白银。

日本在纺织业发展的带领下，1866至1873年，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32.2％，1874至1890年平均增速为12.1%，遥遥领先于西方列强。产业工人人数达到38万，铁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银行在1979年就达到了153家。

可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改造。

对比之下，所谓的“同治中兴”的含金量实在是拿不出手。

洋务派创办的65个近代企业，从类别上看军事工厂21个，煤矿16个，金属矿24个，钢铁厂2个，基本上都是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部门，轻工业的比例极小。这种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极大的妨碍了所引进的技术设备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就是它只是个别的大企业较为突出，而不是普遍的工业化。

没有轻工业奠定的工业基础，导致中国的军工企业效率十分低下，令人瞠目结舌。江南制造总局从1867年到1873年只造枪6477支，仅占同期大清陆军购入枪支的二十分之一，根本不够实际使用。效率低下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居高不下。从美国购入一支步枪需要纹银12两，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枪成本是24两，天津机器局更是需要40两。

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无法打造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的，哪怕表面上你已经有了洋枪洋炮，有了铁甲巨舰，可是你的营制、训练、指挥、参谋、后勤等方面都依然是老一套，这样怎么能打胜仗呢？毕竟，连智能手机都要讲究个软硬件的完美兼容。

所以，大清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吗？

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有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从纺织业开始起步。改革初期，中国棉纺织行业与整个制造业相比，在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产品价格决定、投入品使用方向、投资来源、自由进出等方面都较早开始转轨过程。可以说，纺织行业是市场化改革的先锋和坚定践行者。

从1988年到1998年，这个阶段遍布中国城乡各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应运而生，1995年，中国更是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的出口国。抓住了纺织品这个最大的轻工产品市场，就占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这才是中国能长期发展的关键。

以纺织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展中会逐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慢慢释放出劳动力 ，而释放出的劳动力则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少，资本密集型产业能够实现和先进技术相对应的高人均资本存量，一步到位的引入最先进的技术，不断在产业规模上相应扩张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一个实现渐进式的技术进步，另一个实现跳跃式的技术进步。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因为它没有搞大的跳跃式发展，而是老老实实地重新回去补课。我们的老祖宗也早就告诉过后人一个极其朴素，但又无比正确的道理——欲速则不达。

四、欲速则不达

大清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他们给光绪帝的改革方案依然是瓶“速效药”。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

且不说光绪帝有没有实权来主导变法，即使有实权来主导变法，船大不好掉头的道理，居然被康有为直接无视。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要全盘照搬日本模式，宣称“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有为并没有去过俄国、日本进行过实地的考察，他对这两国的历史、现状都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认识。殊不知俄国、日本与中国不仅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有很多差异，新旧势力力量的对比也完全不同。

维新派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此时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但是越是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就越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也许笔者这样说，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看客。但是，康梁都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界的精英，是中国走向复兴的引领者，如果连他们都抱着速成心态来救国，那么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维新派被慈禧血腥镇压后，义和团闪亮登场。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是他们的方法却是做个法事请来天兵天将，助自己刀枪不入。

因此，拳民宁用旧式的刀矛，而不要枪炮。在战场上，他们一边低声念着一些据称能招徕天兵天将的魔咒，一边焚烧画有赤脚人像的一种黄色的小纸片，以为这样就可以挡住洋枪洋炮。

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他们认为这就是“灭洋”。

其实，义和团的这种思路也是个“速效药”，它只需要你动动嘴皮子，做个故弄玄虚的法术，就能把《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里的角色请来附身，就能让自己有了“扶清”的力量。它也只需要你拿刀砍、拿火烧一些根本不会移动，不会还手的电线杆之类的东西，就可以轻松“灭洋”。这瓶“速效药”的效果可想而知，八国联军杀进了北京城，中国差一点就真的亡国灭种。

而另一边，日本到日俄战争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行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产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国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强国。

历史一再证明，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早期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阶段是必要的，该走的路，一步都别想跳过。

有读者可能会举出苏联的例子，苏联也是一个落后的工业国，人家也是一上来就大搞特搞重工业的，怎么人家就成为了响当当的工业强国呢？

18世纪初，俄国彼得大帝就倡导学习欧洲文化和科技，开始了俄罗斯“欧化”进程。1724年，彼得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与世界科学紧密相关的专业性学术机构－俄罗斯科学院，大量招募西方的学者。从此，沙俄的学术迅猛发展，甚至以圣彼得堡学派为代表的俄国学者，和欧洲的哥廷根学派可以平分秋色。沙俄还相继成立莫斯科炮兵学校（1699年）、莫斯科数学-航海学校（1701年）、莫斯科医学校（1707年）、莫斯科工程学校（1711年）、彼得堡海军学校（1715年）、莫斯科大学（1755年）等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沙俄的整体科技水平虽然赶不上西欧，但也有一些杰出的成就：1832年舍林格在圣彼得堡建立了第一条电磁电报线；1876年亚勃洛奇科夫发明了第一个弧光灯，洛德金发明了炽热灯；1895年5月7日，波波夫发明了俄国第一部无线电收报机；阿尔菲罗夫发现了半导体的不同结构；巴索夫创建了量子电子学；瓦维洛夫发现了光和发光的微结构；盖伊姆和诺沃谢洛夫发明了新材料——石墨烯等等。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沙俄的航空技术水平也是世界领先的，1906年，莫斯科大学教授茹可夫斯基发表了论文《论依附涡流》，在继承物理学环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飞机机翼升力原理。1910至1912年，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机翼侧面以及螺旋推进器斡旋的理论文章。1902年在莫斯科大学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风力试验筒。他的空气动力学基础和飞机制造理论为俄国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奠定了基础。所以，列宁称他为“俄国航空之父”。

事实上，苏联的工业化开始阶段，根本就不是像近代中国和日本那样一张白纸，而是有着几百年的扎实功底。斯大林的工业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跟中国、日本的工业化不可同日而语。

结语

大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所有的人都心急火燎的投入到救国救民的事业中去，急不可耐的想要看到自己的努力开花结果。

可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们等来的不是中国的强势崛起，而是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款，让更多的利权，以至于最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毕竟，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