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光｜柏林墙是怎样倒塌的？

1989年11月9日晚，数以万计的东德人涌向柏林墙，到午夜时分，人们拿起斧头、锤子，将柏林墙打开一道道缺口。与此同时，边防警察就在一旁列队观望，任由人们破墙而出。竖立在柏林城28年的一道横亘东西方阵营的作为冷战象征的柏林墙一夜倒塌。不到一个月，在12月4日，东德政府集体辞职，过渡领导人宣布1990年3月16日全国大选，最终东西德实现统一。

如果将时光倒回1989年的年初，几乎没有人能想象柏林墙的倒塌，东德当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为稳定的国家。当时东德领导人艾里奇宣称，柏林墙至少还可以巍然不动100年。据事后调查，76%的东德人完全没有想到墙的倒塌，仅5%的人隐隐感觉到社会中的暗流涌动。

先来回顾一下柏林墙是怎样建立起来的？1949年由苏联扶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人们由于不堪经济集体化及政治高压统治，纷纷出逃。据统计，在1951年，逃离人数有16万多，1953年达到33万多。1953年6月柏林工人罢工，约近50万人参与游行示威，提出“我们要求自由选举”、“我们要做自由人，不要做奴隶”等口号。在苏联的武力镇压下，事态得以平息。事后，政治高压升级，在政治抗议无效、改革无望的百般无奈下，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选择移民，用脚投票。到60年代初，超过250万人逃离成功。终于，在1961年8月，东德在与西德的边境竖起一道长155公里的高墙，以阻止更多的人逃离。

为加强对居民的监控，东德扩大国家安全警察建设，国安警察在最多时人数达91，104人，还有更多的秘密举报人，随时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有人被认定是政治异己人士，就会被视作政权的敌人，开动国家机器抓捕、镇压，或想出各种方法让这些人失去工作，饱受生活折磨。整个社会充满恐惧和猜疑的气氛，“恐惧无所不在，弥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担心随时会被抓走”。

在高压的警察国家，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空间，在当年的东德，唯一的例外是在教会。由于教会同意按“社会主义教堂”的原则运行，得到允许，警察不可任意干涉教会活动。这使得教会成为相当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可以探讨如环境、核武器、人权等问题，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加，同时也成为政治反对派的避风港。

但从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演变出一个有社会动员能力并最终赢得非暴力抗争胜利的政治反对组织，还需要有一个关键的因素，这就是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组织和推动抗争活动。在当年的东德，一些牧师活动家就扮演了这一领导角色。在反对活动最活跃的城市莱比锡，主持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富勒（Fǔhrer）牧师从1981年9月13日开始，在每周一下午5点正举行一场“和平祈祷”，活动包括圣经学习、沉思、交流讨论、祈祷等。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开始很不起眼的宗教活动，却撕开了政治高压的铁幕。为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富勒牧师在教堂门口挂出“向所有人开放”的字样，他还为那些试图移民的人们做专场祷告。到1988年，每周参加和平祈祷的人数达到700人左右。圣尼古拉斯教堂几乎成为所有人诉说苦难与不幸的聚集点，无论对教徒还是普通人。

当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都将愤恨对准政治高压的政权，富勒牧师意识到，需要对人们的这种敌意和怒火加以安抚，转化成为非暴力抗争的力量。教会开始组织人们培训非暴力的课程，很快，理念付诸实际行动。1989年1月12日午夜时分，非暴力培训者悄悄地散发了数千份传单，号召人们在1月17日到莱比锡市政厅示威活动，以纪念两位70年前的民主斗士，他们曾说过，“自由总是意味着表达异议的自由”。尽管一些活动组织者被捕，但17日当天还是有800多人参与了游行，警察一路抓捕暴打，近100人被捕入狱，游行队伍最终也没能抵达市政厅，但这次行动却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从此，莱比锡成为全国政治反对的中心，并且反对活动也开始走出教堂。

如果说圣尼古拉斯教堂孕育出了政治反对力量，是柏林墙倒塌的内因，那么上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则是外因。1985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新思维”改革，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再武装干涉并大量撤军。另一方面，东德的经济持续不景气，从曾经的全球第10位下滑到1988年的第26位，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经常出现基本生活物资紧缺。

到89年春，非暴力抗争的社会条件事实上已经具备。恰好在当年5月，匈牙利政府在奥匈边境拆除封锁线，这诱导了大量东德非法移民。9月11日匈牙利宣布边境向奥地利开放并不再遣返东德非法移民，结果在三天之内，15，000余名东德人经匈牙利逃离，在之后两个月，逃离人数估计达100，000人左右。同时，西德在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地的使馆大量签发难民签证，进一步引发东德移民狂潮。大量移民对东德社会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据了解，80%逃离人口年龄在40岁以下，并且大多为专业人士或半专业劳动力，按照估算，每10，000位移民的经济损失在100亿德国马克。结果，一些工业、服务业、交通、医院等都处于半瘫痪状态。

东德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对局势如何处理却意见纷纭，他们做出关闭前往匈牙利通道的决定，但这却引发了进一步的抗争。夏季暂停后，圣尼古拉斯的和平祈祷在9月继续，聚会抗议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警察大批抓人，但愈加激发人们的斗志。9月25日，牧师富勒宣读抗议信公开谴责警察暴行，并再三强调抗议者要保持非暴力原则。面对一触即发的局势，东德政府采取的手段也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加强新闻控制和暴力镇压，但这一次，他们失算了。10月2日，和平祈祷的人数达到一万人，无论是水枪、恶狗、警棍都无法将人群驱散。抗争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各种政治论坛、组织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10月7日，东柏林万人大游行，近千人被捕。

双方的真正较量发生在10月9日，在和平祈祷前，东德政府声称准备全国戒严，不断有政府要出动军队开枪镇压的谣言。事实上，当时已经有近万军力部署在圣尼古拉斯教堂附近，人人都在担心几个月前发生在北京的一幕重现。但暴力恐吓没有使抗议者退却，当天在教堂聚集的人数达到7万人。教会积极地想办法避免流血冲突，大量发传单要求人们克制暴力，“暴力产生暴力，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暴力是反人性的，摒弃一切暴力……”。六位名人，包括享誉世界的乐队指挥家、地方官员、教授、娱乐明星都来到现场，呼吁当局保持克制、理性对话。这次有名的“六人呼吁”在当地电台一再广播，尤其是有官员参与公开反对镇压，显然对避免事态恶化起缓和作用。和平祈祷按时开始，主教们呼吁人们保持理性、冷静，不要喊任何挑衅的口号，对军人保持友好态度。

结果是当晚军人没有开枪，双方相安无事。有不同的解释，如东德当局不愿遭受国际制裁，或者军方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官方发生分歧。据说，当时莱比锡市委书记决定开枪，但其他三位官员反对，只好让上级做决定，但命令却迟迟没有到来。另外，也有迹象表明，如果当时真的下令开枪，可能会被公开抵制，很多军人都认为，示威者不是国家的敌人，军人表达出不愿开枪的心态。有位军人回忆，“一开始，人们还对着我们喊‘共产猪’之类的脏话，感觉这是群暴民，但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其实都是普普通通的市民，唱着‘我们是人民’的歌曲，似乎我们也属于其中一员”。有军人说，“当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告诉自己，再也不要成为党官僚的工具”。

军人想法的动摇主要来自两点，他们相信市民的行为没有什么过错，是和平、理性、友好的，是为了国家的好，所以军人们在内心更认可市民而不是上级的命令，更愿意将自己视为人民的一员，而不属于特权的官僚阶级；其次，军人们脱下军装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也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关系，而他们的这些家人和朋友也许就在抗议者的队伍之中，当双方能够对话、聊天，和平相处，军人身上人性一面被激发，自然不会轻易使用武力。

一夜之间，形势逆转。10月9日和平抗议活动的胜利，根本上动摇了东德政府统治的根基。大规模抗议活动一发不可收拾，在11月初的一周内，在东柏林和莱比锡分别有50万人的游行示威。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具体明确:结束集权专制、自由公开选举、取消旅行限制。在巨大社会压力下，东德政府决定开放边境，允许人们自由旅行，并在11月9日晚7点国家电视台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中宣布。于是，文中开头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出现了！

从10月9日的和平抗议到11月9日的柏林墙倒塌，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东德政府陷入巨大的被动之中，以往新闻管制、暴力恐吓等统治手段全部无法奏效。人们似乎看到的是一只貌似强大的纸老虎，事实上却一戳就破。有必要来分析一下，在此案例中，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如何取得成功？有哪些社会条件需要具备？影响最终结果的因素有哪些？

首先，人们对体制的广泛不满和愤恨是先决条件之一。由于政治高压，政府权力的滥用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人们对虚假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普遍失望；在经济上的计划管制，国有企业的无效和对个人创新的压制，生活水准裹足不前；官员腐败堕落，普通民众则生活无望，对特权阶级充满仇恨。从持续移民和逃离可以看出，苏联的计划经济和斯大林政治极权的体制模式已经在东德民众的心中破产，人们对长期的政治高压已经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有人说，“任何革命都是由愤怒和热血形成”，这种普遍失望和愤恨就是公民不服从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将产生许多潜在的对体制的不服从者和抗争者。

其次，要将怒火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有相应的社会“自由空间”，反对派要团结起来，形成政治抗议和反对的社会力量。在东德的转变中，教会的空间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圣尼古拉斯每周一次的“和平祈祷”，让人们有机会将心中的不满与愤恨公开表达出来，与更多的人分享。由于专制社会人们“原子化”的生存，每个单个个体是软弱的、没有力量的，而一旦社会提供了空间和缝隙，让人们的声音相互听见，并达成共识，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就为公民不服从创造了动力。单个人的力量有限，个体抗争总是在象征层面，但人与人之间通过某种道德诉求联结起来，这种力量却是实在的、强大的。

条件本身并不会带来转变，需要有人去推动。所有社会条件的转化都离不开人的因素，没有好的组织者、动员者，就难有公民不服从的成功。有利的社会条件只带来一种变化的可能和潜力，但有利条件本身并不必然有好的结果，中间需要有人来把机会转化为行动，要有人来为人们创造出一种方式和渠道来宣泄愤恨和不满，并且最好能以非暴力、和平理性的方式。东德以富勒为代表的牧师活动家群体就是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的动员能力很好地驾驭了活动，为体制的和平转型做出了卓越而富有成效的贡献。

一旦条件具备、时机成熟，那么某个突发事件就会成为导火索，为大规模公民不服从提供“政治机会”。这种机会可以是长期独裁者退位、死亡，或者权力交接带来危机，或者经济危机爆发、房产泡沫破灭，或者如阿基诺被刺带来的道德震撼等。在东德的机会来自匈牙利开放匈奥边境，不再遣返东德非法移民，由此带来的移民狂潮其实是非暴力抗争中典型的社会不合作。通过撤离对体制的物质、技术等各种资源的支持，让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瓦解，权力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林。

非暴力抗争既可以是无声的抗议，通过用脚投票来表达对体制的不满和不合作，撤离所有的有形支持，也可以是有声的抗争，通过“和平祈祷”来公开表达对体制的不满，进行无形的道德谴责，表示对政府权威的不服从。尤其在面对可能的暴力镇压时无所畏惧，这在心理上将对体制的恐惧完全放下，化解了其强制惩罚能力。大规模公开地表达对体制的不服从，如人们在10月9日所做到的，这在整个运动起到转折性的影响作用，其发出的信号和示范效应是十分强烈的，大家突然达成一种共识，人们对体制的不满和抗议是普遍的，已经到了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1989年11月9日，年轻人庆祝拆除柏林墙

在东德和平转型的过程中，官员和军人的克制和态度转变也很重要。作为维护体制的最后堡垒，他们也是非暴力抗争者应该争取的对象，而不可简单地敌意相对。官员中间也有开明人士，不仅仅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如在10月9日莱比锡就有地方官员公开呼吁克制武力、和平对话。这种态度转变来自这样几个方面，如对集体共同身份的认同，抗议的群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在身份上双方并没有显著差别。这让对方置于良心不安和道德难题中，毕竟，对一群手无寸铁、和平抗议的民众下毒手并非常人之举。而一旦有人表达出了不愿服从命令的态度，更多的人会有一种从众心理，集体抗拒相对较容易些。另外，抗议者始终保持克制，没有采取过激的言语和行动，没有让对方感觉到直接的威胁，这种非暴力策略在和平转型中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认为，只有暴民才能结束暴政，恰恰是对非暴力的完全无知。暴力不仅会遭致对方的疯狂反扑，即便体制转型成功后也将带来长期的反复和不稳定。

要学会化敌为友的技巧，只有从内心让对方接受，在态度上让对方感觉到真诚与友好，在组织策略上让对方无计可施，才能达到瓦解对方堡垒的效果。有学者做过统计，从1972-2002年间有67个威权政府下台，其中70%是通过非暴力的策略，而在非暴力与暴力不同手段达成效果的比较中，武装力量的不服从带来成功的比例是46：1，也就是说，一旦对方武装力量不服从，非暴力成功的比例是暴力的46倍。历史已经一再地给出非暴力成功的经验，威权体制绝非固若金汤，而从内部予以击垮是可能的，也是最有效的。

柏林墙早已成为历史，但其倒塌的故事却令人回味无穷，以史为鉴，可以让弱者多一份勇气，强者少一分蛮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