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 “能臣”的落寞

没多久，两辆黑色轿车疾驰而至，在舷梯前停住了。随着副官毕恭毕敬地打开车门，从开首轿车的后座里走出一位身材矮小、容貌消瘦的中年人，他头顶礼帽、脚穿布鞋，身上罩一件灰色哔叽夹袍，穿着可谓朴素至极。

▲1945年10月，陈诚全家于重庆合影

他下意识地环顾了四周，冷清的机场上空空荡荡，没有送行的人群，没有前来话别的同僚好友，更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除了与他同行的家属和几个副官外就再无别人了。临别的场面竟如此萧条是他先前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他不禁叹了口气。

他曾是蒋介石亲手栽培的学生、全力提拔的干将，也曾是国府中炽手可热、“一人之下”的铁腕人物，半生戎马，他宵衣旰食，呕心沥血，冲在最前、做的最多的人永远是他，甚至自己的身体都因为高负荷的工作被搞垮了。

然而，一切仿佛都在此刻的龙华机场画上了休止符：现在，老上司不要他再继续工作了，要求他去台湾养病，而他为之奉献了一切的国民党政权如今却已在风雨飘摇之中，他很想再为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做点什么，可是党内的很多人早把他视为丧师失地的罪魁祸首，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待下去了。事情怎么会沦落到这一步呢？他着实有些想不通。

发动机一声轰鸣，专机向着太平洋中的那个美丽岛屿飞去了，也一并载走了中年人的所有失落、愤懑与疑惑，他的后半生将再无机会踏上这片曾为之奋斗流血的辽阔土地，留下的只有一个落寞的背影。这位黯然赴台的国府大员就是陈诚，甫卸任南京政府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本兼各职。从股肱重臣到远走孤岛，1948年的陈诚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陈诚1948年的“悲催故事”，或许还要从他1947年驾临东北，走马上任“东北行辕主任”开始说起。1947年9月2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于沈阳履新，全面主持东北军政。

陈诚在前往东北就职之前一直担任国府的参谋总长，参谋总长一职是抗战以后国民党方面模仿美国的军事制度新设的，尽管位次在国防部长之下，却有指挥调动全部国军的能力，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陈诚担任此职，等于一手掌握了全国的军事大权。

蒋介石派一个中央政府的“军队总指挥”亲临第一线去领导方面，看起来颇有些“本末倒置”，不像是个明智的决定，可为什么他一定要这么做呢？假如我们对当时国民党的处境有所了解，或许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原因。

▲1946年7月，蒋介石、陈诚、白崇禧与国军将校合影

到了1947年夏秋，国共内战已持续了一年有余，国军在各战场损兵折将，解放军则已从防御转入进攻，战局的发展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作为国军作战的总负责人，陈诚对于眼下的糟糕局面自然是难辞其咎的，可是究其实情，他又确有苦衷。

原来，由于蒋介石在战事紧急之时习惯于“越级指挥”，许多具体的军事调动，都不经过参谋总长中转，直接下达到前线，因而陈诚对于战场的实际情况往往也是蒙在鼓里。随着内战形势持续恶化，蒋介石亲自接手指挥第一线国军的态势愈发明显，作为参谋总长，陈诚最多只能扮演“奉命执行”的角色，继续留在中央也难有作为，反而不如到地方上负责具体事务来得有成效。

至于蒋介石“钦点”陈诚负责东北，只能说明在国军的各战场中，要属东北的情况最为严重，不是像陈诚这样的心腹干将是绝不能胜任的。进入1947年后，林彪的部队在东北的广大农村地区站稳了脚跟，实力迅猛发展，随着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与夏季攻势，国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收缩战线，重点防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座孤立的大中城市，由于多处交通线被切断，国军的后勤补给几乎完全仰赖空投，彻底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军事上的失利与国民党在东北的人事纠纷脱不开干系。自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是委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后改称“行辕”）主任前去接收东北，可是由于熊是政学系的人物，蒋对其并不信任，不久又委派嫡系杜聿明以东北保安司令官的身份负责东北军事。熊式辉作为行营主任，名义上是东北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却有责无权，频遭杜聿明掣肘，两人由于事权不一，无法合作，关系十分恶劣。

▲1948年，蒋介石与杜聿明合影

上层人物忙于争权夺利，国军的下层官兵则热衷于“劫收财产”，掠夺民脂民膏，营私舞弊，奢侈腐化，弄得东北到处乌烟瘴气，这样的军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呢？

陈诚对熊式辉、杜聿明主政东北期间，弥漫在国军上下的这种贪污怠惰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在1947年9月11日写给夫人谭祥的信中说道：“老熊在东北将近两年，一切毫无计划，毫无办法，无怪东北人民之反对。尤其贪污浪费，完全是过去军阀官僚的作风，简直无钱不要，而对人民之死活毫不顾及。如再不走，确有台湾第二（注：指二二八事件）之可能。”9月17日的另一份信中又写道：“今日得一报告，有一团长即有中国太太二人，日本太太二人，试问不贪污何以为生。”

陈诚认为要扭转东北的局面，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饬军纪，厉行反腐。他在就职伊始便严厉斥责熊式辉时期的东北是“纵兵殃民，逼民为匪，收匪为兵”，自此以后，他在东北的主要任务则是“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培养战力”。

陈诚的铁腕治军说到做到：中将田湘藩以办“兵学研究会”为名私设赌场被逮捕归案；本溪区保安司令李耀慈因临阵脱逃被处决；日俘管理处少将处长李修业利用职权勒索财物被拘捕；少将参议刘介辉靠收编伪军买空卖空，被逮解出境。

不仅如此，陈诚对有贪腐嫌疑的高级将领也不手软，71军军长陈明仁刚在守卫四平的作战中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奖章在手里还没焐热，便因贪污军粮被免了职；而在攻打南满中颇为出力的52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刘玉章也都被免了职。

▲1948年沈阳萧条的街道

陈诚在整饬纪纲的同时，还省并机构、裁汰冗员，力图刷新东北政治，这一番大刀阔斧的动作似乎也收到了某些成效，他在9月17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此间军事已渐就绪，但需有相当时间方能作战。各方面风气亦稍有向善之机，聊可以自慰耳。”

然而，在“拍屁股走人”的熊式辉看来，陈诚能取得这些成绩也没什么可夸耀的，他在《海桑集》里说：

熊式辉认为，陈诚的铁腕治理不过是仗着官大好办事，并不能使部下心服口服。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陈诚的“铁面无私”在处治了一大批贪污犯的同时，却也流于过激，得罪了很多人，特别是像他对陈明仁这样既有战功、又有作战经验的将帅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免职了事的做法，令许多将领皆觉齿冷，生怕什么时候厄运也降临到自己头上，于是都开始消极怠工、心存观望，对打仗能混则混，这显然是与陈诚“培养战力”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更何况陈诚在东北的一些举措，也确实给人打击报复、拉帮结派的印象，根本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公正”。譬如他甫一到沈阳就任，就带着亲信楚溪春，展开大范围的人事调动：杜聿明的部下，原东北保安代总司令郑洞国被剥夺了军权，挂名空头的行辕副主任，彻底靠边站；不服管教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则被调走；而新1军下辖的50师和新6军14师由于是陈诚起家的第18军的基干部队，却得到重用，孙立人走后，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新1军军长，而14师师长龙天武则升任新3军军长。

恰如郑洞国后来回忆所说：“（陈诚）野心很大，一有机会便想吞掉别人的队伍，排斥异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偏袒自己的亲信，培植个人势力，不少人既怕他，又讨厌他。”可见，陈诚的整饬内部、肃清贪污除了凭增派系纠纷之外，不会产生任何起死回生的效果，国民党的问题早已不是靠简单的抓几个人、杀几个人可以解决的了。

陈诚在9月25日给妻子的信中无奈地表示：“惟对于过去之贪污，照汇款情形看，实杀不胜杀。”

与整肃纪纲同时，陈诚开始着手强化东北国军的兵力，以期一举扭转战场颓势。他到任后将过去东北原有的9个保安军司令部和11个保安支队等地方守卫部队，扩编为新3军、新5军、新7军、新8军，将青年军207师扩编为第6军，又将王铁汉49军拉到东北，这样算上原有的8个军，国军在东北的总兵力达到14个军，55万人，比杜聿明时期的48万，还要多出7万人。

部队扩充后，陈诚感觉又有了些许信心，声称“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他迅速调整了国军的战略，变“全面防御”为“机动防御”，提出“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方针，陈诚认为只要国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在各大城市，逐步打通铁路线，那么局面仍然有翻盘的可能。

遗憾的是，林彪是不会按照陈诚写的剧本和他作战的，1947年9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果断发起“秋季攻势”，经过50余日的主动进攻，歼敌6万9000人，解放城市15座，农安至铁岭、锦州至山海关间的铁路，全部被切断，国军在东北的控制区域进一步被压缩，基本动弹不得，陈诚“机动防御”的美好期待成了泡影，“打通铁路线”的许诺更是沦为笑料，沈阳百姓还编了句顺口溜：“陈诚真能干，铁路南站通北站”。

陈诚很清楚如果再这样同林彪耗下去，不要说“恢复优势”，国军在东北可能真要全军覆没了，1948年1月1日，他调集手头所有的机动部队，一共10余个师的兵力，由沈阳、铁岭、新民三路出兵，沿辽河西岸，以100公里宽的正面向西北方向进击，试图孤注一掷，寻找林彪的主力决战。

陈诚的这个决定却给了解放军在运动战中歼敌的良机。1月3日，正当国军左翼陈林达新5军的两个师推进至新民正北的公主屯地区时，突遭东北民主联军4个主力纵队的合围，陈诚接报后，急令右翼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率新3军、新6军驰援解围，然而廖军团却行动迟缓，途中又遭解放军顽强阻击，进至距公主屯十公里的地方就再也不能挪动半步了。1月7日，新5军2万余人被全歼，军长陈林达被俘。

▲1944年，身处缅北战场的廖耀湘

新5军的全军覆没震惊了东北行辕和南京高层，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决定前往沈阳督导。而最受打击的人莫过于陈诚了，他本怀揣着“挽狂澜于既倒”的心情前往东北，过去的五个月，他又是反贪、又是扩军，雷厉风行，忙得不亦乐乎，本打算做出点成绩来好像蒋介石表功，如今却是一败再败，个人颜面扫地不说，东北的局面更是每况愈下。

紧张的工作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使陈诚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陈诚一直有胃出血的毛病，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我本有胃病宿疾，但不甚措意。三十二年（1943年）任远征军司令官时，因感责任艰巨，而处境甚为恶劣，时作剧饮，以资破闷，致酿成胃出血之症······此次北来，到沈未久，病即发作，以当前局势严重，隐忍不言，唯有尽力苦撑而已。”新5军的覆灭，使他胃疾突然加剧，竟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

1月11日，蒋介石率领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飞赴沈阳，在东北行辕主持会议，检讨公主屯战败经过。看见强撑病体的陈诚一副精神不济的样子，蒋介石不禁“倍增悲戚”（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1日），可是打了败仗总要有人负责。陈诚向蒋介石表示，新5军被歼完全是由于第九兵团廖耀湘与新6军军长李涛拥兵自重、见死不救，要负主要责任。

廖耀湘本来就对陈诚主政东北时打压异己、私植派系的做法深表不满，现在一听陈诚又想让自己当“替罪羊”，简直无法忍受，他向蒋介石声辩称他根本就没有收到过救援新5军的指示，所以不能负责。陈诚说他明明让罗卓英打电话给廖，令其就近支援的。两人于是陷入长时间的争吵。

蒋介石对高级将领间互相扯皮推诿的作风最为痛恨，而在陈诚和廖耀湘这两个嫡系部下间，他感到陈诚作为东北最高长官应负的责任更大，他在日记中写道：“行辕（指陈诚）不自念其指导无方，及军长陈林达不能固守据点之过，乃以失败责任归之于廖耀湘部驰援不力，固知廖部无过失也。”

老头子既然这么看问题，陈诚不得不低头认错，他揽下了所有罪责，表示公主屯失利确实是自己统驭无方，与其他将领无关；同时他又向蒋介石起誓，决心与沈阳城共存亡，若沈阳不保，他就以手枪自裁。

▲1948年，蒋介石、卫立煌、赵家骧研讨东北战局

陈诚这番“宣言”虽称得上慷慨激烈，实际上内心早已是万念俱灰，他发现自己在东北“立威信”的后果，直接造成了像廖耀湘这样的将领都不愿合作，现在自己的身体状况又不好，想要继续维持东北的局面怕是力不从心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直对陈诚的病情放心不下，他派名医戚寿南飞往沈阳为陈诚诊病，得到的反馈意见是陈诚需要立即住院治疗，不能够再延误。如此一来，寻找陈诚继任者的工作提上了蒋的议事日程。在陈诚的建议下，1月17日，蒋介石决定任命卫立煌为新设立的“东北剿总”总司令兼行辕副主任（不久因陈诚病假，又升任代主任），全面接管东北的军政事务。1月22日，卫立煌抵达沈阳履新。

1948年2月5日，在凌冽的寒风中，陈诚搭机飞返南京，上任伊始”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的豪言壮语，乃至要“与沈阳城共存亡”的许诺尚是音犹在耳，此时却都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陈诚回到南京后不久，即在夫人谭祥的陪同下，于2月27日入住上海江湾国防医学院接受胃部治疗。医生认为需要对陈诚动手术，但考虑到其身体过于虚弱，必须先休养半年左右恢复一定的体力，方能实施手术。于是，陈诚便搬进法租界的公寓中调养，暂且不问世事，大有赋闲归隐的意思。

由于此时的陈诚尚未卸任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辕主任职务，以一个病号身居要害岗位对国军之后的行动究属不利，3月1日和3月30日，他两次上书呈请，要求辞去一切职务，但都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蒋介石或许希望这位忠心耿耿的“左膀右臂”能够尽快恢复健康，协助他拯救濒临崩溃的“党国”。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却彻底打消了蒋的这个念头。

1948年4月初，“行宪国大”在南京召开，鉴于前线军事失利，一些代表认为陈诚作为参谋总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月12日下午，当代表们就国防部长白崇禧所作的军事报告自由发言的时候，山东代表赵庸夫慷慨陈词：“检讨目前军事，为什么会严重到这一步？其原因就是由于参谋总长陈诚的三大政策！”讲到末尾，他强烈要求政府应处决陈诚来提振士气，“抗战开始时，我们的军队还不很好，后来杀了一个韩复榘，于是军心大振；现在军事当局要明赏罚，才能收拾人心！”

▲1948年4月，宋美龄、陈布雷、白崇禧、张群等人在国大会场

赵的一席话立即得到东北代表们的响应，他们一想到陈诚丢下个烂摊子，从沈阳跑路便气不打一处来，代表张振鹭高呼：“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也演这出戏！”代表张步贤听见传闻说陈诚会前往美国动手术，大喊道：“应由大会发电给上海市政府，不要陈诚走！”

一时间，“杀陈诚，以谢国人”的声音响彻会场上空，代表们还正式递交了一份“98号提案”，要求追究陈诚“误国”的责任，这样的场面令蒋介石倍感尴尬，他不会不清楚陈诚是在替他背战败的“黑锅”，因为自内战爆发以来，许多军事上的决策都是他亲自筹划，交予陈诚执行的。为了给爱将“打圆场”，蒋下令国大秘书处加快议程，砍掉不必要的发言环节，风潮终于渐渐平息了下去。

然而慑于强大的“倒陈”声浪，蒋介石已无法再考虑短时间内让陈诚回到台前了。5月10日，陈诚第三度递交辞呈，表示：“值此戡乱正殷，军机紧张，安危所系，尤宜名不虚假，权责分明，以纾厪注，而赴事功。为此，再申前请，准予辞去本兼各职，公私俱便。”蒋介石不得以只能同意。5月13日，南京政府正式免去陈诚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以及海军总司令、中央训练团副团长等职务，参谋总长由顾祝同接任，而东北行辕在一周之后即被裁撤，业务并入东北“剿总”，这在旁人看来着实有些“过河拆桥”的感觉。

6月12日，已沦为“一介布衣”的陈诚在国防医学院接受手术，胃割去了五分之三，十二指肠溃疡亦被割除，术后康复尚属良好。国大上那些对他的诘难和声讨，陈诚也略有耳闻，虽然他很清楚老头子一定能护他周全，可一想起自己近一年来呕心沥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朝野上下竟听不到一点体谅和同情的声音，实在是意气难平。

在写给国防部次长林蔚的信中，陈诚大倒苦水：“当国家危难之际，党同伐异，自古已然，然未有如此次国大会议之甚者！发言盈庭，非至军心动摇，无可挽救不止，悲夫！”足见其对前途是极度悲观失望的。

1948年10月6日，满怀凄怆心情的陈诚携带一家老小飞往台湾，移居台北草山（即此后的阳明山）休养，远离了海峡这一头的纷纷扰扰。

三十多年在军、政两界摸爬滚打的经历，特别是近一年多来从沈阳到上海再到台北的大起大落，令陈诚对于国民党政府百病丛生、积重难返的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早在他就任东北行辕主任的时候，便在写给夫人谭祥的信中表示，假若国民党政府不能从“制度、政策着眼”，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那么“恐任何人均无办法”。

正因为仿佛洞察了世事，赴台前后的陈诚频繁流露出想要彻底告别政坛的意思。在写给林蔚信中，他说：“政治原属卑污残酷之事，······弟决心跳出政治毛屎坑。”在1948年9月7日写给夫人的信中，他又表示：“至于做官，纵身体完全康复，亦非所愿，而党官更不必言矣······”然而他真能得偿所愿吗？

正当栖居草山的陈诚憧憬着“终老林泉”之时，国民党在大陆的形势却已呈现总崩溃的征象。1948年10月上旬，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10月15日解放锦州，10月23日解放长春，11月2日解放沈阳，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土崩瓦解。11月9日，中原与华东野战军又共同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战至12月末，国军主力在徐州近郊陷入解放军重围，失败已是时间问题。

在桂系的逼迫下，内外交困的蒋介石不得不决定下野，此时的蒋已将国民党政权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海之隔的台湾岛上，选派一名信得过的人来镇守该岛，为可能到来的“大陆沦陷”作好万全的准备，便成为蒋在下野之前最重要的人事部署。这一人选自然非陈诚莫属。

▲1949年3月，陈诚在台北

1948年12月29日，一份电令被放置到了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的案头，魏道明阅后一惊，那是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的电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魏不敢怠慢，急忙将其交到陈诚手上，陈诚看到电文也一样感到惊诧和惶恐，不过魏道明再三劝陈诚不可拘泥，勉力接受，他说：“如此重大的人事调动，总统事前未征询你我二人的意见，显因政局已有重大变化。”第二天，蒋介石再发一电，催促陈诚“克日接事”。

面对大陆危殆的局势，陈诚显然意识到了蒋介石将台湾托付给他的良苦用心，尽管对国民党内的弊端有很多认识，对蒋介石的行事作风也颇有微词，甚至自己也尝尽了派系倾轧的苦头，可他对蒋不变的忠诚终于还是盖过了任何理性的考量。

1949年1月5日，陈诚正式就任台湾省主席，开始主持台湾省政。这位国民党的“能臣干吏”已被牢牢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终其一生都再下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