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信用，与北洋政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者 | Ghassan Moazzin     翻译 | Economoloch Systudy

1934年9月，德华银行（DAB）监事会主席弗朗茨•乌尔比希（Franz Urbig）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银行家们为重建在华银行业务而做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银行的前景……总体上相当有利。但战争的残酷打破了这一局面。英国关闭并清算了加尔各答、香港和新加坡的分行。日本关闭了青岛、神户和横滨的分行。北洋政府在 1917 年加入敌对阵营后，开始对仍在中国营业的分行进行清算，这种清算简直就是对银行赤裸裸的劫掠–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词了–最终，这些[分支]银行只剩下了战前拥有的一点可怜的资产。

他接着说，“战争对（银行）造成的冲击极其严重”，以至于战后无法有效恢复。在乌尔比希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该银行历史的转折点，使其从中国主要外资银行之一的地位急转直下，直至战后衰落。

德华银行在一战中的命运也为北洋政府的参战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目前，在讨论北洋政府的参战动机时，学者习惯于强调中国参战的动机是“将其视为跻身公平的国际体系的机会”，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平等一员。然而，我们将在本章中看到，更为现实的经济激励因素——比如如协约国承诺向北洋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同样在激励北洋参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章通过德国银行家的经历来说明公共财政和经济因素在中国决定加入协约国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揭示了北洋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并以此从协约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是导致其决定向同盟国列强宣战的关键因素。

1914 年，德华银行举行了庆祝了银行成立二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在德国银行家们在中国开展业务的20多年里，该银行已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国银行之一，拥有 14 家分行和代理行，雇用了123 名欧洲银行家，分行网络遍布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以及日本、印度和德国。虽然银行成立之初困难重重，但后能发展得颇为稳健，正如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述，它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迎来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张，当时银行的贸易融资业务开始从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中获益，并首次参与为清朝政府提供大额贷款的业务。1900 年后，德华银行继续成长，总资产从 1900 年的 1500 万两增长到1913 年的7600 万两。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德华银行（DAB）的在华业务以及更广泛的贸易和金融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艾格林（Alfred Eggeling）这样的银行家会如此密切地关注遥远的欧洲发生的事件。虽然德华银行面临着种种不利时局，但银行家们仍努力维持在华业务，同时也对中国可能恶化的局势采取了预防措施。首先，为了继续开展业务，银行必须寻找其他方法来保持柏林与中国各分行之间的联系，保证中德之间正常的转账往来，但随着战争的进行，这种方法变得越来越困难。银行要求当时在美国的两位董事理查德•蒂默曼（Richard Timmermann）和阿道夫•科恩（Adolf Koehn）在纽约为德华银行设立一个小型办事处。这一举措不仅使中国的银行家们能够与柏林保持联系，也让通过纽约分行汇款成为可能。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衰退和战争对银行业务的限制，在中国的各分行因而有大量的资金闲置。这些资金在中国不仅找不到业务，同时也是战争爆发后的风险。因此，这些数额巨大的资金需要绕道纽约分行汇回德国。因此，到 1917 年 9 月，德华银行在德国持有 4100 万德国马克（约 200 万英镑），约占其 1914 年底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可见，纽约分行不仅被用来维持德国与中国之间的联系，还被用来将银行的部分资产汇回柏林，以规避中国不断增加的风险。

德华银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必须继续偿付义和团赔款贷以及之前中国向德国政府和德国债券持有人提供的贷款。为了在战争爆发后继续偿付这些款项，德华银行利用北洋政府平均每天价值 6000 英镑的赔款和贷款资金，在中国市场上购买汇票和大量黄金，从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黄金买家。赔款是直接支付给德国驻华公使馆的，由德国外交官用于德国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开支以及战争目的。为了偿付德国境内的债券投资者，该银行将购买的汇票和黄金运往美国，在美国，再用这些资产的大部分购买德国马克，然后再转运回德国。这样，仅在 1915 年，就有 2000 – 2500 万德国马克（约合 976，965 英镑到 120 万英镑）被转移到德国，用于偿付债券投资者。

Keeping China Out of the War：German Bankers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China

虽然德华银行努力维持其在中国的业务并保护其资产，但它在中国的生存却取决于北洋政府是否会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在中国的德国银行家们为了应对中国可能宣战的政治风险，试图利用自己有限的金融资源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以避免中国卷入战争。由于北洋政府的公共财政仍然非常窘迫，因而对德华银行的提议表示认可。德华银行不仅延续了战前向中国政府提供财政援助的做法，在 1914 年 12 月至 1916 年 12 月间发放了价值约 400 万银元的贷款，而且还试图与其签订一份单独的、更大规模的贷款协议，条件是中国保持中立。这一机会出现在 1916 年春天，当时中国财政部长向德华银行要求 600 万银元的贷款。北京的经理海因里希•科迪斯（Heinrich Cordes）与德国公使保罗•冯•欣茨（Paul von Hintze）是利用金融手段使中国避免战争这一策略的主导者，他立即开始与中国代表展开谈判。当科迪斯提出要求北洋政府保持中立的条件时，后者同意发表声明保持中立，但贷款额度得提高到 1000 万银元。

科迪斯于是问德国财团能否提供这笔贷款，但柏林的银行家们并不乐意，因为他们认为从“纯商业角度”来看，这笔贷款并不可行。主要的障碍是，由于战争对德国资本市场的要求和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财团不相信能在德国金融市场上筹集到这样一笔资金。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由与德华银行有联系的德国财团银行自己提供贷款。然而，财团的成员银行并不愿意用自己的资金提供贷款，除非德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从财政上支持中国，并保证偿还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实际上，在柏林的德国财团成员正忙于应付欧洲战争的需求，而中国只是次要问题。事实证明，德国政府一开始并不愿意做出任何担保承诺，因为德国外交部认为中国的中立立场目前不太可能发生变化。虽然冯•欣茨支持贷款协议本身，但他也向外交部建议，由于北洋政府日益脆弱，为贷款提供政治担保并不可取。因此，至少在柏林，向北洋政府提供大额贷款的问题也就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身在北京的科迪斯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德国公使冯•欣茨的支持下，继续单独进行谈判。他认定这是保障银行在华业务的唯一办法，遂决定亲自出马。1916 年 8 月，科迪斯向柏林的德华银行通报说，他已向北洋政府预付了 300 万银元，为期 6 个月，并最终将预付款增加到1000万银元。剩下的 700 万银元将由德华银行提供，对价于 1916 年 9 月至 1917 年 6 月期间北洋政府应向德华银行支付的义和团赔偿金和天津-浦口贷款的等值德国马克。这实际上意味着将由德华银行在贷款到期时向德国债券投资者和德国政府代为支付这些款项，而每笔款项都将以预付款的形式先支付给北洋政府。科迪斯认为，这些预付款是“维持我们在中国整个地位的唯一可行保证”。

柏林总部的乌尔比希对科迪斯的单独行动非常吃惊，因为他坚持认为这种贷款交易主要是政治性的。不过，他还是再次与德国政府就贷款担保问题进行了谈判。最终，财团银行放弃了由政府为科迪斯已经发放的 300 万银元预付款提供担保的要求，只为其余的700 万银元提供担保。冯•欣茨报告说，同盟国也试图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条件是中国必须对德国在华商界提供便利，所以，德国外交部赞成德国政府为这笔贷款提供担保，而德国政府最终也同意了。乌尔比希立即将此消息通知了科迪斯，后者于 1916 年 12 月与北洋政府签订了总额 1000 万银元的预付款协议。

但是，贷款协议虽然达成了，却为时已晚。最重要的是，银行家们没能得到中国保持中立的任何保证。科迪斯后来透露，北洋政府曾一度愿意向德国政府出具一份保证中立的书面保证，但最终，这样的保证并没有签署。这说明，即便北洋政府确曾认真考虑过这一保证，但在贷款达成时，这种意愿已经没有了。因此，德国银行家现在仅存的希望，就是这些预付款能够促使北洋政府不至于与德国断交或对德宣战。然而，协约国提供的贷款远远超出了德国银行家的能力。德国银行家好不容易才提供了 1000 万银元的预付款，用于抵偿义和团赔款和天津-浦口借款中德国应得的部分，而协约国却向中国承诺，如果中国与德国断交，他们应得的义和团赔款可以全部推迟到战争结束后再支付。要知道，这些协约国应得的赔款份额远远超过了同盟国列强的份额，而且断交还意味着中国将停止向支付他们赔款。此外，到 1916 年底，北洋政府开始向美国寻求资金，还与芝加哥大陆商业银行（the Continent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cago）签订了 500 万美元的贷款合同。1 月，日本政府向也中国提供了 1000 万银元的贷款。协约国承诺，如果中国站在他们一边参战，将进一步提供“全面的财政支持”，美国承诺将提供 2 亿美元贷款。因此，在 1917 年初的几个月，协约国的财政支持能力显然比德国强大得多。

战争开始后，德华银行等洋行受到欧洲政治事件的影响，中国的条约口岸也受到冲击。除了对商业的负面影响，战争的爆发还导致在华外国银行之间的合作解体，这种合作不仅对北洋政府的贷款极其重要，对条约口岸银行业的运作也十分关键。战争爆发后，协约国银行骤然停止了与德华银行签订的货币买卖协议，德国的银行家们第一次体会到了这中新情况给德华银行的业务所带来的困境。1916 年，德华银行进一步被排除在在华外资银行之外，他们制定危机期间协助中国银行的计划时，德华银行被拒绝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外国银行家协会的相关会议，最终，外资银行家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外国银行协会，但德国银行被拒之门外。这些新出现的复杂情况在中国贷款财团中也有所体现，因为战争结束了 1914 年前所谓的“国际融资”，即外国银行合作向中国提供贷款的模式。虽然曾向中国提供“善后大借款”的五国财团成员在形式上仍受财团协议约束，分担北洋政府的所有贷款，但由于德国人现在成了其他[协约国]财团成员的敌人，加之欧洲因为战争资金匮乏，导致原来的欧洲财团在战争期间基本上已名存实亡。美国，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贷款趁机填补了这一缺口，因为日本在战争期间垄断了北洋政府的融资来源。

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和通商口岸国际化氛围的终结，让位于日趋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像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查尔斯•艾迪斯（Charles Addis）这样支持跨国合作的人，起初还希望德国和英国银行家之间的合作能在敌对状态结束后恢复，但很快，这种期望就被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声音和反德情绪所取代。跨越国界的长期个人友谊，如希利尔和科迪斯之间建立的友谊，现在也成了被审查和批评的对象。德华银行副经理阿尔弗雷德•埃格林（Alfred Eggeling）是战前全球化的支持者，但现在却不得不站在了对立面。艾格林的家族原籍德国，但艾格林是英国公民，出生于爱丁堡，是爱丁堡大学梵文教授汉斯•尤利乌斯•埃格林之子。埃格林在苏格兰完成学业后，先是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几家企业工作，然后来到了青岛，最终加入了德华银行。战前，艾格林在中国的英国、德国社区中都很受欢迎。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起初，英国驻华公使约翰•乔丹（John Jordan）试图劝说艾格林离开德华银行，但未能如愿，艾格林被打上了叛国者的标签，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称，虽然自己为德华银行工作，但和其他人一样是都是“优秀的英国人”。也有人从正面看待这种气氛的影响。德国外交官对德国企业（由于战争）现在完全依赖德华银行表示欢迎，并希望这种情况能在战后能继续下去。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协约国一方也很普遍，像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莫里森（George E. Morrison）这样的人，长期以来一直对德国在中国的商业和金融发展以及英德合作持怀疑态度，他们将战争视为消除德国在华存在的机会。

国际地位等其他因素固然是北洋政府决定参加一战的重要原因，但同时，因为与德国断交并对德宣战而获得的财政支持，对中国参战的激励作用远比以前认为的要大得多。段祺瑞是一位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军阀， 1916 年袁世凯去世后，他曾多次担任总理等职。由于认识到中国财政问题的严重性，他在 1917 年初就开始计划如何利用从协约国获得的资金。据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后来回忆，段祺瑞[对此]曾解释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财政问题。我们只有参战，（协约国）才会向我们提供财政援助。惟如此，政府方可运转无虞。” 他似乎还对张国淦的建议持开放态度，即协约国的财政援助和’停止支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赔款’所获得的资金可用于现代化项目，比如货币改革。虽然埃格林后来声称，科迪斯的财政援助帮助中国在 1917 年前避免了战争，但最终科迪斯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德国银行家财力有限，而柏林的董事和德国政府为中国提供和批准更多财政援助的意愿也有限，因此他们难以与财力更雄厚的美、日竞争和阻止中国参战。

3 月初，德国公使冯•欣茨（Von Hintze）做了最后的努力，表示愿意直接向段祺瑞提供 100 万美元资金，以延缓中德断交的可能。对此，段祺瑞 “笑着回答说，你这个报价已经被[别国的]出价超过了”。

第二天，段与日本签订了一份价值 4000 万美元的兵工厂建设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