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及东北沦陷后国人的反应

东北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自清代初年开始，一直受到清廷的保护，明令禁止汉人进入。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东北是一片神秘而未知的区域。直至清朝末年，随着关内民众大规模“闯关东”，人们才对东北有了一定的了解。甲午战后，由于中国的战败，激发了国人对没落王朝的愤恨之情。国内掀起了接连不断的反清斗争，“排满革命”成为当时最具号召力的革命口号[1]。在“排满革命”中，东北也受牵连，不幸被部分带有狭隘民族观念[2]的革命者认作是“化外之地”。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后，东北作为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最终服从中央统一领导，中国由此完成形式上的统一。这期间，国人对东北已有一定的认知，但仍然有限，而九一八事变，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国人对东北的态度，因此可以视为国人对东北认知转变的分水岭。

对于某一地域的认识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相关成果不断问世。不过国人对于东北认知的演变过程，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有所论及者主要集中在个人和东北之间的关系上[3]。

笔者主要以民国报刊等为线索，在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东北沦陷的反应做一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国人如何认知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提供另一种视角。

此后仅三月有余，东北全境陷于日本之手，而东北的丧失使得中国少了一片肥沃的土地。因此，面对东北的丢失，国人感叹道：“今日之东北，中国之东北乎？日本人之东北乎？于此七万四千万里脱辐之际，三千万同胞弥留之时，吾人将如何以解答斯问乎？如曰，日本人之东北也，则试问何时划入倭岛版图而为其所有也？如曰，中国人之东北也，奈何土地任人盘据，人民任人鱼肉，财赋任人取携而不与之争？”[4]很多文人志士以诗歌的方式哀叹东北的丢失，一时间《哀东北》的词作在国内报刊上随处可见，其中较为著名者有谢玉良的《哀东北》二首：

（一）

白山下，黑水头。

河山色改为何由？

一去势难返，此恨空悠悠！

国土非完整，唇亡齿亦忧。

强盗遽来原有故，误国还因为自谋！

外患如斯，回首中原，尚说什么忧咎！

啾啾！啾啾！白山黑水非吾有，君知否？

（二）

白山下，黑水边。

男儿报国要争先！

莫说家无钱，贫士还卖剑！

英雄有壮志，岂为儿女牵？

迁！迁！无端东北起烽烟！

愿我好同胞，勿作亡国贱！

不绝如一缕，危难在当前！

翩翩！翩翩！勇往直前！

愿掷十万头颅，不可失河山一片！[5]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迅速陷落，国人对此强烈不满，对国民政府的指责也不绝于耳。“九一八以来，全国国民，深尤巨痛须臾不能或忘之一念，曰：我东三省三千万同胞，竟成俘虏！生命财产思想言论一切丧失自由，而国家不能立时拯而出之！凡自觉为中国民族一分子者，诚无不肝胆摧裂，寝食不安者也。”[6]此外，部分国人也把矛头对准蒋介石个人。1931年9月22日，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在中央大学开会，蒋介石前往演说，其间有一人稍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7]

在沦陷后的东北，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东北各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武装团体，这些团体名目繁多，如“民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民众自卫军”“民众抗日救国军”“民众自卫义勇军”“山林反日游击队”等。这些抗日团体大多由民众临时组成，其中也有不甘投降日军的东北军官兵。除此之外，全国各地高中以上学生，见东北逐渐全境沦陷，以及政府对日外交的软弱，纷纷涌进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其要求主要有三点：首先，对日宣战；其次，退出国际联盟；再次，对内和平统一。而上海学生的意见则更为具体，他们要求：第一，请政府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第二，请政府撤办外交部长王正廷；第三，请政府令张学良迅速出兵恢复所失各地将功赎罪；第四，请政府即发各大学学生枪械使全国学生武装起来；第五，请政府厉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8]国难当头，各地学生向国府请愿之心急切而又高涨，如1931年12月，北平和济南的请愿学生达五千之众，出发时，因为当地铁路局不肯备车，学生们一致坚持，非达目的不止。他们露宿严冬野外，持续三夜仍不退让，结果竟得如愿而行。因为请愿学生众多，“上海和南京的交通，曾被一时遮断” ^[9]。更有甚者，部分情绪激动的学生奔赴外交部示威，殴打外交部长王正廷，捣毁外交部器具，造成部分官员受伤。

“九一八”事变当晚，被日军炮火摧毁的中国军队营房

面对国土沦丧，国民政府的上层人士也是哀声一片。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在1931年9月19日的日记云：“及占领沈阳之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据张汉卿来电，称为不抵抗主义……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10]而蒋介石在9月20日的日记中更加痛切地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11]

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曾指出，中国人向来以农业为主，所以要求中国人可以移殖之地，其地必    须适合农业的发展。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都是由北向南，从中原区开始，扬子区以及沿海区均已开发，惟有东北方面开垦仅到辽河下游与辽东半岛，而较北的地方，即松辽平原大部分，历来为东北各少数民族所居，他们以游牧渔猎为主，因而此地未经多少开垦，且生产各条件优越。翁文灏建议中国方面应该认识到东北平原是我们农业民族唯一最好的出路，万不可轻易的放弃。[13]

1931年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即接到张学良报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电文，留守南京的国民党政要深感事态重大，遂于当晚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临时会议。会议由戴季陶主持，商议应变之策。会议在听取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必要的应变措施后作出三项决定：第一，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提出严重抗议；第二，电令施肇基向国联申诉；第三，请蒋介石速回南京。蒋介石当时正在南昌，听闻东北战事，于9月21日火速返回南京，随即召开会议，商讨对日的具体方针策略。蒋介石主张以九一八事变为口实，向国联提出申诉，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正如他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17]

较之于政府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当时民众普遍主张武力解决，并对政府寄希望于国联深表不满。有人认为：

历来中国当局之自欺行为，即为丧权失地之最大原因。夫日人之谋夺我东北，为明治以来既定之策略。日本当局三十年来，无时不殚思竭虑，一贯不易。反观我国，对于日本经营满铁，开府关东，卧榻之侧，竟容他人酣睡，而政府当局犹以为主权无恙焉；二十一条款之迫订，侵入膏肓，政府当局犹以为土地未失焉：已属自欺之甚。驯至日攻沈阳，连袭三省之地，政府当局犹以为国联可恃，不必与攻，其自欺误国，可谓至今犹昔，一贯不易。彼暴日政府之一贯欺我，与我中国政府之一贯自欺，遥遥相对，如数学上之正负相乘。时至今日，尚有以为东北未入日本版图，犹冀以外交手腕于罇俎间取还失地者，抑何昧也！[18]

中国战略情报专家阎宝航认为：“日人此次以枪炮夺我东三省，我惟有以枪炮才能再夺回东三省，其他一切，都是废话，国际联盟固无能助我，世界各国，亦各自为计，惟在吾人自己努力如何耳。” [19]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国内舆论更是对政府的求和行为口诛笔伐，对日主战成为当时民众的主流意识，《出兵收复东北失地》的作者仁信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北是中国的东北，东北问题的解决，只是中国自身的事业，中国不要东北，那就罢了，如果还要东北，除了派军出关，以武力收复失地之外，另外实别无办法……”[20]

不过，国人的主战言论最终没能促成政府对日用兵，但国人从中还是总结出日后应对此类事件的对策。如倪文宙在《对东北事件应有之觉悟及其对策》一文中列出六点内容，如下：

第一：应觉悟立国之根本，端在经济生活之自存自足。满藏事件之起因，以中日两方经济冲突为主要点，则抗日之道，端在经济。第二：中日问题决非暂时的屈弱的外交所能根本解决，即所谓软性外交与硬性外交间应有明白的扶择。第三：国家生命的复兴，根本须要国家政治的复兴，因此当喊出救国的口号之时，须检讨我国眼前的内政国防种种现状。第四：应明确认清民族生存的真义不惜为玉碎之奋斗，无所谓于世界大战与夫国民生活之破产。第五：要求公开的外交以使民众明瞭真相，而有所遵从或监事。第六：应知民众的能力——知识的能力，经济的能力，武力的能力——一切为他人剥夺己尽时，便难有爱国救国的可能。[21]

由是观之，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及东北沦陷惨痛的经验教训，国人已然有了深刻的反思。自此以后，面对日本的不断侵略，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直至1945年日本最终战败，东北得以重归祖国怀抱。

1931年9月19日，日军侵占沈阳市政公所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人由于不甘做亡国奴，纷纷逃往关内。失去故土的东北人来到关内本应得到国人的同情与支持，然而竟有人把东北人当作“亡省奴”对待。

东北著名文人萧军在流亡上海后创作的小说《樱花》中，写到上海市民对来自东北流亡者的轻蔑：

“此地格姑娘交关多！——侬从啥地方来格？”

“东三省……”

“东三省阿是把勒东洋人抢去格地方？侬就是东三省人？阿曾吃着过东洋人格生活？”

爸爸蒙到了侮辱了！他第一次蒙到了同胞的侮辱。他解释着：

“我，也是中国人，是生在东三省的……”[23]

祖籍辽宁海城的吕正操将军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被国人侮辱的相关描述：

我是一九三六年十月，被张学良调到西安去的。

……我到南京后，和一个横行霸道的国民党特务发生冲突，打伤了他，国民党的报纸，用大字标题登着“东北军军阀吕正操行凶打人”。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我回部队……

当时我和宋黎同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一间屋子里，刘澜波经常来，我们一起谈起一九三四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往事，特别回忆起中秋节时与国民党反动师长们发生冲突的情景。蒋介石讲“安内攘外”时，我们就唱反调，说“外攘内安”。蒋介石的嫡系师长骂我们是“亡省奴”，我们就和他们打起来，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最后迫使陈诚出面向我们道歉。[24]

生活在东三省的东北人，流亡到关内后被部分国人轻蔑地称之为“亡省奴”，无论如何都让人寒心。至于为何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部分国人的潜意识里依旧存有一定的“排满”思想。章太炎曾指出：“虽然，民族主义，自大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25]所以九一八事变后部分国人妄图放弃东北，称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为“亡省奴”，这与前人的“排满”思想有一定关系。此种论调显然是不合情理且必须予以否定。诚然，有清一代二百余年，东北一直被清政府视为禁区，并严加保护，但到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情况与之前已有很大不同，正如1932年4月15日，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在致国联调查团的电文中着重指出：“查自满洲人民与我汉族混合三百年来，居处相安无事，政治、文化、习俗、语言、宗教莫不相同。”[26]

第二，国人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的不抵抗表示不满。受当时历史环境、信息获得以及认知水平所困，少数国人轻易地把东北沦陷归结到东北人与东北军身上。例如马君武曾赋诗《哀沈阳》一首嘲讽张学良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27]而且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到东北沦陷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内舆论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声讨一直不绝于耳，进而部分国人歧视东北人。

不过，以上不和谐的声音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同样值得深思。东北的沦陷，国内缘何有此论调，显然这与国人对东北的认知程度不高有着密切关系。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东北疆土的丢失，国人才开始重视这片土地。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致使东北丧失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由此清廷开始警醒，部分官员主张向东北移民，全力保护这片土地。不过，随着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清廷的腐败暴露无遗，国人开始寻求推翻清王朝的道路。由于清末正值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之际，出于时代的局限，部分革命党人主张在清王朝覆灭后放弃东北。如1907年7—8月间，章太炎致肃亲王善耆的信中曾有如下“建议”：

渝关以东，王家故国，积方圆五百万里，视英德日本诸国且二三倍，雄略之主，足以回旋，昔人所谓划玉斧标铜柱者，仆辈常矢此志未尝渝也，若其淹滞神州，不以东归为乐，八旗诸姓，独同视为国民……复辽东之故国，外兼蒙古，得千四百万方里，其幅员等于中国本部，然后分置郡县，务农开矿，使朔漠不毛之地，化为上腴，地小则人材不忧其乏，势分则民族不忧其讧，其贤于兼治中国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军实，南与中国，东与日本为唇齿之同盟，谁复能睥睨东亚耶……[29]

由此信可以看出，章太炎当时并未将东北当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把东北当成“满洲人的领土”。可见，清朝末年部分国人把对朝廷的仇恨与清王朝的发祥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思想在当时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人对于东北的态度为之一变，东北重新被国人接纳。诸如先前主张放弃东北的章太炎被袁世凯委任为东北筹边使，远赴长春实地开发东北。不过，随着张作霖1916年成为东北的实际主人，东北受地理上的阻隔及奉军的保护，成为一个疏离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堡垒”，加之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政府权威的衰弱，东北更像是一个独立王国。[30]因此在国人眼中，东北仍被看作是一个偏僻的、未开化的边疆地区。

日军骑兵侵入齐齐哈尔火车站

从近代以来国人对东北的认知变迁可以看出，国人对东北并不十分了解，尽管中华民国建立后，国人对东北已有新的认识，但远没有真正认知这片土地。如蒋介石在1932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翁[31]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东三省几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国铁矿，为倭寇所有权，约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32]

在国人对东北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日本却对东北关注有加。正如潘仰尧在《从辽宁到日本》一书中所言：“日本国民，上自政府，下至农人，无一不知满洲，无一不羡满洲，即无时无刻不以满洲为目的物,各学校中地理教材，以满洲占重要位置，各地方演讲会中，多以满蒙为重要资料，各人办公桌上，必有一满洲地图……”[33]对此，苏甲荣在《国难中国人对东北应有之认识》一文中感叹道：“夫满蒙者，我国东北之领土也，奈何以主人翁之中华国民，反熟视无睹，懵然无知！又安得土地不为他人囊中物！同胞不为他人俎上肉乎！” [34]

从国人对于东北沦陷的不同反应中可以看出，民国伊始至九一八事变前，国人对于东北已有新的认识，但这片土地依旧相对陌生。另一方面，这20年亦是国人对东北“国土认同”逐步加深的时期。东北沦陷后，国内学界开始着重研究东北问题，一时间“东北学”成为显学，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此后，随着东北地位的日趋重要，国人对东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