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的贵族支持者与同路人

作者：陆大鹏

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 · 爱德华是魏玛共和国的死敌。支持“领事组织”之类的右翼恐怖分子，只是公爵大人的“事业”之一。他还是高级贵族和上流社会当中最早支持纳粹党的人之一。

1922年10月14至15日，公爵在科堡举办了一次“德意志之日”集会活动，希望把形形色色的右翼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共和国和共产党。此时的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知名度还不高，他们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慕尼黑向外扩张。这也是冲锋队第一次大规模公开活动，有数百名冲锋队员参加。这次活动中的出席者总共有4000多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地举行了自己的游行示威，在科堡城与右翼势力发生斗殴，演化成双方都有600多人的混战，据说就连希特勒也参加了斗殴。当晚，在科堡的宫廷啤酒馆，卡尔 · 爱德华和其他一些权贵聆听了希特勒的演讲。这是希特勒与公爵的友谊的开端。后来希特勒把1922年科堡的“德意志之日”视为“斗争年代”的一大里程碑。参照同样发生在1922年10月的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希特勒把科堡的那次行动称为“进军科堡”。他还专门设立了“科堡荣誉奖章”（Koburger Ehrenzeichen），授予曾参加过1922年“德意志之日”活动的“老战士”。在公爵大人的极力促成下，科堡成为德国第一个由纳粹党人控制市议会的城市。[2]希特勒上台之后，卡尔 · 爱德华继续为他效力，比如借助自己与英国王室和上层社会的联系，拉拢英国，推动英国的绥靖政策，等等。

科堡荣誉奖章

而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已经出于各种理由提携、帮助和支持纳粹运动的德国贵族，远远不止卡尔 · 爱德华一人。

1、与希特勒握手的理由

19世纪末，德意志贵族面临两大挑战：民族主义和现代民主。这两方面对贵族来讲都是陌生的。贵族本身是高度国际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他们是一种威胁；而民主似乎是更大的威胁，民主主义要掀翻旧的等级制社会，剥夺贵族的特权与地位。两害相权取其轻，很多贵族选择了民族主义。在这条道路上，有的人越走越远，最终投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党的怀抱。

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奇耻大辱、战后遭到协议国《凡尔赛和约》的羞辱和压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引起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这一切都是德国广大民众越来越右倾并最终投票给希特勒的深层次原因。许多贵族也有类似经历，尤其是北德和东部的大量小贵族陷入贫困，心理落差极大，更加容易激进化。

畏惧和敌视共产主义，是贵族倒向纳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畏惧并非无中生有。1917年12月，新生的苏俄政权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停战谈判时，苏俄代表团团长阿道夫 · 阿布拉莫维奇 · 越飞（Adolph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坦然告诉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奥托卡 · 切尔宁伯爵（Ottokar Czernin，1872—1932）：“我们希望在你们国家也发动革命。”[1]托洛茨基则把苏俄共产党的世界革命理想和对德国的图谋表达得很清楚：“从莫斯科到半亚洲的俄国，我们将拓展欧洲革命。这将引领我们走向一场世界革命。记住德国的千百万小资产阶级，他们在等待复仇的时刻。他们是我们的后备军。我们的骑兵将和这支后备军一起，进军莱茵河，以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形式前进。”1919年柏林的共产党“斯巴达克团”起义和慕尼黑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及1920年春季鲁尔区工人组成的红军的起义（最后被自由团镇压，1000多名红军战士被屠杀），也让德国贵族心有余悸。虽然苏联1924年之后以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世界革命”路线，并且苏联和德国这两个同样被“西方”排斥的国家同病相怜，有过一些合作，然而对于德国大部分保守派和右翼人士来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之敌。这让很多原本对纳粹并不是很感兴趣的贵族也都倒向了纳粹。

君主主义不成气候，贵族根本无法寄希望于霍亨索伦皇室复辟来解决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向西方列强复仇、重建军队、改善经济），于是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领袖。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后的一连串成功事迹，再加上他给了意大利贵族和君主制一个新的地位，让很多德国贵族对他颇为欣赏。前文讲过，萨克森-科堡_哥达公爵卡尔 · 爱德华就特别希望能把墨索里尼的成功经验搬到德国。很多贵族对墨索里尼的欣赏，为他们支持希特勒做了铺垫。

有些贵族担心“民族社会主义”里的“社会主义”并非仅仅说着玩玩而已，害怕纳粹党真的是“社会主义”，要剥夺私有财产。希特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纳粹党绝不会剥夺贵族地主的土地，而是要赢得地主和知识阶层的支持。“从皇子到最后一个无产阶级分子”，全体德国人都要团结起来“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就让很多原本对纳粹抱有疑虑的贵族放宽了心。

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贵族走上纳粹道路的动机主要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性的。但物质方面的理性考量也很重要。纳粹政府的上台给贵族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这些利益体现在：政府对农业和大地主的支持和扶助；通过对外扩张—尤其是在东欧的扩张和殖民，就像新一轮的条顿骑士团东扩，地主有希望获得更多土地和财产；纳粹重整军备和扩军，让魏玛时期的“十万国防军”大幅膨胀，有了更多军职提供给贵族；犹太人被从政府机关清除出去，留下的空缺给贵族提供了很多职业机遇。这些对需要自己打拼天地、较贫穷的年轻贵族来说，都是天赐良机。

纳粹党的一些意识形态，比如高贵的日耳曼血统的理念和反犹主义，对许多右翼贵族来说也相当悦耳。不少种族主义理论家属于贵族，如马克斯 · 冯 · 格鲁伯（Max von Gruber，1853—1927），他是种族优生学的创始人之一。纳粹党的“血与土”（Blut und Boden）浪漫传说对于贵族地主非常具有吸引力。根据纳粹的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民族的生存需要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这种意识形态理论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这让很多憎恶现代城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沉溺于乡村“美好往昔”的贵族十分开心。强烈的反犹主义也让很多贵族比较容易接受纳粹。

所以不少贵族热情洋溢地支持纳粹党，并相信纳粹党是让德国“再次伟大”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唯一希望，纳粹党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壁垒。

也有很多贵族不是纳粹党的支持者，但希望能够控制和利用纳粹党。比如帮助希特勒当上总理的保守派政治家弗朗茨 · 冯 · 巴本在希特勒内阁里就安排了足够多的保守派，企图形成多数优势以控制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之初的第一届政府内阁只有两个部长是纳粹党人*，倒是有多位贵族**与保守派。部长们绝大多数是巴本的朋友，并且巴本与兴登堡总统关系不错，所以巴本自信能够轻松把希特勒与纳粹党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傲慢地说，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用的”，“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能把希特勒挤压到角落里，让他嗷嗷叫”。当然，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的手腕比巴本那样的贵族政治家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2、1933年之前：纳粹崛起道路上的贵族提携者

在纳粹党发展的前期，很多贵族和名流用自己的沙龙和社交圈子帮助纳粹党打通人脉，进入上流社会，结交金主和政治盟友，拉拢文化界与思想界名人，或者慷慨解囊，为党提供活动经费。在纳粹党掌权很久之前，希特勒在上流社交场所亲吻贵妇的手的形象就很有名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艾尔莎 · 布鲁克曼（Elsa Bruckmann，1865—1946）的沙龙。她是一位家系古老的侯爵的女儿，血统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的贵族。布鲁克曼嫁给了著名出版家胡戈 · 布鲁克曼，她从1899年开始在慕尼黑开办沙龙，一直持续到1941年。许多显赫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工业家都是她的座上宾，包括诗人里尔克、胡戈 · 冯 · 霍夫曼斯塔尔与斯特凡 · 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文豪托马斯 · 曼，也包括英裔德籍的休斯顿 · 斯图尔特 · 张伯伦这样的种族主义理论家（希特勒对他十分推崇）。布鲁克曼的第一次沙龙活动就是请张伯伦来朗读他的反犹“名著”《19世纪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20年，布鲁克曼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就对他五体投地，从此开始大力赞助和支持他。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坐牢，布鲁克曼去探监：“……希特勒向我走来，他朴实、自然、极有骑士风度、目光炯炯有神！”希特勒出狱之后立刻去拜访布鲁克曼。从此鲁道夫 · 赫斯、阿尔弗雷德 · 罗森堡、巴尔杜尔 · 冯 · 席拉赫等纳粹高层人士成为布鲁克曼沙龙的常客。她还帮助纳粹党与精英阶层建立了联系，比如她撮合希特勒与工业巨头埃米尔 · 基尔多夫（Emil Kirdorf，1847—1938）谈妥了德国工业界为纳粹党提供经济支持的协议，基尔多夫慷慨解囊，捐赠10万马克，帮助纳粹党渡过了早期的一些财政难关。[1]布鲁克曼于1932年才加入纳粹党，但希特勒指示将她的党龄从1925年算起，因为她在那一年就申请加入纳粹党，不过当时希特勒认为她在党外比在党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维多利亚 · 冯 · 蒂尔克森（Viktoria von Dirksen，1874—1946）是柏林版的布鲁克曼，她的沙龙是纳粹党与贵族结识和交往的最重要场所。她出身于小贵族家庭，第二次婚姻嫁给一位比她大20多岁的外交官和政治家。蒂尔克森在位于柏林玛格丽特大街的豪华宫殿内组织沙龙、晚宴和茶话会，她家在1918年之前就是波茨坦和柏林上流社会的重要活动场所。

魏玛共和国时期，很多贵族、旧精英和敌视共和国体制的右翼人士又聚集在她的沙龙。客人包括兴登堡总统及其子奥斯卡、皇储威廉夫妇、皇子奥古斯特 · 威廉和埃特尔 · 弗里德里希、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库尔特 · 冯 · 施莱歇尔将军、曾任总理的布吕宁、意大利大使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等。

蒂尔克森从1923年起开始支持希特勒，20年代末又把自己的沙龙提供给纳粹党，帮助纳粹与上流社会牵线搭桥，对纳粹党的贡献极大。她的沙龙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交中心”。比如1931年11月的一次沙龙聚会可谓“高朋满座”，与会者包括戈林、戈培尔、玛丽 · 阿德尔海德 · 利珀侯爵小姐（Marie Adelheid Prinzessin zur Lippe，1930年加入纳粹党）、维克多 · 祖 · 维德公子（Viktor Prinz zu Wied，纳粹时期曾任德国驻瑞典大使）及夫人、《德国贵族报》社论作者瓦尔特_埃伯哈特 · 冯 · 梅德姆男爵（Walther Eberhard Frhr. v. Medem）、奥古斯特 · 威廉皇子、银行家奥古斯特 · 冯 · 德 · 海特男爵（August Frhr. v. d. Heydt）和威廉二世的全权代表利奥波德 · 冯 · 克莱斯特。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在蒂尔克森沙龙与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和其他贵族促膝长谈。纳粹“忠粉”奥古斯特 · 威廉皇子身穿冲锋队的褐色制服参加蒂尔克森的沙龙。据说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就是在这里成为希特勒的信徒的。用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话说，蒂尔克森沙龙把贵族与纳粹这两个原本没有交集的世界连接在了一起。[1]戈培尔对蒂尔克森的评价是：“了不起的女士，我对她非常尊重。”戈培尔称自己有一次发高烧，蒂尔克森“如母亲般无微不至地照料我”。戈培尔结婚时只请了18位客人，其中就有蒂尔克森。蒂尔克森还利用自己与兴登堡的交情，劝说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戈培尔在1933年1月22日，也就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不到一周前，写道：“蒂尔克森夫人在全力工作。”[2]纳粹党高层甚至有人赞誉蒂尔克森为“革命之母”。

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 · 戈林（Carin Göring，1888—1931）出身德国-瑞典贵族，是男爵小姐。她和她的贵族亲戚也是纳粹党羽翼未丰时期的重要推动者。1931年8月，在戈林夫妇家的沙龙，希特勒向一群贵族和精英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听众包括利奥波德 · 冯 · 克莱斯特、银行家亚尔马 · 沙赫特（后在希特勒政府担任央行行长和经济部长）和威廉二世的亲信、海军将领和警官马格努斯 · 冯 · 莱韦措（Magnus von Levetzow，1871—1939）。这群贵族和精英听完演讲大受震撼，结束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威廉二世皇帝退位之后娶的第二任妻子罗伊斯侯爵小姐赫米内（Hermine, Prinzessin Reuß ältere Linie）虽然和丈夫一起在荷兰过流亡生活，但与德国境内的君主主义和右翼圈子有密切联系。她赞助这些组织，并寄希望于赫尔曼 · 戈林，期待他能帮助复辟帝制。1931年11月，在蒂勒_温克勒（Tiele_Winckler）男爵夫人的沙龙，“皇后”赫米内和其他一些贵族聆听了希特勒长达数小时滔滔不绝的演讲。他手舞足蹈地宣称自己要把“十一月罪人”—极右派用这个词辱骂1918年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和后来的魏玛共和国左派领导人，全都公开绞死。皇帝的妻子听得心潮澎湃，对希特勒“十分认可，尤其是他那优雅而刚正的面部表情、英俊的眼睛和真诚的表情”。1931年和1932年，赫米内安排戈林到荷兰拜访皇帝。她对希特勒的上台也十分欢迎。

退位之后的威廉二世与妻子赫米内（Oscar Tellgmann摄，1933年）

对柏林上流社会非常熟悉的专栏作家贝拉 · 弗洛姆（Bella Fromm，1890—1972）在日记里敏锐地捕捉到了上流社会的逐渐纳粹化。沃尔夫 · 海因里希 · 冯 · 海尔多夫伯爵（Wolf 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1896—1944）*和奥古斯特 · 威廉皇子这样的大贵族身穿冲锋队制服在沙龙谈笑风生，越来越多的老贵族开始展示和炫耀自己的纳粹身份。弗洛姆在1932年写道：“看到这么多老贵族成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新朋友，真让人沮丧。”“精英阶层把匪徒恶棍当作英雄来膜拜，把残忍暴行视为壮举。形形色色的破落户出于怨恨和绝望而结盟。”汉娜 · 阿伦特这句话描写的是德雷福斯案件*时期的法国上流社会，但拿来形容纳粹时期的德国上流社会，也很贴切。

3、德国皇子的纳粹生涯

如今美国总统大选时，候选人常常拉上各个领域的名人，包括影星、歌星，为自己摇旗呐喊。这种做法一点都不新鲜，90年前另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主”选举中，阿道夫 · 希特勒乘飞机在德国各地赶场拉票时，身边也有一位重量级名人，唾沫飞溅地为希特勒鼓吹。之所以说重量级，因为他是正儿八经的皇子。

此人就是德意志皇子、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 · 威廉（August Wilhelm Prinz von Preußen，1887—1949），威廉二世皇帝的第四子，昵称“奥威”（Auwi）。生在帝王家，即便上面有三个哥哥，自己不大可能继承皇位；即便1918年废除帝制，他也应当过着优哉游哉的有闲生活，怎么成了希特勒的竞选助手了呢？会不会太掉身价？

从头说起。奥古斯特贵为皇子，在波茨坦的皇宫长大，衣食无忧，后在波恩、柏林、斯特拉斯堡等地求学，在特殊照顾之下仅用了六个学期就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不过他的博士论文有人捉刀代笔。他的博士论文导师、著名的经济学家古斯塔夫 · 施莫勒尔（Gustav Schmoller，1838—1917）教授因为此次“功勋”被提升为贵族，那位代笔者也获得勋章的嘉奖。

1908年，奥古斯特与亲戚石勒苏益格_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女儿亚历山德拉 · 维多利亚喜结连理，1912年得了个儿子，取名“亚历山大”。这对小夫妻在波茨坦的宅邸成为艺术家和学者聚会的沙龙，可谓高朋满座。

然而幸福家庭生活的表象之下其实暗流涌动。奥古斯特有个发小，是普鲁士军事贵族世家子弟，奥古斯特 · 冯 · 马肯森元帅的儿子汉斯 · 格奥尔格。汉斯年纪比皇子小六岁，担任他的贴身副官。皇子和年轻的副官朝夕相伴，竟然情意眷眷，想要与妻子离婚，与汉斯长相厮守。奥古斯特的父亲，也就是德皇，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不准儿子离婚。但从此奥古斯特和亚历山德拉也只是徒具婚姻形式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古斯特虽然从军，但主要是在后方坐办公室。1917年，他在东欧接触到了犹太人，“每天坐在犹太人学校的对面，透过窗户听到这群乌合之众的疯狂呼号叫嚷”，于是他“对这些野兽的仇恨”“更加强烈”。

最后让皇子摆脱婚姻生活的，竟然是德国的战败、帝制的灭亡。纵使皇子万般敌视魏玛共和国，共和国毕竟有一个好，那就是允许他离婚。然而好基友汉斯不肯出柜，并且已经“找个老实人结婚了”，娶了官二代小姐。心灰意冷的皇子隐居在波茨坦，一心学画，靠卖画居然也挣了不少钱。

但过惯了风云激荡生活的皇子，怎么会满足于当隐士画家呢。他还是个有抱负、有情怀的人。魏玛共和国期间，左右翼各种势力你追我赶，对共和国政权虎视眈眈。纵然少有人希望复辟帝制，却也少有人支持民主共和。一般倾向于保守的德国贵族，往往对共和国政权抱有敌意，有的甚至赤膊上阵，诉诸武力，“造反有理”。

授权刊发，选自《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陆大鹏 著，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注释略去。

皇子也蠢蠢欲动，先是加入右翼老兵组织“钢盔团”，1929年秋，也就是纳粹党在当年9月取得大选胜利之前，又加入了方兴未艾的纳粹党，党号24。[1]加入纳粹党不算很早，党号数字却这么小，是纳粹党给他的莫大荣耀。尽管父亲（已退位的德皇）和其他亲人极力反对，奥古斯特皇子还是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事：1931年11月，他又加入冲锋队。皇子成为多为街头打手、一派盲流作风并且满嘴平均主义口号的冲锋队的成员，蔚为奇观。他对纳粹党的摇尾乞怜和对希特勒的顶礼膜拜，招致左翼媒体与政客的冷嘲热讽，被戏称为“褐衫奥威”。而在部分“左倾”的纳粹党人眼中，贵族是与工人大众水火不容的敌对势力，皇室更是大反动派。

不过希特勒还是很欢迎皇子加入自己的阵线。道理很简单，早期纳粹党比如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 · 罗姆那一派，大多是退伍军人、社会边缘分子，属于草根，他们的思想也比较“左倾”，敌视贵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但希特勒要的不是一场雅各宾党式的彻底掀翻旧制度的血腥大革命。他敏锐地感到，自己需要与贵族地主、军人集团和大企业家合作，当然也是互相利用。也就是说，纳粹党需要改变自己的草根闹革命的形象，寻求登入“大雅之堂”。

所以希特勒需要高规格、上档次的上流社会伙伴。还有比宗亲皇子更好的选择吗？奥古斯特就成了纳粹党的吹鼓手。比方说，1932年4月的普鲁士地方议会选举中，他就是纳粹党主推的候选人。纳粹党刻意利用奥古斯特皇子在选举中拉票，还让他陪同希特勒在全国飞来飞去搞活动、演讲鼓吹。希特勒喜欢吃甜食，奥古斯特就投其所好，在陪同希特勒旅行的过程中随时准备好巧克力。奥古斯特被纳粹党授予“帝国演讲家”（Reichsredner）的称号，还创造了一句奴颜婢膝的名言：“希特勒领导，霍亨索伦跟随。”他显然有所企图，也许是希望纳粹党会把他扶到皇座上去：“我要尽可能和希特勒搞好关系……毕竟我是霍亨索伦的马厩里最好的骏马。”

一次在柯尼斯堡搞宣传时，身穿冲锋队制服的奥古斯特卷入了纳粹与反对派人士的斗殴，遭到支持共和国的警察的棍棒殴打。几天后，在另一次演讲中，皇子描述了自己去医院看望在上述斗殴中负伤的冲锋队员的情况。他走进病房时，冲锋队伤员对他亲如兄弟地说：“这张床是我们给你预备的，你要是和我们躺在一起，我们会非常开心！”皇子说：“你们看，这些小伙子……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是什么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工人还是皇子，都属于集体的一分子。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牺牲精神的共同体，大家互相帮助。”后来他在慕尼黑的一次万人大会上还说：“我的皇子头衔对我来说一种美好的回忆，但不是我毕生的事业。我的事业是为这场运动（按：纳粹运动）兢兢业业地劳作。”
皇子在公共场合的露面，让一些原本对纳粹党持不温不火态度的社会阶层逐渐被吸引过去。当时一位政客说：“奥古斯特 · 威廉皇子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政治运动，不可能是不可靠的。”而出身上流社会、后来一度成为希特勒亲信的恩斯特 · 汉夫施滕格尔（Ernst Hanfstaengl，1887—1975）*这样回忆奥古斯特 · 威廉皇子对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我接受了（纳粹）运动。我想，如果一位前皇室成员都愿意加入它，那么我们就有更多希望把它约束住。”

1933年纳粹党夺权之后，奥古斯特成为帝国议会议员，但纳粹党已经不再需要他了。希特勒当然对复辟帝制、自己屈居老二更无兴趣。广大民众，甚至广大贵族，也对帝制十分冷漠，而倾向于希特勒。

1934年春，奥古斯特便不再能直接接触到希特勒。即便如此，他对希特勒依旧顶礼膜拜。1939年1月，他成为冲锋队的高级集团指挥（Obergruppenführer），这是冲锋队第二高的级别，与陆军上将平级。但这只是空虚的荣耀，他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影响力。1942年，他因为批评戈培尔生活奢侈而被人检举，从此彻底被冷落，也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讲。从此蛰伏不出。

1945年2月，苏联红军逼近波茨坦，奥古斯特与嫂子、前太子妃采齐莉一起逃向西方，到姑妈玛格丽特公主（威廉二世的妹妹）家中避难。5月8日，欧战结束，奥古斯特被美军逮捕。1948年，在“去纳粹化”审判中，法官问他现在是否已经摈弃民族社会主义。他困惑地问：“你说什么？”法庭判处他两年半苦役，但因为他在押时间已经超过两年半，所以被当庭释放。

但他获释不久之后，又有人起诉他。此时波茨坦属于苏联占领区，当地的法院向他提起诉讼。不过他没过多久就病倒，最后在斯图加特一家医院去世，享年72岁，躲过了红色怒潮。

皇子的纳粹生涯，实在是一场闹剧。不过，在德国高级贵族当中，他不是例外，而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积极拥护纳粹党的贵族不在少数。拥有这样显赫身份的人，在政治动荡的浪潮中能够明哲保身需要很大的智慧。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智慧。

4、贵族军官效忠纳粹

在1933年纳粹党夺权期间，希特勒利用和仰仗了国防军中的贵族军官，如出身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维尔纳 · 冯 · 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1878—1946）。

维尔纳 · 冯 · 勃洛姆堡（拍摄者不详，1937年）

兴登堡总统在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一天前，任命勃洛姆堡为国防部长，并晋升他为上将。兴登堡认为勃洛姆堡作为贵族，是自己人，希望借助他来制衡和控制希特勒。但兴登堡没想到，勃洛姆堡对纳粹党非常同情。此时的希特勒特别需要国防军的支持，而总参谋长库尔特 · 冯 · 哈默施泰因_埃克沃德男爵（Kurt von Hammerstein_Equord，1878—1943）是个贵族保守派，非常鄙视粗鄙的纳粹党，一度企图阻止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勃洛姆堡在另一名仰慕希特勒的贵族高级军官瓦尔特 · 冯 · 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1884—1942，后成为陆军元帅）的帮助下，摆平了哈默施泰因，帮助希特勒获得国防军的支持。

希特勒对国防军承诺：实施义务兵役制从而大规模扩军、重整军备、收复《凡尔赛和约》导致德国丧失的领土、实施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对外扩张。所有这些让勃洛姆堡等大多是贵族的高级将领心驰神往，他们领导下的国防军与纳粹党越来越情投意合。勃洛姆堡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宣布实施“雅利安人条款”，开除军中的犹太人，并把纳粹的万字符号（卐）采用到军队的徽记里。

在所谓的“长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即1934年6月30日至7月1日的夜间，希特勒清洗了自己的“革命同志”罗姆，顺便杀掉了不少与罗姆无关，但反对希特勒的人士。罗姆的冲锋队是国防军的竞争对手，所以勃洛姆堡代表国防军，支持希特勒大开杀戒。两位国防军将军—库尔特 · 冯 · 施莱歇尔和斐迪南 · 冯 · 布雷多（Ferdinand von Bredow）在“长刀之夜”期间被纳粹党杀害。哈默施泰因为了施莱歇尔被杀*而去找勃洛姆堡，希望他采取行动反对希特勒，但勃洛姆堡没有为自己的同袍发声，反倒赞扬希特勒处置“叛徒与谋杀犯”的“军人式的果断”。赖歇瑙则发表声明，说施莱歇尔将军与罗姆和外国反德势力勾结，是卖国贼，所以罪有应得。就连后来反纳粹的抵抗分子埃尔温 · 冯 · 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和后来行刺希特勒的年轻军官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这样的贵族军人，也为希特勒鼓掌喝彩。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勃洛姆堡规定军人从此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誓词是赖歇瑙起草的：“以上帝的名义，我发出如下的神圣誓言：我绝对服从德意志帝国与人民的元首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 · 希特勒，随时愿意为之献出我的生命。”也就是说，从此对德国军人来说，效忠的对象不是祖国、人民或宪法，而是希特勒本人。后来很多人就以军人不得违背誓言为由拒绝参加反希特勒的活动。希特勒专门写信给勃洛姆堡表示感谢，并承诺对军队的忠诚投桃报李。1935年，希特勒任命勃洛姆堡为国防军总司令（包括陆海空三军），1936年提升他为纳粹时期国防军的第一位陆军元帅。1937年，勃洛姆堡获得纳粹党金质奖章，并正式加入纳粹党。至于勃洛姆堡最终被希特勒过河拆桥抛弃，就是后话了。

纳粹的上台，当然不能全怪贵族。贵族的确对纳粹的上台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资本家、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也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贵族的支持不可能是纳粹掌权的主要原因，因为贵族在德国社会已经完全没有过去那样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只是社会的一个少数群体。希特勒不是贵族，他的大多数主要亲信也不是贵族。千百万为他投票，后来为他卖命的人，绝大部分不是贵族。英国历史学家利芬指出，把纳粹崛起怪罪到贵族头上，是战后德国一些人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专业阶层、中产阶级和广大选民才是真正把希特勒抬上宝座的人。但要承认这一点，大家的心理障碍实在太大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勃洛姆堡代表的国防军是希特勒掌权的主要支柱之一。此时的国防军仍然是保守派和贵族的天下。希特勒与国防军暂时缔结了盟友关系，但从一开始，国防军和纳粹党之间就存在矛盾，因为纳粹党没能彻底地将国防军吸纳为自己的鹰犬，军官团还存在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而军官团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自贵族家庭。这为后来“二战”期间军官团与纳粹党的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排斥的关系，埋下了伏笔，最终发生了一位曾经崇拜希特勒的参谋军官往元首的会议桌下塞炸弹的惊人事件。

5、1933—1945年：与狼共舞的德国贵族

1933年，纳粹掌权不久之后，德国贵族联合会的主席阿道夫 · 祖 · 本特海姆_泰克伦堡侯爵受到希特勒接见，前者承诺让他的联合会对新政府“无条件地忠诚”。他还说，德国贵族将与元首联手“赢得民族革命”，否则就“带着荣誉献出生命，埋葬在革命的废墟中”。1944年7月22日，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希特勒之后，本特海姆侯爵赶紧写了公开信向希特勒表忠心。在所谓“一体化”*过程中，纳粹政权吸收和控制了国内各种社团组织，驱逐其中的犹太人成员，并安插纳粹党员。德国贵族联合会也受到了这样的改造，不过它显得格外恭顺听话。德国贵族联合会的巴伐利亚分支在希特勒上台前与纳粹党保持距离，但在1933年之后也迅速归顺中央。只有德国南部与西南部的少数贵族继续对纳粹党持冷淡态度。一般来讲，年纪较大的贵族对纳粹党更为冷淡，而他们的儿孙，即年轻贵族，更趋向于与纳粹党合作，很多人甚至成为热情的纳粹分子。

虽然从地区上讲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差别，但粗略地讲，更亲近哈布斯堡帝国、敌视普鲁士、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南德贵族与更亲近普鲁士、大部分信新教、在普鲁士军中服役或者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占据大庄园的传统北德贵族，两者还是不大一样，前者较少亲近纳粹。当然，这是泛泛而谈，不能一概而论。

冲锋队带有“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和反建制的色彩，并且价值观与传统贵族大相径庭，“在很多方面，冲锋队是纳粹党的各种组织当中最令贵族感到不适的一个”。但即便如此，也有大量贵族加入冲锋队。根据一项统计，冲锋队级别最高的178名干部当中，有21人是贵族，比例占到将近12%。1932年1月，普鲁士的39名高级冲锋队干部（级别相当于陆军少将和中将）当中有8人是贵族。

有些贵族冲锋队员是家境优渥的大贵族。前面已经讲了奥古斯特 · 威廉皇子，他加入冲锋队主要是作为纳粹党和冲锋队的“形象大使”和“吉祥物”，当然不会真的与无产阶级冲锋队员为伍，不会住在冲锋队的集体宿舍，更不会参与街头斗殴。像这样的大贵族冲锋队员有不少。也有一些小贵族加入冲锋队，是因为在“一战”之后丧失了之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沦为“贵族无产阶级”，而冲锋队能够给他们提供晋身的机遇。

与冲锋队相比，党卫军这样的精英团体对贵族更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实际上在希姆莱的愿景里，党卫军就是德国新的“贵族”群体。1937年11月8日，在面向党卫军干部的一次演讲中，希姆莱表示：“我们要为德国创建一个能够延续千百年的精英统治阶层，一个新的贵族群体，它将持续不断地吸收我们人民当中最优秀的儿女……这样的贵族永远不会老朽，可以上溯到上古的最有价值的传统与往昔；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这样的贵族将是永远的青春力量。”这样的话是德国贵族爱听的，所以加入党卫军、成为新的“精英统治阶层”的贵族有不少。

1938年，党卫军上将当中有18.7%是贵族，党卫军中将有9.8%是贵族，党卫军少将有14.3%是贵族，上校有8.4%是贵族。贵族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一般不会从小兵干起，他们的贵族身份往往能让他们一进来就成为干部，而且提升速度比其他人快得多。并且，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级别越高，贵族的比例就越高。

但很难说贵族在纳粹党当中占到多大的比例。在纳粹党外的贵族肯定多于在纳粹党内的贵族。但是在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贵族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至少一个纳粹党员。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312个贵族家庭中有3592名党员。1941年纳粹党自己的一份报告显示，到当时为止，有270名高级贵族是党员，其中80人是1933年之前加入纳粹党的。有意思的是，在高级贵族党员当中，多达35%是女性。在纳粹党的女性支持者当中，贵族的比例非常高，大大超出了贵族女性在全体女性人口中的比例。

很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生活困窘的贵族，在纳粹党的新德国找到了上升的路径。是纳粹给了他们新生，他们也因此对纳粹死心塌地。举个例子，亚历山大 · 冯 · 韦特克（Alexander von Woedtke）出身波美拉尼亚贵族，家族的庄园在“一战”后负债累累，难以为继。1929年，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卖掉祖传的土地]随后，他就加入了纳粹党，攀升到党卫军旗队长（与陆军上校平级）的位置，1943年在波兰的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担任警察局长，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镇压和遣送。数万犹太人从他的手里经过，被送上死路。

更有名的例子是埃里希 · 冯 · 德姆 · 巴赫_齐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_Zelewski，1899—1972），他出身东普鲁士的卡舒布贵族。卡舒布人是一个斯拉夫民族，很大程度上德意志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鲁士贵族当中，波兰和其他斯拉夫血统的人极多。巴赫_齐勒维斯基家境贫困，早就失去了祖传的庄园。父亲死后，他和几个姐妹先后被好几家人收养。他于1930年加入纳粹党，1931年加入党卫军，很快平步青云，官拜党卫军上将。巴赫_齐勒维斯基在“二战”中参与镇压犹太人和反游击作战，罪行累累，双手沾满鲜血。1941年对苏作战开始后，他负责在俄罗斯中部扫荡游击队。他指挥下的一个旅在不到一个月里就枪杀了超过25 000名犹太人：“必须枪决所有犹太男人。把犹太女人赶进沼泽。”1944年8月，华沙的波兰人发动起义。“治安战”的老手巴赫_齐勒维斯基又率领党卫军和警察部队前来镇压。他将起义军分割包围，全部消灭，在这个过程中华沙城的绝大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有超过20万波兰人死亡，包括妇女儿童。巴赫_齐勒维斯基已经不只是与狼共舞，而是自己变成了恶狼。

韦特克和巴赫-齐勒维斯基是典型的在纳粹社会获得出路的贫穷小贵族。但高级贵族，甚至帝王家，也有不少人成为纳粹分子。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 · 威廉；梅克伦堡_什未林大公弗里德里希 · 弗朗茨（Friedrich Franz Herzog zu Mecklenburg_Schwerin，1910—2001）在慕尼黑上大学时就认识希姆莱，1931年加入纳粹党，在纳粹执政时期担任外交官和武装党卫军军官；黑森-卡塞尔方伯菲利普（1896—1980）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甥、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外孙、意大利国王的驸马爷，是为希特勒鞍前马后的外交官和省长，为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他被指控对反墨索里尼的密谋知情不报，与妻子一起被逮捕并投入集中营；菲利普的弟弟克里斯托弗*（1901—1943）是党卫军区队长（相当于准将）和负责监听电话、拦截电报等通讯的情报机构空军研究局（Forschungsamt）的局长；绍姆堡_利珀公子弗里德里希 · 克里斯蒂安（Friedrich Christian Prinz zu Schaumburg_Lippe，1906—1983）22岁时就请求希特勒允许他加入纳粹党，后成为纳粹党的宣传鼓动家，曾是戈培尔的副官；瓦尔戴克_皮尔蒙特侯爵世子约西亚斯（Josias zu Waldeck und Pyrmont，1896—1967）早在1929年就加入纳粹党，同希姆莱与党卫军高级将领赛普 · 迪特里希是称兄道弟的好友，最后攀升到了武装党卫军和警察上将的高位。

埃里希 · 冯 · 德姆 · 巴赫-齐勒维斯基（Unger摄，1944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当中（或许对其他人来说也一样），反对或是支持纳粹党，家庭和亲友固然会产生影响，但往往是个人的信念起决定作用。“7月20日”事变之后被处决的抵抗分子弗里茨-迪特洛夫 · 冯 · 德 · 舒伦堡伯爵（Fritz_Dietlof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902—1944）的家族中有41人是坚定的纳粹党员。抵抗运动的领袖之一汉宁 · 冯 · 特雷斯科的家族除了汉宁之外，还有他的哥哥格尔德（Gerd von Tresckow）参加抵抗运动，但也有30名忠心耿耿的纳粹党员。卡尔_汉斯 · 冯 · 哈登贝格伯爵拒绝加入纳粹党，后来被投入集中营，活到了战后，他家里有27人是纳粹党员。抵抗分子乌尔里希 · 威廉 · 什未林 · 冯 · 施瓦嫩菲尔德伯爵（Ulrich Wilhelm Graf Schwerin von Schwanenfeld，1902—1944）在“7月20日”事变之后被处决，他家里有52名纳粹党员。

贵族和第二帝国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其他传统精英群体一样，深度参与了同纳粹的共谋与合作。贵族和纳粹之间有足够多的意识形态的相似和相通之处，纳粹也给予了贵族足够多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满足，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并不令人惊讶。但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保守派精英的贵族群体，又和民粹主义的纳粹有足够多的差异，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蜜月是有的，但分歧和争吵也始终存在。最初的裂缝会一步步演变成鸿沟。而对于君主主义和帝制复辟的态度，就是贵族与纳粹的一个重要分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