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攻克柏林之前，柏林平民如何熬过黑夜？

节选自: 《柏林：世界中心之城的生与死》

作者:［英］辛克莱·麦凯 著 李杨 译

他们或生活在地面以下，或藏身于混凝土掩体深处，他们被埋起来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生活还算可以忍受。整个柏林城有大约1000处专门修建的防空洞，但它们也只能容纳柏林近300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好在公寓楼下有地下室，独栋住宅下面有地窖，还有地铁站。实在不行还可以钻进狭窄的战壕。地道多由粗糙的混凝土砌成，只因墙上贴着愤怒的宣传海报才显得不那么单调，虽然谈不上舒适，却能为人们提供庇护。挤作一团的平民或凝视着拱顶，或彼此对视；他们的眼睛随着上面传来的每一声爆炸的闷响而眨动，他们能强烈地感受到爆炸产生的震动。

到了1945年4月的第一周，柏林平民的生活节奏已经单调得可怕：白天，人们沉默地排着长达几个小时几乎停滞不前的长队，等待领取微薄的食物配给。他们穿着鞋底越磨越薄满是灰尘的鞋子，疲惫地走过到处是残垣断壁的街道。经过数月的轰炸，整片街区都已经被炸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凭空出现的新景观或是突然消失的老建筑都让人辨不清方向。上个月的轰炸尤其疯狂，仿佛盟军的轰炸机想要把这座城市干脆砸进地底一样。即便如此，城郊还是有些工厂逃过了被烈性炸药化为齑粉的命运，从欧洲各地被掳来强迫劳动的大量工人在供水供电时断时续的条件下继续工作。柏林仍在正常运转的发电厂继续嗡嗡作响，高高的烟囱不断吐出白烟；位于城市东部施普雷河河畔的克林根贝格发电厂（Klingenberg Power Station）规模宏大且建筑优美。聪明的强迫劳工们一边维持着电厂的运转，一边精明地推算着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合计着哪国的军队会率先攻占柏林。柏林地铁仍然能维持基本运行，但只有那些未在轰炸中直接受损的线路才能通车，并且仅限为了公务和军务目的出行的人员使用。

低沉沙哑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响起，疲劳沮丧的人们一次又一次逃回地下。自1943年秋开始，盟军的轰炸已经炸死炸伤数千人，一片片街区被炸得无法居住—尽管还有少数人守着废墟不愿离去。那些藏身地窖或者避难所而逃过一劫的人，每天早上从地下钻出来，就会看到恍如黑夜的景象；头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阴沉沉的，偶尔会因为尘土和烟灰而变得“暗黄”。没有扑灭的暗火引燃了木头、油漆和橡胶，焦煳的味道让空气也变得仿佛被灼烧了一样。母亲和祖母用手帕掩住嘴，眼睁睁看着民防队不断从灰色的砖石下挖出尸体，其中有许多已经支离破碎。个体的死亡已经彻底丧失了神圣的一面。大规模掩埋死者遗体的工作已经安排得十分井井有条，但空气中仍弥漫着腐烂所产生的甜味。显然，并不是所有遗体都能被从废墟中挖掘出来。这并非由于工作人员干劲不够，救火队队员、警察以及其他市政工作人员一直兢兢业业。但与医护人员一样，他们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某些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分歧会因惨重的破坏而消解。柏林北郊格森布鲁能（Gesundbrunnen）一家建于18世纪的小型犹太医院——也是柏林唯一一家在战争中幸存的犹太机构——在战争末期凭借其设施和医疗团队的技术经验，不仅成了犹太人的避难所，也为非犹太人提供救治。相比之下，位于柏林市中心、同样创建于18世纪的夏里特医院（CharitéHospital）——该院部分医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为纳粹开展恐怖的人体实验，并对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现在已经严重损毁，仅存的医疗用品和吗啡已经无法满足源源而来的伤者的需求。很多柏林人熟悉这个夏里特的地标性建筑，却都没有想到，纳粹政权恐怖的优生学真相竟然距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此之近。

1945年4月初，美军在日间的轰炸已经逐渐减弱，但英军的夜袭仍在继续。很多在空袭中失去家园的柏林人日夜住在避难所里，对他们来说，这种黑暗中的生活似乎就是人类生存的极限。早在几年前，柏林市市政当局就预见到这样的避难所或许会派上用场。柏林是一座建在沙土上的城市，因此无论是下水管道还是自世纪之交开始施工的地下铁路，挖掘工作一直是一大难题。1935年，纳粹规定，柏林市内的一切新建筑都必须附带可用于避难的地下室。

1940年秋天，英国轰炸机首次袭击柏林，这激起了纳粹的愤怒，并促使他们制订了“帝国首都地堡建设计划”（Bunker Construction Programme for the Capital of the Reich）。到了1945年4月，经过盟军长达18个月的轮番轰炸，这些掩体和地下室大多已经变成了密封的坟墓。整条街被数千磅烈性炸药炸穿并坍塌，致使救援队难以进入已经填满了瓦砾的地下室和地道。对于避难者来说，如果炸弹击中了总水管，那么情况将尤其凶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水位会迅速升至用砖块砌成的天花板，人们来不及逃生就会被活活淹死。地铁站同样危险，毕竟地铁隧道距离地表只有几英尺。

尽管境况艰难，但柏林人犀利的幽默感仍然没有改变。原本表示“防空洞”（Luftschutz）的缩写“LS”被演绎成了“快学俄语”（Lernen schnell Russisch）。但幽默并不能消除恐惧。自1945年年初开始，在严霜笼罩、柏林的大街小巷还呈现出一种金属质感的时候，精疲力竭、心灵受创的乡村难民就源源不断地涌入柏林。他们中有些人乘火车前来，其他人则沿着卵石路和冰冷的电车轨道艰难跋涉，漫无目的地向西走，直到进入柏林。这些来自东部敌占区的难民逃离了被夺走的农场，带着对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未能逃脱苏联红军追捕的女人的惨痛记忆：她们被反复强暴，其中有许多人饱受折磨后死去。

一些柏林平民恐惧地意识到，正在远处集结、势不可挡地朝他们开来的苏联大军也曾亲眼见识过纳粹的堕落和下流，见识过纳粹如何将苏联战俘关进露天畜栏中，故意让300多万名苏联战俘在冰天雪地中活活饿死。而1944年8月，自苏联领土向德国推进的红军队伍中，有很多兵士都已在《红星报》（Krasnaya Zvezda）上读过士兵兼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对波兰境内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的恐怖记述。他痛苦地对集中营毒气室以及丢弃在现场的“成千上万双儿童鞋袜” 作出的描述，是最早猛烈抨击纳粹暴行的报道之一——西蒙诺夫言辞之激烈，以至于英美当局对其讲述的真实性一直抱有怀疑。关于死亡集中营的小道消息早已传到了柏林。当时仍在学校念书的布丽吉特·伦普克（Brigitte Lempke）回忆说，班上的一个同学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我得跟你说件事儿，但是你绝对不能再对别人讲，否则就要大难临头了。”有点被吓到的布丽吉特答应了，同学说，她的叔叔是一名医生，刚刚从东边回来。有一天晚上，本该上床睡觉的她偷听到叔叔断断续续地跟她父母说话。叔叔一直在哭，她告诉布丽吉特，他看到了要用来焚烧尸体的炉子。那个女孩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人就像面包那样被推进炉子里。”布丽吉特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场景。

另一方面，随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被红军发现，以及随后在1945年1月，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纳粹的真面目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对于从惨不忍睹的死人堆里获得解救但已经被折磨成“活骷髅”的受害者而言，“解放”这个词似乎还是太过轻浮。红军还在阴森的树林中发现了几个万人坑。尽管经历了这一切的年轻士兵面对敌人时已绝不会心慈手软，但苏联高层起初仍在报纸和广播中强调，这些集中营不但是少数纳粹官员的责任，而且是整个德国社会的罪业。它们是“父祖之国”（Fatherland）精神本质的外在表现。在纳粹倒台后，苏联官方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称不应责怪德国的劳动人民。但在最终击垮这头怪兽之前，红军战士只能怀疑他们遇见的每一个德国平民的人性。

报应很快到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4月初同盟国之间的冲突。自西向东一路杀来的美英军队已经准备好扑向柏林并给予最后一击。此前，同盟国经过艰苦谈判，已经就战后瓜分柏林并确定各国占领区划分达成了一致；欧洲咨询委员会（European Advisory Commission）早在1943年秋天便在伦敦展开谈判，美国国务院派遣的外交官菲利普·E.莫斯利（Philip E. Mosely）与英国和苏联的谈判代表围着“用铅笔草草画线”的地图讨价还价。陆军中将H. G.马丁（H. G. Martin）在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上大胆指出，希特勒的部队“仍有还手之力”，因此，朱可夫元帅（Georgy Zhukov）的红军恐怕难以接近柏林。他预测，攻陷“柏林二号堡垒”（Fortress number 2 Berlin）的将是布拉德莱（Omar Nelson Bradley）将军率领的美军或者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陆军元帅麾下的英军。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深知，攻陷柏林将彻底扑灭纳粹的火焰，但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将军统率的美军似乎早已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这场比赛；来日无多的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担心美国将陷入欧洲泥潭无法自拔，仍然坚持要求应该让苏军先入柏林。这一决定是通过艾森豪威尔传达给斯大林的，一向疑心颇重的斯大林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斯大林对盟友也是真真假假，先是表态说拿下柏林不再是他的首要目标，然后又于1945年4月1日命令朱可夫和伊万·科涅夫（Ivan Konev）两位陆军元帅一定要先于英美抵达柏林。时年48岁的朱可夫生长在距离莫斯科70英里（约112.7千米）的一个村庄里。19至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他在乡下一望无际的白桦林与湍急的河流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虽然举目皆是肮脏和贫困，却也拥有河里现抓的活鱼和夏日的莓果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朱可夫是在苏联历史和革命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但他与他手下的年轻人不无相似之处（只不过这些年轻人经历过的饥饿甚至饥荒是由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造成的，而非由于沙皇时期对小农户的压迫）。近来，朱可夫和他麾下的部队亲眼见到他们热爱的故乡受到纳粹蹂躏，心中燃起了压抑不住的可怕怒火，只待在柏林身上发泄。

听闻从红军的暴力报复中死里逃生的德国难民带回的消息，柏林人意识到，他们心目中文明的理念和样貌即将迎来一场结果难料的清算。如此看来，躲进昏暗的避难所里的冲动是对外部世界之恐怖的理性回应。

并非所有避难所都在地下。城市的街角、公园的树丛深处偶尔能见到一些令人称奇的避难之地。有些避难所只是水泥管道加上倾斜的坡顶，其他避难所则修成与周边写字楼或住宅一样的外形，只有它们粗糙的质地和空洞的小窗户才让观者感到一丝诡异。有的避难所探出游乐园的沙坑，入口就只是几块倾斜的水泥板，里面都是一条条通往死胡同的隧道。在柏林北部的维特瑙区（Wittenau），有两座大约50英尺（约15.2米）高的混凝土地堡，它们四四方方的外形和简单的拱形门廊都能唤起人们恐怖的联想：这样的造型像极了豪华的家族陵墓。在柏林城中部的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有一座设计更加精巧的避难所：一个建于19世纪的大型圆形砖制储气罐被改造成了费希特地堡（Fichte-Bunker，位于费希特大街）。地堡的围墙被加厚，6层楼高的幽暗的内部空间被划分为750个小房间。地堡的设计容量是6000人，但在1945年初，有时有3万人在此避难，其中不仅有克罗伊茨贝格的本地人，更有许多在轰炸机的轰鸣声中逃离乡下进入柏林的无助难民。

地铁隧道距离地表太近，看似固若金汤，实则并非如此。虽然莫里茨广场站（Moritzplatz Station）铁路线之下还有一层隧道，但在1945年2月，地铁站遭到攻击，36人当场死亡，人们的安全感也在一瞬间被炸得烟消云散。

据估算，战争的最后18个月中共有约3万名平民死于空袭。在此期间，数十万柏林人的眼睛看惯了地下墓穴、裸露的灯泡、粗糙的木质家具和污水桶。不过，也有一些人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他们受够了敌人兽性的野蛮行径，也受够了他们如今无奈的生活。不久之前，曾在戈培尔的宣传部供职的摄影师莉泽洛特·普尔珀（Liselotte Purper）写信给驻扎在东部的丈夫库尔特·奥格尔（Kurt Orgel）—这封信也是他生前收到的最后几封书信之一。“我满腔愤怒！”她写道，“想一想他们将如何残忍地糟蹋和杀害我们，想一想单是空袭的恐怖就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多么可怕的苦难。”

躲在避难所中的多为女性，其中有很多人还带着年幼的孩子。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女人就得飞快地把睡得正香的孩子们从温暖的被窝里拽起来，给他们穿上衣服，然后带他们赶到当地最近的避难所（有时还得推着笨重的婴儿车），这让女人一听到警报声就感到一阵疲惫不堪的恐惧。而当夜幕降临，隆隆的炮声响起，她们还要在诡异的昏暗地洞中安抚受惊吓的婴儿。宏伟气派的景观公园洪堡海因公园位于城市北部，其名是为了纪念柏林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曾为了研究世界各地植物和地理奇观而四海航行的18世纪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和平时期，这里宁静祥和，点缀着繁花，与周边粗陋的街道形成强烈的反差。如今的洪堡海因公园却象征着这座城市深深的不安。尽管夜间持续不断的轰炸引发了大火，搜罗柴火的绝望市民更是大肆采伐，但公园中郁郁葱葱的树木仍然耸立于灰暗阴冷的天空之下。只是公园草坪的一些区域已经挖开了一段段闪电般曲折蜿蜒的壕沟，一座高和宽都约200英尺（约60.96米）的巨大方形混凝土塔楼顶着八角形的炮台俯视着下面的一切。到了晚上，塔顶由童子军值守，这些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十几岁男孩只得无能为力地将高射炮的炮口对着火红的天空。塔内则躲藏着盟军轰炸机出现后跑来的百姓。

作为柏林市内三座此类建筑之一，洪堡海因公园高射炮塔的外形既陌生又熟悉得令人不安。混凝土外墙粗糙潦草，但狭窄的窗户却让人联想到拥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堡垒。塔内昏暗无光，空气中到处飘散着人类活动留下的恶臭。在过去几个月中，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在此躲避。这栋阴森的塔楼最多可以容纳大约2万人，但惊慌中挤进来的人远多于此。坐在熟悉的长椅和床铺上的熟面孔与不断涌入的陌生人一起密密麻麻地挤在这个憋闷的幽暗空间里。低矮的房间和走廊点着灰蓝色的灯泡，照得人脸显出鬼魅般的惨白。卫生间的条件简陋，堆积成山的秽物令人作呕。在那些霜冷春日中最难熬的夜晚，数英尺厚的宽阔墙壁密不透风地将塔中之人与外界隔绝，窄小的窗户被挡得严严实实，以免轰炸机侦察到室内的微光。墙边是一排排吱呀作响的简易床铺。对于一些避难者来说，整夜的安眠已经难以奢望。但也有些家庭已经适应了这里昏暗的生活，除了外出领取食物配给外，其余时间均在塔内度过。很多人的家已经在盟军的狂轰滥炸中化为瓦砾。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地，还有那些多年积累而来已经构成家庭记忆的物品：照片、红木旧家具、瓷器和成套餐具，所有这些都是一种稳定和连续的象征。将这些逃亡之人与往日联接在一起的纽带已断，这座黑暗的混凝土塔楼如今便是他们的家园。其他人则只有在轰炸机逼近城市的紧急时刻才到此躲避。他们深知，这里绝非久留之地。“塔顶的枪炮开火时，”当时年仅16岁的格尔达·科恩辛（Gerda Kernchen）回忆道，“整个塔楼都在晃动，让人极度紧张。”

在不少柏林人看来，这座1943年依靠强迫劳动在格森布鲁能郊外拔地而起的建筑，其存在本身就说明战争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及至天寒地冻的1945年二三月间，德国东西两线均已被攻破，这座高射炮塔成为被围困形势越发严峻的象征。同样扎眼的还有俯瞰着柏林动物园的另一座高射炮塔。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所蕴含的形势紧急的意味更甚于前者：它的三楼虽同样是毫无舒适性可言的光秃秃的混凝土结构，却是一家战地医院的所在地。这里设施简陋，光照不足，专门隔出一块区域用作产房。哪怕是在1945年的春天，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冰冷城市中仍有婴儿降生。

位于柏林东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地区（Friedrichshain）的一座高射炮塔则藏着一个秘密：这里存放着大量由柏林腓特烈皇帝博物馆（Kaiser-Friedrich-Museum）和其他美术馆运来，以及从犹太人那里劫掠而来的艺术品和古董。弗里德里希斯海因高射炮塔中藏匿的画作包括卡拉瓦乔［Caravaggio，《圣马太与天使》（’St Matthew and the Angel’）、《交际花肖像》（’Portrait of a Courtesan’）］以及波提切利［Botticelli，《圣母子与小圣约翰》（’Madonna and Child with Infant Saint John’）］的作品，脆弱得近乎荒唐。1945年初，曾有计划要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位于当时已被征服的波兰北部海岸）给这些画作和雕塑寻找一个更加安全的容身之地，但苏军水银泻地般的攻势消除了这种可能。位于舍内贝克［Schönebeck，柏林西南约60英里（约96.56千米）处的一个小镇］的一座钾盐矿随之成为备选，但由于所有男丁都在前线交战，能干的女人都在别处劳作，这条路也被堵死。

而就在几周之前，随着燃烧弹引起的大火将柏林又一座博物馆吞没，更多的艺术品被运到了弗里德里希斯海因的高射炮塔。3月，多位博物馆馆长共同制订出一个新的方案：动用格拉斯莱本（Grasleben，位于柏林西部，靠近汉诺威）和兰斯巴赫（Ransbach，位于德国西部，靠近法兰克福）的矿井来保存艺术品。一部分艺术品经过仔细包装后被运出城，越过深坑壕沟，送至更遥远乡村的矿井里。最后一批运送艺术品的车队于4月7日出发，还有很多未及运出的艺术品则被留在了城里。

艺术珍宝被紧急撤离时，无人过问的柏林市民还留在城里。他们在这些被遗弃的杰作中走来走去，到处寻找储藏起来的食物，最终却一无所获。从未有人提议要集中力量在城外的村镇给柏林市民找一处临时的避难之地。无处可逃的柏林居民实际上成了被困在这座城里的囚犯。相反，过去的18个月中有不少家庭返回了柏林，其中包括曾被官方成批偷运到空气清新的山区临时收容所的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要回到柏林，一如那些明知家乡已面目全非却仍难舍故土的母亲和祖母。

尽管德国国防军此时已经缺兵少将，但柏林并非毫不设防。3月20日，与苏军作战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Army Group Vistula）已经由哥特哈德·海因里希将军（General Gotthard Heinrici）指挥。这位58岁的沙场宿将出身自一个新教神学家家庭，他虔诚的路德教信仰深受上司猜忌。此前，他曾因与高层激烈争执而被迫隐退；而如今，红军已在柏林以东50英里（约80.47千米），官复原职的海因里希受命阻止苏联大军横渡奥得河（River Oder）袭取柏林。城内避难的平民中风传，德军手握秘密武器，其威力胜于飞越英吉利海峡并对伦敦造成破坏的V-1、V-2导弹，但海因里希深知不能寄希望于这种遥不可及的奇迹。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前任主帅、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ührer-SS）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因才不配位而去职。这个大屠杀的主谋所设计的卑劣手段终结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如今他已退居位于柏林以北数英里外的霍亨吕兴疗养院（Hohenlychen Sanatorium）里的私人休养处，治疗他那自己诊断出的流感。在他身后的柏林城中，街头广播喇叭吵吵嚷嚷地播放着由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亲自撰写的公告，规劝百姓坚定信念。

20世纪20年代初，戈培尔眼中的柏林是一头“沥青怪兽”，只会让人变得“无情无义”；沥青夺去了柏林人作为日耳曼民族一分子的本心，而柏林这座城市正是“被犹太人铺上了沥青”。到了1926年，戈培尔已跃居柏林纳粹党首（他担任此职直至终身）。与他同时期的语言学家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通过对戈培尔用语的巧妙而精彩的分析勾勒出他对柏林态度的变化：在戈培尔的口中，“泥土与沥青”之间的冲突日益和缓、浪漫，直到1944年他宣称，“对于柏林市民所展现出的无法打破的生活节奏和勇毅求生的刚强意志，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尽管在这件事上，柏林市民几乎别无选择。

实际上，柏林市民中对秘密武器抱有疑问的大有人在。在这个居民区管理员仍在严格监控公众行为的城市，人们表面上小心翼翼地悄声传播着煽动性的流言，背后却是洞若观火、心灰意冷。战局已无法逆转，也不会有天降救兵。在高射炮塔顶上劳而无功地朝着高空轰炸机射击的少年们被统称为“LH”，全称“Lüften Helfer”（亦即“空军助手”）。但塔内避难的市民却对这两个字母有着不一样的解读（类似前文的“Lernen schnell Russisch”），他们把他们称作“Letzte Hoffnung”，亦即“最后的希望”。这虽是笑谈，却透出充满悔恨的苦涩。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纳粹造就的压迫性的世俗社会本身却自相矛盾地建立在准宗教信仰的框架之上：它要求人们绝对地相信元首及其手下。要使这种对德国、对柏林的愿景合乎逻辑，就需要人民相信国家有权彻底控制人民的身心，并利用这种控制培养和保护人民，这离不开信仰。要相信秘密武器的存在更离不开信仰。而在避难所里，在地窖中，这种信仰正在消解。有些人像海因里希将军一样，尽管政府努力边缘化教会和平信徒，他们却仍然坚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只是他们的信仰不便公然宣示，他们私下的祷告也定然是在心中默祷。

不过，柏林城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或隐身地下，或暗中行事，虽面临纳粹疯狂的灭绝行动，却仍能坚守着自己古老的信仰和团体。尽管将柏林庞大的犹太人群体遣送至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的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但仍有为数不少的犹太人（大约有1700人）设法留在了柏林并潜藏起来。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得以幸存。在那些极度秘密的小圈子里，这些人被称为“U型潜艇”（U-Boats）。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得到了非犹太友人和同事的收留。有些人不得不在几乎终日黑暗的地下室中度过大部分时光。拉赫尔·R. 曼（Rachel R. Mann）便是其中一员。她回忆说，盖世太保前来带走她和母亲的时候，她刚好外出。她回家之后，一位好心的邻居收留了她；但到了1945年冬春之交，一些纳粹党徒变得越发丧心病狂，她只得待在地窖中不敢出来。“（邻居）每天给我带来一些吃的，有时也会带我到她的房间里洗澡。我一直在那里待到战争结束。”

当时还叫“玛丽·雅洛维奇”的玛丽·雅洛维奇—西蒙（Marie Jalowicz-Simon）自1942年开始就一直在躲避官方的追查：1942年的一天早上，她成功避开了找上门来的盖世太保官员；当天晚些时候，当一位邮递员试图将一封信件交给她时，她只告诉邮递员，她的“邻居”玛丽已经被遣送到东边去了。这一信息被邮递员草草写在了信封上，并且似乎传达到了柏林的各级官僚机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她走投无路，只得穿着不带黄色犹太星标记的外套寻找工厂的工作。没过多久她就发现，那些生活在工人阶级街区的人们最为善良慷慨。1945年春天，她和同胞一起藏在城北郊外的一栋小房子里，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对她来说，这些柏林工人不仅是她的救世主，更是这座城市真正的精神象征。他们明白纳粹政权的罪大恶极，而不像柏林的中产阶级那样向纳粹哲学“屈膝投降”。她说，“失败的首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中产阶级”。

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中产阶级”可能会反驳说，同样身不由己的他们不应当承担这份集体的罪责，而那些在地堡里等待炸弹降临的夜晚，本身便已是一种赎罪或忏悔。

种族主义和对优生学理论的狂热并非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所独有；这些理念在某些圈子里笃信者众，以至于让人感到理所应当、值得尊敬 ［很多英国当权派人士均对优生学抱有兴趣，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的私人医生佩恩的道森勋爵（Lord Dawson of Penn）和很多知名的左翼政客均在其列］。尽管轰炸的威胁迫使这些柏林人逃入了地下，但绝少有人反思，对种族优越和退化的痴迷是如何毒化了整个社会。大多数人仍是当局者迷。甚至在战后，有些人依旧如此。

所有柏林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此时都在收集物资：少量的黑麦面包和肉，以及需要小心藏好的从梅鹿辄到白兰地的各种酒水。在潜意识里，人们知道他们的元首如今也已长期栖身于地下。尽管广播里仍在以不同的音调叫嚣着胜利即将到来，号召市民保卫家园，但元首本人显然已经很久没有露面了。对于很多曾在集会上近距离接触过元首的柏林市民来说，与希特勒目光相接的一刻是触电一般的震撼体验，让他们莫名感到元首与他们相识相知、心心相印。但到了1945年春天，这令人难以抗拒的催眠咒语都被元首的消失统统打破。

柏林暗堡入口，希特勒在这里自杀

即便普通柏林市民能想到地下存在一个秘密指挥部，也很少有人能想象市中心地下隧道里的严峻而超乎寻常的现实。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有一个带门的混凝土方块，这是通往希特勒地堡的若干入口之一。来访者在通过了守卫霸道的搜身之后，迎面是一段通向另外一个世界的下行旋转楼梯。楼梯的尽头是更多的卫兵和更多的门，而最后一道门里面是一个由无数闷热的小房间和窄小的过道组成的粗糙的水泥迷宫。仓促赶工的痕迹随处可见，天花板上滴下来的水甚至在地面上砸出了小坑。这个窄小的区域建有几间会议室、厨房、简陋的卫生间和洗浴设施、卧室以及一个电话交换台。然后，循着楼梯继续往下走，便可以到达距地表约40英尺（约12.12米）、一个更加压抑的地下世界。当年4月1日，元首带着他的伴侣（即将成为他的夫人）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以及他们的德国牧羊犬布隆迪（Blondi）和多只宠物犬在这里安顿下来。他的小书房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地图。空调像被困住的大个绿豆蝇一般嗡嗡作响，并且换气效果不佳，地堡里仍然十分憋闷。驼背的元首时常深更半夜召人前来耳提面命，过道上无论何时都有官员走来走去。这是一个元首决定四时日夜的世界，他与高级军事指挥官的会议往往被定在午夜前开始，有时直到拂晓方能结束。在这混凝土的地堡中，时间毫无意义地流逝。这些指挥官和纳粹官员入睡后会做梦吗？他们在私密的梦境中看到的，是否也是他们的元首脑中无休无止的妄想？

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孩子们饱受噩梦侵扰。9岁的扎比娜·K（Sabine K）在日记中写道，她在提供庇护的地下室里“根本睡不好”。她梦见“一个俄国人”进入了地窖，找她“要水喝”。她跑进一条走廊，走廊却扭曲变成了一条“黄灯”照亮的陌生通道。她惊恐地看到一个长着东方面孔的男人，他一把扯掉了她的外套，对她“上下其手”。这个噩梦是因为纳粹的政治宣传将逼近的敌人描绘成“来自亚洲的群氓”吗？

出人意料的是，在以元首地堡（Führerbunker）的阴冷迷宫为圆心的大大小小的同心圆上，躲在柏林各个地下室、地堡、地窖、地铁站以及混凝土塔楼中的人们偶尔也能得到片刻的安歇。音乐家卡拉·霍克（Karla Hocker）回忆说，地下室的阴冷环境，在她眼中完全不同。“那里的氛围很奇特，可以说是集滑雪木屋、青年旅社、谋划革命的地下室以及歌剧的浪漫主义于一体。”她和伙伴们睡意强烈。对于那些身处室外的人—瞪大了眼睛、时刻准备惩治哪怕在最微不足道的地方违反元首意志之人的党卫队、盖世太保和便衣军官，以及驻守灰色塔楼顶端、操纵高射炮对着天空吐出道道火舌的男孩子—而言，睡觉便是向疲倦投降。与饥饿一样，疲劳已经成了常态。仅仅几个月前，所有这些柏林市民——无论是最年长的避难者还是最年轻的希特勒青年团战士——都过着在他人看来完全正常的生活：上学，去咖啡厅，听音乐会。所有这些人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接受了末日临头的前景。迅速是这座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

前不久，一位驾驶侦察机飞越柏林东部上空的苏联飞行员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生存在地下的柏林人。他曾听人说，柏林是一座充满活力和光明的城市，铸造厂炉火冲天，时髦的霓虹灯闪耀着消费主义的诱人晕光。但他目之所及的却是一座黑暗的冬日之城：有轨电车静静地停在空旷的大街上，庞大的厂区被炸得残破焦黑，大街小巷空无一人。这座光之城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