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误解的晚清大藏家端方

作者: 永光  来源: 文史e家

历史教科书中，他曾被定性为“死有余辜的顽固反动官僚”，但他命丧蜀中之日，令王国维闻之写下“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诗句，此人就是晚清大员——端方。

湖广总督任上的端方

除在政治、教育方面的成就外，他酷嗜金石书画，“情之所寄，而非情之所止”，是位有真性情的第一流人物。“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这是光绪状元张謇为端方所写的挽联，这幅挽联的内容也凸显了端方收藏之巨。

清末郑孝胥在评论时人说:“岑春煊不学(学问)无术(权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他的藏品到底有多少

晚近不少政坛名人都有了新编的年谱，可惜往往展卷只见奏议、公文，貌似个个都是纯粹的政治动物，其业余爱好、休闲方式等等全然不存在或大可忽略不计。殊不知旧时官宦多为科举 ，勤读不倦是童子功，尤其清中期以后，朴学大兴，金石书画也是必修课，倘若动辄以工作太忙、应酬太多为由，好几年不读一页书，提起赵松雪(赵孟頫）、董香光(董其昌)，两眼一摸黑，那是随时可能因“愚顽不学”掉乌纱帽的。

戴鸿慈、端方一行在美国考察宪政时的照片。（1906年，芝加哥）

端方一生爱好古玩和艺术收藏，收藏有许多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金石书画还有石刻和玺印，他收藏的许多青铜器后来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那是端方的好朋友、拜把子兄弟、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干的“好事”。

福开森在《斋旧藏古酒器考》中说：

“1911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器物以自给。近年贫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后又加入一件觯，计为20件），归于我国纽约中央博物馆，此1924年春事也。”

在运往美国之前，福开森将这组器件逐一摹拓打印，据器之大小而定纸之长短，一套15幅图，辑成《斋旧藏古禁全器》，郑孝胥题签，影印出版。于是国内大家能见到的，仅此影印纸本而已。

后端方著作《陶斋吉金录》8卷，撰写于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年间著补充的《陶斋吉金续录》。他还著有《陶斋藏石记》16册，端方藏石中，有汉代按照日影来测定时间的测景日晷、延熹土圭，井栏如天监井、涌金井，墓志如皇甫粼、司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郛休碑》……洋洋洒洒，帮他从事这一工程的，是当时知名学者况周颐、李明经和龚锡龄等人。“所录碑文一点半画悉依原字摹拟”，“良宵雅坐，时亦商榷，是非稽合同异，凡二三月辄自为一跋令录文后，或易旧稿，或出新制……喘汗相属，盖公政事之余，勤勤著述概如此尔”，当事人龚锡龄如实道出了当时的合作情景。

端方的《斋藏印》，集历代古印1896方，大者盈寸，小者如豆，或篆或隶，阴阳交错，亦令人目不暇接。端方著有《陶斋藏砖记》两卷，收入的皆为汉代罪人墓地的砖铭。端氏据此考证，墓志铭在汉代就有了，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墓志起源于颜延之之说，批驳了顾亭林源于南朝之说。他认为，汉代连罪人都有了墓志，况无罪之人乎？汉代罪人墓志，均刻于砖上，如“汉萧延死砖，章和二年”。端氏著录了该砖的高、宽、厚度，字体大小，等等，共计117砖。每砖均附有考释文字。端氏还从砖文的刻写法，论证了古文字的演变，可见其用功之深，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

端方被推为以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人所未见、未曾著录者，其史料意义尤为重大。当时端方曾感叹前人所著录之古碑石刻，今已不为多见，而现时审视端方所集石刻六七百件，今亦不知存者几何，百年风云，是可惧也。

洋洋大观的藏品何处来

西周晚期 毛公鼎

毋庸讳言，曾有论者认为，端方的藏品，多为其仗势欺人式的巧取豪夺而来。是耶？非耶？

在收藏界盛传端方年少轻狂，端方自称：“余少稽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求，自诡以实验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购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罗致。”可见其意气奋发，大有不可一日不言石之意味。后被王懿容羞辱方才悔过奋发收藏，终成收藏大家。

这个故事出自《清代野记》：光绪初年某日，王懿荣与朋友纵谈碑版，端方前来询问，王懿荣戏曰：“尔但知挟优饮酒耳，何足语此。”端方拍案曰：“三年后再见！”及归，端方遂访厂肆之精于碑版者，朝夕讨论。果不三年而负精鉴之名。其后，二人遂为同好。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端方自己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此颇不以为然，端方曾号称晚清满族三才子，在他的藏石记序中也曾说“余少嗜此业”。而从端方的诗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文人气质。笔者没能查证到端方从何时开始收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戊戌变法之前，端方已经有了大量的收藏。戊戌变法失败翁同龢被罢官后，端方前去送行就以自己所藏元人词曲旧本和古佛造像作为礼物。可见端方在当时的收藏名声已经很大。但是端方真正开始大量的收藏还是从他为官陕西开始。

那么端方有没有过豪夺巧取的行为呢？

《清朝野史大观》中《记端方贪墨巧取》一文披露：

“晚清各疆场贪墨之法，有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纯以白银交易差缺，间接则以书画古玩珠宝交易。端方在两江即纯用间接手段取赃物也。凡属员家有存物，端方探知面索久假不归焉。江南为文献之邦，缙绅家每存有古迹（指古董）端亦必多方罗致之。书画外又好金石、铜器。”

此文又嘲讽端方爱附庸风雅，不懂装懂，又于

“藩署旁开一古玩铺，中列皆端家存物。某价若干，标明物上。热中无耻之流朝买以进，夕即悬牌。吴兴（湖州）陆氏存书大家也，昆季两人一道员一太守。均听鼓江南（意即候补待缺），各进古书百余卷（价值二三十万金），伯得军械所总办，季得宝应厘局（后改税捐局）总办。计端来江南数年，此项间接赃不下百余万。”

这些记载若完全属实，端方够得上是个大贪官了。但笔者分析只有部分可信。文中提到端方在藩署旁开古玩店即明显有出入，因清末民初以来南京方志民间野史均无相关记载。同治年间曾国藩部湘军和李鸿章部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后，在南京做官的大多是湘皖人，盘根错节，势力庞大。相比而言，八旗官吏日益衰落，在社会上影响大为减弱。且清末江宁藩署（又称藩台，指布政使，按察使学政使等衙署）主官全是汉人。端方明知地方上汉满矛盾重重，又如何会将用以敛财的古玩店开到某藩署旁边呢？这岂不是自坏名声自找麻烦？

《清朝野史大观》中对端方的记载，还有几点明显有出入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丑化了学者陈庆年，将他描绘成一个爱为端方出馊主意的无耻清客，这着实太荒谬了。陈庆年是个讲求操守、襟怀淡泊的学者，根本无意于官场之争。他学贯中西，勤于著述，著有《春秋战史》、《兵史略学》、《列国政要》、《两淮盐法志》等，经他整理的江南图书馆古籍善本即达两千多卷，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庆年还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清末年间，日商西泽欲强占我国东沙群岛，气焰嚣张。清廷急电端方，令他多加应对。端方问计于陈庆年。陈庆年在江南图书馆里闭门三天，带助手查阅上万卷古籍，终于从雍正年间刊刻的《海国闻见录》中“沿海形势图”一章找到了此岛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挫败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阴谋，一时间被海内外传为美谈？

在出洋考察期间，他还收集了古埃及文物，著有《泰西各国金币拓本》，是近代中国收藏外国文物第一人。在回国的路上，端方去了埃及首都开罗，并带回来了许多埃及文物，例如藏于国家博物馆的19王朝之后彩绘木棺和藏于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古王国时期的石碑。还有沮渠安周造像碑，清末在新疆出土，当时已中断，为德国人所得，后闻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此碑出土后，石脆易损，拓本很少。据国内只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端方奉使至德都柏林时，从博物院手拓一整张和一半幅以归，可谓之为宇内孤本。其全本后归李钦，李据此将其书斋名为“北凉碑馆”，其半纸赠与缪荃孙。

绝世收藏何处寻

虽然十余年仕宦生涯使端方在督抚大员中已无人能出其右，但当上任直隶总督准备大展身手时，却被顽固派以监工慈禧入藏时用了电影机拍摄有伤风化为由弹劾。摄政王无能竟革职端方，被世人所不解，而这次革职也使端方有了大量的时间从事收藏研究，《匋斋吉金录》便是在此年十月成书。端方遭革职后数天，英国公使朱尔典曾拜见端方，交谈中端方表现得十分平静，未显抗争重起之意。

《匋斋吉金录》

朱尔典写到：“他与我谈了几个小时的中国历史和埃及艺术，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张謇日记中也记载道：“补录叶氏刻翁书金刚经塔拓本跋：此汉阳叶氏所刻翁书之拓本，精神骨力远胜于原书，字固有摹刻而精彩益散者，可勿深论。匋斋尚书属渠卿复刻千万本，俾有梵宇处皆有此迹为无量功德。可见罢官对于端方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而事实上早在端方在各地为官之时，忙完公务之后，就会和朋友以及幕僚“摩挲金石，评价书画，考订版碑典籍，把酒咏歌，诙谐谈笑。”

端方收藏宏富，但并非是占有欲极强，贪得无厌之辈。笔者看到不少关于他与友人、下属互相赠予交换名迹善拓的记载。如完颜景贤原藏有虞世南书《破邪论》跋，他便以《孔子庙堂碑》拓本及《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墨迹本赠之，使完颜氏得以“三虞”为堂号，端方自己也换得四明本《华山庙碑》，令三本聚首，“宝华盦”实至名归，一举促成两段佳话。用真迹加拓本换一部拓本，只因更加钟爱后者。而以叶志诜手拓小忽雷墨本赠刘世珩(刘氏已藏有唐代乐器大、小忽雷)，无非是希望物得其所，更谈不上有任何私心。尤其是在海外参观了各国博物馆，使他越发不将藏品视为一己之私，而一心打算在中国创建博物馆，既令更多人有眼福亲近国宝，也可避免收藏者去世后藏品容易散失的厄运。这种意愿在下文所引书札中即有所体现。

北宋拓本唐代孔子庙堂碑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六日，陈伯陶受命致函李渊硕，商购顺德本《西岳华山庙碑》：

“弟近日上院，知海内《华山碑》四本，其三本已归午帅……此次江宁拟开博物院，午帅称将来即送博物院，以备士夫纵观，且免散失，用意良深。又言尊大人所获一本，惜未得聚在一处。如能合并，尤属大观。弟思阁下宝此家传，固当守而勿失，然物得所归，亦为至幸。比之弆藏秘阁，徒饱蠹鱼，使海内人士不获一观，当亦非尊大人之素愿。且午帅购买碑帖，不惜重赀，收藏之富，近今罕有。阁下如能将所传《华山碑》公诸同好，或取重价，或换他名碑帖，俱可商量。”

所谓“备士夫纵观”，端方早已身体力行，将所获碑石、墓志“罗列满庭院”，供来宾观赏，俨然一副“小碑林”的架势。1905年，张謇创办中国第一家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他也曾给予大力支持，并以70件文物相赠。则信中所言“此次江宁拟开博物院”，当另有所指。估计由于调任直督，此事只得搁浅。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突遭罢免，他才终于可以了结宿愿，心无旁骛地在京城琉璃厂建造匋斋博物馆，以“所藏金石书画、古器捐设”，四明本《华山庙碑》等也赫然在列。这也证明“将来即送博物院”云云，是言出必行，绝非诳骗之辞。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馆主遇难，博物馆势难维持，其毕生所得，仍未逃过流散四方的命运。

端方短期兼任湖南巡抚时，曾聘陈庆年为省学务提调兼主办长沙图书馆。当年浙江钱塘江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准备出售，以解决家族的经济困境。海内藏书大家常熟瞿氏、聊城杨氏、钱塘丁氏、归安陆氏号称四大家，陆氏皕宋楼古籍几万卷早年已被日本人购去，令国人中凡有识之士无不扼腕叹息。丁氏家道中落，而日本人又多方觊觎。端方闻知此事，夜不成寐，决定派缪荃孙和陈庆年赴杭州，与丁氏商定以七万三千银元巨款，将八千卷楼藏书四十万卷（一说六十万卷）全部购回。这一大批藏书至少有一万七千多卷为宋元明三朝代刊刻的善本书，其中不少书已是海内孤本。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很多文史类书籍在提及这次购藏古籍事件时，对端方大多是一笔带过，总是归功于缪荃孙，甚至很少提到陈庆年。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出版的《金陵野史》一书中，《缪荃孙首创江南图书馆》一文只提到端方名字一次，且有意回避他是首位主事人，这就实在太不公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