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之军——浅谈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伤病员护理与撤离(二)
来源: 知乎作者的夏逸凡
四、踏上绝望之路 – 行将就木的第6集团军
尽管在包围圈形成之后，在工事相对完善的北线防区以及斯大林格勒市区内，第6集团军仍能勉强为伤员提供“尚可接受”的安置条件，但在西线防区，零下30摄氏度的酷寒再加上缺乏遮蔽与取暖条件的露营环境，让情况从被包围开始便彻底陷入灾难之中[59]：
“在这样的环境下，刺骨的寒冷夹杂着无情的草原凛风，使得任何形式的照护措施几乎都变得毫无意义。”
数百名伤员、病患和饿殍，就这样在风雪中被活活冻死。在寒冷与饥饿的双重侵蚀下，就连医护人员自身的体力也在迅速衰竭。早在圣诞节前夕，野战医院就已无法进行正常的遗体掩埋工作：
“医护人员根本无力用镐头和铁锹挖开冻得坚硬如石的地面，死者只能被直接放置在裸露的地面上，以覆雪为‘葬’。”
1943年1月8日，苏军顿河方面军总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向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投降建议书，其中明确提及德军在包围圈中的伤病员困境[60]：
“你部被围部队的处境极其艰难，士兵们正忍受着饥饿、疾病与严寒的折磨。俄罗斯的残酷冬季才刚刚开始，更为严酷的霜冻、寒风与暴雪即将到来。而你们的士兵却缺乏御寒的冬装，正处于极其恶劣的卫生条件下。[…]所有伤员、病患及冻伤者都将得到妥善的医疗救助。”
然而，出于“对元首的忠诚”，保卢斯毅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也因此彻底断送了那些将生命托付给他的病弱、负伤、饥饿与正在逐渐被冻死的德军士兵们的最后生机，亲手为自己军队的覆灭铸成了最终的决定性条件。
1943年1月10日，苏军开始向被围德军发动全面进攻后，包围圈内德军伤病员的处境愈加严峻。事实上，在德军拒绝苏联方面的投降提议之前，苏军即将发起攻势的迹象就已相当明显，然而德军既没有为可能激增的伤员数量做准备，更遑论制定将伤员尽可能快地往古姆拉克和斯大林格勒城区方向疏散的应急预案[61]。
摄于1943年冬季，溃散的德军士兵。二战时期，这样的照片从未在德国的报纸上出现过，因为它们不符合纳粹的宣传需要。
这些对于伤病员和医疗人员而言早已非常明显的准备不足，并不是他们所面临的唯一难题。更为残酷的是，在苏军的进攻刚开始不久，德军高层即下达了一项极不人道的命令，要求各救护站在医护人员撤离之后，方可落入敌手。这个命令相当于将成千上万名无法行动的伤员有意地弃置在零下严寒的必死境地，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的取暖设施[62]：
“在这样的处境下，每一个还能勉强站起来的人，都开始挣扎着拖着身躯朝古姆拉克、皮托姆尼克和斯大林格勒的方向前行。”
一支垂死之军就这样缓缓涌向斯大林格勒的废墟[63]：
“溃兵、饥民、冻僵者、病患，[…]第6集团军的残兵败将聚集在一起，辎重和后勤部队带着车辆，艰难地被人力推动着缓慢前行。伤员、病患与被冻伤的人们挤在一起，这些骨瘦如柴、裹着大衣、帐篷布和破布的可怜身影拄着拐杖，他们用稻草和破旧的毛毯裹住自己的那早已冻伤糜烂的双足，踉踉跄跄地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冰冻的土地上蹒跚前行。”
一份于1943年1月24日发往“顿河集团军群”的电报，如实地反映了濒临崩溃的第6集团军所在的最后避难所 —— 斯大林格勒市区之内的混乱景象[64]：
“市区核心区域的情况惨不忍睹，约有两万名无人照料的伤员，藏身于废墟的断壁残垣中。他们之中还混杂着同样数量的饥民、冻病者与溃兵，其中的大多数人因战斗而失去了武器。整个市区都在遭受苏军强烈的炮火轰击。”
并非所有士兵都成功抵达斯大林格勒市区——这座已不再提供庇护，只能稍稍推迟死亡或被俘命运的可疑的“避难所”。在撤往已化为一片废墟的斯大林格勒市区的途中，这支垂死的军队逐渐土崩瓦解，最终消散在沟壑、坑洼、废弃的掩体与残垣断壁之中。
在这条绝望的退路上，约有两万名士兵匍匐躲藏于类似的栖身之所。然而，即便是在这些藏身之地，奄奄一息的人们，也时常为了争夺一丝温暖与一处最后的庇护地而爆发激烈的争斗。瓦森（Waasen）回忆道[65]：
“成群结队的人们像垂死的野兽般般蜷缩在一起，几盏‘兴登堡灯’发出的微弱光源照亮了昏暗的空间，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脓液腐臭与排泄物的味道。”
斯大林格勒废墟的瓦砾之海下方，遍布着无数塞满了伤病员的地下室。这些如街道般在地下延伸而出的避难所，大多不具备医疗救助条件，其中的许多地方可能从未有医生踏足，它们几乎无法为伤员、病患和精疲力竭的士兵们提供任何真正的庇护，只能带来片刻的温暖，以及短暂安全的幻觉。
摄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三名濒死的德军士兵。
随着包围圈的日益收紧，如同一股“散播着血肉之苦的入侵洪流”[66]，第6集团军的残部不断涌入市中心的地下空间。正是在这最后的藏身之所中，垂死挣扎的第6集团军上演了惨烈无比的最后一幕。约阿希姆·维德尔如此写道[67]：
“在斯大林格勒那片骇人的石头荒漠之下，一座幽冥般的地下王国延伸而出。在那里，残存的生命蜷缩在黑暗之中，被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紧紧笼罩。这是一个充满痛苦与死亡的地狱，成千上万不幸的、被遗弃的、无助的人在这里绝望地等待终结。每一个地洞、每一个掩体、每一个地下室、每一处可供栖身的空间，都早已人满为患。”
在斯大林格勒最后的日子里，最大的“死亡地窖”位于市中心指挥部（即“革命英雄广场”）以及红军俱乐部大楼的地下，每处地下室都容纳了一千多名伤员。剧院的地下室中容纳了约 800人，季莫申科地堡里也住着数百名病患和伤兵，这是一个庞大的地下隧道系统。在包围圈的最后几天，它的通道和房间中已“挤满了伤员与病患”，正如汉斯·迪博尔德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68]：
“人们源源不断的地将新的伤员送入这条看起来似乎永无尽头的地下通道。几天之后，通道的入口被火力封锁，位于敌我前线之间的无人区。送水的人员被敌人击毙。然后，俄国人来了，除了少数人外，他们带走了所有尚能行走的病人，并拆除了照明设施。”
在被俘前的最后时刻，迪博尔德本人躲在格别乌大楼[69]的地下室里。他在那里设立了一个简陋的救护站，等待苏军的到来。他回忆道，在那个人满为患的地下室中[70]：
“士兵们躺在地板上，或挤在床架和铺位的上下与缝隙之间。伤员们的意志已经彻底崩溃，他们已经无力去做任何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事情。”
不久之后，这位军医与他照料的伤兵一起被苏军俘虏。而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了。挤满了伤员与死者的市中心指挥部大楼在1月末被苏军炮火命中并引燃，大火迅速吞噬了整座建筑，将其化作一座巨大火葬场[71]。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成功逃出了这个炼狱，它最终在烈焰中燃烧殆尽，仅剩下焦黑的墙体。
在德军投降后，苏军在许多曾作为德军伤员最后避难所的房屋和地下室中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尸体，他们常常还能找到尚存一息的生还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2月4日，即德军投降后的第二天来到斯大林格勒，他记录下了他在红军俱乐部的废墟中的发现，这座废弃的建筑曾被改造为伤员收容所[72]：
“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我们发现了一堆半裸的德军伤员的遗体，这些遗体显然是被其他可能因为太虚弱而无法掩埋或火化死者的幸存者丢弃的。许多死者的手脚都缠着破布；[…]他们看起来都像是被活活饿死的。[…]
当我们凝视着这可怕的景象时，突然，有一个人影从尸体堆中缓缓地站了起来。他踉跄着向房间更深处走去，那里的地面上堆满了粪便与污物。
我们惊恐地后退几步，当我们朝他起身的那个地方看去时，发现那里有一个通向地下室的小开口，我们俯身查看，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扑面而来，显然，这下面还有活着的人。
苏军仍忙于掩埋自己的阵亡者，以至于他们还没来得及找到所有依旧活着的德军士兵。”
在记者所见的情景发生的四天之前，第6集团军的残余部队已在斯大林格勒东部和中部的两个包围圈内向苏军投降，两天之前，北部包围圈的德军也投降了。总计有超过90,000名士兵被苏军俘虏，其中的绝大部分士兵均为伤员，且遭受冻伤、疾病以及极度的营养不良的折磨。
然而，投降并没有结束他们的苦难。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落下帷幕，但对于这些伤员、病患和虚弱者而言，这仅仅是通往更深层地狱的一个驿站。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将无声地消失在那漫长的“黑暗之谷”[73]—— 苏联的战俘营中。
排成长队的德军战俘正在前往苏军战俘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会在途中倒下，而更多人将会在战俘营中死于疾病与饥饿。
五、附录
摘自《我想逃离这疯狂的地方（Ich will raus aus diesem Wahnsinn）》，第228页。
H.士兵于1943年1月15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父母的战地信件节选：
但我们也并不是完全陷入绝望的境地，尽管我们也明白[…]我们已经根本没有肉吃了。现在我们还剩两匹马，等吃完以后就彻底没有了。我们甚至开始煮马肺来吃，这仅仅只是为了往肚子里填点东西。我现在每天只吃一顿饭，就是午餐。喝完那一碗‘稀汤’，再吃一小块面包，配上香肠或者黄油，然后就开始眼巴巴地期待着第二天中午的到来。
我真想知道，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忍受这种残酷的折磨。家里现在大概已经杀猪了吧？每当我想象着能吃到点肉，我简直快要发疯了。我时常在脑海中幻想能吃上一顿美味的饭菜，但越想我就越饿。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本可以对你们隐瞒着一切，写信骗你们说我过得很好，但我希望你们知道真正的情况。”
摘自弗莱堡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RW 4/v. 264。
H.上等豁免兵于1943年1月13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父母的战地信件节选：
但是，亲爱的父亲，从星期天开始，情况变得非常严重。苏军把包围圈又收紧了一层，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要么被俘虏，要么死亡。虽然我们谁都不愿意面对这两种结局，但形势真的很严峻。现在每个人都接到了命令，可以给家里最后一封家书，但必须在今天下午5点前交上去。
亲爱的父亲，我已经被分配到防御阵地担任警戒工作，预计今晚苏军就会发起进攻。倘若命运对我不公，我请求您代我向我亲爱的妻子转达问候，并献上许多亲吻，让她不要为我悲伤，愿她健康长寿。我向您和母亲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您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愿上帝在最后一刻会垂怜我。
所以，我拜托您，亲爱的父亲，请将这封信作为秘密保存好。如果您后来又收到了我的新的来信，就说明我平安无事，那就请将这一封信处理掉吧。
但如果命运注定让我再也无法回到家乡，再也无法见到您、母亲和我那直至最后一刻都仍旧深爱着的妻子——那么，请您，代我向我的妻子传达我最后的问候。”
摘自弗莱堡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RW 4/v. 264。
T.中士于1943年1月13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家人的战地信件节选：
“你们一定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消息，所以我想给你们写一封信。也许，这将暂时是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了。
我们不必自欺欺人，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糟糕，但并非完全没有任何的希望。我相信上帝，也相信所有的善良的灵魂，我们也许还有机会从这个困境中脱身。如果不能，你们也就知道我在哪里，请不必再为我担心。
我知道这些话会让你们经历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但我觉得让你们知道真正的情况，总归比一切都蒙在鼓里要好得多。
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还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我现在还健康清醒，手中的枪里还有几发子弹。
[…]
所以，亲爱的，你和孩子们要坚强，不要绝望。我也不能绝望，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祖国，也关系到你们的生命。”
摘自《我想逃离这疯狂的地方》，第209页。
F.士兵于1943年1月12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家人的战地信件节选：
“有时候，我感到绝望。获得解救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亲爱的，时间紧迫，我已经筋疲力尽，整晚没合眼，谁知道今天又会怎么样。我从未想过会经历这样的事，我的想法是：永远不要再打仗了。
亲爱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惊讶自己是如何坚持到现在的，但愿获得解救的那一天还能到来。
亲爱的上帝到现在一直在保佑我，希望他能继续保佑我。”
摘自《我想逃离这疯狂的地方》，第201页。
E.于1943年1月10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家人的战地信件节选：
“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
现在是时候了，我也将履行作为士兵的责任，面对敌人。对于我而言，生命中的新的篇章即将开始，我顺从命运的安排。现在，我脑海中唯一的念头是：‘上帝为我安排的命运，必定会来到我的面前。’
此外，我的思绪一直牵挂着我亲爱的莫什克（Moschke）：请你们也尽力给予莫什克一些支持。
如果我遭遇不测，那就永别了。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埃尔温。”
摘自《阵亡大学生的战时书信集 1939-1945（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 1939-1945）》，第205页。
K.R. 神学博士、医学博士，斯大林格勒德军军医，于1943年1月7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家人的战地信件节选：
“几乎没有任何尘世的希望了，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必然的死亡，或者是处于毫无怜悯的环境中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战俘生涯。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初对于局势很快会有所好转的希望已然破灭，我们知道，我们还得继续坚持很长的时间。
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至今还设法保持着内心的坚韧，没有陷入绝望之中。
我们已深深地把自己埋藏在这片我们无比热爱的土地里，至于其他的一切，我都交托给了永恒的命运。
你无法想象，这段最黑暗的时光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意味着什么，这些考验必将给我们带来祝福。”
摘自《我想逃离这疯狂的地方》，第170页。
P.于1943年1月4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母亲的战地信件节选：
据说接下来的几天情况会有所好转，但现在还不能轻信这些传言。不过，上面也必须要采取措施了，否则人们根本无法站起来了。饥饿实在是太可怕了，一小块干面包尝起来就像蛋糕一样美味，但问题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有得吃。如果我现在能在家里该多好啊，只是坐在餐桌前，吃上一块干面包，这样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希望日子能尽快变好，现在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至于圣诞节的邮件也根本无法送达，必须得等到道路通畅才行，但那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不能灰心丧气。”
摘自科布伦茨州档案馆，Bestand 700, 153. Nr. 80。
K. A.工兵于1943年1月4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妹妹的战地信件节选：
你们可能已经在家里知道我们的情况了。虽然上面规定我们不能在写给家里的信里提到这些事，但现在已经没人在意这些了。如果你们能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食物情况更不用说，每天只有几勺稀汤，直到几天前还能有两片面包来作为新年的“惊喜”，但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如果再这样持续几周，我们就彻底撑不住了。
最让人生气的是想到那些十二公斤重的包裹，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打水漂了。想想看，你们在家里省吃俭用、辛辛苦苦为我们准备这些东西，我们也提前好几周就开始期待着圣诞包裹，而现在它们全都成了泡影。
那只漂亮的怀表也没了。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再寄任何东西来了，反正我也收不到。如果一切真的能恢复如初，在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会写信告诉你的。
因为冻伤，我现在成了一辆卡车的副驾驶，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事了。
祝你一切都好，别让自己垂头丧气。替我向爸爸和其他人问好，你不用把我写的这些事情告诉别人。
最后，再次祝你一切顺利！
K.”
摘自斯图加特当代历史图书馆，Sammiung Sterz，1942年12月的战地信件。
K.N. 士兵于1942年12月30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写给家人的战地信件节选：
我们现在每天只分到1/4或1/5个面包。圣诞节那天，除了我们时常得到的1/4个面包外，连队还给了我们1/2个小圆面包，这是其他连队都没有的，还有双倍的香肠配给、15支香烟（这些东西现在都快没了）、100克巧克力和一片果仁条。
我们很少收到邮件，即便有，也只是信件，自11月中旬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包裹，连圣诞包裹和御寒的衣物都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收到。我们被苏军包围了，一切都必须通过飞机空运进来。
现在我们主要吃的是马肉、罐头香肠和稀汤。
我真希望能回到图古耶夫（Tugujew），去年冬天我在那里待过。现在这些日子，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糕，我甚至能为了吃到一块煮熟的马肉而感到欣慰。
我想祝你们新年快乐，假如我们没有被包围的话，我现在应该已经回家了。
就写到这吧，我希望我们能尽快获得自由，因为现在已经没人能休假回家了。”
摘自弗莱堡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RH 20-6/796。
讽刺还是冷酷的现实？ —— 军医处观察到的所谓“饥饿实验”。
1943年1月6日，第6集团军军医总监雷诺尔迪致第6集团军军需处的报告：
然而，近期的观察表明，部队已经达到了这个时间极限。突然死亡的病例越来越多，后续的检查显示这些死亡是由于营养不良所致。此外，从军医的工作和卫生设施状态可以看出，部队普遍存在疲倦、虚弱无力和漠不关心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正在与日俱增，这无疑是长期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结果。
作为医生，我有责任在这种事态下提醒部队指挥部注意，继续让部队维持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士兵每天必须消耗自身的身体来生存，更在于长期的饥饿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如上述所述，这将导致敌人一旦发动进攻达成突破，部队很可能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改善食物供应，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的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
摘自弗莱堡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RH 27-16/43。
德军一方伤员的命运 —— 第16装甲师瓦尔拉维（Wallrawe）上士于1943年8月6日留下的报告：
在其中一次进攻中，大约13:00时，我被一名苏军步兵击中腹部。上等豁免兵克劳斯（Klaus）和豁免兵兰茨（Ranz）冒着生命危险，用帐篷布拖着我后撤2公里回到安全区域。我和其他几名伤员一起被装上卡车，向机场方向转移。在离目的地大约3公里时，卡车耗尽了燃料。按照命令，这辆卡车不得不被炸毁，我们这些伤员就这样被遗弃在原地，听天由命。我只能通过爬行艰难地抵达机场，那时已经是晚上了。
在一个大帐篷里，我接受了第一次医疗救助。随后，苏军飞机的密集轰炸击中并摧毁了几个伤员帐篷。
凌晨3点，我终于乘坐一架容克运输机飞离包围圈[…]”
摘自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所著的《进攻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 greift an）》，本文收录于《斯大林格勒：俄罗斯将军罗科索夫斯基、沃罗诺夫、捷列金、马利宁的第一手报告以及俄罗斯战地记者首批真实报道（Stalingrad. Die ersten authentischen Berichte der russischen Generäle Rokossowski, Woronow, Telegin, Malinin sowie russischer Kriegsberichterstatter）》，第214-215页。
苏军一方的伤员 —— 瓦尔科夫的故事：
“[…]我想到了工兵营的战士瓦尔科夫。他在脖子中弹、肩胛骨粉碎的情况下，硬是地艰难地跋涉了三十公里抵达了渡口，期间，他有时是在地上匍匐前进，有时则是让经过的车辆将他捎上。当他们把他从渡口送回医院时，他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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