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奥运会致敬的文豪，也有黑历史？

来源: 理想国imaginist

巴黎奥运落下帷幕。开幕式上，装扮成刺客信条的演员，穿过《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的场景，向法国作家雨果致敬。雨果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除文学作品享有盛誉，他更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在民主革命前线奔走，被誉为是共和国的良知。

《悲惨世界》

《娜塔莎之舞》作者、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奥兰多·费吉斯，在他讲述欧洲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创造欧洲人》中，却透过诸多历史细节，揭示了这位伟大作家的另外一面。

作家享有版税，要感谢他，但……

盗版业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蓬勃发展，因为新的印刷技术使得盗版变得廉价和快速。……出版商和作家携手呼吁出台更有效的版权法来消灭这种盗版。他们提出了知识产权的新理念。

在法国，争取更多保护的运动由两个协会领导，两者都参与了为其成员收取版税：成立于1829年的作家和剧作家协会和1838年成立的文学家协会，后者的成员包括维克多·雨果、大仲马和路易·维亚尔多，巴尔扎克于当年晚些时候加入。巴尔扎克是个激烈的知识产权保护运动者（有一次，他在罗亚尔宫的一家书店橱窗里看到了自己一部小说的盗版，当即砸碎了书店的玻璃窗）。1834年，他发表了《致19世纪法国作家的信》，在信中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享有精神权利，要求法律保护思想产品，就像保护商人的棉花包或其他劳动制造的有形物品。

《阿黛尔·雨果的故事》

雨果在为版权辩护方面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但影响更大，因为他被任命为贵族院议员。1846年，他在贵族院发表了第一次演讲，呼吁艺术作品与专利法下的发明应该受到同等的保护；他认为，保护时间越长越好，因为“对于试图创作伟大作品的伟大艺术家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长久性是法律对他们的思想和财产的尊重和保证”。……

显然，最畅销的作家从版税中获得的收益最多。19世纪50年代，雨果与他的法国出版商皮埃尔-儒勒·埃策尔签订的合同能让他获得约20% 的收入（是今天标准图书合同的两倍）。

在法国，1832年时，出版商与已出版小说作家的数量比例仅为2 : 1（当年152名作家的作品由73家不同的出版商出版）。在这些条件下，畅销书作家处于很有利的位置，可以要求更高的费用或转投到其他出版商，以寻求更好的条件。维克多·雨果知道他的价值。他与出版商讨价还价。1832年，他的诗歌集《秋叶集》赚了6000法郎——这是 1828年他的《颂诗和歌谣》所获稿酬的六倍。

他高瞻远嘱，提出“欧盟”，但……

1849年8月，维克多·雨果在巴黎的一次和平会议上发展了这个想法。前一年的民主革命使他相信，欧洲各国的不同民族将组成一个国际共和国，他在不同的时间称这个共和国为“欧洲联合国”、“欧洲共和国”、“欧洲人民联盟”和“欧洲共同体”。第二帝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尽管这迫使他先后流亡到布鲁塞尔、泽西岛和根西岛。

他对克里米亚战争的屠杀感到震惊——当时欧洲的“铁路和轮船来回运送的不是作为人类友好交流的丰厚的自然礼物，而是士兵和制造破坏的机器”——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认为“欧洲的兄弟情谊”是对抗民族主义及其战争倾向的解毒剂。

但反讽的是，雨果对这种国际情谊的设想中把法国人置于主导地位。在他看来，凭借其共和主义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法国注定要成为任何欧盟的领导人。在1867年世博会巴黎指南的介绍中，他期待着在20世纪的某一天，欧洲大陆将会有一个名为“欧罗巴”，以巴黎为首都的“非凡国家”。巴黎也许没能在20世纪成为一个统一欧洲的首都，但它是雨果那代人生活的欧洲世界的中心——就像瓦尔特·本雅明所说，是“19世纪欧洲的首都”。

《悲惨世界》

他在国际作家大会慷慨陈词，同行却称他为……

1878年的巴黎世博会开幕六周后，巴黎召开了国际作家大会，讨论制定一项保护文学版权的国际条约的提议。来自世界各国的 200 名作家出席了大会，选举维克多·雨果为礼节性会议的主席，屠格涅夫为工作会议的主席。

6月11日，在沙特莱剧院举行的公开会议揭开了大会的帷幕。开幕的例行公事后，雨果发表了激昂的长篇演讲，赞扬文学是文明的立法者，将作家大会称作它的国际议会。他用有力而充满激情的声音演说，通过长时间的停顿来加强效果，让波波里金觉得他像是一位老演员。坐在前排的代表们怀着宗教的敬畏之情聆听着。对维克多·雨果的崇拜在法国达到了顶峰。这位作家——在拿破仑三世倒台后才结束流亡归来——被誉为共和国的道德良知。留着白发和长须的他扮演了国家圣人的角色。他会在克利希街的沙龙里接受朝拜，崇拜者会前来听取他对各种事情的意见，他的智慧之言稍后也会出现在报刊上。

《雨果》

屠格涅夫并不太在乎雨果——他认为《悲惨世界》“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对雨果受到的普遍尊敬感到恼火。在像福楼拜和左拉这样的朋友中间，他会取笑雨果的浮夸（他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种浮夸：“连珠炮弹”［hyperbombifocasse］）。他对1875 年造访雨果沙龙时的故事津津乐道：

有一次我在他家时，我们正在谈论德国诗歌。维克多·雨果不喜欢人们在他面前讲话，他打断了我，开始对歌德进行描绘。

“他最好的作品，”他用奥林匹斯神明的语气说，“是《华伦斯坦》。”

“请原谅，亲爱的主人［屠格涅夫插嘴说］。《华伦斯坦》不是歌德写的。那是席勒的作品。”

“这不重要。我既没有读过歌德，也没有读过席勒，但我比那些熟读他们作品的人更了解他们。”

他还喜欢讲述有一次在雨果的家里，一群年轻的法国作家如何谈论把当地一条街道以雨果的名字命名的可能性。他们一致认为这条街太小了，不能给他带来荣誉，开始竞相提出更大的街道。最后，其中一人建议将整个巴黎改名为雨果。雨果想了想，然后对年轻人说：“那会实现的，我亲爱的伙伴，会实现的！”

他是被入葬先贤祠的第一位作家，而尼采却视其葬礼是……

1885年6月1日，维克多·雨果的葬礼规模甚至更大。这是法国首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家活动之一。从得知他快要去世的那一刻起，大批人群就聚集在了雨果位于埃罗大道的房子外。年轻的罗曼·罗兰是众多逃学的学生中的一员，他们加入了雨果迷的行列，其中许多是工人，等待着阳台上的公告。自从1881年这位作家的生日庆祝活动以来，雨果的崇拜者们聚集在他家门外的街道上等待他的出现就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雨果拖了五天时间才去世。他完美地扮演了浪漫主义死亡的角色，确保要向床边的家人和朋友发出声明（“我准备好了！”“是死人在跟你说话！”“如果死亡必将到来，欢迎！”等等），他知道这些话会被登上报纸。国际媒体每天都会发布有关他病情的最新消息。

雨果去世时，政府已决定为他举行国葬，并入葬先贤祠。雨果曾要求被葬在穷人的棺材里。即使在死后，他也意识到有必要把自己塑造成代表人民、与人民站在一起之人的形象。接受吊唁时，雨果的简朴棺材被置于一个刻有他名字首字母缩写的巨大灵柩台上，放在凯旋门下，凯旋门披上了黑色的悼纱，周围环绕着十几个燃烧的火炬，并用电灯照明。莫里斯·巴莱斯将这一戏剧性的布景比作罗马皇帝的葬礼安排。尼采认为这是一场“品味低劣的狂欢”。

1885年6月1日的葬礼前，雨果接受吊唁，他的棺材被放在巴黎凯旋门下的一个巨大的灵柩台下/内文图

葬礼前一天晚上，庞大的人群聚集在凯旋门，排列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为更好地观看前往先贤祠的葬礼队伍占好位置。小贩们出售廉价的纪念品—临终场景的照片、雨果的剪影、歌单、他的诗歌小册子和作品人物的木制模型—让这个地区开始变得像一个巨大的游乐场。

到了早上，游行路线上已经聚集了200万人，比巴黎的总人口还要多，也许稍后还会有100万人加入进来。政府担心葬礼可能会变成工人起义，于是让更多的警察和士兵走上街头。最密集的人群聚集在通往先贤祠的苏弗洛街。在带柱廊的入口处，19个代表团的代表致了悼词，并在雨果的遗体被下葬之前依次将花圈放在台阶上。

《悲惨世界》

雨果是被埋在先贤祠的众多作家中的第一个。后来，左拉（1908年葬入同一墓穴）和大仲马（2002年）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从1878年至 1940年，在第三共和国接受国葬的80人中，有四分之一是艺术界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