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宋美龄起关键作用

作者: jx天行健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缘摸索而上……”

以上，不是写小说，而是写日记，而写日记的人，正是史称“西安事变”这出大戏的主角—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并在后来以《西安半月记》名与宋美龄所作《西安事变回忆录》，由陈布雷润色后公开发表。

西安事变的发生，对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的中华民族而言，意义极大；甚至堪称是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点；至少，从那一刻起，也只有从那一刻起，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读宋美龄给她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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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日本关东军已在华北掀起“华北自治”高潮，而在内、外蒙，更是为“满蒙生命线”深耕细作，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已纳入关东军手下，甚至连旧军阀孙殿英部，也一样。

至1936年年底，日本对华北这块“肥肉”，已是志在必得，且信心满满。

然而，当时间进入1936年12月12日，将日本这种美梦打破；后来被称之为“西安事变”，如火山一样，于外界而言，毫无征兆地爆发了。

事发三天后，日本报纸《每日新闻》发表社论称，“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盖因为，当时的日本将操纵事件的主角张学良，认定为是与“苏俄”相勾结，而“苏俄”当时又恰恰相反，认为主角张学良是与日本相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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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的发生，在当时，也不是没有预兆，时任“剿匪副总”的张学良“剿匪不力”就是明证。

而蒋介石当时无视东北是真丢了、华北也“名存实亡”了，但他仍力推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并且，亲自跑到西安来进行“督战”。

战时，关于对蒋介石的警卫工作，不可谓不力。

史沫特莱在12月7 日的日记中写到，西京招待所又“住满了几百名蓝衣社分子。（他们还）在市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活动据点。据说他们有武装和电台。……国民党陕西省特别党部也警卫森严。”

当时责任蒋介石安全工作有3 个人，第一个人是蒋孝先，时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几十名精干的特工分作三班轮流负责蒋介石的居所安全，其次是戴笠，第三个人是毕业黄埔第一期、1928年后任蒋侍从秘书的邓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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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发时，戴笠与邓文仪未随蒋到西安。

在张学良、杨虎城精心筹划和布置下，事变取得圆满成功，1936年12月12日天亮后，张学良押解着蒋介石，从临潼进入西安。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对远道从美国来看他的王冀教授，谈起他平时最讳言的西安事变，“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

接着，张学良进一步强调，“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63年后接受访问的这一天，事变主张的张学良，已经是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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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当夜，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被全面切断了。

然而，当时仍然有全一色由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的秘密组织—蓝衣社（也叫复兴社，军统前身），接到了密报，12 日下午四时，邓文仪、戴笠同时收到密电。

随即，邓文仪即以蓝衣社书记长身份，拍发两份半是命令、半是协商的电报。一是给驻扎在陕西汉中的王耀武51 师，要求其急速调动部队，开赴咸阳，围攻西安；另一份要求驻扎潼关和洛阳之间的董钊28师，迅速占领潼关，扼守天险，以“应付变乱”。

12日深夜11 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八项主张”的电报拍到南京。

当时，南京各首要人物立即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对策。

然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呢？此次会议，又一次将民国党深层次的疲软、脆弱及衣冠顶戴底下的市侩本色，在会场上充分暴露出来。

会上，孔、宋家族等权贵外戚力主“设法安抚”，因为这是蒋介石唯一生还机会；而当时更有影响的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则主张“立即派兵”。

会上，无数军人政要都出言讽刺孔、宋家族“只为委员长一人计，不为国家计”。这种刺耳的轻蔑，把孔宋家族当作是大树已倒的猢狲。甚至于，当时的戴季陶，吃相很难看，更是当众说出了“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的话。

最后形成的决议第六条明确写到，“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也即按照这个决议，要战还是要和，全凭何应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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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正是在蒋介石一手扶助下成立的秘密组织——蓝衣社（军统前身）的密令下，桂永清率12000余人，沿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同时，洛阳飞机也第一次出动，虽意在“侦察”、散发传单，但飞机在西安上空呼啸而过，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氛笼罩在西安城里。

西安军民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壮举上街游行

内战似乎已不可避免。

之后，蓝衣社的发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16日，该社发表《敬告民众书》，在这个公开信中，已是把蒋介石当作一个死人、“烈士”了，随后声明要把张、杨两人粉身碎骨。“……全党革命同志与全国革命同胞，誓死以求贯彻其（蒋介石）主张，服膺其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

《敬告民众书》发表的第二天（17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开始在南京卷起。这一天，500 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回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217 家报社、杂志社通电……接着，南京数万童子军，组织了“讨逆服务团”。

须知，在当时，这些单位都是被蓝衣社控制得最深的地方。

17日夜晚，在南京的约2000 名蓝衣社军官，都以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与出席大多数正规场合一样，他们都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

然而，这又是黄埔建军以来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布；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那样醒目，将威严的礼堂，装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了孝服。

他们誓师的口号就是，“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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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几个月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一些外国人对“白衣誓师”的观察：

“……发现了南京有人想籍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邓文仪）发起。这位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邓将军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事，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组织这些军官穿着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衣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一同毁灭的决心。……”

事实上，等到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恢复自由后，下达的第一个手谕就是停办蓝衣社机关报《中国日报》。

不久，蓝衣社（复兴社）也就地解散，最后该秘密组织的调查科，转身变成了由戴笠任首任局长的军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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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当时，只有一个人，在极力进行真正的营救。

事变当夜，宋美龄在上海，闻悉事变后匆忙搭乘夜车赶到南京。

在13 日晚的会议上，因为宋美龄在场，比12日更加不堪。

正如宋美龄后来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所写到的那样，当夜，会场贯穿始终的是一百多名达官对这个女人进行的彻底羞辱，“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许多人更是悄声责骂蒋介石无谋、专横，是“独夫”；而她刚刚开始发言，就有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

当戴季陶谈到“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时，宋美龄则抛出了实质性的问题，“……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

不得不说，在当时，这个从黄埔开始就继承了孙中山遗产一部而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省的蒋介石，在不到40岁时就成了最大的军阀，至1936年，经过压汪（精卫）排孙（科），已经到了无人可代替的地步。

就在大家哑口无言之时，宋美龄折中说，“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威慑张、杨，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另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

会上，宋美龄宣布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她的兄长、张学良的儿女亲家宋子文，将先后以私人身份，赴西安斡旋，而在适当时候，自己也将亲飞西安。

到了这个时候，何应钦不得不表态：愿意等待消息，在20 日之前，不进攻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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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机场。曾被张杨俘虏的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手谕回到南京：“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这个手谕，在南京立即引起震动，大批“元老”、政学系官僚和CC团人物一改沉默、观望的姿态，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与此同时，就在西安事变另两个主角张、杨六神无主的时候，周恩来来到西安，进行斡旋；23 日，周恩来与宋美龄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谈。

虽然，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口头协议”，但宋美龄后来写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后来，史沫特莱用文字记录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情形，“……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

西安事变时，当时在全世界独家报导这一事变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后来回忆，“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件的7个月期间，现在回想起来是决定日本命运的时刻”。

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