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两次厦门之行

文: 吴永奇

在重庆曾家岩25号“戴公馆”（今中山四路85号）内，有关中国沿海地区的抗日秘密情报，第一时间都会传至戴笠的办公室。

曾家岩戴公馆

自从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在武昌升格为“军统局”之后（即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分为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分离组建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升格沿用旧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分离扩建为“军委会特检处”），略显对日情报工作经验不足的军统局，就在戴笠的实际领导下，逐步在抗日的战场上站稳了脚跟，并迅速成长为中国抗日秘密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厦门后，军统闽南站的潜伏人员由于缺乏实战斗争经验，犯下了许多蹩脚性的错误。在这危机时刻，是戴笠果断地安排得力干将，潜回厦门开展工作，并亲手调整了情报系统的组织结构，才使得厦门这座城市的对敌情报工作得以维护，继而将其发展成为中国抗日秘密战线上必不可少的谍报主战场，为日后以情报信息工作，配合西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作战，奠定了基础。

一

其实，戴笠对厦门并不陌生，抗战爆发前，他曾两次亲临厦门，处理指导本地的情报工作。

早在1932年，军统局前身“力行社特务处”成立后，戴笠即通过国民党内部关系，在厦门设立了以黄埔军人连谋为首的“力行社厦门直属组”，核心成员包括连谋、林顶立、连济民、张静山、陈式锐、庄骏烈、马敬华、谢桂成等十余人。该组织最初的办公地点，设在鼓浪屿虎巷一栋菲律宾华侨的楼屋内，后来才迁往厦门深田路连谋的家中办公。

连  谋

连谋，福建惠安人氏，本名连良顺（字智深），1907年出生于坝头乡朝林村，幼年时期曾在本县安兜村念私塾。1920年秋天，连谋由安兜村进入“坝头小学”读高小；1924年7月又前往其叔父创办的“惠安螺阳中学”学习。

当时，闽南民军武装分立，各霸一方。在中学就读的热血青年连谋，机缘巧合，结识了革命党人许卓然。后经许卓然推荐，于1925年秋天来厦门考点儿报名，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并被录取。在广州黄埔军校就读期间，连谋最初对校方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崇拜的五体投地，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学生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926年底，连谋从军校毕业，之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期间，他参加过著名的“汀泗桥战役”，同年七月升任连长。 “国民革命军”进驻福建时，连谋担任营长，并于1927年至1931年间在惠安、泉州、仙游等地驻防。

1932年连谋来厦，进入厦门海警部门任职，次年成为“力行社厦门直属组”负责人，且带领同仁在闽南地区开展情报工作。同年8月，连谋派谢桂成（福建南安人，后任军统闽南站泉州组长、福州市警察局长、厦门市警察局长、台中市警察局长等职。）前往漳州设立了工作站，并把陈德星、张海乙、陈天伦等人安插在入闽驻防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队伍中，拓展力行社组织成员。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闽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此，“力行社”在军中的组织，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其所属一百二十名官兵成员中，约有一百余人被十九路军挖出身份后，就地处决。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连谋将十九路军内部的情况及时向戴笠做了汇报。戴笠则以他常年从事情报工作的敏感性和特殊经验，迅速逆袭，增强了“力行社”特务处在福州、厦门、香港等地区的特工力量，为“闽变”发生后，蒋介石能够迅速、正确地判断福建时局，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信息。

本来蒋介石认为十九路军的叛逆，会对东南沿海及其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局势，产生连锁不良的反应。但根据戴笠所提供的情报显示，福建事态尚在可控之中。因此，蒋介石在调动大军围剿十九路军前，派遣戴笠秘密进入福建，力图最大限度地瓦解十九路军的官兵意志。于是，戴笠决定在福州仓前山和厦门鼓浪屿设立两个秘密工作站，开展对十九路军官兵的策反说服工作，这也是戴笠第一次来厦门的背景缘由。

戴  笠

二

戴笠原准备拉上特务处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郑介民，一同前来厦门开展工作。有此想法是因为当时渗透进入十九路军内部的特务处成员，大多为郑介民利用广东籍同乡的关系发展招募，而这批人员的联络名单和具体的情报获取工作，都是由郑介民负责。但郑对此次策反任务是否需要由福州前往厦门态度暧昧，并不急于表态，只是将驻守厦门的十九路军内部联络人员的花名册和联系方式交给了戴笠。此时，生怕贻误战机的戴笠，顾不得等待郑介民滞后的表态，遂将其留在福州仓前山情报站，主持福州策反小组的工作。自己则抽调了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以及副官贾金南、部下周昭琼和若干随身侍卫及精干人员，一同前往鼓浪屿开展工作。

沈  醉

为了以“合乎情理”的身份入驻鼓浪屿，戴笠还挑选了仍在“浙江警官学校甲训班”学习的江山籍同乡姜毅英，让其装扮成小媳妇的模样，并以“去鼓浪屿表姐家走亲戚”的名义，先期抵达鼓浪屿，且秘密架设了电台，从事保障与福州及南昌的基础信息畅通和对敌斗争的联络监听工作，这是姜毅英第一次出现在鼓浪屿的历史记忆中。

同时，戴笠又通过蒋介石“北伐时期”的旧交关系，联络了福建安溪籍民军将领陈铮，作为此行在鼓浪屿落脚的接应人员。之后1933年11月下旬，戴笠一行十余人轻装简从，由福州出发，秘密前往厦门。三天后，他们安全抵达了厦门岛对岸的鼓浪屿，且住进了鼓新路43号（即八卦楼）陈铮的家中。至此，戴笠开始了对十九路军驻厦门官兵的策反和瓦解工作。

三

福建安溪县金谷乡东溪村人陈铮，又名陈瑞金，字铁卿，是缅甸华侨的后代，中缅混血儿 。他出生于1890年，曾求学于“两广师范”中文系，成绩优异。1918年“闽南民军”风起云涌， 陈铮的堂亲遭到地方武装的绑架，促使其以乡村教师的身份拿起武器，保卫家乡，走上了创办民军武装的道路。1922年北伐的“东路讨贼军”进入福建，陈铮被收编，出任第八军第三旅旅长，且控制了安溪县城。1925年夏天，陈铮与闽南另一位民军首领陈国辉交战，不幸失去了右臂。

陈铮在驻守安溪县时期，曾因参与营救“北伐”作战的蒋介石，而使两人成为挚友故交。1927年，陈铮率部归附“驻闽海军陆战队”林寿国部，担任了该部第二补充团团长，肩扛少将军衔驻防金门。1929年冬，陈铮见陈国辉率部占据安溪、南安、永春一带，自己回乡无望，遂携儿女、家眷、亲戚等本家族众多成员登上鼓浪屿暂居，并选择租借闲置的“八卦楼”居住生活（注：此据《泉州晚报》记者采访陈铮长媳廖淑仁回忆文章所提及）。之后他出游南京、上海等地，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寓居鼓浪屿期间，陈铮还出资在厦门中山路开设了“铁峰茶庄”，以解决家庭日常开支问题，同时雇用得力乡亲负责经营管理。自己则以文会友，新朋故旧，来者日益增多。

1932年陈国辉被十九路军抓获枪决后，陈铮的幕僚劝其再次出山举事，陈铮为此而心动。随即，他在福州进行了必要的打点，并被“驻闽绥靖公署”委任为“安南永三县边区联防总队长”一职，但陈铮只是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却并未前往目的地上任。陈铮在厦居住期间，原配夫人黄全没有随行。于是，陈铮又娶了一房姨太太在鼓浪屿享受生活。同时，他还将自己的长女陈淑媛带到鼓浪屿，送入印尼华侨黄奕住所开办的“慈勤女子学校”就读。

陈 淑 媛

陈淑媛从小就很有主见，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思想。虽然她跟随父亲来到厦门，但她非常同情、思念仍在乡下生活的母亲，从内心里怨恨父亲又娶了姨太太。因此，她就试着用章回体的文学表现形式，将父亲和姨太太当作反面人物，写进了自己创作的小说里，初露其文学才华。这也是刚满15岁的陈淑媛，青春叛逆期所迸发出的一种心理反应。戴笠一行入住陈铮家中时，陈淑媛并不知道家中来了些什么人，只知道这是父亲请来的朋友，加之她也不太关心家里父辈间的事，因此彼此相安无事。

四

来鼓浪屿之后，戴笠拜会了陈铮，并转达了蒋介石对他的问候。紧接着，戴笠又与先期抵达鼓浪屿开展工作的姜毅英，以及连谋、林顶立、连济民（惠安人与连谋是同镇乡亲，1932年曾任安溪县保卫队队长，1933年后历任惠安县保卫团队长、厦门公安局侦缉队巡查长、军统龙岩组组长、中美合作所华安腾云训练班上校营长、战后首任厦门公安局局长。1949年以陆军少将军衔撤往台湾。）、张静山等人见了面，从而进一步了解了厦门的局势变化及实际情况。会面期间，戴笠还将沈醉等随行人员介绍给“力行社厦门直属组”的同志们相互认识。

林 顶 立

据沈醉之女沈美娟所著的《戴笠传》一书中描述，其父一行登岛时的形象为：“他们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穿蓝布对襟短袄，打扮得像商人，但举止却具有军人般的洒脱。这些人一来就住进了当地一个大茶商的花园洋楼里，既不在岛上游逛，也不跟岛上其他居民接触。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中有个长着一张马脸的中年人（指戴笠），常常带着两三个人早出晚归，有时甚至出去两三天才回来。不过，他只要在家，就会有三三两两当地的乡绅前来茶商家中找他，看得出，他们都很忙碌，但谁也猜不透他们在忙些什么。”

其实，戴笠在抵达福州仓前山时，已经实施了第一步的工作计划。他曾督促郑介民设法与安插在十九路军内部的潜伏人员取得联系，并利用黄埔同学之间的关系，指示身在十九路军内部的黎庶望，对十九路军副总参谋长范汉杰进行策反工作。

范 汉 杰

原来范汉杰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亦是蒋介石当年最为赏识的门徒之一。“北伐战争”中，范汉杰带兵屡立战功，蒋介石曾经提升他为“浙江警备师”师长。范汉杰也是黄埔年轻学生中，最早升为师长的宠儿。1928年后，其所属部队被划归十九路军辖制。范汉杰虽然拥护十九路军的抗日主张，但逼迫他反蒋，在心理上总是不能接受。而黎庶望是黄埔三期毕业生，戴笠是利用他与蔡廷锴同乡的有利条件，将其秘密派往十九路军任职。此次郑介民联系十九路军上校参谋黎庶望，授意策反范汉杰的工作。黎庶望则先将十九路军译电科科长李道生拉拢收买，继而又说服范汉杰归附中央。于是，李道生毫不犹豫地将十九路军的“无线电联络密码本”拿出来，经由范汉杰交给了郑介民。郑介民拿到密码本后，急速电告身在厦门的戴笠，汇报了策反成功的消息。戴笠则为得到十九路军的密码本、初战告捷而感到欣喜。从此，十九路军驻防福建的调动情况，来往电文的内容都被姜毅英等特务处的工作人员所监控，一览无余，因此十九路军已无任何秘密可言。

五

随后，戴笠又在厦门对十九路军总参谋长兼“漳厦警备司令”、“厦门特别市”市长黄强，展开了策反工作。黄强是陈铭枢、蔡廷锴的亲信，亦是十九路军军中的重要人物。可是，他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特务处的成员。所以，戴笠带着贾金南、周昭琼寻机潜往漳州，与正在漳州处理政务工作的黄强司令秘密见了面。

陈 铭 枢

蔡 廷 锴

本来黄强就对十九路军另立中央持有怀疑态度，他认为之前“中原大战”时，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都曾败于蒋介石的手下。如今，十九路军也是独木难支，原本希望广东军阀陈济棠、以及江西红军可以给予支持，但随着蒋介石派遣中央军大兵压境，十九路军仅有的一点援助希望也就此落空。加上此时戴笠来访，并告知其已经获得了十九路军的密码本，使黄强再次遭受了重大的精神打击。经过再三思考后，黄强决定归附中央，并答应伺机策应中央军对十九路军所采取的围剿行动。

陈 济 棠

在与黄强会面期间，戴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且运用自信的口才，说服了黄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十九路军进一步处于土崩瓦解的边缘。而黄强对戴笠敢于独闯十九路军军营的冒险行为，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应有的敬意。戴笠为了完成使命所做出的“出生入死”举动，同样也鼓舞了贾金南、沈醉、周昭琼等下属随行人员，而这在戴笠的人生中，同样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六

戴笠见策反黄强的行动获得了成功，便进一步向其提出了下一个要求，就是调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来漳州见面。当时六十一师驻扎泉州，为了不引起十九路军高层的注意，戴笠希望黄强以恰当的理由调赵锦雯来漳州议事，黄强随即答应了戴笠的要求。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原籍云南，当过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他与戴笠的下属邱开基因为是同乡的关系，而私交甚厚。此次戴笠带来了邱开基写给赵锦雯的一封信，准备当面交给赵锦雯。其内容主要是策反赵锦雯，再让赵锦雯做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的归顺工作。其实赵锦雯原是何应钦留在十九路军的联络人，因此来到漳州与戴笠见面的赵锦雯，轻易就答应了戴笠的要求，回去做毛维寿的思想工作。继而戴笠结束了漳州之行，返回鼓浪屿“八卦楼”寓所，等待赵锦雯进一步的消息。此次策反工作的进展情况，也令戴笠颇为满意。

沈 光 汉

沈光汉与蔡廷锴

区 寿 年

不出所料，赵锦雯返回泉州后，策反了毛维寿。毛维寿又说服了六十师师长沈光汉、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注：区寿年虽为蔡廷锴的亲外甥，但也不愿意反对国民政府。他有个孙子叫区楚良，是八十年代中国足球队著名守门员)、四十九师师长张炎等人。之后毛维寿、沈光汉还亲自到厦门与戴笠进行了秘密商谈。最终，毛维寿等十九路军将领决定伺机率部投诚。至此，由十九路军所发动的“闽变”，在事实上已经土崩瓦解，军事上面临的结局，即是彻底地失败。

1934年1月3日，国民政府“中央军”围剿十九路军的战役打响，随后，不愿意同室操戈、且“毫无战斗力可言”的十九路军一败涂地，迅速退出福州城，并南撤至泉州一线。就在此时，驻防厦门的军队不战而降，致使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蔡廷锴本想在泉州一线组织一下抵抗，但毛维寿等诸位将领反应冷淡，主张和谈。于是，蔡廷锴派遣范汉杰一行前往厦门和谈。自己则前往闽西，与李济深、蒋光鼐汇合，希望在那里坚持战斗，可这个希望之后也不幸落空。此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并未出手相救，反而收编了十九路军在闽西和进入广东的残部。

蒋 光 鼐

至此，不得以离职的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四人全部出走香港避难。而驻守泉州的毛维寿，此时率部通电全国，归附国民党中央，历史上仅仅存在了五十七天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到此宣告落幕。

此间，还有书上记录，戴笠与毛维寿在厦门见面的消息，被陈铭枢派在毛维寿身边的卧底内线所探知，并及时报告给陈铭枢。陈铭枢则在戴笠经过的公路上布置了地雷。之后一辆汽车被炸弹袭击报废，但戴笠并未乘坐此车，从而躲过了一劫。这则故事不知是否真实，亦或是杜撰的情节，开列于此。

而在美国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魏斐德所著的《间谍王》一书中，也有对戴笠来福建进行策反工作及整个事件的总结性描述，抄录如下：

戴笠携带了以郑介民为首、张炎元为辅的一队特工，称“策反组”，到福建人民政府所控制的区域，开展策反工作。期间，戴笠自己则由沈醉陪同，在厦门旁边的度假岛—鼓浪屿上设立了办事处。当时该岛遍布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住所，他们在那里躲避福建沿海的暑热。“策反组”遵照戴笠的指示，尽量争取叛军。结果他们收买了两个关键的军官：十九路军总参谋长黄强和副参谋长范汉杰。在反叛开始的头几天里，戴笠的人就得到了叛军的无线电密码本，使这位“间谍王”能在鼓浪屿的寓所里，侦收到十九路军所有的战役部署计划。此外，戴笠还争取了马尾的一个团长，从而打开了通向福州的大门，使蒋介石的军队于1934年1月轻取福州。“反叛事件”被迅速平息，而戴笠在蒋介石的眼里变得更加重要。

七

戴笠一行因为此次处理“闽变”事件，前后在鼓浪屿居住生活了近两个月，期间还有一则与策反工作无关的插曲，值得记述。就是戴笠寓所主人陈铮的女儿陈淑媛，由于与十九岁的沈醉朝夕相处，产生了恋情。

“闽变”策反任务完成后，戴笠携部下撤离鼓浪屿，沈醉则返回上海工作。而思念难耐的陈淑媛，之后毅然决然地前往上海寻找沈醉，并在上海与沈醉秘密同居，还为沈醉生有一子。

1934年秋，陈淑媛在上海《女子月刊》杂志社从事校对、编辑工作。上海的编辑生涯，是陈淑媛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36年，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了陈淑媛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淑媛与戏剧作家左明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由她担任编剧和文字宣传工作。随后演剧五队到了古都西安。这期间，她写了抗日救亡剧作《学者》在《西京日报》上发表。

1937年10月，“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摆脱了“国民党特工”的盯梢和纠缠，顺利到达了“红色圣地”延安，成为从沦陷区及大后方抵达延安的第一支文艺团体。这群满怀激情的青年，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为中共中央领导暨毛泽东主席，举行了汇报演出，同时也为群众和干部们演出。延安之行，使陈淑媛的人生道路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此后她留在延安工作生活。

正是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莫耶”，这也是借鉴了中国古代一把非常著名的“利剑”名字。这一年，她才19岁。莫耶即是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曲《延安颂》歌词的创作者。这首曲目和莫耶这个名字之后被全国民众所熟知。

而沈醉所著回忆录中的女性伴侣“白云”，即是陈淑媛的化名。莫耶与沈醉的恋情，最终是由沈醉之女沈美娟披露，但她不知道其父与陈淑媛的恋情，并不是从上海开始的，而是在鼓浪屿产生了爱情火花，促使陈淑媛随后去上海与沈醉共同生活。至于陈淑媛前往延安是否为军统所派遣？此事不得而知。沈醉去世之前，也未曾确认此事。历史的真实和表象往往矛盾重重。这一疑问，或许已经成为两人间的永久秘密，珍藏在早已去世的沈醉和莫耶的心中 。

附带叙述的是，莫耶的父亲陈铮于1934年返回安溪，担任了“联防总队队长”一职，控制了安溪一带的防务工作。1940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委派郑旌溪担任“安溪清剿指挥官”，陈铮因乡间琐事得罪了郑旌溪，被郑旌溪于9月15日秘密捕杀，死时年仅50岁。陈铮死后其家产系数充公，族人被杀者众多，一代地方豪强从此灰飞烟灭。

八

1937年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自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守台湾的日军便对厦门虎视眈眈。权衡中日双方军力对比可知，中国军队防止厦门沦陷的企图，基本上不可能达到。为了在“厦门沦陷”前期，做好对日潜伏工作，戴笠决定再次前来厦门视察、布置工作，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厦门的重要原因。其实，戴笠1935年4月末也曾来过一次厦门，当时是安排厦门秘密机关的布局组织工作，调整机构管理人员，同时与自己新近保荐、已经登上厦门市长职位的王固磐等在厦老朋友会面。那一次来厦，他就住在王固磐家中。因为不是秘密战线斗争状态，所以叙述从简。此次戴笠复来厦门，首要任务是亲自召集军统闽南站站长沈觐康、副站长陈式锐、闽北站“厦鼓直属组”组长张圣才、以及刘汉东（市公安局侦缉队长）、吴茂序、陈雪江等军统骨干人员秘密开会，制订“厦门沦陷”后的潜伏计划。

上世纪三十年代厦门街景

据沈觐康的外孙林斌，根据其外公回忆所创作的《朱门风景》一书中记述，戴笠当年来厦门十分突然，使得时任“厦门公安局长”的沈觐康颇感意外。

沈觐康又名沈静安，福州人，名门望族的后代。其曾祖父是“大清帝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因此，他也是中国近代史开篇人物林则徐的后裔。

沈觐康1902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宫巷的“沈家大院”，早年曾留学德国柏林、汉堡等地，先学习了航空机械，后改学警察管理专业。1919年回国后，历任“福建省会（福州）警察局”督察长、“欧亚航空公司”西安站主任、“浙江杭州笕桥中央警官学校”警政和德文上校教官、“浙江省会（杭州）警察局”第二分局长。

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任职期间，他与胡宗南在飞机上相识。胡宗南认为沈觐康是一位优秀人才，随后将其介绍给戴笠任用。戴笠看到沈觐康的学历及其家事，认为他与福建海军系的官员渊源不浅，遂于1935年向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推荐，并于5月任命其为厦门市警察局局长。随后，他亦兼任了军统局改组后的第一任闽南站少将站长。

1938年5月厦门沦陷时，沈觐康跟随市政府人员整体撤离厦门。由于其离厦前，部署潜伏人员工作不当，致使潜伏工作陷于瘫痪状态，而被戴笠解职。

之后，他脱离军统前往越南海防，担任“欧亚航空公司”商务驻站代表；继而又被调任“欧亚航空公司”重庆站主任。

随后，军统召其归队，并委派他前往甘肃，担任了“兰州警察局”局长兼军统“兰州特训班警政系”少将主任；此后，沈觐康又被提升为军统“中美合作所”工程处处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5年10月沈觐康重返厦门，担任“第三战区金厦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又出任“厦门市警察局”局长。因与中统系出身的厦门市市长黄天爵不睦，被迫于1946年秋季离职。

沈觐康卸任警局职务后，改业从商。他先后担任过“上海美龄玉牙膏厂”主任；“福州市公共汽车公司”经理以及“宫巷小学”校长等职务。

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沈觐康被逮捕，并确定为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2年2月，沈觐康又被移送“北京秦城监狱”关押。1975年4月作为第七批（最后一批）特赦战犯，沈觐康终于被人民政府释放，返回福建生活。

他晚年在福州生活期间，曾担任“福建省政协文史馆员”一职。1985年11月沈觐康在宫巷家中去世，享年83岁。

九

下面摘录其外孙林斌《朱门风景》一书中，比较可信的文字，加以整理记述。

1937年10月中旬的一天，沈觐康接到了机要室主任拿来的一封电报，全文如下：“厦门墨池兄（指沈觐康）鉴：我将于近日赴厦门游览，行期另告，届时当共赏秋色，畅叙别情，弟沈沛霖叩”。沈觐康一看署名，便知是戴笠无疑。因为戴笠笃信阴阳八卦学说，算命的先生说他命中缺水，所以“他的化名一律起得湿漉漉水汪汪。”沈觐康读完电报后，“不由地苦笑了一下。戴老板真会开玩笑，也只有他才想得出如此富有闲情逸致的电文。”沈觐康知道“戴笠的性格并不幽默”。不过，戴老板“到底是委员长身边的人，短短的电文也很牛匕，大将风度，局势愈是危急，就愈是一派从容。”于是，沈觐康想起来刚刚发给戴笠的一份绝密电报。“据有关情报探知，日本军部已拟对金门动手，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先遣部队，目前正在台湾基隆集结待命。一旦金门失陷，则厦门很难保全。如此，当务之急只能是考虑厦门一旦陷于敌手后的应变之策。把事情做在前面，之后与日本人玩游戏，方能先胜一步，棋高一着。”想到这里，沈觐康对戴老板“厦门之行的目的已经揣摩的八九不离十了”。

作为特工人员，戴笠的行动一向诡秘而低调。按照约定的航班时间，沈觐康准时前往厦门码头迎接戴笠一行。但直到轮船航班上的旅客都走光了，他依然没有看到戴笠的身影。沈觐康正寻思着戴老板是不是更改了船期，是否需要沟通一下，再行举措。忽然，一个人走到沈觐康的身旁，“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板已经到了。”此时，已“回过神来”的沈觐康，看见是戴笠的副官随从，于是“顺着他目光指引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人正站立在堤岸边，笑眯眯地望着自己。此人正是戴笠。”“戴笠一改平时的装束，那一身藏青色哔叽中山装变成了玄色丝绸长衫，头上戴了一顶南洋遮阳帽。拉得低低的帽檐下，是一副当时十分时髦的墨晶太阳镜，而额下竟‘长出了一撮灰白的胡子’！那模样，与厦门街头常见的南洋华侨商人毫无二致。”沈觐康急忙上前正欲开口问候，却被化了装的戴笠所制止，且拉着他上了沈觐康停在码头旁的汽车里。在汽车中，沈觐康向戴笠道歉，说自己没能认出戴老板，实在不该。“奇怪的是戴老板的心情非常好，非但没有丝毫生气，反而笑呵呵地说，墨池兄，不怪你嘛，你看我的化装术如何？”看着沈觐康带着抱歉的表情望着自己，戴笠笑着说：我是故意难为你一下，试试我的化装术如何，你不要介意。其实戴笠化装，是为了躲避在厦日本特工的注意。当时厦门社会人员的构成非常复杂，日本商人、台湾籍民随处可见。虽然此前日本民众大多数因为中日两国已经交恶，而撤往台湾。但日本海军特务机关、以及《全闽新日报》社、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在撤离厦门前，已经部署了若干潜伏人员，隐藏在厦门和鼓浪屿周边地区。为了防止泄露行踪，戴笠此行选择了化装进入厦门。

汽车在厦门曲折的道路和街口中穿行，一会儿就到了沈觐康的公馆。戴笠此行不住旅馆，选择下榻沈觐康的家中，也是为了做到非常时期的保密工作，万无一失。可是，就这样的秘密接待工作，依然没能瞒过日本密探的眼睛和嗅觉，他们很快就获知了戴笠来厦的消息和行踪。因此，竟在鼓浪屿出版发行的日系报纸上，刊发了戴笠来厦秘密活动的新闻。戴笠为此大为光火，自己“白白费劲化装了一番不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你的行踪人家都了如指掌，这叫军统今后还如何开展工作？此事太叫戴老板没面子了！由于这件不愉快事情的发生，致使戴老板在军统驻厦门各单位负责人的秘密联席会议上的训示报告，偏离了既定的主题。戴笠此次来厦目的是研究布置厦门沦陷后的潜伏工作，以及如何开展敌后情报、行动工作等等。然而，戴老板之后的讲话，已经变成了对团队内部所作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训示。”

戴  笠

戴笠说：同志们，我这次到厦门来，看到同志们的工作是努力的，是有成绩的。譬如，“闽北站厦鼓组”破获日特柯阔嘴一案，就很好嘛。但是，这很不够，很不够！我常常说，我们团体的每个同志都要时时记着“体念领袖苦心，秉承领袖意志”。请问，大家做到了吗？！做到的请举手！我看没有哇，没有一个人做到！这使我很痛心，很痛心啊！

戴老板的开场白，当头敲击了在场大大小小的特工们一记闷棍。见大家面面相觑，不明就里，戴笠话锋一转，勃然作色道：我到厦门来，是来开展秘密工作的。可是，我戴某人秘密来厦门的消息，居然被日奸公开刊登在报纸上！这是个什么问题呢？这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戴某人安危事小，完不成领袖交给我们的任务事大！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领袖日夜操劳，指挥“淞沪抗战”，我们团队如果不能为领袖分忧，那还叫什么最革命的团体？小日本是想一口吃掉我们，不要以为你们东南地区就没事了，厦门只是日本人嘴边上的一块肉！人家爱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大家还不振作起来，那么，今天只是登一条新闻，明天，恐怕你们的脑袋还会被人家拿了去呢！这件事要查，一定要查清楚，是哪个泄漏出去的，一定要严办！

戴笠越说越气，嗓门越来越高。沈觐康连忙给他斟上一杯“白开水”。当年戴笠以领袖为榜样，不喝茶水只喝白开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在军统内部，但凡老板在场的会议，一律只奉上白开水。

戴笠瞟了沈觐康一眼，口气稍稍缓和了些。喝了一口以法国矿泉水冒充的白开水，继续说道：我这样说，并不是吓唬你们。八月初我在上海布置团体的工作，委座把我紧急召回南京，问我为什么与敌人还没有开战，日本人就知道了我们的最高机密，就知道了我们的作战意图？我知道委座说的是集结于长江的日本军舰偷偷开溜的事情，我只能打自己的嘴巴！委座生气，我很难过，是我们团队失职，是我们无能啊！这事一查，原来是人家小日本钻到我们肚子里来了。堂堂的国府行政院“简任级”高级机要秘书，竟是日本人的间谍！这个大汉奸把最高国防军事会议的作战计划统统送给了日本人，几十条军舰呀，就从我们江阴炮台的眼皮子底下溜掉了！这个叫黄浚（即黄秋岳）的大汉奸就是你们福建人。这一次，我戴某人是把脑袋提在手上工作的。我对委座说，学生一个月内不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我的头就交给校长了。

说到这里，戴笠铁青的脸色开始阴转多云，浓浓的扫帚眉梢也开始翘了起来：其实就是十几天嘛，我戴某人即查清了这个大案，并且在南京新街口的咖啡馆和玄武湖公园把十来个汉奸一网打尽。这说明，只要敢豁出性命来，为领袖分忧，我们的团体就不是吃素的。才能算是最革命的团体！

戴笠慷慨激昂，面露得意之色。同志们纷纷趁机恭维老板。沈觐康说：这个黄秋岳，我是认识的，说起来还是政界的闽人前辈，此人喜欢舞文弄墨，据说写了一本什么《花随人圣庵摭忆》的书，名堂就很古怪。此人平时很自负，正眼都不看人一下，摆一副名士的臭架子。我看他就不像什么好东西。果然，是个大汉奸！厦门的同志们都知道，此次黄案的侦办，是戴先生指挥有方，为我们团体扬了威！

大家众口一词说；“是是，戴先生高明，行动神速。8月26号，最高法院将那十来个汉奸处以极刑的消息，我们在报上都看到了，真是大快人心！这也是我们团体的光荣，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有光！“

戴笠发泄了一通，又自我标榜了一番，见同志们都很有觉悟，怨气才慢慢消了。随后，他摆摆手很大度地说：大家能这样想，我很高兴。团体，团体，就要团结得像一个人的身体。我说过，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你们把闽南的工作做好了，我戴某人的脸上也有光彩……

日本特工黄浚

这次会议，就这样在戴笠的“政治思想工作”训话中结束了，会议中根本没有涉及实质性的“业务工作”问题。可是，戴笠下一步的想法，沈觐康自然知道。他认为戴老板是想把真正的机密事宜，尽可能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通报。

此后数日，会议断断续续地，连开会的地点也变化不定。戴笠在厦门经过几天布置，总算把正事研究妥当，之后他离开厦门前往香港。

十

以上是沈觐康的外孙林斌，根据八十年代初与沈觐康的几次“只言片语”式的“长谈”，以及沈觐康“支离破碎”的回忆，“去伪存真”复原的戴老板的讲话大意，以及戴笠来厦的大致经过。

附带说明一下戴笠讲话中所提到的“闽北站厦鼓组”，成立于1937年8月18日，组长是张圣才，组员有张廷标、张天昊等七人。这也是张圣才加入军统组织，参加抗日工作后的第一个组织身份，他的上级就是军统闽北站站长张超。当时“厦鼓组”的主要任务是日侨撤退后，搜集潜伏在厦门和鼓浪屿的日本特务活动情况。之后“厦鼓组”便破获了日本领事馆特务机关隐藏在鼓浪屿的特工郑石为、及其手下陈龙江、柯阔嘴、柯朝根一伙；继而又破获了吴在和等日本特工人员。

抗日特工张圣才

因此，在上述厦门会议中，得到了远道而来的戴笠的表彰。很显然，张圣才也出席了这次秘密会议，此后他被调往福州工作。

另据沈觐康回忆，戴笠开完这次会议离开厦门没几天（即1937年10月26日），厦门的直属县金门岛，就被日军攻陷占领。唇亡齿寒，致使厦门市区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这就是戴笠第三次前来厦门处理公务的过程描述。

戴笠离开厦门，取道香港返回武昌军统总部（当时办公地址在武昌平悦路33号）后，沈觐康随即着手具体落实戴笠在会议中，要求组建潜伏组的策略。

其实，沈觐康对国军守住厦门不抱任何希望，他看到即便是上海、南京等国民政府的重要城市，其抵抗的结果也是沦陷，更何况“弹丸之地”的厦门。戴笠曾经说过，厦门就像是日本人嘴边的一块肉，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早在1935年3月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就曾到访过厦门，并梳理本地的军政情报。同年12月，日本“台湾总督府”又派遣特务冈本、土桥等人来厦，秘密从事分裂福建的政治活动。在这种背景下，沈觐康为挑选潜伏人员而伤透了脑筋。“厦门沦陷”前，大家都想早日内迁，实在是没有几个人想“与厦门共存亡”。

戴老板亲临厦门布置工作，毕竟是原则性的要求。而实际计划实施的责任人还是沈觐康。“潜伏组”除了组长一职需要报请戴笠批准外，一般组员都由沈觐康圈定。

继而，他反复仔细地翻看了花名册，除了几名比较有把握的骨干外，又看到了几个非常顺眼的名字，随即提笔勾画了圈圈，比较草率地“乱点了鸳鸯谱”。事实证明，这种“乱点鸳鸯谱”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林光明”这个名字，看似光明磊落，但之后在实际潜伏中，正是这个林光明成了“兆和潜伏组”的叛徒，最终将该组织人员全部出卖给日本人，使之被日本特务机关一网打尽，导致“厦门沦陷区”与“国统区”的联系一度陷于瘫痪状态。

（注：据原“兆和潜伏组”成员黄德昌、陈重宗回忆，林光明原本就是日本警察本部的外围工作人员，被军统招募加入组织后派到漳州受训，随后，反卧底进入行动组。）

若干年后，沈觐康在回忆“兆和组事件”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认为“当年干的那些事，潜伏啊暗杀啊，就好比是赌博，你完全有可能输得很惨，但你不去赌，则连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搞特务工作的，没有赢的机会就等于输了。所以，你必须去赌！“可惜，沈觐康的想法在当时就没有赢的机会。

“厦门沦陷”后，他所布置的潜伏人员随即四散而逃。戴笠为此大发雷霆，迅速下令撤了沈觐康“闽南站站长”的职务，并将副站长陈式锐调往武汉工作。而所遗“军统闽南站”站长一职，抽调身在福州的张圣才返回漳州接任。因此才有了张圣才6月7日凌晨，在夜幕中从海沧秘密潜回鼓浪屿，重组“兆和潜伏组”的全过程。

可让戴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圣才重组的“兆和组”在日本特工的多重围堵下，也仅仅存在了两年时间，就遭到日军情报部门的重创，组员二十余人被捕，多人为此遇害。戴笠痛心之余，决定再派潜伏人员打入厦门，获取情报，但都未能如己心愿。好在，1939年来自台湾的所谓“日本特工”林顶立，决定秘密回归祖国。这一意外，令戴笠大喜过望。于是，林顶立便成为军统当时潜伏在厦门日伪高层的一张强力王牌，为国民政府窃取日军经济、军事情报，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来源通道，以此削弱了由于“兆和潜伏组”的瘫痪，所带来的战略损失及其巨大影响。

姜毅英

接下来为了配合林顶立在厦门的潜伏工作，军统局专为其配备了秘密电台，并派遣军统总部著名的译电员、报务员姜毅英再次来厦，工作生活在鼓浪屿，与林顶立共同完成秘密使命。

之后，林顶立与姜毅英的合作，确实没有让戴笠失望，不久即传回了日军即将“南进”的可靠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