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革命元老的汪精卫，为什么会在职业生涯晚年心甘情愿当汉奸？

来源: 汗八里文艺之声

当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既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也不宜对既定史实做出碎片化或脸谱化的论述。

就拿汪精卫（1883—1944）来说，他的身上集中了“民族主义者”、“青年革命领袖”、“无政府主义者”、“国民政府主席”以及“汉奸”、“反革命”等多个对立的政治标签。

那么问题来了，那个曾经喊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热血革命青年，为什么会在职业生涯晚年甘心沦为汉奸？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与东条英机等人“谈笑风生”的汪精卫

1、汪精卫的“反转人生”

青年时代的汪精卫，因暗杀摄政王载沣（1883—1951）而名声大噪，一度成为了深受各界推崇的革命偶像。

民国建立之初，他提出了“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并主动辞去了所有政务，成为了淡泊名利的代表。

然而，就在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去世以后，原本“超然于政治之外”的汪精卫一反常态，积极投身于权力竞逐。

同年7月，他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宣传部长，成为了“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国民政府“联共”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以及国民党“左派”的最高领袖，一度让蒋介石颇为忌惮。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盛典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汪精卫不断强调“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得知溥仪于1934年3月“称帝”后，更是义愤填膺地表示：“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

讽刺的是，就在六年后的1940年3月，身为“革命元老”的汪精卫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接受日本扶持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与代国府主席，以“中国头号大汉奸”的身份终结了政治生涯，最终落下了客死他乡、坟墓被捣毁的惨淡结局。

访问日本的汪精卫

2、汪精卫的青年时代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祖籍浙江绍兴，1883年5月生于广东三水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他的祖父汪云曾经中过举人，父亲汪琡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等地做过幕僚，尽管收入比较一般，但对外一直保持着读书人应有的体面，因此在当地颇声望。

幼年时代的汪精卫，“在广东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不过，过于拘束与严谨的家风以及父母早逝的现状，使之养成了敏感多疑、懦弱与优柔寡断的性格。

另外，儒学典籍的深度学习，使之滋生了浓郁的汉民族主义情结。比如他在《自述》中曾指出，“对于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于清，自然是一样的。”

青年时代的汪精卫

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局势，时年只有19岁的汪精卫与朱执信（1885—1920）等人于1902年成立了“群知学社”，旨在“广阅西书，探求新知”，探索救国之道。

1904年，广州招考官费留日生，汪精卫被顺利录取。同年秋，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得益于大量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与法律相关的著作的广泛阅读，内心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此，他在《自述》中如是写道：“吾乃至留学法政，从宪法得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的“君臣之道”被抛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

用发展的眼光看，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为其日后投身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3、为什么要刺杀摄政王？

1905年7月，汪精卫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了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举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

从这以后，他以“精卫”为笔名，在《民报》上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社论文章，与立宪派学人展开了激烈论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鉴于此，孙中山不仅对他青睐有加，还将其视为“三民主义的代言人”。

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站立者），前排中间之人是章太炎

需要指出的是，意图“推翻现政权”的暴力革命，从来就不是一个永远充满光明与激情且一蹴而就的事业。

面对起义屡战屡败的困局，汪精卫联合黄复生（1883—1948）等同盟会成员于1910年1月潜入北京，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只不过，银锭桥头的一根电线头让他们露出了破绽。事情败露后，一行人等被捕入狱。

在狱中，汪精卫不仅写下了痛斥清廷腐朽无能的“千字供词”，还留下了十余首感怀杂诗。在这些杂诗当中，当属《被逮口占》中的那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最为知名。

鉴于该诗气势雄浑，以至于赢得了负责审理此案的肃亲王善耆（1866—1922）的高度赞赏。得益于后者的大力斡旋，汪精卫等人并未被立刻执行死刑。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为什么汪精卫等人要试图使用暗杀手段来改变政治局势？”对此，学界给出了两个理由。

首先，是汪精卫对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理解与吸收。

美国历史学者阿里夫·德里克（1940—2017）在其所著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中指出：“在1902—1907年间，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中国年轻的激进派，是通过虚无党的政治实践，即通过个人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暗杀来认识无政府主义的。”

显然，汪精卫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忠实拥趸。他不仅在《答覆蔡孑民、吴稚晖及李石曾之来信》中指出，“铭（指汪精卫）自二十岁以来，所知者排满洲排专制而已，后乃渐闻无政府社会主义。数年以来，对此主义心加热矣”，更在《致吴稚晖函》中直言，“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行动，自然以暗杀为第一义”。

其次，可能与其内心深处的“精卫情结”有关。

对此，知名学者叶嘉莹在重点分析了汪精卫所做的诗词后认为：“汪精卫的生命中贯穿着一种精卫情结，这种情结催迫他执著地要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不顾一切地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

或许，汪精卫在《论革命之道德》一文的这段论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种“精卫情节”的内涵：“革命党人的将来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火中，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烈德”；釜于烈火中受尽煎熬，是为革命之“恒德”。薪和釜的用途虽然不同，为了天下苍生之饱食的目标却是一样的。”

一言概之，正值壮年的汪精卫不仅一直对流血牺牲的“烈德”有着热切期待，还梦想着自己的生命如同“炬火熊熊”一般“顷刻而尽”。

中国同盟会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过分推崇自我牺牲的文化认识，固然可以让汪精卫取得极高的荣誉与社会地位，但也极大制约了他对政治生活的充分认识。

比如遇到棘手的政治难题时，他除了不断“表示出一死了之的决心”以外，几乎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对于一个志在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革命元老而言，这样的心态显然是非常幼稚的。

4、无政府主义者的挣扎

武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被无罪释放。出狱后，他就任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他遵照孙中山的意愿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政治高位的诱惑，汪精卫不仅以“自顾才力实不能胜”为由坚决予以推辞，并在1912年8月辞去一切政务，携妻子陈璧君赴法留学。

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汪精卫一再重申“不做官”？坦诚说，这里面固然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但更多的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正如他在赴法之前留给孙中山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自己只有社会上的虚名，对于现代政治和科学真理茫然无知。”

简单地说，革命党人固然怀揣有充沛的爱国热忱，但普遍缺乏实际的政治实践经验。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他们不仅很难有所作为，弄不好还会误国误身、晚节不保。

更何况，西方的政党政治与议会制等政治理念，几乎找不到获得支持的社会基础与可以依仗的政治力量。

鉴于此，汪精卫希望自己“把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思想文化教育之领域，用新知识来打造出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形成新的政治主体和社会力量，淘汰旧式官僚，匡正世道人心，力矫凉薄风俗”。

事实上，汪精卫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他抵达巴黎后，与无党派人士李石曾等人合力创办《民德杂志》，主张“专发挥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不谈政治”，旨在“借言论出版之自由以传播真理，改造国人思想。”

对于“革命”的内涵，汪精卫有着自己的认识：

改良政治的唯一手段是革命，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使用“感动的方法”造成现有军事力量的倒戈。其中，行使“感动之法”的关键在于造成舆论，因为军人亦犹是人耳，舆论所是从而是之，舆论所非从而非之；制造舆论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传播。

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崇“教育救国”汪精卫，很快就与主张“武力讨袁”的革命党人产生了严重分歧。原因很简单，鉴于“中国外患方殷（剧烈）”的现状，他认为“中国的政局必须维持稳定”。

因此，他不仅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更在知悉了中华革命党的党章要求“党员立誓服从孙中山，并盖指模为证”以后，痛心疾首地表示：“读其党纲，如读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无可再生，不须更为之一计将来，但痛恨既往之逐臭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教育救国”毕竟成效过于缓慢，难以在短时间挽救民国“大厦将倾”的事实。因此，汪精卫不仅对撰文、筹款、印书等工作日趋厌倦，而且国内每当出现巨大的政治危机时，他总会下意识地认为，“如果自己身在漩涡之中，或许可以补救一二”。

“二次革命”示意图

当然，厌倦“教育工作”的另一个原因，也与期望相距甚远息息相关。与《民报》相比，《民德》等杂志的影响力颇为有限，与前者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对此，汪精卫曾经落寞地表示，“西方杂志正如一大戏台，各种角色已都齐备，铭于此间不过扮一小兵，遇得胜时则摇旗呐喊，败时则低头受戮而已，有何价值可以讨论？”甚至觉得自己的选择“可羞、可笑、可哭、可叹、可恨、可鄙”。

1915年5月，北洋政府决定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

一个月后，汪精卫回到上海，“所见所闻，伤心刺骨”。原因很简单：“教育虽是根本的救国之道，但教育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保持完全的独立。若亡国之后，教育的权力操于外人之手，虽欲不受愚民教育，亦有所不能也。”

五四运动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汪精卫懊恼自己“淡出政治圈”的选择，后悔自己不应该加入“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德会，不应该宣布所谓的“六不原则”，更不该留学海外，痛感“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伴随着民国政治思潮更迭、政局变化和国民党自身的蓬勃发展，汪精卫对于政治本身以及“如何参政”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1917年，他主动参加了护法运动。1919年11月，他从欧洲回国抵达上海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创办了《建设》杂志。1921年，汪精卫就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等职务。次年，就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并全程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在召开于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他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11月，他以孙中山秘书的身份入京。

此时的汪精卫愈发坚信，只有谋取到国家的最高权力，才能够大展宏图、施展抱负、改善国家颓势。至此，汪精卫正式开始了追逐最高权力的政客生涯。

国民党一大会场

5、“革命”解释权的争夺

进入上世纪20年代后，伴随着国际共运的兴起、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于革命的内涵、目标与斗争方式，都有了全新的理解。

简单地说，“革命”不再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而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是结合了政党、军队、群众、意识形态等多种力量的斗争，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为中心任务，以建立新政权为最终目标。

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韶关宴请苏联派驻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

深谙此道的汪精卫，不仅频繁在公开场合将“国民党改组”与“唤起民众，彻底打倒帝国主义”誉为“中国革命的两条光明大路”，还熟练掌握了社会动员与建构意识形态的方法与技巧。

1925年2月，他先后在上海的南洋、同文、文治等几所大学发表了题为“政治与群众”的专题演讲，并不断强调：“达到好政治的唯一途径，便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革命的方法。就在于唤起群众。”

在“荣升”为国民政府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后，汪精卫更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不断在各种演说场合宣传“阶级”、“群众”、“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等理念，深受各界的广泛追捧。

对此，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们一度认为：“汪政府曾以保护农民运动而出名，汪精卫离开政权有利于一切反革命分子。”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再宣传“阶级”、“群众”与“世界革命”的汪精卫，不仅对“联共”政策心存疑虑，内心深处也是极端“反共”的。

孙中山曾在1924年10月致蒋介石的信中指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据好友吴稚晖回忆，截止1927年4月，汪精卫依然说过“苏俄不但把国民党当工具，他把什么东西都当作工具”之类的话。

孙中山与蒋介石

因此，汪精卫对于“阶级”、“世界革命”等概念的解释，与共产国际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就拿“国民革命”来说，汪精卫尽管将之释为“各阶级民众共同的革命，是集合全民众的势力，向着一个目的进行，决不可使之分散”，但他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原因很简单，“中国国民党是联合民众来做国民革命的，要满足人人的生存欲，同时也要抑制人人的支配欲”。

由此可见，汪精卫之所以呼吁和推崇“联共”，本质上就是想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充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进而登上权力的最高宝座。

比如在1925—1927年间，他曾两次借助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力量，在权力争夺战中转危为安。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炮制“中山舰事件”，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与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的汪精卫沦为最大输家，不仅被迫引咎辞职，还狼狈地跑到法国“休养生息”。

基于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扩大话语权的双重需要，在得到苏联方面的许可以后，共产国际联合盘踞在广东以及其他各地的“反蒋”地方实力派，联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迎汪复职”的运动。

资料显示，这场运动先后波及到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各级党部、各军党员代表大会、各界群众大会与湖北省总工会、武昌学生联合会等各种民众团体，诸如“促汪销假”的通电铺天盖地而来，一些社论文章甚至将之赞誉为“今之完人”和“党圣人”。

进入1927年以后，国民党内部已经呈现出了分裂之势。在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极大制约，汪精卫取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蒋介石原来担任的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三项重要职务被取消，只保留了中执会常务委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与中政会委员三个职务；作为对比，人在法国的汪精卫当选为中常委委员、国民政府常委委员、中政会委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与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五项要职。

在这样的背景下，汪精卫于4月启程回国，直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的驻地武汉。不过，他的无政府党友人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等人全都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

那么问题来了，汪精卫为何要坚持前往武汉呢？对此，他给出了三个理由。

首先，他坚持国民党“改组”的精神与政策决不可牺牲，“联俄”的意义并非普通的国际关系，而在于接受苏俄的革命方法；

其次，既然有“党”，就必须有“党纪”，改组政策如欲更改，必须经由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不能由中监委和一班军人来操作；

第三，“民生主义是必须坚持”的，“反共产”的人将民生主义也一同抛弃了。

4月12日，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发动了“四一二事变”。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他不仅抬出了以“反共”著称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还将武汉国民政府视为非法政权。

作为对比，武汉方面称南京国民政府为“伪府”，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当然，也有学者在考证后认为，或许在回国以前，汪精卫已经提前与苏联方面“打好了招呼”。

实际上，即便到了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已陷于严重危机之时，苏联方面依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比如在斯大林于6月24日致莫洛托夫的信中，不仅提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向苏联提出的贷款要求，还在信中指出：

我想现在就可以从1000万项目下汇出300—400万，但1500万的问题暂缓。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他们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

但在进入7月份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7月初，共产国际严厉批评陈独秀右倾妥协并停止其在中共中央的职务，随后中共中央改组。

13日，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发表官方宣言：“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两天后，汪精卫主持召开“分共”会议，大肆攻击共产国际存在“破坏国民党的巨大阴谋”。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由于在北伐徐州的战斗中遭遇惨败，孤立无援的蒋介石于8月下野，南京完全落入到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的控制之中。很快，李宗仁等人联合致电武汉方面“请中央迁宁（南京）”。

8月17日，武汉中央召开会议，正式决定迁都南京。在会议上，汪精卫热情洋溢地表示：“从今以后，大家要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依归。今后不许有新军阀的产生。假使有人想在国民革命军之中做一个军阀，我们要以全力去铲除他。”

1927年9月，南京与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合并，史称“宁汉合流”。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内部的派系争斗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舒缓。

张发奎（左）与汪精卫

比如在11月，粤系将领张发奎、黄琪翔为了反对“新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别委员会，公然发动了“广州事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打出了“改造新广东”与“拥护汪精卫”的旗号，还向广大革命青年们呼吁：

汪先生是以高尚的人格、纯洁的情操、伟大的精神、广博的学问去从事革命的，是为农工之利益而斗争的。汪先生由青年而至现在“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革命青年的精神和行动，是十二分值得我们革命青年效法而追随，汪先生定能领导我们去争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不过，“广州事变”很快就被镇压了下来。其中，下野的蒋介石重新夺回了最高权力，汪精卫再度被驱逐出了国民党的领导集体，只能狼狈地发表“引退政界”的声明，与妻子陈璧君前往法国。

1928年的蒋介石与冯玉祥

可即便如此，人在法国的汪精卫，依然没有放弃对“革命”话语的争夺。比如在1928年初，他的亲信陈公博来到上海，创办了《革命评论》杂志，不仅大肆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腐化，还提出了“恢复一大精神、改组国民党”的主张。
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如何“多预备些左派的革命理论和方案”，旨在“重新杀回一条血路来”。

6、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汪精卫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不仅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彻底扭转了汪精卫的人生轨迹。

蒋介石于1931年底下野以后，临危受命的他不仅完成了首次组阁，还先后出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等职，并将原本的“对日不抵抗，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调整为“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汪精卫与蒋介石

在他看来，“盖军事上若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实际上，在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中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就是带有“亲汪”倾向的粤军。

1933年1月，由汪精卫主办的《南华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号召对日主战的文章，里面如是写道：

国际对于暴日之制裁，绝不可恃；而暴日侵我之野心，无有已时；欲救民族之危亡，除了长期抵抗，再没有第二条路！我们除了信奉汪先生的主张，实行民族自卫战而外，还有什么踌躇的余地呢？不用踌躇，不用忧虑，战是我们唯一出路，要从战争中，才能获得民族复兴的前途！

不过话说回来，在同年4月致胡适的一封书信当中，汪精卫对中日战争的前景表达出了较为悲观的态度：

战则同为牺牲，和则同受谴责。日本在国际社会，道德上已成为孤立，我国道德上虽得同情，而军事经济无各国实际援助，则亦孤立而已。以孤立之中国，支孤立之日本，不能持久，已无待言。

胡适

在致胡适的另一封发送于11月份的信中，他更为悲观地表示：“如今的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的军队，若无经济供给，能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退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其结局就是，除了化作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一言概之，汪精卫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只能对日妥协折冲，以换取时间，用这些时间来发展经济，充实国力，以为将来复兴之基础。”

1934年5月8日，时任驻英公使的郭泰祺，向汪精卫提出了“联俄制日”的主张。不过，后者的态度颇为冷淡。原因很简单，“即使美俄建交，中国的外交重点仍应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而非中俄关系。”

在1935年5—6月间，日本以“两名亲日媒体人被暗杀”和“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关内”为由，再度向南京国民政府再度发难。

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中日两国于7月签订《何梅协定》。很快，监察院对汪精卫提出了弹劾，汪精卫一度主动“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但被蒋介石给拦了下来。

不久，汪精卫密令时任驻日大使蒋作宾（1884—1942）前往东京，调查日方的真实对华方针。在观察了两个月后，蒋作宾于10月底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日本所提之共同目标，是希望中日两国在军事上立于同一战线，共同反对俄国和英国；日本朝野极愿与中国提携无疑，尤其是实业界，只是具体方案尚未拟定，惟有先行联络感情，再相机而行。

蒋作宾，著名外交官，第一个在国际会议上使用汉语演讲的中国人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蒋作宾发出最后一份密电的次日，即11月1日，汪精卫就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的留影仪式上遇刺，造成重伤。不久，他主动辞去了行政院长与外交部长的职务，并在次年2月前往欧洲疗养。

1936年12月，跟随他一同辞职的前外交部次长唐有壬遇刺身亡。于是，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张群担任外交部长。至此，由汪精卫主导的“亲日外交”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7、汪精卫的崩溃之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7月15—20日之间，国民党在江西庐山召集各党派代表与社会名流举行谈话会。

其中，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发表了题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他认为：“国民政府的立场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当然，一旦战争既开，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庐山讲话中的蒋介石

23日，汪精卫向时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张群递交了一份“谈话”文稿，请其交至中央通讯社发表。概括而言，该文要点如下：

首先，“蒋委员长在谈话会所发表之意见，深切著明，全党同志，全国同胞，惟有深体此意，认定今日已濒最后关头，过此一步，即须将数年以来之忍耐、及忍耐期间所积累完全用尽，以保持国家民族之生命及人格。”

其次，“1935年6月中日因华北事变所达成的协定，其精神在避免冲突，日方不再进兵，我方亦自动的将一部分军队后撤，俾平津不至糜烂，且不至为沈阳之续，而绝非放弃领土主权”。

第三，“日方屡次无故进兵，且在卢沟桥开衅，并陆续进兵不已，将当时的谈判精神破坏无余，安能责怪中国进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提出了“备战、应战、不求战、不避战”的主张。不过，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二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精神和态度。

比如一直有着“反苏”倾向的蒋介石，不仅没有接受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主张，还在1932年12月与苏联签订了恢复邦交的协议。

作为对比，汪精卫在8月3日的讲话中，居然如是说道：“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了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中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再战必亡国。”

对此，有学者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会与汪精卫分道扬镳，本质上就是“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和逐渐向媚日亲日蜕变的汪精卫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的反映。”

第二次淞沪抗战失利后，求和的声音迅速扩大。其中，不仅汪精卫、何应钦与孔祥熙等人极力主和，就连蒋介石也在日记中无奈地表示，“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1937年12月16日，汪精卫甚至主动向蒋介石提出了“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的主张。但在蒋介石看来，“时至今日，求和已不可能”。此后，他还尝试过由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出面议和的办法，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截至1938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广州与武汉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再加上援助物资遭到封锁，国际局势暧昧不明，国统区的官僚和奸商狼狈为奸、大发国难财，嫣然一派亡国景象。

此情此景，进一步加重了汪精卫的悲观情绪。他在《自述》中指出：“中国军备之落后，国力之衰弱，根本不足以抗战；国民党内部之腐败，亦不足以立国。战争持续的结果，只能造成中国民穷财尽，农村破产，游民充塞，陷入长久的分裂与混乱中，最终沦为殖民地，绝无复兴的可能。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保存元气。”

武汉会战示意图

伴随着武汉会战的告一段落，日本的对华态度出现了些许缓和的迹象。进入11月以后，日本政府再度发出了诱降声明。在“抗战亡国论”的错误判断之下，“偏安与妥协”成为了心态日趋崩溃的汪精卫的一个基本政治诉求。他甚至认为：

“主战派”之所以坚持抗战到底，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不相信日本人，以为日本除了灭亡中国就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英美之所以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就是希望中日长久作战，将自身的实力消耗殆尽，然后把整个东亚变成英美的殖民地。

中日两国真正的利益在于停止战争，站在平等的地位开展合作，形成一个东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这不但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

从东亚和平的大局着眼，以理性的思考，长远的眼光，明白两国“和则共存，战则两伤”的道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汪精卫秘密派遣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展开了秘密谈判，双方约定：

第一，在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的前提下，日本将停止侵略并“尽快”撤军。

第二，汪精卫需主动离开重庆，在抵达昆明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作为交换，日本政府将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

第三，汪精卫转至香港，发表收拾残局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作为回应。

身着军装的汪精卫

1938年12月18日，在日本人的暗中保护下，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在抵达越南河内后，于29日公开发表降敌“艳电”。
汪精卫抵达河内后，友人吴稚晖特意写信劝其迷途知返——“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为被诱而死，国为被诱而亡，均为民族之耻。”不过话说回来，汪精卫依然不为所动。次年4月，他在日本特务的秘密护送下潜入上海。

汪精卫计划召集党内的亲日派系，在云南、四川和广西、广东四省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

根据他的预期，只要自己振臂一呼，与自己颇有渊源的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云南的龙云以及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的何健乃至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人都会纷纷予以响应。

这样，自己不仅可以在日军占领区之外的地区组建一个与蒋介石相抗衡的政府，还拥有了“独立的军队”。

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

讽刺的是，他不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求和举动对于日本国内政治决策的影响力，更对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

现实情况是，在他逃出重庆之后，这些将领全都按兵不动。不仅如此，一直被视为汪派要员的顾孟余、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等人也不同意他的主张。至此，汪精卫在这场孤注一掷的冒险中耗尽了毕生的政治资本。

一言概之，面对中华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汪精卫主动接受日本人提出的诱降条件，幻想“以媾和来赢得一个偏安之局”，最终落下了万夫所指、身败名裂的下场。

8、尾声：惨淡的收场

到此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已经深切地意识到，“日本就是想彻底灭亡中国”。可即便如此，汪精卫依然坚持主张“对日媾和”。为了充分阐述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发表于1939年9月的一篇社论文章《论和战》中如是解释道：

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战是倒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蒋先生是绝顶聪明的，所以，他们的调子唱得高，他的调子唱的更高。

坚持持久战，必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战事愈延长，中国国民愈穷，财愈尽，共产党人愈有凭借。即使国民政府领导抗战成功，其实力已从内部被掏空，将来更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1939年11月，汪精卫方面与日本政府在上海展开了秘密谈判。其中，日方将拟定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交予汪方代表，要求“逐条讨论”。进入12月以后，谈判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陈公博曾对影佐祯昭说：“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对此，后者倒也十分坦诚：“截至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会谈结束后，陈公博立刻将此话报告给了汪精卫，希望他慎重考虑。对此，汪精卫忿然说道：“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走在最前的是陈公博

12月30日，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与《秘密谅解事项》。据说，汪精卫在正式签字以前，极为悲愤地表示：“他们要我签，我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

几天后，负责谈判的高宗武与陶希圣逃到香港，并联名在22日发行的《大公报》上刊登了《致香港〈大公报〉信》，详细披露了双方谈判与签订密约的全过程。与此同时，同步了《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含附件）》的原文。

文章一经刊载，举国一片哗然。24日，汪精卫发表谈话，不仅公开否认此事，还声称“高、陶两人所发表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不过话说回来，他的解释已经毫无意义了。

1967年4月5日，陶希圣、高宗武重逢于敦巴顿橡树园

在日本的筹划下，汪精卫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就任政府代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等职，原则拥有了原则上隶属于自己的行政、军队、外交等领导班子。

坦诚说，对于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长期从事“革命事业”的国民党元老汪精卫而言，“做汉奸”是一件非常纠结与痛苦的事情。据说，“他经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将桌上散置的公文抛在地上，或用双手猛抓自己的头发，对身边的人发火”。

1944年11月10日，时年61岁的他在新愁旧痛中亡命日本。11月23日，遵其遗愿将之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抗战胜利后，南京各界要求铲除汪精卫墓。1946年1月21日，何应钦奉命将汪坟炸毁，棺木与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汪精卫会在职业生涯的晚年走上了一条“做汉奸”的不归路？

对此，知名学者傅斯年曾于1940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的文章，做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汪精卫是一个上有严父、继之有严兄、自幼受“女儿式教育”的大家庭当中的一个庶子。他与无知狂妄、既要学人又恐不如人的日本官僚集团共享了一种庶子情结。他们具备聪慧的头脑但无安定的神智，有做‘人上人’的欲望但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这种卑怯感，一激而为权力欲，再激而为领袖狂。

傅斯年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不否认汪精卫身上曾经存在的革命热忱以及所谓的“士大夫精神”。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受限于其个人能力、能力、胸襟、性格等层面的客观局限性，他根本无力承担“挽救中国于危难之间”的重大责任。原因很简单，“谈爱国”与“救国”和“治国”完全是两回事儿。

当汪精卫真正投身到以实力相较量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其阶级本性与性格中的种种弱点被无限放大了出来。面对翻云覆雨的局势变幻，他无法把持自我与辨识方向，最终选择了一条被万人唾骂的歧路，最终被历史所无情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