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的刚毅与学者的儒雅：豪斯霍弗与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论”

作者: 秦立志

一、德国地缘政治学之父——豪斯霍弗

纳粹德国备受后世的批评，作为大国崛起的反面教材被作为历史的教训所警示。但希特勒时期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其“闪电战”、“生存空间”等战略理论概念却广为流传。这些思想创新并非希特勒本人所能达到的，只是在他的手中变成了战略行为现实。

而当我们回溯历史，会发现：是法国的戴高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戴高乐在德国的战俘营里，看到报纸上报道英国首次动用了一种叫做“坦克”的怪物，当时戴高乐就做出惊人判断：这种武器将主导未来陆上战争形式的革命。）、英国的富勒开创了装甲机械化作战的闪电战理论；德军麾下诸如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隆美尔等绝世名将，在闪击波兰、进攻法国、北非阿拉曼战争中实践了闪电战理念。

关于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扩张计划和支撑学说，有一位绝对不输于马汉、麦金德的惊世之才——豪斯霍弗（某种程度而言，如果德国后来没有失败，他的学术地位很可能远超过马汉等人），他在希特勒登台前，就已经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了然于胸”、早已成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界泰斗。

他的出现，让希特勒得以将其“千年德意志帝国”幻景变得更具“科学性”与“战略性”，这个奇才，把希特勒那些在《我的奋斗》中的“天马行空”幻想，化作颇具远见的地缘战略体系。

豪斯霍弗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按如今西方主流学界的说法，“二战”期间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学为希特勒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扩张政策提供服务，故这门学科被认定为“法西斯学说”。苏联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地缘政治学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即便时下我们的国内学界，对地缘政治学的译介也讳莫如深，它长期被束之高阁。

豪斯霍弗

麦金德亦对地缘政治学避之唯恐不及。1941年，美国著名杂志《生活》将其称为“纳粹的帮凶”，他立即发表声明撇清与地缘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称它是“德国人统治世界的政治理论”，自己的政治地理学与此“纳粹学说”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豪斯霍弗的学说，其口碑随着德国在二战的战败、种族屠杀的暴行，而变得越发具有贬义。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就专门批评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是一门伪科学。但为了和平、我们必须了解战争；为了避免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对豪斯霍弗及德国地缘政治思想进行足够的了解和掌握。

早在1930年，美国军事院校就开始学习德国地缘政治学，当时苦于教材匮乏，课程开得“虽不完整，但也相对全面”。在美国各大军事院校几十年苦心培育下，诸多地缘政治学的门徒改头换面为“国际战略学”大师粉墨登场。这个观点得到美国地缘政治研究者图南德（Ola Tunander）的印证，在一篇引介鲁道夫·契伦的文章中，他毫不掩饰地指出：

为美国设计国际军事战略规划的斯皮克曼、摩根索、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人无不深受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影响，契伦们设计的巨型政治军事联盟正是北约或者欧盟的理论直接来源—只不过主导者换成了美国，而非德国。

豪斯霍弗的理论来源是哪里？豪斯霍弗的理论体系是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地缘政治现实？他的思想真的就完全指导了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进程么？带着这些问题，我将根据我个人的心得体会展开探讨，供大家参阅。

二、豪斯霍弗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核心观点

卡尔·豪斯霍弗（Haushofer，Karl）是德国地缘学的中心人物。在对国家看法上，他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国家看作是那种具有被基伦大致刻画出了特性的有机体。

他指出：在国家的生存中，生存空间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国家有机体的生长和发展有赖于对生存空间的获取，大的生存空间又给予国家以更大的动力，民族文化的传播是征服空间的最有效的方法。国家组织必须经常通过显示它对占有空间的利用，来证明获取更多生存空间是合理的。

除上述论点外，豪斯浩弗还把一个国家空间结构的关键特征，例如，首都、国家的吸引中心、权力范围、文化动力及边远地区的成长等，称为“地缘政治的气压计”。

关于德国的扩张，德国地缘政治家们的信念是：任何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是依靠了地理条件。一个有生机的国家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选择了”他们去执行征服的使命。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分割出去的德国的国土必须归还德国，而且经过长期发展，全部日耳曼人必须结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根据德意志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空间分布，德国生存空间扩张方向被认为是东方。

三、豪斯霍弗的个人成长与学术经历

豪斯霍弗于1869年出生于慕尼黑，深受父亲马克斯·豪斯霍弗引导，他父亲是慕尼黑理工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和政治地理学的创始人——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6—1904）是好朋友，两人一起散步、郊游，参加各种社交以及学术活动，他们讨论问题时，小豪斯霍弗就跟随一边旁听。小豪斯霍弗跟着父亲没少受到熏陶，从此进入地缘政治学领域。

他的父亲原本是要安排他去当老师的，可是在学校军训期间，卡尔迷上了军营生活，于是转而去读了军校。青年卡尔1887年进入巴伐利亚军队服役。巴伐利亚王国于1871年并入德意志帝国，之后在军队及外交、邮政、电报、铁路系统等领域依然保持自治地位。从巴伐利亚军事学院毕业以后，卡尔被调回原野战炮兵团服役。

天才就是天才，对军队的喜爱并不妨碍他对知识的追求，随后他一口气考下了慕尼黑大学地理学、地质学、历史学博士。豪斯霍弗可以说是“文明精神、野蛮体魄”，他兼具军人的刚毅与学者的儒雅。

他在帝国的军队中晋升到少将，并担任过德国驻日使馆武官。他意识到日本和德国的相似之处，这驱使他强烈渴望获得对两个民族的直接理解。在豪斯霍弗看来，随着一战的爆发、日本对德国在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殖民地的占领，使得德国已经被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不再是日本的竞争者。豪斯霍弗呼吁的德日合作时代就要到来。

1909年，日本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将吉林与朝鲜会宁的铁路连通，豪斯霍弗与他的妻子趁着铁路交通线开通之际，奔赴此地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游历。这一趟行程让豪斯霍弗意犹未尽，他主动申请取道俄国返德，亲自考察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地缘意义。在旅途中他开始意识到近代铁路的发展吹响了陆权复兴的号角。

日本入侵中国的军事行动打破了豪斯霍弗组建欧亚联盟的构想，他几次劝说日本放弃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在他看来：日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帝国，其最理想的空间扩张对象是澳大利亚，而不是拥有超强战略纵深的中国。倘若日本选择占领澳大利亚，这不仅可以解决人口增长的空间危机，对德国也具有莫大的现实利益——此举能够阻断英国海上交通补给线，让英日同盟变成空中楼阁。

在“一战”中，豪斯霍弗少将经历四年激战而未尝一败，1918年11月，他率领自己疲惫的部队回到巴伐利亚。当时，德皇威廉二世已经逃亡。战后不久，豪斯霍弗退役。获胜的协约国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中未能遵循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令豪斯霍弗痛苦不已。

一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讲授过地缘政治学与军事地理学。他越来越被地理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所吸引，并推崇契伦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信奉国家的区位和领土特性是决定其命运的主要条件。

随着德国政局稳定后，豪斯霍弗转而投身地缘政治的学术研究，在慕尼黑大学担任编外讲师，讲授地理学和军事史，并在1921年获得教授职位。

豪斯霍弗教授地缘政治学的目的是要培养懂得阅读地图、正确解读世界事务的政治领袖。之外，他还经常到广播电台做节目，向国民普及地缘政治学知识。在他的推动之下，地缘政治学在思想繁杂的魏玛共和国迅速发展，却未受到任何政治高层的青睐。

豪斯霍弗恐怕没想到，一条通向德国最高政坛的云梯早已架在大学课堂之内。有一天，豪斯霍弗的课堂里有一位慕名而来的校外注册学生——鲁道夫·赫斯，此人后来是纳粹党内的二号人物、希特勒的副手。卡尔在课堂上的慷慨陈词，引起了赫斯的注意。

课堂上，豪斯霍弗大胆预测，未来世界局势将受到五大政治势力支配：泛陆权大国、泛海权大国、泛苏维埃、泛伊斯兰、泛东亚，其中整个欧洲、非洲和亚洲西部地区属于德国核心势力范围的泛陆权区。如果德国不能占领这一生存空间，就会受到其他几个势力的挤压而走向灭亡。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他不惜绘制大量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莱茵兰人等人种迁徙图，在课堂上他情绪激昂地号召这些民族团结起来为生存空间而战。年轻的赫斯被这位有着深厚学识和丰富实践阅历的精神导师吸引，二人就此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赫斯私下主动结识豪斯霍弗。

1921年，慕尼黑大学教授豪斯霍弗与得意门生、后来的纳粹党副领袖鲁道夫·赫斯

而豪斯霍弗和很多欧洲人一样，也因为曾听过希特勒的演讲而对希特勒很有兴趣。1923年，豪斯霍弗的学生赫斯把他介绍给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因政变未遂被关押在慕尼黑的兰茨贝格监狱。他给希特勒送去了两本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显然希特勒没有好好阅读并理解这两本书所揭示的战术与战略、战争与政治之间的理论逻辑），此后每周卡尔去监狱给希特勒和赫斯授课，向他们讲解自己的地缘政治学说。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16章中关于外交政策的部分，几乎全盘接纳了卡尔的思想。每次卡尔来探监，希特勒都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有关世界格局的一切。如果说希特勒此前征服世界的目标是“幻想”，那么卡尔便是将“幻想”变成了“计划”。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学已经得到一定程度认同。拉采尔的美国学生森普尔在芝加哥大学和克拉克大学发表了关于地理学新概念的论文和演讲；英国人菲尔格利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很受豪斯霍弗喜爱；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描绘了德国（无论是德国还是俄国、控制了心脏地带区域在麦金德看来就是大英帝国的欧陆威胁）的地缘扩张所带来的成功可能性、以及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潜在挑战。这些著作为地缘政治学带来了荣耀，增加了研究地缘政治学的学理合法性。

他于1924年创办《地缘政治杂志》，并首任主编。随后又创办《时务评论》英文版传播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在其周围也就集中了一大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鼓吹者。

豪斯霍弗还专门针对太平洋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以及日本作为东亚岛国的地理扩张方向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日本的崛起已经威胁到了英美，德国必须调整战略，与日本结盟，由日本来收割英法在亚洲的势力。

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来论德日地缘合作的观点：《日本帝国在其地缘中的发展》，《日本与日本人及其国情》，《东南亚走向自决的复兴》，以及在其创办的《地缘政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他于1924年创办《地缘政治杂志》，并首任主编。随后又创办《时务评论》英文版传播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在其周围也就集中了一大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鼓吹者。

在国家经济发展层面，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不适合德国的国情，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更适合一战后深受凡尔赛体系制约、百废待兴的德国。

在地缘学上，他接受了麦金德的理论，认为德国这样的路权国家要优先抢占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控制权，同时也继承了俾斯麦的战略思维，德国不应在海洋上同英美展开角逐，即“不要用对手擅长的方式和对手决胜负”。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希特勒马上启用卡尔作为首席幕僚，立即宣布他的犹太妻子和两个儿子为荣誉雅利安人，希特勒任命卡尔为德国科学院院长，大规模的为他的研究机构提供建筑物和研究津贴。

他的机构获得了不受党和军队干涉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的从德国的宣传和谍报机构获得情报和行动的支持。军事战略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气象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都召集起来提供他们各个专业的情报，并且核对和分析间谍机构提供的关于其它国家的报告。这种研究结果都被纳入卡尔的《战略索引》一书中，提供给希特勒，并附上他的建议。

赫斯与希特勒

卡尔在1934年11月的《战略索引》中写到“除非有一个大国再一次承担对奥地利的保护，奥地利的空间是有弱点的”——结果希特勒用外交手段吞并了奥地利，在匈牙利建立傀儡政权。

1938年5月，卡尔又写到“只有在一个德意志强国不存在时，才可能形成今天这样的捷克国家。”——于是德国外交部行动起来，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

1939年，卡尔吃准了英法“绥靖政策”，断定西欧不能出兵解救波兰。他带领的智囊团中，气象学家测算出9月上旬下雨的可能性很小，军事学家经过反复推演，确定征服波兰只需18天的时间——震惊世界的闪电战随即上演，苏联和德国瓜分了波兰。

对于法国，卡尔对希特勒说，一直要等到静坐战和宣传机构充分发挥效力以后才可能发生对法国的攻击——法军真的就守在马奇诺防线后面坐以待毙。

卡尔还说，德国对挪威的政府会是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应当遵循越快越好的原则，不必浪费太多时间筹备——挪威国防军果真一触即溃。

随着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他与希特勒的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两人的关系也彻底破裂，希特勒不再听取卡尔的意见，卡尔也不再为希特勒献策了。当德军在莫斯科失利后，卡尔当即断言德国败局已定，自此他不想再讨论任何战略构想了，因为没有意义。

1945年，美军占领德国后逮捕了卡尔，但不久就释放了他，也没把他送上纽伦堡法庭，因为他们的调查结论是卡尔的作用主要是 “学术的”。

1946年3月10日，卡尔·豪斯霍弗，与他那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妻子玛莎，一同离开他们在慕尼黑的家，一起进行了最后的散步，随后他服毒身亡，终年76岁，玛莎也一同服了毒，然后自缢。

 四、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对手逻辑”

在慕尼黑发展起来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是通过运用地理空间和地域透视，把历史、经济、政治和自然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产物。

地缘政治学变为一门科学和艺术，其目的是通过对一个国家的形态学观察和它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来认识一个国家的动态运转情况。

为了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霸权挑战，豪斯浩弗认为，日本必定是朋友而不会是敌人，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联合起来的力量将坚不可摧，它们是“唯一能够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监护，以及保卫自己势力的集团。”

关于与英国争夺海权问题，豪斯浩弗引用拉采尔的话说：“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但豪斯霍弗一直反对德国与苏联和美国为敌，在他看来，前者是德国的天然陆权盟友；后者是德国在完成大陆征服前，不应该开罪的对象。

五、“先大陆、后海洋”

在陆权与海权关系上，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认为，陆权建立必须先于海权，而且在寻求建立海权势力之前，需要巩固陆权势力。在中欧的南部，地中海被意大利认为是“我国的海域”，是墨索里尼要以意大利为中心创建新罗马帝国的命定空间。

对地中海在德国的战略上的意义，德国地缘政治学者是清楚的，豪斯浩弗就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多少征服者都没能控制着欧洲，这首先要归咎于未能控制地中海。其对意大利能否实现其抱负的信心不足在于认为意大利的经济基础过于软弱。

六、“四个泛区”思想

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以前，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所划分出的世界泛区有四个。

（1）泛美区：南、北美洲联合，以美国为主导；

（2）泛亚区：从东北亚、东南亚至澳大利亚实现联合，以日本为主导；

（3）泛欧区：使欧洲与非洲统一，以德国为主导；

（4）泛俄区：以苏联的领土加西南亚及印度，以苏联为主导。

豪斯浩弗的这种生存空间的设计，实际上是以大国列强为中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设想。

七、“生存空间论”对希特勒德国的地缘扩张有多少影响？

泛区划分对于战前德、意、日轴心国的世界战略确有一定影响。德国在1941年前的向东进占东欧，向西击败法国，向南进入北非，其行为与泛区构想是一致的。二战中，日本在东亚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亦是这种泛区思想的体现。

德国地缘政治学关于德国在一战后的环境下，所形成的那种充满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潮出现在先，而德国希特勒纳粹党的得势上台在后。

纳粹党在德国的兴起及掌权，毫无疑问是利用这种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思想武器与策略依据。在其上台与掌握政权之后，当然会支持这种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从此以后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亦失去其客观性，多与第三帝国的政策相联系。

关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者，特别是卡尔·豪斯浩弗与纳粹领导的关系，经研究比过去传闻小得多。

由于后来成为希特勒副手的鲁道夫·赫斯曾是卡尔·豪斯浩弗之子阿·豪斯浩弗的同学及选修过其地缘政治学而有较多交往，并经常讨论有关地缘政治方面问题。

但客观说，通过赫斯、豪斯浩弗曾与第三帝国的其他头目有过接触，但与希特勒接触极少。纳粹认为豪斯霍弗妻子不是纯正“雅利安”，按照党章规定，他不能加入纳粹党。到1941年赫斯只身驾机去英以后，豪斯浩弗亦中断了与纳粹上层的联系。

我们无法判断赫斯在一九四一年独自驾机赴英谈判是否与豪斯霍弗地缘计划有关，但据赫斯之子沃尔夫（Wolf Rüdiger Hess）日后访谈可知，豪斯霍弗父子与英国汉密尔顿勋爵关系密切，在二人的斡旋之下，赫斯携带着和平计划希望促成英德和解，目的在于德国与苏联交战时避免遭受腹背受敌的境地。

地缘战略对手的塑造，通常被视为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豪斯霍弗反对直接对英国开战，因为当时英国毕竟还是世界第一，德国需要稳步崛起，不值得为了一个必然衰落的国家冒这么大的风险。

此外，豪斯霍弗一直主张德国与苏联开展战略合作，在他看来，与苏联缔结陆权同盟会带来巨大的战略收益。

通过历史事实而言，我们也能看到豪斯霍弗的德苏同盟论是有道理的：俾斯麦德国与沙俄修好带来了大陆联盟体系的稳定、德国的“和平崛起”、英德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对法国孤立的成功。1923年德苏签订《拉巴洛条约》后，开展了此后近20年的通力合作。德国与苏联曾签署了一系列互助计划，德国从苏联获取自然资源、粮食，德国将苏联作为武器技术和军事战术演习的场所，苏联从德国进口先进技术。当1940年，德国牵头组成轴心国同盟时，斯大林曾向希特勒表示，苏联有兴趣加入，德国外交部起初也表示了欢迎，但最后被希特勒否决了。

实际上，无论是豪斯霍弗对纳粹德国的侵略战争，还是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战争，其影响至多是适应了当权者的政治和战略诉求，并将其理论化。而在这些征服者的战略实践中，对豪斯霍弗的思想基本上也就是选择性的、带有偏见的汲取了一部分而已。

《太平洋地缘政治学》是德国政治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弗于1924年出版的学术著作

豪斯霍弗的大儿子阿尔布雷西特开始意识到，只有除掉希特勒才能避免整个德意志堕入军事灾难的深渊。1944年他谋划了一次炸弹袭击后被拘禁，在苏联红军进攻柏林前夕被执行死刑。

卡尔·豪斯浩弗于1945年底对盟军采访者称：希特勒一伙人根本不明白德国地缘政治学。这既是对第三帝国头目的错误政策失败的愤怒，也是对地缘政治策略未能实施的惋惜。正是这种复杂的心态产生的绝望，使卡尔·豪斯浩弗于1946年自杀身亡。

关于德国地缘政治学，正如英国学者杰·帕克在其《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所说：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在很多方面变成了纳粹心智的滋补品。它充当了“日耳曼精神”知识赞助人的角色，成了其领土扩张的辩护者。

豪斯霍弗说过，学者的任务是“通过研究在这个星球上公正划分地域的先决条件来为政治家准备手段”。但是他们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他们的地理哲学也同其他许多人一道随之遭到毁灭。

卡尔的挚友、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是这样评价他的：

“他细长挺直的身材、瘦削的面庞、尖尖的鹰钩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不言而喻，我（即茨威格）在维也纳时就已经与军人们有来往，那是一些友好、热情、欢快的年轻人，他们大多由于生计所迫而穿上军装，想在军中替自己寻找舒适的生活。而豪斯霍弗则相反——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出身于富裕的书香门第。其父曾发表过不少诗作，同时，豪斯霍费尔在军事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渊博。当时为了实地考察日俄战争，他和他的妻子事先都学习了日语和文学创作。我从他身上再次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想博大精深的话，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的各种学科联系起来。”

冷战结束后，德国当代部分地缘政治学者从重新研读德国传统地缘政治学文献入手，力图求证“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根本不同”，探讨德国传统地缘政治逻辑方法与概念命题的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括放弃“融入西方”政策、重回“中部”视角、重视“东方”战略等在内的政策建议。冷战后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依然是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方法及其多文本表述的延续，它基本没有克服德国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存在的诸多缺陷，对德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亦是有限与隐性的。此外，德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在精神上与冷战后德国及欧洲的“新右翼”政治势力联系较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