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洋到新中国：红“卍”字会消亡史

来源: 野氏胡说

1953年2月，新中国第三个农历新年刚刚过去，空气中的硝烟味还未散去。

这是个万物更新、春寒料峭的时节。

《人民日报》上忽然刊登的一则公告，让仍沉浸在过年气氛中的人们倍感唏嘘和意外。

“本会因不合社会需要，业经呈请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批准，自即日起结束，将所有财产捐献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落款署名：世界红卍字会

这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不知情的人们困惑于署名中的“卍”字，这个饱含宗教意味的符号，出现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在《人民日报》之上，与当下的时局显得格格不入。

而了解该会历史沿革的人们明白，自己正在目睹的，是彼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的消亡。

这个立会凡三十年、曾救万民于水火、抗日战争中毁誉参半的中国近代史见证者，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自此，世界红卍字会退出了大陆的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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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卍字会，红十字会，二者只有一字之差。

其实不只是名字，不管是组织架构、还是设立的初衷、管理的模式，红卍字会与红十字会非常相似。

因为前者完全就是照着后者设计的。

除此之外，二者还有一个相似点：都是有宗教背景的人道主义组织。

红十字会虽然在宗教方面秉持中立原则，但其与基督教的历史渊源自不必说。

而红卍字会与宗教的关系，相比红十字会要深入的多，它的成立与运行，完全是由宗教团管理。

这个宗教团体的名字叫做：道院。

道院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产宗教，它的历史要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山东滨县驻军营长刘绍基奉命调防济南，刘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热衷于“设坛扶乩”。

刘绍基在济南府东大街14号开坛扶乩，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好者，经过了2年的传播，“扶乩俱乐部”成员发展到了48人。

扶乩是一种占卜方式，占卜时由两个人扶持一个丁字形木架，通过做法请神，木架会在下方的沙盘里“写下”上天的预示，大家熟知的笔仙，就是扶乩的一种。

成员最开始以道教徒为主，到了1920年，有几名回教徒和基督徒也加入了。

扶乩俱乐部有明确的宗教迷信活动，但此时的成员又分属不同的宗教，因此众人心中浮现出一个念头：

何不创建一个消弭隔阂、世界大同的全新宗教呢？

刘绍基等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与此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20年代的人类世界，是一个全面崩溃的时代。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死神席卷了欧洲大陆，1591万人死在了战火之中，人类将工业时代所有的智慧，用在了提升杀伤效率上，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

一战结束后，看着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不管是以文明自诩的西方人，还是盲目迷信欧洲的东方人，无不陷入了反思：

西方文明真的完美无瑕吗？西方的价值观真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吗？

于是，欧洲人鼓吹百余年的“文化取代论”走向衰落，西方的哲学家开始重新构筑现代哲学的基石。

以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一大批欧美哲学家，以及梁启超、泰戈尔等东方知识分子，开始主张“东西文化调和论”。

他们认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自身文明自有其优劣之分，东方应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升物质生产力，而西方应学习东方对精神文化进行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避免人类毁灭世界。

自此，对“世界大同”的追索，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这也间接催生了之后国大和联大的产生。

而刘绍基等人想要成立一个弥合东、西方主流宗教的新教派的想法，并不是个例。

实际上，此时中国国内早已有了很多类似的新宗教，比如万国道德会、世界宗教大同会、全球圣教大同会等，只听其名就知道，这是对宗教“世界大同”理念的深入实践。

于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21年3月18日，“道院”正式成立。

刘绍基等人的宗教理念，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探究万教之本源，使人类明白修行之道，从而出迷证觉，进入大同世界。

《道院纪略》：“道院者，研究大道之学府，又度人之基地也，故此道字，非僧道之道，而院亦非庵观寺院可比。盖冶万教于一炉而探其本源，明其修习，使人类出迷证觉，进于大同，是道院所由设也。”

所有的宗教，其实本质就是一种以超自然力量存在为前提，进而解释物质世界规律的方式。

“道院”既是宗教，自然就有超自然的神，以及自己解释世界的方式。

道院认为，世间万物的规律，总结起来就一个字——“道”。

而“道”的源头，即是宇宙唯一的真神——圣先天老祖，也称“太乙老祖”。

在道院看来，几千年来，东、西方文明成立了无数的宗教，它们的教义，本质上都是对“道”进行探索和阐释，但只有道、儒、释、回、基督五教，是其中集大成者，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影响。

老祖是道的化身，是世间万物的本源。老子、孔子、佛陀、阿拉、耶稣都是老祖在人间的分身（这点颇有道家“一气化三清”、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传统），代老祖宣扬“道”的真理。

但因为各个教派所处背景不同，对“道”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因此只有将五教教义融会贯通，才能彻底参详这世间的一切奥秘，这也就是“冶万教于一炉而探其本源”的终极含义。

《道院纪略》：“老祖为万物所本，万教所出，万法所生，万德所萃，万性所总，万形所话，以言乎始，莫始于此已!所谓终者何？始点即终点，终无所终，始无所始，即始即终，非终非始。万有于何归藏？万教于何归宿？万法于何归一？万德于何归元？万性万形，于何归宗？曰：皆归于老祖之一胞。”

《道院纪略》：“五教教主皆老祖炁胞之化身……故基曰博爱，回曰清真，儒曰时中，释曰慈悲，道曰清净，合此五者，而道之全体大用以备。”

因道院的产生源于刘绍基等人的设坛扶乩，因此扶乩就成了最重要的宗教仪式，目的在于垂听老祖的圣训。

而扶乩时的咒语，也因为五教合流而有了国际视野，“扶乩时，耶苏教降坛用英文，穆罕默德用回文，在中国都用汉文，到日本用日文。”

道院也有自己的经典，他们参考佛教、道教经典，编著了一本《太乙北极真经》，这是道院成员间学习的唯一文字材料，里面的内容除了有老祖的圣训外，还包括道院的戒律、符咒、以及修行方法。

道院成员的修行，分为内外两种。

一种是内修。通过打坐冥想进行修炼，要求系心一处，这一点完全照搬了佛教天台宗的“观想”修炼，以及道家打坐运气修炼的方法。

另一种是外修。即以实际行动修炼，通过从事慈善实业积善行德，解救苍生疾苦，达到“行慈”的目的，这也是外修的核心。

道院东西结合的宗教理念，吸引了很多坚守传统生活方式、但又不得不接受西方思潮的中国人，这些人大多以出身封建社会、却在新政府任职的官绅、军阀为主，以及一些较开明的封建地主、追求时髦新奇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道院的成员，基本上都来自北洋时期的上流社会。

除此之外，很多商人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求道，只是为了能与有钱有势的上流社会拉近关系罢了。

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也为了方便成员”外修行慈“，道院成立了下属机构“慈院”，积极参与慈善实业，扶危救困、救死扶伤，短时间内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同时为了宣扬教义，道院还成立了出版社，负责刊行《太乙北极真经》等坛训典籍，而且还创办了《道德杂志》、《道德月刊》、《哲报》、《卍字日日新闻》、《灵光报》等纸媒，使道院的影响力迅速从济南扩散到了全国。

道院于1921年11月，经过北京政府内政部审核通过，正式获得了合法的法人身份，从此开始了迅速扩张。

自1924年在日本神户建立分院后，开始向国外发展，很快就在南洋、欧美等国设立了分院。截至1928年时间，已经在国内外共设立了190多个分院。

其发展速度之快、流布地域之广，是同时期任何民间宗教组织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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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失去了北洋政府的庇护，道院此时也遇到了生存危机。

早在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后，道院就屡次向南京政府申请法人登记，但均被拒绝，这让与北洋政府联系颇深的道院深感不安。

1929年5月，国民政府发布《关于禁止邪教》的训令，训令中提名道姓，将道院定性为毒害社会、欺骗民众的邪教。

自此，道院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查禁取缔。

《关于禁止邪教》：“上海同善社、济南道院及北平悟善院等，借慈善团体名义，提迷信，设立祭坛蛊惑群众……予以一律禁止，并没收其财产，充当赈灾教育之费用。”

全国各地的道院纷纷关闭，甚至连中华总会都无法幸免。

但有一个道院的下属机构，却被国民政府拎出来单独对待，甚至获得了合法的法人身份。

这就是世界红卍字会，而它的前身，就是前文提到的“慈院”。

红卍字会以慈善为主业，而国民政府急需慈善组织分担社会救济的压力，因此得以幸免。

早在道院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春，上海道院召开成立大会时，各成员就提议将慈院从道院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专门的慈善组织，以增强其专业性，避免其宗教背景被限制活动。

1922年农历七月初十，世界红卍字会于济南大明湖畔皖江公所，召开了为期三天的“筹备大会”，通过了“世界红卍字大纲及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细目并其他要案”。

为什么要叫世界红卍字会呢？他们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世界红卍字会宣言》：“世界二字，揭示普及全球，无人无我，无界无域，无一切歧视之真意也；红卍字云者，红色取其如赤子之心，且具有光华灿烂之景象也；卍字则取其四围上下，无不普遍，无不圆通，运动不滞，周流不息，所以形成为天下大同之鹄的也；会为集合共同意志，经营共同事业之对外公开之一种表示，此为命名之所由来。”

1923年2月5日，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经北洋政府内务部立案，在北京宣告成立。

尽管他们自称“世界红卍字会”是所有红卍字会的总机关，但实际上这个机关只是名义上存在，在整个红卍字会的历史里，最高执行机关只有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

因为道院的成员多为北洋政府政军界的名流，因此在红卍字会顶着慈善的名头成立之初，很多近代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都曾在红卍字会担任过名誉职位。

比如曹琨、张作霖、吴佩孚、卢永祥、王怀庆等，都曾在各地的红卍字分会担任会长等职。

而曾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熊希龄等人，甚至担任过红卍字会的最高领导人。

可以这样说，在民国政府查禁道院之前，北洋政府与道院和红卍字会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北洋政府甚至一度希望道院和红卍字会能够取代基督教和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影响力，以改善北洋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伴随着道院的蓬勃发展，红卍字会作为慈善机构得到大力推广。

根据1932年道院的统计数据，在红卍字会成立的第二年（1924年），它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就已经达到120余处。

但随后因为爆发了北伐战争，使红卍字会在国内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从1924年至1932年长达8年的时间里，全国新增机构只有80余处。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日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关内局势相对稳定，这段时间也是红卍字会发展的顶峰。根据1936年红卍字会编写的一份会址名录统计，此时的全国分会已经达到413处。

但这也是红卍字会规模的最高峰，后续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爆发，红卍字会的发展被严重阻碍，很多分会因为战乱和经费原因纷纷关闭。

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全国在运营的红卍字会，包括总会在内也只剩下了105个机构了，其中大部分机构只能勉强维持会务运转，实际上无力从事人道主义救济了。

除了在国内发展之外，红卍字会在日本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在规模鼎盛时期，红卍字会在日本各地的分会数量，甚至已经超越了国内。

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刚成立不久的红卍字会派遣了几艘赈粮船前往救灾。

尽管红卍字会号称是脱离了宗教背景的慈善组织，但其背后的道院以及北洋政府的亲日势力，仍然让其在日本的宗教界和政界得到了关注。

于是在日本大本教的帮助下，红卍字会的第一个海外分会——世界红卍字会神户分会——正式成立了。

但此时红卍字会的影响力还只局限在日本上流社会中，在日本右翼团体看来，有亲日背景的红卍字会，也许在将来的侵华战争中可以加以利用。

红卍字会在日本飞速发展，是在1929年开始的。

这一年国民政府开始查禁道院，致使很多信徒远遁东洋，在日本政府的协助下，世界红卍字会仅在这一年就成立了32处分会，随后更是势不可挡，1930年新增240处，1931年新增159处。

此时，日本的分会数量已经达到432处，超过了其巅峰时期在国内的分支机构总数。

红卍字会1929年之后在日本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是国民政府的打压，一方面得益于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其实归根结底，是日本右翼包藏祸心。

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加速了侵华的脚步，亟需一个在中国政商界和民间有影响力的民间机构，充当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吹鼓手，红卍字会正是一个有力的工具。

但这些都只是后话了。

3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不可谓不多灾多难，这其中既有洪灾、干旱、瘟疫这样的天灾，也有战争、伤病、饥荒那样的人祸。

这从客观上给了世界红卍字会发挥慈善救济作用的机会。

尽管后世学者对世界红卍字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部分行为有很多非议，但仅从其慈善事业来看，它的功绩仍是积极意义占据主导的。

根据世界红卍字会的会章，其所开展的慈善事业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永久慈业”，一种是“临时慈业”。

所谓“永久慈业”，是指为达到慈善目的而建设的长期机构，比如医院、孤儿院、学校等。

红卍字会在“永久慈业”方面的建设是完备的，早在立会之初，就参考基督教会以及红十字会的慈善业务，将“永久慈业”的具体范围和活动方式写进会章，做出了制度化的规定。

据世界红卍字会所留资料统计，民国十一年（1922)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世界红卍字会在全国共兴办医院16所、施诊施药所175处、施棺所39处、育婴堂18所、贫儿习艺所4处、孤儿院5所、恤养院2所、残废院2所、贷济所51处、恤嫠局12个、恤产局14个、平民工厂3座、粥厂30处、防疫所11处、中学1所、小学84所。

世界红卍字会兴办的这些慈善事业，使成千上万的贫民百姓得受其惠。

在这些“永久慈业”中，医院和学校是红卍字会最重要的两项慈善事业。

比如其名下规模最大的“世界卍字医院”，于1922年道院成立之初便开始营业，贫民就医完全免费，一般平民则只酌情收费，医院所有费用完全由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共计。1945年时仅该院内科，每月平均接诊病人就达4000人左右。

而教育是红卍字会最为看重的事业，尽管在后期屡遭经费困难，但其对教育的投入始终没有停止。

根据各地分会对1922至1932年的统计，仅在红卍字会成立的前10年间，各地分会兴办小学62所，所有学杂费及书籍、文具统统免费，十年间，学生毕业人数5331人，1932年时在读学生6857名。

除了这些长期持续运营的“永久慈业”之外，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战争等特殊突发情况，红卍字会还会临时组建慈善团队，开展人道主义救援。

这就是所谓“临时慈业”。

红卍字会的“临时慈业”分为战时救济、灾荒救济、特种救济和日常救济四大类。

因为民国时期兵祸四起，再加上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战时救济和灾荒救济成为红卍字会“临时慈业”的主要内容。

比如在1923年，红卍字会成立第一年，黄河中游二十余县遭到洪灾，刚成立的天津分会就派遣临时救援小组奔驰受灾地区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共计赈济灾民5万余人，发放赈灾款共13余万元，要知道北洋时期的民国，一个铁路工人一年的收入也不过100元而已。

而红卍字会开展的战时救济，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战争史，见证了这片大地上最腥风血雨的一段时期。

从成立之初北洋军阀间的混战、到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南北战争、再到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战场、乃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红卍字会的成员们冒着枪林弹雨，风雨无阻地奔赴在各个战场。

红卍字会自1923年成立之初，就宣布自己不涉及党派、不涉及政治，是一个以慈善为主、主张世界大同的、中立的慈善组织。

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发展成为像红十字会那样的国际组织，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发挥慈善作用。

但在国民政府治下的30年代，这种不涉及党派、不涉及政治的宣言，无疑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幼稚的。

因为此时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侵占东北，随后阴谋策划“华北事变”，企图分裂中国，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入侵，在这7年时间里，国内的抗日情绪持续高涨。

但红卍字会所宣扬的中立态度，在彼时的国民政府和国人看来，完全就是对民族气节的践踏。

尤其是“九·一八”之后，中日矛盾势同水火的情况下，红卍字会仍在1933年日本岩手地震、1934年大阪飓风灾害等自然灾害中，屡次捐献财物、派代表慰问。

甚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红卍字会仍固守“中立”原则，日本1940年静冈市火灾事件时，红卍字会依然进行筹集“善款”、派代表赶赴现场慰问。

但在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面前，各分会、成员之间的认知，显然并不以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的“中立”为转移，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红卍字会分会间爆发了激烈的辩论和冲突，这直接导致了红卍字会内部的分裂，很多爱国的红卍字会成员选择与组织分道扬镳，红卍字会辛苦经营十几年所积攒的影响力，也在此刻荡然无存。

尽管红卍字会在1937年后的“中立”表现，似乎更像是对日本人的示好，但后者却并不领情。

正如前文所说，道院、红卍字会是有亲日背景的。

北洋政府的上流社会，很多人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尤其辛亥革命中日本人的帮助，使得北洋政府的国会中充斥着亲日派。

而红卍字会的会员、各分会会长、乃至总会会长中，从不乏这些政界名流们，这就决定了红卍字会的亲日背景，也是其在日本的发展受到当地政府支持的原因之一。

红卍字会和道院在日本的活动，让日方看到其“统战价值”。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慈善组织，如果在日军侵华时为其摇旗鼓噪，这将大大减少日军在中国面临的舆论压力和管理压力，这也将成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内田良平在评价红卍字会时就表明了日本意欲利用的心理：

“无疑只有红卍字会 才是满蒙独立建设的最佳的精神基础，通过满蒙乐土的建设，它应该成为日支蒙民族之间提携亲善和共存共荣的精神纽带。”

尤其红卍字会在日本的慈善活动，让日本人以为这是对方投诚示好的一种方式。但没想到，当日本攻陷南京后，筹建伪政权时，红卍字会却依然表明是不涉政治的中立立场。

这种中立态度在日方看来是可笑的、幼稚的，他们可没有功夫分辨你是否中立，两国交战的情况下，只有降与不降而已，投降不绝对，就是绝对不投降。因此日军在1938年后，很快就在政治上抛弃了红卍字会。

至此，红卍字会在国统区遭到抵制、在沦陷区又被日军死死控制，彻底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

而随后南京大屠杀，更是成为红卍字会道德困境的集中投射。

4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国府首都南京，随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时任南京安全国际委员会委员、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的许传音，曾描述过南京沦陷后自己的所见：

“日军入城后秩序很乱，见人就杀……从宁海路到太平路，经中华路到中华门，我亲见中华路两旁尽是尸体，数不胜数。尸体位置不一，有俯、有仰、有跪，可见日军见人就用枪击或刺杀。”

抗战胜利后，许传音与红卍字会会长吴仲炎联合署名呈送的一份报告中记载：

“当敌军大屠杀后，城郊各地尸骸山积，本会即拟派掩埋队出发掩埋，该敌军再三不 准，时经匝月，始得实行工作，故尸体腐烂，手足不全，无从辨别。常于大塘及河沟捞出尸体甚多。缘敌军将人枪杀后，用长铅丝捆于尸体上，如穿鱼状，接连数十人或十数人，然后抛入水内，用心之毒，古所未有。”

南京城经过近一个月的屠杀、劫掠后，大街小巷尽是遇难者的遗骸，到处都是战争过后的残垣断壁，整座城市几乎沦为死城。

出于人道主义同情，不忍同胞暴尸荒野，南京红卍字会派遣副会长许传音屡次与日军进行谈判，希望能允许他们收敛遇难者遗体，同时允许他们为城中的难民提供医疗和食物。

但已陷入疯狂屠戮的日军没有理会红卍字会的请求，他们以城中隐藏着中国士兵为由，继续进行着无差别的屠杀。

不过，日军很快就发现，那些死去的中国人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了报复。

此时虽是寒冬，但随着气温日渐上升，城内堆积如山的尸体也开始加速腐烂，很快就对空气和水源造成了污染。

瘟疫也悄然来临，南京城中已经出现了可怕传染疾病，日军军营中也频频出现感染者，而日军放纵的军纪，进一步加剧了其面临的卫生隐患。

于是到了1938年1月末，日军决定清理南京城内外尸体，日军于2月初召集了南京城中包括红卍字会、红十字会、崇善堂在内的二十多家慈善组织，准许他们对遇难者的尸体进行收敛。

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立即成立埋尸队，开始着手尸体掩埋工作。

1938年的2月份南京频降大雪，尽管天气因素影响了红卍字会的工作，但寒冷的气候也减缓了尸体的腐烂，再加上红卍字会继续投入人力物力，截至当年3月3日，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掩埋了3万多具遗骸。

但随着春天到来气温上升，那些还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迅速腐烂，甚至已经到了无法收敛的地步。

曾经参与红卍字会尸体掩埋的许金德老人，曾经回忆掩埋腐尸时回忆道：

“后来天暖和了，⼫体臭得要命……死⼈都烂了啊，收⼫的⼀⼈⼀个铁钩⼦，⼀⼈多⻓，⼿指粗，头上弯弯的。你不知道，⼀拉，⾁就⼀块块往下掉。以前芦席上捆⼀道绳，后来捆两道，最后要捆三道，怕掉出来。池塘⾥泡着的⼫体像烂⻥⼀样，⼀钩就散。”

“⼀天下来，我的⻋⼦上到处都是蛆。死⼈烂了，⻓蛆，到处爬。连⻋窗玻璃上都是，⽩⽩胖胖的，⼀扭⼀扭地动。我的⾝上、⾐服上也不少。⻋⼦⼀天两次⽤⽔冲。⼀回家，⾐服先到门外抖⼏下，把蛆抖掉。惨啊 !”

对于这些无法搬运的腐尸，掩埋队无奈只能逐一清点后，就地集体掩埋。

当埋尸队清理死者遗骸时，对城内幸存者的救济工作也在同时开展。

红卍字会在城内建立了二十多所收容站，除了提供避难之外，还免费发放吃食以及衣物，使无数难民免受风霜之苦。同时又在五台山、鼓楼设立两个粥厂，从1937年12月10日到1938 年5月31日，来厂就食者总计1743056人，日均 10000人。

大屠杀后，南京城的卫生状况堪忧，为了使更多难民得到医疗救助，红卍字会又成立了两间诊所，向难民发放药品、卫生物资，每天接诊达四百余人。

随着南京城秩序的渐渐恢复，当年7月底，红卍字会的救济和埋尸工作也宣布告一段落。

日本山妙法寺和尚与南京红卍字会人员一起掩埋尸体

红卍字会在南京的救济活动共花费28万元，埋尸工作共动用民夫六百余人，建立了70处合葬义冢，掩埋遗骸共计43123具，占南京大屠杀总埋尸量18.5万余具的近四分之一，为当时各慈善组织之最。

这个数字在1945年得到了核实，最终在战后对战犯的审判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采纳。

根据战后对各慈善组织在南京的埋尸统计结果来看，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埋尸体223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7具，同善堂收埋尸体7000余具，回民掩埋队埋尸400具，再加上红卍字会的43123具，仅5个慈善团体就收埋尸体达18.5万余具，遑论其他。

而根据日本战俘太田寿男的供词，仅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在大屠杀后处理尸体约10万具，其中濒死者约2100名，再加上日军在南京的其他部队处理的5万具，日军共处理15万具。

试问那些质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过大的人心中作何感想。

而在抗日战场上，红卍字会内部各分会，也并非都像其中华总会宣扬那般机械地固守政治中立。

在南京城破之际，数万国军中央军官兵、以及大量难民被日军包围困长江边，进退维谷。红卍字会成员蓝田、柯秀山、易筱章、董嘉珊当即宣布建立八卦洲分会，并以红卍字会的名义筹划运送官兵至江北。

此时近有日寇重重包围，空中有日军飞机跟踪扫射，江面上还有炮艇巡逻，可谓危机四伏。

就在这种险境之下，八卦洲分会雇佣了36只小船，每晚7点天色黑下来时开始运送，只用了七个夜晚，就将包括中央教导队、74军、36师、41 师、51师、56师、87师、88师、粤军153师、154师、保安队及警察等共37000余人运送至江北，平均每船每日运送约150人。此外八卦洲分会还就地对遇难的官兵百姓收敛尸体，共计1559具。

5

如果仅从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八卦洲分会在日寇入侵时的所作所为来看，可以称得上是福泽深广、为国为民。

但随后发生的两件事，却让红卍字会深陷舆论泥潭。

伪南京市自治会成员，右一为陶保晋

一是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会长陶保晋担任伪职。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开始着手建立傀儡政府，首先筹建的就是伪南京市自治会。

如前文所言，红卍字会与北洋政府关系匪浅，因此具有很深的亲日背景，其自成立以来对日本的救济活动，赢得了日本人的好感。

尤其1937年“八一五” 南京空袭后，红卍字会还掩埋了10具日本飞行员尸体，赢得了日军的好感，也让日本人认为红卍字会是可以利用的对象。

南京大屠杀的祸首元凶、南京伪政府的策划者——松井石根，本身就对红卍字会印象良好，他在日本时就曾对好友、围棋圣手吴清源说过：

“红卍字会不错，但日本已经有了神道，所以不能允许它进来。不过可以采用后援的形式”

此时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是陶保晋，其在满清时就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属于最早留日的一批知识分子，民国后在北洋政府担任要职，直到南京政府定都南京后才退出政界，一心投入慈善事业，其在南京、在江苏都有相当的人脉和话语权。

基于以上种种，松井石根在攻陷南京不久，就半邀请、半胁迫的任命陶保晋为伪南京市自治会会长。

尽管陶保晋在战后的审判中，辩称自己之所以担任伪职，是为了方便各慈善组织能更好的在南京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而且据郭岐的《陷都血泪录》称，陶保晋确实曾经计划逃离南京，但最终没有成功。

但其担任伪职的消息迅速被公告出来，不仅陶保晋遭到了全国民众的口诛笔伐，并在战后以汉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年，也让本已因政治中立原则、对日本进行救济等事饱受非议的红卍字会，再度陷入舆论漩涡。

而在南京千里之外的东北分会更是成体系的投靠日伪。

因为早在1931年就已沦陷，以致东北分会早早沦为伪满洲国的附庸，溥仪、郑孝胥等伪满高层都在东北红卍字会中担任名誉职务，溥仪更是担任名誉会长。

这些都让世界红卍字会所谓的“政治中立”沦为笑谈。

而第二件让红卍字会名声扫地的事，则是参与筹建南京慰安所。

南京沦陷后，日军除了残暴的大屠杀外，还肆意淫辱中国妇女。在各类关于日军罪行的文献记载中，除了日军的种种暴力行径之外，提及最多的就是对女性的性暴力。

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茨回忆日军暴行时曾说过：

“就在我的邻居家里，妇女被强奸，其中还包括大学教授的妻子……南京沦陷后一个月，国际委员会的拉贝先生曾向德国当局汇报，他和他的同事相信南京发生了不少于2万起强奸案例……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大批日军在城里游荡，主要是去难民集中的安全区找寻妇女。……仅在金陵大学操场上就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和一个76岁的祖母被强奸。”

就在日军还在疯狂进行大屠杀时，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参谋部已经开始着手恢复南京的秩序，同时也对军队的军纪提出要求，为了解决日军的生理需求，华中方面军参谋部第二科提出的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提案。

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建立慰安所这件事，竟然有红卍字会的参与。

时任南京分会副会长的许传音，就曾向金陵大学的史迈士亲口承认：

“红卍字会正着手和日本人一起建慰安所，以满足日本士兵和军官而不必危及私人住户！……他们准备建两个分部：一个在鼓楼火车站以北供普通士兵使用，一个在新街口以南供军官使用。”

而这件事早已在日军入城不久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1937年12月26日，一个不具名的红卍字会的负责人在日军的翼护下，走进了一处难民安置所。

日军要求安置所的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明妮·魏特琳女士，向日军慰安所提供年轻女性充作慰安妇，但遭到后者的断然拒绝。

这时，与电影《金陵十三钗》完全一样的剧情发生了：

那位不具名的红卍字会的负责人，向着大厅中聚集的女性们发出了号召，随后一批年轻的性工作者们站了出来，代替她们的女性同胞，走进了日军的慰安所。

这件事被完整的记录在德国人约翰·拉贝的著作《拉贝日记》中，拉贝先生对这位他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红卍字会成员有一句评语：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是这种人。

在战后的审问中，南京红卍字会对协助日军筹建慰安所一事做出了辩解，尽管据他们所称乃必不得已，但其所作所为已经严重伤害了国人的感情。

再加上部分高层附日行为，如济南道院头目唐仰杜出任伪山东省长、张星五出任伪民政厅长，因此让红卍字会在战后饱受舆论谴责。

6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尽管此时仍有部分人对红卍字会在抗日战争中的立场表示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红卍字会在南京的救济活动，成功避免了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也正因其身处人道主义灾难第一线的缘故，红卍字会保留的很多工作资料，成为日后证明日军暴行的直接证据。

1946年5月，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正义的审判。

被审判的松井石根

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作为证人，于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６日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他以南京大屠杀目睹者的身份，提供了有关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证言。

判决书确认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当年侵占南京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最终被判处绞刑，于1948年12月22日夜在东京执行。

许传音随后作为证人，出席了南京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乙、丙级战争罪犯的审判，最终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乙级战犯谷寿夫判处死刑，于1947年4月26日上午被执行枪决。

而曾经在南京大屠杀中参与“百人斩”比赛的战犯野田毅、向井敏明、田中军三人，最终于1948年1月28日被执行枪决。

抗战胜利后，世界红卍字会陷入了长久的沉寂。

因为其摇摆的政治立场、与日军合作等原因，再加上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汉奸行为的清算，红卍字会在战后的社会影响力大为下降，也严重摧毁了其公信力，使其筹集善款的能力大幅降低，已经无力履行其慈善救济的职能。

其次因战乱的缘故，全国各地分会间频频失去联系，长期以来各分会一直独立开展慈善救济，胜利之后，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已经没有能力统御旗下属机构，让这样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如同散沙，缺乏统一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将慈善事业进行了公有化管理，世界红卍字会这种民间慈善组织的存在已经不合时宜了。

尽管红卍字会在抗美援朝时期，曾运用其影响力为志愿军筹措物资，但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工作了。

在1950年至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反动会道门头子”列为重点打击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之一。而红卍字会的道院背景，让其慈善事业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危险的信号。

1953年2月，在内外交困之下，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在《人民日报》上接连公开发表声明，宣布自行解散。

随后其国内分支机构也纷纷自行解散，名下资产全部交付新成立的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最终，这个成立长达30年的民间慈善组织，彻底退出大陆的历史舞台。

7

虽然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于1953年宣布解散，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红卍字会就此消失。

事实上，中华总会的解散，只是标志着其在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停止经营，但那些远在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红卍字会组织依然在继续运行。

甚至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红卍字会的上级组织——道院——已经悄悄将位于山东济南的“母坛”，秘密迁往香港红卍字会。

时至今日，世界红卍字会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地仍有分支机构，国内互联网甚至可以打开他们的官网，香港分会还有一所以“卍”字命名的中学。

从各分会官网的公开信息看，他们仍然在践行自己的慈善理念，但一些活动照片中也可以看到，目前只有一些垂垂老矣的会员在勉力支撑，而他们开展的慈善活动也已非常有限。

世界红卍字会的功过，已不为当代大众所广知，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似乎早已在1953年就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与其视作“消亡”，不如理解为一种适应性退场。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改革浪潮中，这一民间组织的退隐，恰恰折射了20世纪中国社会重构的必然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