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列克提事件”中的人和事
作者: 杜雪巍
引言
2024年3月，俄罗斯在其滨海边疆区、中部的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还有最西部的罗斯托夫等地区高调纪念“达曼斯基岛保卫战”胜利55周年。而“达曼斯基岛保卫战”在中国的官方记载中则被称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按理俄罗斯更应该高调纪念“珍宝岛之战”之后五个月爆发的铁列克提战役才对啊！因为苏军在“铁列克提之战”中所取得的战果要远远大于“珍宝岛之战”啊！
对于“铁列克提之战”的成败得失，交战双方肯定在战后都已经各自都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总结。而对于在“铁列克提之战”中壮烈牺牲的28名烈士，我们也只有深深地祈祷：愿逝者安息！
而对于在那场战争中的被俘者或幸存者，当初他们仅是18、19岁的年轻人，如今55年过去了，他们今天的情况还好么？
矗立在铁列克提战斗遗址的忠勇山烈士纪念碑
一．并非是一次平常的边防巡逻
“铁列克提事件”是1969年8月13日发生在新疆塔城裕民县铁列克提哨所附近的一起中、苏边界冲突事件。这起事件至今已经过去55周年了。原本这是一起报复苏军在“珍宝岛之战”让我方蒙受重大损失的一起事件。但是中国边防军却意外落入了苏军精心策划的一个陷阱当中，导致几乎全军覆没，功亏一篑。
由此也可见看出：我方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一切都要求政治挂帅，导致我方战争意识非常单薄，麻痹大意所致。
当时在塔城地区裕民县的铁列克提边防哨所大战在即，一个地势极其偏远的边防站的一次正常的巡逻任务，却一下就集中了十余名记者。这本身就说明这起巡逻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边防巡逻。而这些记者又是从哪里来的？“1966年才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得到工作的江青同志，此时已不再热衷“八个样板戏”，而开始关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尤“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也让江青折腾没了。如此江青把她那帮人顺理成章的带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江青觉得军队也得听她话，‘九大’后，各大媒体都要求开辟一个如同珍宝岛一样的新的宣传阵地，来揭露苏修新沙皇的丑恶嘴脸。这个倡议得到了江青同志的首肯，江青亲自给总参谋长黄永胜电话安排了采访新疆军区边防巡逻的事。”作家李东如是说。而对于新疆军区来说，宣传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宣传好了可以在政治上捞一票，反之如果宣传不好，那个人的政治生命没了倒是次要的，还有可能爹娘给自己的生命搞没有了。
在全国山河一片红，“文斗、武斗加揪斗”的狂潮中，敏感且又勇敢的记者们，或许需要一次真正的“战斗”。八一电影制片厂本身就担负着边境战备执勤的采访和录影工作，当时八一厂在新疆军区摄制组的序号是36号摄制组，他们前期成功拍摄了丘尔丘特转场和塔斯堤事件的处置，留下了许多的历史资料。其他新闻单位进疆后也自然纷纷向八一电影制片厂靠拢。就这样，一个小小的铁列克提边防站，最多时挤了20多名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的知名媒体记者。如果只是需要一段边境巡逻的映像，记者们就不会这么煞费苦心了。
新疆与苏联的漫长边境线上，到处是蜿蜒绵长的莽莽群山，漫漫的草原，茫茫的戈壁，随便找一个地方来拍摄都可以足足拍上一天，而他们都扎堆地集中在铁列克提，说明当年的铁列克提哨所那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二．我方总结的“铁列克提事件”的教训
教训之一：盲目轻敌，敌情估计不足；
教训之二：保密不严，部队行动泄密；
教训之三：思想麻痹，征候判断失误；
教训之四：事务干扰，领导精力分散；
教训之五：仓促上阵，力量编成混乱。
在铁列克提战斗之后，塔城军分区统计了牺牲人数：“共牺牲28人，其中掩护组牺牲7人，伤12人，掩护阵地因为没有和苏军进行近距离肉博，而且多数没有受伤，牺牲战友遗体被其他人背了回来。在之后的边境会晤中，中国边防部队一直以为苏联带走了19具遗体和3个俘虏。但送回来19具遗体和1个活人。温炳林、景长雄在被俘后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在苏联，遗体一并送回中国，在19具遗体之内。”
另外中方的装备损失情况是：“而在铁列克提战斗中，我方牺牲了三名记者，他们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李连祥（战后被追记一等功），新华社记者王一兵（战后被追记一等功），新闻电影制片厂记者温炳林（战后被追记一等功），同时丢失电影机两部，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拍摄同苏联斗争的纪录片，鼓舞全国人民群众的斗志。同时，此战使我军丢失56式冲锋枪15支、半自动步枪6支、54式手枪6支。国际上一直认为中国的56式冲锋枪是AK47的仿制品，AK47又是当时苏军的主要单兵武器。这还不算，丢失的还有专门对付坦克的69式四0火箭筒，这种武器刚刚配发部队，是当时我军最先进的单兵反坦克武器。”（《中国先进塔城：戍边文化》122页）。
三．“铁列克提事件”的战后责任追究
1969年8月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驻军的一号首长是龙书金。他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被免职、接受调查，调离新疆，后送到河南农村接受劳动改造。“铁列克提”成为了他当年渎职的罪证之一。在2003年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一则讣告：“原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但讣告中对龙书金将军盖棺定论的一句话却是：坚持从严治军，为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四．袁国孝：战斗打响前的漫长一夜
当年入伍时袁国孝只有17岁。1969年8月12日晚上，袁国孝一次次的把枪榴弹插进56式半自动步枪的枪管，拉上枪栓，无弹击发。当时袁国孝才入伍5个月，连子弹也没打过几发。
当天晚上，袁国孝与连卫生员丁殿勋在和他们尊敬的老师孙新民医生聊天。丁殿勋也是个新兵，对于即将发生的事，他没有什么不安和预感。领导告诉说，这就是一次正常的国境巡逻而已。倒是孙医生用一口浓重的陕西话对他说：你很年轻，我家里虽有妻但无子女，如果明天你能活着回来，告诉我的母亲和妻子，莫悲伤，我是为保卫祖国而战死的。
连长范进忠是个孤儿，1969年他刚好30岁，当了11年兵的范连长提干后，年年被评为五好干部。对他来说，部队就是他的家，他是中午才带着自己连的骨干从分区赶到铁列克提的。
但在战争前的1969年6月10日，在塔斯堤放牧的牧工张成山误入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的中苏争议区，被苏联军人绑架。当时在现场的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排长李永强私自下令向苏军开枪，苏联军人予以还击。前去解救张成山的牧工孙龙珍被对方的流弹射杀。从宗教信仰或伦理道德上，苏联军人都只可能把枪口对向军人，不可能对向妇人，理亏的苏联人第二天就释放了牧工张成山。
1969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边境上的边防站开始改编成为边防作战连队，各军分区所属步兵、骑兵编入边防连队，伊犁军区骑兵营调归塔城军分区建制，改称为塔城军分区骑兵营，7月在原有骑兵营、步兵营及14个边防站的基础上整编为塔城军分区步兵第3、4、5营，而铁列克提边防站与禾角克边防站合并成了一个边防连。而在很多关于这场战斗的续述中都涉及了调兵进入铁列克提驻防，其实当时是在整编。而在铁列克提之战之前，这里也确实增加了一半的兵力。可以理解成为巡逻做准备。
1966年以前的巡逻是裴映章副站长带人牵着马走出来的，而在边防站整编过程中很多老边防由于年龄和职务问题已安排转业了。据老兵回忆，中国边防军分巡逻组、掩护组、指挥组、预备队。巡逻组为保持体力，就隐蔽在距边境5-6公里的前哨班，其他组先后分头由向阳沟铁列克提边防站向铁列克提边境线开进，具体有多少人，至今为止，谁也说不清楚。
在这次巡逻前和边防站整编过程中先后有几批人员进驻铁列克提边防站。有记载的是当年6月中旬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连长肖发刚带领一部分人进驻铁列克提，成为整编后第一任连长，副连长杨振林带领分区步兵营一个排进驻铁列克提；7月16日，分区参谋尹效智带两个步兵班进驻铁列克提；7月20日，分区骑兵营一个排进驻铁列克提；8月12日，分区步兵营连长范进忠带领部分排长、骨干来铁列克提。
这是八一厂李连祥（左一抱摄影机者）和巡逻队8月12日勘察地形后合影。第二天照片上全员牺牲，照片被苏军缴获，这张照片后从苏联出版的刊物上复得
1969年8月13日零点左右，正在睡熟中的新战士们被老兵叫醒，部队准备行动。各分组列队，尽管这里离铁列克提边境线还有20公里，但部队似乎仍担心惊动了20公里外的苏军一样，大家静悄悄地列队，清点装备。
袁国孝分在中翼掩护组，丁殿勋分在左翼掩护组，范连长带着右翼掩护组。1969年8月13日北京时间凌晨5时30分左右，苏军前哨杜列波夫依尔中士发现了进入争议区的中国边防军人，在漆黑的夜晚微弱的星光下，成剪影的676高地上寸草不生，杜列波夫依尔中士看到山脊上有黑影晃动，接着他用夜视仪进行了确认。
中翼组在班长李健的带领下潜伏在这个山丘上，这个山丘正面背面都没有可以藏身的掩体，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挖出一个战壕来。在这个光秃秃山体上，最好的姿势是蹲着。走了近四个小时的路，一身的汗，刚歇一会身上的汗退去。8月的深山里瞬间天气变得寒冷起来，冻得人直哆嗦。中翼掩护组几个人侧蹲在山脊的东面，一字排开，相拥着取暖。
苏军参谋长尼基坚科中校，此时是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在他的命令下，一架米-4直升机起飞，由北向南的向石头山和铁列克提前哨方向低空飞行，甚至在袁国孝他们的阵地上空悬停了一会，进行了拍照，清点人数。尼基坚科中校得到的侦察报告是：在我们的领土上毛派分子在石头高地和右高地北面山坡上修筑工事，在右翼，中国的领土上，发现一台载有士兵的车，此外还有一支有11人组成的小组从中国“铁列克提”哨所出来，沿着巡逻道向石头山高地行进。分析情况后，尼基坚科中校命令戈沃尔中尉乘装甲车前往中国阵地前用喇叭喊：你们侵犯了苏联边境，请马上离开，我们警告你们！
扎拉纳什科利哨所副所长E.B·戈沃尔中尉
双方的对峙持续到了9点，现场的情况不断地从哨所打向上级，但都在保持沉默。苏联边防军的领导层集体保持了沉默，边境开枪对他们来说是要承担国家责任的，除非最高领导下令。
那时候勃列日涅夫可能还没起床，高层人物一般头脑都比较清醒，也习惯了踢皮球。而处于低层的军官又多数处于二百五的阶段，遇事很难通过大脑过滤，当灭尔库洛夫少将和伊戈尔上校对是否开枪还在犹豫不决时，前方的战斗已打响了。
五．战斗打响以后
天刚亮，苏联边防军已有装甲车占据了676高地西侧、西北侧。
8时30分，指挥组将上述敌情电话报告了塔城军分区，军分区指示：停止巡逻，占领有利地形，监视敌人活动，待命。
9点，军分区电话指示：立即恢复巡逻。
9点15分，巡逻组电台用明语向指挥组报告：巡逻组已出发。
袁国孝紧张的把枪榴弹插进枪管中，瞄向最近的一台装甲车，扣动板机。“嗵”的一声，枪的后座力差点把瘦弱的袁国孝震翻，这是他第一次击发枪榴弹，袁国孝本以为枪榴弹会向子弹一样，瞬间飞向装甲车，瞬间装甲车就消失。但那个枪榴弹如同抛出去的棒槌，慢悠悠的冲了50米，在装甲车前十来米处跌落在地上，翻了两下，“嘭”的爆了，爆起的石块都没溅上已经很近的装甲车。正在前进的装甲车突然停下来，并向后退了起来，接着把车身正面对向了阵地，这样着弹面小了一大半。当袁国孝再次装上一枚枪榴弹，把枪口向上抬了抬，握紧枪托，再次扣动板机，“嗵”的一声，第二颗枪榴弹飞了出去。跟第一枚飞出去的枪榴弹一样，其又在距离装甲车很近的地方翻滚了几下爆了。
装甲车上的几支枪同时射向了袁国孝。尽管已经有过两次射击经验的袁国孝，但他还是再次用枪榴弹对准了冲上来的装甲车……
装甲车上的瞄准手弗拉基米尔下士此时也发现了袁国孝，他的枪口也随即瞄准了袁国孝，就在这一瞬间，一枚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手榴弹在袁国孝面前爆炸了。至少有三个苏联士兵在回忆录中提到枪榴弹手被弗拉基米尔下士击中了枪榴弹，中国的火箭筒手被炸成了碎片。其实弗拉基米尔下士的枪打穿了袁国孝的胳膊，袁国孝被爆炸震晕了。
炸晕的袁国孝是主阵地上唯一活下来的幸存者，再也没有人看到主阵地的中国军人是如何壮烈殉国。
巡逻队出发前一天新华社记者拍摄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袁国孝醒了。他是被真实的疼痛刺醒的，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全身冰凉，接着就看到到处是忙碌地苏联女兵。袁国孝以为见到了鬼！然后袁国孝听到了甘肃话不停地在喊叫：“同志，水，请给我点水喝”。袁国孝认识这个人，这是和他一个骑兵营的老兵景长雄。
景长雄已多处受伤，已基本处于晕迷状态，需要水这足已说明他已失血过多，生命危在旦夕。而此时躺在旁边的记者温炳林马上大声呵斥景长雄，“不能喊同志！”袁国孝也认识温炳林，早上直升机飞过的时候，温记者还给他照过像。苏联军医检查温记者伤口时，温记者大骂苏联军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苏修”。温记者脊椎中弹，上体已不能活动了，但是他拒绝苏军卫生兵的治疗。
袁国孝还看到了巡逻组组长裴映章，这个结实的甘肃汉子静静的躺在地上，从颈部的一个黑窟窿里，溢出的血已凝结成黑色。他的军装还很完整，好像也没再受其他的伤。这也足以说明在撤入676高地时，巡逻队员把裴站长藏在了苏联的射击死角上，而把自己裸露在了重机枪手的视线内。
中国人讲究“宁为玉碎，不能瓦全”。想到这里，袁国孝害怕了。他明白了，他没有死，他成了苏联人的俘虏，这可麻烦了！这会连累到他的家人，他还有爷爷、奶奶，还有叔叔、伯伯，还有兄弟姐妹。袁国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怎么想办法能够死掉。他还想到苏联人会像电影里那样给他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拿烙铁烫他，这些他都不怕！尽管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才是一名刚入伍的新兵蛋子，连指导员官大、还是连长官大他都分不清呢，更不会知道党和国家的什么机密，反正他可以做到一旦到了那个时候，自己打死也不说！
袁国孝是伤得最轻的，也是最后一个被拉走的。当苏联士兵用担架把他往汽车上抬的时候，袁国孝这才放下心了，他猜测这是苏联人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了，死了就再也不怕连累家人了。
但他最后没有被枪毙，又被抬上了直升飞机，被送到了一家更远的军队医院。这个医院到底在哪儿，袁国孝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丁殿勋也醒了。重伤的疼痛让丁殿勋生不如死，他已晕迷了很多次，卫生所的医生忙不过来，伤员太多，卫生所的医生也做不了手术，只能进行简单地包扎和缝合。在丁殿勋的记忆中，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被抬上一辆地方拉沙子的大卡车上，被放在车箱后部。那时候，从铁列克提到县里的路都是山路，路上坑坑洼洼的，卡车慢悠悠的向醉鬼一样从山里向外出，每颠一下，丁殿勋就钻心的痛，当卫生员的他知道人是可以被痛死的，如果有一支马非有可能他很可能是可以活着回去的。当丁殿勋再一次被疼痛折磨的昏死过去时，他也渐渐地连呻吟声也没了。后来在距苗儿沟兵站还有50公里的地方，就已经听不到一点声音了，车上的卫生员以为他已死了。车到了苗儿沟兵站，其他人把他抬下车，放在院子里，通知部队来收尸就行了，再往前拉也没有意义了。
拉沙土的卡车走了，丁殿勋被放在院子中，盖着血糊糊的白床单，大家都以为他已死了。兵站的医生上前拉开盖着的白床单，遗憾地看了看这张年青英俊脸色煞白的小战士脸，习惯性的用手摸了摸脉搏，这才发现，这个小战士还没死，还有微弱的心跳。但兵站卫生所的医生不会做这种最简单的外科手术。只好去公路上等，看有没有从塔城到前线支援的医生路过。丁殿勋真是大难不死，大约等了4个小时，已经是繁星满天的时候，路边拦车的战士拦截到一批朝铁列克提走的医务人员。
中方提出交还中国边防军人的尸体，于是1969年9月18日，埋在一个大坑里的19具中国边防军人的棺木被挖了出来，双方在指定的区域指定人员，卡车尾尾相接，进行棺木交接。
中方严正指责苏方对中国军人的遗体保护上欠妥，苏方表示遗憾！他们已经是最大程度地收集了这些遗体，并拍照记录，遗体被小心的移入中方准备的中式棺材准备辩认，苏式棺木被堆放在边界上一把火烧了。
1969年9月22日，袁国孝被苏联人打扮成一个时尚的苏联小伙子，带到了双方的国门处。袁国孝穿着苏方给他定制的西装，脚蹬皮鞋，戴着苏式的压舌帽出现在巴克图口岸。
当袁国孝看到自己的部队很多人和首长在国门处迎接他时，心里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回国他将受到怎样的惩罚。
见到袁国孝，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一把将袁国孝揽到怀里，抱了起来转了一圈，这个举动把袁国孝激动地热泪盈眶。那个军官和其他几个人帮着袁国孝脱了苏联人的衣服，脱地只剩下一条内裤，然后又有人给他换上新的军装。
袁国孝，回国后荣立二等功
那个干部把袁国孝小心的扶上救护车，给他擦干了脸上的泪，然后小声的问：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那个部队的？
六．袁国孝归来后的坎坷
袁国孝回来后，才知道他没有牺牲，部队在前期得到苏方的反馈是一名姓李的战士被俘。大家都还以为是李国贞还活着，而袁国孝则是阵亡了。
袁国孝回来前，托里县的烈士陵园里，已立碑掩埋了28名烈士，那么碑文上写着“袁国孝烈士”。那么躺在袁国孝墓穴里的人又是谁呢？
烈士遗体被移交回来时，战争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天，加之又是夏天，遗体基本上都已经腐烂，军分区找了很多与这些烈士相熟悉的人前来辩认。前后有先后七拨人，参与了烈士遗体的辩认工作。但当时这些部队是临时调集在一起的，相互之间并不熟悉。那时候也没有DNA技术，部队做了很详细的辩识工作，全程用摄影机拍摄存档。只能把有特征的遗体分辩出来，而分辩出的记者，是因为从记者口袋中都发现了搅片子的把手，那个年代士兵军装没有下口袋，也只能以此来分辨是干部还是战士。当年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外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这样算下来，干部遗属也就能够领取500-600元的抚恤金，战士牺牲抚恤金也就300来元，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再加之让家属辨识本身也不人道，因为烈士遗体已经肢体不全，高度腐烂了。
后来为了寻找失踪两个烈士遗体，边防会晤站多次与苏联边防军交涉，而苏联人确实也不知道另两具遗体在哪里。双方遂达成协议，共同进入当时的作战的争议区进行搜寻。1969年10月29日，在一个掩护阵地找到一具士兵遗体，这具遗体已简单用土掩埋，其随身携带步枪子弹140发，手榴弹4枚，水壶2个，挎包1个。当年分析，这个烈士是牺牲较早的一个，被战友们简单掩埋，以致打扫战场时没有发现，但从现代推理的角度上来说，这个结论有些牵强，这名烈士并不是牺牲在主阵地上，而是在掩护阵地，所有的掩护阵地都有活着的战士，如果是牺牲早，那烈士的武器谁拿走了，作战中弹药比武器更重要，他的子弹和手榴弹为什么没有被带走？是谁掩埋的，这似乎不符合常理，战争还没结束，怎么就掩埋战友遗体，如果参与掩埋的人活着，自然知道在某个地方临时掩埋了一个烈士。
而在发现这具遗体之前，在主阵地和掩护阵地之外的戈壁滩上发现了另一具遗体，这是一具军官的遗体，扎着武装带，斜挎着中国产的五四式手枪，没有战斗武器。这个人是谁也已无法分辩。他怎么会牺牲在战场之外更是无从得知。
袁国孝回国了，塔城军分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英雄回国的报告会。当身材瘦弱的袁国孝出现在礼堂中时，会场掌声雷动。袁国孝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九大”会场上，当时袁国孝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世上自古就不缺少多事之人，多事之人一般传播的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所以当组织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袁国孝父母手中时，和袁国孝一起当兵的同村人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袁国孝的父母。
全村人都知道袁国孝英勇的为国捐躯了，袁国孝的娘哭的死去活来，村里的老婆娘们跟着也都哭过吼过，袁国孝1962年没饿死，1969年战死了，好歹是烈士，袁国孝的照片被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这时候那个同乡又来信说，袁国孝没死，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袁国孝他爹可慌了，人没死，抚恤金花完了，这不是骗了国家的钱吗？好在人活着，钱都不是问题了。
据说袁国孝他爹得知袁国孝没死，来过新疆一趟，和袁国孝一起去了托里烈士陵园，也看了那个名字已改成李国贞的墓地。在墓地爷俩抱头痛苦。而袁国孝自此对慷慨激昂的做报告失去兴趣，回铁列克提接着当兵，1971年初复员回家了。
和袁国孝一起回铁列克提的还有卫生员丁殿勋，大难不死的丁殿勋后来又在军区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认识了袁国孝，袁国孝是参加完国庆观礼后，又被安排到军区总医院住院康复了一段时间。而丁殿勋那会也从塔城转院到了乌鲁木齐，两个17岁的小孩子，一同上了战场，从战友到难友又到病友，自然无话不谈。而年青人讨论最多的是前程的问题。
当时袁国孝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对丁殿勋来说，心中肯定是“羡慕、嫉妒、恨”的，但这个恨是恨自己负伤没能上战场，别人都立功了，他连个嘉奖也没有。这可是对前途有所影响的。
袁国孝最终还是回家了，这与他能否按上级指示在场场汇报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说没什么关系。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在当年能穿四个兜的军装，成为解放军连、排级干部那可是祖坟上冒“紫”烟的事。那时候士兵提干注重表现，可以参照以下几个标准，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还能张口闭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说过什么。然后枪打的要准，跑步要领头。领不了头单双杠就得冒尖。然后见到漂亮姑娘心里乱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也要装作视而不见。然后坚持不探家，不请假外出，按时出早操。再然后要给班长、排长、连长早请示晚汇报，训练之余要主动喂猪，掏厕所，没事就去食堂帮伙，外加学雷锋当标兵，好人好事天天干，实在没好事可干的时候，帮着战友洗衣服。
这几条如果做好，然后有一项特别突出，提干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这就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最原始状态下的体现。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别说提干，估计袁国孝入党都没人敢给他当介绍人，谁知道这小子在苏联的四十来天里干了什么？谁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袁国孝的政治生命打保票，所以袁国孝不回家也得回家，连多干一年超期服役都没有可能……
大难不死的丁殿勋回连队后开始真正地对医学感兴趣，后来他考上了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回到边防部队继续当医生。再后来又考上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研究生，成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心血管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回国后任海军总医院ICU主任医师，二医大临床医学教授。
1971年初，袁国孝回家后，结婚生子，贩过驴，倒过猪，卖过锅，最难的时候蹲在村口的土墙上，为给生病的老娘买个熬药的沙锅愁眉苦脸，不知道找谁能借到钱……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丁殿勋成为全军有名的心脑血管专家时，袁国孝也已完成当年“万元户”的过渡，成为家乡的“辣椒大王”。
《铁列克提之战》文章发出后，即有读者留言说，现在的铁列克提哨所的忠勇碑，就是由袁国孝出资、由塔城军分区名义捐建的。
40多年后袁国孝和妻子在“修正”后的自己墓碑前合影
附件一.铁列克提战斗中方28名牺牲边防军人名单
铁列克提战斗牺牲人员名单如下：
一、巡逻组
（铁列克提边防站营职副站长裴映章指挥，计11人，全部牺牲）
1、裴映章，铁列克提边防站营职副站长，甘肃省天水县新阳公社老传村人，生于1932年，1951年4月入伍，1959年6月入党，师团通报表扬两次。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伤俘，在苏联牺牲，终年37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李连祥，八一厂摄影记者，上海人，生于1935年5月，1952年9月入团，1956年5月入伍，1957年10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1961年7月入党，同年毕业后分配到八一厂任纪录片摄影助理、摄影师。1967年7月率摄影队赴越南“援越抗美”前线执行战地摄影任务并荣立三等功一次。参加拍摄的影片有《珍宝岛新沙皇反华暴行》等多部。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下的现在纪念碑位置牺牲，终年34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李国贞，骑兵营一连排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公社人，生于1947年1月，1964年8月入伍，1967年12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授奖一次。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2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高春林，骑兵营一连排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公社兰庄大队人，生于1945年3月，1964年8月入伍，1967年12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下的现在纪念碑位置牺牲，终年24年，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5、曹新龙，铁列克提边防站报务员，陕西省渭南县南七公社曹庄人，生于1948年12月，1966年3月入伍，1969年4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1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6、樊中宣，铁列克提边防站司务长，河南省临汝县杨楼人，生于1947年2月，1966年3月入伍，1968年9月入党，连续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给养员，临战前提司务长。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下的现在纪念碑位置牺牲，终年22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7、王明远，步兵营俄语翻译，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人，生于1936年1月，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62年10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原在边防站小屋留守，后离开小屋追上巡逻组，无名高地下的现在纪念碑位置牺牲，终年33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8、刘允增，铁列克提边防站班长，河南省濮阳范县范相公社徐庄大队人，生于1945年4月，1964年8月入伍，1968年7月入党，三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下的现在纪念碑位置牺牲，终年24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9、李贵昌，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新华公社红卫人，生于1949年5月，1968年3月入伍，1969年7月入党，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下的现在纪念碑位置牺牲，终年20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0、景长雄，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井冈山公社红卫人，生于1950年4月，1968年3月入伍，1969年入党，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下的现在纪念碑位置昏俘，在苏联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1、张克志，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后台人，生于1948年5月，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下的现在纪念碑位置牺牲，终年21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二、中翼掩护组
无名高地阵地（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李建班长指挥，计9人，牺牲8人）
1、李建，骑兵营三连三班长，河南省洛阳滦川县三川公社人，生于1945年5月，1966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温炳林，新影厂摄影记者，河北省人，1943年5月22日生于北京，中专毕业，1961年8月入伍，中共党员，1966年3月到新影厂任摄影记者。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摄影记者，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就义，终年26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王一兵，原名王留栓，新华社摄影部记者，河南省郑州市人，生于1939年8月30日，大学毕业，1965年参加新华社摄影工作。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0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余长安，骑兵营三连三班副，河南省洛阳滦川县白狮公社人，生于1945年10月，1966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5、刘宜新，骑兵营三连三班战士，河南省柘城县牛城公社田玉白人，生于1950年7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6、王承贞，骑兵营三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牛城公社李岩人，生于1951年12月，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7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7、尹清启，骑兵营三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公社慈圣东村人，生于1950年11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8岁，追认为共青团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8、张积礼，骑兵营三连三班机枪手，甘肃省金昌永昌县东升公社红卫人，生于1950年1月，1968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9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676高地阵地（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代理副连长杨振林指挥，计6人，牺牲2人）
1、杨振林，步兵营一连代理副连长，新疆阜康县天山公社人，生于1944年6月，1962年8月入伍，1964年10月入党，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步兵营排长，临战前提一连代理副连长。1969年8月13日676高地牺牲，终年25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王永仁，步兵营一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公社周庄人，生于1951年7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676高地牺牲，终年18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三、左翼(南)掩护组
（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副连长肖发刚指挥，计17人，牺牲2人。）
1、杨世怀，骑兵营一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伯岗公社贺大庙大队人，生于1949年5月，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0年，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贺宗义，骑兵营一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伯岗公社人，生于1949年11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0岁，追认为共青团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四、右翼(北)掩护组
（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连长范进忠指挥，计20人，牺牲4人。）
1、范进忠，步兵营一连连长，甘肃省天水秦安县莲花公社人，生于1939年4月，1957年12月入党，1958年3月入伍，多次被评为五好干部。1969年8月13日率队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30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2、郭玉峰，步兵营一连排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孟岗公社人，生于1946年6月，1964年8月入伍，1966年9月入党，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3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3、丁西年，步兵营一连机枪手，甘肃省金昌永昌县胜利公社大寨人，生于1946年2月，1968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在制高点支援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3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李瑞增，塔城军分区卫生员，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李元公社李庄人，生于1950年，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五、支援组
1、袁国振，步兵营一连给养员，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公社孔楼人，生于1948年3月，1966年5月入党，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战斗已经停息的午后，随车和塔城分区惠参谋的支援组前往战场，被铁列克提河边的苏军前哨截击牺牲，终年21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附件二.幸存者名录：
一、中翼掩护组
无名高地（9人，幸存1人）：
1、袁国孝，骑兵营三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人，1969年3月入伍。炸昏被俘苏联，41天后交还，二等功。现居原籍，曾于2008年10月和2011年清明节故地拜祭。
676高地（6人，幸存4人）：
1、程古栾，步兵营一连五班副，河南省洛阳滦川县人，1966年3月入伍。单人坚守阵地，撤离战场的最后一人，重伤，二等功。现居河南省三门峡灵宝。
2、相四海，步兵营一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人，1969年3月入伍。三等功，现居原籍。
3、张玉峰，步兵营一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人，1969年3月入伍。居原籍，2010年病故。
4、李长建，步兵营一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安平人，1969年3月入伍。现居原籍。
二、左翼(南)掩护组（17人，幸存15人）
1、肖发刚，骑兵营一连副连长，河南新乡长垣县人，1964年8月入伍。80年代殉职。
2、张尚义，骑兵营一连排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人，1964年8月入伍。(详细待落实)。
3、陈常林，骑兵营一连战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人，1968年3月入伍。现居乌鲁木齐。
4、吴朵云，骑兵营一连战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人，1968年3月入伍。现居乌鲁木齐。
5、许正本，骑兵营一连战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人，1968年3月入伍。现居兰州永登县通远乡临坪村。
6、刘如堂，骑兵营三连二班长，甘肃省武威河西堡人，1968年3月入伍。三等功，现居原籍。
7、李生清，骑兵营三连二班副，甘肃省兰州永登县人，1968年3月入伍。现居乌鲁木齐。
8、卢殿武，骑兵营三连机枪手，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三等功，现居原籍。
9、丁殿勋，骑兵营三连卫生员，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伤危，救治于乌鲁木齐。北京部队医院退休，现居商丘。
10、杨俊奇，骑兵营三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81年转业，现居商丘，曾于08年10月和袁国孝故地拜祭。
11、李轶申，骑兵营三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现居原籍。
12、陈传奇，骑兵营三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现居原籍。
13、高学连，骑兵营三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现居待落实。
14、王纪永，骑兵营三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人，1969年3月入伍。现居原籍。
15、再努拉，北京电视台维尔族记者。(详细待落实)
三、右翼(北)掩护组（20人，幸存17人）
1、任志敏，步兵营一连排长，陕西人，1964年8月入伍。接替牺牲的范连长指挥，二等功。现居克拉玛依。
2、李芳，步兵营一连一班副，河南洛阳滦川县人，1966年3月入伍。伤危，救治乌鲁木齐，二等功。居原籍，09年病逝。
3、李存杰，步兵营一连五班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人，1964年8月入伍。三等功，（落处待落实）。
4、司长顺，步兵营一连六班副，河南洛阳滦川县人，1966年3月入伍。三等功，现居原籍。
5、赵金义，步兵营一连战士，甘肃人，1968年3月入伍。(其他待落实)。
6、陆世连，步兵营一连战士，甘肃人，1968年3月入伍。(其他待落实)。
7、范海潮，步兵营一连战士，甘肃人，1968年3月入伍。(其他待落实)。
8、王一广，步兵营一连战士，甘肃人，1968年3月入伍。(其他待落实)。
9、梁广杰，步兵营一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安平人，1969年3月入伍。现居原籍。
10、王家熙，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其他待落实)
四、指挥组（15人，战斗打响后，大多数成员去了阵地）
1、蒲齐武，塔城军分区步兵营政委，四川人，1949年2月起义。转业留疆，(落处待落实)。
2、康有福，塔城军分区步兵营营长，甘肃人，1947年12月入伍。转业回原籍，(落处待落实)。
3、袁常信，铁列克提边防站营职站长，1950年12月入伍。已病故。
4、尹效智，塔城军分区作训参谋，(详细待落实)。
5、周智新，塔城军分区机要参谋、译电员，重庆市北倍区人。(其他待落实)。
6、胡根庆，塔城军分区电台长，湖南人，(其他待落实)。
7、冉征超，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铁列克提记者组长，四川合川县人，1958年2月入伍，1963年7月调八一厂。现年82岁，住北京。
8、梁博祥，解放军报记者，70岁，现居北京。
9、郑敦连，解放军报记者，（详细待落实）。
10、刘润喜，央广记者，(详细待落实)。
11、张世海，塔城军分区小车司机，参与战场抢运伤员和烈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人，1968年3月入伍。二等功，1992年转业居兰州。
12、王明禄，塔城军分区汽车班长，参与战场抢运伤员和烈士，护送丁殿勋去后方的卡车司机。68年3月入伍，94年转业居兰州。
13、王跃华，步兵营文书，陕西省商洛洛南县人，1966年3月入伍。三等功，1996年转业，（落处待落实）。
14、李向德，步兵营后勤，河南人，1964年8月入伍，88年转业回原籍（落处待落实）。
随指挥组的警卫班（12人，战斗打响后，均去了阵地）：
1、王松河，骑兵营三连一班长，河南洛阳滦川县人，1966年3月入伍。三等功，现居原籍。
2、吴国太，骑兵营三连四班副，甘肃省武威河西堡人，1968年3月入伍。三等功，现居原籍。
3、常书林，骑兵营三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现居原籍。曾于2011年清明节和袁国孝故地拜祭
4、韩志国，骑兵营三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居原籍，已故。
5、马成会，骑兵营三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居原籍，2010年故。
6、孙新民，铁列克提站医生，陕西省蓝田县人，1963年入伍。（其他待落实）。
(柘城兵参战合计29人，其中牺牲9人。)
五、预备队(35人。指挥组负责，未及出动。目前尚未找到真正的预备队成员，其人员不清)
六、战时赶到
1、南仲周，塔城军分区参谋长，(详细待落实)。
2、梁徳海，塔城军分区机关，转业后居乌鲁木齐。
3、陈××，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医生，(详细待落实)。
4、李同，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卫生员，河南人，1966年入伍。转业后居洛阳。
七、边防站留守(5人)
1、徐立本，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甘肃人，1968年3月入伍。(其他待落实)。
2、王富龙，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现居原籍。
3、王瑞征，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现居原籍。
4、袁自美，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现居原籍。
5、周崇学，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人，1969年3月入伍。(落处待落实)。
八、支援组(计3 人）
1、惠慧民，北疆军区司令部参谋，陕西人，下午1时带队支援，错路，被铁列克提河边的苏前哨截击伤危(其中留守人员袁国振随车牺牲)，救治于乌鲁木齐。(详细及支援组其他人员待落实)。
2、廖光才，在战场附近线路施工的工程兵，给在山头的机枪手丁西年运送弹药，负伤（施工的是多人，其他有谁待落实），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人，1968年3月入伍，现居原籍。
3、邱国斌，在战场附近线路施工的工程兵，和廖光才一起给在山头的机枪手丁西年运送弹药，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人，1968年3月入伍。后回原籍，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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