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梦溪 | 战后上海日本侨民大遣返【二】

作者|成梦溪

本文选自:《二战中的上海》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实行“以德报怨”政策，并依据这个政策，制订了遣返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的措施。战后上海共滞留了近10万日本侨民和战俘。1945年9月13日开始，这些日侨被陆续迁入虹口集中区居住，12月4日首批日侨被遣返回国，到次年5月遣返完成，前后历时半年。本文论述大遣返的始末和历史因果。

四、日俘日侨的教育

日俘、日侨分别集中之后，由于人数众多，在集中营或集中区内又无事可做，很容易陷入空虚无聊的状态，日俘侨中有部分人开始沾染酗酒、赌博、算命等等各种逃避现实、排解寂寞的无意义行为。为了避免日俘日侨由于思想上的空虚和战败的沮丧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战俘管理处和日侨管理处都相应地设置了教育宣导计划，以充实日俘日侨的精神生活，并且争取在他们遣返回国之前普及民主和平的思想理念。记者参观日侨集中区和战俘集中营后，不禁感叹：“今后除了改造日报专供日侨阅读外，还不断地有新的精神食粮供应，王处长告诉我，不久将不断的举行各种学术研究会座谈会之类！还要成立日侨图书馆及小规模的博物馆！这同我们的难民比较起来，我同意盟国记者的看法：中国人对待日人真太宽大太宽大了。只有站在‘以德化之’的中国道德的观点及改造日人军国主义思想的理论上，这种对待日人的宽大才能成立，否则受过日人多端蹂躏的同胞将气愤难平。”

等待遣返的日本妇女

战俘管理处及日侨管理处为日俘侨提供精神食粮，大概可分为两大类型：参与型教育与接受型教育。

第一、接受型教育，为日侨提供各种外在文化载体，使他们在闲暇时间接受到文化感染，身心获益。

一是报刊杂志。管理处主导创立了日文报纸《改造日报》和中文、日文两个版本的《导报》，两份报纸的基本论调一致为民主主义。由于日俘日侨集中区域内人心惶惶，谣言漫布，动摇人心，因而管理部门试图通过发行日文和中文的报纸，进行正确报道。这样便能够对日俘侨进行民主的启蒙，消灭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促发他们对此次战争之责任感，兼以介绍世界知识、中国文化。《导报》发刊词说的明确：“练成民主的精兵，将来对他们祖国的贡献，将可补偿过去所遭受的一切损失而有余，由于以上的主客观条件，促成本刊发行的动机”。孙科曾为《导报》题词：

孙科曾为《导报》题词

有意思的是，日侨管理处组织成立《改造日报》时，由汤恩伯指定的社长和总经理为陆久之、金学成，然而汤并未料想到，这两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因此，《改造日报》作为对日侨宣传的前沿阵地，发行量一度超过了同时期的《申报》，事实上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我们遵照地下党的指示，揭露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罪行，报道了侨俘遣返回国后的生活情况，指出了怎样为自己幸福的未来创造条件，宣传了和平、民主、进步的思想”。

此外，日侨管理处还指导日侨自治会创立了一份儿童刊物《新生少年》，以建立青少年民主思想。同时管理处亦奖励日侨组织各种文化团体，可自行发行小型简易之报章杂志，启迪自由思想。

二是文化设施建设。在管理处计划之下，使用日侨自行上缴之图书、物品，在集中区内各区设立图书馆96所、博物馆81所。

三是日侨管理处使用电台，随时向日侨广播民主主义内容的资讯。

第二、参与型教育，即让日侨个体主动参与到活动中，主动积极地在行为过程中体会到民主、科学及正确的历史观。

一是戏剧。戏剧是教育最有效力的工具，使用戏剧开展宣传的功用可能比课本讲义还要大，因此用戏剧来宣传确是个事半功倍的办法。由管理处核定之后，日侨儿童可看画片剧，日侨可组织简易的剧团。剧团使用符合规定的剧本，按期分赴各区表演，使日侨能够明了日本失败原因，亦希望藉此减少日侨苦闷无聊中之酗酒、赌博等恶劣行为。此外，1945年12月中旬起，海宁路国际大戏院放映各种新闻片，免费招待日侨参观。

二是学校教育。为了更好地在日侨之间贯彻宣传和教育的工作，日侨管理处还制定了一份文教工作实施计划，由日侨自治会协助实行。首先调查日侨集中区内教师与学生的人数，为中学教师90名，小学教师260名，中学生2176名，小学生5741名。原有教师中的十分之八被选中参与文教计划，另新选出十分之二为新教员，所有教师分期讲习。所有教师都必须予以再教育，由各区筹划组织教师教讲习所，轮流调集各教员实施并拟定每月一期。

在日侨管理处的指导之下，在集中区内的各区各保分别设置学校，小学校共设133所，中学校则每区一所。小学课程为算术、理科、图画、普通华语、体操，中等学校为数学、物象、生物、华语、英语、图画、体操（女子学校添家政一课），至于公民、地理、历史、日本国语等课，需要重新规划整理之后才能开课。另外还设置了专门性的学术团体和专科学校，教职员由前日本同文书院、前自然科学研究所等人员担任。日侨管理处同时组织教育巡回视察班，以监督引导计划的实施。

三是座谈会。由管理处组织召集日侨中思想自由民主的文化人，举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具体分文化、宗教、教育、政经各部门，每周分别召开一至二次。其中最为特色的应当是妇女座谈会了。第一次妇女座谈会于1945年12月22日举行，日侨管理处处长王光汉出席并致词，《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改造日报》、《神州日报》、《和平日报》等记者均出席，另还有市党部委员、教育局人员、天主教妇女服务会及战俘管理处人员；日侨方面则均是妇女代表，如女作家山岸多嘉子、税田美代子、内藤幸等13人。因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当时较为低落，时人甚至认为正是日本妇女对男性的顺从而养成了男性桥横好战的心理。因之，提高日本女性地位、解放妇女便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中，中日双方女性均有发言，日本女性已在发言中显现出了独立意识，谈论到了日本国内热议的地方自治问题和政体改造问题，并认为：“日本妇女应把握时机，自己的问题自己去解决，只有能自己解决问题的人，才有幸福与和平。”

席地而坐等待遣返的日本人

四是舆论调查。日侨管理处为了解日侨的心理状态，以找准民主导向，在日侨中推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此次测验于1946年3月7日—10日通过日侨保甲组织推行，20岁以上的日侨参与测验，参与者35130人，最后计算完整填表者共27419人，弃权者7711人，投票率达到78%。测验选择了12个问题，涉及日侨目前状态、对日本未来的政治构想及回国的想法等，算是相当全面的一次心理调查。具体问题及调查结果如下：

此次民意测验可看出，日侨看待天皇制，以保留居多，即照旧维持或限制权力，认为可完全废弃天皇制的仅有1%。日本人对于天皇制有着根深蒂固的感情，可以说是变成了一种信仰，难以通过战争失败而骤然拔除。当然，其中主张照旧维持者不到半数，同时以前认为天皇是神而现在依然这样认为的比例亦已经减少，从36%降到25%。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日本人在当时已经对天皇的绝对神圣性有了批判性的想法。

戴口罩的日本男子正在等待海关检查,以免传染

关于政党问题，在战后日本的5个政党中，日侨多倾向于自由党，进步、社会两党居伯仲之间，国民协同党和共产党相对较少。这比例恰好与1955年日本第一次战后总选举的各党表现吻合，自由党得到141席、进歩党得到94席、社会党得到93席、协同党得到14席、共产党得5席、其余诸派38席、无党籍81席，自由党成为第一党。由此可见，上海日侨的政治意识及选择与当时日本本国人民基本接近。

在战犯问题上，日侨显得相当矛盾。尽管日侨中认为日本国民应当追究战争犯罪的人的比例占据多数，但仅仅多了4%，并且大多日侨认为，只要一定程度且不过分地追究战争犯罪，不希望彻底追究。

最后，大多数日侨是想要回到日本的，仅有少数人是因为不安定的回国生活和熟悉的中国环境而想要留下。

此次测验结果，可谓表现了日侨的真正战后心态，他们心中一方面仍残留有过去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冀求日本建设成民主国家。尽管这次调查的范围是上海日侨，然我们亦可从中窥见日本人的战后心理。

针对日俘侨所制定的教育计划，是中国方面在获得战争胜利之后、遣返过程中订立的，既为疏导日俘侨心理，又为教育日俘侨之陈旧观念而导向民主自由，然而这样的教育是否有成效呢？

负责检查日本妇女的中国女海关

对于此次战争及战败的结果，日俘因直接参与了作战，因而对于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和结果比较明确并且能够接受。但日侨的想法则不那么简单，大部分日侨并未做任何直接伤害人的事情，因而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既不是战争发起者又不是战争执行者，认为自己并没有战争责任。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大部分日侨能够在战争期间扩张商业资本、获取更多利益，本就是利用日军的威势和霸权之下的结果，是不平等的竞争和待遇，至少从这一点上来看，日侨就是助“恶”之人。

“简而言之，困扰我们的不是敌人的行为，而是那些对此处境无所作为的朋友们的行为。”汉娜·阿伦特在思考德国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时认为，大部分德国人民在二战期间，评价体系整体错乱，所处环境以“恶”为正。身周环境颠覆当然是一个原因，然而最重要的是，因为懒怠于思考，他们便随波逐流，丧失了“善”的判断力，“只有那些完全脱离公共生活的人，那些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责任的人，才能避免被罪行牵连，即避免法律和道德责任。”

日侨显然不是完全脱离公共生活的人，在上海他们大都是中产阶级的工商界人士，所依靠的公司企业在当时基本都和日本军事政策脱不开关系，例如华中铁道株式会社（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日本控制华中地区军事、经济的大动脉，在其中工作的日侨人数多，有6000人，而这些日本职工“因持有优越感大致满足地工作，这与日本国内铁道的极度紧张劳动、一钱加薪也要争的经济条件相比，他们是很快适的。”

就算不说大公司企业，私人开小店或做工，同样也在上海沦陷后获得了更多利益，比如内山完造，尽管他有文人的操守，一直认为不能依靠军力扩张他的书店，但随着战争越来越剧烈，内山书店最终也逃脱不了政府的命令而接收了中美图书公司的所有财产。连有能力思考的日本文人亦深陷泥潭，何况其他日侨？上海日侨比日本国内优越的生活从何而来，就是依靠着日本的军事侵略、攫取中国人的利益而获得，这样还不能说明日侨的战争责任吗？

事实上，日侨接受遣返前教育的时间相当短暂。从1945年10月集中到1946年6月基本遣返完成，总共不到一年的时间，而其中前几批次回国的日侨更是几乎没有参与。然而，不论是否有效，就算徒劳无功亦比毫无尝试要值得得多。日侨沉浸于“大日本”的突然失败之中，不认为自己应负一定的战争责任，甚至也不希望国际上对日本彻底追究。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中国通过短暂的遣返时间，仓促地制作出了一系列的教育计划，试图能对日侨留下些触动。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已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并且将日俘侨平安及时地送回故土，至于其他，则只能听其发展。

排队等候检查

五、日俘日侨的遣返

日侨管理处为遣返工作的开始而成立了归国处理部，负责整个华中区域的遣送俘侨归国事宜，通过上海港口出发。日俘侨遣送的先后顺序，首先根据个人身份做出筛选：1、单身男女不能生活者。2、不良份子。3、有正当理由申请提早回国而蒙核准者。4、军人和政治有关人物一律不准回国。其次，日俘的遣返顺序是根据原有军队编制选择可复员士兵。日侨则是基于保甲制度和户口调查，由甲长、保长分别在各自负责区域内调查制作顺序名单，总结后提交给归国处理部，形成一份归国预订者编成表，表中分每组500人。

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焦灼难耐的日俘侨们终于等到了第一艘遣返船的来临，1945年12月1日晚，日侨欢送会在高塔路举行，名演员二叶秋子和中方协作剧团的全体演员共同演出了日本戏剧《舌切雀》及歌谣等节目。12月2日，首批归国的日侨在杨树浦沪江大学内集中，接受行李检查和消毒等工作。在这些日侨中，有抱在怀里的婴儿，有走不动的老婆婆，也有年轻强壮的过去不可一世的商人。

《申报》记者特地到沪江大学采访日侨回国前的状态，“日侨有带了锅子菜蔬自己在草场上烧饭的，有带了面包罐头食物，合家坐在草地上大嚼的，表面上看这辈日人和过去在兆丰公园和虹口公园野餐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昨天江边的风是这样凛冽袭人，这里没有笑声，没有歌声。这不是野餐，这是回不了家的人，在离中国前末一次沉默的在荒场上聚餐。”

在记者的观察下，日侨们的着装普遍不差，没有衣衫褴褛的，没有面黄肌瘦的。

等待遣返

负责上海地区遣返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特地就此做了一篇“光明前程：告归国日侨书”，告诫归国的日俘侨，希望他们能悔悟而步入民主和平：

这次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以后，留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民，虽然随着战败投降，而成为战俘，敌侨，而中国方面仍然一本传统的立国精神，没有给你们丝毫的侮辱和危害，你们想想中国人民，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八年苦战的结果，还沉沦在水深火热中，急待拯救的凄惨情形，你们不能不深深地痛自反省，澈底觉悟！

中华民族，由于崇高的文化熏陶，只感到了人类是应该同样的发展，同样的有生存权利，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固有的德性，他从不卖弄小恩小惠、浅薄幼稚的伎俩，或是什么权谋诡计。

蒋主席在日本投降之始，即剀切的昭示我们全国军民：“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至高至贵的德性”。沦陷区的人民，在八年当中，虽受尽了日本军阀的暴行和财阀的掠夺，但对日本侨民始终没有泄愤报复的行为。就以上海地区而言，日侨的人口至多，居住至杂，中国人民均能和平相处，这是你们居留在上海的侨民所目睹的事实，你们应该深深地体察到这一点，并不是要你们对中国感恩，而是要你们澈底的反省，认清过去的错误。世界上没有一个杀人以逞任性恣欲的人，或是一个专横跋扈强取豪夺专专兼并的国家能够生存于世界，这是历史上无可逃遁的史例，谁违反它，谁便为招致失败和覆亡的教训。

值此交通工具极端困难的今日，首先遣送你们归国，更应清楚的认识真理和正义，向建设世界和平、发扬民主精神的大道迈进。日本民族，自有他守法重纪的优点，勤勉克制的精神，要有正确的目标，不再重蹈覆辙，不违反时代主流，一定有远大的前程。

醒觉吧！日本国民！前途的光明已在向你们招手了。

埋头苦闷的日本人

日俘侨在登船时可以随身携带的钱款有限额，日侨准予携带1000元、日本军官500元、日本士兵200元。行李原定每人准带三十公斤以下，后因根据东京麦克阿瑟将军总部所规定的为每人一挑，因而改为以每人能自行携带的行李为限，不规定重量，但不能分两次或使用苦力帮助搬运上船。

日俘日侨准带上船的物品：

洗具一套、毡毯（或棉花被褥一套）、棉花被一条、冬季衣服三套、夏季衣服一套、大衣一件、皮靴三双、短裤一条、衬衫三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一件、每人（成人）只能携带自来水笔一支及手表一只、其他随身物品。

不准携带的违禁品：

1、轰炸药、武器弹药、指挥刀或大刀。

2、照相机、双眼望远镜、野战望远镜及光学仪器。

3、金条或银条，金块或银块，未镶之宝石，艺术物品。

4、股票。

5、珠宝及奢侈品而不合持有者之身份者。

6、超过正常需要之烟草、雪茄、香烟等。

7、超过正常需要之食物。

8、超过规定之衣服。

9、历史文籍、文件、报告书、统计数字及其他类似资料。

由于贯彻了宽大和以德为本的理念，遣返中对日俘侨的规定显得合情合理，从中国遣返归国的日俘侨能携带的行李是较多的，连冈村宁次都说：“与其他从南洋各国返日的人相较，从中国返国者的行李是的确的太多了。

一名即将被遣返的日本儿童站在行李前

由于人数众多且遣返速度较快，为了防止在途中发生瘟疫，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需要接种伤寒疫苗，行李、衣物及船只均要经过消毒。而遣送船上之供应品，如毛毯、食品、医药品、保暖衣物及疫苗与消毒品等，则均尽可能由日本方面提供，不足之数由中方补充。

1945年12月4日8时起，上海虬江码头，2185（原定2229名，38名因死亡、患病或生产而弃权登轮、6名因有战犯嫌疑被扣留）日俘侨大包小包地步行至码头，蹒跚上了甲板，回头看了眼曾洒下汗与泪的上海，想到终于能够回归故土，心情复杂无似。中国政府对遣返十分重视，日侨管理处处长王光汉、副处长邹任之等主管人员均到场巡视，以保证第一次遣返的顺利进行。待日俘侨全部登船之后，下午1时半左右，明优轮启碇东航。随着轮船一并远去的，还有日侨们灰心愤懑的感情：

强迫着来，

强迫着去。

毫无留恋，

不愿记忆。

让我回到那——

富士山之巅，

让白雪和厉风，

把心上的创痛吹去。

坐在家里行李边上即将被遣返的日本儿童

日本女子背着行李和丈夫的骨灰袋等待遣返归国

小男童带着仅有的食物、脖颈上挂着骨灰，他在疑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中国海关人员正在仔细检查即将被遣返的日本人的行李

中国海关撬开日本人的凉鞋检查是否有夹带货币

中国海关人员正在仔细检查日本男子裤子里是否带有违禁品

中国女海关正在对日本妇女进行脱裤搜查违禁品

出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侨民进行训话

即将被遣返的日本人等候检查的全景

遣返日俘侨登船

遣返船甲板上的日本人

日俘侨在遣返船上吃饭

登船回国的日本侨民

遣送日俘返国，行前检查

美军协助日俘遣返

第二批遣返，日俘部分为集中于江湾第十四集中营的女军属，共1352人，命名为“花园部队”，另再加上日侨3039人及日军复原联络员300人，共4691人。战俘管理处在遣返之前（1945年12月11日）专门举行了座谈会，由各位女军属如泽井彰子、奥富绿等报告自己的从军经过、家庭情况和来华感想。此次遣返的轮船为“荣丰丸”，是因“明优丸”的机件损坏而临时调换的。1945年12月23日晚8时，第二批遣归之日俘侨全部集中于市中心旧市政府，等待接收登船前的检查。12月25日，登轮遣返。在1946年之前，已经遣送回日本的日俘侨总数为11150名，而除了上海已集中而未遣返的日俘侨之外，华中等地区仍有733134名日俘侨等待赴沪集中。

战俘管理处人员及记者参观日俘集中营

一个正在阅读《导报》的“花园部队”女兵

在几次遣返中，还曾遭遇过一次沉没危机，即“江岛丸”事件。1946年1月22日15点，“江岛丸”在装载了4279名日俘侨之后启程返回日本，开出没多久，便在东经120度、北纬30度花鸟山岛附近海面突然触到浮流机雷而爆炸。幸好当时一艘美国轮船“白利华脱号”紧随其后约3海里，见此情况立即靠近施救。最后，落水乘客大部分被救起，死亡2人、失踪78人，11人受伤。“江岛丸”上获救乘客返回上海，并被送回原住所休息并救治。由于日侨的行李物品均在船难中损失殆尽，上海日侨管理处及时提供日本俘侨以足够的救济物品，救济物品来源有以下几方面：汤恩伯亲自下令将日本俘侨原先因超过规定而检扣的物资分赠给遭难的日本俘侨；由上海日侨管理处向善后救济总署申请救济物资；日侨管理处和战俘管理处的职员捐赠一日所得。

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间，由于估计不足和调配船只困难，加上经验不足发生船难，仅有28艘船供使用。到了2月份，遣返船只增加到59艘，但仍赶不上大量等待遣返的日俘侨人数，进展十分缓慢。这迟缓的进程恰好印证了前期日俘侨对遣返速度的揣测，一种不安情绪又开始在人群中发散开来。从3月份起，遣返船只开始大量增加，达到了123艘，遣返速度大大加快。到1946年7月为止，上海日俘侨的遣返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此后，便是小规模、零星的遣返，政府不再组织集中管理。

1946年12月中国国防部命令日本军方联络组一律撤销，成员离开南京到达上海，除了冈村宁次等战犯、在国际婚姻关系中的日本女性和征用者之外，其他人均被遣返。之后，由于国民政府决定日本战犯回日本国内服刑，因而如今井武夫（原陆军少将、“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等将官人员亦于1946年12月28日乘船遣返、1949年2月冈村宁次（“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亦获释遣返。

上海市遣返日侨日俘统计表

中国民众对日俘侨遣返归国的感想是极纠结的，好不容易胜利了，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折磨，却如此轻易就放罪魁祸首离去，不免觉得不平衡。而另一方面，日俘侨的离开，则代表着战争的完全结束，饱受摧残的心理的完全解脱，亦是重新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遣返的第一艘船开启之后，时人有如下评论，充分表达了国人的心境，即告别侵略者，迎接新未来：

别矣日侨，你们是离开上海了。你们回到祖国之后，对于过去居留上海的优越的地位和生活，当然会不时的憧憬着。真的，在上海时多么写意，简直像是深山的猛虎，一声吆喝，成群的中国人，都震慑得像被褫夺了魂魄一般。你们也许又因此而想到你们的“皇军”，又想到战争侵略……但是，你们总不可遗忘了中国的宽大，更应明白中国的宽大来给予你们不是养成你们“打了中国，即使打败了也无啥道理”的意念，而是使你们痛加深切的反省。

日侨！别矣！珍重！

六、其他敌性国及有关地区的遣返

如前所说，遣返工作并不仅限于日本一国，当时中国政府所规定应遣返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德国、意大利、朝鲜、台湾（在日军中服役的台湾人）。日本、德国、意大利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协约国，因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各国均展开遣返遗留在本国境内的协约国战俘和侨民的工作。德国、意大利在中国境内没有战俘，仅有几千人的侨民。朝鲜于1910年被日本占领之后，其国内的有志之士便大批流亡到中国，组织斗争筹备复国，此为一部分；日本在二战中兵力不足时征调了占领区的人民加入其军队到中国参战，因此战争结束后中国境内有大批的朝鲜战俘，此为另一部分，加起来人数便不少，中国政府一致作出遣返处理。日本同样在台湾招募了台湾人进入日军到大陆参战，因此台湾战俘亦在被遣返之列。

首先来看韩俘侨遣返情况。由于政府规定韩俘侨的遣返在日俘侨遣返之后，因此大批韩人滞留上海而衣食无着，陷入十分困难境地，中国政府此时的重心放在日俘侨上，无法完全兼顾韩人，只能拨发救济物资，以改善韩人境地。韩俘在战争结束之初与日俘一同进入集中营，后由于冲突不断，中国陆军总部重又发布了韩籍士兵及侨民处理办法，“日俘及韩籍士兵分别集中管理，以各战区（方面军）为单位，视人数多寡，于战俘管理处下，酌设韩国官兵管理所收容之，并准光复军派员参加组训。”韩侨亦与日侨分别集中管理，并由中国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派往各地的韩侨宣抚团商洽办理。

韩籍官兵及侨民按照日俘侨待遇补给。对韩俘韩侨及台湾人的财产处理与日俘日侨不同，要宽松得多。日俘日侨据规定是超出限额的财产一律没收，公司企业、不动产等亦一律没收。而韩籍人士及台湾人的财产，如若不是公产，属于个人私产，可以经过证明之后发还：“凡属朝鲜及台湾人民之私产，由处理局依照行政院处理敌伪产业办法之规定接收保管及运用。朝鲜或台湾人民，凡能提出确实籍贯，证明并未担任日军特务工作，或凭借日人势力凌害本国人民，或帮同日人逃避物资，或并无其他罪行，经确实证明后，其私产呈报行政院核定，予以发还。”

韩俘韩侨于1946年初开始遣返，3月3日至6月19日有20746名韩人从上海离华，至此在上海的大部分韩俘韩侨业已回国。1946年底统计“沪市韩侨尚有1200余人，其中成年男子约500人，多为无业游民， 有正当职业者仅占十分之二。他们鉴于谋生不易，多愿归国，故前往韩国侨民协会登记返国者约有600余人”。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及韩侨协会等又组织了若干次遣返。直到1950年11月，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统计，本市韩籍人士仅余358人。

其次是台湾人，若是在日军中服役的，均先与日军一并集中，嗣后区分。在各地工作或居住的台湾人，亦需先集中起来，由政府查明是否曾担任日军特务的工作或是参与过损害国人的战争行为，有上述行为之人则依法惩处。至于普通台湾人，则并不强制遣返，而是看其自身意愿可选择留在大陆或回台湾。其财产亦如前所述，与韩人一样，若是无任何问题的私产可予以发还。

再次是意侨。意侨是由意大利政府自行派遣船只ERITREA号来沪撤退回国，在等待意大利船只到上海的一段时间内，由意大利海军之准海军少尉和低级军官各一人负责意侨的组织管理。意大利船只于1946年5月10日到沪，6月底携意侨、意海军及商船成员撤退离沪。

最后是德侨。德侨在上海人数远远比不上日本、朝鲜之多，但由于是需要重视的法西斯轴心国，因而中国政府专门制定了德侨处理办法，于1945年11月27日由行政院公布。同时上海市政府相应成立了德侨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杨志雄，即杨英（1946年5月15日提交申请辞职、1946年5月28日政府令接任为沈乃正），委员许宝骅、王新卫、俞叔平、魏汝霖，主任秘书吴葆初等人。

杨志雄

1943年10月1日由日本人所作的调查中显示，上海市内的德侨共2439人（不包括犹太人）。1945年战争结束后，在上海的德侨总数约为2000人左右，其中大致可分为政府人员、商务人员和居留人民三类，政府人员是外交官、宣传人员、纳粹党员等，商务人员是洋行职员、技术人员等，居留人民是教士、教授、医士、律师、自由职业者及住户等。德侨管理处组织在沪德人集中并加以监视，但并不是所有德侨都被强制集中，在集中营内的主要是属于政府人员及其他人中的纳粹党员，或曾在敌伪时期有过不利于联合国之行为者，例如前德国领事馆顾问伦道、前中国区内纳粹首领拉门、前上海区内纳粹首领埃哈脱、前圣约翰大学教授米纳脱、前上海海通社社长兼美最时洋行经理美最时及牛门医师等。其余的德侨，经交保后仍可散居于上海市内。然而由于德侨产业不稳，部分未入营的德侨生活住处发生困难，上海市政府特将大西路前敌日时代所办英美侨民收容所及杨树浦圣心医院的一半房屋划作收容德籍难民之用。首批入营的德侨13人及其家属，于1945年10月18日下午三时之前到营。第二批于10月24日遣送入营。到1945年11月27日，集中营内德侨登记已大部分完成，约计1600余人，其中还包括捷克、奥地利等国籍人民持有德国护照者，所有十五岁以下之小孩尚未包括在内。

上海德侨集中营在江湾区的其美路上，集中营所在地原为日本的一所中学，如今被用来充作德侨集中处。德侨集中营中的各种设施物件，均暂归德人自理。按照第三方面军规定日侨给养标准，每人每月发给给养费法币2400元。集中后的德侨自行组织了一个管理会，以照应集中营内外事宜，由前德国领事馆顾问伦道任会长。集中营房屋原是一间间教室，德侨在进入集中营时携带了各种家具和日用品，曾去参观的记者如此描述：“厨房和老火灶，在这里一应具备，都是他们自己建造起来的。新砌的灶头，看上去差不多相同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学校的公共厨房间。他们200个人都住在楼上，以教室权充了卧室，一共占掉二十一间。中间以布幔隔离，门口用粉笔字写着号码。里面的家具都是他们自己自动搬进来的，所以不但布置得整洁，而且富丽得令人眼红，差不多每一间里都有沙发及火炉，虽然那些火炉至今还没有生起火来。”他们在集中营内生活的并不艰难，甚至还有些舒心。德侨在集中营内设置了医疗室、读书室和幼稚园。医疗室由德侨每人轮流负责，每周二、五有外来医生为德侨诊治。读书室内摆放各种杂志和外文报纸，并且可以下棋。幼稚园则是为儿童提供的，由德侨自己担任教师教授英文、德文及中文。

德孚洋行旧址

德侨在集中营内生活很规律，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进行：

7：00，起床

8：00，早餐

9:00，点名（点名的方式是由男子至办公室签名，妇女与孩童则暂免）

12:00，午餐

18：00，晚餐

19：00，点名

21：00，就寝（不准走动）

早上也有早操，具体时间不确定，男子全部出席，妇女与孩童则不强制。其他空闲时间，各种运动可以自由选择，但大部分是在修筑营内道路及种菜垦荒之类。德侨平时一星期中只三次吃肉及白米饭，平时基本是面食、洋山芋、豆芽菜等。

德侨产业被包括在敌伪产业中一同处置，1945年底开始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接收，1946年2月中国政府还特别设置了德侨产业清理处，首批共清理了12个企业：德孚洋行、拜耳药厂、谦信机器公司、先灵洋行、谦信洋行、怡默克洋行、咪吒洋行、鲁鳞洋行、惠胜厂、孔士洋行、禅臣洋行、兴华公司，价值大概300亿法币。此外，尚有德侨中小型商行公司80余家已经于1945年由德侨管理委员会接收，迟至1946年5月才由将清单送交德产清理处开始清理。所有已清理之德产，均以出售为原则，出售所得均充归政府。

德侨遣返第一批为1946年7月7日，由美军派“知更鸟”船运输。在7月6日的晚上，中国政府临时决定要从船上放下德侨10名留作技术人员，另送10名上船。因为开船在7日上午五时，执行非常困难。从船上放下的德侨听到大赦喜出望外，可以免除遣送，急下船，行李也满不在乎剩在船上。另外十名送上船的，大半从梦中惊醒，行李不及检点，与家人又面临生离死别。美军当局看了，反有些不忍起来，就网开一面命令留沪。就这样一拘一释，当事人之惊恐喜惧融汇成一幕幕紧张镜头。匆忙间可以继续留在上海的德侨，由于来不及将行李从船上取下，结果行李运到了德国，他们在上海变成孑然一身的人。在德侨遣返中，还曾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德侨并不是全体被强制遣返，而是有选择的，因此与纳粹有关或参与战争的侨民便试图用金条买通中国官员，将自己的名字从遣返名单上抹去，或用已回国之人的名字替换，这样一来，“有许多纳粹人物，其中包括从前中国政府的德籍顾问多人和一些盖世太保的专家，就在保留技术人员的借口留下来了。另外有许多反纳粹的德国人却做了替死鬼。”由于有部分德侨隐匿身份在各地，找寻费时，因此第二批遣返为1947年2月底。市政府特地就此调查制定了一份规避遣送德侨名单，共21人，其中12人失踪。经多方查找之后，最终仍处失踪状态的德侨19人，还印制了照片以查找捉拿。一幕幕遣返中的场景，种种故事，亦揭露出人生百态。

七、结语

1945年9月到1946年7月（以日俘侨为主），战后大遣返基本完成了。总体上说，这是一次组织相当迅速且有成效的行动。无论是上海抑或全国其他港口，都保持了良好有序的遣返。战后遗留问题就这样和平解决，中日关系有了一个良性开端。中国民众经历了水深火热的生活之后，仍“与人为善”，并未对遣返中的日俘侨及其他国俘侨做出任何伤害行为，甚至对陷入困境的部分俘侨感到同情，例如有中国各地百姓收留遣返中被遗弃的日本孤儿，也有河南农民收留救治重伤在身的日本战俘并待其康复后遣返回国的事例。这是一种真正的宽大为怀的胸襟气度。中国对战后遣返反应如此迅速且和平，不仅给战败国留下了极好印象，世界其他盟国同样也能体会到中国的善意和德行，十分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名声的巩固。

然而，这样宽大的、无私的遣返及释放大多数战俘，真的合适吗？这一问题，在遣返时期便有时人不断提出讨论，深究国民政府的过于宽大之举，傅雷就曾撰文如此说：“说这种滔天大祸因为降服而可一笔勾销，等于否定了人类的法律和正义。嘴里说应该膺惩而实际上事事放纵，等于养虎贻患，慢性自杀。……2407年前，正当勾践降吴，把吴王奉承得心满意足，一心想对越人表示宽大的时候，伍员向吴王夫差谏道：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吴王不听，而伍员‘挟吾眼，悬吴东门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的愤激语，竟成了奇中的预言。这段古老的历史，愿政府诸公重新读一读，想一想。”

傅雷

近代日本人持有的对中国人的态度是，“在自身陷于危难时，迫使他人（中国）作出牺牲，借此摆脱困境，保全自我”。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之下，日本推行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试图武力侵略整个亚洲、甚至整个太平洋地区，试图武力重组亚洲的地区秩序。日本学者分析近代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时这样总结：“侵略中国是在军部、财界、官僚政客三位一体的指导下强行推进的，进而煽动国民舆论，实施战争动员。”最后，日本战败，败给了谁？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是败给了美国。日本人本就对自身战争责任认识不清，日侨更是认为自己责任极小与日俘不同，加上日本人认为是美国、是两颗原子弹打败了他们，这些想法直接导致了日本轻视中国及亚洲所有坚持反抗的国家。他们内心对中国及亚洲的旧有认识经过战争之后是否彻底改变？就战后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政府的言行来看，他们并未彻底反省。对中国的蔑视、对美国的依赖，使得中日关系这条路越走越狭窄，掣肘频生。历史的发展似乎正如傅雷所预言，如吴王勾践之故事一般“养虎贻患”了。

战争之残酷，是其无法逃避，所涉地区内的每一个普通人均被笼罩其中。谈及遣返中每一个体的故事，或许悲惨凄凉，但将之放回大时代中，便衍生出更多的含义。异国男女裹挟着暴力与蛮横来到上海，与中国男女相遇相爱。情感本身无可置喙，但其所存在的前提原就不合宜，最后悲剧的出现自无从规避。个体的存在终究挣脱不了时代的洪流，势必被拖拽着呼啸前进。无论是与日人相恋的上海女孩，还是能将书店和文化理想结合到极致的内山完造，亦或是曾大红大紫却拥有传奇身份的明星李香兰，更不用说大半辈子时间都为了侵略的“中国通”军官冈村宁次，他们先后都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生活过、打拼过，不同背景的人们在同一时空碰撞出了种种故事，然本应鲜艳的故事色彩，在灰暗的时空之下，显得暗淡无光。尽管日俘日侨们曾在日军侵略之下获得利益，得偿上海美好的一面，终究还是受到失败的反噬，剥离了不当得利，黯然地离开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