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奸记：战时上海的政治谋杀与恐怖主义【下】

作者|蒋杰

本文选自周武主编:《二战中的上海》

无论命案还是政治谋杀，并非中日战争爆发后才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战时的上海，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亡。尽管命案，尤其是政治谋杀具有很强的轰动性，但普通市民与谋杀案件的距离其实很远，在众多造成死亡的原因中，谋杀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事实上，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除了谋杀外，人们还必须面对战争、饥饿、疾病、气候以及自然灾害等更为可怕的死亡威胁。

四、通敌者的恐怖活动

在忠于重庆政府的特工人员不断狙杀汉奸或具有通敌嫌疑的军政要员的同时，一些服务于日军和傀儡政府的恐怖组织也在日军的扶植下被建立起来。这些组织中，最为著名的即所谓“黄道会”“大民会”和“安清帮”等。根据公共租界警方的估计，这些恐怖组织的全部人数总计约在1,000人左右，领导者为臭名昭著的亲日帮会分子常玉清。据传为了维护这些恐怖组织的运转，日军每月需要花费15万元左右。

与重庆分子专事狙杀通敌者有所不同，亲日派恐怖组织的主要任务在于制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以压制淞沪抗战后上海社会普遍存在的抗日情绪。另一方面，他们的任务也包括反制重庆方面的恐怖袭击，保护与日本合作的政治、商界人物。此外，建立这些恐怖组织的另一个目的还在于利用它们，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制造事端，日军则以此为借口，伺机夺取租界的控制权。在这些服务于日本利益的恐怖组织中，最为活跃的当属由常玉清控制的黄道会。这一组织一经建立，就实施了大量政治谋杀和恐怖活动，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忠于国民政府并拒绝与日本合作的爱国人士。但与重庆方面的特工不同，黄道会为了制造恐怖，也常常将平民作为谋杀的对象。从1938年初起，这一组织便开始制造各种恐怖事件，其中最具轰动性的一个案件为蔡钓徒谋杀案。

从1938年2月7日开始，在黄道会的策划之下，一系列以谋杀、邮寄人的肢体躯干、寄送恐吓信和投掷炸弹等为主要形式的恐怖事件，在短短的几天内接连发生。先是2月7日晚上11点，有人在法租界薛华立路12号门外的电杆上发现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在挂有人头的电杆上，还贴有一张招贴，上面写道“斩奸状抗日分子结果”。

这一惨案的受害者很快被证明是《社会新闻》的经理蔡钓徒。事实上，后来的调查发现，这一恐怖案件并非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它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背景。蔡钓徒原为上海《社会新闻》的经理，抗战爆发后他并未离开上海，而是与日本人建立起某种暧昧关系。人们普遍认为他从日本军事当局那里获取了活动资金。但日本人事后发现，蔡钓徒事实上还与重庆方面保持着秘密联系，因此怀疑他是双面间谍，黄道会的匪徒因此受命将他处死。大约在2月5日，他在虹口的新亚酒店内被常玉清的手下杀死。为了制造恐怖氛围，这些匪徒用斧头将他的头颅砍下，偷偷运往法租界薛华立路，悬挂在法租界警务处对面的电线杆上，进行公然示威。

尽管蔡钓徒人头案发生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方强化了治安的管理和针对恐怖主义的打击，但由亲日派恐怖组织所策划实施的恐怖案件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

蔡案发生三天之后，即2月10日晚11点15分左右，又有人在法租界亨利路13号门外电杆上发现悬挂的人头。

几乎在同一时间（2月10日晚11点30分左右），杜美路13号门外的电杆上也出现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

大约7小时后，即11日晨6点左右，巨福路154号门外再次发生人头案件，在悬挂人头的电杆上也出现了类似蔡案的招贴，上面写道“看看看，抗日团体之结果，从速反省，自保身。”

当日晚间11点，法租界麦赛而帝罗路305号门外再次发生人头案件。

两个星期后，2月27日晚9点20分，高乃依路也发生了人头案件。

调查发现，在上述六起人头案中，除了蔡钓徒外，其余5名受害者中的3人被确定为收容所中的难民。他们都是被汉奸恐怖分子以招工为名骗出难民营进行杀害的。

人头案中受害者的头颅

为了进一步在上海社会制造恐怖气氛，亲日派恐怖分子除了实施政治谋杀以外，他们还向具有抗日倾向的报纸实施恐吓和炸弹袭击，以逼迫他们改变抗日立场。1938年2月9日，即人头案件爆发的高潮期，《大美晚报》的经理和总编先后收到了来自汉奸团体的恐吓信。一个署名为“正义团”的汉奸恐怖组织，在信中威胁两人不得再发表任何具有抗日言论的文章，否则他们会对两人采取类似蔡钓徒的行动。此外，《文汇报》与《华美晚报》的编辑也收到了类似的恐吓信。

租界警察检查来往行人

在各大具有抗日倾向的报纸收到恐吓信的第二天，恐怖分子就向他们发起了袭击。《文汇报》和《华美晚报》几乎在同时遭到了手榴弹的袭击。前者发生在2月10日下午6点14分，后者则在6点27分遭到攻击。第二天清晨5点25份，《大美晚报》也遭到了类似的手榴弹袭击。此后，为了进一步恐吓新闻界，恐怖分子还在2月23日，给《华美晚报》总经理朱作同送去一个盒子，盒子内装有一只被砍下的人手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请先收此，如不更变抗日态度，当再以新物奉上。”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六人被斩首，凶手还将被害人的头颅悬挂在租界的不同地方。报馆中的知识分子成为这时期恐怖分子恐吓的主要目标，他们收到很多装着腐烂的手指和子弹的包裹和恐吓信。甚至连负责调查蔡钓徒案件的警察都收到了装有手指的邮包。以上的恐怖行动，的确很快启到了效果，恐怖分子成功地在上海社会中制造了恐慌。一个编辑后来回忆说，租界内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脑袋和手担心。

《字林西报》门外的防御工事

由于政治谋杀和恐怖袭击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公共租界警方与法租界警方不得不展开联合行动，在短时间内拘捕了大量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经过租界警方的调查，以上案件以及此后很多针对抗日分子袭击案的策划和实施者，都指向了常玉清所控制的黄道会。公共租界当局因此向日本军事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这直接导致了这一机构的解体。但另一个同样由常玉清所控制的恐怖组织——安清帮很快取代了黄道会，以一种更为隐秘和谨慎的方式继续从事恐怖活动。

为进一步适应上海政治形势在1939年后的新变化，该年3月间，一个新的、更为恐怖的组织于在日本人的扶植下被建立起来。由于该组织的总部设在沪西越界筑路区的极司非尔路，因此该恐怖组织也被称作“极司非尔路76号”或“76号”。

租界警察检查来往车辆

“极司非尔路76号”这个恐怖组织的原名为“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军别动总队”，是一个由两个国民党变节特工丁默邨和李士群所建立的，服务于日本军事当局和汪精卫政府的特工组织。“76号”自成立之日起，就通过不断招募帮会分子和原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来来壮大自己。1939年的英国外交文献显示，至该年第三季度，加入这一机构的匪徒和恐怖分子已达1,000人左右。而据称它在整个上海周边地区所招募的人员超过了3,000人。这3,000人中的一部分已被派遣到处于争议之中的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当中的一部分人被日军宪兵队武装起来，承担一些日常的巡逻任务。除了招募之外，这一机构还在极司非尔路、愚园路以及其他沪西地区的重要据点设立分支机构。

这一组织以日本军事当局为“靠山”，其恐怖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攻击上海的亲重庆分子以及镇压“重庆分子”所发动的恐怖袭击。与之前的恐怖组织“黄道会”“大民会”不同，“76号”由于得到了两名职业特工领导，因此在打击重庆分子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此外，与此前的“黄道会”等组织相比，“76号”所策划实施的恐怖活动活动更为暴力和血腥，因此该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构成了公共租界警务部门的一个心腹大患。他们不仅对在上海的国民政府职员（银行、海关）以及亲重庆的报社等实施恐怖袭击，同时还涉嫌其他犯罪活动，如谋杀、绑架、持械抢劫和毒品贸易，因此这一组织在1939年后便取代了“黄道会”等组织成为上海社会治安的最主要威胁。

租界警察监视恐怖分子

五、政治谋杀的高潮

进入1939年后，随着汪精卫的投敌以及“76号”的建立，上海的恐怖袭击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出现了不断增多的迹象。自第一季度以来，由“重庆分子”发起的政治谋杀案件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一系列伪政府官员成为这波政治谋杀浪潮的主要牺牲品。

先是1月29日来沪公干的“维新政府”参议员马育航在贵州路的“新新旅馆”遇刺身亡；一周后，在1939年2月6日上午9点左右，《晶报》主办人、“维新政府实业部”咨议并供职于“上海中华联合新闻社”“上海新闻检查处”的报人钱华在跑马厅附近遇刺身亡。传闻他在遇刺前即将出任“维新政府宣传局副局长”。2月7日，“江浙皖箔税局总局长”周继堂也因遭遇刺杀而身亡；一周之后的2月16日，伪“南市地方法院院长”屠复，在贝勒路“天祥里”遇袭而死；前招商银行总经理、著名亲日派分子李国杰，则于五天后在新闸路附近遇刺身亡。而在此之前，“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已遭到“重庆分子”的制裁。陈箓案也成为这一时期影响最重大的一起政治谋杀事件。

陈箓，1877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人（今福州）。1903年赴欧洲留学，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律，1907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及外交部政务司次长职务，成为北洋政府中重要的外交官员。南京政府成立后，陈箓逐渐淡出政界，闲居上海。中日战争爆发后，受梁鸿志之邀，陈箓再度“出山”，担任“维新政府”外交部长。事实上，在遇刺之前，他已经收到恐吓信的威胁，并因此由法租界搬入由日伪控制的越界筑路地区居住。

1939年2月19日是该年的除夕。平日常驻南京的陈箓，于该日下午6点从南京赶回坐落在沪西越界筑路区愚园路668弄25号的寓所与家人共度春节。晚上7点半左右，正当陈箓全家欢庆新春佳节之时，由平福昌所带领的十余名武装人员从厨房进入，将陈的保镖制服，杀手随后将陈箓当场击毙，并在陈箓的尸体上留下一张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纸条，上面写道“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灭奸贼、永保华夏、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万岁！”。

这一恐怖案件的发生，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外交后果。重庆方面将陈箓的遇刺视为巨大的胜利，称这是送给前方抗日将士的新年礼物。在日本方面，日本政府指示驻日本沪外交当局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严重抗议。日本当局指责工部局没有尽力打击租界内的抗日活动。并将陈箓遇害的原因归咎于由工部局所控制的警务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们进一步强硬地向工部局提出强化上海治安的五点要求，包括增加董事会日本籍董事的名额，增加警务处日本籍警察的数量、日军宪兵队可以进入公共租界搜查抗日人员等。此后，随着更为严厉的措施的实施以及重庆方面对于特工人员的约束，1939年2月以后，针对伪政府官员的刺杀活动有所减少。

平静的局势没有持续很久，进入1939年第三季度，上海的恐怖活动再次出现高潮。以“76号”为代表的亲日派恐怖分子成为这一时期政治谋杀案件的主要策划者。先是8月17日，一名叫做“过锦根”的重庆特工遇刺身亡。在9天之后的8月26日《大美晚报》的编辑王季鲁遇害。又过了4天，著名报人、《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在8月30日遇刺身亡。

战时政治谋杀和恐怖袭击的另一个高潮在1940年到来，它的标志即为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遇刺。傅筱庵原名傅宗耀，作为盛宣怀的得力助手，他曾长期担任中国通商银行经理以及轮船招商局大股东，在上海具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北伐战争爆发后，傅筱庵由于与孙传芳关系紧密，利用招商局的轮船为孙的军队运送军火，因此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傅筱庵便成为被通缉的对象，他在上海的财产也被查抄。由此，而不得不进入天津和大连的日本租界避难。傅筱庵的“流亡”经历拉近了他与日本人的距离。因此，当日军提出让他出任伪上海市长时，他便欣然同意了。

正如一份英国外交文献所指出，“（战时）上海民政机构无法重组的最大障碍并非恐怖分子的袭击，也不是爱国主义者的抗争和人民的漠不关心，而是来自于亲日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事实上，傅筱庵自1938年出任伪上海市长一职后，不仅无法获得来自梁鸿志“维新政府”的支持，同时还遭遇了前任“市长”苏锡文的挑战。据一份未经证实的文件显示，早在1938年11月，苏锡文就密谋刺杀傅筱庵，只是这一行动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遭遇了这次暗杀事件后，无论傅筱庵还是日本方面，都强化了安保措施。尽管如此，傅筱庵还是于1940年10月11日，在他坐落于虹口的官邸中遇刺身亡。执行此次暗杀任务的是跟随了他多年的私人厨师。关于傅筱庵遇刺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傅筱庵的厨师被军统策反成功实施了这次暗杀事件；另一种则认为是傅识破了朱姓厨师与他的一名内眷的奸情。但无论傅筱庵的遇刺出于何种原因，这一事件的爆发，都标志着战时上海的恐怖袭击到达了一个高峰。在通敌政府官员的圈子内，一种恐怖的情绪不断蔓延开去。汪精卫政府的三号首脑周佛海，坦言来自重庆分子的暗杀威胁，甚至比当年日本人的轰炸还要恐怖。

傅筱庵葬礼（一）

随着重庆特工与“76号”分子的冲突愈演愈烈，上海在1941年3-4月间，进入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恐怖活动的最高峰。一系列政治谋杀和恐怖袭击相继发生。报社、银行和法院成为了袭击的主要目标。由特工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76号”分子针对“江苏农民银行”的攻击，是其中最为血腥的一次袭击。

为了报复重庆分子在1941年2月20日，对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袭击，3月21日夜间，隶属于“76号”的恐怖分子将手榴弹和炸弹扔进了三家亲重庆的银行。在此同时，作警察打扮的六个枪手越过夜班守卫，冲进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枪手们打灭电灯，然后向睡在床上的人胡乱射击，导致5个银行职员被打死，6人受重伤。晚些时候，多辆警车驶到位于极司非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穿着便装的伪警察和日本宪兵将中行的职员和其他雇员从床上拖起来，押往极司非尔路76号。这一事件造成128人遭到监禁。这一事件发生后，尽管西方列强，如美国、英国等纷纷介入和谴责发生在上海的恐怖事件。但由重庆和南京方面所发动的恐怖袭击直到1941年末才最终停止。

傅筱庵葬礼（二）

1941年12月8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侵入了公共租界。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孤岛”时期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上海战时大规模恐怖活动的终结。由于失去了租界的庇护，重庆方面的特工难以继续在上海实施政治谋杀和恐怖袭击。同时，随着日军进占租界后，立即实施了人口疏散政策，使得重庆分子越来越难以在上海立足。最后，为了强化对社会的监控，日军当局还在全上海建立了保甲制度以及设立“自警团”。这使得上海地区的重庆特工和爱国分子彻底失去了开展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而不得不全部退出上海。

另一方面，随着日军获得了对公共租界的控制权，“76号”分子的恐怖活动也受到了很大的约束。事实上，为了体现出日军统治的有效与优越性，日本军事当局不愿任何组织再在租界内部制造事端。因此，随着重庆特工恐怖活动的减少，以及“76号”分子的恐怖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的约束，1941年12月份以后，上海地区的恐怖袭击显著减少。陈存仁在回忆录中曾写道：随着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上海的社会治安的确有所改善。

租界的反恐演习

六、命案与政治谋杀的数量变迁

如果仅仅考察战时上海恐怖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这座城市会给我们留下一个混乱与恐怖的印象。然而，如果需要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视角来判定政治谋杀与恐怖袭击在上海的盛行程度，除了对具体案件进行挖掘与分析之外，还必须对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与比较。由于无法获取系统性的档案资料，本研究无法从量化的角度精确地重构战时上海命案与政治谋杀的发展与变迁，但通过对于某些片段性史料的挖掘与分析，仍能有助于我们了解此类案件的嬗变。

一份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了1939年前三季度上海政治谋杀案件的变化情况。这份文件显示，在该年前三季度，公共租界内共发生谋杀案件34起，谋杀未遂案件4起。此外，炸弹投掷以及绑架案件的数量为9起。这些案件共造成37人死亡，9人受伤。与此同时发生在法租界内的恐怖案件共有30起，其中命案11起，谋杀未遂7起。上述案件共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如果将这一时期公租界与法租界的命案数量作为标准进行计算，可知1939年上海政治谋杀的平均案发量约为75起左，此类案件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64人左右。

1939年前三季度公共租界恐怖案件统计

1939年前三季度公共租界恐怖案件统计（越界筑路地区）

针对反日分子和机构的恐怖事件

针对日本机构及与日本人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商铺的袭击

更精确的数字来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务当局年度报告中发布的数据。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公布的数据，我们可将1937年至1942年，界内发生的命案数量和类型，统计如下：

公共租界命案统计表（1937-1942）

通过以上统计可知，1937年至1942年间，公共租界内共发生命案636起，平均每年106起，其中：

· 谋杀案件283起，年平均发生47起；

· 1937年至1940年间，谋杀未遂案件共发生124起，年平均发生31起；

· 过失杀人案件79起，年平均20起；

· 持械抢劫谋杀及谋杀未遂案101起，年平均25起；

· 拦路抢劫谋杀及谋杀未遂45起，年平均11起；

由此可见，命案总量与不同类型命案的数量，在1937年至1940年间处于增长状态。进入1941年后，案件的数量开始减少。根据公共租界警方的解释，1941年上海治安形势的好转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沪西警察署”的正式设立；二、这一警察力量对于沪西地区不断泛滥的毒品与赌博业进行了严厉打击。至于1942年犯罪减少的原因，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言，主要来自于三个因素：人口疏散政策的实施、保甲制度的建立和自警团的建立。

相较公共租界，法租界由于面积较小，居住人口较少，界内的命案数量也比公共租界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因其居住环境舒适、优雅，且为专管租界，日本势力难以渗透，所以这一时期的许要人多选择居住于此。因而，影响力较大的案件多都发生在法租界，如上述陆伯鸿案、周凤岐案及唐绍仪案等。

据法租界警方统计，1937年界内共发生7起谋杀和10起谋杀未遂案件，其中15起案件与经济利益和仇杀有关。在这些案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陆伯鸿遇刺案。

进入1938年，命案数量开始增多，许多著名人物都在这年丢掉了性命。警方共处理谋杀案件38起，谋杀未遂17起。在这些案件中有28起具有政治背景。此外，该年还发生过失杀人案48起 。

1939年，警方共处理38起谋杀案件和8起谋杀未遂事件，其中22起案件被破获。同时，该年还发生过失杀人45起。

1940年，警方共调查谋杀及谋杀未遂案件45起，其中20起案件得到侦破。具有政治背景的案件共有21起，过失杀人案件的数量为58起，统计如下：

1940年法租界内谋杀案件统计

1941年在界内共发生命案36起，谋杀未遂案件17起，警方破获了其中的9起案件。梳理以上案件信息，可以得到有关法租界命案的一些基本信息，如下：

法租界命案统计表

由上表可见，从1938年至1941年，法租界内共发生命案428起。1937年的数量最少，仅有17起，1940年的案件数量最多，为113起。4年间的案件数量变动不大，每年保持在100起左右，其中约有一半案件涉嫌过失杀人，谋杀案件的数量约为50起左右。我们可以发现在全部案件中，至少有94起案件涉及政治谋杀和政治谋杀未遂，占全部案件的24%。

通过以上对于战时命案的数量变迁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淞沪抗战爆发至1942年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发生命案1,064起，平均每年发生约178起。发生命案最多的一年是1940年，共计发生案件318起。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命案统计（1937-1942）

在战时上海所发生的命案当中，政治谋杀的比例很高。根据魏斐德的研究，从1938年至1941年，由戴笠所领导的暗杀小组总共实施了约150起针对通敌政府官员的暗杀行动。此外，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公共租界内的命案24%是政治案件。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数据，我们无法获知发生在公共租界内的命案中，有多少具有政治背景。

与战前十年相比，命案的平均数量在中日战争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然而增长的规模事实上是比较有限的（平均增加80起）。然而，如果从量化分析的角度来看，政治谋杀案件在所有命案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将命案的数量与全部案件的数量经行比较，可以发现命案事实上只占有一个很小的比例，仅为0.53%。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形势的不稳定以及战争状态的持续，战时的政治谋杀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成为在各种命案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类型。

七、死者的身份与命案的属性

对于命案和政治谋杀的研究而言，除了对案件数量和原因进行分析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犯罪，我们还必须对案件的性质和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一番考查。依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方每年所发布的《警务报告》中的信息，我们将在本节对战时命案的受害者进行分析。尽管这些关于谋杀案件的信息仅仅包括发生在1937年至1941年间的案件，不能代表战时全部的人身伤害案件，然而通过分析这些样本，仍然可以使我们对此类案件建立起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

根据公共租界警方的信息，在1937年至1941年间，公共租界内共有201人在各种命案中死亡。除1937年之外，另外四年的受害者人数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其中1940年达到最高峰，共有55人死于命案。

在案件的受害者中，绝大多数是男性。女性的比例相对较低，比例大概在10%左右。

公共租界命案的牺牲者（1937-1941）

对受害者的国籍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受害者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国人。此外，在外国受害者中，日本人构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群体。这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首先，日本移民构成上海最大的外国移民社群；其次，由于中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因此日本常常成为人身伤害案件的攻击目标。此外，欧洲人在战时命案的牺牲者中也占据一定的比例，这主要是由公共租界警务处欧洲籍警察的伤亡所造成。

外滩上的日本水兵

命案牺牲者的国籍

通过下表可以看到，战时上海的命案中超过50%的案件都是由政治原因所诱发。这再一次的证明政治暴力事件是造成战时命案和恐怖袭击的最主要因素。造成命案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与经济的压力，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到死于持械抢劫和其他一些财产犯罪活动的受害者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情杀也是这一时期命案的一个主要类型。但与其他类型的命案不同，这类杀人案件的牺牲者主要为女性。

死因不明的尸体

不同性质的命案牺牲者

关于战时上海命案的牺牲者，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是警察。他们事实上在牺牲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在我们的统计数据中，总共有27名警察在1937年至1941年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八、结论

通过以上关于发生在中日战争时期的命案和恐怖袭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中日战争爆发后，发生在上海，尤其是租界地区的命案在1937年至1940年间呈显著的上升趋势，但其中很大部分是具有政治背景，轰动性较强的政治谋杀案件。但通过数据整理可以发现，与战前一样，这些暴力案件的数量仍然十分有限，在全部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低。事实上，在考察和评估战时上海的政治谋杀与恐怖主义时，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此时的上海是在一个面积不超过2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00万，人口平均密度为7万人平方公里的城市。

从案件比例上看，战时上海的命案占全部案件的比重仍然很低。从1937年至1942年，两租界的年平均犯罪数量为33,519起，其中财产犯罪的比例约为85%，而五年间发生在租界内的命案总共只有1,064起，命案的比例不足全部案件数量的1%。

这些命案中，并非所有案件都与普通市民相关。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命案是针对政治人物的恐怖袭击。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由经济、仇杀和情杀引发的案件只占全部命案的一个部分。因此，可以看到政治谋杀与恐怖袭击事实上与普通市民的距离很远。

通过对战前与战时命案的对比，可见战前上海每年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命案，其中很多案件是针对政治人物的恐怖袭击。这说明无论命案还是政治谋杀，并非中日战争爆发后才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政治谋杀和恐怖袭击对于上海市民而言，在战前已经具有一定的切身体验。战时的上海，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亡。尽管命案，尤其是政治谋杀具有很强的轰动性，但普通市民与谋杀案件的距离其实很远，在众多造成死亡的原因中，谋杀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事实上，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除了谋杀外，人们还必须面对战争、饥饿、疾病、气候以及自然灾害等更为可怕的死亡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