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七”到“八一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决策的酝酿和实现

摘要：以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发动挑衅以及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的枪声为发端，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多年来日本步步扩大的对华侵略，不仅造成中国内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抗日民气高扬，也使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再无妥协的空间和退路，因此，卢沟桥事变没有重现以往类似事件所循的日方压迫——中国退让的演变路径，相反，自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打响自卫抵抗的枪声，经蒋介石的庐山谈话，表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严正抗战立场，最后发展为上海抗战和国民政府《抗暴自卫声明》的发表，反映出中国国内政治、社会、人心的重大变化，也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成为顺时应势之举。

作者|汪朝光

1937年7月7日中日两军在卢沟桥因所谓日军士兵“走失”而发生的军事冲突，貌似偶然，实则是多年来日本步步扩大的对华侵略导致中日两国矛盾冲突不断激化所致的必然结果。远者不论，就以1927年国民党当政后的中日关系观察，从1928年的“济南惨案”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再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的华北危机，日本步步紧逼深入的对华侵略扩张，对中国国家民族利益造成的伤害，已经使中国从上到下、从官府到民众形成了普遍的民族生存危机感，尤其是当日本的侵略扩张从东北这样的相对偏远之地，逐渐伸人到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中心发祥地——华北（中原）地区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江浙（沪宁杭）地区之际，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激烈反应是可以想见的。何况日本的对华扩张，不仅威胁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也日渐从根本上危及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及存在基础，国民党自难轻言接受。国民党当政后遵奉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以民族主义为先，并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基层社会和民众的感知，尽管国民党提倡的民族主义内涵未必那么明晰，未必能够都落到实处，自1927年起国民党当政十年的外交尤其对日外交也多有为国人诟病不满的妥协退让之处，但在日本侵略的刺激下，在各方宣传倡导和民族感情飞扬激荡、彼此推高的互动中，坚持并维护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已经成为当时所有中国人的共识。及至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和各派政治力量由分裂而趋向合作，中国的国内政治基本完成了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一致对外的整合，所以，中日两军在卢沟桥发生的冲突，与过去发生的各次冲突的重大区别在于，这次貌似也是地方性的偶发事件，却没有重现以往类似冲突所循的紧张升高——日方威胁——中国退让——双方订约——恢复“正常”这样的演变路径，而是由个别事件的星星之火，迅即升高为中日全面战争的燎原之火，从中反映出的不止是日本一贯的由小及大的恫吓威胁、内外逼迫的惯常侵略路径，更主要反映出中国国内政治、社会、人心的重大变化。明乎此，方可知中国实行抵抗之必然及其得，以及日本军阀惯性思维之愚钝及其失。本文即以“七七”到“八一三”期间国民政府对形势发展的因应，概论其迈向全国抗战之路的主要关节，以期展示对这段时期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宏观层面的观察。

一、卢沟桥的枪炮声及其回响

卢沟桥警讯传来，事出突然，时在庐山盘桓多日处理公务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对日本“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抑或“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尚无明断。他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对是否“决心应战，此其时乎”也不无斟酌。蒋介石在事发后第一时间的决策，以地方因应为中心，“归宋（哲元）负责解决”，“与倭折冲”，希冀能够将事件解决在地方层面；同时，令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事发之初即部署“积极运兵北进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事”，表现出与以往因应类似情况的明显不同。虽然卢沟桥中日两军冲突的规模起初并不大，照以往经验，以地方事件处理亦无不可，但这一次蒋的态度却大为不同，认“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并认为“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蒋的准备和决心，就是以保定为中心，调动中央军6个师集结北上。7月9日，蒋介石手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转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和军政部长何应钦，明示：“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各地皆戒备，并准备宣战手续。”12日，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13日，蒋介石又向国民党高层明确，“中央决派兵北上增援。虽蔓延至全面战争，亦在所不顾”。同日，他致电宋哲元日：“芦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也。今日对倭之道，惟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致，勿受敌欺则胜矣。除此之外，皆为绝路。”这些举措表明，蒋介石此时对中日开战已有考虑，准备和进取替代了过往的妥协与退让，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也预示着卢沟桥事件后来的走向和结局。蒋介石的部署也反映到国民政府的决策中。日军在卢沟桥发动挑衅的消息传开后，据时人观察，蒋介石“对此已抱有决心，不再使主权受丝毫之损失，决派兵北上，以为援助”，同时令外交部长王宠惠、军政部长何应钦返京，“调度一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数国人尤其是执政的国民党人认识到，“日人此次对于平汉有必得之决心，故亦不惜秣马厉兵，大动兵戈。吾人素知日人之用心在蚕食中国，此次卢沟桥事件，又为进一步之侵略，苟能得手，必使我方撤兵，平津孔道又人彼掌握之中，不成，乃以万钧之力，压迫宋哲元，使其屈服为第二殷汝耕。”正因如此，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自军至政便开始了由平时状态向战时状态的转变。从7月11日至8月12日，军方高层就卢沟桥事件的因应，每天举行会报，连续一月而无中断。第一次会报即指示“各部速就国防位置”；12日的第二次会报，又指示宋哲元：“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般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蒋介石的对日交涉底线则是，重返河北的中央军不再南调，卢沟桥驻军不受限制。但是，此时中方对外的表达，还是比较温和有度的。7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国策，对外在于维护和平，对内在于生产建设，举凡中日间一切悬案，均愿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深盼日本立即制止军事行动，遵照前约，即日撤兵，并为避免将来冲突起见，切实制止非法之驻军与演习，庶使事态好转，收拾较易，否则一误再误，日方固无以自解其重责，远东之安宁或将不免益趋于危险，恐尤非大局之福也。”

卢沟桥事变

中国方面对于卢沟桥事件的严正态度，并未得到日本方面的重视，相反，日本仍然大体沿用过去的传统做法，在北平地方和南京中央的交涉一线，向中方软硬兼施，文武并用，企图逼迫中方让步。7月8日，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得到情况报告后即开始派兵向关内运动。日方尤其对于中方决策派遣中央军北上重回河北，“毅然不复顾虑所谓‘何梅协定’之任何束缚”极为恼怒。7月11日，日本驻华参赞奉日本外务省训令，“向我外部声明，中央如动员，日方必下最大决心”。日方的强横态度，在中方内部曾引起一些对未来事态发展的疑虑，外交部长王宠惠便因中央军重返河北而可能导致的后果“甚慌急”。但教育部长王世杰认为，“如中央遥视华北之沦陷而不救，或坐视华北当局接受丧失主权的条件而不预为之地，则对内对外中央均将不保。”

其实，日本方面的侵略伎俩已在中国舆论的洞见之中。《新闻报》评论说：“宛平之事，曲在彼方。一兵士失踪，事甚细微，而彼乃调兵数万，运军械十万吨，拨费用九千万，断非无意识之孟浪举动，实将以偿其大欲。……即使和平谈判，多方斡旋，得有转圜之法，而北平全失控制之能，则意中事。如此又安能持久？”这段话恰应了此前陈诚致函蒋介石提出的看法：“今日我国只有以决战之准备，与牺牲之决心，方可挫敌之凶焰。不然，敌人得寸进尺，终无止境，且恐长此以往，民心发生变化，更将无法维持也。”所谓时移势易，1937年7月的中国，已经不是1931年9月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其领袖人物蒋介石，在日本的逼迫下，不仅不再有后退的空间，而且已经有了开战的准备。面对中国的新变化，日本的老套路走不通，其实不出中方的意外，倒是令日方不太适应。如同美国名刊《时代》的观察，日本“对南京做出的大胆反应感到吃惊”，“日本军队多年来早已习惯于以强大压力来使中国人委曲求全，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中方本周的行动是莽撞和不合常规”。日本军部本来的意见是，“若我方采取强硬态度和暗示，那么中国方面一定会屈服”，由此可以使事件“不扩大”。而在中方一时并没有“屈服”的表示后，日本军部的激进派便再也按捺不住如同过往那般的轻视中国之心，推动日本内阁在7月11日通过《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派兵华北”。日本驻天津军司令部还通知正在当地交涉的今井武夫：“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日本陆军大臣甚至极为轻蔑地称：“中国如儿童所弄之轻气球，不值一击。”日本如此这般的狂妄强横态度，更使当时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再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和余地。

二、蒋介石“庐山谈话”与抗战的策动

卢沟桥事件发生时，正值蒋介石在庐山筹划军政诸般事宜，准备召开庐山谈话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以及不少国民党外人士和社会名流云集庐山，他们也都十分关切中日关系的走向和蒋介石如何决策。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卢沟桥事件的地方化处理日渐困难，而且过往那些“现地处理”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伤害历历在目。为了凝聚人心和共识，并向日方表达中方最高层的立场，蒋介石考虑对外正式而公开发声的必要性，盖因“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须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弭）战祸乎”。庐山谈话会便为蒋的公开发声提供了最佳时机和场合。

7月16日，汇集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和全国各界知名人士于一堂，以共商国是为内容的庐山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开幕。参加者有国民政府五院院长、部会首长、国民党文宣政务系统负责人，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李璜、左舜生，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张东荪，知名大学校长如北京大学蒋梦麟、清华大学梅贻琦、南开大学张伯苓、浙江大学竺可桢，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如王云五、吴贻芳、胡适、马寅初、蒋百里、傅斯年、张奚若等。与会者的发言，尤其是国民党外人士的发言，大多表达了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精诚团结、拥护政府的意愿，从而也使蒋介石的对日表态有了民意的基础和底气。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会议发表演说，系统阐述了中国方面对解决卢沟桥事件的立场、态度和方针。蒋首先回顾了他在国民党五大所言，“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以及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以此警示“全国国民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安，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蒋接着表示：“这一次的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蒋特别以悲情的态度警示国人：“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蒋对卢沟桥事件性质的判断，在此清晰明了，这就是“最后关头”的到来！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国最后的胜利。”那么，如何不使“最后关头”发展为中日两国的战争，蒋则认为“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为此，他提出了四点明确的主张：（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蒋表示：“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亚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在演说的最后，蒋介石郑重宣示：“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这篇演说，可谓其一生中最知名、最精彩的演说之一，也是其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评价的长期政治生涯中最能得到各方共同认可和称赞的演说，而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时人有谓：这篇演说词“真是全中华民族所要说的，理直气壮的说话。这一篇演说词已经将全民族置于一道战线之上，以夺敌人之魄矣”。据《大公报》的报道，“行政院蒋院长曾有关于时局的演说，历时三刻钟，态度沉着而恳切，听者感动，鼓掌达数分钟不绝”，“这可算是中国当局最鲜明的表示”。蒋介石在演说中提出的四点具体主张，与日本习惯性地要求中方“道歉”“惩凶”“赔偿”“撤军”针锋相对，划出了中国不可退让的底线，也使日本在卢沟桥事件中重演过往解决方式的图谋成为不可能。这篇演说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众所瞩目中，揭开了中日关系“最后关头”的底牌！

自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发表“最后关头”的演说之后，什么是中日关系和中国对日立场的“最后关头”，中国在这样的“最后关头”来临时如何因应处置，便是中国社会各界以及日本当局关注的中心所在。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在中国虽然也还有人主张对日妥协，尽量避免“最后关头”的到来，但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无论朝野）认为，“最后关头”已到，或者有意无意地在推动“最后关头”的到来（比如1936年先后发生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提出的中心诉求都是抗日救亡），期望以对日抗战为契机，以牺牲和血火，纾缓近代以来中国屡屡受制于列强压迫尤其是受制于日本压迫的沉郁心理，完成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跃进。这种社会氛围的形成，不仅仅是当时中日关系现实状况的产物，也有其长远的历史、文化、社会和心理基础，从而不能不影响执政的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的对日决策，他们受制于这种社会氛围的强烈影响，不能太过脱离社会的所思所虑，两者间的互动和共谋，塑造了1937年7月的中国社会环境和语境，从而也才有了蒋介石这篇演说。因此，当蒋介石在庐山高调而明确地提出对于“最后关头”的界定，并以悲情慷慨的语言，论说“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决心时，呼应了全社会的抗日心声，也因此而得到了此前他还不曾有过的广泛支持。时论咸谓：“尤愿吾全国人民对于蒋委员长之报告，一致拥护，坚持勿失，并抱定牺牲一切，牺牲到底之决心，而后国事前途，庶己有豸。”那时那地，这篇演说所致的成效，无疑也是蒋介石本人的预期。

当时人对蒋介石庐山演说的兴奋点在于“最后关头”的解读和“牺牲到底”的决心，其实，如果深入解读这篇演说，我们还应注意到，其中不乏与先前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和政策相连续的一面。在蒋发表演说前，7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南京向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调解意见时，“询中国是否愿意事态扩大”，王以电话询蒋意，蒋介石“告以中国绝对的只谋自卫，不愿扩大，并愿接受英方斡旋”。在这篇演说中，蒋介石在开篇即提及，“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并坦承“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求全，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其后则反复言明，“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应战”，是蒋在这篇演说中反复申述的关键词之一，而“应战”所包含的被动性与防御性，则又或多或少可以在蒋介石先前的对日态度和政策中发见端倪，何况，过往的类似冲突也多以解决地方事件的方式得以缓和的处理。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蒋是以此凸显日本的主动挑衅和中国的被动防御，以“哀兵”之态争取对外宣示的最大效果，但如果由蒋的内心世界观察，似又非全如此。据蒋介石日记所载，他认为：“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所以，蒋介石发表这篇演说的目的，大概也有期待日本在中国表明不动摇的抵抗决心后知难而退的意图。在演说发表之初，蒋介石对演说效果的判断比较积极，认为“倭寇之弱点”使战争可能“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战争最多限于局部”，因此考虑是否停止北上军运以及中央军撤兵的时机。虽然蒋介石也意识到，卢沟桥事件的了结“当非如此之易”，因此要求“从速”完成沧州石家庄防线的布置，但直到7月24日，他还认为“以后当注重撤兵与交涉问题”。可见此时蒋还未必有立即全面对日开战的预期，他对外反复强调的“应战”可以理解为是他此时的真实想法。

蒋介石之所以反复强调是“应战”而非“求战”，也与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动向及其本人的考虑有关。如果说在社会层面，“求战”更易得到舆论的认同，更易调动民众的拥护，而在国民党内部，对于是否与日本全面开战，其决策层其实不无疑虑和担心。7月19日蒋介石在对外全文公开发表庐山谈话会演讲前的日记言：“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虽然蒋介石的这篇演说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包括他曾经的对手共产党方面几乎一致的赞成，而在国民党内部，是否公开其内容，却惟有其妻宋美龄“独赞成”，于此亦可知蒋所面临的国民党内的决策环境，其实不似外界观察的那般主战和坚定。在行政院讨论卢沟桥事件时，外交部长王宠惠和外交部官员“颇倾向为相当之迁让”；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再三以战争为虑，倾向退让”，他认为“我方准备应战，尚须两月时间，否则极难持久。故时间要素，在我方亦极重要。”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致电何应钦，认为：“（日方）要求尚不甚奢，似有和平之望。今更肯定我国果以及时抗战为利乎？抑最小限尚须一年或半年之准备方较有利乎？若以及时抗战为利无论矣。倘尚须一年或半年之准备，则此时以努力忍耐为宜……果能维持和平以达我由忍耐求准备之目的，我固有利，即无结果，我又何尝不可以求和平不得益重日人之暴而博世界之同情耶？总之，今日之事，似宜以小屈求大伸。”徐永昌还认为：“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尽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由国民党当政时期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虑出发，如果中日全面开战，中国的国力能否支持战争，中国的民气能否始终昂扬，中国的地方派系能否同心同德，中国的外交运作能否争取盟友，等等，确实是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不能不考虑、更是蒋介石不能不反复思虑的问题，对日抗战的决策并非轻易可决。虽然已经有了战前一定的国防建设和准备，虽然高扬的民气可用，虽然地方派系表现为同心协力，虽然国共两党已然准备携手合作，但是，由于中国的内外环境所限，对于这场注定是艰难而长期的战争，不能说国民党决策层的认识都达到了高度一致，也不能说国民党的准备都那般周全，毕竟，在不少国民党决策者看来，卢沟桥的冲突还是可以被认为是地方性事件，还是可以循过往的解决路径去处理。

但是，日本的强横无理态度却让国民党决策层和蒋介石退无可退之处。7月18日，在蒋介石发表庐山演说之后，日本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要求中方停止“挑战”言论，“不妨碍”日方与冀察地方当局商定的解决办法；日本使馆还声称，卢沟桥事件的解决条件为，中方“道歉”，宛平不驻军，“防共及禁止排日”，处罚有关负责当局。7月19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会见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喜多老调重弹，指责“中国对日本有各种挑战态度”，“如报纸满篇抗日”，“陆军已陆续北上”。何应钦仍以低调应对，解释“中国并无交战的意思，对于新闻方面，中央已十分注意”。他向喜多指出，“中国认为日本有侵略的企图，这种紧张形势，是日本造成的。我不知日本何故为芦事派遣如许军队，中国略有调动军队，完全属于自卫，并没有将事态扩大，与日本一战之意。”喜多承认日本不断增兵华北的事实，但认为“日本增兵乃自卫权之发动，并防止事态之扩大”，还强调1935年中日双方已有协定，“所有的中央军不能再进入河北境”。作为1935年“何梅协定”的当事人，何应钦回应喜多的说法，称1935年中国军队的撤退，是“为避免中日军的冲突……乃是一种临时措施，以后中国军队之任何动遣，并不受任何拘束”，而且“中国军队都是国军，无所谓中央军与其他军”。谈话至此，喜多干脆直说：“如中国方面不将新进入河北的军队撤退，则局势必急变，必至引起中日军全面之冲突，以后局势则必扩大，此乃最后进言，并非威胁恫吓。”喜多虽然口称“并非威胁恫吓”，然其言谈的实际意义所在一目了然，所以他提醒何应钦，“日本对此非常时局，有重大决意”。何应钦的因应则有理有节，并未向日方退让，他在最后强调说：“事变之扩大与否，在日本不在中国。”喜多与何应钦的谈话，再一次表现了日本蛮横无理的态度和准备扩大侵略的“决意”。

何应钦

日本的如此态度和要求显然与蒋介石在庐山演说中提出的解决条件直接冲突，日本的要求，是当时情况下蒋介石不愿、不能也不敢接受的。蒋介石在通过各种渠道反复得悉日本的态度后，认为“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决定公开发表其庐山演说的全文，且“告书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他决定自庐山回京，并准备核发战斗序列，全面动员。

在蒋介石的庐山演说对外公开发表后，民心和舆论都强烈主战，要求政府“坚决保持已定之方针，不必再怀和平之迷梦”。当时并不主战的胡适认识到：“今日政府比廿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更大责任，——故至今漂泊，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而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战争恐非如此退让所可避免，且政府立场如不明白坚定，对内亦殊可虑。”据参加政府内部会议的亲历者观察，“中日军剧烈冲突之讯传到后，今日下午之会场，即大不相同。不仅此一部分人之情感如此，举国莫不如此。对日抗战之心理，实为举国一致之最大要求。”尤其是到7月底，华北局势丕变，战火扩大，日军猛攻平津，在此情势下，蒋介石认为，“倭寇既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抗战之国策须郑重考虑”；“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片面尽条约之义务”。7月底，平津先后沦人日军之手，通都名城惨遭日军洗劫。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已再无避战求和的退路，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都只能迈上抗战之途。蒋介石在得知平津沦陷的消息后，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北平、天津失陷，“烧杀惨状不忍见者”；“试看暴日究能横行到几时”，“倭寇凶横，看你究能到几时”。地方实力派的代表白崇禧后来的回忆是：“二十五年双十二事变后，蒋委员长回南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之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政府抗日。政府考虑抗日先要团结内部，所以一忍再忍，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政府知道如果再忍，将丧失全国之军心与民心，乃毅然决然宣布抗战。”中共当时的观察是：“蒋介石目前的困难是平津沦陷以后，和平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后方无一省一军不拥护中央，蒋无可借口，亦无谎可说，他只有抗战，才能维持统治。”既如此，蒋介石决策发动抗战亦为势所必然。

三、国民政府抗战决策的实现

自7月底到8月初，蒋介石密集召集各种会议，与党政军方高级官员讨论时局，决定抗战方略，打消一些人尚存的畏战避战之心。

7月27日，蒋介石决定召集国防会议，讨论抗战决策，并表示“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29日，在北平失陷的当天，蒋介石决定令汤恩伯部“从速集结待命”，并“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一则商作战新方略，一则商量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同时，蒋介石屡屡对外发声，传达出将实行对日抗战的信息和决心，以动员社会各界和外部舆论的支持。29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今既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总之，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

8月1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开幕词中提出，这次会议集合了全国各地方高级将领长官，共商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以收集思广益的效果。他特别强调：“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尤其是我们高级的长官，必定要切实认清国家的利害，为国家的利害着想，撇开个人的利害，求实际上牺牲个人的私益，谋所以复兴之道。”同日，蒋介石在中央军官学校召集各院部会官员讲话说：“我们国家遭受了非常之大的耻辱，我们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今后我们只有全国一致，发动整个应战的计划，拼全民族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以保障国家民族的生存”；希望“大家一致奋起，切实猛省，根据过去失败的教训，激发自动奋战的精神，迅速充实各种必要的准备”；“只要大家从此下决心，拿平津失败作教训，在一个命令之下，共同一致，沉着应战，愈挫愈奋，愈奋愈进，持久不懈，拼战到底，我相信最后的胜利终属于我们的”。亲历其事的行政院参事陈克文记其感受称：“（蒋介石）演说时态度坚定沉着，诚恳坦白，至足动人。凡所言无不中理，无非事实，不仅令人知道政府已下应战之决心，且令人深感应战之结果，胜利必属于我。演说时屡用‘倭寇’一词，尤足表示切齿痛恨，不共戴天之慨。”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亦写道：“此次对日发动整个的抗战，实关系今后之国运，非同小可之事也。日人对于华北既抱有必侵之决心，我国亦断难再容放弃领土，有失自信，大规模之战事已箭在弦上。”

经过密集的内部讨论和协商，国民党领导层大体达成了对日抗战的共识。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联席会议，决定对日抗战大计，国民党党政军高层领袖悉数出席，应召到京的各重要地方长官，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白崇禧、广东的余汉谋、湖南的何键、四川的刘湘等，共41人出席会议，以此体现全国对日态度的一致性。会议于晚8时在南京励志社举行。军政部长何应钦首先介绍了卢沟桥事件后的军情与处置，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刘光介绍了中日双方的军力对比。随后蒋介石作为议长讲话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所以，蒋请与会者“尽量的为民族为国家多多的发表意见，务须完全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着想，不要以个人的主见来主观的判断，完全要拿实际的状况，替国家作一个总的打算”；“我们应该赤裸裸坦白的有意见便提出来，明白的加以商讨，既决定之后，我们便应切实的遵行”。对战争的前景，蒋认为，日本在军事上比中国强，但在经济上有财政困难，国际上时时在顾虑，英美在道义精神上可以对我有帮助。针对国民党内对日缓和、局部解决的主张，蒋说：“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略之行为，这我敢做。”但是，蒋同时又认为，“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认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对于有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无事我们不可以打仗，难打胜仗”，蒋回应称：“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

蒋介石发言后，与会者的发言都表示支持发动抗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认为：只有抗战，予打击者以打击，才能谈生存的要义。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阎锡山认为：应以决心抗战为我后盾，最后胜利必操左券。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认为：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惟有持久抗战，可以奏杀敌致果之效，方知多难兴邦言之不谬。他还表示：四川人民愿在政府领导下，作不顾一切的为民族求生存战。会议秘书厅长（参谋总长）程潜提出：（1）凡是他没有决心的时候，我们应具决心，并阐明议长决心抗战之大义；（2）解释一般学者梦想和平的错误；（3）只有决战可以求生。

会议议决，如决定抗战，请各自起立，以资决定，并示决心。此即不约而同，起立作决心抗战之表示，并决定共同遵守之态度与步骤：（1）在未正式宣战之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2）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指挥与处置。

蒋介石最后致闭幕词：“刚才已经议决了今后的方针，大家应共同的一致去努力，预料一定能达到目的，此后就要请各位分头努力，最重要的，要团结一致的向目标迈进，我很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善于侵略的日本，终于是失败的。”

有关这次国防会议的过程与结果，与会者的日记有对现场更细致的叙述。蒋介石日记记载，会议“午夜始散，决定主战”。王世杰日记记载，“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长相机交涉”；蒋介石“在会议时颇讥某学者（指胡适之）之主和”，“参谋总长程潜在会议席上指摘胡氏为汉奸”。时任铁道部长的张嘉墩对会议的记载较详：“本日国防会议，讨论作战准备，并于是晚举行国防会议及中政会议联席会议，各省军事长官全体列席。讨论终结时，蒋委员长宣示：‘战争必具最后决心，乃生死存亡之关键，一切照原定方针进行。或进或退，或迟或速，由中央决定。何时宣战，亦由中央决定。各省与中央须完全一致，各无异心，各无异言。’当时全场起立，一致赞成。全场中举国一致精神之表现，恐为数百年来所未曾有。”蒋介石认为：“国防会议开成，全国将领集京赴难，得未曾有之盛况，是为胜利之基也。”这次会议是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决定抗战决策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对抗战决策达成了基本共识，至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决心已立，决策已定，全国抗战的动员和实行，已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

8月8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进一步为即将开始的全国抗战进行动员。他首先表示：“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接着提出抗战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最后宣示：“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应该要怎样的拼死，图报国家，以期对得起我们总理与过去牺牲的先烈，维持我们祖先数千年来遗留给我们的光荣历史与版图，报答我们父母、师长所给我们的深厚的教诲与养育，而不至于对不起我们后代的子孙。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作为执政党的领袖，蒋介石也注重凝聚国民党内的共识。8月8日，蒋介石邀宴在京的国民党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他在致词中说：“目前和平既成绝望，战争即将爆发，此次战争系全面的战事，非如以前数年之局部的，所以关系我们国家前途是非常重大，我们必须小心应付，牺牲卫国，以临此大难。有人以日人准备已久，力强势大，我国颇难取胜，但此非真理。要知一个国家之对外战争，首须注重国家是否上下一心，全国一致，其力甚强，对外必能取胜，否则，实力虽大，亦将失败，此我中央同人所应深切注意者。战事一开，务必各尽所能，统一命令，一致对外，最后的胜利必在我方。”他还告诫在座的中央委员：“此次战争系党国存亡之所关，国家是否能复兴，主义是否能实行，均在此一举。我们中央委员尤其应不避艰险，牺牲一切，领导国民，去挽救国难。”时在现场的王子壮认为：“蒋先生对于各地军人中委勉以绝对服从，以渡此危难关头，俾国家更臻统一，合力对外，亦今日重要之关键也。”从以后抗战的实际进程看，国民党内除了中央的汪精卫派和一些地方派系投敌降日外，其中央领导层及各主要派系基本做到了坚持抗战，这也反映出国民党自兴中会溯源而起的奋斗历史所具有的民族主义特质。

四、上海战事的爆发与《抗暴自卫声明》的发表

国民政府实行抗战的决策大体已定，而全国抗战的发动和实现，则以上海战事的爆发为标志性事件。上海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和对外口岸中心，其指标性意义犹如北平之于华北，更由于上海邻近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对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言，上海是其治下的核心地区，其重要性更超过北平。而日本也一直视上海为其重要利益所在，有大量的日本投资和日本侨民，并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上海也因此成为观察中日关系张弛度的代表性都市之一，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事，便充分说明了中日双方对于上海的高度关注，以及上海在中日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敏感度。

卢沟桥战事爆发后，上海局势即呈紧张。随着华北的北平、天津相继为日军所攻占，上海局势更为紧绷。8月9日晚，发生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人员冲击上海西郊虹桥机场被击毙事件。这种所谓“事件”的发生，一向是日本制造紧张、扩大事态、步步紧逼、图谋利益的借口。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方循例故伎重施，如同卢沟桥事件那般，指责中方“生事”“违约”，无理要求中国取消战备，撤退驻沪保安队，撤除相关军事设施，并进行军事威胁。8月12日，根据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而成立的共同委员会举行会议，日方指责中方“在限制区域内继续推进为作战准备，不独妨碍租界安全，且违反停战协定”。中方则“依法据理驳复”，并强硬表示，“日方既破坏停战协定，则根本无依据该协定作任何提议之权”；“我方队伍在本国领土，采取自卫行动，并无不合”。此时的上海，已经不是1932年的上海，在中日两军已在华北交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决定对日抗战的大背景下，中方衡情度势，不会也不可能在上海再作让步，相反，中方已经有了在上海发生大规模战事的心理和实际准备。7月12日，当卢沟桥事件刚刚发生，蒋介石即令张治中为京沪警备总司令，率军布防上海。8月11日，蒋介石“闻倭舰队集中沪市，且有八大运输舰到沪，预料其必装载陆军来沪，故奥封锁吴淞口”。12日，蒋又令侍从室一处主任钱大钧电各师旅长，要求“督饬部下不得稍失寸土，如有后退，不啻引敌深入，为虎作伥，一律以汉奸论罪，格杀勿论”。因日军不断挑衅，战事难免，13日蒋介石向张治中下达攻击准备令，中国军队于忍无可忍中准备对日军反击。次日，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攻势，淞沪战事全面爆发，中日战事不再局限于华北，而是扩大到上海及其周边这一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中日两国实际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

8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在华北“屠杀焚烧无所不至”，在上海“肆行威胁”，“准备军事行动”，声明：“凡此种种行为，均属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与违反各种国际条约，我国处此环境之下，忍无可忍，除抵抗暴力实行自卫外，实无其他途径。今后事态之演变，其一切责任应完全由日方负之。”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自本日起认为全国已入战时状态”，但这项决定当时并未对外公布。8月14日，国防最高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此次对日抗战不采宣战绝交方式，由外交部斟酌情形，向国际联盟提请予侵略者经济制裁。

淞沪抗战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暴自卫声明》，严正宣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声明首先揭露了日本历来的侵华行径：“自‘九一八’以来，日本侵夺我东四省；淞沪之役，中国东南重要商镇沦于兵燹；继以热河失守，继以长城各口之役，屠杀焚毁之祸，扩而及于河北；又继之冀东伪组织之设立，察北匪军之养成；中国领土主权，横被侵削。其他如纵使各项飞机，在中国领土之内不法飞行；协助大规模走私，使中国财政与各国商业同受巨大损失；以及种种毒辣之手段，如公然贩卖吗啡、海洛英，私贩枪械，接济盗匪，使我中国社会与人种，陷入非人道之惨境。此外无理之要求，与片面之自由行动，已足危害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声明继又揭露日本在卢沟桥事件后的扩大侵略行为：“日本之行动有深足注意者，即其口头常用就地解决，及不欲扩大事态之语调，而其实际，则大批军队及飞机、坦克车，以暨种种最新战争利器，由其本国及朝鲜与我东北，源源输送至河北境内，实行武力侵略，向我各地节节进攻之事实，绝不能为其所用之语调所可掩蔽于万一。”为此，国民政府“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持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期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国民政府的声明，以政府的立场，以“自卫”的名义，实际宣告了对日全面战争的开始，这也是国民政府自“九一八”对日妥协和隐忍多年之后发出的抵抗之声，从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淞沪抗战发动后，国民政府陆续调入大量精锐部队，包括中央军和地方军，参战部队几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坚持作战三个月之久，虽然遭受了惨重牺牲，对其军事意义当时和后来也不无争议，但亲历淞沪抗战的陈诚过后总结说：“真正全面统一的抗战，实自淞沪会战始。在军事的统一前提之下，才形成了全国政治的统一。”陈诚之语诚为有见地的持平之论。事实上，自“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队打响自卫抵抗的枪声，经蒋介石的庐山谈话，表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严正抗战立场，最后发展为上海抗战和国民政府《抗暴自卫声明》的发表，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日本的强横侵略，造就了中国的万众一心。妥协就是亡国，抵抗方能生存，已经成为全中国的共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决策抗战，便是顺时应势之举，并得到当时社会各界各方的竭诚支持和拥护。不过，从蒋介石早先决定的“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态度出发，国民政府声明强调的仍是“自卫”，并未主动对日宣战，这一方面是表示对外示弱，表示衅由彼开，我方不过是“应战”而已，或多或少考虑到为未来可能的转圜留有余地；另一方面，蒋介石决策发动抗战，是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逼迫而成的结果，如果就蒋一直牵挂的“安内”和“攘外”孰重而言，国内团结一致“攘外”在抗战发动后已成为事实，但如何“安内”尤其是如何处理对共关系，仍是蒋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他在作出抗战决策前写道，“宣战时间与作用，以对内关系不可不注重”，明白表示了他的忧虑所在。因此，研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时，仍然需要注意到其多重性和复杂性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