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谢于花季 – 玛莎·布鲁斯琴娜的短暂一生

作者: 夏逸凡

1941年10月26日，身着浅色衬衫与深色连衣裙的玛丽亚·鲍里索夫娜·布鲁斯琴娜（Мария Борисовна Брускиной），仍旧像往常一样美丽而端庄。穿越故乡明斯克的沃勒达斯科沃街道（Улица Володарского），她昂首阔步地走完了从监狱大门直至刑场这段人生的最后旅途。

入狱之后的10月20日，在给住在明斯克贫民区的母亲的信中，玛莎（玛莎（Маши）为玛丽亚的爱称）写道：

一想到我给您带来了那么大的麻烦，我的内心就感到十分地痛苦。别担心，我并没有遇到什么糟糕的事情。我向您发誓，我再也不会让您因为我而感到不开心了。如果可以的话，妈妈，请您把我的裙子，我的绿色上衣和白袜子送到监狱里来，我想在离开这儿的时候穿得体面一些。

然而被捕的时候，玛莎在心中就已经确切地明白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未来。

1941年6月，品学兼优的玛莎从明斯克第28中学毕业。迫在眉睫的战火很快就燃至她的家乡——德国国防军在6月28日占领了明斯克，凭借着非凡的勇气与毅力，一向活跃的玛莎没有停下她的脚步，她染了头发，隐瞒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积极地参与反法西斯活动。

起初，她只是为集中营里的囚犯带去食物和水。后来，利用一份以母亲的名字布萨科娃(Бусаковой)伪造的身份文件，玛莎成功进入设立于白俄罗斯理工学院中的苏军战俘医院并当上了护士，她开始与地下组织合作，营救在医院进行治疗的苏联红军指挥官与政治工作者。

通过熟人的途径，玛莎获得了药品、便服以及各种文件，她设法将一台照相机带到了医院用来给战俘伪造身份文件。除此之外，玛莎还在暗中发布一些关于前线情况的新闻公报。

这个地下组织的工作卓有成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就成功营救了48名苏军战俘——这些战俘被分成了几个小组，通过秘密途径送往前线。在这些获救战俘中，有一位二级军需技术员（техник-интендант 2-го ранга）鲍里斯·鲁济安科（Борис Рудзянко）离开了他的小组，返回明斯克，他很快就被被德国人拘留，然后在审讯期间被释放——他成了叛徒，出卖了援救他的地下组织。

10月14日，玛莎被捕。

尽管盖世太保对她施以酷刑，她仍然固执地保持沉默，没有背叛任何地下组织的同志。

10月26日，为了震慑明斯克的地下反法西斯活动，共有12名地下工作者因“伪造护照和参与位于俄罗斯战俘医院的游击队”的罪名，以三人一组，在明斯克的几个不同地方被公开处以绞刑。

在游街示众的过程中，玛莎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胸前挂着一块书写着莫须有罪名的牌子：

“Wir sind Partisanen und haben auf deutsche Soldaten geschossen.”
“Мы партизаны – стрелявшие по германским войскам.”
“我们是游击队员，我们射杀了德军士兵。”

10月26日当天一同被绞死的三人。左边是一战老兵，抵抗组织的领导者基里尔·特鲁斯（Кириллом Трусом），中间是17岁的玛莎·布鲁斯琴娜，最右边是16岁的瓦洛加·舍巴塞维奇（Володей Щербацевичем），瓦洛加是抵抗组织的另一个领导者奥尔嘉·舍巴塞维奇（Ольга Щербацевич）的儿子，后者也在同日被绞死。

负责为三人执行死刑的是立陶宛第2辅警部队（2-го литовского полицейского батальона。二战期间，盖世太保会随德国国防军一同进入占领区，然后在那建立起辅警部队（Schutzmannschaft），这些辅警部队全部听命于盖世太保，用于维护占领区秩序），由安塔纳斯·因普勒维丘斯（Antanas Impulevičius）少校指挥。此外德国国防军第707步兵师也参与了处刑。

这次残忍绞刑的全过程被德军用相机记录下来。

在明斯克被占领期间，一个名为фольксдойча Бориса Вернера的摄影工作室负责为德国人处理他们的照片，阿列克谢·谢尔盖维奇·科兹洛夫斯基（Алекс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Козловский）在1941年6月至1944年6月这三年间一直都在那里工作。在1941年11月左右的时候，他获得了10月26日公开绞刑的照片胶片，在为德国人处理照片的同时，他悄悄将这些记录了德军暴行的照片做了备份并藏了起来。在明斯克占领期间，科兹洛夫斯基总共收集了287张照片，在明斯克解放之后，他将这些照片上交给了苏联当局。

玛莎、特鲁斯和舍巴塞维奇受刑的一系列照片作为起诉纳粹战犯的证据出现在纽伦堡审判中，并战后被收录于许多与伟大卫国战争有关的书籍，此外这些照片也在明斯克的伟大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中展出。

在三人的照片于战时首次见报时，基里尔·特鲁斯的妻子很快就认出了她的丈夫。而得益于明斯克第30中学的人员们坚持不懈地追踪，瓦洛加·舍巴塞维奇的名字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确认。1965年5月10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两人被追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而由于各种原因，玛莎·布鲁斯琴娜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为人知。许多人——包括记者、历史学家、犯罪学家及各种公众人物们，为了她的名字而奔走，搜集资料，进行调查。尽管由于玛莎的犹太人身份以及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官方对他们的调查结果持否定态度，但对她身份的讨论仍时不时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直到2008年2月，她的名字与身份才被白俄罗斯官方认可，被永世铭记。

2009年7月1日，在玛莎与她的同志们被处决的地方——明斯克酵母厂的入口处，安放了一块新的纪念碑，上面写着：

“Здесь 26 октября 1941 года фашисты казнили советских патриотов К. И. Труса, В. И. Щербацевича и М. Б. Брускину.”
“1941年10月26日，纳粹在此处决了三名苏联爱国者，他们分别是K. I.特鲁斯，V. I.舍巴塞维奇与M. B.布鲁斯琴娜。”

明斯克酵母厂的入口处的纪念碑。

背对着人群的玛莎，这张照片将涉及到下文的一个1997年的故事。

1941年10月26日行刑的当天，彼得·帕夫洛维奇·鲍里森科（Pyotr Pavlovich Borisenko）是围观人群中的一员，他回忆道：

当他们把女孩放在凳子上时，她把脸转向栅栏。刽子手想让她脸朝着人群站着，但她坚持着转过身去，就这样，不管刽子手们怎么推她，想尽办法想把她转过来，她还是背对着人群站着。最终，他们无计可施，只能直接将她脚下面的凳子踢开。

失去了支撑之后，玛莎被绞索垂吊着，面向人群，最终死去了。

在1941年11月的大屠杀中，玛莎的母亲也死去了。

1951年5月16日，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鲁济安科（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Рудзянко）被判叛国罪，处以死刑。

1997年春，由德国汉堡社会研究所主办，在慕尼黑举行的《战争的破坏，国防军罪行，1941至1944（Vernichtungskrieg. Verbrechen der the Wehrmacht 1941 bis 1944 ）》照片巡展中，在看到一张德国军官为玛莎套上绞索的照片后，一名参观的女性突然晕倒，失去知觉。

这名女性名为安妮格列特·艾什霍恩（Annegrit Eichhorn），是一名知名作家，笔名为“碧姬·莫勒（Brigitte Moeller）”。

当时，整座城市都在讨论这个展览，为了写一篇与展览有关的文章，她也与其他人一样参观了展览。从那张照片中，她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卡尔·舍德曼(Karl Scheidemann)，而在她母亲的话语中，安妮格列特的父亲是一个英雄，他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在东线作战并牺牲了。

几天后，安妮格列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父亲是一名战犯》。

在这之后，安妮格列特所经历的一切，难以用言辞来简单地形容，毕竟，在2005年，她自杀了。

在这之后，有一种说法是，安妮格列将她的父亲与安塔纳斯·因普勒维丘斯弄混了。

安塔纳斯·因普勒维丘斯

二战期间，因普勒维丘斯参与了德国在白俄罗斯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屠杀行动，在1941年至1942年，立陶宛辅警部队在白俄罗斯杀害了1.5万多名犹太人。

1944年10月，苏军举步西进时，他逃到了德国。在战后，他于1949年迁至美国，受到美国庇护。1962年时，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缺席判处他为纳粹战犯，处以死刑，但在审判后，美国驳回了苏联引渡他的请求。1970年12月4日，逃脱了审判的63岁的因普勒维丘斯在美国费城去世。

玛莎·布鲁斯琴娜与她父亲的纪念碑

在莫斯科的东斯科伊公墓（Новое Дон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中，安放着玛莎·布鲁斯琴娜的纪念碑。她的名字与在行刑当天拍摄的照片被添加到壁龛的石板上，而安放在在壁龛中的，是她父亲的骨灰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