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内阁“扶蒋反共”政策与蒋日合作（1927—1928）(二)

作者: 王美平

三、南北妥协”政策与宁、奉反应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与武汉政府分头北伐，前者沿津浦线与孙传芳、张宗昌对阵，后者沿京汉线与吴佩孚、张作霖对阵。同时宁汉又相互戒备。如何在南京、武汉、北京三个政权之间纵横捭阖，贯彻“反共”方针，维护、扩大日本在华权益，成为田中内阁的当务之急。

“分治中国”是民国初年日本已在暗中推行的侵华方针。日本认为袁世凯是唯一有能力统一中国的实力派，但在迫签“二十一条”时，遭到袁的顽强抵制。当袁世凯称帝时，以时任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为代表的日本军部与内阁，就促使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从而强化其对华控制达成了一致。[69]在此策略下，日本朝野掀起“倒袁运动”，破坏中国的统一。袁世凯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寺内正毅内阁通过援助段祺瑞攫取中国利权，客观上打压孙中山组建的广东军政府。一战后，日本鉴于英美的压力对华标榜“不干涉政策”，但原敬首相基于中国的分裂有利于日本“趁隙获取利益”的认识，实际上依然采取援助北洋政府的政策。[70]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日本鉴于苏联对华影响力加大，开始转变“不干涉政策”，通过援助张作霖维护、扩大其在华权益。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攻占长江流域，日本在倚重张作霖与国民革命军对抗的同时，寻机瓦解国民革命阵营，破坏国共合作，怂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二十一条”签字时的中日代表

“分治中国”是民国初年日本已在暗中推行的侵华方针。日本认为袁世凯是唯一有能力统一中国的实力派，但在迫签“二十一条”时，遭到袁的顽强抵制。当袁世凯称帝时，以时任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为代表的日本军部与内阁，就促使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从而强化其对华控制达成了一致。[69]在此策略下，日本朝野掀起“倒袁运动”，破坏中国的统一。袁世凯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寺内正毅内阁通过援助段祺瑞攫取中国利权，客观上打压孙中山组建的广东军政府。一战后，日本鉴于英美的压力对华标榜“不干涉政策”，但原敬首相基于中国的分裂有利于日本“趁隙获取利益”的认识，实际上依然采取援助北洋政府的政策。[70]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日本鉴于苏联对华影响力加大，开始转变“不干涉政策”，通过援助张作霖维护、扩大其在华权益。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攻占长江流域，日本在倚重张作霖与国民革命军对抗的同时，寻机瓦解国民革命阵营，破坏国共合作，怂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日本故伎重演，推行所谓的“南北妥协”政策，介入张、蒋之间，多番斡旋。日本军方早在南京事件爆发不久便确定了促使中国南北“稳健派”政权合作以共同“讨共”的政策。[71]1927年4月末，蒋介石的代表蒋方震与张作霖的代表张厚琬为祝贺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先后抵达日本。长期担任北洋军阀之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与时任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松井七夫从中斡旋，企图促使蒋、张和解，共同对抗武汉政府。[72]田中义一首相也亲自上阵，让双方代表分别向张、蒋转达了希望二者妥协合作并加强取缔共产党的意见。[73]在日本的介入下，蒋、张代表在东京达成一致，承诺在某种条件下实现停战、共同采取弹压共产党的政策，即双方在纯粹的国民主义旗帜下在南北各自的范围内“肃清”共产党，并在召集政治会议后再召开国民会议。但两派就势力范围争执不下，蒋方主张以郑州、徐州线即陇海线划界，奉方则要求以长江划界，双方决定就此以后再谈。[74]而后，双方代表各自回国汇报、请示。

当时奉系对于南北议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总参谋长杨宇霆认为既然蒋介石已经采取“反共”政策，就应与之妥协。[75]但张作霖怀疑蒋介石的“反共绝俄”决心，担忧南北议和只不过是蒋为摆脱困境的计策，[76]主张应在南方陷入内讧之际对宁汉均施以武力打击，[77]计划先在河南发动攻势击溃武汉政府的唐生智军以后，再将部队转到山东进攻蒋介石。[78]蒋介石确有与奉张缓和关系的需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一面抵御江北的直鲁联军，一面调遣军队分赴长江上流围攻朱培德、鲁涤平等部，[79]并于5月1日电催朱绍良准备攻击武汉的输送计划。[80]面临东西线同时作战局面的蒋介石，极其担忧张作霖抽调京汉线军队进攻宁沪，故希望与奉军缓和关系。

蒋介石曾派郭同到天津谋和， 5月9日，郭同无功而返。[81]蒋又派代表赴大连与杨宇霆协商。[82]杨宇霆为此返奉，并鉴于张作霖的反对态度，于5月10日向奉天日领吉田茂委婉地表示：若田中义一从中调和，奉系愿与蒋妥协。[83]为了避免列强的批判，日本策划通过阎锡山调和奉宁关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本庄繁利用晋阎夹于奉张与秦冯、鄂唐、宁蒋之间，其地盘亦处险境的状况，于5月10日面晤阎锡山心腹潘连茹，向其通告奉宁妥协正在进行，希望阎锡山从中斡旋，以促使南北实现妥协。日本亦有学者注意到此事，但评价其为旨在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分治合作主义”。[84]然而，查本庄繁之提案，称奉方唯有两个条件，一为“铲除共党”，二为“与俄脱离关系”，如宁方能实行上述条件，则津浦战事立停。妥协步骤是先停战，以长江为界，成立南北两政府，然后徐图统一。[85]由此观之，本庄繁劝告“南北妥协”，目的在于“反共逐俄”，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所谓“徐图统一”仅是装饰门面的外交辞令而已。11日，阎锡山采纳日本建议，致电蒋介石劝其“联奉讨共”，并称张作霖已电令张宗昌、孙传芳不再进攻蒋介石。[86]同时，阎锡山电令李芬圃向张作霖转达如下劝告：揭举三民主义大旗团结各方，“共同讨赤”，以便蒋介石答应与之妥协。[87]

本庄繁

然而，经过5月上旬的一系列激战，蒋介石初步扭转了相对于直鲁联军的不利局势。5月12日，蒋介石下令兵分三路进击直鲁联军。13日，蒋介石接到阎之来电，判断“奉欲求和”。[88]同日，蒋下令渡江进击鲁军。[89]此时，留京奉系仍存“攻宁”、“攻汉”两种主张，有人认为若“志为讨赤应直捣武汉”，有人则主张“为军事价值则应先取沪宁”。[90]14日，田中义一在外务省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蒋介石与北方军阀妥协，“挥师武汉打倒共产党”。[91]15日，蒋介石为解除武汉的后顾之忧，要求广州的李济琛调兵压迫武汉，同时电令黔、川主将李燊、杨森等部队向岳州、长沙急进，进攻武汉政府。[92]同日，张宗昌从浦口退兵。张作霖调遣正在豫南与武汉政府对峙的韩麟春部赴皖助战鲁张。[93]蒋介石怀疑张学良与汪精卫亦有“勾结”，并鉴于唐生智入豫有旬却无战报，怀疑“奉唐已妥协”，推断奉军有“从陇海路移向津浦与鲁军全力对我之计”。[94]17日，阎锡山的代表拜访蒋介石，称如奉军东移攻宁，阎锡山将以实力攻奉。蒋遂决心“缓和奉军，先灭共产”，歼除直鲁联军，拉拢西北之冯玉祥。[95]18日，田中在枢密院的报告中批判了否定南北妥协的张作霖，称“北方在扫荡共产党问题上与蒋介石持相同立场，本应援蒋，却采取了相反的行动，进攻蒋介石”。田中肯定了杨宇霆的态度，认为可凭借杨宇霆等新派人物“或可实现南北妥协”。[96]5月20日，田中训令驻华公使与驻沪日领称：“蒋介石正在认真剿灭共产党，逐步致力于维持秩序，若能照此发展，我国应给予精神援助，以助其实现政治意图。故当蒋介石向武汉用兵之时，应极力避免北方从侧翼妨碍蒋介石，同时应当促成南北妥协的实现。”[97]当晚，奉系在张作霖居住的顺承王府召开会议，围绕对蒋妥协问题发生分歧，在杨宇霆、吴俊升、张景惠等人的建议下，张作霖放弃到前线巡察督战。[98]5月21日，奉军迂回驻马店之骑兵为唐生智部所败，奉焰遭挫，韩麟春与张学良又鉴于冯玉祥兵出潼关，遂致电蒋介石求和。[99]此时，蒋在攻占浦口后渡江攻陷滁州，扭转了战局，杨森、李燊亦逼近武汉，[100]且蒋已得到武汉方面“不打到北京，不谈政治”的保证，[101]故对奉系的求和置之不理。

奉系战事陷入不利境地后，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亲自到南京、武汉进行游说。蒋介石于5月22日攻克蚌埠，[102]接近日本传统的势力范围山东。5月24日，松井石根及外务省官员在南京访问蒋介石，蒋认为二人此行关系到日本对华方针，极其重视，特推迟奔赴前线的行程。[103]蒋与松井商谈两小时，却感到松井“态度可嫌”。次日，蒋往访松井，感到“烦闷已极”。[104]从现有资料虽无法查证二人会谈的内容，但从参谋本部的对华方针可窥测松井访华的目的。军部是日本推行“反共”政策的急先锋，早在1926年末便派遣高级特务铃木贞一拉拢蒋介石，企图促蒋“反共逐俄”。[105]南京事件后，松井向若槻内阁提出了改变不干涉政策的建议，要求拉拢蒋介石等“稳健派”以“铲除共产派”，并推动南北“稳健派”达成“妥协”。[106]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谋本部仍怀疑蒋介石雇用加仑等苏联顾问，并未彻底断绝与苏联的关系。[107]由此可以推测，松井石根应向蒋介石提出了驱逐苏联顾问，彻底断绝与苏联的关系，并停止北进，与张作霖合作，进攻武汉政府等要求。其中停止北进的劝告自然令蒋介石不快，但蒋隐忍向日本表示打算在占领徐州后转攻武汉。[108]日本并不完全信任蒋介石，田中内阁为阻遏蒋进攻山东，于5月27日出台了第一次出兵山东政策。同日，松井石根又携矶谷廉介、佐佐木到一等人专程到武汉说服谭延闿，要求立即“断绝与共产党的关系，回归原来的国民党”。[109]松井还劝诱谭延闿与之偕行，调和宁汉之右派合作，共同“反共逐俄”，谭延闿对此未置可否，但在日记中推测“日人已有成算，则无疑也”。[110]其后谭延闿确实走上了与南京政府合作的道路，成为其主席。

松井石根

5月28日，冯玉祥策应武汉政府，兵出洛阳讨奉，蒋介石推测若占徐州，奉军必定放弃郑州退守河北，“是与共产党以大利，须研究处置。先放宽奉方一步，俾其专心对共乎”。[111]29日，蒋介石决心主力兜剿东线的孙传芳，而对徐州缓进。同日，奉军在唐冯联军的合击之下决定收缩战线，全军渡黄河北撤，于31日撤毕。[112]6月2日，蒋介石得知奉军已退出郑州，唐生智占领许昌，才电令主力速占徐州。[113]3日，冯玉祥占领郑州，蒋介石占领徐州，北伐战局推进到陇海线上。

6月4日，蒋介石开会商讨时局，决定敦促冯玉祥断绝与武汉政府之关系，并进攻武汉，在此基础上，建立蒋、冯、阎联盟，进取北京。[114]6日，阎锡山经过观望，决定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14日，蒋又认为根据冯玉祥之“联蒋”抑或“联共”的态度可采之策有二。其一，若冯“联蒋反共”，进攻并坐镇武汉，则蒋选与冯、阎合作，促阎“出兵京津”，蒋攻济南。其二，若冯“联共反蒋”，则选与阎、张合作，促阎、张分出洛阳、郑州，蒋攻武汉。若冯不联共，阎不入京，则蒋以小股部队攻取胶济路。不得则以若干部队防守临城、沂州一线，以主力集结于临城、徐州、蚌埠、临淮、浦口一带，静观变化，以消灭孙传芳为最低目标。[115]此后，蒋介石按照上述战略推行其相关政策，冯玉祥的态度成为左右蒋介石战略取向的关键因素。15日，蒋闻唐生智、张发奎由豫回汉，判断唐“以豫交冯，而以全力巩固两湖后，或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116]冯玉祥态度的重要性更为凸显。19日，蒋、冯进行徐州会谈，蒋许冯以每月200万元军费，冯答应以其个人名义劝武汉取消政府，并与蒋联名通电北伐。[117]北洋军阀方面由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人怀疑蒋介石进攻武汉的诚意，且认为在北军不利之际进行妥协，实际等于投降，故决定暂不考虑议和问题，先着手内部整顿，以进行战、和两手准备。故张作霖于6月18日在张、孙等人的怂恿下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奉系内阁。有鉴于此，蒋介石也拒绝派遣代表北上交涉。[118]日本策划的“张、蒋合作讨共”计划以失败告终。

1927年冯玉祥（左一）与蒋介石（右三）会面

此后，日本又要求张作霖退守关外，策动坚决“反共”的阎锡山出掌京津。其实，反对张作霖出关参与关内事务，避免东北与关内的一体化进程，通过割据东北的张作霖维护、扩大日本的所谓“满蒙特殊权益”，是日本向来的主张。1920年，张作霖与直系军阀结成联盟，发动直皖战争，表现出参与、掌控关内事务的欲望。1921年，奉系与直系因分赃不均产生矛盾，张作霖要求日本提供武器，准备发动对直战争。5月17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对张作霖整顿、充实东三省的内政与军备，以巩固其在该地的地位，日本帝国应当给予直接、间接的援助。但对于其进入中央政界的野心，则不能提供援助。”一旦张作霖介入关内，离开东北，日本将另择与张地位齐平者进行援助，与之“共享”东北利益。[119]故而，在1922年的直奉战争中，日本并未援助张作霖。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在日本的暗中援助下获胜，但仍不敢出关主政。1925年，在帮助张作霖镇压郭松龄倒戈事件后，日本政府几次劝张实施所谓的“保境安民”政策。1926年4月初，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奉外务省之令劝张切勿卷入关内战事，但张作霖仍出关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展开决战。4月中旬，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要求张作霖在京津战事结束后，一定全部退回关外，切勿参与中央政局，并要求日本陆军中央以更有权威的命令迫使张作霖就范。[120]8月，张作霖攻陷张家口，将国民军驱逐至西北，日本陆军次官畑英太郎又通过松井七夫向张作霖表达了如下意见：若继续作战，一则根本无法全歼国民军，二则东三省的财政、经济将不堪重负，恐将引发张作霖下台的严重事态。有鉴于此，东三省应见好就收，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尽早与冯玉祥妥协停战。[121]币原外相亦通过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配合陆军要求张作霖退守关外、“保境安民”。[122]此后，张作霖虽未进击冯玉祥，但亦未退守关外，而是借助国民革命的“东风”，于12月1日在天津宣誓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实际掌控北京政府。此时，日本也迫于“反共”的形势，对张作霖有所让步，促其帮助连丢长江要地的孙传芳。[123]1927年3月，铃木贞一奉命到九江劝蒋“反共逐俄”时，蒋向其提议日本劝说张作霖退回东北。[124]铃木回国后向田中义一报告了蒋的这一要求。6月，随着北伐军进入山东，奉系军阀有如风中残烛，大有溃败之势。田中义一派遣山梨半造大将与铃木贞一到北京说服张作霖返回东北，[125]但借助日本出兵转危为安的张作霖无意于不战而溃。

本在策动张作霖退回东北的同时，怂恿阎锡山接手京津。5月25日，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土肥原贤二通过晋阎驻京代表苏体仁向阎锡山表达了如下意见：“奉将退出关外，北方政局，自当由山西维持，斡旋南北，早息战争，以免再现宁汉等地之骚乱，而防杜赤俄之阴谋。”[126]土肥原为达成目的，于29日与薄永济同行亲抵太原访问阎锡山。日本此举，实际上是企图避免长城以南出现统一局面，制造“反共”的张作霖、阎锡山、蒋介石分别统治东北、华北与长江流域的局面，以便其“分治中国”、从中渔利。该计划因张作霖拒绝退出关外而以失败告终，但为二次北伐期间形成阎、冯、蒋三分华北的局势奠定了基础。可见，在一次北伐期间，日本就并未打算让蒋介石攻占北京，统一华北。

阎锡山

由上，日本推行的“促蒋讨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蒋介石主要通过暗中策动西南军阀进攻武汉的方式实施了“讨共”政策。日本策划的“调和奉宁”政策，终因张、蒋的自主性而归失败。奉系内部虽有赞同“南北妥协”者，但张作霖起初由于战事顺利、贪图宁沪富庶之地而未采纳，最后随着战局陷入被动而将南北妥协视为“投降”，故而拒绝。张作霖在中央政局中表现出的这种“不易操控性”，及其在东北利权上的对日“抵制性”，促使企图吞并东北的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日奉合作随之终结。蒋介石对于日本推动的“南北妥协”政策起初加以利用，而后随着战局的扭转，虽曾与日本约定北伐暂止徐州，但随着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蒋亦拒绝和谈，同时结成蒋冯阎联盟，通电继续北伐。根本而言，田中内阁推行的“南北妥协”政策，是为阻挠国民革命军推进统一事业，实现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的目的，其实质是企图继续维护、扩大日本在东北、华北乃至长江流域的权益。这一企图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国民信仰和天下大势背道而驰，注定走向失败。

皇姑屯事件

四、日本“分治中国”战略的出炉与蒋日合作的终结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利用中国时局相对和缓的机会，在强硬派外务政务次官森恪的极力推动与主持下召集驻华公使及领事、关东军长官等相关人员，召开东方会议，商讨应对北伐局势的政策。学界关于东方会议的研究，主要侧重其“分离满蒙”的武力侵华面相，而忽略了其“扶蒋反共”的分化侵华面相。

日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

如何对待中国出现张作霖军阀政权、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三足鼎立的局面，成为东方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驻沪日领矢田七太郎与驻汉口日领高尾亨主张援助国民党右派政府。矢田认为对华采取压迫政策是行不通的，对共产党实施武力压制政策也是极其危险的，既然国民革命是以民众为中心的运动，就不能使用武力，但也不能采取放任主义。当南方的分化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时，放任主义是有效的，若其分化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时，就必须采取对策。但是，过去的援助政策，不论是日本援助段祺瑞，还是英国援助吴佩孚，都归失败。苏联援助南方派，也正濒临惨败。援助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其一，一国的单独援助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嫉妒与妨碍；其二，以个人为对象的援助没有民众基础，难以持久；其三，现今民众的力量极其伟大，提供武器、资金等物质援助已经落伍。矢田反对日本介于蒋、张之间促成二者妥协，主张采取援助南京政府的政策。他认为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确保日本的贸易与投资在中国“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保护”，为此就需要将能够维护和平与秩序的政府作为交涉对象，这样的政府需要具备如下条件。首先，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具有大体相同的组织。其次，具有相当的持久性。由此观之，介于北方政权与武汉政权中间的南京政府是符合上述资格的。作为具体对策，矢田提出以下三点建议。首先，日本应将南京政府作为交涉对象，给其以援助，但并非在法理上承认之。其次，对于中国青年在租界、治外法权等问题上掀起的国民运动表达同情态度。最后，鉴于中国民众都认为日本在援助北方，日本应该去除此种疑念。矢田强调援助南京政府，并不以蒋介石个人为对象，而应以作为组织的南京政府乃至国民党为对象。高尾亨亦提出了类似主张。他认为现在武汉政府的对日态度是稳健的，日本应该利用此种形势，因势利导，以帮助当地日侨恢复经济。将来南方“稳健分子”即国民党右派若组建联合政权，日本就应承认之，并可以考虑进行援助。但他也强调以个人为对象进行的提携是拙劣的，应着眼于基于伟大民众力量之上的国民党组织加以援助。[127]

矢田等人援助国民党右派的主张得到了采纳。东方会议出台的《对华政策纲领》共有八条规定，除后三条确定了武力“分离满蒙”与扶植张作霖的方针之外，其余五条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本土”部分。其中第二、三条均表达了对南京政府的支持之意。第二条规定：“对中国基于稳健分子觉醒之上的正当的国民要求，应给予满腔同情，期待其以合理渐进的方法推进，并与列国协同助其实现。”第三条规定：“上述目标的实现毕竟需以建立巩固的中央政府为前提，但由当前政局观之，难以形成此种政府，故当下应与各地的稳健派政权保持适当的接洽”。[128]《对华政策纲领》是以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对东方会议进行总结、训示的形式颁布的，其目的在于指导、统一日本驻华各个外交与军事机构的对华政策与行动。在森恪就上述训示进行的解释中，明确指出第二项中的“稳健分子”是指国民党在主张上与共产党持相反立场，在经济与社会上都不会与日本的利益发生重大冲突，其追求目标的手段不太激进，日本应对国民党采取同情态度，助其实现理想，这有利于带来中国整体上的“和平”。第三项中“与各地的稳健派政权保持适当的接洽”，隐含了在必要时对国民党给予精神援助之意。森恪在就此进行说明时称：“物质援助”效果欠乏，“精神援助”更为有效。所谓“精神援助”，是指让各地的稳健派政权感到日本将引导列强承认其为正当政府，并可派遣外交官驻于当地。[129]

《对华政策纲领》在规定援助南京政府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对共产党的反对与镇压方针。其第五条规定：“此间中国有不逞分子往往趁政局不稳而滋生事端，扰乱治安，引起不幸的国际事件。帝国政府对于此等不逞分子的镇压及秩序的维持都希望由中国政权的取缔以及国民的觉醒来实现，但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恐遭受不法侵害时，帝国政府需断然采取自卫措施加以保护。”[130]该项中的所谓“不逞分子”，即指共产党。森恪在关于田中训示的解释中明确指出该项是指“共产主义者煽动无知的游手好闲之徒及学生，特别是以排外运动为目标，采取破坏性的恐怖手段，扰乱秩序与社会组织”。[131]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收回利权运动，田中训示明确采取武力镇压政策。东方会议由田中内阁联合军部召开，《对华政策纲领》是田中于7月6日上奏天皇获准后下达于会的，[132]故“扶蒋反共”可谓成为日本国家的大政方针。

总之，东方会议确定了“扶蒋反共”的方针，这与“分离满蒙”方针共同构成日本政府“分治中国”战略的“一体两翼”。“分治中国”由民国初年日本政府的“默契”与“阴谋”升格为日本国家的对华“阳谋”与战略。面对中国北伐的敌对两方，日本采取同时援助双方的方针，其立案的前提就是无视中国的统一大势，一厢情愿地将中国分为“满蒙”与“本部”两个部分，又以长江将中国“本部”切分，而将“反共”的张作霖与阎锡山、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分别视为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的主要对日合作者进行扶植，以追求对华扩张。这种“分治中国”的战略，无视了包括东北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追求统一的强大动力，终将失败。

《田中奏折》在中国的印本之一

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内阁为表示对南京政府的支持，特派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作为首位到访的外国公使访问南京，在宁汉对峙的局面下，以示对南京政府的支持。芳泽于8月8、9日访问了南京，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南京政府给予了盛情款待。[133]然而，田中内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是以蒋介石不继续北上为前提的，其最终目的不在“扶蒋”，而在“反共”的同时以长江“分治中国”。故而，当蒋介石不顾日本劝告，率军渡江继续北上后，田中内阁实施了第一次出兵山东政策。当蒋介石按照既定战略策反胶济铁路之鲁军倒戈时，日本从青岛出兵济南，使得命垂一线的奉张势力转危为安，而国民革命军则气势不振。[134]故蒋介石在外交委员会上宣讲日本“护奉军以排我党，其事显明”。[135]蒋介石因日本的出兵干涉最终兵败江北，并在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被迫于8月13日下野，继而于9月28日乘船赴日访问。就北伐问题与日本交换意见，争取日本支持其北上是蒋介石此行的重要目的。在与田中义一会谈前夕，蒋介石便已总结出日本对华政策存在如下问题：“一、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尤其不能确保满蒙权利；二、中国南北分裂，可以从中操纵；三、利用无智军阀，压制民众”。[136]蒋介石希望通过会谈扭转日本支持张作霖的政策。

宁汉合流后，田中内阁对武汉政府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南京政府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加仑进行了积极评价，但依然警戒共产党的存在与继续发展。广州起义失败后，蒋介石彻底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与贸易关系。[137]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对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保持了高度警惕。松井石根公开发表评论称：“若因广州起义失败便判断中国共产党完全灭亡是极大的错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的交界成为其地盘，他们正在吞噬农村。其兵力虽不占优势，但与当地的土匪结合，不可轻视。在以上海为首的中南部城市中，共产党的活动并未停止，故根据取缔举措的轻重，他们随时都可能掀起暴动。”[138]因此，拉拢蒋介石在长江以南坚决“反共”，依然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一大主题与目标。蒋介石访日期间先后两次与田中义一进行了会谈。10月13日，双方在森恪、张群的陪同下在箱根进行了会晤。时值晋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在京绥线节节败退。[139]在此背景下，蒋日之间就以下问题达成“密约”：“第一，日本认可蒋介石与共产党分裂并与苏联断绝关系以后推行的国民革命，希望其成功统一中国。第二，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与权益。”[140]由此看来，在蒋介石与田中的首次会谈中，日本重点阐述了其对东北的态度与立场，希望蒋介石承认其所谓的“满蒙特殊权益”，并以此为前提同意蒋北上。11月5日，蒋介石携张群到田中的青山私邸进行了第二次访问，双方会谈两个小时。此时，张作霖已扭转对晋战争的不利，[141]并在所谓“满蒙悬案”交涉中表现出对日方的妥协态度，签署了日本图谋已久的《满蒙新五路协约》，攫取了东北五铁道的铺设权。[142]故而，日本调整了以蒋介石承认所谓的“满蒙特殊权益”为条件而支持其北伐的态度。在青山会谈中，田中将“箱根密约”所达成的一致改口为支持蒋介石巩固南方后继续北伐。田中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专注于南方的统一与巩固，以防止共产党的重新崛起。他认为宁汉虽然实现合流，但唐生智、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程潜以及何应钦等人，都忙于争夺地盘，不顾大局，“如何统一他们”才是蒋介石最主要的课题。这是由于若不统一长江以南，则共产党“刚被摘除的嫩芽将再次生根萌发”。田中认为蒋介石具备稳定、控制南方局势的能力与实力，并表示日本对于蒋统一、巩固南方的工作“必定尽量援助”。他强调日本与中国利益攸关，对中国的内争可以不加干涉，“唯对共产党的跋扈断然不能旁观”。田中还进一步解释了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理由，即：“日本共产主义正在蔓延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日本之所以经常反对贵国的赤化，无外是出于此种自卫的考虑。我等同情蒋君也正是有基于此，若阁下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我等则不会信赖阁下。确信阁下的共产观与我等相同。”蒋介石虽对田中的“反共”言论表示赞同，但其谈话的重点则是希望田中支持其继续北上。田中虽表示不偏袒张作霖，但同时劝其切勿介入北方张、冯、阎之间的斗争，亦无需与冯、阎联络，[143]实则是反对蒋北上。可见，二者的此次会谈，虽就“反共”达成了一致，但就日本是否支持蒋介石继续北上则存在严重分歧。

田中义一

故而，当蒋介石于1928年春推行二次北伐时，田中内阁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攻占济南，切断蒋介石的北上通道，使蒋丧失了实际控制华北的机会，蒋介石对日感情恶化至极，并将向日本雪耻定为竭力奋斗之事业。由此，日本推行的“扶蒋”政策终因其“分治中国”的战略而难以为继，但“反共”却依然是此后日本历届内阁推行侵华政策的重要方针。

1928年5月，济南城门前的日军

结 语

综上所述，近代日本是列强在华推行“反共”政策的急先锋。田中义一基于对俄竞争关系，坚持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天皇制”国体的意识形态，以及维护东亚殖民统治等因素的考量，在上台伊始便针对国民革命打出了“反共”旗号。“反共”并不是田中内阁为拉拢蒋介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日本有着深远历史基础与战略意图的国家方针。

尽管武汉国民政府非常重视日本的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采取了一系列拉拢日本、分化列强的措施，但田中内阁依然推行了“弃汉扶宁”、“促蒋讨共”、“调和奉宁”、“南北妥协”等“扶蒋反共”政策。“弃汉扶宁”、“促蒋讨共”政策，加剧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交困局面，构成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重要外因，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调和奉宁”与“南北妥协”政策，既是对田中内阁“反共”方针的贯彻，也证明日本政府并不真心让蒋介石统一华北，体现出日本以长江、长城分割中国的险恶用心。东方会议在出台“分离满蒙”方针的同时，确认了“扶蒋反共”方针，二者构成日本政府“分治中国”战略的“一体两翼”。“扶蒋反共”正是“分离满蒙”政策的重要环节与步骤，“分离满蒙”是“扶蒋反共”政策的重要目标。但是，田中内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并不仅是为了“分离满蒙”，也是为巩固日本在华北、长江流域的权益，维护其在东亚范围内的殖民统治秩序。

蒋日虽因“反共”的共同目标进行了合作，但蒋介石控制华北的意图与日本“分治中国”的战略截然对立。故日本在长江以南采取“扶蒋反共”政策，一旦蒋介石越江北上，便推行“扶张反蒋”政策。日本“分治中国”的战略导致蒋介石此后不能实际控制华北，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分裂华北、全面侵华埋下伏笔。蒋日合作虽因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而走向破裂，但“反共”却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并贯穿于14年侵华战争之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