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地理学与大航海时代

本文节选自《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第一章 航海家塞利姆 （1512—1520）”

作者：[美]吉安卡洛·卡萨莱 董世康 译 朱明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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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制图学与阿拉伯地理学：大航海时代的背景

大量现存中世纪欧洲世界地图（mappaemundi）都清楚地显示，在整个中世纪，葡萄牙与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严重缺乏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这些地图表明，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甚至对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以外的整个世界极度无知（图1.1）。事实上，从多方面来看，这些早期的世界地图实用价值非常低，它们并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描绘，而是理想化的中世纪基督教宇宙观。即使旅行者偶尔从国外带回新信息，也几乎不会对这种以基督教宇宙观为基础的世界观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到了15世纪末，当大量欧洲探险家首次抵达印度洋时，他们对这片海洋的理解仍然几乎完全是神话式的。正如法国中世纪史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言：“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印度洋是一个蕴含着梦想、神话和传说的宝库……是一座狂喜与噩梦交织的伊甸园。”

在很大程度上，大航海的历史，就是欧洲从这些中世纪世界地图所代表的认知上的空想状态中走出来的故事。从15世纪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探险家从海外归来，学者们不得不将有关地球的大量新知识，与日渐局限的中世纪宇宙观糅合在一起。由于这一过程恰逢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中世纪欧洲的思想传统，因此西方对外部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对欧洲在世界中的地位的理解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与当时阿拉伯语世界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早在伊斯兰教兴起的最初几个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就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洋）非常熟悉，因此他们的学术研究没有经历过类似欧洲这样剧烈的变革。事实上，早期葡萄牙探险家对自己知识贫乏的认识比任何人都要深刻。在葡萄牙人探险的过程中，世界性的伊斯兰文明一再昭示他们在知识上的相对落后。例如，如果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阿拉伯领航员从非洲海岸带路，瓦斯科·达·伽马可能永远也到不了印度。经过12000多英里史诗般的航行，当达·伽马和他的部下终于抵达印度次大陆时，他们在卡利卡特港（Calicut）遇到了两个能听懂葡萄牙语的北非穆斯林，这让他们大吃一惊。即使到了16世纪10—20年代，葡萄牙人已经开始建立一个横跨印度洋的海上帝国，他们在绘制该地区的海图和地图时，仍然严重依赖阿拉伯语资料。

图1.1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约1290），是欧洲中世纪晚期最著名的世界地图之一。这幅地图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右上边缘的深色细线代表印度洋［资料来源：英国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信托基金会（Hereford Mappa Mundi Trust）］

简而言之，阿拉伯地理学家不可能像欧洲人那样“发现”印度。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早已经了解印度，并且成了其中的一分子。但奥斯曼人是否也一定如此呢？由于奥斯曼帝国通常被归为伊斯兰国家，现代学者大多简单地认为奥斯曼人也一定很早就熟知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成就。但由于现代学界几乎完全没有对该主题的详细研究，因此这种假设缺乏直接证据来证明。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图书馆和手稿收藏机构中不乏早期的阿拉伯地理著作。而且，其中的许多作品都非常古老，比奥斯曼帝国建立还要早几个世纪。然而，究竟有多少手稿是奥斯曼学者在14世纪和15世纪就可以接触到的，又有多少手稿是在16世纪奥斯曼征服之后很久才从阿拉伯土地上被带回的，这些问题尚待解决。

在当下，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印度洋方面，奥斯曼人显然对相关的阿拉伯语地理著作并不熟悉。查阅奥斯曼帝国几个主要手稿收藏馆的目录可以发现，16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文人圈似乎完全不知道许多广为流传的著名阿拉伯语印度洋地理作品。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的任何藏书中，都找不到诸如伊本·胡尔达德比（Ibn Khurdadhbih）、阿布·宰德·哈桑（Abu⁃Zaydal⁃Hasan）或伊本·朱拜尔（Ibn Jubayr）等作家重要的早期游记或行程。与此同时，比鲁尼（al⁃Biruni）的经典著作《印度之书》（Kitābal⁃Hind）只存在一个未注明日期的版本，奥斯曼人从未对其进行过抄录或翻译。而且，尽管著名作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广阔的旅行生涯为我们提供了14世纪早期有关印度和安纳托利亚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一时期也不大可能有奥斯曼人读过他的游记。虽然马可·波罗和后来的葡萄牙探险家都曾参考过当地穆斯林航海家绘制的印度洋海图，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地图曾经流传到伊斯坦布尔。

事实上，16世纪之前，在奥斯曼学者中抄录和流传的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屈指可数。在这些数量稀少的作品中，只有扎卡里亚·卡兹维尼（Zakariyyaal⁃Kazvini）的《创世奇观》（‘Acā’ibal⁃Mahlūkāt）是一部创作于13世纪的动物学、植物学和宇宙学的半虚构百科全书，而它作为地理著作的实用性微乎其微。相比之下，与达·伽马同时代的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马吉德（IbnMajid）在编写他著名的印度洋航海指南时，参考了40多种不同的著作。直到16世纪50年代，奥斯曼人仍不知道这部作品，这种情况似乎也在意料之中。

相关地理文献被翻译成土耳其语的速度可以进一步证明上述的总体趋势，这也是衡量特定作品受众范围的重要标准。上文提到的《创世奇观》在14世纪只存在一个译本，到了15世纪也只有两个。因此，尽管缺乏相关学术文献的支持，但所有现存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除了极少数在大不里士或开罗等国际学术中心接受过培训的伊斯兰学者之外，16世纪之前的奥斯曼人几乎无法接触到有关印度洋的阿拉伯语经典地理文献。

《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美]吉安卡洛·卡萨莱 著，董世康 译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有可能认为，既然奥斯曼人对当时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的作品尚不知晓，那么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地理学家和制图师的作品就更不感兴趣了。但令人惊讶的是，奥斯曼学者对14世纪和15世纪欧洲地理学与制图学的发展相当了解。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是一种新的陆地地图的出现，即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这种地图大约于13世纪末开始出现在南欧的海上贸易中心。波特兰海图与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制图传统明显不同，它是作为航海的实用工具而被设计出来的。因此，它是自古典时代以来第一种以数学方式系统展示地球空间的地图。18此外，尽管最古老的波特兰海图源自热那亚，但许多国家现存的图纸表明，其使用范围很快遍及整个地中海，从西边的加泰罗尼亚和马格里布到东边的奥斯曼帝国（图1.2）。如今，一些最典型的15世纪波特兰海图就出自奥斯曼帝国的手稿收藏，其中包括来自马略卡（Majorcan）的制图大师约翰内斯·德·维拉德斯特斯（Johannes de Villadestes）绘制的地图（1428）、易卜拉欣·卡提比（Ibrahimal⁃Katibi）绘制的阿拉伯语海图（1413—1414）、易卜拉欣·穆尔西（Ibrahimal⁃Mursi）绘制的阿拉伯语海图（1461）。

但波特兰海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局限：由于被用作航海工具，这些海图通常只描绘地中海本身，除了与海员切身利益相关的海岸线和航线，几乎没有其他的陆地细节。而另一种新型的世界地图（俗称“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却并非如此，在这种地图中，欧亚大陆、非洲和印度洋的轮廓都变得写实且可辨。最早的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可追溯到14世纪晚期，在马略卡岛上制作而成。该岛既是制作加泰罗尼亚地图的中心，也是学者们将阿拉伯语文本翻译成拉丁语的中心。后来，这种地图的生产愈发普及，主要集中在意大利。而且，还有证据表明奥斯曼人对这种地图的发展相当感兴趣。例如，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图书馆的地图收藏中，就包含两幅此类世界地图的残片。其中一幅制作于14世纪70年代，属于非常早期的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另一幅则制作于1450年左右的威尼斯，其内容更加丰富，标志着该地图绘制传统的最成熟阶段。

图1.2易卜拉欣·卡提比的波特兰海图（约1413）与当时欧洲的波特兰海图几乎毫无区别，只是其中标注的一系列沿岸地名（此处由于太小无法分辨）是用阿拉伯语而非拉丁文书写的（资料来源：Topkapı Palace Museum Library, Istanbul, Hazine Ms.1823.）

在前哥伦布时代，由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重新找回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地理文献，欧洲制图学迎来了第三次重大发展。这些地理文献的作者包括斯特拉博（Strabo）、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以及最重要的托勒密（Ptolemy）。24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追溯，该过程始于1400年，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帕拉·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将托勒密一个版本的《地理学》（Geographia）从君士坦丁堡带到了佛罗伦萨。在他的鼓励和拜占庭学者曼努埃尔·克里索鲁斯（Manuel Chrysolorus）的指导下，斯卡佩里亚的雅各布·安杰里（Jacopo Angeli da Scarperia）于1406年开始将该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在几年后又翻译了书中的地图。到15世纪中叶，至少有4个学派的制图师参与了《地理学》及其地图的复制工作。1477年，其中一个版本成为第一幅以雕版印刷形式出版的地图。到15世纪80年代，成千上万份托勒密地图的副本在欧洲各地出版发行，这些古典地图的名气和权威性迅速压倒了所有“老式”世界地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15世纪中叶，得益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赞助，奥斯曼帝国几乎完全照搬了这一过程。几部现存的奥斯曼时代的《地理学》中，最古老的是一部未注明日期的拜占庭手稿。它可能是14世纪晚期的作品，在1453年穆罕默德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归其所有。1465年，穆罕默德二世委托特拉布宗（Trabzon）的拜占庭学者乔治·阿米鲁策斯（George Amirutzes）将该作品从希腊语翻译过来。后来，据说他甚至下令选取其中的一幅地图作为编织在丝绸地毯中心的图案。与此同时，穆罕默德还搜集当时意大利的《地理学》副本，包括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学者弗朗西斯科·贝林希耶里（Francesco Berlinghieri）的印刷版原本（1481年，包括30幅彩图），这部作品现存于托普卡帕宫图书馆。托普卡帕宫的这个副本中还有贝林希耶里给苏丹的个人献词，这表明穆罕默德密切关注着这位学者的作品，虽然直到1481年苏丹去世后它才被送到伊斯坦布尔（图1.3）。

图1.3 “征服者”穆罕默德统治时期的两幅15世纪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上图 （a） 是弗朗西斯科·贝林希耶里于1481年赠送给穆罕默德的托勒密地图集副本中的世界地图。下图 （b） 是托勒密《地理学》早期阿拉伯语译本中的同一幅图像，该译本由苏丹委托乔治·阿米鲁策斯于 1465 年完成 ［资料来源：（a） Topkapı Palace Library, Istanbul, Gİ. Ms.84, 37-38. （b） Caoġr f ⁃y1 Bat·lam s, Süleymaniye Library, Istanbul, Ayasofya Ms.2610, fol. 7.注：（b） 中的阴影是经过计算机处理加深的］

因此，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前夕，奥斯曼帝国处在一个奇特的位置。作为一个即将进行一系列征服的伊斯兰国家，它将与印度洋的穆斯林文明产生直接的接触，但它对这个地区本身，以及专门介绍该地区的大量阿拉伯语作品几乎完全不了解。与此相反，奥斯曼人所依赖的外部世界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人相同，如波特兰海图、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和托勒密地图。当然，与伊本·马吉德的《航海原则指南》相比，这些也是了解印度洋的原始资料。然而直到16世纪，这些资料对奥斯曼人世界观的限制与对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世界观的限制是一样的。

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并不令人惊讶。举个类似的例子，没有人会认为中世纪晚期斯堪的纳维亚的航海家或博学者会因为他们与热那亚人或威尼斯人一样都是基督徒，就对二者制作的波特兰海图非常熟悉。波罗的海地区自然而然地有着自己的知识传统和共同的现实关怀，这些都与南欧截然不同。因此，即便个别朝觐者、商人或教会官员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旅行，也不能就此认为这两个地方能够接触到完全相同的世界知识。同样，早期奥斯曼人是中世纪晚期地中海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与该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一样，对于世界有着共同的基本认识。因此，对他们而言，15—16世纪之交的印度洋仍然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然而，由于苏丹塞利姆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这一切即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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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者”塞利姆统治时期的奥斯曼地理学

塞利姆的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在奥斯曼帝国早期极大地激发了国内学者们对于托勒密地图等古典学术研究的兴趣。与他的祖父相似，塞利姆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帝国建设者，他的野心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对地理学产生了兴趣。在他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继续从西欧寻求最新的地图作品。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塞利姆的统治下，帝国内首次出现了一批完全原创的奥斯曼地理作品。国外并没有此类作品的先例，而且这些作品的内容明显侧重于介绍地中海以外的世界。

奥斯曼商人阿里·阿克巴（Ali Akbar）献给塞利姆的《中国纪行》（H﹀itāynāme）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记录了作者1516年从伊朗到中国旅行的亲身经历。这部著作被后来的奥斯曼地理学家大量引用，如卡提卜·切莱比（Katip Chelebi）和阿布·贝克尔·贝赫拉姆·蒂玛什基（Ebu Bekr Behramad⁃Dimashki）等人，它为读者提供了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状况的详细信息，而这是当时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方面的资料所无法比拟的。33此外，奥斯曼帝国的另一部重要文献与该书创作于同一年——佚名的《杰姆王子生平事迹》（Vāk·‘ıāt⁃ıSult·ānCem）。与《中国纪行》一样，该作品也是一部海外游记，详细记述了塞利姆已故的叔叔杰姆在奥斯曼帝国王位争夺战中败给塞利姆的父亲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Ⅱ）后，在罗得岛、法国和意大利流亡多年的经历。该书以杰姆随行人员的视角撰写，是已知最早用奥斯曼土耳其语撰写的欧洲游记。

与此同时，在塞利姆的资助下，帝国内所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地理学家无疑是著名的地中海船长兼制图师皮里·雷斯（PiriReis），又称“皮里船长”。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提到了印度洋。皮里创作于1513年的著名世界地图是他现存最早的作品，也是已知唯一在塞利姆统治期间完成的作品，但遗憾的是，这幅作品是残缺的，仅有部分被保存下来。现存的地图可能仅仅只是原作的四分之一，它描绘了大西洋及其沿岸的地理状况，包括加勒比海和南美洲的漫长海岸线，这两处也最为明显（图1.4）。凭借着精细的描绘内容以及可与当时最好的欧洲地图相媲美的制图技术和质量，这幅地图成为现代土耳其最知名的文化标志之一（甚至一度出现在土耳其10里拉的纸币上）。由于这幅地图的绘制时间相对较早，它还催生了许多不那么学术化的“理论”，即奥斯曼人比哥伦布更早发现美洲。甚至有一种理论认为，奥斯曼人从来访的外星人那里获得了美洲海岸的航拍照片！

图1.41513年皮里·雷斯世界地图残片。右上方为西班牙和西非，左下方为巴西海岸（资料来源：Topkapı Palace Museum Library,Istanbul,Revan Ms.1633.）

这幅地图仅存的部分恰好描绘的是西半球。然而，对于本书所研究的主题而言，这一历史偶然性只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阻碍我们思考当前真正的问题：这幅地图与苏丹塞利姆的东半球扩张计划之间明确的联系。从皮里后来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这些著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地图缺失的部分，并清楚地表明印度洋（而非新大陆）是这幅地图的核心焦点。此外，我们还知道，皮里曾在1517年塞利姆首次胜利进入开罗后不久，便亲自向苏丹敬献了此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埃及与印度洋之间有着传统的联系。而且，据说苏丹塞利姆在这件事情之后立即与古吉拉特的沙阿穆扎法尔二世（MuzaffarShahⅡ）进行谈判，商讨联合打击果阿葡萄牙人的可能性。因此，皮里·雷斯地图的残存部分固然因其所包含的新世界信息而令今天的观众们感到着迷，但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或许也是苏丹塞利姆最不感兴趣的部分。事实上，这部分之所以能被保存下来，可能正是因为它被故意裁开，以便塞利姆在制定印度洋战略时能更方便地使用地图的另一半。

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皮里·雷斯地图标志着奥斯曼制图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地图边缘处的注释表明，他在绘制这幅地图时参考了20多种不同的作品，包括8幅托勒密地图、4幅不同的葡萄牙海图和1幅“阿拉伯语印度地图”（Arabic chart of India），最后这幅地图是奥斯曼学者对所获的来自印度洋的阿拉伯语资料的首次记录。而且，皮里还得到了哥伦布第三次航行到新大陆时绘制的美洲地图草稿的原件，甚至还亲自采访了一名曾在哥伦布探险队中担任船员的西班牙囚犯。所有这些都表明，奥斯曼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真正的巨变。而作者本人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浓烈的知识氛围，他夸耀道：“我绘制的地图所展示的事物数量是当今其他地图的两倍，我还利用了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新海图。迄今为止，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还没有人见过或知道这些海图。”

然而，虽然我们可以对皮里地图内容的革命性大加赞赏，却不能将其视为自成一格的杰作。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无法代表作者绘制它时所处的更广泛的奥斯曼文化环境。正如我们前面已经了解到的，皮里·雷斯对西方学术的熟稔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新颖或独特之处。因为在16世纪，奥斯曼制图师已经拥有按照西方原型绘制地图的悠久传统。因此，皮里·雷斯的作品之所以新颖、令人激动，并不在于他的资料来源本身，而是由于这些西方资料来源所提供信息的广度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实际上，对埃及的征服使奥斯曼人接触到了一个广阔的、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地区，皮里·雷斯的地图也因此唤醒了他的同胞，让他们看到了帝国扩张和征服的全新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