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案：美国在台策动兵变始末

来源:《老照片》     作者: 徐宗懋

平息已久的“孙立人案”在台湾又掀起短暂的旋风，新闻热闹了几天。2001年1月18日，台湾“监察院”公布孙立人事件的调查报告，指1955年孙立人和他的手下郭廷亮都无“谋叛”的具体证据，当年的指控本质上为政治迫害，因此为孙立人等人正式平反，并将全案送“人权保障委员会”研议相关补偿事宜。

尽管各界对于平反过往的政治迫害事件、保障人权并无疑义，但因孙立人案牵涉到国民党逃台时复杂的美台关系，而美方至今几乎已开放所有的档案资料，只剩军方资料未见公开，因此孙立人究竟与美方关系深到什么程度，各方仍有种种的推测。无论如何，深入研究孙立人案本身即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它让人一窥历史转折间的政治激荡，并从中领悟一些本质的东西。

图①　1946年，国民党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图中叉腰戴墨镜者）视察长春防务。国共内战初期，国民党军凭着美式装备以及在滇缅战场的经验，在东北略占上风。

1949年，解放军攻入南京并迅速席卷全中国时，美国政府实质上已决定放弃蒋介石，并想办法将解放军堵在东南沿海，此时惟一能当棋子的就是台湾，问题是蒋介石也计划将台湾当成“复兴基地”，并具体地把军队和资源运往台湾，以保存最后的实力。因此美国与蒋介石的利益与矛盾的交集点就在台湾。对美国而言，蒋介石是否守得住台湾至为关键，他们内部的评判是不能，既然如此，谁能？如何能？这些问题成为华盛顿幕僚主要研究的课题。事实上，1950年初的台湾除了混乱与徨外，确实找不到其他适切的形容词。大约700万的本省人民两年多前遭受“二·二八”事件的血腥镇压，加上受到大陆内战的冲击，物资短缺，民生凋敝，此时又涌入约250万来自大陆各省的军队与“难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加上解放军三野一部已在福建集结，并大举征集民船，春夏之交，台湾可能就此易帜。虽然如此，以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历练，毕竟不是早年的北洋军阀堪与比拟，国民党在中国亦有二十年的执政经验，培养过一批技术官僚精英，其中到台湾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亦有属于顶尖者，并非全然腐化无能之辈。因此到台湾后的几个月，蒋介石的首要工作就是充分掌握由大陆退至台湾的军队。

自1947年起，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表现已是荒腔走板，不仅派系倾轧内斗，自我减弱，而且遭中共地下党严重渗透，倒戈的远比战败的多，所以先要牢牢地控制住军队。这项工作蒋介石就交到自己儿子蒋经国手上。蒋经国在苏联待过12年，曾为苏共预备党员，不仅满脑子左的意识形态，对列宁式的组织操作也十分熟练。因此，蒋经国先集合由大陆溃退而来的情治单位，接着成立政治作战学校，在军中设党代表．推行主义和领袖那一套，不仅对抗中共，对美国也抱着高度警惕之心。不过，这些作为不仅唤不起美国对国民党的信心，只是加深其恶感，华府既然已决定不管蒋介石，更不可能对一位与苏共有长期渊源的国民党情报头子寄予任何希望。他们信任的是受过美式教育、有着自由派气息的领导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前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与前上海市长吴国桢。孙立人为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不仅英语流利，战略战术思想袭自美军，连仪表派头都酷似美军军官。抗战期间，孙立人率远征军入缅，解英军之危，一战成名，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美国对这位看来像自己人的中国将军予以极高的评价。不过虽然孙立人战功彪炳，闻名国际，但恃才傲物，与黄埔系的将领始终不合，新一军派往东北没多久，孙立人即与杜聿明不合而调回南京赋闲。

图②　1947年，孙立人与蒋经国在南京国防部。孙立人因与杜聿明不合被调离东北战场，蒋经国担任东北特派员的任务亦以失败告终。两人曾在东北短暂共事，到了台湾以后却成为政治上的对手，为军中政工制度的设置公开发生争执。

在国民党日薄西山之际，华府开始把希望放在孙立人身上。曾读遍美国官方解禁档案的台湾旅美作家林博文指出，1949年6月22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肯楠回国务院和日安会提出处理台湾问题报告书，其中主张：“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纽西兰等国，派遣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如孙愿接受，则美国分化国府军队之工作，即告成功，“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意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身份待之”、“美国在接管行政时，应极力避免担任令人瞩目的职务，其目的旨在不使台湾落入共党之手。”有关华府计划扳倒蒋介石以扶植亲美政权的记录多已公开，1950年2月，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即拟定《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政变指挥官，推翻蒋介石，并以“反共、保台、联美” 为政变主旨，对蒋的处置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一个月后，中央情报局亦在一份机密报告中指出：“最近几个月各种报告均暗示，受到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以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同时并铲除其亲信，目前有几项因素不利于在此发动政变，有关政变的谣言，已证实为传闻，蒋周围的人亦已知悉。此外，孙立人缺乏政治经验，以及对军政领导人欠缺影响力，显示他也许没有力量从事造反。如未获美国实质支持，将不可能发动政变。” 这段期间，华府高层一直对政变的可能性密集会商，5月底，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鲁斯克在会议中决定，由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前往台北，当面建议蒋介石下野，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在联合国未正式接管台湾时，美国海军将保护台湾。6月中，国务院的一项计划更加具体，其要点为：

（一）如美国要防卫台湾，则蒋介石及其党羽必须离开台湾，民事与军事将交予美国所指定的大陆人和台湾人领袖；

（二）上述步骤完成后，美国海军将驻防台海以防中共攻台或台湾反攻大陆；

（三）如蒋介石抵制上述计划，则美应派遣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知会孙立人，如他愿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则美国将给予必要的军事援助。

图③　1952年1月。国民党主要军事首长在台北县林口校阅军队，由左至右为何应钦、白崇禧、孙立人、陈诚。孙立人虽然军事资历最浅，厕身诸人之后，却因担任陆军总司令而掌握实权，且为美国政府所欣赏信任。

简言之，由1949年中以后约一年间，美国主要的政策思维就是赶走蒋介石一伙人，将台湾交予联合国托管并扶植一个亲美政权，不过这样的政策不仅只是对付蒋介石，实际上也视中国主权为无物，随意占领和切割中国的领土，对中国人民百年来遭受列强凌辱的主观感受一无所知，这种亲美政权即使出现，其最终结局真能一如美国所愿？

假设性的问题或许意义不大，历史真相的重点应是孙立人本身的表现和反应如何？首先，孙立人到台湾后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担任陆军总司令，在高雄训练新兵，成绩斐然，颇得赏识，不过他仍直率地表现出对时局的不满，包括批评军队内部的腐化，尤其痛恨蒋经国一手主导的政工制度，曾当面与蒋经国发生争执。根据美方的记录，美国官员曾多次转述孙立人对蒋介石的不满，1950年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密友尼克斯转来孙立人的一封私函，函中希望杜鲁门“尽速采取行动”，因为“时间对我们不利，情况严峻，但仍未绝望。”同一时间，助理国务卿鲁斯克也收到一封专人递送的孙立人密函，提出“惊人的建议”，表示愿意领导兵变除去蒋介石，孙要求美国支持，起码不反对。孙说如果他掌权，将杜绝贪污，对中共的政策会较蒋更具弹性。鲁斯克回忆自己将这封密函销毁，以免孙立人遭杀身之祸，不过他仍将密函的内容告诉了国务卿艾奇逊。

图④　1952年，蒋经国在“军中之音” 中传达军队应遵守不渝的信条。在他的规划与实践之下，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制度在3年内趋于严密和完整。

图⑤　1951年8月，美军顾问团人员在台南一处军事基地中协助台湾新兵装卸重型机枪。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主要工作是召募和训练台湾本地年轻的新兵以取代大陆来的“兵油子”，并充分运用美援的新式武器。

然而就在台湾局势剑拔弩张之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亚洲政策全盘改变，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美军介入朝鲜半岛；相对地，解放军暂停攻台计划，准备在朝鲜半岛与美军正面作战，华府扶孙倒蒋的计划胎死腹中；相反地，美军顾问团进驻台湾，大量的战略物资、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亦随之涌入，美国需要台湾处于稳定的状况，蒋介石遂转危为安。虽然如此，孙立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除，他仍持续向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发牢骚。1953年3月，美国民主党要人、前伊利诺斯州州长史蒂文生访台，孙立人曾到他下榻的台北宾馆密谈，当着史蒂文生面前批评“秘密警察仍在台湾严厉控制思想，蒋介石父子不择手段地镇压反对他们的人，孙表示国府军队不错，反攻大陆有希望，但目前的领导阶层不行，仍是充斥个人权力的老政权。身为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美国要人面前批评自己政府最高领导人，这种举止已超过“个性直率”的范围，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动作的政治意蕴，甚至不可能天真地认为蒋介石父子完全被蒙在鼓里。

事实上，由蒋经国掌握的情治单位自1950年起即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行动，政工人员布置的耳目密密麻麻，任何军人私下稍有牢骚即受到监视：无论是真正的中共地下党人或刻恶遭到诬陷的高层军官涉嫌为共谍而遭到枪决的数名将领及数十名校级军官。至于社会上，土地改革使得获得田地的农民不愿意再收容台共武装人员，台共组织被围在北部苗栗山区，未几全被逼出山，并株连近两千人。此外，政战人员进驻报社、广播电台、学校、工厂，进行思想教育和检查，没有世事经验的年轻人热情呼应，成年的知识分子却噤若寒蝉。在这种情况下，要说蒋氏父子不知道孙立人与美方的频繁接触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蒋氏父子不仅知道整个状况，也善加利用这个局面。在危急的时机，起用孙立人以及一批有美国背景的人出任要职，正在于提供美国人某种希望。即使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这项作法也没有改变，孙立人拉拢美国人谋反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孙立人摆在那里也意味着美国的飞机大炮不断地进入台湾。只要后者不断加强，蒋介石的权力更形巩固，前者就越来越不是问题。对于蒋介石而言，与美国人的明争暗斗不仅涉及个人的权位保卫战，甚至还牵涉到台湾地位等整体利益。华府军援台湾并非慈善事业，目的是将台湾从中国分出去，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永远的棋子。蒋介石父子要美国的军援和经援，却强烈地抗拒后者的意图，双方在“台湾地位”、“反攻大陆” 问题上出现严重的争执，具体事项就是福建沿海金门、马祖诸岛的战略角色上。华府要蒋介石由这些岛屿上撤军，因为它们靠大陆太近，根本守不住，不过这样一来，台湾的防务将只能依赖第七舰队，政治上这意味着什么，可谓人人心知肚明。蒋介石则坚决增兵金马，不但要守住这些岛屿，还要把它们当成反攻大陆的跳板。

1954年起，厦门的解放军大举炮轰金门，金门立即予以反击，1958年达到最高峰，成为举世瞩目的炮战。据目前已经披露的史料显示，金厦大规模的炮战有着奇妙的战略作用，蒋介石利用这些只发炮不抢滩的战争向美国要了更多的援助，同时也制造了中国内战持续的“一个中国”的政治意蕴。1954年台北与华府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双方正式结成防御军事同盟，美方等于完全承认了蒋介石在台湾独一无二的地位，此时台湾已从五年前的混乱无序，稳步地步上轨道，一批跟着国民党来台的技术官僚开始发挥专业才干，美援得到有效地运用。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增加，日据时代留下的蔗糖和香蕉产业迅速恢复，并开始赚取些许外汇。可以说，蒋介石在台湾已站稳了脚跟，朝鲜战争给了他喘息的机会，而他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此时的孙立人已由陆军总司令晋升为总统府参军长，表面上升了官，不过在更大的战略范围中，无论对蒋介石或对华府而言，他的身价都降低了。如果他再无所节制，继续在美国人面前放言批评蒋氏父子，对自己就真的很危险了。无论是政工系统或是遭到孙立人讥评的黄埔军系势力，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时机来临时好好表现一番。

图⑥　1952年1月，国民党参谋总长周至柔（左一）宴请美军将领，包括第20航空队司令史德莱（左二）、驻冲绳美军司令贝特莱（右二）以及驻台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右一），中为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美军与孙立人往来频繁，受到蒋经国掌控政工系统的密切注意。

1955年5月25日，曾为孙立人麾下的陆军步兵学校总教官室少校教官郭廷亮遭情治人员的逮捕，经过十几天的审讯，郭廷亮被诱签下罪状，承认自己是中共地下党人，计划串通一批军官，利用蒋介石在屏东阅兵的时候，一举发动兵变。根据郭廷亮的自白，立刻有一百多位孙立人军系的军官遭到逮捕。6月初，情治人员造访了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两个月后，孙主动提出了辞呈，受到了软禁。由陈诚领导的九人调查小组做出结论，认为孙立人应为属下谋反事件负责，正式免去参军长职务，由国防部“随时考察”，此一考察实际上变成永久考察，蒋介石父子在生之年，孙立人受到了软禁，他的形象和声音从此不见于台湾社会——换句话说，孙立人等没有正式起诉，没有军事审判，只是用一种手段让他保有一点生活的自由和空间，从此不再参与任何活动，原因自然是避免过于刺激美国。孙立人被软禁的同时，国务院中国科官员霍吉综合美国驻台北“大使馆”的电报，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国务院远东事务助卿，指出驻台北美国“大使馆” 的第69及第70号电报报告孙立人被迫辞职及预期自己被捕，“虽然他（孙立人）没有做具体建议，但推想至少美国给他一定程度的支持，因为他说如果他被捕，希望美国尽力帮他，否则他必死无疑。” 备忘录称：“中国科认为目前国务院不必采取任何行动，应查询蓝钦大使（编按，美驻台北“大使”）的看法，并只应在孙立人受到处死（不太可能）、无限拘禁或流亡的威胁时，才采取行动。”“孙将军在中华民国政府内显然作用已经有限，中国科反对美国促使他复职的努力……不过建议在必要时，以任何方式防止孙立人被杀害。”

图⑦　1953年7月，美军军火局局长欧斯（右）在台北县林口参观台湾军队演习的情形，由孙立人（中）陪同讲解。欧斯德来台主要目的是了解增援的美式武器在台湾训练与使用的情况。

不久后，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发给国务院的第158号电报称：“已阅及有关孙立人案的新闻，下令大使馆各组包括武官处，在评论时应谨慎，因为孙将军在军事问题上与美国持相同的观点，如果美国此刻粗鲁和不光彩地置他于不顾，会被许多人认为我们对朋友不忠。在中国友人问及时，我们应称在过去孙将军对美国军援项目有很大贡献，并与美国在各方面全心全力合作。因此，我们对他所受到的指控感到意外，这些指控几乎难以置信，但我们保留判断，以待调查委员会之调查。”这些电文清楚地反映美国政府万分谨慎的态度，也反映了政治现实的残酷无情，华府由最初鼓动孙立人发动兵变取蒋介石而代之，到孙立人被抓时却不愿公开反对，显示孙立人对美国存有错误的幻想，华府更在意究竟那一派的势力从孙立人案中获利。国务院中国科官员奥斯邦在上呈的备忘录中指“孙某反映蒋经国在中国政府内部地位进一步增长”，他写道：“蒋经国权力日增的涵义，对中国政府的未来不利，我的接触对象（指将消息传给美方的国民党要人）觉得中国政府当前情势，需要发展一种国家生存的策略，使中国政府在台湾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中国政府应抛弃其专注于反攻大陆的工作，而应实行政治及经济改革，使政府更受支持及在经济生存上有更好的机会，既一时毫无重新取得大陆的机会，而应专心维持在台湾的生存，希望自由中国的困难在未来5年、10年或20年可以解决。”奥斯邦的报告又称，他的接触对象强烈建议美国，不要接受会被认为是支持孙立人、反对蒋经国的“直接行动”；但他建议“在中国政府要求任何新的援助时，美国可以表示新的援助要看台湾的政治发展而定。例如，如果中国政府要求特别预算援助时，美国可以要求审核通常未编入预算的中国政府秘密警察之费用。美国可以利用机会告诉中国政府，虽然美国可以体会自由中国需要类似联邦调查局的机构，但它不能向国会要求像秘密警察在台湾从事那种活动的经费。”

图⑧　l952年1月，蒋介石（下方坐者）检阅台湾新兵实弹演练情形，孙立人随侍在后，蒋介石对孙立人训练的军队十分满意。

图⑨　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以总统艾森豪威尔特使的身份访问台湾，尼克松夫妇拜会蒋介石夫妇时，转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私函和照片。此时，蒋介石在台湾已站稳了脚跟，华府接受了这项政治现实。

从这些目前已解禁的官方文件可以看出，美国已放弃了孙立人，转而与蒋经国展开既联合又斗争的行动。不过尽管美国政府对这位受过苏共思想洗礼以及组织运作训练的情报头子充满了猜忌，但在蒋经国眼中，美国也同样地不可信任：表里不一，不断地插手台湾的内政，扶植反政府势力，并公然地表现出对中国主权的野心。笔者的恩师胡佛教授早年是救国团团员，听过蒋经国的内部演说，胡佛回忆蒋经国的演说语调激昂，不断抨击“红色帝国” 和“白色帝国”，足见其对美国亦无好感。1957年美军军官误杀台湾百姓，导致台北爆发大规模反美示威，群众砸毁美国大使馆的设备，殴打美方人员。各种迹象显示，蒋经国在幕后扮演相当的角色，目的是警告美方不要太自以为是，而华府对于蒋经国幕后主导的说法亦深信不疑，双方关系陷入最紧张的状况。虽然如此，政治最终还是讲究实力，既然与蒋经国的合作不可避免，华府最后决定以交朋友的方式“感化”蒋经国，几度邀请蒋经国访美，待之以礼，并适当地劝解他用较温和的方式对待政治异己。50年代末期以后，华府与蒋经国的关系走向蜜月期，尤其中央情报局与蒋经国领导的情治单位合作无间，在台湾设置情报站，训练“U-2” 飞行员，搜集大陆的军事情报。有些重要的秘密行动不仅不知会美国“大使馆”，甚至越过整个国务院，直接向美国总统报告，其目中无人的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孙立人的事情几乎被彻底遗忘了，包括美国人恐怕也抛诸脑后了。

图⑩　1954年，华府与台北正式签署“共同防御协定”，照片为签约现场，双方代表为杜勒斯（左一）和叶公超（右一）。这项协定使得美台成为军事防御同盟，也代表华府完全承认了蒋介石在台湾无可取代的地位，孙立人的重要性大不如前。

图11　1957年5月，因一名美军军官误杀平民事件，台北爆发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暴动，图为美国大使馆遭群众冲入捣毁的情形。华府深信掌控情治系统的蒋经国在幕后鼓动这场示威。

郭廷亮于1975年服刑期满，不过并未恢复自由身，警备总部以绿岛需要英文教官为由，将他送到那里工作，刻意将郭廷亮与社会隔离，以确保孙立人案不会节外生枝。1988年初，蒋经国过世，过去被掩埋的事开始一件件地出土。这一年，郭廷亮离开绿岛，联络以前的同僚，南北奔走，公开为孙立人“平反”。年底，孙立人终于公开地庆祝其九十岁的大寿，一时贺客盈门，过去的旧属几乎全到齐了，代表着他最后的一段风光的岁月，也象征新的政治时代的开始。1990年，孙立人病逝。次年，郭廷亮在一场离奇的车祸中死亡。

图12　1988年，蒋经国过世，孙立人结束了33年的软禁生涯，公开现身出席其90岁大寿的宴会。会中贺客盈门，因孙案被株连的旧属几乎全部出席，国民党党政要员纷纷送礼致意。

如今隔了10年，“监察院”正式为孙立人案平反，根据调查否认郭廷亮是共谍，以依“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对所有受害人家属进行赔偿。孙立人的家属称这是“迟来的正义”，各界亦称许此一保障人权的措施，不过在一片叫好中也有批评之声，这些批评认为“监察院” 的调查是多此一举，因为本来就没有人相信孙立人会替中共做事，调查的重点应在于孙立人是否替美国政府做事，调查报告是否能指向当年蒋介石父子不方便说出来的事。讽刺的是，当年公开的禁忌到了今天台湾的政治现实中，仍然是不便深究的禁忌。作家林博文评道：“美国国务院、中情局和杜鲁门政府有关台湾问题的档案，除了极少数仍保密之外，绝大部分已公开。在这批档案中应可看出孙立人与美关系的具体事实。质言之，所谓郭廷亮匪谍案，屏东机场兵谏案，都是国府当局制造孙案借口，蒋介石要把孙立人 ‘孤立起来’的真正原因乃是孙和美国的暧昧关系，以及黄埔军系与政工系对孙的敌视。此次‘监察院’平反孙立人，令人想到美国参院不久前平反珍珠港事变的两名将领，引起史学界的强烈反弹。孙案并未落幕，还有很多‘结’需要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