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基于民国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二)

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    作者: 杨天宏  付天星

三、陷入困境：“联俄”与民国法源的疏离

然而让历史当事人始料未及的是，随着与苏俄建交以及国人“友俄”情绪高涨，“联俄”之举在产生诸多正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因与中华民国“法源”的疏离，遭受挑战，面临困境。

问题的出现与国人的信仰状况有关。近代国人信仰缺失，改变这一状况的迫切需求激发出引进“主义”的热望。傅斯年曾指出，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主义”。他曾向国人尖锐地提出5个问题：1.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2.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3.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4.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5.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傅斯年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这种无主义的状况继续下去十分危险，故告诫国人：“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80]这种不管什么主义，有主义总比没有主义好的认知，并非傅斯年独有，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国人的认知。

然而这种近乎“饥不择食”式的“主义”引进不可避免伴随着理解缺失、食洋不化。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写道，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一辈青年，因传统中断，处于社会思想史的“蜂腰时期”。而正好此时，西欧及日本各种新学说潮水般涌入，国人“受之不及”，“理解皮相”。此时的青年，旧的汉学考据、印度因明不知道，西欧的科学方法也浮光掠影，而经济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治思想勃兴，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已知道要自由，要平等，但对所要的东西究竟怎样，却茫然不知。他说蒋梦麟将这种情况描绘为“问题符号满天飞”，就是因为只知道“要”，只知道“拿来”，却不知道所要东西的真正内涵。[81]20年代国人近乎狂热的“联俄”，情况大抵皆存在这种受之不及、理解皮相的情况。

在此背景下的“联俄”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思想政治上的盲目性。当事者能注意到“联俄”有利于中国的反帝、反军阀国民革命的开展，这固然甚好，却多少忽略了，由于苏俄的法政体系与民国肇建者追寻的西方“自由主义”法政体系性质迥异，将不可避免导致与中华民国“法源”之间的严重冲突。

中华民国的“法源”（sources of law）惟何？1920年代初，高一涵出版《欧洲政治思想史》一书，用整整一章篇幅来介绍洛克的思想。他特别介绍了洛克的“革命正当论”，称洛克的政治学说为1688年的革命找到了学理上的证据，它证明革命是人民的正当行为，堪称“民党的圣经”。他认为洛克的议论虽部分因袭前人，但却能利用前人学说来为当时人人怀疑的革命找到学理上的正当解释，这正是其学说的价值所在。而他的“自然权利”主张后来得到卢梭发挥，竟成为近世史上“大革命的福音”。[82]高一涵著作的出版，因应了政制转型中中国的现实需要。他称洛克的政治学说是“民党的圣经”，是近代“大革命的福音”，溯及了中华民国赖以建立的政治思想本源。

如果说高一涵的述论偏重与“法源”相关的政治思想，那么中西方政治、思想兼通的胡适则直接从根本制度层面触及了民国“法源”。1935年，钱端升在《东方杂志》发起一场被称为“民治与独裁”问题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中国将来的政治制度应该是独裁还是民主立宪”？陶希圣在讨论中不满胡适议会民主制的主张，声称“如果以议会政治论和国民党相争，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够同意”。对此胡适公开著论予以批驳，他援引《建国大纲》第14条和24条，“很明白的告诉陶希圣先生和国民党的朋友”：“国民党的‘法源’是一种议会政治论”，这在孙中山的著作里早已明言，“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83]

对于以议会政治为基本内涵的中华民国的“法源”，胡适念兹在兹，历数十年不能释怀。1959年1月，胡适应邀参加林肯总统诞辰150周年庆典，为此，他制作了《纪念林肯的新意义》录音稿并送《美国之音》播出。胡适在这篇讲话稿中提道：我是1946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国民大会的代表，我想说一个故事，让我的美国朋友们知道林肯的思想怎么变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平常说，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美国林肯总统的三句话是相通的。林肯说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当时还没有适当的翻译。中山先生的翻译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说，他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有”，民权主义就是“民治”，民生主义就是“民享”。孙中山死在1925年，他死后21年，这些思想被概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一条里，这一条的全文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84]胡适这篇广播稿，连同前引对陶希圣的批驳，清楚阐明了中华民国的“法源”所在。

显而易见，民国的“法源”是基于自由主义思想、遵循权力分立制衡原则、以议会作为政治运作平台、以多党竞争为前提实施民主宪政的法政体系，这与苏俄的政制与观念完全异质。这并不是说民国的“法源”如何完美。事实上，西方的代议制度在欧战爆发前后已暴露出严重问题，世界范围内的议会批判思潮已勃然兴起。[85]但研究者应讲究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的匹配。苏俄政制是对既有政制的革命，如果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在推翻已被证明腐朽不堪的中华民国之后将苏俄政制拿到中国实施，固然可从学理上形成其与“联俄”政治行为的同构关系，但在保留“民国”招牌的前提下“联俄”，就免不了与民国“法源”产生矛盾冲突。

或许有人会说，“联俄”只是一种外交行为，外交不免运用手段方略，不一定牵扯内政，因而“联俄”与中华民国的“法源”并不一定构成矛盾关系。应该承认，“联俄”在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北京政府一些职业外交家那里有可能只是一种单纯外交行为。[86]然而，在外交与内政已“打成一片”的特殊政治语境中，对亟欲援引外力以壮大自身的南方国民政府而言，“联俄”并不只在外交领域发挥作用。张奚若认为，“苏俄最大的功劳，在作我们外交上的与国，他最大的罪孽，在妨害我们的内政”，[87]已注意到“联俄”关涉内政。加拉罕更是毫不隐晦地承认，国民党的改组是鲍罗廷操纵的，他认为这意味着鲍罗廷在起草所有国民政府的法令并领导广东政府的整个“布尔什维克化进程”。[88]加拉罕所言，堪称张奚若言论的最好注解。[89]可见单纯从外交立场认识“联俄”尚不得要领，“联俄”与民国“法源”的矛盾冲突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存在。

随着国民党“赤化”加深以及国民革命北伐节节胜利推进导致“赤化”范围扩大，“联俄”与中华民国“法源”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因“联俄”而“赤化”的国民党开始陷入困境，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批评责难。

梁启超是较早明确从“改良主义”政治立场对国民党效法实施苏俄政制进行批判的人。1925年11月梁发表《国产之保护及奖励》一文，明确指出：“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是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只有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靡，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绝对的恶政治。”[90]章太炎也对国民党的“党治”保持高度警惕，认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军阀作恶，而是在国民党“党治”旗帜下废除中华民国国体的问题。认为国民党“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其罪状“惟袁氏与之相等”。[91]梁、章所言，明显存在对苏俄政制理解的偏差，但其意在批判国民党，亦不无思想及认识论价值。

对国民党“赤化”批评最严厉的是胡适。1929年，当国民党取消宪法之治完全走上专制集权的道路后，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加以批判。他擒敌擒王，矛头直指孙中山，指出：实施“联俄”并在苏俄指导下对国民党加以改造之后的孙中山已不是13年前的孙中山了，因为他的《建国大纲》已完全取消他以前主张的“约法之治”。胡适认为，孙中山的“根本大错”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这一根本成见使他不能明白民国十几年来的政治历史。他以为《临时约法》的失败是“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但这完全不是历史事实。民元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军政时期”，从未真正“入于宪政”。故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胡适明确表示：“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92]与梁启超、章太炎所言相比，胡适的这番言论相对晚出，也同样存在对苏俄认识的片面性，却同样揭示了国民党因功利主义的“联俄”走上专制集权，导致与民国“法源”的尖锐对立。

面对各方责难，极力推进“联俄”的孙中山自己，也多少意识到这一举措与中华民国“法源”关系不协，而千方百计加以解释和掩饰。孙中山“联俄”时曾有一句名言：“非言主义，乃言组织。”[93]在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孙一面积极主张“联俄”，一面又宣称“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94]这显然是想化解“联俄”与其一贯思想政治主张之间的矛盾。孙中山的努力当然没能奏效，却于无意之中暴露了国民党因“联俄”而面临的内在思想及政治紧张。

从国际关系角度观察，民国的“法源”在西方，使国民党不可能因“联俄”而断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而虽然与北京政府处于政治对峙状态，但在对待华盛顿会议的态度上，国民党亦不因美、英承认的只是北京政府而拒绝参会。学者肯尼斯·伯恩（Kenneth Bourne）注意到，即使是民族主义意识鲜明的广州政府，“也有一种强烈的亲美主义观念”。这应当不是对国民党的误读。事实上，广州方面经常流露出这样的看法：“假如没有其他列强的干涉，美国就会怀着善意的同情而正式承认广州政府。”[95]就连被国民党“联合”的苏俄，也看出孙中山首鼠两端、试图左右逢源却又无以自适的思想政治矛盾，挖苦他在“联俄”的同时，还不断“同美国人调情”。[96]

这种情况使主张“联俄”者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1925年4月初，美国商会会长杰罗德在一份报告中分析中国政局，十分忧虑地谈到苏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希望中国商界及知识阶级中的多数人能“奋起阻止这种演变”。[97]

杰罗德的希望很快变成事实。随着国民党积极推进“联俄”，中国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赤”运动。据维经斯基观察，“这一运动与民族主义有所关联”。[98]当时正在为直系军阀策划如何应对局面的郑孝胥敏锐发现“反赤化”的政治价值，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99]章太炎亦强调反赤，指出中外矛盾大于国内政争，今日国内问题已经不是护法，而在如何打倒赤化。章认为十余年来之战争，尚系内部之争，今兹之事，则已搀入外力，“偶一不慎，即足断送国家主权，此与历次战争绝对不同”。[100]鉴于孙中山仍在积极“联俄”，他明确提出：“非设法打倒中山，不算好汉。”[101]

一时间，“反赤”呼声甚嚣尘上。在“联俄”“赤化”被指控有违民族主义的语境下，曾经主动与苏俄接近试图得到卢布和军援的国民军将领，也感到公开接近苏俄代表触犯时忌。身为国民党人的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就曾对俄国顾问表示：“不能让你们到部队中去，因为人们可能猜疑我这个直隶督军同情红党。”他明言：“我们在思想上是朋友，但现在不是表露这一点的时候。”[102]

巨大的内外压力迫使“后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向着民国“法源”指示的方向回归。站在国民革命立场认知，这显然是对历史潮流的逆动，却解释了国民党“新右派”政治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解释了戴季陶对“孙文学说”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诠释，尽管其诠释不尽符合孙中山学说的本意。[103]

以此为背景，从1925年10月6日开始，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有关苏俄的“仇友赤白”之争，讨论“赤色帝国主义”之有无及苏俄对中国而言是“仇”是“友”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场论争是“联俄”与中华民国“法源”冲突的一种思想外化。作为中华民国建国思想基础之一的民族主义，明显与“联俄”发生了矛盾，至少在认定“赤色帝国主义”也是中国面临的严重威胁一派知识界人士看来是如此，因而他们在论争中刻意凸显苏俄对中国的威胁。

梁启超是论战中“苏俄威胁论”的代表人物。10月23日，“仇友赤白”之争正激烈进行期间，刘勉己致函梁启超征求意见，梁的回复亦庄亦谐，他先讲了“一段笑话”：晚明智识阶级“最会拌嘴”，那时“良知”正是时髦的名词，有人说良知是“赤子之心”，有人说良知像一张“白纸”，于是发生“良知赤白”问题，《朱舜水集》里“我不管良知是赤是白”这句话就是由此而来。殊不知双方争来争去，“良知赤白”没弄清楚，满洲人却已入关。现在打的“帝国主义赤白官司”，恰好和那时遥遥相对。讲完“笑话”，梁启超切入主题，明确指出：“若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毫不沉吟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梁启超最后指出：要想辨明苏俄不是“帝国主义”，除非苏俄停止“在中国的活动”，否则就别想免掉“帝国主义”的骂名。[104]梁氏所言，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不足为训，却反映了当时一派人对苏俄的认知。

“仇友赤白”之争历时两月，虽胜负难辨，却预示了近代国人对苏俄认识的变化。论争伊始，张奚若曾指出：“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晨报》能明目张胆的出来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和苏俄的主张，不管其原因如何，只要那不为卢布所惑，不为俗见所屈的地方，已经令人非常可佩。”[105]按张氏所言，当时国人对“联俄”问题已经到了“不敢有所表示”地步，说明论战发生前“联俄”主张已居于“话语霸权”地位。然而，随着“联俄”与民国“法源”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随着苏俄损害中国主权、攘夺中国利益的事实在论辩中披露，“仇俄”的声音逐渐抬头。上引梁启超之类激烈反对“联俄”声音的出现，即是变化标志。

四、回到起点：南京政府时期民调中的“仇俄”倾向

不过这只是变化的开始。近代中国地缘政治明显呈南北差异，在对待苏俄问题上，南方激进，北方虽受“赤化”空气影响，毕竟相对保守，由于参与此次论战者主要是北方知识界人士，南方基本无与焉，且南方在苏俄支持下的国民革命正方兴未艾，此时的国民党虽感受到“联俄”与民国“法源”的冲突，内部出现左右分野，却并未与苏俄断绝关系，揭橥“反帝”“反军阀”旗帜的北伐也即将展开，故仅凭论辩中反对“联俄”一方渐呈强势的论辩局面，尚不足以得出整个中国知识界在对俄问题上已发生从“友俄”到“仇俄”这一转向的结论。

实质性的变化是由“中东路事件危机”引发。如前所述，中苏建交后，双方签订《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其附件，规定了中俄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暂行办法，但苏俄并不遵守规定，为所欲为，实际上造成苏俄单方面控制铁路局的局面，导致摩擦不断。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苏俄支持已“赤化”的冯玉祥及奉军叛将郭松龄，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张作霖认为事情“与苏联国家无涉”，铁路局官员不过是双方共管铁路局的“雇员”，下令逮捕中东铁路局长伊万诺夫，引发冲突。事件发生后，苏俄集合军队，对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张作霖针锋相对，命令黑、吉两省军队采取“积极军事动作”。事件虽因双方妥协得以暂时平复，但中苏之间围绕中东路的争执并未结束。[106]

1929年5月，东北地方当局接到密报，称第三国际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秘密集会，中东路沿线共产党组织成员多有出席，认定此举违反“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有关苏俄不得在中国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规定，遂派军警前往领事馆搜查，拘捕参会人员及领事馆职员数十人。不久东北地方当局又派兵占领中东铁路，解散铁路工会，逮捕工会领袖和铁路职员200余人，导致中苏关系决裂，引发战争。战争期间，苏俄出动海陆空军，深入中国境内，实施轰炸，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107]战争持续6个月，最后以中方战败，损兵折将，张学良被迫与苏俄签订《伯力协定》，将已宣布收回的中东铁路管理权再次还给俄国人而收场。[108]

中东路事件原因极为复杂。对此，学界相关研究已经很多，无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此次中国主动向苏俄发难未免过于鲁莽冒失。当是之时，无论东北当局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对中东路的处置都明显是基于对苏俄国内形势和可能反应的误判，也是基于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可能反应的误判。[109]在济南惨案与皇姑屯事件相继发生，日本侵华野心严重暴露的背景下，挑起中东路事件，导致中苏军事冲突，尤非明智之举。其直接后果是，对外暴露“易帜”之后的东北当局与南京政府并未真正形成血肉相连的军政一体关系，也暴露出东北在军事与经济上的脆弱，不堪一击，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东北全境，提供了时机上的选择判断依据。这是不必讳言的。

然而无论事件的直接诱因和后果如何，对发动事变的东北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两者都有意识利用了“大革命”以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主张废约并收回路权。7月1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后国民党中宣部举行记者会，叶楚伧在会上报告中政会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明确强调收回中东路，对中国而言是“理所当然”之事，原因在于根据中苏协定，“路归我有，权属我操”，苏俄表面虽已订协定，而实际仍以在未协定前之态度对我，“纵有协定，迄难履行，长此迁延，此后对外废约等事，更属困难”。故中央最先须致力者，即为向俄收回中东路之主权，必待此权利收回，然后对其他各国废约等事，自可较易措办。[110]7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中苏绝交宣言》，明确声称：“此次中东路事件之发生，乃由苏联政府违反中东路协定精神之全部及指使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与利用中东铁路机关及其人员名义，为其宣传共产主义、图谋颠覆中国政府、假造各国使馆信号、扰乱东省治安所累积之事实而起，是不仅为单纯的中东路权问题而已。”[111]南京政府列举的事实，揭露了苏俄政府违反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说明了中国方面希望收回中东铁路的原因所在。

然而事情并未终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苏联为在中东路问题上脱手，竟于1933年以约5000万金卢布的价格，把该路卖给日本，这个价格只是铁路真正价值的四分之一。[112]此事引起南京国民政府严重关注，认为苏俄将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让与第三国，显违中俄协定，万难承认。蒋介石亦“极为震怒”，指示外交当局筹措应付之法，向苏俄政府切实声明我方立场，如果俄方甘冒不韪，密与日方授受，中国政府将“取异常严重之手段以相抵制”。[113]苏俄最终将中东铁路出卖给日本，说明中苏建交谈判开始以来国人对中东铁路中国权益丧失的忧虑，并非杞忧。

在外蒙问题上，苏俄的立场更是暴露无遗。苏俄不仅不按照中苏协定规定从外蒙撤兵，而且支持外蒙独立。政治上，在苏俄的参与下，1925年11月蒙古完成制宪。[114]经济上，俄国在蒙古开办俄蒙银行，发行纸币。[115]军事上，苏俄也极力扶持外蒙。1936年4月，苏联与蒙古签订《苏蒙军事互助协定》。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抗议，明确指出，苏俄此举损害中国主权，违反1924年《中苏协定》，中国政府绝不承认。[116]苏俄在蒙古问题上偷换概念，用“宗主权”来替换“主权”。对此胡石青揭露，苏俄以兵力占据外蒙，交涉结果，仅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但宗主权之为物，在国际史上空无一物，毫无价值。他责问主张“联俄”者说：“前俄及英国假此名义对蒙藏施行侵略政策，我们说他是帝国主义，苏俄如今原样照抄，为什么诸君要说他是反帝国主义？”[117]江绍原痛感苏俄在蒙古势力的发展，认为所谓“赤色帝国主义”并非空穴来风。[118]甚至极力主张“联俄”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也因此对苏俄的用意产生怀疑，他曾对毛以亨说：“循苏俄发展之迹，怕它要走上沙俄的旧路。”[119]

受苏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诸多事件的刺激，中国的“民意”发生重大变化。1929年元旦，国民党上海市宣传部举行民意测验，共有五个题目。其中“那一个国家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一问题，投日本的有1841票，投田中义一的有35票，共1875票。投俄国的有955票，投英国的549票，投法国的60票，投美国的只有32票。从投票结果可知，日、俄已取代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国人认知中的两大主要敌国。[120]其中苏俄的“敌国”地位上升，尤为明显。上海民意测验出台后，天津《大公报》曾以《民意测验：革命领袖孙蒋，中国之敌日俄》为题，加以渲染。[121]

同年7月，因中东路事件发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练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俄民意测验”。这次民意测验设计了11个题目，登在7月26日的《党务》上。[122]为广泛采集民意，组织者进行了五次登记，测验总结果于8月8日统计完毕，共收回11000张有效票。兹将这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制表展示如下：

从投票结果可以看出，在对俄问题上，国人经历与苏俄建交之后两国国家关系的实际，在看清苏俄在中东铁路上的立场之后，仇俄的态度已渐趋一致。对测验的第一个问题，“苏俄假中东路宣传赤化，中国应用何法对付”，63％（6930票）的民众要求收回中东路；16.6％（1830票）的人认为应根据东铁协定取缔赤化宣传；9.2％（1010票）的人要求运用革命外交收回中东铁路；11.2％（1230票）的人要求驱逐中东路俄人。可见尽管主张运用的手法不同，绝大多数民众都要求收回中东铁路。这一立场在第二问“中国收回中东路的办法是否适当”上反映最为明显。投票显示，100％（11000票）的民众认为中国收回该路适当。在回答第五问“中国此际站在和平的基础上取自卫的手段是否适当”时，98.5％（10830票）的人认为适当；1.4％（150票）的人认为不妨与苏俄一战，两项相加也接近100%。在回答第七问“中国今后对付各国的策略应当怎样”时，34.6％（3810票）的人认为可对俄采取强硬政策；33.6％（3690票）的人要求绝交；26％（2860票）的人要求和平自卫；5.8％（640票）的人认为可对俄宣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九问“俄国若用武装夺取中东路时，中国应否与之作战”，100％的群众认为中国应该与俄作战。不仅如此，民众还普遍表示愿意参与抵抗苏俄的战争。在回答第十问“若对俄作战，你愿意如何为国效劳，作何种工作”时，60.4％（6640票）的人表示“愿意从军”，可以清楚看出民众敌视苏俄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意测验反映国人普遍转向“仇俄”的背景下，国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态度也在变化，出现对美国友好甚至一定程度的亲美倾向。在回答第六问“你对美、法等国的态度”时，45.4％（4990票）的人认为应该亲善；42.9％（4720票）的人认为对待美、法应取友好态度；11.7％（1290票）的人认为应该与美、法加强联络。[123]结合上引国民党上海市委宣传部所作民意测验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变化。该测验共投出仇敌国家票3471张，其中法、美两国总共获得92票，在全部敌视票中仅占0.8%，加上英国，三大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仅有5.8%的敌视票，而日、俄两国，一个高达54%，一个高达27.5%，可明显看出国人心中的主要敌人已从欧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转向日、俄两国。[124]

与此相匹配的是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事实上，相关调整早在此次调查之前便已开始。1927年4月“宁汉分立”后不久，伍朝枢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中美关系就已出现变化。10月，南京政府赴美代表李锦纶与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詹森（Nelson T. Johnson）正式见面，开始了南京与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值得注意的是，李锦纶的使命首先是使美国了解国民政府的事业“与苏俄布尔什维克无关”，而是“为实现已牢固植入美国精神中的同样民主理想而奋斗”，其次才是谋求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承认。[125]此时距离北伐期间排外的“南京事件”发生不久，国民政府便已开始转向。济南事变之后，为对付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很快得到修复。凡此种种，均印证了问卷调查中英、美不再是国人心中主要敌人的民意变化。

当然，由国民党上海宣传部和训练部举办的“民意调查”不可避免带有国民党的诱导和宣传的成分。就宣传而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可谓竭尽全力。在中东路事件发生期间，该部曾颁布反苏宣传标语共18条，内有“收回中东路，是国民政府的正当防卫”“打倒破坏国际交通的赤色帝国主义”“全国革命的武力一致为中国民族作正当的自卫”等内容。[126]在国民党的指导下，官方的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均连篇累牍，大肆渲染反俄仇俄。《中央日报》7月20日社评的标题就是《中国国民正严阵以待》，宣称要“不惜以最大之决心与世界之公敌相与周旋”，所说的“世界之公敌”就是苏俄。[127]《民国日报》宣传的基调是：中国已有实力与俄国一战；中东路对于我们政治、经济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中国有权采用任何手段将该路收回。受宣传教化思想影响，“民众的答案也正是如此观点”。[128]

从投票结果看，国民党中央的意旨得到很好的贯彻。以训练部的测验为例，在11000份答案中，民众要求强制收回甚至不惜以战争手段收回中东铁路者竟达到100％，如此一致的“民意”，如果没有宣传训练的因素参与，是很难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民意调查受到了国民党上级机关的表彰。[129]

但在国民党指导下做出来的民意调查结果并不完全虚假。盖国人对苏俄的警惕并非始于此时，早在1926年1月第一次中东路危机发生时，反俄“民意”便开始激发出来。当时国民党尚借助苏俄从事国民革命，即便是“右派”，也并无有组织的宣传鼓动参与到民意调查之中。事件发生后，浙江国民外交协会发表《为苏联近来对华态度告世界各被压迫民族书》，对苏俄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实作了揭露，呼吁国人“纠正”对苏俄的“错误”认知，明确指出：“自中俄两大伟人列宁、孙逸仙先后逝世，苏联对中国之态度渐趋恶化，试举事实言之：其对于外蒙也，本以扶植其独立为名，乃收唐努乌梁海以入于苏联之版图，后垄断外蒙之农产品，使外蒙人民感受生计上之困苦。其对于中东路也，不顾其为中国人民劳力所筑成，效前俄国政府之所为，强握所有权之一部。……苏联对华态度之恶化，中国人民自当起而纠正其错误。凡我各被压迫民族亦当共负规劝之责任，断不容苏联将已放弃之侵略主义重复自手中。”[130]这份文书由浙江社会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发出，应能反映当时相当一部分浙人对苏俄的认知。

浙江国民外交后援会揭露苏俄侵华事实的文书并不孤立。同年5月，《大公报》刊文呼吁国人注意中俄关系，文章指出，从中俄尼布楚条约以迄清末，中国失地不下580万平方公里，其中80%是被俄国攘割，其为害中国，过于日本，征之历史，昭然若揭。虽然俄国实验中的共产制度及宣传的共产学说“尚有研究余地”，但苏俄侵害中国主权的事实却“不容抹杀”。文章特别强调，苏俄两次宣言声称取消一切帝政时代与各国缔结的条约，博得国人好感，事实上策划外蒙独立，绝无还我故土之表示。1924年5月成立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只是“骗取中国对苏俄的承认”，利用使领馆地位从事政治宣传，使苏俄使馆成为操纵中国政党之大本营。苏俄的侵华行径，“较之日本二十一条之第五项，酷恶殆无多让”。[131]

可见1929年中苏之间因中东路事件发生战争，国内出现普遍性的对俄敌意，只是将此前已经激发出来的“仇俄”民意进一步放大而已。中东路事件善后谈判期间，国民政府派莫德惠为中苏会议全权代表，谈判中莫以国内舆论与民意为依托，明确表示：“去年事变发动实由东路，中国人民佥以该项问题应先解决，舆情如此，即使此刻讨论他项问题，难有结果，反足使会议前途受其影响。”[132]罗隆基把“俄人入侵满洲”（中东路事件）视为中国的“奇辱极耻”，认为是民国十八年历史上最值得国人记忆的重大事件，[133]清楚说明了中东路事件所导致的中国对俄民意的变化。

五、结论

截至中东路事件结束，近代国人对俄国的认知和民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与苏俄对华承诺及实际对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中国政府对苏俄政策的调整有内在联系。由于两者在近代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状态，未能定型，国人对苏俄认知也呈现出爱恨情仇的不断转化，中俄两国的关系情愫直可谓“斩不断，理还乱”。

近代国人的内外认知与道路选择常常带有盲目性，斯时民意调查反映的“民意”即便真实，也多少带有“不知所云为何”的性质。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里引用《淮南子》语云：“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得其平易，遇小人则蹈于沟壑。”胡适认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今日的状况”。[134]在对俄问题上，近代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即表现出这种盲目性状：友之，则举国皆如痴如狂；仇之，则妇孺均痛恨切齿。究其原因，乃是源于理性的缺失。勒庞（Gustave Le Bon）说，能够对群众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是情感而非理性，群体是不受理性影响的，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他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零碎观念。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他们的感情而不是他们的理性。因此，尽管存在理性，人类文明的主要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精神、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追求。[135]

胡适、勒庞所言，系指民众心理与行为的自然生成状态，但研究者却应秉持理性。研究近代中苏关系，若作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首先应当承认，1920年代中期的“联俄”选择是有历史与现实依据的。左舜生对斯时社会主义思潮流行及孙中山“联俄”的分析，最是到位。他说：“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思想界原有其相当的地位。儒墨无论矣，即法家亦不主张财富集中于少数私人，道家则有一种反统治阶级的思想，尤为激烈。清末外来思想输入，社会主义一体系的思想，亦即挟之以俱来。记得四十年前我在高小读书的时候，已经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见过这类的书籍，有一本姓赵的和一部用章炳麟名义译的讲社会主义的书，我都看过。而日本幸德水秋的那本《十九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的小册子，则对我所留的印象更深。……当时国民党内与党外虽有人对这个政策表示怀疑、反对，但大势所趋，命运所定，少数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能发生何等的影响。平心而论，以苏俄当时那样一副亲善的面孔，加以她那种宣传与组织的巧妙的技术，以中山自身自民元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垂暮心情，又眼见一大群热情洋溢的英英年少正在跃跃欲试，他除掉在预事防闲徐图补救的前提之下，来从事这一因势利导的冒险工作以外，又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136]左氏作为国家主义思想家，坚持敌视苏俄的政治立场，他的这番话，却客观道出了中苏建交前后国人普遍倾向“友俄”并主张“无条件”与苏俄建交的原因所在。

从效果上看，1920年代的“联俄”直接推进了中国的革命进程。站在国共两党共同致力的“国民革命”的立场观察，“联俄”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是正面和积极的。正是因为与苏俄友好并接受其指导，中国共产党才度过了成立初期最为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才确立了反帝、反军阀的现实革命目标，完善了组织，并通过苏俄援助的武装北伐，结束分裂割据，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这一层，就连胡适等被称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中的一大批人，也持乐见其成的立场，遑论其他。

不过“联俄”的负面作用亦不可低估。这主要表现为，高涨的苏俄崇拜使国人对曾经的“北极熊”丧失警惕，为其借机侵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提供了方便。

近代国际关系极为复杂。决定国家间关系的主要不是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而是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如此，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也不例外。就苏俄而言，其支持中国革命的基本立足点无疑是在苏俄自身。近代国人所争的中东铁路权益以及外蒙古撤军等，均被苏俄视为其国家重大利益之所在。以中东铁路为例，该路的修建就包含加强俄国对中国及远东的战略控制的考虑，且随着中国东北地区开发，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利益。1929年，中东铁路第一季度的利润就达到550万日元，一年的利润应超过2000万日元。而中东铁路的资产价值，按照加拉罕的说法，应在5亿元金卢布左右。[137]对此，苏俄绝不会轻易放弃。加拉罕在《奉俄协定》签订后曾表示：“现在苏联在远东站住了脚，占据了帝国主义国家一直试图从其手中夺取的一个最重要的阵地，……除了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好处外，苏联在10月3日（中俄开始共管中东铁路之日）还把铁路的巨额资产收归己有，估计为5亿金卢布以上。苏联可以把恢复在中东铁路上的权利作为收回被帝国主义陆续盗走的苏联资产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138]加拉罕此言，道明了苏俄不愿放弃中东铁路的原因所在。[139]

限于国门开放程度，近代国人对国际关系的认知一开始总是比较迷茫。艾朴如（Bruce A. Elleman）在分析1920年代初中国国民的对外情绪时曾揭示出“两大迷思”：一是威尔逊“出卖中国”的迷思，一是苏俄“平等待我”的迷思。他说正如中国公众对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这一迷思背后的真相知之甚少，苏俄“平等待我”迷思背后的真相也深藏不露，鲜为人知。两者交叉形成的认识死结将会在中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回响。[140]艾朴如所说的两个“迷思”是有关联性的，正因为有威尔逊出卖中国的迷思，才会有苏俄平等待我的迷思。然而两者毕竟都是迷思，因而无论是“出卖”还是“平等待我”，都有部分事实及与之构成悖论的相反事实依据存在。问题在于，近代国人急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现状，偏激执质，看问题情绪化，也就往往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只见其表，未窥其里了。

然而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并未停留在1929年中东路战争前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近乎全体官民“仇俄”的状态。由于问卷调查资料缺乏，本文设定的时间范围大致在巴黎和会召开至1929年中东路事件前后。若将讨论时限下移，便会发现，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并未固化。“9·18事变”之后，苏俄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出于对付日本所需，南京政府在联美的同时，开始实施“联苏制日”的政策，中苏关系开始和缓，1932年12月12日两国恢复邦交。[141]“二战”期间，中国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反法西斯国家阵营，抵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得到苏联及世界众多爱好和平国家及人民切实的多方面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又从1929年中东路事件前后数年内视为“仇敌”开始向曾经的“友好”路线回归。“新中国”建立初期，因西方国家对中国大多持敌对立场，中美之间因朝鲜问题发生战争，中国外交一度朝着苏联“一边倒”，国人也因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量援助，“友俄”的情绪及认知达到近代历史上的最高峰。再往后，中苏关系又经历曲折，一度导致边境战争。直到苏联解体，两国关系仍扑朔迷离，充满变数。

遗憾的是，由于笔者尚未检阅到可以反映193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变化的民意调查，也就不能将这一时段纳入以研究民意调查为基本取径的本文的正文之中。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变化异常重要，反映了两国关系后来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是任何研究近代中苏关系的人都不应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