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跨越三个世纪的情缘——记一个加拿大家族的百年中国情(二)

来源: 永远的华西   作者: 向素珍

子承父业，继续服务中国

长子启真道（Leslie Kilborn）与长媳妇启静卿（Janet McClure Kilborn）

1895年在四川乐山出生的启真道，从出生起就跟随父母经历各种社会动荡和战乱，可以说他的童年是在乱世中度过的。1905年，10岁的启真道被送到重庆的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简称CS学校）念书。在他的父母筹建华西协和大学期间，他回到加拿大接受高中教育。1913年，启真道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获得爱德华·布莱克理科和现代语言学奖学金，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主攻生理、生物化学，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维多利亚理科银质奖。之后，他又继续攻读生理学研究生课程并于1918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硕士和文学学士（M·A）学位，接着又继续攻读医学和哲学博士。1921年，在父亲启尔德去世一年后，启真道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启真道与同学Janet McClure（中文名启静卿）结婚。为继承父业，重返成都。由于启真道出生在四川并在此长大，启静卿从小就学过中文，有着非常坚实的中文基础，回到成都后，他们没有像大多数新教友一样参加华西协合大学中文学院的语言培训课程，而是被直接派往当时急需医疗援助、距成都北部30英里的城市——彭县（现彭州市）开展工作。启真道夫妇在彭县工作了18个月后被调回成都，启真道随即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系和牙医学系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化学和医学英语，所有课程均用中文讲授。

1921年，黄思礼、云从龙、启真道等六6年轻人与他们的妻子一同乘船前往中国。前排右3为启静卿，后排右3为启真道；前排左2为启尔德的长女Constance Kilborn，后排左2为启尔德的长女婿黄思礼（Lewis Walmsley）

1923年7月，启真道夫妇的第一个孩子罗伯特（Robert Kilborn）出生在四川峨眉山；1921年至1927年间，四川省地方军阀连年混战。1925年，第二个孩子玛丽·埃莉诺（Mary Eleanor）出生后不久，启真道一家从峨眉山度假回来的途中，他受了枪伤。那是一颗达姆弹，令他几次差点丢了性命。连续4个月时间里，病情严重，恢复十分缓慢。枪伤致使启真道左肩留下了永久残疾，但他在伤口康复期间仍然坚持在大学执教，并把哈氏生理学翻译成中文，同时还编著了一本《生理学实验手册》，在华西建立了中国西部最好的 “代謝研究实验室”，为中国为華西生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貢献 。

启真道编著的《生理学实验手册》

启真道（右二）在华西协合大学生理实验室指导学生上解剖课

1927年，时值中国大革命期间，启真道一家第一次回到加拿大休假，他们的二女儿Frances Margaret出生在由重庆去往上海的船上。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加拿大后，启真道利用休假时间，在多伦多大学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并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从生理学的角度研究华西当地土著民族不同的生理特征。1928年春天，启真道夫妇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成都前，他专程去波士顿的卡耐基营养学研究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带回了一套基础代谢测定仪，为在华大进一步的研究做准备。1930年，他们的小女儿 Jean Alfretta在成都出生。

1936年, 启真道出任华西医学院院長，1939年又升任医牙学院总院長，并同时兼任生理系主任。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遭受战争的蹂躏。日本侵略军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华大地生灵涂炭。在偌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危急时刻，外地大学纷紛向西南三省转移。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与妻子启静卿以及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地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此时，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倍增。华西协合大学的影响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

除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管理职责外，启真道还对西部边区的苗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病進行调查研究，是最早对西南地区“慢性氟中毒”流行病学進行研究的学者。他也是华西边疆研究协会的忠实支持者，1925年至1934年以及1936年至1942年期间，先后担任该协会杂志编辑和主编。1941年至1942年，他担任了协会会长。

20世纪40十年代的华西协合大学医牙学院

20世纪40年代的华西医学中心

在启真道的事业和生活中，他的妻子启静卿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和陪伴者。启静卿1894年10月6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1921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她的父亲威廉·麦克卢尔（William McClure）也是一位医学博士，作为加拿大长老会先锋队的一名成员，他于1888年来到中国河南行医布道，1917年，成为齐鲁大学的医学教授，对中国的医学和教育同样做出过杰出贡献。

启静卿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她除全心照顾自己的家庭外，同时还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管理眼科诊所并给医学系和牙医学系的学生讲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繁忙紧张的工作，让她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1925年，启真道遭受枪伤时，启静卿的血压开始升高。接下来14年的政治动荡和时势变迁，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时，每天接待安排大量逃亡到华西的学校的师生。过度的忙碌和劳累，导致她的高血压病持续加重。1943年秋天，启真道一家回到加拿大休假。他们乘坐飞机飞越驼峰20,000英尺高空缺氧区从南向西前进。在加尔各答耽误了1个月后，他们被紧急通知转坐即将从孟买出发的美国军事运输船。带着自己的3个女儿和华西教友的2个十几岁的女儿，两人需要兵分两路从加尔各答前往孟买。启静卿负责一条线路，启真道负责另一条线路。在孟买的那周时间里，启静卿和启真道精心照顾染上登革热的几个女孩。他们登上运输船，几经曲折穿越印度洋到达悉尼，再从澳大利亚到达弗朗西斯科。11月底，他们才转乘火车返回多伦多。

这一路的颠簸折腾，使启静卿的病情更加恶化。1944年，她又患上冠状动脉梗阻。考虑到启静卿的病情，他们计划让启静卿和3个女儿留在多伦多，启真道单独回中国工作。但在启真道启程前，启静卿因冠状动脉严重梗阻，于1945年5月10日去世。

处理完妻子后事、解决好孩子们的继续教育问题后，1945年9月，启真道再次顶着战火登船前往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于1945年底独自回到成都。

启真道的第二任妻子—-吉恩. 米勒(Jean E.Millar.Kilborn )

吉恩·米勒是启真道及其家人的朋友，曾与启静卿共事。1906年，吉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圭尔夫，是一位五金商人的女儿。她毕业于西安大略大学，医学博士，一名执业麻醉师。1932年，加拿大联合教会妇女教友会派遣她到华西接替即将退休的启希贤博士的工作。

吉恩抵达成都时，街头巷战刚进尾声。她翻越无数掩体，艰难地穿过一条条街道，好不容易找到妇女儿童医院。此时不断有受伤的妇女儿童被送进医院，启希贤一直忙于救治病人。吉恩刚到手术室就被安排给手术台上的病人实施麻醉。后来，吉恩还分担了启希贤大量的教学任务，负责给医学院学生讲授儿科学。1941年至1943年，因为日本飞机轰炸成都，加拿大学校被迫从成都迁至仁寿，这期间，吉恩担任学校的校医。启真道的4个孩子都在这所学校就读。

1947年，启真道和吉恩在香港圣约翰大教堂举办婚礼后回到成都，继续在华西协合大学工作。

1949年启真道和吉恩回加拿大短暂休假，年底再次回到成都。

1952年3月，启真道夫妇离开成都，受聘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教研室主任的职位，同年9月正式上任。1954至1957年任生理学系主任和医学院院長。1960年从香港大学退休时，他所负责的生理学教研室已发展成为生理、生化、药理三个教研室。

为纪念已故妻子，启真道以启静卿的名义设置了一个奖项（Janet McClure Kilborn Prizes）。这个奖项的一部分捐赠给了中国华西协合大学用于建立“启静卿医学图书馆”，一部分作为奖学金转到香港大学，每年由生物化学系和生理学系根据其表现，分别奖励给考试成绩第一、二名的女学生。

蓝点框起的照片为启真道

香港大学陈列室里的照片

在香港工作的同时，启真道继续编撰即将完成的供中国医学专业学生使用的药理学教本。脱稿后，他把最后几章内容邮寄回了成都。遗憾的是，这些书稿最终石沉大海，也令我们今天无缘与这本书相遇。

从香港大学退休后，启真道又受聘担任香港崇基学院副院长，这是一所提供文理科预科教育的教会学院。启真道主持制定了3个独立学院（新亚洲学院、联合学院和崇基学院）的学术标准，不久，他被任命为学院董事会成员，很快晋升为董事会主席。同时，他还积极参与香港的第二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工作，这3个学院于1963年合并成为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

为纪念启尔德家族所做作出的贡献，崇基学院将校董会办公室命名为“启尔德室”，办公室则按启尔德家族的朋友和敬慕者提供的方案进行装饰。此外，崇基学院小教堂的奠基石上记录着“纪念所有的加拿大传教士，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上帝和中国的朋友们。”

1963年2月15日，启真道在崇基学院作了一个以《意识》为题的告别演讲。在演讲中，他特别强调意识及其所产生的行为在物质、社会和精神这3个方面的重要性。他告诫学生，一定要提高自己观察和分析周围环境的敏锐力和强烈意识，所有的科学成果都是基于准确的观察。牛顿之所以成为“牛顿”，就在于他有超越一般人的认知即意识，观察并分析了苹果落地的原因，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演讲后不久，启真道夫妇离开香港回到加拿大。1965年4月，他的母校多伦多维多利亚大学授予他宗教文学博士学位（D.Lit.S）证书。

启真道演讲稿《意识》1963年在香港出版

回到加拿大后的启真道博士, 立即着手他的又一个目标：撰写一本关于华西协合大学历史的书， 但不幸的是，1967年6月23日，他因突发疾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他的这一未竟事业，最后由他的妹夫黄思礼（Lewis Walmsley）完成并于1974年正式出版。

1967年12月15日，香港《南华早报》以《前香港居民最后的遗愿》为题，报道了启真道去世的消息和他希望死后将骨灰撒进太平洋的遗愿以及他的生平。报道中这样写道：“6月在多伦多去世的香港大学前医学院院长Leslie Kilborn的遗愿，将在他的骨灰洒向太平洋时得以实现……他在遗愿中表示，他毕生的愿望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建立一座相互理解的桥梁。遵循他的遗嘱洒向太平洋的骨灰即是这座桥梁的象征。”报道还称：启真道的骨灰将由她的前妻启静卿的弟弟Dr.Robert McClure于“明天”（应为1967年12月16日）从印度乘坐C.E.Dant号船前往温哥华途中将骨灰洒向太平洋。

启静卿的弟弟，罗伯特·贝尔德·麦克卢尔（Robert Baird McClure）

罗伯特·贝尔德·麦克卢尔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英国爱丁堡大学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24年，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河南，同时开展了对传统中医执业者的基础医学科学知识的培训。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作为全中国闻名的公谊救护队第一位总指挥，他几乎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启真道去世时，他在印度的加拿大教会医院工作，将启真道的骨灰洒进太平洋的任务交由他来完成。

启真道1952年离开中国大陆到1967年去世，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特殊的历史原因，他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临终前他嘱托家人：当他去世后，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太平洋国际日期变更线上，因为那里是中国所在亚洲和加拿大所在西方的分界线，这样他就可以随着洋流回到他深爱的中国。

长女黄素芳（Constance Kilborn Walmsley）和女婿黄思礼（Lewis Walmsley）

启尔德的大女儿康斯坦斯1898年出生在成都，她没有学医，但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幼年时，成都没有合适的供她读书的学校，她只能从她父母和其他传教士那里接受非正规教育。1905年与哥哥启真道一起被送到重庆加拿大学校读书，1907年随母亲回到加拿大接受正规教育。1910年，当启尔德和启希贤结束休假回中国时，康斯坦斯和她的妹妹考入了位于惠特比的安大略女子学校，1914年5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一年后，她考入维多利亚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和现代史，1919年获得多伦多维多利亚学院英语和历史学士学位。取得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教师证书后，她在阿尔玛学院教了一年书。

1897年，黄思礼（ Lewis.C.Walmsley）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湖皮克顿附近农场的一个农场主家庭。他的父亲希望他像两个哥哥一样从事农业。但黄思礼有着自己的梦想和计划，他希望读书并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他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毕业，取得数学和物理双学位。

当时, 到东方去传教的运动激励着加拿大青年,黄思礼也渴望到遥远的东方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他的理想是去日本。但是，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期间,他与温柔漂亮、酷爱戏剧表演的女同学康斯坦斯（Conetance.Kilbom）相爱了。康斯坦斯希望黄思礼跟她一起去中国。大学毕业后，两人结为夫妻。1921年，他俩与康斯坦斯的哥哥启真道（Leslie Kilborn）夫妇、云从龙（Earl Willmott）夫妇等一群满怀热情、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从温哥华登上“俄罗斯皇后号”轮船，一同前往中国。到中国后，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黄思礼。康斯坦斯也随夫姓，取名黄素芳。从此，他和他的家庭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3年，在成都学习了两年中文后，黄思礼被任命为华西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简称“CS”）校长。这是一所为解决外籍人士子女教育问题的全日制学校。这一安排让黄思礼有点意外。他绝没有想到满怀抱负来到中国竟是去做一个“孩子王”。但是，他接受并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一干就是25年。凭借矢志不渝的努力、才华和人格魅力，黄思礼成为一位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爱戴的、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黄思礼除担任华西加拿大学校校长外，他还教授数学、化学、物理、自然科学及体育课程。在授课中，黄思礼把教室变成了孩子们愉快的天堂，他说：“我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我要让教室里充满着快乐、洋溢着欢笑；教室是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殿堂，也应该是他们玩乐的地方。”

黄素芳则在学校教授文学、历史和戏剧，指导学生编排舞台剧等。“吉普赛女郎”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音乐剧等，都被她搬上了舞台。她亲自设计制作戏剧服装，指导戏剧，增强整个社团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她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教师，也是一位温柔贤良的贤妻良母。除了她的课外活动和教学课程，她还要照顾四个孩子，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她还是一位诗人，写了许多关于她在中国生活的诗，这些诗集由她的女儿捐赠给了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

戏剧表演是文学课程的一部分 , 让西方文学走出教室,通过亲身扮演剧中角色, 更有助于学生们深刻理解作品、作者及剧中人物进而了解历史。黄素芳则是推行这一教育方式的主要人物,也是所有戏剧表演的总导演。学生们对黄素芳的热爱一直延续至今。

1938年，黄思礼夫妇和他们在成都出生的4个孩子

1957年夏天，黄思礼应邀访问中国，在中国游历近六千英里。在成都停留期间，他走遍了曾工作生活过的大学校园的各个角落，走访了已变成四川医学院的原华西协合大学。在那里，他又结交了许多新的中国朋友，观察到了大学里的各种变化。回到加拿大后，他精心整理此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及搜集到的资料，接过他妻子的哥哥启真道未完成的心愿，写成了《华西协合大学》一书。该书记述了华西协合大学从征地、募捐、建校、招生、发展的过程，成为研究华西协合大学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该书于1974年正式出版，1999年由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何启浩、秦和平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黄思礼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钟情唐代诗人王维。1958年，他与张英兰合作翻译出版了《王维诗集》，并写作、出版了《田园诗人——王维》一书

华西加拿大学校紧邻华西协合大学，开始只接收教友的孩子。在黄思礼的领导和黄素芳的协助下，学校开始招收更加广泛的学生，其中也包括中国孩子。夫妇俩一直保持着学校较高的学术标准，

在漫长的校长生涯中，黄思礼夫妇全身心投入到对孩子们的培养教育中。他注重课堂与实践相结合，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引入教学之中，组织孩子们学习中国书画，鉴赏诗歌、收集春联、参观古迹、走进庙宇、制作风筝、品尝川菜等等。他秉承建校初期“让教育真正成为实现塑造个性这一生活的最高目标”的办学理念，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和理念，培养出了一批批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吃苦耐劳和无私奉献精神、具有很高的人文素质和品格高尚的学生。

受战争影响，学校于1943年停课。1945年，黄思礼和家人回到加拿大，他又进入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两年后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他毕业论文的主题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7年，准备留校工作的他突然接到了教会的邀请信, 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加拿大学校的校长。黄思礼毫不犹豫接受了重返中国的邀请。

1947年，黄思礼带着妻子儿女再次回到了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学校重新开学

1948年底，黄思礼应邀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担任教授，从事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教学工作。他多次受邀担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顾问，鉴定和整理了大量中国藏品。

黄思礼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给学生介绍中国文化

回到加拿大后的黄思礼夫妇和他们在成都出生的子女。在中国生活、工作和成长的经历，永远是他们一家共同的话题

1983年，86岁高龄的黄思礼带着家人重访成都。图为黄思礼（中）与他在成都出生的2个儿子（分别为左2和右2）和2个女儿（左3、左5）在华西加拿大学校阶梯上合影

从1923年至1948年，黄思礼夫妇将人生中最富活力的20多年奉献给了华西加拿大学校。这所学校人才济济、硕果累累是对他们心血付出的最好回报。

1989年，黄思礼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享年92岁。他的妻子于1961年因手术后意外感染葡萄球菌先他而去。

次女启智明（Cora.Alfretta.Kilborn）

启智明，启尔德次女、启真道的二妹妹。1899年，启智明在父母从中国回加拿大休假期间出生，后随父母来到成都并在成都长大。1920年，启智明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毕业，获现代语言荣誉学士学位（B·A），紧接着又完成了教学和管理学课程。毕业后又在多伦多大学进一步深造公共卫生护理学，同时在多伦多医院护理学院接受培训。1926年，她随加拿大联合教会的女子志愿队回到华西，在她母亲启希贤建立的成都妇女儿童医院（仁济女医院）与母亲一起负责医学和护理学的教学工作。1932年母亲退休回到加拿大后，启智明继续留在成都工作和教学。后因母亲病重回到加拿大。1942年母亲病逝后，启智明又回到成都继续护理教育工作。此时，妇女儿童医院已被战火摧毁，但华西医学新的发展正在悄然进行中，并在战后达到高潮。华西协合大学把所有的教学医院进行统一管理，并开设了护理专业课程。启智明被任命为学校新护理系的主任。这个系位于大学校园里新建的医院大楼里。1950年，已经51岁、仍然独身的启智明将自己生命的大部分都奉献给了中国护理教育事业后回到加拿大。回国后，她先后在加拿大教会和教会医院工作，于1962年与本杰明·卡内儿先生结婚。1985年2月27日，启智明病逝于多伦多。

玛丽·埃莉诺(Mary.Eleanor.Kilborn)

玛丽·埃莉诺，启尔德长孙女、启真道的长女，1925年出生于成都。她的小学和大部分中学阶段，都是在成都和仁寿的CS学校完成的。由于战争，1943年底，她随家人回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完成中学教育后考入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后来，她转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习护理专业，毕业后又在蒙特利尔完成了护理专业研究生课程，成为一名注册护士。1949年10月，玛丽随父亲和继母吉恩博士回到成都，成为启尔德家族在中国的第三代医疗志愿者。因从小生活在中文环境中，玛丽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一到成都，她就投入到华西协合大学医院护理部的工作中。她立志继承她的家族和奶奶启希贤及姑姑启智明的事业，为中国西部的医疗和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1951年，在从小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工作了不到两年的玛丽离开成都，回到了加拿大，终身从事她所热爱的护理工作。

从1891年启尔德到达中国，到1952年启真道离开成都，启氏家族在中国大陆61年里，对这里的教育与医学的奉献就此画上了句号。

下面这张拍摄于1932年的成都华西坝的照片，见证了启氏家族与华西的情缘。除启尔德（1920年去世）和他的当时不在成都的小儿子（Roland Kenneth Kilborn 1901-1959）外，三代共14人同框。

启尔德家族在成都华西坝（1932年）

后排(左到右): 启静卿（Dr. Janet McClure Kilborn，启真道之妻）；启真道（Dr.Kilborn;Leslie g . Kilborn，启尔德的儿子）;启智明（Miss Cora Kilborn，启尔德的女儿）;启希贤（Dr. Retta Gifford Kilborn）;黄素芳（启尔德的女儿、黄思礼夫人，Constance E.Kilborn）;黄思礼（Dr. Lewis C. Walmsley）。

前排(左到右):Frances M. Kilborn （启尔德孙女、启真道的二女儿）;罗伯特（Dr. Robert R . M . Kilborn, 启尔德孙子、启真道的儿子）;Jean A. Kilborn（启尔德孙女、启真道的小女儿）;Enid E. Walmsley（启尔德的外孙女、黄思礼的大女儿）;黄玛丽（Marion Walker A. Walmsley，启尔德的外孙女、黄思礼的小女儿，襁褓中）J. Omar Walmsley（启尔德的外孙、黄思礼的二儿子）；Glenn K. Walmsley（启尔德的外孙、黄思礼的大儿子）；Mary E. Kilborn（启真道的大女儿）

启尔德夫妇的小儿子Kenneth Kilborn没有像他的哥哥姐姐那样从事医学或教育工作，而是成为了一名电气工程师。Kenneth于1959年病逝。

启尔德的4个子女，从左到右：Kenneth Kilborn、启真道、黄素芳、启智明（1943年拍摄于成都）

割不断的中国情

此前许多资料表明，启尔德家族一门三代共72年（其中大陆61年、香港11年）里对中国医学、教育的贡献，随着1963年启真道的退休而画上了句号。但近年来陆续披露的许多信息证实，启氏家族与中国的情缘远没有结束。今天，这个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正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传承着他们家族与中国的情缘。

1936年10月，在华西协合大学工作的启真道（Leslie Kilborn）、黄思礼( Lewis.C.Walmsley)、云从龙（Earl Willmott）回到加拿大休假时，在多伦多发起了一场聚会，始称“华西俱乐部”，每年秋天从中国回到加拿大休假的传教士们会在一家中餐馆聚会。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加拿大人回到他们的祖国后，一直坚持每年的聚会。随着年龄的老去，这个聚会被他们的后代传承下来，成为今天一年一度的“CS聚会”（CS即“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的简称，在此学校读书的传教士后代则称自己为“CS孩子”）。这场延续了86年的聚会，从未间断，已传承了4代。每年金秋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来自加拿大各地的CS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后代，都会如期相聚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中餐馆里。这是他们心灵守望的“中国之家”，也是他们延续与中国情缘的重要平台。每年的聚会都有不同的主题，但大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家族与中国的情缘。这个由CS孩子及他们的后代自愿组成的CS聚会委员会，负责组织每年的聚会和其他活动。启尔德的后代成为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

加拿大皇家医学院院士罗伯特（Robert Kilborn）

罗伯特是启尔德的长孙、启真道的大儿子，1923年7月4日出生于四川峨眉山，在成都的加拿大学校（简称CS学校）念完初中，1941年回到加拿大继续学习。高中毕业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1945年，他进入加拿大皇家空军(Royal Canadian Air Force)接受为飞机通讯服务的“无线电技师”培训，之后被分配到飞行员培训站工作。二战结束后，他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习麻醉学、疼痛和医疗管理，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加拿大皇家医学院院士。

1990年，罗伯特重返成都访问当时的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时，萌生了继承爷爷和父亲的事业，再为华西医学事业作贡献的决心，并以此纪念为华西协合大学贡献了一生的医学传教士。1992年退休后，他继续活跃在许多方面。1998年，他与加拿大皇家内外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Canada)合作，正式成立了启尔徳纪念访问教授捐助基金会（Kilborn Memorial Visiting Professorship Endowment Fund），费用由内外科皇家医学院从特别捐赠款中支出。该项目旨在派遣医学专家到华西医学中心讲学、指导医学中心下属医学院教师们的医学专业或公共卫生专业方面的研究。1999年，该基金资助了第一名加拿大访问教授来到华西医院讲学。2013年，启尔德纪念基金转由加拿大韦仕敦大学（Western University，原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代管，并改名为启尔德家族访问学者基金会（Kilborn Family Visiting Scholar Fund ）。迄今为止，该基金会通过上述两个渠道已全额资助了十多名加拿大一流医学科学家或临床专家到华西医院讲学或临床交流。

作为在中国出生成长的CS孩子，在华西加拿大学校读书的经历是罗伯特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岁月。退休后的罗伯特积极参与CS聚会委员会的工作，担任委员会主席多年，除负责组织一年一度的聚会和其它活动外，还于1998年恢复并主编每年春秋各一期《CS时事通讯》（CS newsletter）。

这些通讯作为CS孩子们抒发人生感悟的载体，装满了他们童年的故事，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成长过程，表达了他们的悠悠中国情。

罗伯特于2018年2月6日病逝于多伦多，享年95岁。

格伦·基尔伯恩·沃姆斯利（Glenn Kilborn Walmsley）

左：格伦（Glenn Kilborn Walmsley 右：格伦的女儿Gaill Walmsley

格伦·基尔伯恩·沃姆斯利，启尔德外孙，黄思礼的大儿子，192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童年就读于华西加拿大学校。中学毕业回到加拿大后，考入多伦多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格伦加入了加拿大空军，成为一名试飞员。退休后加入CS聚会委员会，与他的表兄罗伯特一起组织一年一度的CS聚会并共同创办了《CS时事通讯》。格伦于2010年去世。

格伦的女儿Gaill Walmsley在父亲去世后加入了聚会委员会，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一年一度的聚会只能在网络上进行。从2020年开始，Gaill Walmsley与聚会委员会成员、文幼章的孙女Marion Endicott经过不懈努力，组织、联络了世界各地能联系上的CS孩子，连续3年举办线上聚会，延续着已经坚持了86年、与中国进行心灵对话的聚会从以前只在多伦多举行扩展到了全世界。2021年，华西协合大学第一任校长毕启（Beech）的外孙Perry Rogers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首任馆长，考古学家，为推动三星堆文明的问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外孙Christopher Hoogendyk也参加了线上的聚会。

2022年的聚会，于10月22日进行。

詹姆斯·奥马尔·沃姆斯利（James Omar Walmsley）

詹姆斯·奥马尔·沃姆斯利，启尔德外孙，黄思礼的二儿子，1925年11月12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童年在CS学校就读，1943年在成都高中毕业后回到加拿大。1944年，詹姆斯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美术。1948年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习, 于1953年毕业。1950年，詹姆斯作为基督教运动(SCM)的学生代表，与42个来自32个国家的年轻人受邀访问中国，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活动并受到毛泽东和中国所有的新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接见。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前的游行队伍和热烈场面，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詹姆斯热衷于和平运动并酷爱音乐，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从事音乐教育。1982年, 应四川大学外语系邀请，詹姆斯作为访问学者到川大讲学一年，教授英文写作课。1983年2月寒假期间, 詹姆斯受邀到重庆美术学院讲授东西方艺术的异同。詹姆斯于2012年8月7日去世。

1983年2月，詹姆斯夫妇（中）与重庆美术学院的教师合影

大卫·奥马尔（David Omar Walmsley）

大卫·奥马尔，启尔德的曾外孙，黄思礼的孙子，詹姆斯的儿子，1957年4月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霍普港，有自己的公司，从事丝网印刷行业。2011年加入CS聚会委员会，负责一年一度的“CS聚会”的音像效果管理。2010年，大卫出席在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举办的《岁月留痕—来自加拿大的成都旧影展》开幕式；2016年应邀出席《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开馆仪式。现居加拿大安大略省皮克灵市。

2010年5月1日大卫将他爷爷黄思礼当年使用过的照相机捐赠给了新场博物馆，展出的许多老照片都由这部相机拍摄

伊妮德（Enid Elizabeth Walmsley Sills）

伊妮德1930年生在中国四川成都，启尔德的外孙女，黄思礼的大女儿，童年在成都度过，CS学校学生。

伊妮德1952年从多伦多大学获得体育及健康教育学士学位，先后从事学校教师和长老会教堂行政助理等工作。2008年加入CS聚会委员会担任会员召集人。伊妮德于2010年访问中国，参加在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举办的《岁月留痕—来自加拿大的成都旧影展》开幕式。伊妮德于2020年5月25日在多伦多去世。

黄玛丽（Marion Alfretta Walmsley Walker）

1932年4月，黄玛丽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启尔德的外孙女，黄思礼的小女儿，1954年成为注册护士，1969年获得护士学士学位，曾任贝克列斯特护理中心（Nursing at Baycrest Centre）主任13年。黄玛丽2007年加入CS聚会委员会，担任项目主任，现居住在多伦多。2008年，黄玛丽应邀参加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来自加拿大珍藏照片世纪展》开幕式；2012年应邀参加在成都宽窄巷子举办的老照片展览开幕式及《成都，我的家》图书发行式；2013年应邀参加大邑县新场镇《百年历史影像馆》开馆仪式；2016年应邀参加《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开馆仪式。

黄玛丽多年来一直为中加友好奔忙。2022年是华西医院建院130周年，已经90岁的黄玛丽为配合华西医院的院庆活动，目前正带着她的女儿在加拿大寻找合作方，准备院庆期间在加拿大搞一个分活动，共同庆祝至今造福人民的伟业的生日。

黛博拉·科顿（Deborah Jean Kirton）

启尔德的曾外孙女，黄思礼的外孙女，黄玛丽的大女儿。1956年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毕业于多伦多大学

2006年，作为CS孩子的第二代，黛博拉在舅舅格伦(Glenn Walmsley)生病期间加入CS聚会委员会，接替叔叔的工作，负责协调聚会委员会会员与通信联络方面的工作。2017-2021年，任CS聚会委员会主席。2008年，黛博拉应邀访问中国，参加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来自加拿大珍藏照片世纪展》开幕式；2016年应邀参加《华西加拿大学校陈列馆》开馆仪式。

今天，启尔德的子孙们正在完善和加固启真道梦想中的“沟通东西方相互理解的桥梁”，如今他们正行走在这座大桥上。

今天，在中国西部第一个西医诊所的原址上，耸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医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门口的一组雕塑铜像，生动呈现了当年西医入川的重要历史瞬间，其中启尔德、启希贤治病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继续向世人讲述着一段百年前的传奇。启尔德的后代只要有机会来成都，一定要去这里瞻仰他们的先辈并留下跨越时空的合影。

2013年7月19日，启尔德的曾外孙女露丝（Ruth Walmsley）专程来到成都，在成都市二医院门口群雕前和她的曾祖父母雕塑前留影

2016年11月，启尔德的外孙女黄玛丽（Marion Walmsley Walker）和她的大女儿黛博拉·科顿（Deborah Jean Kirton），以及启尔德的曾外孙大卫·奥马尔（David Omar Walmsley）和他的儿子Graham Walmsley在二医院的群雕前留影

这是一张由启尔德的后代剪辑的独具匠心的照片。照片里的五代人跨越100多年，以二医院里启希贤的雕塑为背景，她的后代围绕着她。从左至右：黄玛丽（Marion Walmsley Walker）、黄玛丽的妈妈、启尔德的女儿黄素芳(Conetance. Kilborn. Ellen)、黄玛丽的大女儿（Deborah Jean Kirton）、Deborah Jean Kirton 的女儿Stephanie

写在最后的话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我知道华西坝有一个享誉中外的华西医院，但对其历史却知之甚少。2007年10月，我第一次去加拿大多伦多参加CS聚会，当时只希望带回一些有关四川的老照片，没想到竟带回了一段厚重的历史，更没想到会与这段历史结缘，至今撒手不得。记得那年聚会的主题之一是由启尔德的外孙女黄玛丽（Marion Walmsley Walker）讲述她的家族的历史。她以《两个传教士家庭：吉尔伯恩和沃姆斯特利在中国西部》为题的演讲深深打动了我，她家族的故事让我感动不已，尤其是她伤感地对我说的一番话更令我心情复杂。她说：白求恩在中国工作了18个月，在中国家喻户晓，我们一家三代为中国奉献了72年，但似乎已经被中国人遗忘了，它只能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不在乎加拿大人怎么看待我的家族，但我很在乎中国人怎么看待我的家族。我告诉她：你放心，明年我们将在中国举办展览，一定让更多中国人知道你的家族和其他加拿大传教士的故事，届时会邀请你去中国参加开幕式。2008年3月底，由老照片项目组主办的《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来自加拿大的珍藏照片世纪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幕，8位CS孩子以及他们的后代受邀前来参加开幕式并重回成都华西坝——她们魂牵梦萦的“家”，黄玛丽和她的大女儿也在其中。从此，黄玛丽和她的亲人们积极投身于中加两国的友好交往中，我和她也成为了忘年交好友。

2007年10月在加拿大黄玛丽家

2008年4月初与黄玛丽在华西坝

2008年3月底与黄玛丽和她的大女儿在北京

与启尔德的后代交往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在加拿大有一个“医学名人堂”，里面供奉着在医学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医学家，但启尔德却无缘进入，原因是启尔德的贡献在中国而非加拿大，尽管他的后代多次申请、积极努力，但终未能如愿。对此我很难释怀，难道医学还分国界吗？不过我想，伟大的医学家启尔德夫妇虽然未能进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堂”，但他们对中国医学的贡献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丰碑！

近年来中加关系进入低谷，黄玛丽对此非常忧心，因为在她的心中，中国和加拿大都是她的家，她不希望她的家人相互敌对。虽然已经90岁了，她还是一直在为中加友好努力。

在她201年写给我的这封信里，她表示她会为增加中加两国的友谊和理解更加努力工作

从启尔德夫妇19世纪末到达中国、其间穿越了20世纪、现在又进入了21世纪，这个家族这段跨越了3个世纪、始终没有中断过的情缘已经传到第五代，我相信，这根接力棒一定还会世世代代传下去，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