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朝鲜的日本人
作者: 金文学
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与西方的殖民统治有所不同,是一种定居式的统治。因此,如果把殖民统治定义为“侵略”,那么这种“侵略”并不仅仅是通过军人实现的,而是在无数没名没姓的“日本大众共同参与下”,才得以实现的。
事实上,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有大量日本人居住在朝鲜。但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其他相关资料,都很少提及相关内容。对日本政府、日本军人的统治,韩国学界在给予关注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这种统治得以实现的日本民众的生活状况,却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
在日本,已经出版了由朝鲜总督府编辑的《朝鲜的内地人(日本人)》《朝鲜人口研究》等著作。高崎宗司的《殖民地朝鲜的日本人》也于战后出版。这些作品对当时日本人的生活状况,都进行了系统研究。
那么,日本人在朝鲜滞留、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876年2月,《日朝修好条约》签署以后,朝鲜方面开放了釜山等三个港口。此后,于1880年12月,日本派出第一任驻扎辩理公使花房义质进驻首尔。于是,堀本礼造被聘请为朝鲜新创建的近代军队——别枝军教官。此后,1883年2月,在首尔的外围港口仁川港设立了日本租界地;11月,随着首尔的开放,日本人开始在首尔居住。

日本人在首尔
最初移居、定居在朝鲜的日本人,主要从事的是日用品、陶瓷、药品生意。他们大都围绕着日本公使馆的生活起居开展商贸业务。1883年4月,原来仅有16个日本人的日本租界地,到了年底,猛然增加到了400人。
和1894年至1895年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情况类似,随着1904年至1905年俄日战争的爆发,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也积极参与到支援前线的行列。于是,到了1893年,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增加到了8871名;而到了1894年年末,这一数字变为9354名。当时,随着来到朝鲜的日本人数量的增加,日本政府确立了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统治策略,对移居到朝鲜的日本人给予一定的“移民奖励”。
定居朝鲜的人数,在1895年末增加到了12303名。女性人数也随之增加,于是在1879年,在首尔出现了京城夫人会。1895年10月,普通日本人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导演了暗杀朝鲜国母明成皇后的罪恶事件。
当时,在居住在首尔的日本妇女当中,数量最多的是日本职业女性“酌妇”(伺酒女)。每五位日本女性当中,就有一名酌妇。此外,日本妓女数量也很可观。其他杂货商、餐饮业者也是主流。
1901年,韩国公使加藤曾雄在《太阳》杂志上发表《韩国人民论》称,朝鲜人口稀薄,因此是一个便于移民的地方,以此来鼓励和倡导移民。日本的传媒也一致鼓吹“移民论”,于是,日本的移民潮终于开始泛滥。

1905年,第二次日韩修好条约(《乙巳保护条约》)签署以后,朝鲜实际上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06年,伊藤博文就任第一任朝鲜统监,朝鲜终于完全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于是日本人开始大举进入朝鲜。1905年有42460名日本人移居朝鲜,1906年则剧增到80321名。于是,在首尔出现了日本人街区。本町、大和町、日出町等日本人聚集地开始陆续出现。从此,日本人开始大摇大摆行走在首尔大街上。木屐声和军靴声合在一起,在首尔的街道上奏响军民交响曲。
1910年“日韩并合”以后,日本人的数量不知不觉间增加到了171543名。而为了教育日本人的后代创建的学校,也增加到了128所。1914年,日本人的数量为291217名,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增加了3万名。而到了1919年,这一数量进一步增加到了346619名。
合邦之初,在朝鲜总督府工作的日本官员和职员,就开始急剧增加。其中,仅高层官员就达到了15113名(金昌锡统计)。

1919年3.1独立运动后,日本新派来的总督斎藤実,以图改革武断统治。图为斎藤実和夫人。
电力公司、铁路公司、建筑公司等企业也开始大举进入;基督教传教士在朝鲜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当时,在朝鲜的日本人社会当中,存在两种歧视现象。一种是全体日本人针对朝鲜人的歧视;另一种是上层日本人对下层日本人的歧视。
由于1913年“府制”的公布,朝鲜变成了日本的一部分,但表面上,朝鲜总督府规定,应该对日本人和朝鲜人一视同仁。即便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民族歧视现象还是相当严重的。

日韩并合条约
通过当时的史料、记录,我们也能了解到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现象有多严重。目睹了这种歧视现象的日本《朝日新闻》京城特派员中野正岗在《我所看到的满鲜(“满洲”和朝鲜)》(1905年)中,曾这样记述道:“日本的同化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日本人在召唤朝鲜人的时候,一定会先喊一声“八格牙路”(浑蛋)、“你这家伙”。另外他还指出,日本人在与朝鲜人交谈时,会毫无顾忌地说:“你身为朝鲜人……”
当然也有深深热爱、理解朝鲜文化的日本人。像浅川巧那样深深热爱朝鲜陶瓷和朝鲜人的日本人也不在少数。
1924年,朝鲜京城帝国大学(现在的首尔大学)建立。同一年,在景福宫内的建筑里,朝鲜民俗美术馆开馆。而日本的民间人士,在这些了解朝鲜文化事业上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1930年代,在“内鲜一体”的政策下,也有日本人反对殖民地统治,要求改善朝鲜人的劳动条件。
另外,还有一些日本人积极参与到朝鲜的“废娼”运动当中。此后,被称为“内鲜婚姻”的日本人和朝鲜人结婚的现象也逐渐增加。1926年,日本人和朝鲜人结婚数量为60人次,而到了1944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5458人次,平均每年增加了109人次。
1945年,日本战败时,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数多达77万名。但随着日本人撤出朝鲜,到了年末,这一数字急剧缩减到28000名。滞留在朝鲜的日本人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三类:①肯定自己行动的日本人;②天真烂漫地享受朝鲜殖民地生活的日本人;③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