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死亡有个约会” – 华沙的悲怆

来源: 德国的故事    作者: 孙小平

波兰有华沙，华沙有肖邦，华沙就是肖邦。在华沙肖邦无所不在，有肖邦的博物馆，音乐会，公园，还有保存肖邦心脏的圣十字教堂，就连路边的憩息长凳，一屁股坐下也能为你演奏一曲肖邦。肖邦长年别家去国，对故园的思念悲苦凄惶，华沙也因为肖邦被称为“悲情之都”。

肖邦1849年死于巴黎，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心脏运回故土，保存于华沙圣十字教堂

在波兰加入申根协定之后，去过华沙多次，每次都是行色匆匆，然而，“悲情之都”于我来讲并不仅仅是因为肖邦的缘故，一个更加让人景仰，也更加使人悲从中来的身影总是在心头挥之不去，因此每次离开华沙总带着一种隐隐的失落感。2017年是最近的一次华沙之行，是年7月20日我们在市中心邻近华沙科学文化大厦的街心公园里找到了雅努什·科扎克纪念碑。在纪念碑前我们讲述科扎克的故事，以远古以来口口相传的传统方式，用言语来描述敬畏，表达景仰，终算是多少了却了经年夙愿。

华沙市中心的雅努什·科扎克纪念碑

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 1878 -1942）是波兰犹太人，原名亨利·哥德施密特（Henryk Goldszmit），“科扎克”一名来自于19世纪的一部畅销小说，亨利第一次发表文章时因为未成年，不能采用实名，遂以“科扎克”为笔名，后沿习用之。三十年代中期，科扎克为天下先，在华沙电台以“老大夫”（Old Doctor）为昵称开设了青少年教育专题互动节目，轰动一时，因此科扎克也被称为“老大夫”或“大夫先生”（Mr. Doctor）。科扎克是一位医生，作家，记者，媒体大V，公益与社会活动家，还曾经是一位沙俄和波兰军官。在科扎克林林总总的名衔中，儿童教育家也许对科扎克来讲是最为重要的。科扎克是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和多产作家，特别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伴之以实践经验和理论贡献，有“儿童维权之父”之称，最终他也是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他对受他爱护的儿童的义务和责任。

科扎克的父亲约瑟夫是一位执业律师，1896年因精神病去世，此后家道中落。不满二十岁的科扎克通过为孩子家教补习，撰稿鬻文，担负起了养家的责任，这些经历对科扎克日后的人生观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科扎克从皇家华沙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华沙等地行医，期间曾被征入沙俄军队（当时波兰大部受辖于沙俄），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沙俄军队里担任军医，曾经到过中国哈尔滨。一战中科扎克作为军医还在基辅附近的一所儿童难民营工作过。一战结束之后，波兰复国，科扎克曾在波兰军队服役，参加过波苏战争，在罗兹和华沙的战地医院服务，因表现出色被擢升为少校军医官。

科扎克的本业为医生，但是终其一生，他的关注点一直执着地聚焦在儿童，特别是因为家境贫寒穷困而被社会边缘化的孩子身上。科扎克在华沙行医，收入优渥，作为一位畅销书作家还另有稿费进账，遂每年参与组织并资助为城市贫苦家庭的孩子举办的夏令营。在夏令营的实践中，科扎克感到这种季节性的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些弱势群体儿童的困境，他也无法践行他关于儿童成长和教育的理论，因此当华沙犹太儿童救援组织于1911年筹建犹太孤儿院并希望科扎克不带薪主持时，科扎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的医生职业，“屈就”了孤儿院全职院长。1912年10月首批85名犹太孤儿住进了位于华沙科罗马纳大街92号的孤儿院（波兰语 Dom Sierot，之后成为科扎克事业的专用代名词）。

Dom Sierot 今昔状况，门前立有科扎克纪念塑像，在一百多年前应该是相当豪华的建筑

二十世纪初叶，是进入新世纪的世界在教育问题上的启蒙时期，各种青少年教育新潮理念层出不穷，科扎克学说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科扎克在从事儿童工作的实践中获得了第一手经验，他强调成人与儿童的平等关系，两者之间对话的重要性。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是科扎克理论和实践的黄金时期，他在欧洲各地巡回演讲，在华沙的广播电台则辟有科扎克的个人秀，与听众特别是青少年互动，宣传他的儿童平权学说，在儿童教育界具有重大影响。

科扎克一生出版有二十余部著作和1400多篇文章。他的学术著作《如何爱孩子》，《教育时刻》，《如果我再次成为孩子》等至今在儿童教育界仍具有学科权威性。科扎克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所著的《马特国王一世》，《孤岛上的马特国王》等系列作品不仅受到孩子们的欢迎，也是成人喜闻乐见的文学读物。“马特国王系列”通过小国王马特的历险故事，折射和隐喻现实的社会状况和历史变革。科扎克用童话的形式向儿童坦承成年人社会的问题和困境，让下一代人在潜移默化中懂得应承担的责任。“马特国王系列”迄今为止被翻译成30余种文字，曾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歌剧，在世界上广为流传。1933年，科扎克被授予波兰复兴大十字勋章，这一最高等级勋章只对少数对国家有杰出贡献者颁授。1937年，科扎克被波兰文学研究院授予金桂冠奖，表彰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

科扎克的作品在中国也有大量引进

科扎克的核心教育理念为“儿童时期并不是成为成人的预备阶段，儿童并非应该被认为是，而是在事实上早已经成为了独立的人”。在成人与儿童关系问题上，科扎克反对语言和肢体暴力，强调成人与孩子之间的教育互动，相信孩子和成人是平等的社会人，认为教育过程中应该顾及到每个孩子的个体特征，成人应该相信最懂得孩子需求的人是孩子自己，赋予孩子们尊重自身意见和财产的权利。科扎克认为：“孩子像成人一样具备有理解和推理的能力，只不过他们没有类似的经验而已”。科扎克认为成年人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不理解儿童的存在意义，成年人一方面一味压抑儿童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不肯承担养育儿童的责任，这也是犯罪，也要为此承担后果。关于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关系科扎克曾经有一句名言：“只有当孩子欢笑的时候，世界才会欢笑”。

科扎克与孤儿院小乐队

科扎克与孤儿院的孩子

科扎克的孤儿院是其理论实践的场所，在孤儿院里设有儿童议会，法院，律师事务所，儿童实行自治，自我管理，让孩子们自己解决他们之间的各种问题和争端，理亏的孩子要受到“道歉处罚”（Entschuldigungsstrafe）。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曾经探访科扎克的孤儿院，高度评价科扎克的儿童平权实践：“科扎克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具有足够的勇气，信任儿童和青少年，把重大的责任交到他们自己手里。”

战后大约有500多名孤儿院的孩子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自称为“科扎克的孩子”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犹太人面临危险境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纳粹兴起，欧洲排犹反犹的倾向日渐加剧，使得科扎克在战前已经有离开波兰移居巴勒斯坦的想法。科扎克曾于1934和1936年两度前往巴勒斯坦寻根，在基布兹（Kibbuz）居住，称只有身处巴勒斯坦他的心灵才能恢复平静。但在波兰的局势恶化，孤儿院孩子面临险境时，科扎克不仅放弃了出走巴勒斯坦的计划，还说服了他最亲密的助手，已经在巴勒斯坦一处基布兹定居的斯苔芳尼（Stefania Wilczyńska 1886 – 1942）返回华沙，共同管理孤儿院，应付日益严重的局面。

科扎克与斯苔芳尼（摄于战前）

纳粹占领波兰后，在华沙和其他主要城市设立犹太隔离区，称之为“隔都”（Ghetto），用以集中隔离犹太人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作准备。科扎克孤儿院所在的科罗马纳大街并不在被划定的“隔都”区域内，但是纳粹占领华沙后，即立刻颁布法令，禁止犹太儿童接受教育，孤儿院遂将课堂转移至会堂，不顾禁令秘密授课。1940年10月，孤儿院的200名儿童被强制迁入“隔都”，科扎克向纳粹当局抗议无效而被捕。科扎克生性顽固执着，桀骜不驯，纳粹占领华沙后，他拒绝佩戴“大卫星”犹太人识别标记，还穿着他的波兰军官制服在德国人面前晃悠。科扎克在抗议孤儿院被强迁时，甚至还近乎天真地质疑德国人占据波兰的“合法性”，所幸因为科扎克的国际声望和多方斡旋说情，曾经打算将他处决的德国人对不停有人来“通关系”“捞人”不胜其烦，最后将他关押了两个月让他保释了事。科扎克的身份使得他完全可以留在隔都之外，脱离危险，进入隔都之后，犹太组织和“雅利安方面”（Arianseite）多次对他伸出援手，但是离开孩子，使孩子们单独面对恐惧和黑暗，这对科扎克是不可想象的。隔都内地狱般的生活条件迫使科扎克背着麻袋，四处化缘，孩子们的食物和衣物都是科扎克乞讨来的。因为科扎克和斯苔芳尼等人的奉献，孤儿院在隔都里还在正常运作。随着危险日益逼近，科扎克拒绝了所有将他营救出隔都的努力和建议，尽一切可能照顾呵护孩童。难能可贵的是，从孤儿院迁入隔都后，科扎克开始记日记，有意识地逐日记录下了隔都内的可怕状况，作为留给后世的见证。科扎克的隔都日记在他被害后被犹太地下组织转移到华沙郊外的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内藏匿，1958年出版面世，是记录纳粹反人类罪行最重要的见证文献之一。

1942年8月5日，科扎克写下了隔都日记的最后一篇。8月5日（或6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清晨，孤儿院突然被党卫军包围，孩子们即刻将被“遣送”（Deportation），因为本次“遣送”的对象是孩童，并不包括成人，科扎克等人完全可以留下，而且恐怕没有人能比科扎克更清楚“遣送”意味着什么。然而科扎克与斯苔芳尼决定陪伴孩子们，一起上路，用科扎克的话说，没有他们的陪伴，“孩子们会害怕的”。

为了不使孩子们害怕，科扎克央求军警宽限了一个小时上路。科扎克告诉孩子们今天将去郊游，让孩子们穿上最漂亮的服装，拿上他们最喜欢的玩具和图书，孩子们举着科扎克设计的马特国王一世的绿色旗帜，紧紧靠在一起，有孩子用小提琴演奏着欢快的乐曲，科扎克一手抱着一手牵着两个年龄最小的孩子，在欢乐的孩子们的簇拥下，走出隔都，走向华沙的遣送转运广场（Umschlagplatz）。

当时被困在华沙隔都的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斯比尔曼（Władysław Szpilman 1911 – 2000，影片《钢琴家》主角的原型）在街上目睹了科扎克和他的孩子们离开隔都时的情形：

“那天一早，科扎克的犹太孤儿院的孤儿们被遣送。科扎克当然有机会自救，但是他努力说服了德国人，允许他陪伴孩子们上路。科扎克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了很多年，即使是现在，在人生的最后一程，他也不愿意离开他们，他不愿意让孩子们对即将面对的感到害怕和恐惧。科扎克告诉孩子们，他们要去乡野郊游，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终于，他们可以离开可憎的令人窒息的高墙，走向鲜花丛生的草地，可以嬉水沐浴的清澈溪流，生长着无数浆果和蘑菇的森林。

科扎克告诉孩子们要像过节一样，打扮得漂漂亮亮。兴奋的孩子们每两人一组手搀着手，列队走出孤儿院。这支队伍由一名党卫军军官引领，他显然是一位喜爱孩子的德国人，即使是这些经由他手马上将被送入焚尸炉的孩子。这位军官特别喜欢一个把小提琴夹在腋下的约莫十二岁左右的男孩。他吩咐男孩走到队伍的前列演奏小提琴，在音乐声中孩子们出发了。当我在盖西亚大街（Gęsiastraße ）遇到他们时，孩子们喜气洋洋地合唱着歌曲，那位小提琴家为他们伴奏。科扎克抱着牵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他看来是在给他们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使得他们靠在他的臂膀上不停地欢笑。我可以肯定，即使在毒气室里，奇克隆毒气开始窒息孩子们幼小的喉咙，恐惧驱散了喜悦和希望的时候，‘老大夫’仍然会用最后的力气低声告诉他们：‘没什么，孩子们，这不算什么’，这是他在最后时刻还能够作到的，尽其所能缓解孩子们面临死亡的恐惧。”

当年的华沙遣送转运广场

现在的遣送转运广场一带高楼林立，这是在原址合成的现场照片

遣送转运广场纪念处

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 1922 – ？）是1943年华沙隔都犹太人起义的领导人，当时他参与了犹太人委员会的纳胡姆·莱姆巴（Nahum Remba 1910 – 1943）在转运广场开设假医院（Hospital am Umschlagplatz）的行动，后者冒充医生，以遣送对象患病不适合遣送为由尽可能拯救生命。他们目击了科扎克和孩子们到达遣送转运广场后的情景：

“柯扎克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他尽其所能安抚孩子。当时有个德国军官穿过人群，把一张纸递给了科扎克。听说纸条是一位犹太福利机构的高官当天早上向盖世太保求来的特赦令，凭特赦令科扎克可以留下，孩子们则仍然会被遣送。科扎克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挥挥手就让这个德国军官走开了。由科扎克带领走上火车的是第一批孩子，斯苔芳尼带领的是第二批。德国人拿着皮鞭驱赶人们上车，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时刻都会因为惶恐发生混乱，尖叫哭喊声不绝于耳，但是科扎克的孩子们排成四队，平静地走上了火车，保持着最后的尊严。”

“只要我活着，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拉姆巴事后回忆说：“这不是在上火车，而是在向这个丧心病狂的邪恶政权做出的无声的抗议和控诉，像这样的队伍，人们从未见过。”

科扎克领着孩子们走向火车，维持秩序的警察自发让出一条道路，站在两旁向科扎克作出致敬的姿势。德国人向拉姆巴打听此人是谁，拉姆巴突然泪如雨下，无法言语。广场上滞留的人群中此起彼伏响起悲痛的哭号声。科扎克一步一步走向车厢，头颅高高扬起，两手牵抱着孩子，他的眼睛直视前方，用他那充满个性的眼神，仿佛在凝视着什么，此时此刻他看到的应该就是他向孩子们许诺过的那远方的草地溪流和森林。

波兰作曲家沃切叶赫·基拉尔（Wojciech Kilar）为影片《科扎克》中科扎克带领孩子们在华沙遣送转运广场走上火车时创作的配乐

科扎克和孩子们被送进了位于华沙东北七十公里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KZ Treblinka）。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是灭绝营，与华沙对口，负责“无害处理”自华沙遣送来的犹太人。科扎克和孩子们进入特雷布林卡后便再无踪迹。1954年，波兰一家法院宣布科扎克已经死亡，并将他的死亡日期定于1946年5月9日，即欧战结束一周年的纪念日，这是当时对战争中无数失踪者通用的“形式死期”。2012年，卢布林法院将科扎克的法律死亡日期定于1942年8月7日。

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营地上科扎克和孩子们的纪念石碑

1943年4月19日，科扎克和孤儿们被害8个月之后，华沙隔都爆发犹太人武装起义，起义者苦苦坚持了四个星期，终被纳粹政权残酷镇压，能够讲述科扎克和孤儿院的故事的见证人绝大部分被杀，隔都区域也被纳粹夷平。隔都消失以后，见证科扎克带着孩子们离开隔都的斯比尔曼九死一生，在波兰友人的帮助下继续在华沙四处藏匿。

斯比尔曼战前在华沙广播电台驻台演奏钢琴，当时在波兰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

1944年8月华沙再一次爆发波兰家乡军起义，斯比尔曼与帮助他的波兰友人失联，独自躲藏在因为家乡军起义被德军根据希特勒本人的命令彻底摧毁的华沙城的废墟里，随着冬天的降临，生存的希望也日渐湮灭。11月17日，驻防华沙的德军军官威尔海姆·霍森菲尔德（Wilhelm Hosenfeld 1895 – 1952）在城内独立大道223号（Aleja Niepodległości 223）的废墟里发现了形同行尸的斯比尔曼。在得知斯比尔曼是脱逃的犹太人后，霍森菲尔德没有按照条例将其射杀或抓捕，而是冒着风险为他提供冬衣和食物，使斯比尔曼熬过了最艰险的时日。整整两个月后，1945年1月17日，苏军进据华沙，斯比尔曼重见天日，霍森菲尔德则被苏军俘获。

威尔海姆·霍森菲尔德

华沙独立大道223号，霍森菲尔德在此发现了饥寒交迫的斯比尔曼，当时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

独立大道223号门前的纪念铭牌

霍森菲尔德出生于黑森州历史古城富尔达（Fulda），天主教徒，职业为中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应征入伍，后身受重伤退役。霍森菲尔德曾经是纳粹运动的积极追随者，他于1933年加入冲锋队和纳粹教师联合会（NS-Lehrerbund），1935年加入纳粹党。在日记里霍森菲尔德记述了他如何骄傲和荣誉感满满地参加了1936年的纽伦堡纳粹党大会，还亲眼见到了元首。1939年德军攻占波兰，霍森菲尔德作为预备役军官随军进驻华沙。因为大龄和伤病，霍森菲尔德没有被编入作战部队，而是作为文职军官在华沙的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供职。霍森菲尔德的角色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政工”干部（正处级），具体负责管理德国驻军的业余体育活动，以提振士气，例如组织在波兰各地的德军之间的足球赛，养护被德军接管的华沙原波兰军队体育场，德军霸占后改名为“（德国）国防军体育场”（Wehrmachtsstadion）。

霍森菲尔德虽然认同纳粹理念，但是在驻防华沙期间，他亲眼所见的纳粹对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暴虐恶行触犯了他的良知底线，促使他罔顾风险尽可能地援救陷入危局的波兰人，其中有被党卫军追捕的神父，也有像斯比尔曼这样四处躲藏的犹太人。霍森菲尔德利用他负责养护国防军体育场的便利，在养护工人中藏匿了不少纳粹当局的追捕对象，战后统计，霍森菲尔德在华沙期间至少拯救了三十个人的生命。

霍森菲尔德在与波兰居民交流，在驻防波兰期间，霍森菲尔德学讲波兰语，去波兰人家中作客，在德国占领军人中几乎绝无仅有

霍森菲尔德于1945年1月成为苏军的战俘，在进行战俘身份甄别时，他如实供述其领导的体育处隶属于德国占领军的Ic部门（Abteilung Ic）。这一供述给霍森菲尔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Ic部门除了管理士兵的吃喝拉撒玩等日常需求以外，还另外辖有情报机构。为了坐实霍森菲尔德所谓的间谍身份，苏军将其转运到明斯克的专门监狱，严刑逼供，导致他数次中风，半身瘫痪。1950年霍森菲尔德在缺失证据的情况下被苏联当局判处25年苦役，尽管其间有多名被他援救过的波兰人为他的人道行为作证，霍森菲尔德本人也多次申诉要求引渡波兰（根据战后清算惯例，战犯应在犯罪所在地受审判决并执行），均不被苏俄当局理会。1952年8月13日霍森菲尔德因内出血死于位于斯大林格勒的战犯监狱。

劫后余生的斯比尔曼努力找寻他的救命恩人，1950年他终于打听到了霍森菲尔德的姓名。1957年，斯比尔曼专程从波兰到西德富尔达附近霍森菲尔德的遗孀家中，表达感激之情。

霍森菲尔德夫妇

战后，科扎克理所当然成为世界闻名的殉道者，他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英雄象征，也是波兰的国家光荣。1978年，科扎克百年冥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当年为“世界科扎克年”，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则建有“科扎克广场”，全世界纪念科扎克的方式林林总总，身后哀荣无限。

耶路撒冷“科扎克广场”的纪念雕塑

每年在耶路撒冷“科扎克广场”都有纪念活动，此为“科扎克的孩子”在向科扎克和孩子们的雕塑敬献花圈

德国联邦邮政1978年发行的科扎克百年冥诞纪念邮票

与科扎克相比，霍森菲尔德的身后声名相对僻冷。他的德国军官身份和“间谍”罪名使得后人对他如同雾里看花，评价也相当审慎。然而，即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人知，在得到霍森菲尔德援救的劫难生存者们的努力下，霍森菲尔德的善行义举在本世纪被官方承认，2007年，波兰总统卡钦斯基追授霍森菲尔德波兰复兴将帅勋章。2008年，经过斯比尔曼父子十余年不懈的努力，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启动缜密的调查程序，在确认霍森菲尔德没有卷入战争罪行后，于11月25日追认他为“万国义人”（Gerechter unter den Völkern），这是以色列国家对在至暗年代向犹太人慨然伸出援手的人道义士的最高褒奖。

2004年，德国官方军事研究部门结集出版了霍森菲尔德的书信和日记，书名源自霍森菲尔德从波兰寄回的家书：《我努力援救每一个人》

2017年7月21日晚间，在华沙科学文化大厦前有露天音乐会，演奏的曲目是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华沙，伴随着肖邦的旋律，我又一次来到与大厦毗邻的科扎克纪念碑拜谒。纪念碑周围寂静无人，欧洲夏日晚逝的夕阳余晖斜映在纪念碑上，那光束是铂金色的。从不远处传来钢琴协奏曲的乐声，那是肖邦在“浪漫，平静，略含哀伤的心情中”创作的。暮霭渐沉，倏然忆起霍森菲尔德生前最崇仰的音乐家就是肖邦，而斯比尔曼则是当时公认的肖邦作品权威演绎家，他们的生死交集也许并不只是命运的巧合，而是一段因为华沙与肖邦生发的因缘。

入夜由雅努什·科扎克纪念碑处回眺华沙科学文化大厦，大厦前广场上肖邦音乐会方才散场

多少年来，每次与友朋谈及科扎克执意陪伴孩子们走向死亡的时刻都无法完整尽述，或许由于悲恸，或许因为景仰，或许是对于阿兰·西格在他那篇著名的诗歌中几乎是一语成谶的预示的敬畏。阿兰·西格1916年在法国死于一战战场，在《我与死亡有个约会》一诗中，阿兰·西格通过“死亡约会”，“黑暗的土地”，“燃烧的市镇”，“我的承诺”等概念和意象设计了他的死亡，令人震撼的是，这一切与26年后在华沙遣送转运广场上出现的场景何等相符何其相像！

我与死亡有个约会

当春天带回了蓝色的日子和市集。

他也许会牵着我的手

把我带入他那黑暗的土地，

他会合上我的双眼和止住我的呼吸 —

我也许应该悄声从他身边掠过。

我与死亡有个约会

午夜时分，在那燃烧的市镇，

当春天在今年再次去向北方，

我当信守我的承诺，

我不应该错过这次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