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越级指挥”再诠释——兼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中的内在逻辑

作者: 陈默    来源: 史林

摘要：抗战时期,蒋介石常常超越正常的指挥体系,通过往来电话、密电、手令等方式指挥前方的部队,此种“越级指挥”的风格多为时人诟病,也被后世史家批评。然而国民党军表面层级明晰、整齐划一的军队系统内部,多个军事集团长期并存林立,迫使国民党军的作战指挥和日常运行不得不遵循另一套逻辑,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便是此种内在逻辑在军令方面的体现。蒋介石在越级指挥中,多倾向于一面怀柔各地方军事集团的领袖,一面抑制其嫡系将领以避免派系龃龉,在当时发挥了相当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蒋介石指挥部队作战的需要,同时维护了国民党军队总体的团结。越级指挥既是战时国民党军组织形态的产物,又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的权势转移。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委员长,是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在长期指挥国民党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常常超越正常的指挥体系,以电话、密电、手令等方式对前线的野战军、师乃至更低的单位发号施令,直接调动部队遂行作战任务。蒋介石此种“越级指挥”的习惯,一直为研究者所注意。无论是老一辈历史学家刘馥(F. F. Liu)、易劳逸(Lloyd Eastman)、黄仁宇还是当今学人王奇生、张瑞德、李宝明,都在论著中对此不同程度进行了讨论。

总体来说,学界目前对于蒋介石的越级指挥,评价以负面居多,认为蒋介石未能根据逐级指挥的一般原则调动军队,破坏了正规的指挥系统,造成了多头指挥的混乱局面;而前方将领多因于此,或缺乏主动精神和机动应变的能力,或形成依赖思想甚至丧失责任心。上述批评皆切中肯綮,点明了蒋介石这一指挥特点的众多弊病。然而,蒋介石的此种风格,究竟是长期养成的不良习惯,抑或特殊情势之下不得不采取的变通手段,似乎仍有进一步商榷的空间。

蒋介石

军队的指挥方式,与其组织形态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之所以能够坚持以党治军,与三湾改编后“党指挥枪”的组织原则不断得到强化关系紧密。同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对国民党军进行越级指挥,亦和战时国民党军的组织形态关系匪浅。国民党军的组织形态在相当程度上是蒋介石越级指挥的重要语境。在此语境之下,军委会与国民党军内部各级单位之间是怎样的一种上下级关系?如此关系之下,蒋介石和军委会在依靠看似条理清晰、权责分明的制度进行指挥和管理之时,其效果如何?倘若效果不彰,那么为了统御这支庞大的军队,蒋介石又该如何因应,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联络和沟通方式作为重要补充呢?

上述问题涉及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日常运行中的内在逻辑。此逻辑之形成缘于战时国民党军的组织形态,而它能长期存在并为各方所接受,则与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具有潜在的联系。具体而言,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权势转移,在其中恐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上种种,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望借此新视角考察全民族抗战背景之下,蒋介石和他的军委会是如何争取全国团结、寻求各方各派合作的。

一、越级指挥与关于越级指挥的批评

抗战时期,军委会负责指挥全国军队。在军令方面,军委会及所属军令部等机构,按照制度设计了一套标准的指挥体系,以调度各战区、集团军作战。此外,另有一套往来频密、时刻运转的通信网络,不断越过军委会、军令部乃至军队系统的各个层级,直接向前线下达新的指令。这套通信网络一头连接着各战区、诸集团军以至军、师,另一头则是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正是借助这套网络,蒋介石对整个国民党军进行着所谓的“越级指挥”。这样的指挥方式是否普遍存在,具体如何实施,有何弊端,时人及后世又怎样看待?有必要进行一个较全面的回顾。

国民党军内部存在一套标准指挥体系,其大致流程是:抗战的每一个阶段(一般是每年),军委会都要对全国军事进行一个总体谋划,拟定该阶段的作战方针和计划部署,基本上是宏观规划。具体到每次会战,根据战时军事指挥制度的分工,由军委会军令部第一厅负责作战计划之策定、命令之起草,监督指导作战之实施,军委会委员长、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以及所属部、会、厅、室均能在上述过程中给予指导和建议。正式的作战指导,由军令部发至各战区转发诸集团军。各个战区根据军令部的指导,制订战区的具体作战计划、指导腹案,内容细化至判断、任务、部署、搜索、警戒、兵站、交通等方面,继而下达到各集团军、军、师,令其按照计划或腹案各自遂行任务。会战进行过程中,战区和集团军根据各军、师的汇报向军令部电呈战场情况,军令部会商军委会各高级幕僚后,由军委会或军令部指导其调整部署,执行新的命令。

逐级指挥的流程日常运行的同时,战场的实时调度更多存在于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甚至军长、师长与蒋介石的往来电话、密电以及蒋介石的手令中。战区、集团军等部队官长直接向蒋介石通报敌情、介绍战况、阐述自己的判断、汇报最新的处置,而蒋介石也经常越过军委会、军令部,调整战区、集团军的具体部署,甚至还跨过战区和集团军,直接向军、师布置作战任务。

这样越级指挥的情况相当普遍。一次会战中,层级较低的集团军与蒋介石往来的密电,极可能会多于高层级的战区与统帅部之间的密电。以第一次长沙会战存世电报为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与蒋介石往来电稿为5封(薛发4封,蒋发1封),而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给蒋介石发了29封密电,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发了13封密电,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与蒋介石通电达16封(王发13封,蒋发3封)。此种情况并不仅见于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时蒋介石对集团军的直接指导常常多于对战区的指示。在跳过军委会、军令部等一大套指挥机构的同时,蒋介石甚至越过战区一级直接指挥更低层级的单位。

长期担任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中,没有哪一个不知道蒋介石喜欢用长途电话询问情况,下达命令,指挥战事的。”监听员们“经常听到蒋介石调动军队或者对前线高级指挥官自行下达指示部署,而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却一无所知。事后,再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王正元明言蒋介石“经常越级指挥”,“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一级,尚未接到命令,蒋介石就直接打长途电话给军长一级”。

不少将领曾亲历过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冯玉祥在淞沪会战时注意到:“前方打仗的军队,指挥的权限不一,最高统帅,连一连炮兵他都指挥着。电话是通的,一会儿叫这个,一会儿叫那个。”张治中曾于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回忆道:“湘北大捷诸战役,都是由蒋亲自指挥,而我是不折不扣地传达了命令。蒋常常在深夜打电话找我,对白天打的电报命令加以修改、补充;或是叫我立刻打长途电话,传布命令到前方。”1942年林蔚第二度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后,其职责与张治中类似。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观察,1944年5月6日军事委员会的会报历时不到两小时,“蔚文(林蔚字,引者注)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闻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71944年冬桂柳会战时,蒋介石越过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命令其所辖的第九十三军死守广西全县三个月,最后导致失败,军长陈牧农也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张发奎对此扼腕不已:“如果蒋先生不越权指挥,这一惨事不至于发生。全县在我的战区,蒋先生应该让我指挥。”

包括张发奎在内的多数将领,对于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大多腹诽不已,相关批评也不乏真知灼见。张治中虽忠实地充当着蒋介石的传声筒,但仍心存异议,认为“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1940年枣宜会战时,徐永昌参加军委会会报,就听到张治中和刘斐评论蒋介石“径以手令指挥汤恩伯频频,结果徒多失机而已”。徐永昌本人则相对不那么客气:“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书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卸],结果委员长之要求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李宗仁的批评最为直接而尖锐:“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李宗仁讽刺蒋介石“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这样的批评,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后世历史学家对于越级指挥的分析和评判。刘馥和黄仁宇战时都曾在军中服务,与将领们观点基本一致。刘馥认为:“蒋先生往往为了方便行事,喜欢越过正常的指挥系统——不顾战地指挥官的决定(有时与指挥官的决定抵触)——直接下令至下级单位……蒋先生对指挥系统和战地指挥官权利之任意忽视日趋增长,一直到了中国军队的责任制被蒋先生个人的权威所淹没。”黄仁宇则指出:“蒋介石最被职业军人指责的,一为抗战初期国军精锐牺牲于淞沪地区,在战略上无所收获;一为他喜欢遥制部队,有时候直接指挥,下及师与团的配备……这两点也为史迪威将军所指摘,第一次缅甸战役,蒋派他为总指挥,又直接指挥杜聿明和罗卓英。”史迪威对越级指挥意见颇多,美国历史学家也多接受了他的观点。易劳逸就批评蒋介石“常常亲自插手指挥部队,甚至命令到团一级部队的调动或具体行动,尽管他可能并不了解地势、部队状况或敌军的部署。他常常这样做而不通知他们的上级指挥员,这样极易造成全盘混乱”。

史迪威将军

今天学界在讨论蒋介石的越级指挥时,仍会受到时人看法和前辈学者研究的影响,而持续涌现的新材料,也反复佐证。最近的研究,已经将越级指挥的负面影响归纳得十分全面。可是这样一种糟糕指挥方式,其弊端那么明显,蒋介石却为何一再坚持,始终按照此方式号令调遣前线部队?难道仅仅是因为蒋介石个人偏好独裁,缺乏担任军事统帅的训练、战略素养不足么?此种指挥方式,其存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需要结合语境回到历史现场去讨论。

二、“越级指挥”的语境:战时国民党军组织形态的表与里

较之常规的指挥体系逐级下达指令,军事统帅以个人名义越过军队的多个层级、直接指导前方部队作战,显然是一种突破常规的指挥方式。这与蒋介石的性格特质、成长经历、军事素养等主观因素直接相关;然而作为被越级指挥的对象,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组织形态实际构成了越级指挥的语境,对于理解越级指挥的成因也至为关键,需要细细分析。

抗战时期,军委会作为军事统帅部,担负着指挥和管理国民党军的重任。在军委会之下,国民党军逐渐建立了一个层级明晰、整齐划一的军队系统。卢沟桥事变之后,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内的全国军队,纷纷通电服从国民政府指挥。战区一级单位因之得以初设。1937年8月20日,军委会正式发布军队作战序列,明确将其划分为五个战区。此后随着战事发展,战区逐渐增设,数量最多时达到十余个。战区得到设置的同时,十数个集团军开始组建。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30多个集团军经过频繁的新建和重组,成为了战时军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集团军之下,是作为战略单位的100多个军和其下的300余个师。战区、集团军、军、师以及师以下的团、营、连等单位,构成了一个阶梯状的科层制军队系统。就外在的组织形态而言,该系统和同时代其他参战国的军队系统并没有太大区别。

然而,战时国民党军组织形态的内在面向(dimension)则与其他军队迥异:这个统一的军队系统内部,存在着十多个大大小小互不相属的军事集团,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晋军、桂军、粤军等各地方军事集团长期共存却又相互区隔。军事集团的存在、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对于战时国民党军所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军队系统架构上的整齐划一和内在的分门别户,构成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组织形态的表与里。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军组织形态中的此种两面性,既互为表里又相互渗透。各战区、诸集团军在陆续组建之时,各地方武装一面改换了统一的番号、采用了划一的编制,而另一面又大量地以整军、整师的建制直接编入诸集团军,并进入各战区作战序列。因而各军、师到集团军乃至战区一级,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某些地方军事集团的烙印。这就是学界耳熟能详的“军队派系化”问题。不过具体来看,来自各个地方的军、师数量有多少,地方武装编组的集团军又占到多大比重,而哪些战区受到地方军事强人的掌控,仍需要稍做量化分析。

在军、师方面,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军常备兵额达170余万人,被编为182个步兵师及其他部队。令人称奇的是,在这182个师中,中央军嫡系竟只有35个师,即便加上20余个师的中央军半嫡系、杂牌部队,中央军总体仅占国民党军三分之一强的比重。而剩下三分之二的国民党军,几乎全来自各个地方的军事集团。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经过蒋介石的努力,中央军嫡系的数量从战前的35个师扩充至1944年底的152个师,所占的比例从18.5%提高至44.1%。然而地方军事集团所掌控的部队也并未减少,总数扩充至192个师,仍占据了55.8%。如此比例之下,地方军事集团始终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并将影响相当数量的集团军乃至战区的属性。

抗战期间先后成立的30余个集团军,近半数本就是由渊源相近的来自各地方军事集团的军、师单独编组,其性质自不待言;剩下的另外一部分,由不同来源的部队组合而成,地方军事集团对他们的控制稍弱。据统计,八年中由地方武装编组而成的集团军,其数量与其在全部集团军中所占比重见下表:

表1 抗战时期地方武装编组的集团军数量及在全部集团军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上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889页。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其实略偏保守:中央军中的杂牌部队组成的集团军,如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等部队,其实“中央化”的程度不高,始终不同程度带有一些地方军事集团的色彩。可以确定,抗战八年的多数时期,国民党军近一半的集团军实际操之于地方军事集团之手。

抗战期间先后存在的十余个战区中,少数战区的部队由单一军事集团组成,属于“清一色”的编组。这些战区受到地方军事强人的直接掌控。第二战区由晋军领袖阎锡山担任司令长官,战区内部队均系晋军,要说第二战区是“晋军战区”也不为过。战争初期拟由川军编组的第七战区、战争末期桂系李品仙第二十一集团军的组成第十战区、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等部队构成的第十二战区,情况与之类似。

而其他多数战区,所辖部队来自不同的军事集团,属于“混一色”的编组。不过仔细分析仍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混一色”战区的核心部队仍出自同一个地方军事集团,且战区司令长官多由该集团的领袖担纲,因而某些地方军事集团在这类战区中的影响力相当大。第五战区虽然辖有杂牌中央军、西北军、川军等部队,但其主力第十一、第二十一集团军均是李品仙、廖磊从广西带出来的老资格桂军,随李宗仁从鲁南、苏北一路征战至鄂北、豫南,司令长官也是桂系大老李宗仁。因此该战区中桂系将领具有极大的话语权。粤系张发奎的第四战区、1940年后粤系余汉谋新组建的第七战区,情况与之类似。由此粗略估算,地方军事集团对于全部战区中一小半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半数以上的军和师、近一半的集团军、以及相当一部分战区,不同程度地带有地方军事集团的烙印。看似层级明晰、整齐划一的军队系统,其实是由大小不一、互不相属的十余个军事集团拼凑而成,而各地方军事集团在其中长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普遍掌控着数额不等的军、师,并在若干集团军甚至战区中占据着主导权。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事实上更接近一个由中央军和地方各军事集团基于“抗战御侮”的共识所组成的军事集团联合体,而非一支军令、军政高度统一的军队,譬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因而战时的国民党军,表面上架构整齐划一,内在却分门别户。

战时国民党军组织形态的表与里,决定了国民党军指挥和管理的复杂性。表面的制度设计上,军委会的相关部、会、厅、室与军队系统的各战区、集团军、军、师的对应机构进行联系,国民党军各级单位的作战和运行,均能得到军委会的对口指挥和管理;而在战区、集团军、军、师的组织系统里,此四级单位逐级统辖,根据科层制的原则稳定运作。理论上,蒋介石通过军委会凭借规章、法令、纲要、流程等“明规则”,可以对整齐划一的军队系统实施有效管控;相应地,军队系统部的上级单位也应像蒋介石希望的“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般地指挥其下级单位。然而,在一个军事集团联合体中,军委会的最高权威,军队组织架构的合法合理,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都没能真正突破军事集团的畛域,无法单纯凭借制度来调遣和约束各军事集团主导的战区、集团军与其控制的军、师。

三、越级指挥的实际效能

国民党军组织形态中的上述特性,导致其作战指挥和日常运行依赖于某种独特的内在逻辑。越级指挥,便是国民党军在军令方面依照此种逻辑而实施的非常举措。这提示着越级指挥或许更能适应当时国民党军的客观实际。那么这样的非常举措,其效能到底如何?越级指挥存在着种种弊端的同时,是否也具有一些合理之处呢?

抗战爆发后,尤其1938年底进入相持阶段后,军令部甚至军委会的指令,对于身为地方军事强人的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乃至部分军、师长逐渐失去足够的控制力和约束力。1940年桂南会战中,属于粤军的第三十七集团军第六十六军奉命应攻击敌人侧背,而该军军长叶肇竞抗命,导致战役失利。31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在1940年3月对此点名批评:“乃66A与敌接战后,竟向东撤退,致我进攻八塘之主力军,几陷于被包围状态。”同年枣宜会战时,李宗仁第五战区不遵蒋介石命令,自行回避作战,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桂系“不愿积极抵抗,而以退缩避战为能”。此次会战后期,参战的中央军尚“苦战不退”,而西北军系统出身的冯治安、曹福林、王修身等军、师皆不战而逃。蒋介石复在日记中慨叹:“凡已受旧军阀之所部教育,终不能改变习性,能不彻悟整顿。”

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

而在此之前,战区司令和集团军总司令们面对来自不同军事集团的下级单位时,已经不能有效地发号施令、调兵遣将。“七七”事变后平汉线北段作战失利,负责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就明言,其原因之一就是所属部队“甚为复杂,历史不同”,参加抗战时“旧有的隔阂,未有消除,命令既难贯彻,指挥自难如意,协同更谈不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于1938年指挥兰封会战时,其所统御“部队复杂,相互推诿”,以商震第二十集团军为最。商部原系晋阎军,逐渐中央化成为杂牌,此次会战中商部“每遇战事紧急,彼不待命令先将主力他移”,且违背长官部命令后多匿不上报。程潜被迫申请将其调离出第一战区。毛泽东在1940年分析第一战区,认为战区司令卫立煌“统帅的25万军队中,只有5万是他自己的力量,约10万是中央军,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其余10万是地方杂牌军。其中战区副司令孙连仲(冯玉祥安插的人)拥有2万,其他老西北军约有5万,受冯玉祥的影响。他们都不愿意打内战”。卫立煌作为程潜的继任者,既指挥不动“中央军”,又很难让“地方杂牌军”去执行违背其自身意愿的命令。

当依靠“明规则”运转的指挥体系无法有效地贯彻军委会、军令部的意图,且战区、集团军无法灵活指挥下级部队时,蒋介石便直接与那些因畛域有别而关系疏远的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们进行一对一联系,反而更利于战情的上传和命令的下达。这样的越级指挥,一定程度上是从实际出发的因应,具有较大的操作性。在中央军和地方军事集团之间,蒋介石在越级指挥中往往倾向于遏抑前者而怀柔后者,这显然与既有认知存在着较大差别。

当高阶中央军将领统御低阶地方将领时,蒋介石常常对后者礼遇有加,以免出现指挥不畅的情况。前述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蒋介石之所以同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保持较密切联络,越过第九战区直接指挥其集团军作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王陵基更易接受。根据战前的调查,王陵基“性强直,能力甚强,为该军将领中之杰出者,对刘甚跋扈,对同事甚骄矜”,且“与刘湘有师生之谊”。这位川军宿将资格老于其上级主官——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两人又来自不同军事集团,在学缘、经历上几无明显交集。倘若蒋介石抱以不介入的态度,任薛岳和王陵基互相“公事公办”,其效果不言而喻。事实上,蒋介石的介入颇为有效:他一方面对王陵基温和优容,尊称其为“方舟兄”,在往来密电中夸赞该集团军“至念贤劳”“殊堪嘉尚”;另一方面对于王陵基部提出的要求,蒋介石也承诺代为转发给薛岳知照。如此煞费苦心,蒋介石不仅使得战区、集团军都能够有效贯彻他的意图,客观上还协调了上下级单位、高低阶将领之间的关系。

而在高阶地方将领与低阶中央军将领发生龃龉时,蒋介石更多地选择抑制后者,命其服从前者的指挥。台儿庄战役期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属不少中央军的部队,由于桂系与中央军此前长期对抗,李宗仁在指挥后者时可能存在着一些阻碍。此时蒋介石有的放矢地对中央军的部队主官亲自下令,就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38年3月中旬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进入战场之后,迭奉战区长官部的命令投入侧击,但汤恩伯因为所部亦被日军所牵制,对此命令贯彻不佳,其侧击效果不显。李宗仁称“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危急时刻,蒋介石在4月4日直接对汤恩伯发出特急督战令:“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在蒋氏如此严厉的催促下,汤恩伯军团遂迎难而上,和友军一道完成了对日军的合围,取得了较大战果。这并不是个例,随后的兰封会战中,蒋介石就要求嫡系桂永清对粤军将领李汉魂的“指挥应绝对服从”,命令嫡系胡宗南“对李汉魂同志应与之切实联系,协同一致”。蒋介石在越级指挥中压制嫡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军事集团之间的摩擦,“润滑”了运转不灵的指挥体系,使之反而能够按照标准流程运转。

台儿庄战役期间的李宗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情况下越级指挥还有着技术上的考虑。理论上,由军令部、战区、集团军、军(师)构成的逐级指挥体系,对各个层级的通信单位依赖很大。但国民党军的战地通信,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可靠性较差。国军历次失败的会战,皆与通信不足有关。如淞沪会战的撤离阶段,第三战区的撤退令就未能准时到达张发奎的右翼军指挥部,以致张发奎“错失了指定的撤退时机,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兰封会战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告蒋介石:汤恩伯和孙连仲的“电台尚多叫不通,拟恳在通讯未复以前,汤、孙各部请钧座直接指挥”。中条山会战中,部队一经转移,通信网络即中断,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就直言“通信器材缺乏,不能构成绵密的通信网,稍有破坏,即与各方失去联系,影响作战者实大”。因而在此种情况下,各集团军直接与蒋介石联系,较之联络战区转呈军令部,反而更可靠而快捷。

蒋介石利用个人威望和人际网络,越过军委会、军令部,直接同军队系统中的不同层级进行互动,收到过不少良好效果。而在一些时候,他的越级指挥也面临失效的困境。武汉会战中,蒋介石亲自督促桂系李品仙派两个师进攻,李品仙却只派一个师前往,“敷衍了事”。枣宜会战初期,蒋介石亲自命令李宗仁和汤恩伯挺进敌后,李宗仁复电称危险过大,请蒋介石收回成命,只有汤恩伯表示“遵令东进”。

遭遇上述情况,即便是个性素来强硬的蒋介石也无计可施,有时只得放权允其自由发挥。李宗仁在抗战初期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请求蒋介石少打电话指挥该战区,6年间蒋介石果真极少给李宗仁打电话,李宗仁因此在第五战区的指挥中拥有较大的自由度。蒋介石对此其实抱怨连连,枣宜会战失败时,他曾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李宗仁拒其指挥的不满:“第五战区此次转胜为败,全在战区长官之无胆识,乏判断,小胜则骄,小败则怯,敌军未进,而其长官部退却,迁移不知所止。”尽管如此,他也不得不听之任之。此时,面对地方军事集团所属的战区、集团军不接受指挥的情况,蒋介石和这类战区、集团军中的中央军嫡系部队保持联络,客观上对于某籍某系的长官、总司令也是一种制衡。

毋庸讳言,越级指挥这种军令上的非常举措,并非理想的指挥方式。除了时人回忆和既往研究指出的,导致指挥命令混乱、将领责任心削弱、指挥层级破坏后抗命现象频发等问题外,在数十个师参与的大规模会战中,蒋介石一个“点”独自要同时面对战区、集团军甚至军、师多个“面”,其效率实在不高。然而,蒋介石通过往来电话、密电、手令,以个人名义越过军队的多个层级、直接指导前方部队作战,在相对超然的位置调停了不同武装之间时刻存在的不谐,同时能够推动各个层级贯彻他和军委会的意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情的上传和命令的下达,对正常的指挥体系确实是一个有效补充。国民党军特殊的组织形态促使越级指挥应运而生,这样的非常举措看似不太常规,然而在中央军和地方军事集团并存林立的国民党军中,再合理不过。

余论:战时的中央与地方

在军令方面,国民党军按照其内在逻辑,由蒋介石越级指挥前方部队。相应地,在军政方面国民党军也根据同样的逻辑,进行着别具特色的管理。军政方面的核心工作人事、编制上,国民党军既遵照相关章程、法令、纲要、流程等制度处理各类事务,又充分容许各军事集团保有较大的运作空间,使其人员得到安置,队伍保持实力。此种军政方面的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适应了国民党军的组织形态。各军事集团通过迂回、周旋获得利益和发展的同时,也在事实层面一再承认军委会的合法性,拥护蒋介石的最高权威。

不难发现,上述内在逻辑的核心,是承认各军事集团的地位,维护其权益,并通过个人关系与之私下沟通。此种带有“羁縻”意味的逻辑,贯穿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日常运行,自然和军队的组织形态有关;然而其依靠个人而非组织的特点,相当程度又是中国传统政治在国民党军中的延续。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彼时的国民党军“虽在若干条件下具有现代形貌,实际仍是社会上的一种游体(foreign body)。在这种条件之下,军队的统御、经理不能不受旧式社会环境的限制”,旧式的“人身政治”遂于此间大行其道。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也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过去”。

黄仁宇的看法,补充解释了此种内在逻辑得以存在的心理因素。然而无论是剖析国民党军的组织形态还是从传统中寻找根源,这样的观察都是静态的。中央军和地方军事集团并存林立,加上传统文化的赓续,都是“羁縻”逻辑形成的原因;但在长达8年时间中,它在国民党军内部始终流行,并未呈现出衰减的迹象,需要一个相对动态的分析方可说明原因。抗战期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消长便是最需要探究的变量。

黄仁宇

抗战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出现了明显的权势转移?一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给了国民党机会,可以进一步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军队国家化”目标,事实上蒋介石确实也大大扩充了中央军嫡系的数量,同时相当程度分化、削弱甚至吞并瓦解了一部分地方军事集团。然而问题在于,倘若战时真发生了如此有利于蒋介石政权的显著变化,蒋介石和军委会何苦还要一再地容忍和接受此种问题颇多的“羁縻”逻辑?

另一种看法则与之相反: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战不断削弱着中央军的实力,尤其是1939年“冬季攻势”等会战的挫败,逐渐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军事政治关系中的平衡,虽然蒋介石采取了内、外两种办法对地方军事集团软硬兼施,然而效果不彰。蒋介石政权与地方军事集团的关系已不似战争初期融洽,同时中央越来越难以控制各个地方军事集团。到了战争末期,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睿智地发现:“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属服从其指挥。”在这样尴尬而艰难的情况下,“羁縻”逻辑方能生生不息、潜滋暗长。

现在看来,后一种看法或许更符合史实。若干新发掘的史事表明,蒋介石的中央在抗战期间一度陷入相当弱势的境地,面对某些地方军事集团的挑战,大多无计可施,只得相忍为谋。1939年、1940年川康将领数度对蒋介石发难,而蒋对此竟无可奈何。1940年3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沉痛地写道:“一、滇龙之不明事理何以至此,彼必以抗战失败为快,而胜利为忧矣,可痛之至。二、泸州周成虎师、乐山刘树成师,已为共党企图之目标。三、康刘已入共党之包围中乎,后方各地情形与军阀心理之恶险,殊堪注意。”位于后方的云南、四川、西康地方军事集团同时不遵号令,情势可谓危急。徐永昌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他在4月12日的日记中说:“川魔不肃清,阎李不离晋桂,国家不会承平。”同时期中共方面的报告对此则有详细的叙述:此间“地方与中央势力演成势不两立的严重现象”,周成虎等人已在秘密策划军事行动;川军彭焕章部表示“不把中央势力打出四川,四川人就不能平安的”,并曾派兵进城去攻击复兴社的特务队。蒋介石最终做出让步,放弃其自兼的四川省主席,改由张群接班。蒋介石认为,面对四川等地的“旧式军阀”,“宽严皆非,轻重两难,惟有置之缓图,以观其后也”。
中央一旦频频示弱,地方军事集团的态度就呈现出明显的变化。龙云、刘文辉等一贯反蒋的地方强人自不待言,即便是过去与蒋个人关系貌似融洽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此时也表现出“二心”。毛泽东在1940年11月26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信中透露:卫立煌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就向中共表示“自己不愿意反共”;此刻在新的“反共战争”面前,卫立煌仍采取同样的态度,“希望和解”;卫立煌“对蒋介石一直很不满,说对中国来说蒋是没有希望的。他试图成立独立的派别取代蒋。他的多数拥护者是他的同乡安徽人。他的部下很少有蒋介石安插的人”。卫立煌甚至向中共暗示,“以后形势变化他希望通过中共得到苏联的支持”。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军事集团已变得愈发肆无忌惮、胆大妄为。1942年12月,桂系主导的第五战区,其所在的鄂北因粮食问题出现纷争,戴笠密查此事后发现对于中央来说,第五战区“危机四伏,关系重大”。在戴笠看来,战区长官李宗仁“貌似宽厚,心则叵测”,和过去反对中央时没有变化,“既不能以理喻之,又不能以情感之,更不能以德化之”。戴笠观察李宗仁之“着眼点无时不以扩大军力,开拓地盘,榨取货财,预为战后地步。其野心之大,一加细按,昭然若揭”。这并非戴笠的一家之言,抗战时期第五战区对于湖北省政府的打压,也是有目共睹。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认为,当时中央对于桂系领衔的第五战区已缺乏约束力,将该战区比附为明末四镇之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拥兵自重而“不知有国,肆意摧残中央法令”。

在同一时期,频频违逆中央意志的地方军事集团,绝不仅仅后方的川康滇数省将领和前方第一、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何成濬对于此种现象痛心疾首,直言“自抗战后,各省又渐由统一而变为割据,新式军阀较前之北洋军阀,尤为骄横,中央威信,远不如五年以前,无论如何措置,恐终难收圆满之效”;在他看来,“抗战军兴,以外力压迫太甚,前时所谓杂牌军队,大部分具有国家观念,一惟中央之命令是听,改编整理,毫无阻力。惟某某四五省区高级将领,视此为千载一时良机,乘中央无暇他顾,要挟欺骗,扩张其地盘,充实其军队,危害党国,破坏抗战于无形之中”。

显而易见,战时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天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两者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权势转移。正是中央持续式微,地方逐渐上升,国民党军组织形态中的两面性方越发典型而突出,其作战指挥和日常运行中的“羁縻”逻辑,才得以愈演愈烈。这一时期蒋介石、军委会对于此种逻辑采取容忍和接受的态度,当被视为蒋介石和军委会“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不难看出,越级指挥这样时势造就的变通,其外在表现是“越级”,内在动机和意图则多是“羁縻”。尽管问题重重、弊端颇多,然若将越级指挥置于其所在的时空,对于它的实际作用和合理之处,也可给予一定的了解之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