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特的舆论场: “孤岛”时期《密勒氏评论报》上的中国读者来信

来源: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 周瑞瑞

摘要：近代以来，报刊媒介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更是战争时期重要的政治阵地与文化窗口。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市区沦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孤岛”。散布世界各地的中国读者接力投稿给身处“孤岛”的美国在华周报《密勒氏评论报》，借由该报特殊身份的保护，传递沦陷区内外真相、宣传或评述中国各方政治力量，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帮助中国抗战，构建出一个独特的舆论场，展现出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国家意识，也展现了抗战时期民众对国内不同政党的评价与立场。“孤岛”时期《密勒氏评论报》上的中国读者来信，为解读抗战时期中国特殊的历史与政治情境提供了重要切口。

《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是由美国知名远东记者托马斯·富兰克林·密勒（Thomas Franklin Millard）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生约翰·比尔·鲍威尔（John Bill Powell）的协助下，于1917年在上海租界创办的一份英文周报。1922年，鲍威尔收购密勒股份，全权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和发行人，直至1941年底该报停刊。因存续时间长，报道内容丰富，社会影响大，《密勒氏评论报》成为研究近代上海以及中国的重要史料。自1937年淞沪会战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在战事中宣布中立，但事实上已被日军四面包围成为“孤岛”。《密勒氏评论报》在“孤岛”内开设中国抗战报道专栏，所刊新闻在揭露日本侵华事实、客观评价中国各政治力量及呼吁国际社会支持等方面产生影响，拥有中国本土及海外众多订阅者。彼时该报被读者赞誉为“黑暗时代里唯一的自由之声”，海外“有关东方新闻的唯一信息来源”。

在战时通讯通邮时常受阻的情况下，《密勒氏评论报》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日方审查，又实时与国际社会保持联系，因此大量中国读者（包括华人）持续投书该报，或互通有无、释疑事宜，或表达立场、宣传主张，数量规模远超其他中外文报刊，在战时形成独特的言论场域。现有的《密勒氏评论报》研究多偏重于探究该报自身沿革及其记者编辑团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情况。另有学者仔细爬梳国民党战时国际宣传体系与租界英文报纸之间的关系，但对宣传的具体内容与受众反应着墨不多。学界有关战时中国民众舆论、心态的研究更是鲜少。本文以《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读者来信内容为研究对象，呈现抗战时期的民众心态，并将之作为观察民族意识、国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读者来信

1937年上海沦陷，大批中文报刊被迫停刊或迁往内陆与香港，留守租界的报刊要么进入半地下状态，要么改换门庭成为外商的“洋旗报”。它们势单力薄，“未能充分发挥其报道与评论抗战大业之责”，租界外的报纸又被日本军方或者汉奸、特务机构控制，中国人的言论空间被严重挤压。而“孤岛”内绝大多数外国通讯社和报刊随本国利益变化，对中国抗战的立场游移不定，甚至有些已被日方渗透。《密勒氏评论报》是为数不多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外文媒体之一，其股份单一，管理人员构成简单，与中日官方都保持一定距离。日本情报机构始终未掌握《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编辑全貌、运作模式、实时发行数量等信息。

淞沪会战时期，《密勒氏评论报》印刷厂处在中日交火线上，无法正常出报，一度只能靠手摇印刷机印制小版面报纸，但仍坚持出版。1938年，日军将战线拉长，上海不再是战事中心，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的邮政机构重新恢复与后方的通邮通汇，同时国际邮递业务也继续运营。这使得《密勒氏评论报》在战时的发行量接近甚至超过《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中文大报。由于无法对租界实施令自己满意的新闻管制，日本转而采用人身伤害、切断邮路等破坏性的举措。1940年，汪精卫训令伪上海市政府与各国驻沪机关交涉，驱逐包括鲍威尔在内的7名知名外国记者、编辑出境。不久，《密勒氏评论报》报社被炸，鲍威尔遭遇特务街头棒击，并被投掷手榴弹。幸免于难的他选择继续留在上海运营报纸，而负责发行该报的中华邮政总局爱国工人时常通过做伪章骗过日籍新闻检查官，《密勒氏评论报》得以顺利流通至本市与外埠。

自接手《密勒氏评论报》后，鲍威尔坚持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致力于办一份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报纸，重视编读交流。该报“致编辑的信”（Letter to the editor）栏目始设于20世纪20年代，创设初期全年收到的来信多则二三十封，少时仅一二封；抗战全面爆发后数量激增，至1941年底停刊前，栏目共刊登530封来信，其中中国读者（包括华人）的信件460余封。投稿读者构成中，除了外国读者，最主要的是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及在中外贸易公司、工厂、银行、报社工作的普通社会人士。来信所署地址遍布全球。

《密勒氏评论报》的读者投稿栏目对所有人开放，1937年至1941年间各年度读者来信的主题与数量分布见表1。这个栏目是战时为数不多的信息交互平台，也是一个多功能的公告板。读者来信中针对时事的评论、质问等层出不穷，与生活有关的启事、辟谣、讣告等（即表格中的“其他”一栏）也不时刊印。众多读者持续来信赞赏《密勒氏评论报》，讽刺、抗议日本的新闻审查，希望能为报纸的战时事业提供支持，鼓励报纸持续刊印，来信读者中不乏如罗家伦这样的知名人士。报纸曾试图号召读者就具体话题展开广泛讨论，但囿于战时通信时常中断，这些设想往往难以为继、不了了之。

说明：1.本表所指中国读者（包括华人）来信，指能够通过语气、立场、署名等明确判断为中国人（华人）所写的信件。2.若一封来信同时涵盖两个（含）以上主题，则计入占篇幅最长的主题，不重复计数；零散、无法归类的来信均计为“其他”。3.主题按出现先后顺序排列。4.表格空白处即为无数据。

战争时期，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公开或隐秘的形式对报纸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935年，鲍威尔的校友董显光在蒋介石授意下组建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董显光曾任《密勒氏评论报》副主编，还曾是中美合办英文报《大陆报》的股东。他与鲍威尔等人相识，也深谙租界办报之道。全面抗战爆发后，董显光在上海为英文报业提供信息，与《密勒氏评论报》联系紧密。共产党方面，1937年5月至7月间，周恩来秘密抵达上海数次，会见地下党与左翼作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要特别加强上海这一“政治舆论的中心”的工作。次年，以王炳南为组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正式开展外事活动，其主要工作就是为国际刊物撰稿，联络外国友人，强调对外宣传。1938年，经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意，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中共秘密领导小组的组织下，第三厅下设的国际宣传处日常工作之一是向外国记者提供党刊以及其他本党新闻的英文资料。而报纸上不时出现的汪伪政权组织的来信和倾向于汪精卫笔调的读者来信，也都说明国共两党以外的力量对该报的关注。

《密勒氏评论报》坚持正向报道中国抗战，战时发行量可观，社会影响愈益加大，成为中国国际宣传工作中备受重视的外文平台之一。“孤岛”的特殊环境、《密勒氏评论报》的媒体地位、不同政治力量的关注，使得《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读者来信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舆论场。

二、民族意识的宣扬

国难当前，匹夫有责。抗日战争的残酷首先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孤岛”时期《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读者来信展现了民族意识的三重表达。

一是揭露和批判日本侵略的事实。1938年初，《密勒氏评论报》刚一恢复与中国读者的联系，就收到大量沦陷区的来信，这些读者来信以事无巨细的笔触描述日军的侵略事实，谴责日军侵华。例如，TWL痛心家乡常熟遍布残垣断壁，日军强迫幼童接受奴化教育，强征农民为兵。O.S.C讲述无锡房屋烧毁，物价飞涨；日军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禁售外货、倾销日货，甚至规定每5户家庭只能拥有1把刀。T.S.Nan告知，从沪宁沿线、各沦陷区逃出及受黄河洪灾之苦的难民齐聚苏北，已有10万之众。读者“难民”（Refugee）细数日本情报机构为南京和杭州的孩童编撰反白人、反共及亲法西斯奴化教材，江浙多处开办东京知名百货分店以倾销日货，日军强行用自制军票换取中国货币。读者M.Y.T和PHAW则痛陈南昌、嘉兴、苏州、南浔等地城镇被毁，伪政权人员招摇过市，日本人到处抢劫，索要保护费。这些信息比中文世界的本地新闻报道更早一步传播至国外。许多中外读者来信订阅，催促报纸刊登更多沦陷区日军侵略事实，以正视听。

1939年，上海租界当局屈从于日本的新闻预审查制度，但在华英文报刊反而逐渐强硬，开始有意反抗，中国读者来信撰写的日军罪行细节陆续在《密勒氏评论报》刊出。如PHAW指责日军屠杀镇江2000余人；江西的Hu Chang告知吉安一日就遭日军空投炸弹上百颗，300人被烧杀，财产损失高达千万；Chiang.S.N.则转述工厂主消息，指出日方急令生产尸体装运袋，数目高达51万个。直到1941年日本进一步施压租界当局、对报刊内容作出严格限定，此类消息才逐渐减少。

二是反思本国政治问题，抨击租界当局不作为。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政府审计部胡继贤来信批判中国政府缺乏强势外交，“内心的自卑以审慎、耐心的名义疯长”。他高喊“宁愿看中国像个人一样死去，而不是懦夫一样活着”。同处南京的HC痛心“为什么中国这么弱”，直指各省官员敛财、生活奢靡以致政治腐败之现状。日军全..面侵华后，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下层人民愈发艰难，资本家大发战争财。上海读者PHAW、O.S.C痛陈战时大众苦难归于政治乱象，以及少数资本家、资产阶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供社会救济上的责任缺位。1939年2月，转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胡继贤来信希望中国政府高层能听到下层声音，“钱放在私人口袋比武器放在敌人手里还要危险”。该看法引发重庆L.C的共鸣，他认为“缺乏爱国主义”的特权资产阶级“叛国者”“无可救药”。PHAW以及当时居住在上海富人区的Cheng ChiChung和香港的L.K.CHEUNG也纷纷附议，认为政府应严惩发国难财的“上流社会的人”，对资产阶级采取行动。

上海尤其租界是矛盾焦点。肇始于晚清的华洋关系和租界议题，在晚清至国民革命时期就曾引发中外人士在英文报刊上的多次笔战。当时中国人多指责列强武力入侵、干涉中国内政，指责外国丑化中国等。淞沪会战后，上海自近代以来的发展进程基本停止，甚至倒退。此时的读者们转而关心上海应当如何尽力维持正常秩序。除了新闻审查，租界工部局在胁迫下被迫允许“提升”日军在租界的行政及司法裁量权。1938年12月，日本协助组织汪伪政府并成立“上海特别市”，诱发多起恐怖暗杀事件。上海陷入恐慌，工部局却无所作为，引来读者批判。NEMO、PHAW号召工部局应当主动承担起监管日本限制中国人行动的责任。读者“大白话”（Plain Talk）讽刺工部局不作为，标榜的战时安全举措形同虚设。读者“需要行动”（Action Needed）认为工部局只懂得让中外资本家获利，却使原本就贫困的工人阶层愈发艰难，因此应当组建公共组织来保障工人利益。Robert Sung讲述工部局对日本和汪伪政府杀害上海报界人士的“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束手无策，以至于虹口和“歹土”地区暗杀丛生，一片混乱。S.O.P、Li Sing-Erh等均指摘工部局无视租界内纳税人意见并且任由日本渗透宣传。

三是宣扬中国人民（包括华人）共同抗战的昂扬斗志和必胜信念。1938年8月，在好莱坞电影《上海的女儿》中第一次出演正面华人形象的影星黄柳霜来信，提及在美华人正在积极筹款，侵略只会让全世界华人更加团结。11月，上海的OON AND OEN有感于日军推进之速度，认为抗日靠抱怨和游行是不够的，要“看我们自己的联合战线”。大后方的Lin A G称昆明即将成为第二个北京，大学开学，银行营业，铁路开张，经济计划有条不紊。次年2月，川滇铁路工程师T.I.Hu告知叙昆铁路段建设情况，称受抗日鼓舞，“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主导工作，一切“顺利进行”。前往北平的O.S.C来信警示华北路途危险，但即便如此也“无人抱怨”，人们都在伺机抗战。另外，《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室17岁的中国勤杂工Hsieh Hsin-yuen辞职去前线参加抗日童子军，1939年6月间辗转于江西萍乡、吉安等地时来信谈及“很累，没有钱，吃的很差”，但周遭的大众和士兵对抗日生活状况已习以为常，“精神状况都很好”。随着战事发展，编辑室另一个16岁的孤儿勤杂工Chiang King Hwa也受到鼓舞，留下一封信，去重庆追随童子军。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每个中国少年都应报效祖国……我失去了父母亲和我的快乐家园，我要和祖国的敌人战斗！”Y.P.Liu则来信告知，国立浙江大学学生生活艰苦但不忘锻炼身体，就算有空袭，上课等一切有条不紊，时刻准备报效祖国。江西的HUC告知吉安连受空袭，但人们坚信最终中国会战胜日本。TNT也自湖北发声，谴责日本组织反英游行混淆视听，但“不可能摧毁中国人抵抗的意志”。马来西亚一位未署名的华人读者更是写诗深切感怀，要为祖国母亲战斗，不惜“牺牲财富、生命与一切”。

黄柳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自1939年秋开始，读者们的言语愈发有力度。纽约、约翰内斯堡、上海、重庆等地的中国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谁都会同情中国”，但“中国要靠自己”，“若不斗争，肯定会输”，“中国一定会赢”。昆明“国立中正医学院”的L.S.L来信介绍，医学院医学生“劲头很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积极”。日本频繁空袭重庆，Peter Chao特意将中文报纸的报道翻译成英文寄来，请外国人看看中国人如何鼓舞自己。重庆中学教师W L Wang来信讲述知识分子对躲避空袭“跑警报”由消极到乐观的心态转变，并相信“敌人在不久将来就会倒台”。上海学生Hee Pang表示战时生活状况愈发糟糕，但是“我们应更加用功，对国家负责任。我们是学生，是国家的主人”。Cheng ChiChung转来一封小学老师的信，信中表示老师的自由虽被限制，但会在孩子幼小的心中种下自尊的种子，高呼“现在戴在我们手上的镣铐，未来会全部打碎！”Fan Jih Tse呼吁外国记者秉持公平与正义报道日占区事实，将真相大白于世界，一起制裁日本这个“史上最坏的入侵者”。

三、对国内政治力量的认识与评价

《密勒氏评论报》的读者来信，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政府、汪精卫政权这三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与较量，反映了民众对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与诉求。

汪精卫一方几乎没有民众基础，读者来信中对其可谓骂声一片。1938年12月，汪精卫连同周佛海、陈公博公开叛国，承认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次年8月，为争夺党内正统，汪伪国民党“六大”又在上海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纲领。其一系列行为令众人哗然。时任暨南大学教授李权时专门撰写长信至《密勒氏评论报》，澄清此前有报纸怀疑其为汪精卫支持者的传闻，极力消除误会。其间有位印尼爪哇岛的P S Cheng自称是汪精卫的仰慕者，认为汪氏只是“缺少对人民感受的敏感”而已，引来其他读者的群起攻之。基督徒Francis X Tsu建议四万万同胞各捐指甲盖那么大的铁，在中山陵前铸造汪精卫跪像，使其“名垂青史”。“真相另一曝光者”（Another Exposer of Truth）则讽刺周佛海当时出版的自传阳奉阴违、欲盖弥彰。沪赣黔等地多名读者表示，汪精卫是史上最大叛徒、中国人的弃儿，傀儡与走狗们必将受到惩罚。1940年2月24日，《密勒氏评论报》结合日本新动向评述中国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报道称日本兴亚院总务长柳川平助意欲在华建立亲日新区域，但似乎并未“垂青”曾叛逃并巴结日本的汪精卫。报道又称重庆政府似乎已与西藏缔结友好关系，稳定西南一方。因此，所谓蒋介石与龙云意见不和、拒绝建立非军事区的谣传，应为来自汪精卫一方的信息烟幕弹。新闻一出，伪中华通讯社来信喊冤，表示国防委员会最高会议由汪精卫主导，蒋介石和龙云的非军事区计划是因“有缺陷”才被否决。汪伪宣传机构来信原本只是意图解释，并未要求刊登，没想到来信被《密勒氏评论报》原样刊登，报纸直接回应称汪精卫只是想抱怨蒋介石和国防委员会有间隙而已。其间，《密勒氏评论报》还刊登了不少讽刺汪精卫的时评，其立场引发了更多读者共鸣。读者M痛心沦陷后的苏州“忘性大”，居然庆祝伪政府成立，“一切都被雨水洗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特意来信告知，伪《中华日报》捏造所谓商务印书馆发表电告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敬请同胞警惕。齐鲁大学教员William L.Yu声援在上海被汪伪傀儡迫害的记者，高呼“定要有人在‘歹土’执掌正义与真理之火炬”。远在纽约的作家林语堂也愤慨来信：“如果汪精卫能在一年内杀掉重庆三个最高领导人，我就自杀。如果日本的米内光政和汪精卫成不了事，米内就该自杀！”11月，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遇刺身亡，PHAW来信叫好，称这是对汪精卫的警告。

南京伪国民政府主要成员。左起：王揖唐、周佛海、陈公博、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卓特巴札布氏

对汪精卫的谴责是持续的。1941年1月，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并印发伪中储券。PHAW警示其他读者，傀儡银行将进一步强迫有货物通行需求的进口商将外汇存入银行。随后，伪中央电讯社上海分社社长黎昭智来信介绍法币兑换现状，为伪政府站台，声称个人必将受益。来信无人回应。不久，上海银行公会、重庆政府对汪伪政府展开货币金融战；军统进行“锄奸行动”，制裁日伪银行人员。从汪伪宣传官员穆时英和亲近重庆政府的记者邵虚白相继被暗杀开始，双方极端行动迭起，经济困难的上海陷入新一轮恐怖。Fan Jih Tse来信详述，汪精卫爪牙遍布城市，上海已成暗杀、绑架的恐怖之地，要求处理“人民一号公敌”。1941年，汪精卫再度赴日会谈，德意两国和罗马尼亚承认其政府为“合法政府”。读者Fan Jih-Tse、PHAW、穆文富纷纷来信谴责汪精卫为日本走狗，以中国人血肉取悦主人。适时，一名汪伪“和平建国军”的出逃士兵Huang Kenfoo来信讲述个人经历，称自己曾是杭州丝厂工人，从未受过军事训练，被抓壮丁入伍却从未收到军饷；军中下层兵士条件艰苦，吃夹生饭、睡稻草，执迷于偷盗和纵欲；上层长官劫富又劫贫，越来越有钱。

汪精卫投敌后，不少读者转而表达对蒋介石一方的肯定，其中不乏重庆政府的宣传人员。早在1938年，广州沦陷和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要“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的一贯方针，勇猛奋进，造成最后之胜利”。倾向蒋介石政府的Shao Yeng-Ching认为其中蕴含着“中国这个伟大国家未来的动向”。Francis X Tsu则认为日本笼络蒋介石不成才转向汪精卫，“蒋介石才是最终决定中日战争的人”。严崇发从新加坡来信阐释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内涵，认为个人应为奉献国家提升修养。读者CTL还专门为报纸收集各种外文刊物对蒋介石的夸赞之辞，“以飨”其他读者。

然而读者对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持否定态度的声音似乎远甚于赞誉，尤其是来自大后方的信件。1938年9月，身处重庆的《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孟长泳来信，介绍大后方政府意欲发展西南。同在重庆的YYT随即承接话题，抱怨重庆人口激增、房屋短缺、长江上游地区生活艰难。此前曾经赞许过蒋介石的PHAW也质疑蒋氏主导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无法调动中国以游击为主的战斗力量。1939年1月，《密勒氏评论报》转发福建省主席陈仪的新年讲话，论及政府将采取增加基建、鼓励出口等措施推动重建。读者C.F.S立刻来信告知，事实上福州已被逼封闭，重庆政府下令禁止福州港出口货物到日本，城市一片人心惶惶。HH Cheng也补充道，有钱人都逃往上海和香港，福州商业凋敝，学校迁至中部。

1938年末，《密勒氏评论报》增设“民众说”（What People Are Saying）栏目，希望收集战时更多普通人的想法。此时恰逢国民政府内迁，各部门人员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重庆。《密勒氏评论报》读者来信尽是对重庆政府的不满。FW认为重庆没有处理好物价和货币贬值问题，也未解决西南各地缺粮短水的问题。“下江人”（Lower Bracket）抱怨政府无力保障人民日常生活，物价飞涨，“有钱人正享受人生，穷人却连饭都吃不起”。1940年重庆庆祝“双十节”，SR表示节日意义淡漠，人民要的只是好政治和好政府，而不是名义上的宪法和议会；人民只想物资充足、物价稳定，不要资本操控市场。蒋、汪在上海开展金融战时，重庆生活依旧没有起色。“需要行动”（Action Needed）指责“政府对沦陷区无能为力，在战时首都也毫无作为”，有钱人轻松将财产转移至国外；通货膨胀，银圆极度贬值，物价飞涨。H L讽刺重庆政府基建腐败，边预防空袭边盖房子，花费百万却未落到居民实处。Henry Chen也指责重庆政府实行严格新闻审查，自由压榨钱财，缺乏公共监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和汪伪政府在租界内外以涉共为由加紧对英文报刊的渗透与打压。《密勒氏评论报》已然关注到中共作为独立政党的崛起态势。1936年，该报首刊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又陆续介绍部分中共领导人生平，推介共产党人撰写的战时社会分析读本，刊登有关新四军的详细图文，充分肯定中共的抗战作用。不少外国读者也希望能多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些“神奇的力量”。

相较于共产党有限的国际宣传，此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以铺天盖地之势袭来，试图全方位影响国际舆论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政党的认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之方针，严重破坏国共合作。在这种背景下，《密勒氏评论报》仍然保持独立办报的风格，并未沦为蒋介石与国民党的舆论帮手。《密勒氏评论报》在引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一书时，特别摘录了其中批评蒋介石的言论。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之际，也正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受战事影响交通严重阻滞之时，编读通信时断时续。6月10日，《密勒氏评论报》知名的“中国名人录”栏目刊出一位所谓“新四军高级将领”萧家驹的人物小传。事实上，曾在徐州会战后任新四军训练营教员的萧家驹早已脱离新四军，此时已经作为军统参谋被诱降出任“和平建国军”高级参谋。不久，由张云逸和周子昆共同署名的新四军军部自安徽来信，澄清该人已与新四军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密勒氏评论报》在1939年9月刊登斯诺对毛泽东的第二次采访后，有关中共的消息就沉寂下来。1940年之后，国民党加大对中共的封锁力度，同时中共将英美记者看作英美对华政策的先导，在这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几乎没有外国记者进入中共控制地区进行调查采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密勒氏评论报》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重庆政府一方，董显光受命封锁所有不利于蒋介石的相关新闻。《密勒氏评论报》因批评国民政府在重庆被扣发、禁售，鲍威尔与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多年的合作关系由此恶化。而共产党一方，周恩来安排王炳南、龚澎等人积极向在华外国记者告知事变真相。双方态度形成鲜明对比。1月27日，蒋介石将皖南事变定性在“军令军纪”层面，称不牵涉党派与政治问题。《密勒氏评论报》刊登节译稿，虽未评论，但配发长标题认为皖南事变被刻意“忽视”（belittled）。新四军、统一战线何去何从，顿时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主动化解危机，从政治舆论上反击国民党。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与罗斯福特使居里就皖南事变问题举行会晤，向美国提供有关事变真相的若干材料。转移到香港的中共外宣机构主动联系英美记者，向国际中英文报刊发送新闻专稿，并同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美籍人员解释说明，提供新四军的相关材料，同时与国际民间组织、美国华侨团体加强联系，持续发声。对美国的宣传工作使得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形象为美国政府与民众所了解。

正如时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纽约办事处负责人李复向董显光所报告的，此时美国民众所见只有抨击国民党的舆论。《密勒氏评论报》所刊的读者意见大多数也站在新四军一边。“一群中国人”（Group of Chinese）来信说明，“受到人民喜爱”的“人民军队”新四军有口皆碑，抨击国民政府对皖南事变的淡化处理以及新闻审查会消解抗日力量。上海的“一群中国学生”（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表示“十分震惊与心碎”，认为新四军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抗日，在长江下游声誉极高，重庆行径实为彻底反共、放弃抗日。

更多读者为统一战线及中国未来感到担忧。不少读者认为，蒋介石反共只会让日本渔翁得利：“兄弟怎能内斗？”持中间立场的民主人士居多的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将致重庆政府、冯玉祥、共产党和全国国民的电告寄给《密勒氏评论报》，认为事变令“亲者痛仇者快”，真相一开始就被偏见所掩盖。致共产党的电报表明，新四军并未“违背军令袭击友军”，反而是中央军以多围少恶化国共关系。两党应公开协商，摧毁亲日者阴谋。上海的SSS夸赞新四军游击技术突出，装备简陋却能抵挡大规模日军，是一支政治意识强、纪律好、忠诚的队伍，并连连追问：“为什么下令让这样一支抵抗敌人、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确实帮助和保护人民的军队转移驻地？为什么解散它？”

随着国共分裂话题持续发酵，读者对国民党、重庆政府的失望也在扩散。1941年4月，越南河内的Henry C Kwan来信表示“无法与从前一样敬爱蒋委员长”；新四军有口皆碑，是“完美的”军队，敌人忌惮其存在，让“人民的”新四军转移到北方，意味着失去民心；“希望国民党不要像1927年那样令人失望，否则将不会被原谅”。Chao Sung Nien悲观地认为，解散新四军让“人们相信的美好未来变得越来越渺茫”，“新四军战斗得很好，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一支有力的抗日军队。而国民党对共产党死灰复燃的敌意在十年间几乎毁掉这个国家”。T.T Chang认为国共分裂严重，处境艰难的北方红军“在没有任何帮助下抵抗日军，非常值得赞赏”；至于重庆政府，他却感到“害怕”，“人民都没有吃饱，政府却去讨好外国人。饥饿会改变人们的忠诚”。

《密勒氏评论报》刊登的众多读者来信中，抛开汪伪组织成员明显背离事实的来信外，表达对抗战本身的忧思与希冀，期望政党合作、民族团结、国家独立成为主流声音。《密勒氏评论报》对相关议题坚持了独立立场，完整保留了中国民众的心声表达。看似掌握信息优势的国民党在其中并没有获得预想的宣传效果，而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则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

四、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向国际社会的呼吁

抗战全面爆发后，《密勒氏评论报》的读者来信一方面揭露日本侵华的事实，另一方面尝试深入分析日本对华政策，试图通过对日本的批判和谴责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声援。1938年9月，读者“和平爱好者”（A Peace Lover）来信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要批判日本人好武的观念，要“彻底根除日本人对他国野心勃勃的态度和侵略战争精神”。1939年3月，上海的“读者”（Reader）为《密勒氏评论报》引荐纽约《太阳报》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社会思潮的通俗比喻，认为社会主义是“人有牛就与邻平分”；共产主义是“人赠牛与政府，政府复还牛乳与人”；法西斯主义是“人有牛，赠牛乳与政府，政府却售卖牛乳与人”；纳粹是“政府杀人之身，夺人之牛”。该读者提问：又该如何解读日本对外宣称的“亚洲新秩序”？《密勒氏评论报》顺势邀请更多读者参与讨论。“马来中国人”（A Malayan Chinese）认为，日本所谓“亚洲主义秩序”即为暴行累累、无尽的杀戮与傀儡宣传，企图建立自己的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完全占有中国。汕头一位该报17年的忠实读者Y.W.T说得更为形象，直指日本侵略“新秩序”就是杀人之身、夺人之牛、食牛之肉以强己身，再以牛骨杀人之邻，如此往复，是最险恶的思想。更多读者借此抨击侵华战争之不义。PHAW指出日本民众被政府骗了，日本身陷战争造成国内劳动力短缺。S.N.Chiang判断日本兵思乡不恋战，侵华战争没有基础。此时的中国读者们尚未将日军行为与英美对华政策联系起来讨论。

迁都重庆以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重心一直在欧洲，没有明确的结盟举动。1938年慕尼黑协定形成后，重庆政府意识到应与非法西斯国家联合，但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以美国不参与为由拒绝缔结联防协议，这使得蒋介石意识到美国的重要性。于是，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的策略重心也转向美国。《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读者涉及美国的言论原本相对严厉，如认为英美对中国的同情令人感激却“无用”，甚至直言美国在华机构对日态度太过软弱，毫无作为。然而，1939年7月，日英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继续在中国问题上向日本妥协，但罗斯福却拒绝了日本调整上海租界的建议，随后单方面终止1911年缔结的《日美商业条约》，限制美日贸易。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罗斯福又说服美国国会制定新中立法，在事实上取消禁运武器条款。由此造成的日美紧张局势蔓延至上海，大批美侨撤离。羁留在上海的部分美国人自发收集中国本土新闻分送给美国各报社、商会及民众团体，以期让公众了解远东危机。

蒋介石

由此，《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读者积极来信回应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传达中国抗战并非只是维护本国独立，也是为了世界利益的共识。穆文富来信建议，唯一能制裁日本的就是施加经济压力，而非文明方法。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也来信呼吁英美为了世界民主和平援助中国。O.S.C认为此前美国出售的武器已经变相帮助日本人杀害中国人，因而此时美国更应帮助中国。胡继贤和穆文富敦促其他国家尤其英国效仿美国，拒绝承认汪伪政府。中国读者还不忘对外普及近代中日战争历史，帮助鉴定亲日报纸名单。中国读者的声音显然起了作用，陆续有外国读者来信对中国抗战表达同情。1940年美国政府答应借款给中国，穆文富盛赞罗斯福为“伟大的政治家”。1940年7月，迫于日本外交压力，英国彻底关闭滇缅公路。穆文富与西南联大法政系一年级学生张国兴都来信分析，欧洲战争和亚洲战争都是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的战斗，两个战争最终会合并成一个，中国会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上海的CHING □h SHING认为当前是英美参与中国战事的好时机，法国战败，英国卷入西线战事，日本即便南下扩张也已日渐衰弱，英美不该妥协。1940年9月，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协定，12月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英国最终重新开放滇缅公路，拒绝承认汪伪政府并向蒋介石提供贷款。

1940年11月，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中国读者们纷纷表示祝贺。12月，罗斯福针对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发表炉边谈话，称“中华民族正在进行一场伟大防御战争”，美国将适时帮助欧洲与亚洲。穆文富认为此举表明美国正以实际行动应对在中国的挑战。1941年3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租借法案》，允许政府租赁、出售、出借任何战争物资给任何国家。此时期皖南事变真相尚未明了，部分美国读者来信并不乐观，认为皖南事变表明中国政府只专注于国共冲突，不可能与共产党合作；中国若希望美国援助，应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对此，穆文富来信分析，罗斯福将中国抗战提升到与英国抵抗德国同等位置并非突然，此时中国已是反侵略前沿阵地，其存亡关乎世界和平。

苏德战争的爆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更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中国抗战地位的转折点。此前美国和苏联均未卷入战争，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到1941年夏初，德军已经控制了欧洲大陆除苏联之外的所有国家，此时美国和苏联却仍然推行对日妥协方针；4月13日，日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16日美国在《日美谅解案》基础上启动对日谈判。一些读者意识到苏联在战争中的角色，但又对其态度拿捏不准。PHAW来信认为苏联对日妥协即默认与日本共同瓜分中国领土，美国应该以贷款帮助中国夯实经济，而不是单纯在言语上抵消日苏条约带来的不良影响。有位中国读者“常识”（Common Sense）却认为苏联并未站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一方，苏联不过是想努力确保西线及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和平。

1941年6月，苏德战争正式爆发，苏联对法西斯国家的牵制作用真正显现。众多读者在短时间内密集给《密勒氏评论报》来信，强调苏德战争爆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改变，认为法西斯国家必然走入困境，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并帮助中国。PHAW希望美国对德、日采取相同的外交强制措施；苏德开战，日本陷入外交两难，正是国际社会针对日本采取措施的好时机。穆文富直言要摆脱入侵者，不能寄望于和约，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山东的PHT评价苏德战争是“世界政治转折点，调转了欧洲冲突的架构”，“从非帝国主义的、分配殖民地和市场的战争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上海浦东的H C CHU要求美国停止对日提供战争资源，否则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山西陵川的Dr.C Y Liu介绍中国军队还在太行山坚持抵抗日军，中国人民是值得帮助的。1941年5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郭泰祺在美国发表公开演说，敦促美国停止对日军火供应，号召组建中英美“联合的精神的阵线”。上海的M.C.L据此认为，如今中日冲突已发展成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中国抗战必须有英美“有效及快速的帮忙”。穆文富号召英美各国尽快取消治外法权，与中国同等抗日。上海的Chen Chiang Tung直言西半球的英德冲突与远东地区的中日战争都是反法西斯战争；美国对日本实行“不完全”的经济禁令，只会带来负面效应，使其更贪婪。

中国读者还在国际视野中审视中国抗战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号召亚洲各国同呼吸共命运，抵御野心勃勃的侵略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不久，穆文富就日本特务在印度假扮身份，以独立为诱饵诱使南亚人士成为傀儡，强调日本在南亚的行径必将影响中国，中国人也应警惕；亚洲其他国家应与中国对话，联合起来。日本在1939年9月的诺门坎战役中败给苏联，不得已放弃北上战略，开始着力南下。次年9月，日军越过中越边界，相继占领越南谅山与海防地区。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为敦促日军从东方进攻苏联，纳粹德国逼迫法国维希政府重新与日本签订协议，将整个印度支那地区（越南、老挝、柬埔寨）划为日法两国“共同防卫区”。广西桂林的C.F.Y来信介绍西南边陲状况，直指在法国的纵容下，日本扶植傀儡政权，越南知识分子“自甘堕落”成为帮凶，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能坐以待毙。1941年近卫文麿内阁倒台后，PHAW直陈日本已无力处理国内外情形，德国胜利渺茫，但日本很有可能继续挺进法属印度支那为进一步南下铺路。上海的C H Ke也认为日军南下，亚洲各国无一幸免，下一个受害者会是泰国、缅甸，然后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荷兰的东印度。

中国读者们接力书写，努力让国际社会听到中国人民的见解。但是至1941年初，美国虽支持中国抗战，对日政策如何发展却仍未最终确定。同年4月，美日两国民间人士发起谈判，形成代表日方意向的《日美谅解案》。以此为基础的美日官方正式谈判在华盛顿秘密展开。在美国态度悬而未决之际，穆文富持续敦促美国向远东地区增加兵力，持续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法西斯国家提出的欧亚新秩序是无稽之谈，不可接受。PHAW来信强调，全世界都在盯着美日华盛顿对话，美国应当审时度势。正当美日谈判时断时续，中国读者们还在不断来信分析国际社会走向之时，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战争形势遽然变化，当月日军正式开进上海公共租界，《密勒氏评论报》被迫停刊。

结 语

报纸是独特的舆论场，处于上海“孤岛”中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民众发声的平台。读者们为家国苦难发声，号召凝聚抗战力量，在国际瞩目中进行言说与对话，日益增长的民族情绪、国家意识在对外书写过程中也得以呈现。这些读者来信成为民族与国家陷于危难之际的重要政治阵地和文化窗口，加入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自立自强的历史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