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上海法租界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宝库

作者: 赵怡

本文选自马军、蒋杰主编《上海法租界史研究》

海内外上海史研究虽然汗牛充栋，但使用法语资料研究法租界史起步较晚，《法文上海日报》（Le Journal de Shanghai，1927-1945）虽是法租界唯一长期发行的法文日报，却一直不受重视。本文首先介绍这份报纸的创始过程、页面内容和主要栏目，展示其特征在于重视亚洲和上海本埠新闻，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栏目，且内容横贯东西，开放多元，同时它也是上海沦陷后主要英文媒体被封期间仍然持续发行的主要西方媒体。可以说这份日报不仅是我们回顾上海法租界政治、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窗口，也为我们研究战时上海以及中日法等国的多边关系提供了许多极具价值的重要史料，因此亟须海内外专家学者予以重视，尽快对此展开跨国界跨学界的调查研究。

2016年8月26日至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团队、日本兰心大戏院研究会、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了“文化空间与文化融汇——上海都市文化历史演进暨兰心大戏院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十多位学者与大陆学者聚集一堂，以纪念兰心大戏院150周年为契机，从历史学、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和建筑等众多领域出发，共同探讨上海都市文化历史演进中多元文化空间的生成、重组与再造的历史。两天里海内外学者提交了近50份学术报告，进行了跨国界跨学界的热烈交流，气氛热烈。会议论文集亦将由社科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团队首席专家周武研究员与兰心大戏院研究会会长、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文学院大桥毅彦教授共同主编，作为《上海学》特辑近期出版。

兰心大戏院研究会于2010年在大桥教授倡导下成立，包括笔者在内的6名成员来自日本的不同大学不同学科，以上海租界发行的中、日、英、法、俄等各国语言的报刊为主要研究资料，详查兰心大戏院上演的各国音乐戏剧剧目，从比较文学、历史学、音乐学等多种角度展开研究，以点代面凸显上海音乐戏剧文化呈东西融合交汇的特征。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重视，本次国际研讨会即是双边合作的结果，研究会采取的多语种跨学科的研究手法也延伸至跨国界跨学界，成为研讨会的一大亮点。

提及上海租界的外文报纸，自然首推《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兰心研究会在此基础上还将范围扩展至《法文上海日报》、俄文《柴拉报》和日文《大陆新报》等史料，其中尤以法文报为主要资料。六年来我们将这些外报与《申报》和《新闻报》等中文报纸相比较，详查了报载兰心大戏院上演剧目的广告、报道和评论文章（以1941－1945年为主），从中描画出较为全面的兰心大戏院舞台的历史原貌。我则着重考察了素有西方文化殿堂美誉的兰心大戏院与中国音乐戏剧的浓厚渊源。

在调查过程中，我对《法文上海日报》本身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角度对这份报纸作了初步考察，在上述研讨会上以“一份努力传播亚洲文化的法文报纸：《法文上海日报》”为题做了报告，主要围绕报纸的周日增刊介绍了有关中日文化的报道，并着重选取了4位来自中、日、法三国的撰稿人个案做了详论。本文欲进一步从历史研究的层面出发，对《法文上海日报》的概况、特征以及研究意义做更为全面的介绍，以抛砖引玉，吸引海内外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这个长久以来鲜为人知的历史宝库。

一、《法文上海日报》概况

1、结缘之由与报纸馆藏情况

兰心大戏院研究会中最早关注《法文上海日报》的是大桥毅彦教授，他多年来致力于日本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其长年的研究成果已于今年３月以《昭和文学的上海体验》（东京：勉诚出版）为题出版，其中兰心大戏院被视作上海都市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大桥教授深具国际视野，善于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手法，在研究文学作品时也注意参照同时代各国报刊杂志的相关报道。几年前大桥教授在东京神田旧书街偶然购得《法文上海日报》的部分原纸，发现相比于中英日文报刊，法文报更注重音乐文化的报道，对兰心大戏院上演的剧目也有详细的介绍。大桥教授通过我的友人、中央大学文学院榎本泰子教授邀我加入研究会，也是因为我略通法文，希望我能在中法资料的调查研究上提供帮助。我们研究会的成员每人都通几门外语，合起来可阅读中、日、英、法、德、俄6种文字的资料，可以说人数虽少，但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心态。6年多来相辅相成的共同研究令我获益匪浅。

2011年春，研究会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科研基金后随即展开对《法文上海日报》的调查得知收藏这份报纸的有三家图书馆，馆藏情况分别如下：

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1927年12月－1944年3月。装订成册，多数有复本，部分缺失破损严重。不允许复印，允许个人摄影，费用较昂贵。

法国国家图书馆（BnF）：1927年12月－1940年5月。只有一套藏本，装订成册，缺失较少，保存精良。允许申请复印，一页0.26欧元。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1942年4月－1944年11月。只有一套藏本，装订成册，其中部分内容缺失。保存精良，管理严格，只能通过图书馆指定的专业公司做微卷摄影，一张（两页）180日元。

我们计划首先精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时期兰心大戏院上演的剧目，因此希望得到这期间的报纸复印件。虽然所需资料主要在徐家汇藏书楼和京都大学图书馆，但复印费用高昂。2011年正值日元高腾，计算下来，我们居然有足够的经费可以复印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全套法文报资料。几经交涉后，图书馆似乎认识到了这份史料的价值，决定将复制工作纳入馆藏史料保存工程的一环，并为此设立了专门小组，由专业人员使用大型高档专业设备将已装订成厚册的报纸全部拆开，通过扫描制作电子版，图片清晰，对原纸的损伤也降到了最低，显然远优于一般摄像复制。因此《法文上海日报》的电子版制作工程是由日本学术振兴会提供部分资金，法国国家图书馆具体负责的国际合作成果，我作为一名旅日华人学者也有幸略尽薄力。法国国家图书馆现已将这份报纸的全部电子版在其馆藏数据库Gallica*上公开，检索十分方便，为国内外学界的认知和使用提供了极好的平台。遗憾的是国家图书馆缺失二战时期的5年资料，这部分主要收藏于徐家汇藏书楼和京都大学图书馆。衷心希望这两家也能尽快制作电子版，为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助一臂之力。同时也希望读者提供线索，帮助查找国内外是否还有其他收藏馆所，尤其三家图书馆都缺失的1940年11月至翌年3月期间部分的下落。

图1 1935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增刊：《法租界今昔》和《上海的天主教堂》

2、相关研究与创办过程

《法文上海日报》虽是法租界唯一长期发行18年的法文日报，却长期不受重视，即使上海史学界对此也所知甚少。2001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上海租界志》在论及租界的外文报纸时也没有提及，其他相关著述中也都是点到为止。建国后较早言及这份报纸的是曹聚仁，1962年在香港《循环日报》发表《上海春秋》专栏时，在《报坛旧话》系列中有一篇《法文〈上海日报〉―洋人的洋文报（三）》，提及了以宗教性新闻为主的《中法新汇报》1927年7月停刊后，同年12月由法国旅华商会创办了这份报纸，负责人是黄德乐。“1929年它的销数只有三百五十份，到了1934年，便每天出版两大张至四大张，销到二千份以上”，不过曹聚仁并未就这份报纸展开详论。

居伊·布罗索莱著《上海的法国人，1849-1949》（1999年）中对报纸的创始情况与内容的说明略为详细，论及创始人为记者让·封德努瓦（Jean Fontenoy,1899-1941，即黄德乐），1932年离开中国，1936年报纸编辑部改组，莫雷特（Moresthe）任主编。

近年法国出版了两本详述创始人经历的著述：《封德努瓦不再回来》（Gérard Guégan, Fontenoy ne reviendra plus, Stock, 2011）和《让·封德努瓦：冒险家，记者和作家》（Philippe Vilgier, Jean Fontenoy: Aventurier, journaliste et écrivain, Via Romana, 2012）。李君益《黄德乐时期的《法文上海日报》（1927-1929）》在此基础上对封德努瓦任主编期间的法文报做了详查，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从新闻学和近代史角度考察这份报纸的唯一一篇学术论文。李文不仅积极汲取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十分注重对中外时代背景的考察，并立足于原纸对封德努瓦所写的大量社论做了缜密的解读，翔实有据地凸显其复杂多面的思想倾向，视野宽阔又脚踏实地，实为佳作（被评为全国优秀硕士论文）。遗憾该文似乎尚未公开发表，研究范围也仅限于创刊后的最初两年。衷心期待这位青年学子的后续研究。

上海租界的英文报《北华捷报》及其副刊《字林西报》分别创始于1850年和1864年，法文报则始于1870年12月由比埃（H.A.Béer）创办的周报《上海新闻》（Le Nouvelliste de Changhai），并受公董局委托负责刊登公董局常会会议记录。翌年3月巴黎天文台助理员、北京同文馆教员兰璧茜（Emile Lépissier）又创办了《进步》(Le Progrès)，但均于1872年停刊。之后又有周报《上海差报》（Le Courrier de Changhai，1873年创刊，仅出三期）和《上海回声报》（L’Echo de Changhai, 1886年创刊，十个月后停刊），但都未能维持多久。期间停了十多年法租界未有法文报刊。1896年《中国差报》（Le Courrier de Chine）创刊，主笔是卡斯特拉(R. de Castella)和吕密耶尔(J.E.Lumière) ，报馆设在法租界外的福州路。同年9月《中国差报》改名为《中国通信》（Le Messager de Chine），由吕密耶尔担任主笔。翌年4月又改为周报,并于同年7月被法国三得堂（天主教神父的资产总机构）收买，改名为《中法新汇报》（L’Echo de Chine），以宗教性新闻为主，并逐渐开始刊载一般新闻，成为20世纪初上海法租界最重要的法文报纸。1920年前后报馆迁至公馆马路（rue du Consulat,现金陵东路）23号。但由于教会掌权者反对政治性新闻与宗教性新闻混合，这份报纸最终于1927年6月10日停刊。

之后在法国侨民的强烈要求下，由法国商会出资，公董局和法国上海总领事馆、北平公使馆共同赞助，1927年12月10日在《中法新汇报》原址创办了《法文上海日报》。首任总编和主笔封德努瓦原是法国哈瓦斯社（法新社前身）记者，年初已被派驻上海负责筹办在华办事处，此时受命回巴黎物色受过新闻学训练的助手共同办报。封德努瓦邀请了在《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工作的莫雷特（G.S.Moresthe）和洛朗斯（Laurenz）。报纸最初属免费赠送，用户增加后才开始销售。1929年5月封德努瓦离任回国，但不久又经日本回到中国，担任哈瓦斯社驻上海特派记者和远东地区负责人，1929 年还开始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顾问, 及印度支那太平洋广播通讯社特约记者，1932年回国。封德努瓦早年信奉共产主义，来华前任哈瓦斯社驻莫斯科记者，但了解到斯大林治下的现实后对苏联基本持批判态度，1941年还参加法国志愿军团和德军一起抗击苏联军队，1945年在柏林饮弹自尽。

有关报纸创办的具体过程和封德努瓦其人其事，李君益论文均有详述，这里不再赘言。李文按主编的不同将《法文上海日报》分成三个阶段：1927 年 12 月10日至 1929 年 5 月22日为封德努瓦（黄德乐）时期，属该报创始时期。因由法国商会成立公司，报社内部成员多是在沪法国商人。封德努瓦任主编，莫雷特任副主编。第二个阶段是莫雷特任主编时期，1936年该报成员又进行了重组，由莫雷特任报社新经理，可视为报纸发展期。第三个时期为孤岛时期，《法文上海日报》受到限制，篇幅缩编，社论停止，主编亦不明。但实际上即使到1940年5月报纸仍明确标明主编为莫雷特，而且李文还漏掉了报纸继续发行的沦陷期。

笔者以为若分时段的话应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创始期、发展期、孤岛期和沦陷期。不过有关莫雷特和报纸编辑部的具体情况，目前所知甚少，本文只从纸面内容大致分析这份报纸的特征。不过凭一己之力显然无法通读长达18年的日报，本文只基于笔者的兴趣所在做一些个案分析，难免挂一漏万，还望读者海涵并加以斧正。

图2-1 1936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增刊《上海面面观》不仅详细介绍法租界的景观，对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也有诸多描述

3、页面分布、特色专栏与销量

《法文上海日报》的法文名为“Le Journal de Shanghai”，封德努瓦没有使用当时法国人常用的音译“Changhai”，而使用了国际通用的“Shanghai”，并努力说服对这个名字持反对态度的法国读者，显示了他不固执于本民族传统的开放心态。自1932年10月25日起报纸的法文标题下开始注有“法文上海日报”的字样，应为正式的中文名，因此常见的“上海日报”或“上海法文日报”之类的名称都不准确。报纸首页题记“Organe des Intérêts Français en Extrême-Orient”，意为“远东法国人之喉舌”，可视为报纸的宗旨。形式为对开式大报，最初每日6页，1928年扩至8页（两大张）。创时期和发展期页面分布大致如下：

首页版面主要刊登各种告示和商业广告，包括公董局通告和债券讯息、跑狗场集资讯息、企业或个人的公告以及侨民的讣告和出生讯息。

第二页是经济版面，刊登巴黎和上海股票交易所的讯息，以及外汇汇率、黄金和农产品市场价格等消息，也包括香港和印度支那等地的市场信息。

第三页报道中国和世界各地重大新闻，内容采编自欧美各大通讯社。

第四页接着上页刊载各地新闻及上海本埠新闻，也常有主编社论，并附有《法文上海日报》的基本信息，包括主编姓名、订阅价目表和广告投放联系方式以及当日日期。

第五页有“巴黎—上海”专栏（报道巴黎和上海最新消息），以及读者来信和长篇评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和文学文化等各个领域。

第六页有“一个中国人的笔记”栏目、市内各大影剧院每日演出节目和相关简讯、其他报刊摘译，以及各地的社会新闻之类。

第七页主要刊载影剧和音乐会广告，以及文学作品连载。

第八页为船运讯息、上海当日气象信息和邮政信息。

周日增刊，一般达12页以上，内容丰富多彩，图文并茂。增加栏目主要有长篇专题报道、世界各地风情民俗、海内外法国人的生活、文学作品译介等等。周一休刊。法国国庆或圣诞节等重要节日增加页数，每年国庆日往往有达几十页之多的特刊。

页面分布虽然会有变化，但大致相同。报纸还设有许多特色专栏，主要可举“回声”（ECHOS，报道欧洲各地简讯）、“巴黎—上海”（Paris－Shanghai）、“法国人的生活映像” （Reflets de la vie française ，刊载大量反映法国侨民生活的照片）、“一个中国读者的笔记”（NOTES D’UN CHINOIS）、“中国报刊摘要”（DANS LA PRESSE CHINOISE）、“南京来信”（Lettre de Nanking）等（笔者按：字母大小写随原文）。文艺栏目有“从这一天到另一天”（d’un jour à l’autre ，发布各大影院的排片消息及市内的文艺体育信息）、“上海的音乐”（La Musique à Shanghai）以及小说连载等。周日还有“时尚”（La Mode）专栏，介绍欧洲最新时尚。

和《字林西报》、《大陆报》以及其他中日大报相比，《法文上海日报》页数较少，广告数量也不多，图片主要集中在周日增刊，显然在同时期租界发行的各种中外日报中属于力量较弱的报社。《上海租界志》在论及租界外文报刊时虽没有具体言及《法文上海日报》，但在书中所载《1933年上海各主要外文报刊发行数量表》里则有记载。据该表所示，同年《字林西报》发行数为8,650份，《大陆报》和《大美晚报》分别为7,000份和6,000份，日文《上海日报》达35,005份，《上海日日新闻》与《上海每日新闻》也分别达7,000份。俄语《柴拉报》也有3,500份，而《法文上海日报》只有1,725份。1936年上海的法侨人数不过2,500名左右，若仅仅面向当地法侨社会，这份报纸显然难以维持。封德努瓦也曾在报纸创办半年后的小结社论中提到“事实上在我们的订户中,只有半数不到居住在上海”。可以推断法文报的主要读者从最初的法国侨民逐渐扩展到了懂法语的流亡俄侨和其他国家的侨民，以及中国、日本和法国殖民地印度支那各国的知识阶层，因此它的内容也更加多元开放。

二、《法文上海日报》的特征

1、研究战时中国和上海的重要史料

法文报每天都有相当的篇幅报道中国情势和上海本埠消息，对远东和印度支那的消息也非常关注。而且由于创始人的左翼背景，关注中国政治可谓其一大特色。据李君益介绍，“一个中国人的笔记”专栏诞生于1928 年 2月14日,前身为2月7日首次出现的“一个中国人的观点” (Opinion d’un Chinois),虽只署名“一个中国人”，但内容多涉及中国内政国情，反映了中国人的立场观点。虽然封德努瓦离任后报纸的左翼色彩有所降低，但有关中国政治情势的报道依旧占很大篇幅。“一个中国人的笔记”专栏长久不衰，“北京来信”、“南京来信”等栏目不定时地出现，分析介绍各地形势。只是整体上立场中立，左中右都报道。比如1935年2月3日至2月16日，报纸连载了考察江西苏区的长篇专访, 2月12日的周日增刊还刊载了多幅照片，详细介绍了苏区的情况。但同一时期报上也不乏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要人的各种具体动向以及政治观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报纸也是既图文并茂地详细报道日军的侵华战争和上海、南京各地中国市民的大规模抗日示威游行，同时又不失时机地穿插介绍日本长崎风情的旅游文章。不过这种“局外人”的视点和立场并不妨碍我们从中获得许多重要的史料。

法文报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都有详细报道，可谓研究战时上海的重要史料。1937年8月淞沪战爆发后，报纸将原来位于第3页的新闻版面移至首页，常常整页报道交战情形以及战火下的上海外侨和市民生活，并配有多幅照片。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后，《字林西报》、《大陆报》等主要英文报被封，直到战后才复刊，《申报》也落入日军掌控。但由于法国维希政府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法文报得以照常刊行。1943年7月30日，维希政府将租界返还给汪伪政府，法租界实际上完全落入日军之手，但报纸也没有停止发行，直至1945年3月10日终刊。因此可以说法文报是幸存于上海沦陷期的西方主流媒体，其非中日直接交战国的立场和相对中立的视点令其史料价值更加明显。

这期间报纸不仅时刻关注上海和中国的战况，对法国动态和欧战情势以及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动向都有详尽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由于日军对媒体严加控制，法文报自然不会有明显的反日内容，似乎仍然是前述“面面俱到”的旁观者态度。如1942年4月26日的周日增刊大幅报道了法国投降派领袖贝当元帅，但两周后的5月10日又大幅宣传法国民族女英雄圣女贞德，6月26日又刊载了“一个中国教授”撰写的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文章。同样，在有关日方和汪伪政府的各种消息中也不乏有关重庆政府活动的报道。比如1943年2月20日报纸刊登了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说呼吁支持中国抗日的消息，并引用了部分演讲内容。可以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报纸仍尽可能保持中立，颇有夹缝中求生存之感。但在中、日文大报都充当日方宣传工具的战时条件下，法文报相对中立客观的报道尤其值得重视。

不过相对独立的办报方针显然也意味着报纸经营愈发困难。1937年8月淞沪战爆发后报纸页面一下减至4页（偶尔也有6页），各类广告所占篇幅大大缩小，周日增刊也减至8页前后。同年9月起日报虽然一度又回恢复到每日6页，但至沦陷末期又减至4页，持续多年的周日增刊也于1943年7月完全取消。翌年4月起开张又缩小了三分之一，印刷质量也变得十分低劣，图片更是少见，广告和文化栏目都大幅缩小，主要集中于时事报道。

图3-1 法文报刊载的中日美术家介绍文章，《林风眠的作品与艺术》(1939 年 4 月 30 日)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发现京都大学图书馆的藏品上都印着纳入章，刻有“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官室备付杂志”的字样，而且还记有日期，最早的为“昭和17年（笔者按：1942年）4月23日”，也就是说京都大学至少从1942年4月就开始订购这份报纸，而且藏品至1944年11月，为三家图书馆中最晚。有关维希政权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以及日本对上海法租界甚或法文报的影响，目前均所知甚少，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究。法文报上丰富的日本报道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近年来战时上海可谓上海史研究的一大热点，而且随着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携手合作有了长足进展，著述颇丰。但这些研究往往着眼于中日两国或中西、日西之间，中日西横向多边研究尚嫌不足，涉及中日法三国关系的更少。但各国间政治力量交错格斗，外交情势复杂多变可谓战时上海的一大特征。要真正准确地了解这段历史，贯穿多国间政治外交关系的横向研究极为重要。尤其战时敌我对立鲜明，研究者将视线投向对立方和第三方，倾听他们的声音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大桥教授和众多日本研究者做到了这一点，对此笔者深为感佩。

抗日战争结束后，《字林西报》等各大英文报纷纷复刊，但基于上海法侨中戴高乐派的反对，《法文上海日报》没有复刊，取而代之的是1945年9月16日创办的《中法日报》（Le Courrier de Chine）。格罗博瓦（Charles Grosbois,1893-1972，中文名高博爱）任主编，并在创刊号上发表社论，批判《法文上海日报》沦为维希政府的喉舌，热烈支持戴高乐将军的政治主张。但是内战时期这份报纸难以维持，1947年从日报转为周报，而且只发行了13期，最终于1949年9月26日停刊。目前这份报纸大部分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为我们了解内战时期的上海法侨社会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另据李君益论文，格罗博瓦还是《法文上海日报》创始期间的公司经理之一。也就是说，格罗博瓦恐怕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参与编辑上海租界法文日报的重要人物，鉴于他1919年即来上海，他也很有可能与《法文上海日报》的前身《中法新汇报》有所关联（有关其人详情后述）。

图3-2 法文报刊载的中日美术家介绍文章，《日本油画的开拓者：有岛生马与石井柏亭》（1943 年 1 月 10 日）

2、回溯上海法租界社会文化史的窗口

法文报的新闻报道主要转发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消息，显然其编辑部人数、资金和采访力量都无法与中、日、英文的大报相比，它的特色恐怕更在其丰富多彩的文化栏目上，尤其每周日的增刊可谓介绍东西方文化的平台。每周日必有的占据一两个版面甚至更多的长篇专题文章，内容遍及世界各地的自然风情、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时尚美食等各个领域，文笔斐然，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可以说仅这些图文就是极好地展现那个时代的人文景观的珍贵史料，而且人物表情生动自然，图片清晰度高，摄影排版的技术和艺术水准即使今天看来也属上乘。对比上海租界英日文报纸浓厚的商业气息和主要面对本国侨民的封闭体质，法文报强烈的文化气息和开放心态显得别具一格。

众所周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飞速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其发展兴衰的历史自然也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对象。但与丰富的公共租界史研究相比，法租界研究相当缺失。较长时期里我们能看到的《上海法租界史》（［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2007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重版）是翻译法国人出版于1929年的旧作，所涉时段是法租界创设至1900年。之后能看到的描述20世纪法租界的著述，如居伊·布罗索莱所著《上海的法国人，1849-1949》直到1999年才问世。作者曾任驻华外交官，使用了很多一手资料和访谈，不仅注重政治、经济、外交层面，还对报业、电台、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涉及，对许多已被历史尘封的人物也多有着墨，堪称目前描绘上海法国侨民社会最出色的专著。不久还有贝尔纳・布里赛的《上海：东方的巴黎》（Bernard Brizay, Le “Paris”de L’Orient-Présence Français à Shanghai，1849-1946, Musée alberkahn, archives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2002）。国内作品可举马学强、曹雪梅著：《上海的法国文化地图》（2010年），其中不少内容也参照了上述两本著述。

但总体说来国内学者使用法文一手资料的专著寥寥，公董局遗留下来的大量法文档案尚未完全整理，国内第一本相关研究专刊《上海法租界史研究》也刚刚创刊，可以说我们的法租界研究还刚刚起步。而《法文上海日报》作为法租界的唯一一份法文日报，发行时间自1927年底至1945年春，若加上其前身《中法新汇报》和后身《中法日报》，则涵盖了整个20世纪前半叶，其对法租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报道，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溯上海法租界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窗口。

法租界历来是上海的西方文化中心，法文报的文化栏目则为我们全面再现了法租界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之前兰心大戏院研究会主要围绕上演于兰心大戏院舞台的音乐（尤以工部局乐队演奏的交响音乐会为主）和戏剧节目，详细考察了《法文上海日报》上刊载的相关报道、评论和广告，证实法文报对音乐的关注和报道远多于一般外文报纸。尤其“上海的音乐”专栏演出季基本上每周针对工部局乐队举办的周日交响音乐会发表乐评，内容极其专业，同时对传播普及西方古典音乐、介绍同时代音乐的最新潮流，以及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传统音乐，促进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笔者调查，1929年10月创设这个专栏的正是格罗博瓦，而且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法文上海日报》终刊后又出现在《中法日报》上，可以说仅此音乐专栏就是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上海音乐史的重要宝库。

老上海也是中国影剧艺术的中心，国内外上演的各种影剧作品自然也是《法文上海日报》关注的重要内容。报纸每天刊载当日市内各大影剧院的上演节目以及各种文艺简讯和长篇评论，自1938年2月起周四又设立了电影专栏，整页介绍上海上映的电影，并配有丰富的图片。后期还附有法文电台的详细节目预告，介绍影剧、音乐会和各种文化活动。从这些栏目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老上海影剧文化艺术的动态。此外文学、美术、时尚、美食、广告、各地风情也占据了报纸的大量篇幅。而且与一般报纸连载小说多通俗流行作品不同，法文报的小说诗歌常包含东西方各国名著，仅笔者初步看到的作者就可举普希金、巴尔扎克、莫泊桑、鲁迅、郭沫若、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其丰富多彩不亚于高品位的文学杂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年7月14日的法国国庆日，《法文上海日报》均刊发长达几十页的特刊，附有彩色封面和广告，内容一般首先是当年法国政府和驻华首脑们的头像，以及上海法租界公董局首脑和各界头面人物的照片，然后是介绍法租界的长篇文章以及其他各类文化题材，图文并茂，信息量极大。而且随着三十年代法租界进入全盛期，这些特刊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多彩，对法租界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宗教风俗、时尚饮食等各个层面均有描述，简直就是实况转播法租界社会文化史的一本本图册。也许仅从这些法国国庆日特刊入手，我们就能获得许多一手资料，从而大致了解上海法租界的动态和走向。（图1，图2）

图4 芥川龙之介小说《秋》（1934 年 17月 14日, Humiko Sioden译）

3、关注传播亚洲文化的平台

对比租界发行的各种外文报纸，法文报的文化栏目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对亚洲各国文化的重视程度以及报道和评论文章的深度广度也堪称翘楚。《字林西报》的文化栏着重好莱坞电影、戏剧、体育、时尚之类，对音乐、美术、文学着墨不多，对亚洲文化关注更少。比较重视中国文化的英文报可举中美合资后转为中国资本的《大陆报》，但那与报纸本身有着浓郁的中国背景不无关系。而且《大陆报》的文艺栏目也以影剧、时装、漫画为主，比较大众化，难见音乐、芭蕾艺术。《上海每日新闻》、《上海日日新闻》、《大陆新报》等日文报纸基本上属日侨社会的代言人，鲜明地显示了上海日侨社会封闭保守的特征，时事新闻与文化栏目均以日本为中心，对西方文化都往往略而不提，对中国社会自然更加漠视。

与此相对，法文报对亚洲文化的关注则是全方位的，音乐、戏剧、电影、美术和文学都是周日增刊的主要板块。一般外报很少关注的中国戏剧不时出现，在充溢版面的好莱坞电影中也能看到起步不久的中国电影的广告、剧照和评论文章。笔者之前虽然已就法文报刊载中国音乐戏剧和文学的情形做了初步考察，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开头，绝大多数作品尚未能涉及。显然如此大篇幅地译介亚洲各国文学作品，在众多上海租界发行的外文报纸中实在也是凤毛麟角。同时中日美术也是法文报重视的层面，我们常常能看到配有多幅美术作品、令人赏心悦目的有关中日美术的长篇评论。（图3，图4）

即使在沦陷末期的恶劣条件下，报纸的文化栏目也没有中断。1944年5月26日，报纸在已缩小开张，每日只有4页，以时事报道为主的情况下还刊载了介绍俄国文学的长文。回溯这份报纸自创刊号即刊载普希金作品，显然坚持译介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也是其一大特色，即使严酷的战时也没有放弃。在中日文化层面，虽然有关日本的消息大大增多，但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并未消失，1943年1月还新增了“电影”评论专栏，介绍了不少中国电影。而且报纸对日本文化的介绍也十分注重艺术水准，相比于充斥战争喧嚣的日本国内文坛，法文报刊载的日本文学反倒显得清新。比如夏目漱石的著名散文诗《梦十夜》分十次连载于1943年5月14日至6月2日，8月12日则刊载了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鼻》。

同样，音乐戏剧方面的内容虽然也大大缩小，但每天仍旧刊登上演剧目和简讯，偶尔还有演出照片，“上海的音乐”栏目虽不再每周必出，但也一直没有停止。这时期参加工部局交响乐队演出的中国音乐家日益增多，他们的名字也常常出现。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法文报以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1944年11月25日为最后，而这天报纸的文艺栏目里刊载了中国音乐家董光光将要在兰心大戏院举办钢琴独奏会的消息，极具象征意义。战争末期条件日益恶劣，可想而知报社的编撰人员的生活也肯定愈加窘困，但他们仍然对艺术不离不弃。

三、为《法文上海日报》撰稿的中国文学家

法文报关注并理解亚洲文化，与其拥有一批精通东西文化的各国撰稿人密切相关。笔者前述《一份努力传播亚洲文化的法文报纸：〈法文上海日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文中着重考察了4位来自中、日、法三国的作者及其作品：1934年主持“当今中国文学”专栏的里昂中法大学文学博士徐仲年（字颂年，Sung-nien Hsu,1904-1981）、战时努力介绍日本文化的山田菊（Kikou Yamata, 1897-1975年、其父为日本明治时期驻里昂总领事，其母为里昂当地女性）、热衷亚洲文化的上海法文电台女台长克洛德·里维埃（Claude Rivière,生卒年不详）、以及“上海的音乐”专栏主笔高博爱。有关详情请参照拙文，这里仅就之后的调查所获再作一些补充。

1、徐仲年笔下的《法文上海日报》

前文介绍了徐仲年自1934年1月21日至年底于周日增刊开辟 “当今中国文学”（La litérature chinoise d’aujourd’hui）专栏，译介了鲁迅、郭沫若、丁玲、王独清、庐隐、柔石等11名作家的作品。但徐仲年与法文报的关系并不止于此，笔者近日又发现了他介绍中国电影和戏剧的文章。比如1935年1月20日和7月21日报上就分别刊载了徐仲年为介绍电影《桃李劫》（袁牧之、陈波儿主演，1934年）和张道藩作五幕话剧《自误》（1935年，为前年上演的《自救》姐妹篇）所写的长篇评论文章。不过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就内容展开详述。（图5、图6）

令我惊讶的是，徐仲年不仅为法文报写稿，而且还将这份报纸本身也写进了自己的作品。《彼美人兮》是他出版于1944年的自传小说，描述自己与法国夫人胡书珊（Suzanne Roubertie）的婚恋生活。有趣的是小说主人公为留法工程师“宗书城”和法国女性“露绮斯”，但末尾处又出现了文人“徐仲年”，也就是说徐在作品中将自己分成了两个角色。小说叙述“民国二十年春” 上海的中法人士成立了中法联谊会（Association Amicale Franco-chinoise），宗书城夫妇均加入，露绮斯还应中法联谊会和法文协会（l’Alliance Française）之邀在法文协会大礼堂做过题为“谈谈诗经”的演讲，并因此吸引了《法文上海日报》的注意：

法文「上海日报」（Le Journal de Shanghai）派了一位女记者，—这位记者的丈夫也是中国人，姓赵，—和一位摄影师，为露绮斯摄了许多照，把她的演讲全部速写下来。恰巧这个时候，徐仲年主编「上海日报」的星期日文艺特刊，篇幅是一大张到两大张报纸，专页介绍中国文学（名著选译、专题研究、名著评介等等）和中国艺术（古代名画、当代名画、艺术理论、中国电影、名胜游记、美术摄影等等）。这个特刊不但是销行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重庆、成都、广州、厦门，而且一直飞到巴黎和比京（笔者按：指比利时首都）。徐氏将露绮斯演讲时各种姿态的照片与演讲全文，在特刊第一版上发表了，而加了一篇长长的按语。这次露绮斯的尝试获得莫大的成功。事先她因为没有把握，不敢告诉书城；事后，成绩非凡，她又避丑表功之嫌，不好意思向丈夫叙述。可怜的书城被蒙在鼓中，直至徐仲年把「上海日报」的星期特刊寄到南通，才知道经过！

在书城的鼓励下露绮斯开始为《法文上海日报》写稿，进而与徐仲年共同主持星期日文艺特刊，“中国文学部分仍由徐氏负责；将中国艺术部分交给露绮斯”。但重新融入上海的法侨社会令露绮斯的思乡之情日益浓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下降，露绮斯又获得了《巴黎晚报》的聘用，她最终与丈夫离婚回到法国。

图5 徐仲年《当今中国文学》专栏第一篇：《鲁迅先生的小说〈肥皂〉》（1934年1月21日）

不过我并未能在1931年的周日增刊上找到刊登徐仲年夫人演讲诗经的图文，而且如前所述周日增刊的内容涵盖面极广，并不局限于中国文艺。徐仲年在小说附记中提到“我把徐仲年写了进去，乃因中国人用法文介绍中国文学是史实”，也许暗示他只是译介中国文学，主编周日增刊和妻子演讲的情节属虚构。但有关周日增刊的描述相当精彩，只要将中国改成世界各国即名符其实了。同时文中还提到报纸不仅行销于上海，还销往中国各地以及巴黎和比利时，和我们之前有关报纸销量的讨论也相符，应是事实。徐仲年的法国夫人确实曾为《法文上海日报》工作过，并于1932年与徐离婚回国。

小说还提到1931年春上海的中法人士为了切磋学问，联络感情，成立了中法联谊会，“发起人中最热心的，中国方面有王景歧，赵之游（笔者按：应为赵志游，公董局华人董事），徐仲年等；法国方面则有法国驻沪总领事顾亚发（J.Goiffard），教育部督导搿洛浦瓦(Grosbois)，法国商会会长李翁(Lion)，中法国立通惠工业专门学校法籍校长薛蕃(Civel)等”。中法联谊会还与法国政府所办的文化机构法文协会合作，会址在法租界环龙路南路口的一座小花园洋房内，不远处即是雄伟的法文协会图书馆。中法联谊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由中国人和法国人轮流担任。

这个会在「联络感情」方面，常常举行茶会、聚餐、游艺会等等；在「切磋学问」方面，它不时组织演讲会（每次演讲者中法方面各一人，用法语讲），美术展览会，文艺奖金（主席赵志游，总评判徐仲年）等等。总之，它是非常活跃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留法学生回到上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也是海派文化的创始者，但是随后长时期的战争和建国后的政治动乱将他们的文学活动埋没在故纸堆里。长期以来言及留法往往集中于勤工俭学，对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的留法经历和相关作品的关注并不多。徐仲年虽然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著作颇丰，但因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其人其事和作品都鲜为人知，自传小说《彼美人兮》也一直没有再版。但这部作品不仅详述了作者的留法生活和异国婚恋，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当年沪上中法文人密切交往的情景，弥足珍贵。事实上中法联谊会和法文协会的各种活动也是法文报经常报道的内容，对此详加调查也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而徐仲年与高博爱熟识这个事实也是既出乎意外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后者原是法文协会总代表。

图6 徐仲年介绍中国电影《桃李劫》和话剧《一个摩登女性》（即张道藩作五幕剧《自误》）的文章（1935年1月20日、7月21日）

2、傅雷的美术与音乐评论

为法文报撰稿的中国文人中，目前能够确认的还有著名翻译家傅雷（1908-1966）。1930年11月30日，《法文上海日报》载有刘海粟访问巴黎的报道，作者Fou Nou-En。傅雷字怒安，号怒庵，当时正在巴黎大学听课，也是刘海粟旅法期间的法文老师和翻译兼向导，显然即是该文作者。傅雷在文中详细介绍了刘海粟的生平和美术创作活动，以及他和刘海粟、张弦等人一起拜访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贝纳尔的情形，并刊登了照片。刘海粟自1929年春赴欧洲考察美术，遍访法兰西、意大利、瑞士等国名胜，三年间创作了近百幅美术作品，并两次入选法国秋季沙龙，受到巴黎美术界的好评。1931年6月他曾在巴黎巴莱蒙画堂举办旅欧美展，其中的《卢森堡之雪》被法国政府收购珍藏于特巴姆国家美术馆。对此7月12日的《法文上海日报》刊载了傅雷题为《中国一流画家现身巴黎》的文章，介绍画家在巴黎的活动情况，称赞刘海粟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开创者，并附《卢森堡之雪》的照片。（图7）

这年9月傅雷和刘海粟同船回国，并受邀在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美专任教，开始了他致力于传播西方美学和翻译法国文学作品的生涯。傅雷回国不久就因价值观的分歧与刘海粟绝交的故事近年已广为人知，面对重现他们当初美好岁月的这些珍贵史料，个中的是非恩怨令人唏嘘。

傅雷不仅精通美术，同时也有极高的音乐素养。目前能找到的他发表在法文报上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刊载在1933年6月9日第4页的《中国音乐与歌剧的前途》（L’avenir de la Musique et de l’Opéra chinois）。1933年5月21日（周日）新建的大光明大戏院举办了隆重的落成典礼，被誉为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的工部局乐队举办了“大中华之夜”音乐会（Grand Chinese Evening），第一次大规模上演中国题材的作品。交响诗《北平胡同》、独唱曲《晴雯逝世歌》与舞剧《琴心波光》均为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家阿甫夏洛穆夫（1894-1965）所作，当时活跃在上海的中国传统音乐组织大同乐社也同台演奏。《申报》、《字林西报》等中外报刊都对这台音乐会详加报道，而高博爱发表在《法文上海日报》上的乐评更是充满诗意：

《北平胡同》给我们的印象仿佛万花筒一般，绚烂多姿，热闹非凡，生机勃勃。北京独特的氛围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长长的灰色的城墙，豪华的饰品，辽阔的景色，肮脏的街道和诗意，以及生命的喜悦、讽刺、欲望，还有蝉鸣、柳树……这些风景本身就蕴含着美丽的可以令人尽情想象的描写音乐，足以掩饰乐队演奏时出现的一些瑕疵。

这场音乐会在沪上文艺界反响极大，鲁迅前去观看了前一天的彩排，莅临当天的音乐会并发表评论文章的有田汉、聂耳、傅雷等人。针对阿甫夏洛穆夫将中国传统音乐与京剧舞姿融入西方交响乐和芭蕾舞艺术，创造“中国芭蕾”之举，中国文人的评价可谓针锋相对。鲁迅在当天日记里记录“后两者皆不见佳”，田汉、聂耳言辞激烈地加以批判，而傅雷基本持肯定态度。1933年5月28日《时事新报》上首先发表了他《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戏剧和音乐底前途》一文，6月9日法文报上的文章可谓前文的法文版。傅雷在文中高度赞扬了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同时对中国传统音乐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深受重视中庸的儒家哲学影响，缺乏生气，难以表现内心的喜怒爱乐，乐器也十分单调，与西洋音乐无法同日而语，唯有改革才是出路。这个观点其实与高博爱的主张十分相似，显现出当时的傅雷深受西方文化影响。高博爱日后通过阿甫夏洛穆夫的音乐作品，以及与卫仲乐等中国音乐家的交流，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解，并为向西方读者传播中国传统音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傅雷倾心教诲儿子傅聪，令其成长为世界著名的钢琴家，个中渊源令人感慨。

图7-1 傅雷介绍刘海粟的文章，有刘海粟一行拜访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贝纳尔时的照片，人物从左至右：张弦、张韵士、刘海粟、贝纳尔、傅雷（1930年11月30日）

令人惊讶的是傅雷早在巴黎留学期间就开始为法文报写稿，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徐仲年所说这份报纸也销往巴黎的事实。也就是说，旅居法国的中国文人也是这份报纸的读者，甚或成了作者。另一方面，徐仲年和傅雷的文章和经历也显示了当时活跃在上海的一大批具有留法背景的文人学者之间也有一个社交圈。傅雷与刘海粟关系密切，徐仲年也在留法期间就与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交友，并持续到晚年。虽然傅雷之后与刘海粟绝交，但与沪上美术家、音乐家来往甚密，家里经常宾客满座，仿佛文艺沙龙。徐仲年回国后也主编同人志，汇集了许多具有留法背景的作家。他们两人之间是否有来往尚不明了，至少同为法文报的读者和作者都属新发现的史实。而且仅限于笔者的初步调查就已经有如许收获，几乎可以肯定傅雷和徐仲年的文章应该不止以上几篇。而且为法文报撰稿的中国作家还有很多，显然这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可以说，对留法归国学生来说，发行于上海的这份法文报纸是他们得以维系浪漫法兰西的一条精神纽带。同时法籍作者通过与中国文人的交流，又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应该是法文报能准确多面地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文化交流并不局限于中法之间，还延伸至了日本。

四、高博爱与京都关西日法学馆

虽是在上海租界发行的法文报纸，《法文上海日报》与日本的关系却十分密切，日本报道自始至终是报纸的重要内容之一。周日增刊中有关日本的各地风情、文学美术和影剧艺术的长篇专论时而出现，小说名著译介和近代美术专论都曾占据大量篇幅，新潮的宝冢剧团音乐剧和传统的歌舞伎都曾跃然纸面。我在前文中详述了山田菊的日本文化介绍和高博爱与日本的关系，这里仅就高博爱与位于京都的关西日法学馆的关系再做若干补充。

对《法文上海日报》来说，高博爱是个重要人物。他1893年4月28日出生于法国中部谢尔省（Cher），1918年来上海，在公董局教育处工作，1920年至1935年任法租界学校（1927年升格为le Collège Municipal Français即法国公学）校长，1930至1946年任法文协会中国总代表（Délégué），1933至1943年任法租界公董局教育处处长（Inspecteur de l’Enseignement），同时也是上海俄侨音乐协会的理事，堪称法租界教育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对其人其事向来少有研究，更鲜有谈及他与《法文上海日报》之关系的。其实高博爱不仅是法文报创始期的经理之一，也是持续了十多年的乐评专栏“上海的音乐”的固定撰稿人，为启蒙传播西方音乐，促进东西音乐交流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抗战结束后他又创刊了《中法日报》，继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活动竭尽全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西方侨民离开了上海，高博爱不仅留了下来，还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新中国的长篇论文。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他所著《新民主主义的中国》（La Chine en nouvelle démocratie, 1954年），全面介绍了新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各方面的近况，总体上对新政府抱支持态度。1952年高博爱终于离开了已居住三十多年的上海，1952年至1953年他在国际UNESCO工作，其间还访问了朝鲜半岛。同年他又赴日本京都担任关西日法学馆馆长，至1959年离日返回阔别40年的祖国，1972年去世。

图7-2 傅雷介绍刘海粟的文章，照片为刘海粟和《卢森堡之雪》（1931年7月12日）。

关西日法学馆（Institut Franco-Japonais du Kansaї）建立于1927年，原址在京都北郊的九条山，1936年迁移至京都大学对面，是1924年设立的东京日法会馆之后日本又一个日法文化交流基地。两者均得力于时任法国驻日大使的著名文学家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8-1955）的扶持。新学馆竣工不久，《法文上海日报》即在周日增刊刊载了专题介绍文章，详细介绍了学馆建设的详情以及和东京日法会馆的关系，并附有相关人物的照片，证明这个学馆当时就已为上海的法国人所知。（图8）

2017年3月初应兰心大戏院研究会之邀，上海社科院两位上海史专家周武和马军赴大阪和京都作学术交流，7日我们和大桥教授一起访问了关西日法学馆。馆长秘书长谷川女士热情接待，带我们参观了整个学馆。这是一幢白色的小楼，小院里竖立着为建馆筹资尽力最多的大阪商工会议所所长、日本贵族院议员稻田胜太郎的胸像，入口处两面墙上分别挂着日语和法语的纪念牌，记载着学馆设立缘由和为筹建学馆出力的日法要人名单。进门正面墙上是日本著名旅法画家藤田嗣治（1886-1968）为庆祝新馆竣工而创作的大幅壁画，里面是一家价廉物美的法餐馆。楼梯口右侧是接待处和几间办公室，法国驻京都领事馆也在这里办公。二楼是图书馆，三楼是教室和宴会厅，宴会厅原来隔成几间，是馆长一家生活工作之处。也就是说这里也曾是高博爱生活过6年的居室，室内的木窗和部分家具、餐具都属当年旧物。

关西日法学馆的对面曾是宣传德国文化的日徳歌德学院，1940年6月德军占领巴黎后，歌德学院高悬纳粹旗帜，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狩野直喜来到日法学馆表示哀悼，并留下了“巴黎虽然被占领，但法兰西文化不灭”的名言。战争期间日法学馆也一直继续开课，直到1945年3月被作为军用工厂用地而征收，法国馆长和日本职员也被特高警察拘捕，受到严刑逼供。战后日法学馆重新开馆，日法之间音乐、文学、美术各层面的交流活动频繁举行。现在日徳歌德学院已不复存在，而日法学馆（现改名为Institut Français du Japon-Kansai）则仍然是日本西部地区日法文化交流的中心，并于2017年10月举办了创立90周年的活动，也是意味深长。

回到一楼资料室，学馆事务局长居甬（Jean-Michel Quillon）先生接待了我们，并告知学馆拥有大量来自上海法文协会的书籍，他很想知道这些书是何时送来日本的。从他展示的部分书籍所附的借书单来看，印章大致在“二战”后至1952年前后，可以推测是内战开始后大批外侨离沪期间由上海流传到日本的。而且图书多达3000多册，尚未整理。徐仲年在上述小说中提到上海法文协会的图书馆藏书甚多，而高博爱曾长期担任法文协会中国总代表，法文协会与京都日法学馆的关系也值得探究。京都日法学馆的对面即是京都大学，图书馆不仅战时就购入了《法文上海日报》，重要作者之一的山田菊的十多部法文小说都收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个中缘由令人遐思。

图8 《京都关西日法学馆竣工》（作者佚名。照片人物左上为法国驻日大使，中间为大阪商工会议所所长稻田胜太郎），1936年6月14日。

1920至1940年代，巴黎～上海～东京（京都）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文化网络。浪漫法兰西同是中日文人的憧憬之地，中国的文人中同时拥有留法留日经验的不在少数。而上海则是日本人赴法的必经之地，先后游历过两地的日本文人更多。当然对西方文人来说，同属远东的中日也是一衣带水，来往方便。高博爱和里维埃都曾赴日旅游，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同时与赴沪访问的日本文人也都有友好往来。可以说战前的上海原是中日西文化交汇的舞台，而战时日军的占领和超过10万日本侨民的流入，又给上海添加了更为浓郁的日本色彩。虽然这其中更多负面因素，但客观上加深了中日西文化的融合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法文上海日报》与日本密切相关也是自然，对此的相关研究也须进一步开展。

结语

综上所述，《法文上海日报》不仅是我们研究上海法租界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宝库，而且对研究上海史、中国近代史、中日和中法国际关系以及文化交流史等诸多领域都极为重要。长期以来研究上海史往往局限于本国资料，近年虽然开始注重对外国史料的挖掘，但也往往局限于中日或中西之间，法文资料尤其不受重视。但上世纪前半叶，巴黎～上海～东京（京都）之间有着一条文化纽带，而且并非单向移动，而是通过各国文人的努力对东西文化作着双向或多面的传递。正是这种来者不拒，海纳百川的文化特征，才形成了东方巴黎所拥有的独特的海派文化。因此我们研究上海租界史，仅着眼于中西或者中日之间难免偏颇，必须具有中日西“三点测量”的视野，才能更全面地把握那个时代的特征。

可以说，与融汇东西文化的兰心舞台相仿佛，《法文上海日报》本身也堪称一个包容中日西多方元素、极好地展现老上海都市特征的历史资料库。我们可以通过它展现的各种鲜活灵动的历史画面，同步感受那个时代的呼吸，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外交情势，以及上海租界的日常生活。虽然这份报纸多年来不为人知，但现在借助法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的免费电子版，我们坐在家里就能看到大部分内容，相比于查阅档案资料和其他外文报刊时的各种繁杂手续，其阅览环境可谓得天独厚。殷切期待海内外的上海史学者和一般读者都能充分利用这个历史宝库，尽快展开深入细致并且跨国界跨学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