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涉外醫療事件與民初社會: 1919年羅感恩案研究

作者: 李傳斌    来源: 澳门理工学报

[提 要] 羅感恩案是民國初年發生在湖南常德的一起特殊涉外醫療事件。1919年12月17日，美籍醫學傳教士羅感恩（Oliver Tracy Logan）應邀至湘西鎮守使馮玉祥寓所，為其患精神病的親屬劉禮權治病時，被劉用手槍打成重傷而殞命，馮玉祥也受輕傷。羅感恩案發生後，經報刊廣泛報導，迅速成為各界關注的話題。該案的傳播和善後處理，在案內、案外產生了重要影響，展現了馮玉祥與民初政治、社會輿論、基督教傳播的關係，揭示了民初政治與社會文化的複雜與多變。

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具有國際性，與政治和外交有密切關聯。因此，傳教士與中國社會的關係較為複雜。醫學傳教士一般與地方社會的關係較為融洽。除因教案、兵匪攻擊或防疫染疾而亡者外，因治療病人意外死亡的醫學傳教士極為少見。1919年12月17日，美籍醫學傳教士羅感恩（Oliver Tracy Logan，1870-1919）在湖南常德遇害案就是特例。他在為馮玉祥患有精神疾病的親屬劉禮權治病時，遭病人槍擊而死。這起涉外醫療事件引起各界廣泛關注，在案內、案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目前，相關論著對該事件僅有簡要提及。本文擬專門探討該事件的具體經過和社會影響，加深對其背後的政治與社會文化問題的認識。

一、醫生與患者：羅感恩與劉禮權醫患關係的產生

醫患關係是民國時期值得注意的社會問題。與普通醫患關係事件相比，羅感恩遇害案可以說是特殊的醫患關係事件。那麼，醫生羅感恩和病人劉禮權的醫患關係是如何發生的？

羅感恩（Oliver Tracy Logan）

羅感恩早年習醫，大學畢業後，“念這時候的東方，正需醫生救人，故發願到中國來”。1898年受美國根本論會（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ina Mission，或譯“金巴侖長老會”）派遣到湖南常德行醫傳教；1900年因病返美；1901年重返常德，在續辦診所的基礎上創辦廣濟醫院（後改名廣德醫院），長期主持院務並從事醫學研究。《博醫會報》（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稱羅感恩“是一位高明的醫生和外科醫師，善於創造發明適合醫院使用的設施，並以寄生蟲研究工作而出名”。他於1903年發現“間日瘧原蟲”和“三日瘧原蟲”，“在湖南省實屬首次”。1904年，他在中國“首次發現”血吸蟲，並撰文發表在《博醫會報》上，被認為“是中國向世界報導的第一例血吸蟲病”。羅感恩因醫術和服務精神贏得社會的信任，外界盛讚他“醫學極精，為在華美醫生之卓著”。長沙海關報告也說“羅感恩的研究工作很出名，外國人和中國人都很尊敬他”。

劉禮權出身軍人，與馮玉祥都曾是陸建章的部下；1913年授陸軍少校，1916年被任命為陸軍第十五混成旅步兵第二團團長，同年授上校加少將銜。從經歷看，劉禮權與常德的羅感恩發生關係的可能性很小。然而，由於馮玉祥這層關係，二人發生了醫患關係。

劉禮權是馮玉祥妻子劉德貞的親戚。劉德貞是陸建章夫人的侄女，劉禮權是陸建章夫人的堂弟。故劉禮權是劉德貞的叔父輩，並非有人所說的馮玉祥妻弟。由於馮玉祥在常德任湘西鎮守使、第十六混成旅旅長，劉禮權於1919年12月從北方來到常德。劉禮權到常德有兩個目的。一是為謀生。劉禮權患病後離職，生活無著，想找馮玉祥謀份差事。二是為陸建章復仇。1918年7月，陸建章因策動馮玉祥等人反對段祺瑞政府對南方用兵，被徐樹錚誘殺於天津；劉禮權對此不滿，想請馮玉祥為其報仇。

劉禮權到常德後，與羅感恩形成醫患關係較為特殊。首先，二者的醫患關係並非因為普通疾病，而是因為精神疾病。至於劉禮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時任馮部營長的李肇武后來回憶說：劉某係馮妻劉氏的堂弟，在張敬堯部任團長，受張敬堯的指使到常德行刺馮玉祥。劉某到常德後“即裝精神病發作”。以上說法多有失實之處。因為，劉禮權不是馮妻的堂弟，也不在張敬堯部任職，受張敬堯指使行刺更是無稽之談。羅感恩遇害後，羅感恩夫人和她的弟弟孟傑（F. P. Manget，湖州福音醫院院長）都見過劉禮權，他們對之“仍以瘋癲之人看待，安慰一切”，“實在認他是患瘋病，憐憫於他”。馮部的參謀官門致中在羅感恩追悼會上也說，劉禮權“頗重道德”，“曾做過團長，因有癲病才辭職”。《博醫會報》作為專業醫學刊物，在事後指出：劉禮權“此前就遭受間歇性精神疾病之苦”。後來，馮玉祥在自傳中，也說劉禮權到常德時“患神經病甚重”；他患的病“時發時愈”，此前住在漢口時曾發過病。因此，劉禮權確為精神病患者。

至於劉禮權如何患病，有人認為是受陸建章被殺的刺激。此外，據馮玉祥在事發後對部下鹿鍾麟所說，劉禮權患精神病與家庭遺傳有關。劉禮權的父親患有瘋病，他的大姐（陸建章夫人）和五弟都患有瘋病。劉禮權在其五弟之前發瘋，“從樓上跳下，幾乎跌死”。

其次，二人發生醫患關係與基督教信仰有一定的關係。羅感恩是常德知名的醫學傳教士。馮玉祥因為信奉基督教，到常德後與羅感恩“熟識”；二人交往密切，羅感恩常給馮部官兵“看病、講道”。由於信教的緣故，馮玉祥對劉禮權格外寬容。其部下門致中在事後說：“既知道他是瘋子，又何故留在家裡，並不防他呢？這就是旅長有愛人之心。”馮玉祥是“本上帝救人之心作事”，想要治好劉禮權的病；同樣，羅感恩是懷著“愛人之心”為劉禮權診治；“若旅長不是基督教徒，無此愛人之心，也不致於受傷。羅感恩不是基督教醫生，也不致於斃命了。”

宗教的仁愛以及世俗的親情，使馮玉祥對劉禮權抱以同情。而且，羅感恩醫術高明、醫德高尚。馮玉祥要為劉禮權治病，羅感恩是不二人選。因此，馮玉祥提出請羅感恩給劉禮權診治疾病，劉表示同意。當馮玉祥派人送劉禮權去廣德醫院時，他又不願出門，馮只好請羅感恩到家中為劉看病。然而，劉、羅二人醫患關係的建立卻導致悲劇的發生。

二、真相與輿論：羅感恩案的傳播

1919年12月17日，羅感恩應馮玉祥之邀，登門為劉禮權診治，結果被劉禮權用手槍打成重傷，當天去世。這造成了突發性的醫療事件——羅感恩遇害案。事發時只有馮玉祥、羅感恩、劉禮權三人在場，羅感恩因傷重很快去世，馮玉祥被擊傷。事件的詳情並未立即完全公開，外界通過報刊報導才得以逐步瞭解事件真相，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輿論。

羅感恩遇害案引起報刊的廣泛關注，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與事件的性質有關。該事件具有涉外性質，涉外事件往往引發中外交涉，理所當然地受到報刊關注；同時，事件是突發的特殊事件，即病人無故用槍打死醫生，這在醫療事件中非常罕見，更容易受到關注。二是與涉事人員有關。肇事者劉禮權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陸建章、馮玉祥有親戚關係；劉禮權為陸建章報仇之說，更容易引起各界注意。遇害者羅感恩是中國“最著名”的醫學傳教士之一。當事人馮玉祥是有影響的將領，信奉基督教，被稱為“基督將軍”；1918年，他因通電反對繼續對南方用兵而知名；他在常德的治軍、建設、軍中佈道均引起各界關注。因此，與馮玉祥有關的事件很容易引起社會的注意。羅感恩遇害案發生後，長沙、上海、天津、北京、漢口等地10多家中外報刊對之進行了報導。於是，常德發生的地方事件不脛而走，成為廣受關注的事件。

較早報導此案的是長沙《大公報》和上海的《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陸報》（The China Press）、《字林星期週刊》（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這些報刊的信息均來自常德。由於相關信息披露有限，它們對事件的報導是有限的，甚至有不準確之處。

Dr. Logan and his devoted nurse

長沙《大公報》較早獲得信息，1919年12月19日報導如下：馮玉祥部有一名兵士“忽患瘋病”，馮玉祥請羅感恩到部隊醫治，並“隨至其病室”。“不料該瘋兵突發一槍，槍彈由馮旅長肩部穿過，擊中羅醫生左頰。直入喉管，當即倒地，因血管破裂，流血過多，不久即行斃命，惟馮傷尚不甚重。”事發當日，常德長老會的駱牧師發電報給長沙湘雅醫院，請派醫生到常德為羅感恩施救，“旋來一電，謂已經斃命”。

19日，《字林西報》根據“常德訪員”18日發來的電報，對事件作了報導；20日，其下屬的《字林星期週刊》有相同報導，內容較為簡單：羅感恩在馮玉祥的陪同下去看一名發狂的士兵，然而這名士兵向馮開槍，擊中他的肩膀，傷並不重；“不幸的是那發子彈射穿了羅感恩的面部和頸部。一個小時後羅感恩醫生死去”。電報還稱“這裡一切平靜，並沒有排外情緒”。對於這一電報的真實性，《字林西報》在報導中稱詢問了美國長老會的費啟鴻（G. F. Fitch），並得到證實；而且，長老會收到羅感恩夫人發來內容相同的電報。可見，《字林西報》的報導比較謹慎，明確了事件非排外所致。

《大陸報》在12月18日得到消息，19日對事件有如下簡要報導：羅感恩與馮玉祥一起去看病人，“沒有任何警示，瘋兵就舉起他的步槍，向將軍射擊，擊穿了他的肩膀，但是不嚴重。而這發子彈擊中了羅感恩醫生的頸部和面部，導致他在一小時後死亡”。報導還簡單介紹了馮玉祥和羅感恩。

20日，多家報紙對事件作了報導。《上海泰晤士報》的報導實際來自前一日的《大陸報》。《民國日報》、《申報》、《益世報》等中文報紙根據19日英文報紙的相關內容對事件作了報導。如《民國日報》以《常德瘋兵擊斃美教士》為題的新聞，譯自《大陸報》的報導，所附譯者按云：“《字林報》十八日常德電訊亦報告此事，所云悉同，並謂當地安靖並無排外感情云。”顯然，《民國日報》綜合了《字林西報》與《大陸報》的信息。《申報》以同樣方式進行報導，標題卻是《西報得馮玉祥被刺電耗》，很容易使人將事件視為政治刺殺事件，畢竟當年4月常德發生過謀刺馮玉祥的事件。

此後，更多信息通過不同渠道披露，但準確性值得推敲。21日，《益世報》以《常德美醫士被擊續聞》為題披露兩則電文。一是20日常德商會致北京政府電，內稱：“馮玉祥司令部內發現槍傷美國醫生羅岡氏之事，馮亦受重傷。查係馮之妻弟劉某所為。”二是馮玉祥致國務院電，其文稱：“舍親劉禮權日前來署下榻，夙患瘋病，因請美羅岡醫士來署診治，不料羅氏到時，劉正在戲弄手槍，彈出將美醫腮部洞穿，玉祥亦受微傷。本日同赴路易醫院就診，羅氏傷勢頗重，恐有性命之慮。”《益世報》還附按語稱：19日得到路透社電報，羅感恩已死。

《益世報》披露的馮玉祥電文應當是12月17日的“篠電”。因為，《申報》22日刊佈馮玉祥致當局的電報時，指明是“篠電”（篠日即12月17日）。《申報》轉述電文稱：“舍親劉禮權攜眷來常，下榻玉祥寓所，談近況詢悉現患瘋癇之症，祥擬覓醫為之診治。”當日午後，羅感恩到馮玉祥寓所，二人談話之際，劉禮權“在室內戲弄手槍，失慎走火，誤將羅醫生頸際穿透，受傷甚重，祥之左肩亦受微傷。當時羅醫生送回廣德醫院療治，祥亦到職旅醫院調養，劉禮權暫行看管。誠恐道路訛傳失實，用特通電”。

馮玉祥在事件中受傷，加之事發突然以及擔心責任等原因，不可能將事實講得十分清晰。所以，馮玉祥致北京政府的“篠電”較為簡單，且不準確；不同報刊披露此電時，還有差異。12月19日，馮玉祥在他人的建議下，致信駱牧師，對事件經過有較詳細的描述。然而，此函當時沒有立即公開。因此，外界在事發後得到的信息相當有限。

不過，羅感恩遇害案受到報刊的廣泛關注。《密勒氏評論報》對12月18～23日的新聞摘要彙編時，將羅感恩遇害案列入其中。23日，《申報》報導了馮玉祥電告北京政府的內容，即“羅醫生因傷太重，業已逝世。除由此間優予恤撫外，並予治喪”。此後，報刊多日沒有發佈更多的新信息。24日，《申報》刊發的《馮旅長受傷之情形》，實際是轉發19日長沙《大公報》的內容。

上述報導比較簡單，相關事實並不清晰。如劉禮權的槍從何而來，打出幾發子彈？羅感恩在何處診治病人，如何被擊中？馮玉祥傷在何處，劉禮權如何被制伏？對於這些細節，各報或未提及，或表述不同，或語多揣測。

12月24日，《字林西報》常德“訪員”將19日馮玉祥致駱牧師的信譯成英文發給該報，但該報並未立即刊發。此後，隨著事件的妥善解決，各報獲得更多信息，羅感恩遇害案的詳細情形浮出水面。

12月30日，《順天時報》以《劉禮權傷斃美醫士之情形》為題，以“常德來電”的形式對事件作了詳細報導。關於事件緣起，其文稱：“馮旅長有親戚劉禮權去年曾患癇症，現攜妻子到常德謀生。馮即邀居私寓，為購制衣被等物，又送洋百元備作零用，詢及病狀，謂此間有美國羅醫士甚高明，可令診視。伊初不願，經其妻力勸始允。次晨，囑其前往，伊已下樓，復折回。”關於事發過程，其記述是：“少頃，羅來，馮即陪至伊住室，三人環桌坐。羅診視畢，即告辭。馮言多日未見，延羅入室坐定。羅言令親之病，多因鬱結得來，宜歡暢，不宜煩惱，一切費用勿令掣肘。馮言費用我能擔任，先生悉其病源，何妨代我勸導，為伊祈禱。羅本慈善，聞馮言，復至伊住室，仍坐原處，與伊對談，言至親切，又移坐挨近，細看其頭髮、眼睛、牙齒，並言每日須作體操一二次，以助精神，又為作體操勢，令其仿行。方欲握手，再看伊突出手槍，向羅面部擊去。羅即應聲而倒，馮上前救護，奪其手槍，伊又向馮連擊，致傷右肩及左手小指。眾人將伊按住，馮於驚亂時猶聲言快救羅醫士。”接著，該文對槍擊之因和槍之來源說明如下：“事後詢伊，何故打人，伊云羅醫形狀可怕，恐其打我，故先打他云云。所攜手槍，據其妻言係伊舊物，來湘時置於提包中，途中用作防身。到湘即另置於不常用之包袱內，不知何時，被伊拏去等語。”最後是事件的結果：“當時馮與羅同入醫院調治，羅傷重逾三小時殞命。馮傷輕，尚無妨礙，不日當可痊癒。馮著人料理喪事，已於次日葬埋。羅在常廿年，與地方人感情極洽，出殯時男女老幼多有灑淚者，馮為立紀念碑以旌其善”。上述內容與馮玉祥1919年12月19日致駱牧師函所述內容大致相同，僅有個別表述上的差異。

同日，《晨報》發表《常德命案詳情》，內容與《順天時報》的上述報導基本相同，僅個別措詞有異。二者是事發10多天后最詳細的報導，事件詳情最終呈現在世人面前。

《順天時報》和《晨報》的報導，與後來《羅感恩夫人回憶錄》、馮玉祥《我的生活》所述事件經過大體相似，只是詳略不一而已。然而，馮玉祥的多位部屬在回憶時提及此事，所述多有不同，甚至有錯誤。除記憶不準確外，更主要的是他們均非親歷者。此外，馮玉祥的女兒馮弗伐的回憶披露了劉禮權拿槍被發現的細節。事發前，她正在二樓，聽到劉禮權妻子在房間裡勸止他拿槍，馬上告訴母親劉德貞；劉德貞讓趙登禹向馮玉祥報告，趙登禹出門就遇見馮玉祥與羅感恩，“不便上去說話”；二人上樓後沒有動靜，他“以為沒有事了，就再沒有報告”。這一細節說明羅感恩的遇害確有幾分偶然。

可見，羅感恩遇害案從發生到完全公開經歷了一個過程。由於事件的特殊性質，事發後相關信息並沒有即時公佈，十多天后真相才完全公之於眾。在此過程中，關於事件的不同信息通過報刊在各地廣泛傳播，謠言因此而生，甚至有人蓄意製造政治問題，這使得善後處理變得更為複雜。

三、案內與案外：羅感恩案的善後處理及其影響

作為特殊的醫療事件，羅感恩遇害案在案內、案外涉及多個方面。就事件本身而言，羅感恩遇害必然引起美國教會和駐華領事的注意，甚至引發交涉。就劉禮權而言，他是精神病患者，又是馮玉祥的親屬，如何處理頗為棘手。就馮玉祥而言，他必須處理好對待羅感恩家屬以及可能發生的外交問題。就案外而言，馮玉祥的受傷引發了各種猜測甚至謠言。因此，羅感恩遇害的善後處理在案內、案外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一）涉外問題的善後與應對

羅感恩遭槍擊後被迅速送回廣德醫院，很快因失血過多去世。外國人在華遭到攻擊往往引發中外交涉。當時外媒就說，“每個人都在等待類似於以前暴力攻擊外國人行動後產生的國際糾紛”。然而，羅感恩遇害後沒有出現這一結果，“令所有人感到驚奇的是，羅感恩夫人和美國領事都沒有為這一攻擊行為採取任何措施，以要求復仇和賠償”。這與事件的性質、羅感恩家屬的態度、馮玉祥的善後應對有密切關係。

馮玉祥在常德有處理涉外事件的經驗，曾成功處理了多起與日本人有關的事件。由於羅感恩與日本人不同，所以馮玉祥得知羅感恩遇害後，立即請來羅感恩夫人，說明事情原委。這樣做既可以贏得羅感恩夫人的諒解，又可以消除誤會。胡運泰、邢炳南在回憶中指出：“馮當時認為羅牧師係外國人，被病人無故打死，必將引起極大的麻煩，深為憂慮。當即請羅牧師之妻來使署共商善後。”羅感恩夫人見到馮玉祥後，“詢明羅牧師被打死的經過後，不但沒有提出異議，反而對馮說：‘馮旅長不要怕，我們是基督教徒，今天羅牧師為救人而被病人打死，正達到捨己救人的目的。羅牧師的肉體雖死，其幽靈定然上升天堂。’”羅感恩夫人的這種態度對於事件解決有重要影響。

1919年12月19日，馮玉祥致函駱牧師，詳細介紹事件經過，以取得教會的信任。隨後，馮玉祥出於“事關外人”的考慮，請“美國領事查驗”。馮玉祥後來在自傳中說，這樣做是要使美國官、私兩方面明確事件性質，從而“不准美國人藉此訛詐，而此案遂結”。這雖是事後說辭，卻表明馮玉祥當時擔心引起中美交涉。而且，馮玉祥在事發當日就致電北京政府，報告事件的發生。因此，馮玉祥出於涉外的考慮，在內外都做了積極應對。

同時，羅感恩遇害案是突發性的瘋人襲擊事件。贏得關係人對此特殊性的認同，對解決問題有重要作用。羅感恩夫人較早知悉事件經過，但她的弟弟孟傑並不知情。孟傑在事發後匆匆趕往常德，途經長沙時，拜會美國駐長沙領事，“請求他查出是否還有其他人參與了這次槍殺”。孟傑到達常德後，尚不知曉馮玉祥受傷，“捎信說如果馮將軍能夠來家裡拜訪他就好了”。馮玉祥立即拜訪孟傑，當面提出願作羅感恩夫人的“弟弟”，以消除誤會。隨後，孟傑面見劉禮權，確認了他的病情，相信了事件的性質。

馮玉祥努力贏得教會和羅感恩家屬的信任，對事件的解決非常有利。的確，美國駐長沙領事在事發後不久即致函常德方面，提出調查真相，“主張追究，要求賠款”。羅感恩夫人為此“約集當地牧師，開了一個會議”，“竭力反對”美國領事的主張，聲稱“他們到中國來服務，本來就是認定犧牲一切的，她丈夫的死，是殉道、是殉志、是殉職，談不上要求賠償的話。若真是這麼辦，那死者生者都不能心安的”。她的態度“化解了一場外交糾紛”。劉汝明在回憶中也說：“當時還起了交涉，幸好美國人不像日本人那樣蠻不講理，調查結果確是誤傷，事態才沒有擴大。”1920年1月24日，《密勒氏評論報》報導稱：中國官方與美國駐長沙領事“和平解決”羅感恩遇害案。顯然，由於事件的特殊性以及羅感恩家屬的態度，美國駐長沙領事沒有採取干涉態度，外交糾紛因此化解。

而且，馮玉祥為善後採取了多項舉措：一是安葬羅感恩，舉行隆重的追悼會。二是給羅感恩家屬贈金和處罰劉禮權。但是，羅感恩夫人、其弟孟傑及子女均不願接受贈金；羅感恩夫人還反對懲罰劉禮權，主張放掉他。隨後，馮玉祥致電北京政府，報告處理情況。三是建碑紀念羅感恩。馮玉祥為此發表通電，稱“華官與長沙美領事和平議決，將建一石碑，以作該醫生之紀念”。可見，馮玉祥對事件的善後考慮得相當周全。

由於事件的特殊性，《教務雜誌》、《博醫會報》在此案妥善解決後，才刊載簡要報導。美國各界對事件的態度較為冷靜。1920年初，事件塵埃落定後，美國多家報刊根據雅禮會收到的長沙來電，報導了羅感恩的遇害。有的報刊在報導逝者信息時，報導了羅感恩的死訊。然而，美國官方和民間在數月後，對美國傳教士雷默德被殺案的態度就截然不同。1920年6月13日，張敬堯部潰兵在湖南岳陽攻擊教會，將雷默德殺害。這不僅引發地方交涉，而且引起美國駐華公使向北京政府抗議。美國多家報刊對此作了報導。該案最終以懲處兇手、賠償作結，與羅感恩遇害案的處理顯然有別。

（二）案外謠言的產生與消解

羅感恩遇害後，真相的完全公開相對滯後。1919年12月30日，詳細的事件經過公之於眾。作為知名將領，馮玉祥的受傷倍受外界關注。12月17～30日，馮玉祥雖有致電北京政府等活動，但公開活動受到影響。所以，他的受傷引發外界猜測。謠言隨即產生，廣為傳播。這些謠言或捕風捉影，純屬無稽之談；或出於政治目的，有意製造。在常德，羅感恩遇害後，“謠風迭起”，“或謂劉禮權係陸建章舊部，前年陸氏令馮獨立，馮未實行，陸極憤恨。劉之來常，係欲為陸氏報仇者。有謂馮氏抵貨甚力，懷恨之人特買囑劉氏行刺者”。這種謠言純屬憑空捏造，《申報》刊文稱之“實皆無稽之言”，因為“劉為馮之叔岳，曾攜其家眷同來。如果有行刺之事，則何必攜眷，以多一累贅”。然而，謠言傳播很快。1920年1月，“此項謠傳已遍及長江各省”；馮玉祥不得不“通電聲明，免生誤會”。

馮玉祥

有的報刊還憑空造出了馮部發生“兵變”。1920年1月3日，《密勒氏評論報》發佈新聞稱：馮玉祥在士兵企圖進行的兵變中受傷嚴重；他在醫院遭到瘋兵襲擊，子彈射穿他的肩膀後，擊中羅感恩醫生頸部，導致後者死亡。

有的通訊機關和報刊甚至發佈消息，稱馮玉祥因傷而死。1919年12月30日，漢口的日本東方通信社發佈馮玉祥受傷殞命的消息。31日，《益世報》報導稱：據東方通信社所說，“馮玉祥已負傷致死。王占元聞耗即派遣副官弔唁，並贈予恤金”。報導附按語稱：“此消息未知確否，容探明續志。”同日，《民國日報》發表時評，稱：馮玉祥受傷而死，“據說是一個瘋兵擊傷的”；據《大陸報》消息，“是親日派人遣派暗殺黨要害死他的，並說吳佩孚因此要宣告獨立。現在吳氏還沒有什麼舉動，馮氏卻已先死了”。於是，馮玉祥因傷而死的消息迅速傳播。1920年1月1日，《申報》報導稱北京“忽傳馮玉祥因傷身故”，北京政府國務院於是要求湖南督軍張敬堯查詢，江蘇督軍李純也致電張敬堯查實。

正是在此時，馮玉祥傷情恢復，回署辦公。相關信息陸續公佈，謠言不攻自破。多家報刊先後發佈消息，聲明馮玉祥因傷而死係誤傳、謠傳。3日，《益世報》刊文稱：東方通信社1919年12月30日“所傳馮玉祥逝世說確係誤傳，本報茲覓得馮君致湘江道尹一電”，真相更為清楚。該電即馮玉祥對湘江道尹王壽乾12月19日來電的覆電，電文稱：“此事係姻親瘋癲所致，並非敝部兵士”；劉禮權“去歲得有癇症，吞金幾次，旋即就痊”，因“貧乏不能自存”而到常德謀生計；事發後，馮玉祥已將經過電告中央與湖南督軍。4日，《申報》發佈消息稱：“馮玉祥因傷身死說不實，馮昨有電到京，現已出病院，張敬堯亦有電報告。”7日，《民國日報》以《馮玉祥尚在人間》為題，報導稱：“東方通信社曾有專電，謂馮玉祥實以傷重殞命。昨日該社曾更正前信，謂係謠傳。複經某方面詳細調查，馮玉祥前因誤傷赴院療治，早已告痊，於一月一日出院，回署照常視事。一日已有電來京報告”。

在糾正誤傳之際，有的報刊又刊出可靠信息。1月3日，《字林星期週刊》刊發馮玉祥1919年12月19日致駱牧師的信件全文，係由中文譯成英文。5日，長沙《大公報》刊發《馮玉祥受傷之詳情》，內容來自馮玉祥致駱牧師的信件，與《順天時報》刊發的《劉禮權傷斃美醫士之情形》大致相同。

此後，有關馮玉祥的新消息相繼刊佈。如《申報》連續多日有關於馮玉祥的報導。1月6日，其報導是：張敬堯覆電李純，“馮玉祥傷勢尚輕，即可就痊，已出醫院，在使署調治”。7日，其報導是：收到5日北京來電，“馮玉祥電告傷癒”，1月1日出院，回營視事。9日，其報導是：李純“昨接馮玉祥電告，傷癒已照常視事”。

上述報導澄清了事實，謠言因此中止。不過，謠言背後除捕風捉影的誤傳外，還有政治因素。面對謠言，馮玉祥沒有無動於衷。他針對盛傳自己“創潰去世，並有影響鄂防之說”，致電湖北方面，聲稱創傷“現已平愈，上項傳說確係某方面故造謠言，冀惑聽聞。應請速為查禁，以杜奸謀。湘西近極安謐，南軍亦無侵越之事。知關遠注，並以奉聞”。他還致電漢口某報館，就其1月3日發佈有關他的評論，表明自己的立場。因此，隨著謠言消解，某些人的政治企圖未能得逞。從1月14日起，除個別報導外，報端少有與羅感恩遇害案相關的報導。

（三）紀念羅感恩與軍中佈道

羅感恩與馮玉祥關係“至好”。羅感恩的遇害使馮玉祥深感惋惜，羅感恩家屬的態度更使他感到敬佩。而且，馮部官兵也頗受感動，軍中佈道得到大力推行。

羅感恩遇害後，馮玉祥為之舉辦了葬禮和追悼會。1920年1月6日，常德的追悼會雖是以軍警名義舉辦的，但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孟傑在追悼會上發表演說，指出：羅感恩因愛人而為瘋人治病，結果被誤殺；“今日此舉，是個絕好機會，要知道此次羅醫生救人身死，都是上帝賜他愛人的榮光。他若不是醫生，便不得死。他是本上帝救人的心才致死”。馮玉祥在演說中說：在華外人“以醫生愛人為摯切”，羅感恩“全是為上帝救人，最有愛心愛力。即如這一次我被傷的事，若是別一國的人，平時無事，也都要尋釁要求，何況斃一命。要知道這一回羅醫生來看劉禮權的病，全是愛人的心。若不是這愛心，他必不來”。因此，馮玉祥說，羅感恩犧牲自己是“上帝愛人之心”的表現。門致中發表演說，稱讚羅感恩、羅感恩夫人、孟傑本著愛人之心對待劉禮權。上述演說對馮部官兵認識和接受基督教頗有影響。

1920年7月，馮玉祥所部離開常德北撤。同年12月10日，時在河南信陽駐守的馮玉祥與吳山談聖道，商議紀念羅感恩。17日，馮部在信陽舉行“羅醫生捨生救人紀念會”，馮玉祥在講話時介紹羅感恩的感人事蹟，指出“羅先生因有基督之精神在內，故能作出捨己救人之事。其身雖死，吾知其靈魂不死也”。1922年12月17日，時任陝西督軍的馮玉祥在西安舉行紀念羅感恩的活動，他在講話中介紹羅感恩捨己救人，聲言：“至我軍人，多係信徒，均應本此犧牲精神，救國家，救人民，救社會，當以羅君為模範。”馮玉祥紀念羅感恩頗有宗教的意味。所以，教會報刊《興華》以《西安馮督開紀念羅感恩大會記事》為題對之作了報導。

而且，羅感恩一家的仁愛之心對馮玉祥的軍中佈道產生了重要影響。馮玉祥信奉基督教後，起初未在軍中開展佈道活動。1918年，他在湖北武穴駐軍時被人稱為“基督將軍”，同年到常德後開始軍中佈道。1919年，羅感恩遇害案及其解決，對馮玉祥及其所部官兵影響甚大。據陳崇桂牧師所說，羅感恩的死“比任何佈道都更能影響馮和他的部下”；“這給他們一個機會認識到，基督教不僅僅是說教，而且是真正的力量”。羅感恩夫人的行為也深深地打動了馮部官兵。《大陸報》報導稱：羅感恩夫人在事後不要賠償，還去照料患有瘋病的劉禮權，“這就是活著的基督的見證，它感動了所有聽說這個事件的人，而且數量很大，因為消息傳得很遠。特別是在第十六混成旅的部隊中，這種影響是最能感受到的”。

馮玉祥本人所受的影響更為明顯。海思波在為馮玉祥作傳時，指出“上帝讓這種不幸發生在他自己家中，對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羞辱，而且他自己深深地內省和懺悔”。馮玉祥承認自己的罪過，“再次將自己奉獻給為上帝服務”。陳崇桂為馮玉祥作傳時，也有類似表述。因此，馮部的軍中佈道更為活躍。1920年2月，傳教士任修本（G. G. Warren）應馮玉祥之邀，到常德及其附近地區傳教三周。他深切感受到羅感恩遇害案對馮部官兵信教的影響，它“在很多長期以來受基督教影響的軍人生命當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這個機遇，在三周時間裡，有781名軍官和士兵接受了洗禮，成為基督徒。1920年，馮部離湘北返，因牧師戈林的幫助，順利通過對之有敵意的地區。馮玉祥“進一步認為基督教大有可利用之處，同時也更堅定了在全軍中推行基督教的信念”。

馮玉祥離湘後，在軍中佈道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建立“思羅堂”，作為本軍基督教青年會會址。因為羅感恩遇害後，家屬不願接受馮玉祥的贈金，所以馮玉祥用這筆錢“特建一座禮拜堂，名為‘思羅堂’。全部建築均用木材，可以隨時拆開，隨時搬移，如兒童積木一般。木屋有十餘間，可容四五百人”。這座思羅堂隨馮部在武漢、信陽、西安、開封等地使用過。後來，馮玉祥在北京任陸軍檢閱使時，又在南苑重建一座思羅堂。馮部的軍中佈道成效顯著。1924年，華人牧師劉芳曾組織馮部官兵5,000人舉行洗禮，馮部張之江的第七混成旅也有1,000餘名官兵受洗。馮部的軍中佈道別具一格，堪稱民初特有的社會文化現象。1920年3月，《大陸報》發表評論稱：羅感恩遇害案需要注意之處是，“就在華外國人而言，它對什麼是理所當然的行為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馮部官兵深受基督教的影響，是真正的士兵、真正的人；“如果有正確的領導和影響，中國的士兵不會表現得像他們現在的那種樣子”。

然而，馮玉祥在軍佈道有多重目的，既有推廣信仰、改造社會的目的，又有通過基督教淨化軍人道德、加強軍隊建設的目的，還有交結外國人的目的。五卅慘案後，馮玉祥對傳教士和基督教的態度發生變化，認為傳教士對五卅慘案“持論荒謬”，“是宗教者帝國主義者欺人之工具也已明矣，吾於是又鄙棄之”。1926年9月，馮玉祥部加入國民革命軍行列。從此，馮玉祥不再作禮拜，所部不再進行軍中佈道。這是對“基督將軍”馮玉祥充滿宗教期待的人所未曾預料到的。不過，馮玉祥未曾忘卻過羅感恩及其家屬。他與羅感恩夫人長期“保持著牢固的友誼”；1938年10月，他到常德視察，冒雨祭拜羅感恩，捐錢為之“立碑紀”。羅感恩對其影響之深可見一斑。

作為突發地方涉外醫療事件，羅感恩遇害案具有典型性。它雖然發生在湖南常德一隅，卻引發了1919年末1920年初各界的廣泛關注。該案相關信息的傳播對民初的社會輿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馮玉祥在處理該案過程中的作為，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民初政治人物與社會輿論之間的關係，也體現了政治人物對危機的化解。作為涉外醫療事件，該案沒有引發外交衝突，體現了基督教與民初中國社會關係特殊性的一面，彰顯了醫學傳教士羅感恩的社會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案的發生與妥善處理，極大地影響了馮玉祥部的軍中佈道。因此，該案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醫療事件，展現了民初中國政治與社會文化的若干斷面，折射出當時社會的複雜與多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