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民而战——1944至1945年的东普鲁士疏散（下）

作者: 夏逸凡

注：本文编译自Bastiaan Willems所著的《Violence in Defeat: The Wehrmacht on German Soil, 1944–1945》第五章《The Evacuation of East Prussia》。

摄于1944年冬季，一辆Ⅳ号坦克在雪中停下，其车组乘员在车顶休息，徒步的装甲掷弹兵正在走过IV号前方。

四、柯尼斯堡的疏散政策

考察柯尼斯堡要塞的疏散实施方式，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194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首先，德军与统治当局在城内都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德军接管了部分地方行政事务，而统治当局则承担起更多军事任务，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衡量“累积性激进化”在柯尼斯堡疏散措施中的具体影响。其次，对这座城市的疏散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拉施（Lasch）将军的军事考量，以及更高层级的要塞当局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有必要对所讨论的疏散进程做一些简要的说明。在东普鲁士攻势期间，苏军各集团军在人员与装备上都遭受了重大损耗。到了2月初，其指挥官说服方面军司令部，强调了立即对疲惫不堪的部队进行整编与补充的重要性。因此，苏军一方面加强了对城市周边的封锁，并牢牢控制了局势，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对德军阵地发动任何持续性的进攻。

在此阶段，柯尼斯堡几乎被完全苏军包围，人员的撤离只能依赖柯尼斯堡-皮劳之间的航线，通过海路进行。苏军将炮兵部署在海岸线上，能够对航行中的船只实施打击，这迫使船只只能在夜间航行，从而使该时期的疏散人数十分有限。因此，值得研究的是要塞司令部仍掌握条件，能够组织更为有效的疏散的阶段。

因此，本节的起点是“西风”行动（Operation Westwind），这场德军作战行动定义了柯尼斯堡的要塞时期。其目标是恢复柯尼斯堡与皮劳之间中断的联系。为了有效指挥该行动，经验丰富的汉斯·戈尔尼克（Hans Gollnick）将军被任命为“萨姆兰”集团军级分遣队（Armee-Abteilung Samland）司令，该分遣队下辖半岛上的全部德军力量。

自1月下旬联络中断之时起，德军已开始筹划这次作战行动，并得到海军的支援。2月19日，行动正式展开，四个师自皮劳附近向东进攻，三个师自柯尼斯堡向西推进。次日，双方会师。到了2月25日，局势已足够稳定，柯尼斯堡-皮劳的铁路联系得以恢复。

在回忆录中，拉施将军声称，“西风”行动旨在“创造条件，将大量聚集的平民转运出去，并运入新的补给”。然而，一份在行动开始一周后发出的，阐述北方集团军群目标的详尽报告，却并没有提及对平民的关照。因此，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该作战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惠及了平民，以及在行动之后，统治当局如何利用此次行动创造的条件，来推进该地区平民的疏散。

1945年2月下旬，“西风”行动示意图。

1945年2月17日，戈尔尼克将军命令拉施为“西风”行动抽调第1步兵师和第5装甲师的部分兵力。然而，拉施决定投入远超命令要求的兵力，他将第1步兵师与第5装甲师整建制投入作战，并追加第561国民掷弹师，仅留下第367步兵师和第69步兵师这两支部队防守城市。

这一决定遭到上级反对，因为它使要塞的防御力量严重削弱，但拉施自愿在作战失败时承担全部责任。尽管同僚对他的主动性提出批评，这一举措却对行动的最终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场“冲突”表明，即便到1945年，任务式指挥的精神仍在发挥作用 —— 作为戈尔尼克的下级，拉施大幅修改了既定的进攻方案，尽管戈尔尼克表达了异议，仍允许其按自身判断执行任务。

同时，这一经过也意味着，对于拉施在战后关于其作战自由受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限制的抱怨，我们需要保持审慎的怀疑态度：拉施不仅无视了戈尔尼克的关切，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他在违抗命令的同时，也得罪了与希特勒有直接联系的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雷杜利奇（Rendulic）大将以及大区长官科赫。

是什么因素促使拉施决定投入三个师的兵力，并无视了上级的意愿？最可能的原因，是对部属福祉与安危的关切，在作为指挥官的拉施的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拉施是一名极具家长式作风的军官，半年前，曾指挥过他的劳斯大将，在一份评估中写道，拉施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军官，能够迅速将新组建的师打造为一支可靠的部队，但有时过于把部队的利益放在首位”。

此外，拉施与大多数指挥官一样，认为柯尼斯堡的防御最终只能以守军被苏军俘获而告终。与之相对的，他却是德军当中在突破包围圈作战这一方面的行家之一。一年前，他曾从布罗迪（Brody）包围圈成功突围，将部队安全地撤回己方防线。更何况，类似的行动在1945年1月下旬，即“西风”行动前三周，已由第四集团军司令霍斯巴赫（Hossbach）将军实施过。1月23日，苏军抵达弗里舍哈夫潟湖埃尔宾一带，致使埃尔宾以东的德军被切断退路。霍斯巴赫意识到，被围将导致补给变得异常艰难，于是希望恢复与主力防线的联系，他未征询陆军总司令部，便着手准备向西突围，但在消息传出后，他随即被免职。

因此，拉施很清楚，他不能放弃城市，但他迫切希望打通通往皮劳的通道。然而，这样的行动，也存在将柯尼斯堡全部居民暴露于战火危险之中的风险。

要理解拉施的决定将柯尼斯堡居民置于何等危险之中，我们必须先考虑这座城市的地形。柯尼斯堡被普雷格尔河分为南北两半。柯尼斯堡南部几乎被苏军完全包围，当地德军一旦后撤，必须渡河才能脱身，因此其退路极为受限。拉施将柯尼斯堡南部的防务交给久战疲惫的第69步兵师，并用几乎没有作战经验的国民突击队和警察部队为其“补强”。

柯尼斯堡北部则与萨姆兰半岛相连，“西风”行动正是从北城向西发起。拉施把城内剩余的实力最强的部队，第367步兵师部署在这里。倘若苏军在“西风”行动期间对柯尼斯堡发起进攻，鉴于城内的防御兵力极其有限，城市极可能迅速失守。拉施完全清楚自己将城市置于何种险境之中，因此，拉施显然并没有平民的安全放在首位。由此可见，“西风”行动几乎不可能被视为一次有意识地、以保障被困平民安全为目的的作战行动。

那么，自2月25日直至柯尼斯堡最终被苏军强攻的4月初，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在对待平民的问题上，柯尼斯堡要塞司令部与东普鲁士纳粹党务高层并非孤立行动者。最高统帅部对东普鲁士的局势了如指掌。正如前文所示，东普鲁士的官员并非在真空中行事，而是高度依赖上级指挥链的决策。

1945年2月20日前后，最高统帅部讨论了一份关于东普鲁士难民危机的报告。报告称，苏军入侵开始时，东普鲁士约有230万人口，到了报告撰写之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已被迫迁移。对其去向的估计如下：

但泽地区：32万人
波美拉尼亚：50万人
萨克森：20万人
梅克伦堡：14万人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0万人
帝国他地区：10万人
合计约140万人。

报告进一步指出：“剩余的90万人中，约50万人在国防军、国民突击队等编制内服役。最后仍需从东普鲁士撤离的平民为40万人。”其中，13.5万人在柯尼斯堡，20万人在海利根拜尔（Heiligenbeil）包围圈，4万人在萨姆兰半岛。最高统帅部估计，撤离这40万人需要14天的时间。

在萨姆兰南部被重新夺回后的数日内，科赫向城市派遣了10名县区长官，试图重新接管当地民政事务，这让德军指挥官极为不满。统治当局开始推动疏散，但因其手段匮乏，不得不依赖德军的协助。尽管军方最终揽下了功劳，获得了荣誉，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要塞司令部曾对柯尼斯堡平民的疏散投入持续关注。其军官在事务上的“分割处理”能力既令人震惊，也显得冷酷而失责：在一场规模空前的难民危机近在眼前之际，他们未能起草任何直接应对平民困境的命令。

按照设想，柯尼斯堡的被疏散者应被送往皮劳港，再从皮劳向西转运。“西风”行动后的最初几天表明，统治当局具备疏散平民的潜力，最为关键的资源，尤其是船舶运力，已向要塞司令部开放。2月26日，疏散以1.4万人离城开始，次日又有1.7万人被疏散。然而，其中的许多人仅被送往毗邻的萨姆兰。而在皮劳，由于收容能力严重不足，为了安置难民，统治当局在萨姆兰西部的派泽、菲施豪森（Fischhausen）、诺伊豪泽（Neuhäuser）和劳申（Rauschen）等村庄设立了四个过渡营。

实际上，这意味着被疏散者并没有离开东普鲁士，而是被草率而粗暴地丢进皮劳与柯尼斯堡之间的行政真空地带。由于无法消化来自柯尼斯堡以及海利根拜尔包围圈的庞大人流，过渡营很快人满为患。粮食供应的组织工作完全缺位，使得饥饿迅速蔓延，而疫病也随之爆发。派往过渡营的医疗委员会警告称，若不立即改善卫生条件，将出现“妇女和儿童的大规模死亡”。此后，痢疾果然暴发，并造成大量死亡，直至医生迟迟到来，才勉强遏制其进一步扩散。

疏散条件之恶劣，以至于数千名难民准备以“饥饿行军”的方式返回柯尼斯堡抗议。与此同时，任何重要的纳粹党内人物都不敢前往过渡营，因为他们担心会遭到愤怒人群的袭击。取而代之的，是派出低层级的政治官员去与难民交涉。由于这些人对当时的局势知之甚少，他们对于难民的救助几乎毫无帮助。

据要塞司令部的医疗联络官医疗中校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博士所述，当营地里的状况难以忍受时，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从营地中涌回了柯尼斯堡。拉施将军也证实：“不久之后，被安置在那里的一些妇女，带着孩子和婴儿车来到我面前，绞着双手恳求我允许她们回到自己的房屋和住处，因为至少在那里还有点吃的。”

拉施一方面不愿向返城者说明防御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又急于指出统治当局的失职，因此允许大多数人返回城中。在3月底抵达柯尼斯堡的格哈特·克雷奇默，是言语较为尖锐的一批军官之一，他如此描述要塞司令部内的氛围：“人人都在私下咒骂那位据说待在皮劳某处、完全不管[民众]的大区长官……但没有任何人，哪怕只是稍微伸出手，去亲自做点什么。”

平民疏散的糟糕状况，与伤兵的撤离形成了鲜明对比。2月下旬、3月以及4月初，东普鲁士的指挥官始终优先考虑部队。3月7日，海军记录称，由于德国东部的激烈战斗，陆军每日约有7100名伤员：其中3000名来自但泽，2500名来自皮劳，800名来自库尔兰，800名来自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这些伤员需要通过海运撤离，而可用医院船的每日运力仅约2000人。指挥官于是以牺牲平民为代价来“弥补”这一缺口：难民船只被征用，每天额外搭载1000名伤兵，这一举措进一步挤压本就紧张的难民舱位。

4月6日清晨，就在苏军预计对柯尼斯堡发动最后总攻的数小时前，拉施下令让一列载有1万名轻伤官兵的列车驶离城市。这些人只是15万余名被有组织地转运至西部的伤兵中的一部分，而这一措施，有助于维持部队的战斗士气。

疲惫不堪的德军部队于1945年3月至4月间乘船撤离柯尼斯堡。

战后，拉施等人坚称，自己除了服从命令以外别无选择。然而，战局的恶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指挥官被彻底束缚住手脚。由于奥托·对前线的实际情况心中有数，前线指挥官实际上被赋予了基于自身判断作出决策的灵活性。但他们始终将平民关切置于军事需要之下。在一个对于平民而言“似乎找不到任何船位”的时期，北方集团军群却仍然能成功地将数十个单位从东普鲁士转移出去。

战争结束后不久，县长克劳斯·冯·德·格罗本（Klaus von der Groeben）回忆道：“我们与各个部门谈判……以争取足够的运输能力，并在皮劳深水航道（Pillauer Tief）上修建一座浮桥。皮劳的指挥官认为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很重要，但他坚决反对把皮劳作为难民通道使用。”如果在皮劳与弗里舍沙嘴（Frische Nehrung）之间修建一座500米长的浮桥，便可为柯尼斯堡通往但泽提供一条可供难民徒步通过的陆路，然而，由于该方案会妨碍向海利根拜尔包围圈的补给，最终未能实施。

此外，虽然难以量化，德军与统治当局不愿化解琐碎的纷争，同样对疏散造成了不利影响。比如，在弗里舍沙嘴，由于指挥体系不明确，警察部队的部署引发了责任归属的争论。科赫强调，这些人既然负责协助平民撤离，就应隶属其指挥；而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纳茨默将军（von Natzmer）则认为，指挥权应以部署地域为准，因此这个单位应归属军方指挥。SS地区总队长奥托·赫尔维希（Otto Hellwig）最终站在军方一边，但在此之前，他已就这一局面提交了两份措辞不满的报告，其中一份直接呈递给了希姆莱。

因此，各部门联合行动的成败，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存在资源。资源的糟糕配置，以及在平民头顶上演的地方派系纷争，都严重阻碍了东普鲁士的疏散与防御工作。

东普鲁士的德军指挥官与政治官员对疏散的消极态度，直接塑造了柯尼斯堡平民的行为。现存约二十份由驻柯尼斯堡的SS东北大区官员在1945年2月15日至3月23日间呈交给希姆莱的每日态势报告，清楚地表明在这一时期，民众普遍反对疏散。2月21日的一则报告称：“民众总体拒绝疏散，因为他们认为柯尼斯堡是安全的。此外，人们相信眼下不会发生什么，因为在危急时刻离开柯尼斯堡的许多[官员]已经返回。”

与此同时，关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Wilhelm Gustloff）与施图本号（Steuben）这两艘客轮沉没的消息，这两起堪称史上最惨重的海难之一，使民众对海上出行心生畏惧。正如卡尔·弗里德里希回忆的那样：“与此同时，皮劳的情况在柯尼斯堡传开了，于是好几趟运输列车从柯尼斯堡出发时要么空车，要么只坐了一半人。”

柯尼斯堡的生活条件确实明显要好于萨姆兰。例如，3月4日，计划疏散的1.6万人中，仅有4000人到场。

此外，随着战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接收区也开始面临西线盟军的直接威胁。而在3月初，丹麦的德意志族群领袖 延斯·默勒（Jens Möller）甚至建议不要将难民安置在丹麦，理由是：“对于德国难民而言，被强制寄宿在丹麦家庭中，远比最原始的集体收容条件还要糟糕。”

被列入疏散名单的人，有时会躲藏数日，以逃避疏散。政治官员的劝说无人理会，疏散工作人员常常遭到强烈抵抗，不得不动用武力将人赶出住处，这反而使统治当局更加不得人心。现存报告显示，要塞司令部实际上只在2月24日至3月10日之间认真对待过疏散，随后又以“技术问题”为由，将疏散工作“无限期推迟”。与此同时，柯尼斯堡的纳粹党务总部的氛围愈发与现实脱节。

绝大多数被调入柯尼斯堡的政治体系成员，早在1月下旬就已对疏散工作漠不关心，转而采取一种鸵鸟式政策。据韦格纳（Wegener）的记述，这些人大宴宾客，伴有轻佻女子与上等饮食，甚至雇有专属酿酒师、厨师和仆役。随着苏军在3月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少的政治官员愿意再为柯尼斯堡的疏散投入任何精力。政治体系成员的漫不经心与军方拒绝讨论这一问题，表明要塞指挥层已无人认为有必要继续疏散平民。一种看法占了上风 —— 疏散只会让人从“油锅跳进火坑”，而几乎无人愿意挑战这一判断。

此外，随着几乎所有当地男性被命令在柯尼斯堡承担防御任务，大多数家庭不得不在是否团聚之间作出抉择。例如，艾琳·舒马赫（Irene Schumacher）一家就在留下与可能被苏军俘获之间反复权衡：“我的父亲从未加入过纳粹党。文件可以证明，他在1934年因反对希特勒政权而被解雇教师职务。俄国人也会承认这一点。”而不少国民突击队成员与正规部队士兵的家庭，最终选择留在丈夫或是父亲身边，听天由命。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到4月初苏军发动最后的总攻时，柯尼斯堡城内还剩下多少德国平民？

1945年1月底，在围城开始之际，城内平民人数达到最高值。情报军官瓦尔特·凯姆西斯（Walter Kemsies）估计，当时城内约有20万名平民（其中4万至5万为本地居民，另有约15万来自东普鲁士东部的难民）；瓦尔德马·马古尼亚则将这一数字略微上调至21万。随后，人数在2月和3月初持续下降。到了3月24日，北方集团军群报告称城内仅剩7万人，这是围城期间记录到的最低数字。

然而，在3月下旬，由于本章下文将讨论的原因，这一数字再次回升。到了最后总攻前夕，城内仍有约10万名平民滞留。这些平民主要分布在尤迪滕（Juditten）、阿马利瑙（Amalienau）、施派歇多夫（Speicherdorf）、巴莱特（Balleith）、罗森瑙（Rosenau）、波纳特（Ponarth）、卡尔特霍夫（Kalthof）和劳特（Lauth）等地，这些地方大多位于柯尼斯堡郊区。

此外，还可能存在一部分“隐形人口”。医疗中校保罗·施罗德博士指出，许多从萨姆兰返回的难民“没有去领取配给卡，因为他们不想被登记，因为被登记就意味着要承担挖战壕，加入国民突击队，或是其他任务”。因此，根据他的估计，约三分之一的剩余人口（他将其总数估为约13万人）在4月初的苏军总攻之前一直躲藏起来。这些人不得不在近乎穴居者般的条件下勉强求生。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柯尼斯堡的疏散只能被视为一次失败。即便在1945年2月至3月期间，相当一部分人本可以被撤出，但却仍有成千上万的平民滞留在被围困的城市中。然而，若仅以这一标准评判疏散措施，反而偏离了问题的核心，因为对要塞司令部而言，这根本不是他们首要关切的工作。

1945年，随着战事推进，德军指挥链迅速瓦解，高层已难以对作战区域实施有效控制，这一过程被称为“战争的原子化”。在这种破碎化的状态下，拉施这样的军事指挥官越来越多地依据个人判断行事。他们的忠诚，主要仍然属于自己一路带过来的部队。确保自己的士兵能够活着看到战争的结束，一直是将军与士兵之间不成文的默契，而在1945年春季，在距离战争结束只剩数周的情况下，德军指挥官们几乎没有理由去背离这一信条。

拉施在“西风”行动筹备阶段所作出的选择，已清楚显示他愿意将平民置于何等的风险之中。而在随后的六周里，国防军与统治当局的优先序列，则表现得更加明确。围绕疏散问题，两者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而在萨姆兰设立的难民营，也仅仅只得到了极为有限的关注。战后不久，曾任帝国内政部部长的库尔特·雅科比（Kurt Jacobi）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就1945年的疏散而言，下令疏散与保卫祖国的需要，是相互排斥的要求。一旦呼吁疏散……东普鲁士的防御从一开始就将变得不可能。”

这种“累积性激进化”最终体现为不愿为疏散分配资源，进而导致疏忽，并在统治当局与军方之中形成一种消极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这种心态源自东线执行各类“犯罪命令”的长期经验，并在整个围城期间主导了要塞司令部的决策。因此，当苏军对柯尼斯堡的最后总攻开始时，大量平民仍受困于被两军激烈争夺的城市战区之中，夹在交战双方之间，命运未卜。

五、无法投降

到了4月初，柯尼斯堡要塞司令部已清楚地意识到，距离苏军最后的强攻只剩下几天。在回忆录中，拉施写道，包括他本人在内，几乎没有军官还抱有能够挡住苏军进攻的希望。面对四个苏军集团军，拉施麾下的5.5万人毫无胜算。然而，陆军总司令部仍明确要求柯尼斯堡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下来”。

4月3日至5日，苏军炮兵实施了三天的预备轰击，4月6日，总攻开始。第十一近卫集团军自南面发起进攻，第四十三集团军与第五十集团军自北面和东面开始推进。在城市以西，第三十九集团军切断了柯尼斯堡-萨姆兰的联系。4月8日下午早些时候，第四十三集团军与第十一近卫集团军在市中心以西的阿马利瑙郊区会师，完成了合围。4月9日至10日的夜间，拉施将军宣布要塞投降。

4月10日，陆军总司令部的报告总结称：“总体的印象（要塞最后的无线电报告、航空侦察、敌方通报）是：柯尼斯堡守军在燃烧城市的废墟中进行了英勇战斗，但最终被三个集团军的进攻所击败。”这些最后的无线电报，其中一些甚至是由拉施亲自发出，确实讲述了一段“英勇防御”的故事，但也揭示了另一面现实：“由于空袭与持续的炮击，整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人员与物资的损失，导致部队战斗力大幅下降。平民伤亡数字很高。”

本节将聚焦于这些平民如何死去，以及为何应该将他们的死亡视为因军队做好“战至最后一颗子弹”的准备所导致的结果。同时，本节也将评估柯尼斯堡要塞司令部是否构成了刑事层面的重大失职。

在苏军最后总攻前夕，柯尼斯堡要塞司令部其实并非毫无选择，虽然这些选项的现实分量并不相同。尽管几乎所有要塞都被命令战至最后，但不少指挥官仍自行谋划出路。例如，在1944年的法国，一些被围要塞的指挥官曾与盟军围攻部队建立联系，以组织法国平民撤离，且在个别情况下取得了成功。虽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举措是出于人道考量，但即便如此，也已远超过柯尼斯堡要塞司令部愿意考虑的范围。

拉施将军与东德地区的大多数要塞指挥官一样，断然拒绝与苏军进行任何接触，因为他坚信苏军会采取野蛮行径。此外，正如前文所示，他还主动营造了一种对立氛围，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双方接触的可能。再者，对民众继续作战意愿的不信任同样是重要的因素。比如在亚琛，一些厌战的德国平民曾为盟军指引德军藏身处，并泄露德军阵地位置，令该城指挥官极为震怒。更接近柯尼斯堡的例子是 —— 1月中旬，在拉比奥（Labiau）的德伊默河（Deime）阵地，苏军炮击正是因平民泄露情报而发生。

鉴于平民在柯尼斯堡防御中被深度动员，要塞当局毫不怀疑，一旦平民落入苏军之手，苏军情报部门必然能够从中获取信息，从而削弱城市的防御能力。

而另一种选择是投降。

很少有德国城市在未作抵抗的情况下投降，但并非没有先例。在美军推进轴线上，哥达（Gotha）的要塞指挥官约瑟夫·里特·冯·加多拉（Josef Ritter von Gadolla）中校于4月4日下令交城。一周后，前线推进至韦尼格罗德（Wernigerode），该城要塞指挥官古斯塔夫·佩特里（Gustav Petri）上校拒绝将城市纳入战区，并于4月12日同样选择不经战斗直接投降。两人均在投降后的次日，依照当地陆军指挥部的命令被就地处决。

在德国东部地区，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于4月30日的投降尤为突出。1945年1月至4月间，以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校长为首的城市地方名流，不断向新任城防司令鲁道夫·彼得斯哈根（Rudolf Petershagen）上校请愿，要求和平交城。与拉施一样，彼得斯哈根也是拥有诸多荣誉和勋章的东线老兵，一战后他曾加入自由军团。但不同的是，彼得斯哈根并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在国防军的前身魏玛防卫军（Reichswehr）服役，并娶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女性，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他在1945年4月的抉择。

地方权威人士鼓起勇气去接触这位他们并不熟悉的强硬老兵，在被指控为“失败主义”时仍持续施压，而彼得斯哈根最终违抗“战至最后一弹”的命令时所展现的勇气，为那座城市带来了与柯尼斯堡截然不同的结局，从而挽救了无数生命。

从左至右以此为冯·加多拉，佩特里和彼得斯哈根。在保护当地民众与维护军事荣誉之间，他们各自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柯尼斯堡，关于要塞投降或是将其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选项同样曾被讨论过。

与人们通常的印象相反，最早呼吁停止战斗的，恰恰是柯尼斯堡的纳粹党内精英层。战斗于4月6日一经打响，副大区长官格罗斯赫尔（Grossherr）便向大区长官科赫提议，将柯尼斯堡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并在城市更北面建立一道新防线。

4月7日，县区长官瓦格纳也向科赫提出，要求停止柯尼斯堡的战斗。这段对话被上校级军需官弗里德里希·多夫米勒无意中听到，他转述道：

“告诉你的朋友，他大概指的是元首，部队已经英勇作战。

在柯尼斯堡，一切在人力所及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事情，都已经做到了。继续战斗将是疯狂之举，也是对平民的犯罪。”

然而，科赫既无意将柯尼斯堡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也不打算请求投降。即便如此，这样的举动无论如何都会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这也再次体现了所谓的“累积性激进化”。事实上，尽管在1943至1944年间，罗马、佛罗伦萨、雅典和巴黎等多座重要外国城市曾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有的出自当地指挥官的主动提议，有的则在希特勒知情或默许之下进行的，但到了1944年末，希姆莱却明确宣称：

“任何一座德国城市都不会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防守。”

违背这一“格言”需要道德勇气，但在德国本土防御战中，这并非前所未有的事情。

发生亚琛（Aachen）的例子，或许最能体现德国军官团内部在是否将一座德国城市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这一问题上所呈现出的不同态度。

最初被赋予亚琛防御任务的是著名的第116“灰猎犬”装甲师。该师的指挥官格哈德·冯·施韦林（Gerhard von Schwerin）中将是贵族出身，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并在魏玛防卫军中逐级晋升。他是一位典型的旧式指挥官，显然并没有完全内化纳粹时期那些关于战争的“新观念”。

基于判断，施韦林认为，在战斗打响前夕疏散多达4万人的平民人口将是一场灾难，而巷战势必会摧毁亚琛的历史城区。基于这一判断，他无视了希特勒的明确命令，命令将部队撤至城市西北方向设防。与此同时，他还用英语写下一份便条，交由一名邮政职员转交给第一位进入城内的盟军军官：

致进驻亚琛的美军指挥官：

我已中止对平民的无意义的疏散行动，并请求你们向城中居民提供人道援助。

我是此地的最后一名德军指挥官。

格哈德·冯·施韦林伯爵

德国陆军中将

1944年9月13日

然而，美军的推进速度比施韦林所预期的要慢，亚琛依旧掌握在德军手中。这张便条最终落入了希姆莱之手，施韦林随即被解除指挥权并接受审讯。尽管其抗命行为性质严重，但施韦林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而是被调往意大利，甚至最终还获得了晋升，成为装甲兵上将。

与此同时，到了10月中旬，亚琛的最后防御任务被交给了格哈德·威尔克（Gerhard Wilck）上校。与拉施类似，威尔克已完全内化了国社主义式的战争观。他后来宣称，自己是在“德意志皇城防御的残余力量仍在指挥所内进行白刃战”的情况下才选择投降的。尽管从威尔克被任命为城防指挥官的那一刻起，亚琛的失守就已成定局，但他仍在经历数周顽强而惨烈的城市巷战之后，才于1944年10月21日宣布投降。

柯尼斯堡要塞司令部同样毫无保留地遵循了“在任何情况下保卫城市”的准则。与亚琛相比，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异在于柯尼斯堡位于东线战场，这一点无疑加剧了其守军在心理与政治层面上“无法投降”的状态。像拉施这样的人，其在德国的灭绝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毋庸置疑的，他对战争中种族灭绝层面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对东线一系列“犯罪性命令”的了解，也不存在任何争议。

这些因素在拉施的核心圈子中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是在他坚持认为自己在苏联的行为并没有构成任何不当之举的前提下，而这些事项，只能部分地解释为何柯尼斯堡要塞司令部在最终决定投降之前，仍旧坚守了整整四天。

对于德军而言，荣誉成为了核心利害所在。最高统帅部显然十分清楚，投降首先是一种个人决断，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因素与心理因素往往会压倒纯粹的军事考量。

早在1940年春季法国战役结束时，德军便开始有意识地将“投降”与“耻辱”紧密绑定。当时，作为最后的羞辱手段，法国被迫在贡比涅附近，并且正是在1918年德国接受停战协定的同一地点，同一节铁路车厢内，接受德国的停战条件。

到了1942年，战争的天平开始转向。而自1943年起，德军本身逐渐成为被迫投降的一方。最具象征意义的例子便是1943年初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这一事件被视为国家性的悲剧。紧随其后，在苏联方面的支持下，由瓦尔特·冯·赛德利茨（Walther von Seydlitz）将军和保卢斯元帅参与的“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NKFD，Nationalkomitees Freies Deutschland）”以及“德国军官联盟（BDO，Der Bund Deutscher Offiziere）”的成立，被普遍认为是对德军声望的严重玷污。

到了1945年，一些德军指挥官已开始选择以自杀来避免无条件投降。莫德尔元帅便是在必须主持其集团军群投降之前，选择在一片森林中开枪自尽。

在柯尼斯堡，没有德军指挥官以自杀来结束生命，但宣布作为“民族不屈战斗意志的象征”的要塞的投降，仍被视为一名德军将领所能设想的最不名誉的行为之一。投降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有辱德国军事传统的行为。

早在1944年2月，即“要塞防御”被正式提升为战略原则之前的一个月，凯特尔元帅便已使用典型的“就地战死”的修辞，来明确传达他对受命防守城市或地区的德军指挥官的期待：

“投降、停止抵抗、规避战斗或是撤退，并不适用于要塞指挥官与作战指挥官。要塞指挥官和作战指挥官的命运，与其所受托守卫的区域紧密相连。舰长也将随舰沉没，而军旗仍飘扬于桅杆之上。德国军队的历史从未承认过另一种立场。”

为了强调命令的严肃性，该备忘录的前言还特别指出，已有两名指挥官因擅自离开其岗位而被处决。

毫无疑问，拉施十分清楚自己所肩负的维护国防军荣誉的职责。被委以防守柯尼斯堡这样一座城市（而其他要塞亦然），本身就是一名军人的军事生涯的巅峰，而辜负那些促成其仕途的部下的信任，无疑会玷污这份荣誉。

1945年4月8日，就在柯尼斯堡与外界的通讯即将中断的数小时前，拉施收到了一封来自第四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威廉·穆勒（Friedrich-Wilhelm Müller）将军的电报。柯尼斯堡要塞正隶属于第四集团军的指挥体系之下，该电报明确强调，作为一名军官，拉施的荣誉义务要求他必须坚守柯尼斯堡，战至最后一弹。

这或许正是为何在其回忆录中，拉施一方面极力强调自己之所以决定投降，是“为了结束恐怖”，是出于对平民的考虑。另一方面，他又不惜花费大量篇幅反复证明，在柯尼斯堡的投降发生之时，这座城市实际上已几乎完全被敌军占领，仅剩下一些零散而孤立的抵抗据点仍在坚持。

面对不可避免的失败，拉施与大多数德军指挥官一样，并没有真正认同希特勒试图灌输给部队的那种“以光荣赴死”的理念。

显然，那一整套设想士兵必须“手持武器战死”的命令，与指挥官根据战术现实来作出决策的意愿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与脱节。柯尼斯堡并非第一座投降的要塞，拉施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德军在其他战区的整体表现。

例如，1944年9月，在希特勒最初提出抗议之后，北方集团军群仍旧撤出了爱沙尼亚，结果雷瓦尔要塞（Reval，即塔林[Tallinn]）和韦森贝格要塞（Wesenburg，即拉克韦雷[Rakvere]）几乎未经过战斗便告陷落。众所周知，1944年8月，巴黎要塞在未征得希特勒同意，且违背其明确意志的情况下向盟军投降。在东普鲁士，作为该省防御体系中的关键支点之一的勒岑（Lötzen）要塞，几乎是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被放弃的。

正因如此，到了1945年时，希特勒对于德军指挥官在“要塞战略”上的信任几乎已经完全瓦解。1945年3月26日，他下令道：今后只能任命海军军官担任要塞指挥官，“因为已经有许多要塞失守，但至今尚无一艘军舰是在没有战至最后一刻的情况下被放弃的”。

这一命令无疑严重伤害了陆军高层的自尊，但它显然不太可能促使要塞指挥部表现出更顽强的抵抗意志。

为了进一步“鼓励”各级指挥官战斗到最后，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所谓的连坐惩罚（Sippenhaft）被大幅扩大，一旦出现投降或逃亡，士兵的家属就可能因此遭到逮捕和监禁。

这一点同样深深影响着拉施。苏军将领伊万·巴格拉米扬在审讯被俘德军将领时注意到，“这位要塞司令显得格外沮丧而消沉……我们通过无线电监听得知，那位愚蠢的元首因要塞的投降而将他定性为叛徒，并下令逮捕他的家人。显然，这让拉施深受打击。”

从客观性质来看，外部力量几乎不可能阻止被围困的要塞投降，但通过系统性地将投降行为与背叛、破坏军事传统以及对家属的惩罚联系在一起，最高统帅部仍然人为地设置了一系列延缓要塞投降的心理与制度性的障碍。

刚投降不久的青年团成员。若军队已无法信任，那便煽动其他的群体。二战末期，愈加疯狂的纳粹当局通过宣传机器大肆劝诱青年团成员参与名为“狼人（Werwolf）”的游击活动，尽管破坏有限，但“狼人”成员在被捕后往往会面临包括数年监禁在内的严厉刑罚。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确保投降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战争的过程中，作为最常见投降标志之一的白旗，其可信度在不断地下降。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或许发生在1944年12月29日，据苏联新闻社（Sovinformburo）报道，在布达佩斯的两个街区，两名携带白旗的苏军使者被杀害，尽管苏军方面早已提前通报他们到达德军阵地的时间。

德军最高统帅部对此的回应，是将相关国际报道定性为“歪曲事实的谎言”，认为这些报道只是企图指控德军违反国际法。为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的“负面舆论”，最高统帅部下令：此后不再接收任何前来谈判的使者，而应在其接近己方阵地前将其遣返。

事实上，这一道命令几乎从制度层面极大地提高了德军组织投降谈判的难度，使得任何正式的投降接触都变得异常艰难。

当德军部队自身考虑使用白旗时，也遭遇了类似的抵制，有些指挥官甚至明确禁止部队事先准备白旗。到了1945年，尽管投降的可能性对于所有人而言都已显而易见，但军中仍在持续施压，刻意阻止官兵去思考投降这一选项。

为防止出现投降谈判，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在1945年3月下旬甚至下令：

“凡是在指挥所出现的颠覆行为和破坏行为，不论行为人是军人还是平民，必须一律以武力予以制止。”

莫德尔将愿意考虑与敌军谈判的指挥官直接视为“作案者（Täter）”，这一表述本身就象征着德军内部对投降行为的普遍否定与深度怀疑。因此，人们有理由质疑，希姆莱1945年4月3日发布的臭名昭著的“白旗命令”，即“若有房屋升起白旗，屋内所有男性应被一律枪决”，是否真的在实践中产生了额外的影响。这道命令通常被视为纳粹“坚持到底的恐怖政策”的体现。

尽管在柯尼斯堡，任何试图接触苏军的德军使者都极有可能曾遭到SS或政治体系成员的射击，但即便没有这些因素，德军内部对使用白旗的抵触情绪本身就已十分强烈。例如，要塞参谋长冯·苏斯金德-施文迪上校的传令兵，上等豁免兵辛齐希（Sinzig）回忆称，他奉命在拉施将军的指挥所升起白旗，前提是“只有在从阅兵广场方向传来第一阵苏军机枪声时”才允许这么做。

更重要的是，辛齐希还回忆说，尽管拉施的地下指挥所正位于阅兵广场下方，也就是说，当白旗升起时，苏军已近在数十米之外，仍然有士兵明确反对悬挂白旗：

“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在烟囱之间跳来跳去，忽然间那个小家伙，我估计也就十六七岁，出现在我面前，指着我刚刚升起的白旗说道：

‘这算什么胡闹？我们的战友还在外面拼命防守，为国流血直至牺牲，你却在这里升起白旗。’”

在德军的军事形势早已处于无可挽回的情况下，这种公然抗命使得柯尼斯堡城内的战斗仍然持续了下去。4月8日，苏军第四十三集团军与近卫第十一集团军完成会师，在城市被彻底切断后，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立即下令向城内空投传单，试图劝说拉施投降，但拉施依旧拒绝，选择继续作战。

这一决定导致战火直接蔓延至平民区，城中爆发了“为了争夺房屋和街道而展开的极其惨烈的激战”。也正是在这一刻，拉施在战后声称自己顾及平民安全的说法彻底站不住脚。德军的自行火炮阵地距离野战医院近在咫尺，医生不得不要求其转移位置，以免违反国际红十字会的相关规定。与此同时，一些经过医院的德军士兵仍在向敌军射击。

在回忆录中，迈克尔·维克，一位1945年仍留在柯尼斯堡的少数“法定犹太人”（Geltungsjude）之一，尖锐地指出了拉施的这种“自相矛盾”：

“如果你，拉施将军，真的像你后来所说的那样关心平民、珍视生命，那么你本该更早投降，而不是等到苏军已经抵达、甚至几乎抵达你地堡前的阅兵广场时才这么做。”

摄于1945年4月，正在沿普雷格尔河推进的苏军部队。

拉施最终在4月9日清晨决定投降。此时，守军的弹药几乎已经耗尽，德军实际上只还控制着市中心的部分区域。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也已中断。

此外，拉施十分清楚，留在萨姆兰半岛，未参加“西风”行动的第5装甲师不会前来解救要塞守军，而普雷格尔河以北的部队向西实施的最后一次突围尝试也已经失败。这次突围行动发生在4月8日至9日午夜，本应对民众严格保密，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平民聚集到计划发起突围的区域，突袭的突然性随之丧失。苏军炮兵随即对聚集的人群实施炮击，造成大量伤亡。

而这起事件，再一次揭示了德军和纳粹当局在应对平民问题上的严重失职与冷漠。

因此，这位将军一直坚持战斗，只要在军事上还有任何意义，但这正是他与纳粹官方的国社主义措辞的分道扬镳之处，他无意在此过程中牺牲自己或是属下的生命。尽管如此，即便处于如此绝望的局势，他所提出的投降决定仍在部分部队中引发了强烈反弹。拉施在回忆录中着重强调了SS坚持继续作战的作用，但事实上，要求继续战斗的并不只有SS。早在1月下旬撤入城内的第69步兵师的参谋人员，同样主张继续抵抗。

这种抗命并非东普鲁士的个例。一周后的4月中旬，第5装甲师的一批军官在弹药几近耗尽，机动作战空间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认为，“该师最好的选择，是炸毁坦克，向南渗透穿越苏军防线，发动游击战，或者分散成小型战斗群，自行向德军防线行军。”然而，师长否决了这一设想，随后不少士兵发生了哗变。

由此可见，是否继续或终止对柯尼斯堡的防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层面的具体人物与现实条件。对于柯尼斯堡要塞司令部而言，投降是在最后一刻才作出的决定。即便如此，在战争结束后的30年里，要塞参谋长冯·苏斯金德-施文迪仍觉得有必要强调，要塞司令部真正的意图“并非要塞的投降。柯尼斯堡在事实上已经失守，那只是剩余部队的投降”。

为了安排投降，各处据点分别派出使者，试图与苏军取得联系。在随后的数小时内，战斗仍在继续。最终，由鼓楼广场（Trommelplatz）兵营指挥官布鲁诺·克尔温（Bruno Kerwin）中校派出的使者成功抵达苏军防线，并建立了初步接触。随后，克尔温被传唤至苏军一个团部，他必须向对方指挥官证明德方信息的真实性。这一过程再次耗费了数小时。最终，克尔温引导苏方代表穿过德军防线，于深夜抵达拉施的指挥所，并说道：“将军，按照您的命令，我已完成了作为一名士兵最悲痛的任务。这是苏军使者。”

克尔温的这番话，充分说明了德军指挥体系对于“投降”这一行为有着根深蒂固的排斥与心理抗拒。

最终，在4月10日凌晨2点左右，投降书被正式签署。

投降条款为我们最后一次提供了洞察拉施将军的动机与关切的窗口，也清楚地表明，对于他而言，军事考量的重要性要远甚于对平民的关照。文件所列出的十项条款中，没有一条涉及仍留在柯尼斯堡的平民。与此相反，文件一开始便用三项条款明确保障军官的特权：允许他们保留佩刀、勤务兵以及个人装备。

此外，这份文件并没有立即结束战斗。拉施强调，“清剿残余据点是苏军的任务”，因此，一些规模不小，甚至能被集团军侦察机发现的德军孤立据点，在要塞投降后仍持续抵抗了数日。最终，战斗转移到地下室。在围城期间，许多地下室被打通，由于战时修建的防空洞容量有限，不少平民躲藏在这些地下室中。为了清剿这些空间，苏军使用了喷火器和手榴弹，进一步推高了平民的死亡人数。

由于经历了三天的预备炮击，四天激烈的巷战，并叠加持续不断的炮击与2400架次空中轰炸，以及投降后数日对零散部队的清剿，柯尼斯堡平民伤亡之惨重，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尽管通往皮劳的通道仍然存在，为何直到4月城中仍滞留着如此多的平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即便已经明确苏军的最终强攻迫在眉睫，要塞司令部仍旧未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平民疏散上。与此同时，本可与苏军达成某种协议以减少平民伤亡的机会，也被要塞司令部一再拒绝。

要塞司令部完全无视平民因素，既没有将柯尼斯堡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也拒绝了多次就守军投降与苏军展开磋商的可能。甚至在最终的投降条款中，也同样看不到对仍留在城中的平民的任何同情与关照。

因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 —— 德军作出了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将平民暴露在城市作战的暴力之中。成千上万本国平民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应由德军自身负责。

六、结论

随着苏军逼近东普鲁士边境，统治当局与德军被迫就平民疏散问题表态。尽管可以预见，一旦苏军发起主攻，而且问题不在于“会不会”，而在于“什么时候”，其部队将在数日内进入有人居住的地区，但无论是统治当局还是德军，都没有推动能够切实保障平民安全的大规模疏散行动。出于对“失败主义”指控的恐惧，双方都不愿为受威胁地区居民的有组织疏散做准备。

对于德军各级指挥官而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塑造了他们对疏散的看法。在东线作战期间，“疏散”这一概念被不断掏空。在以种族主义为底色的战争实践中，德军毫不关心所谓的“劣等人”的生命，“疏散物资”成了掠夺的委婉说法，而对受威胁地区下达的平民疏散命令，往往演变为将平民强制驱逐。到了东普鲁士，这一公开的种族因素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德军指挥官们显然已经“学会不再关照”平民。

因此，当集团军、军与师级参谋部筹划东普鲁士防御时，真正被细致考虑的只有物资的疏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军将平民疏散完全交由统治当局来处理。平民疏散在各个层级都有讨论：既包括最高统帅部与帝国国防专员之间，也包括具体部队与其驻地的县区长官之间。只要德军在作战区域内的机动性得到保障，它便会配合并执行统治当局的命令与请求。

因此，在苏军进攻东普鲁士最初几周的混乱，时常被归咎于统治当局或是苏军，但这其实是德军已预见并默许的结果。

到了1944年秋季，有限的疏散行动终于展开，使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撤离了受到直接威胁的地区。在这些区域，很快便显现出大量士兵难以适应自己已回到德国本土这一现实。对德国财产的无差别破坏与掠夺极为普遍，德军指挥官和官员也迅速意识到，多年的对苏作战使士兵被严重“野蛮化”，他们很难摆脱东线形成的行为模式。

德军士兵那由于残酷命令与极端处境所造成的“降低的静息心率”，使得许多人根本无法正确认识自身行为的后果。这种道德失序又因一个事实而加剧，撤退至东普鲁士，并没有带来对撤退与失败相关做法的根本改变。“ARLZ措施”依然被严格执行，因为它们在苏联前线与在本土防御中同样被视为“必要”之举。结果便是教堂尖塔被炸毁，街区被蓄水淹没，农业企业被拆解，牲畜被转移。在此类命令反复下达的情况下，部队往往忽视其行动的伦理后果，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5年1月，苏军正式发起东普鲁士攻势后，科赫基本失去了权力，地方部队指挥官最终接管了全省事务，但他们依旧无视民众的苦难。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将身体健全的平民部署到“东墙（Ostwall）”的做法，已经表明对于德军而言，平民的安危始终处于次要地位，而在疏散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只会进一步恶化。正如拉施将军的行为清楚显示的那样，平民的悲惨处境并非单纯的作战所产生的附带损害。东普鲁士的主要公路禁止平民通行，而且这一措施得到了冷酷无情地执行。

前线在1月下旬趋于稳定后，德军指挥官们又将平民疏散完全交由统治当局负责，尽管他们很清楚后者根本无力应对不断扩大的难民危机。德军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援助陷入困境的统治当局的意图。在国家层面，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将平民疏散事务排在最末位，转而优先推动军事物资的运输。

在某种程度上，柯尼斯堡要塞司令部的选择确实受到限制，但即便如此，其对于当地的难民问题，尤其是萨姆兰半岛难民营状况，几乎完全缺乏关注，这一点仍然令人无比震惊。这不一定完全源于拉施和瓦格纳等人的不愿意，更可能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冷漠，即难民问题根本无法与城市防御目标相协调。正因如此，在“西风”行动与1945年4月苏军最终强攻之间的这段时期，无论是统治当局还是德军，都不愿意为此投入足够的资源。

然而，柯尼斯堡在德军控制下的最后几天表明，当局势对德军指挥官提出要求时，他们对待平民的态度不仅仅是功利性的，而是一如既往地带有刑事层面的渎职。与此同时，这也显示出，少数地方层面的关键人物，足以深刻影响战事结束的方式。

德军在1945年4月苏军最终强攻前后所作出的决定，清楚暴露出一种对投降的深度抗拒，即便他们已明知这种“坚持”会以平民为代价。围绕“战至最后一弹”之外的诸多替代方案虽然曾被讨论，但又很快就被否决。副大区长官格罗斯赫尔既向要塞司令部、也向大区长官科赫提出将柯尼斯堡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建议，但这一提议未能得到任何响应。

即便苏军已明确宣布即将发动总攻，要塞司令部仍未决定全面疏散平民，他们一方面担心由此而引发的混乱会干扰军事准备，另一方面也惧怕平民泄露军事机密。

然而，就在苏军强攻前一天，要塞司令部却能够腾出时间与资源，疏散约1万名德军伤员。4月8日，在苏军的最终强攻进行到第二天时，城市被彻底切断，但这一事实依然未促使拉施将军投降。与许多德军指挥官一样，拉施缺乏作出投降决定的道德勇气。直到苏军抵达其指挥所，他才最终选择投降。而德军所提交的投降条款清楚地表明，平民的安全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考量。

战后，冯·苏斯金德-施文迪反复强调拉施“并没有让要塞投降，只是让其麾下部队投降”的说法，成为一个阴郁而有力的注脚 —— 对于德军而言，一种被扭曲的军事必要性观念与军事荣誉感，始终压倒了他们对平民生命的关切。

相比之下，1944年夏季，统治当局与德军至少还试图形成一套尽管十分有限但却相对连贯的疏散政策，而到了1945年春季，双方几乎都不再关心平民的处境。

本章试图通过“累积性激进化”的视角来解释这一变化。长期以来，德军与统治当局在国内外的权限与责任重叠问题上始终存在冲突。但当德军从苏联战场撤回德国本土时，这种冲突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带来了一种制度化的对平民及其财产的漠视，并将一切可用资源投入到防御作战之中。政治官员则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随之而行。

到了1945年，纳粹当局与德军已将自身逼入一种境地 —— 他们证明自身“价值”的唯一方式，是专注于保卫德国的国土，而非保障德国民众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