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璜: 我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

我并不是东北人。但我自上海1932年2月至4月出入淞沪抗日战区以后，上海的朋友们都主张我去组织东北义勇军抗日，他们愿为我的后援。首先“中社”社友在上海募集了三万大洋交与我；接着在四川曾于清末当统带，辛亥革命时任了几天四川副都督的朱庆澜将军，便由于广东同志的宣传，一下与我汇来他募集的九万大洋。（朱在当时并不认识我，后来我们才往还甚熟，他那样热心帮助我，或者因为他是东北人？而又因信任我同志们的宣传，特别表同情于青年党为国难的奋不顾身。）此外，台湾籍的丘念台先生自香港汇来两万大洋。我在1932年4月便先后收到十四万大洋，都是中国银行的支票，真使我由义不容辞之感。

李璜（1895年－1991年11月15日），政治活动家。字幼椿，号学纯，1916年从上海震旦学院毕业。曾参加国民党当局主持的《中华民国史》的编纂， 并担任台湾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91年11月在台北病逝

同时，慕韩（曾琦）自天津来信，言北方同志，抗日心切，纷纷向他请缨，要我迅即回津想一个统率的办法，否则人自为战，必无所成，徒遭牺牲。我于是便在1932年5月自上海又赶回天津。不过在回天津前，还有一段政治的插曲，在此附带一述，这就是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七日，国民政府所召集在洛阳开的“国难会议”。

当时国民政府有鉴于日阀之进攻不已，既占了东北土地，又发动淞沪之战，民气之激昂达到极点，而国民党南北之对峙不妥协尚如故，因此乃由退往洛阳的中央发出通知，于四月七日召开一个国难会议，邀请海内知名之士竟有五百二十余人。本来这个会议在当时政治的作用尚确有其必要的；人数虽不免过多，然而国难会议的名称却适合民众的心理。但最令人感到有点滑稽且引起群情不满的，是这个国难会议的通知上声明“不谈政治”。当在东北事变后，淞沪战争未起时，上海卫海威路有一个俱乐部名叫“中社”的，便常有若干热心国家大事的新旧政治人物，随时在那里聚会谈天。

其中以世人所称的“政学系”张耀曾等最为热心，左舜生兄原来就常去中社，我自1932年1月到上海后也有时去。及至4月中，得到国难会议的通知，这类“中社”中谈天朋友的名字大半都在被请之列。但一看通知上有“不谈政治”字样，大家都笑起来，认为“国难”本就是政治问题，而今标明不谈，则又从何处谈起呢！因是激烈派便主张不理，温和派就主张去问一问政府耀开这以个会议的用意何在。

于是公推熊希龄、谷钟秀、王造时与我共四个人，由上海去南京就近问一问汪精卫，因为汪那时是行政院院长。我们四个人到了南京，由长于马戏团玩杂耍的褚民谊招待得相当周到；但一见汪精卫，就令大家很不开心。他首先有个成见，认为主张抗日的人是在安心捣政府的蛋；而要谈政治，就是有意夺取政府的政权。因此汪简直声色俱厉向我们四个代表说道：“国民党的政权是由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来的。你们有意要求取消党治，你们就去革命好了！”因是不欢而散。

我们四人回上海复命，汪的如此无聊说法当然要发表了出来（因为我们当代表不能不据实以告众人），因之国难会议虽仍然如期敷衍开会，不但中国青年党被邀请的七位同志全数未去，而上海大半较重要分子都未出席。我是急于要赴天津主持东北义勇军，更无有心肠去讨论这种无聊的政权不政权之事了！

我一回天津，知在东北讲武堂的学生同志二百余人，业已有五十余人不及待青年党总部回信指示，已去参加马占山将军的部队了。我感到如此零零星星，东西南北的散漫投军，结果不但不能发挥力量，而且对这种拼斗不去加以组织指挥，那还能说青年党是革命党吗！我因是立刻辞去青年党中其他职务，专门办理东北义勇军事。

首先约集在东北讲武堂担任政治教官有年的王师曾与王慎庐两同志商量组织办法。他们两位，一是四川人，一是安徽人，虽与这两百多学生同志都有深厚感情，但他们认为究竟省籍有关系，因之他们两人又推在东北讲武堂任事务多年，且任张学良的秘书的王捷侠同志出来总理其事，他们两人副之，于是我就指挥这“三王”从事工作。三王所共商的安排并不错，后来都发生预期的效果。

（一）为加强热河的队伍：其时，热河的马占山的队伍已被日军六个师团猛攻而失败，散为游击零星小队，因之我以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名义委任王捷侠同志为司令，叫他率领同志一百二十余人（多系东北讲武堂学生。此外还有北方少数同志），即赴热河承德以南的滦平组织一个梯团，以便与马占山的零星部队联络，扩大起来。

我记得我曾给以中国银行的一百元的本票二百张，共两万元，这个本票，在凡有中国银行支行地方都可以立刻十足兑现大洋的。殊不料王捷侠同志在张学良处任职日久，没有了解到我们抗日是不会得着南京国民党政府赞成的；我们无论内对政府，外对日寇，都要在秘密的地下去做无名英雄。而王捷侠同志乃打出热河抗日义勇军第八梯团的招牌来，并且欢迎宋子文去检阅讲话。固然当时宋子文确是抗日的同志，他将他财政部的税警团，装备甚好，士气旺盛的一团，并不得政府许可，而亲率至北方来，所以大家都欢迎他。他看见我们的学生队伍，也十分的感动，表明他来热河，也是参加抗日，并不代表国民党与政府，而算是青年党的同志。

我得着这样得消息，我深信宋子文所言不假，因为在税警团里也有青年党同志打来报告，言宋在团中鼓励抗日行动。但一般同志做地下工作既久，以保密为第一义，总不以王捷侠同志的官派习气太深为然。但中青的第八梯团在热河推进之后，发展得很快，但牺牲得也很快。因为日军在热河的兵力太大，自二十二年（1933）的三月四日承德失守后，敌军横扫全省，且直攻古北口，我们的健儿早已牺牲过半，逃回国内来者只二三十人而已。

（二）是加强辽宁的队伍：这就比热河的工作要困难得多了！因为辽宁省为日寇军队首先发动地，而且正集结以扫荡义勇军；既无像马占山将军的声势为号召，又须打探深藏的义勇军小队以及红胡子之可靠而足以为我们合作助力者。我特委王慎庐同志为司令，在遵化县组织司令部，率领东北讲武堂学生同志近百人前往，先行派人出关联络零星的官兵队伍与马贼可靠群众，我给了他十万元的中国银行本票，同时我还得为之准备武器弹药，为之运往长城口子。

在天津租界购买手枪炸药并不难，当地同志早有路子，只要肯出价钱，就到了手。但是要从天津将武器炸药运往北京，并转运遵化，这便是一个艰险的工作，幸得一个广东同志侯东明，他的国语说的很好，而他是电影导演，常往来北津，摄取镜头，无人不知他是戏剧界中人，他的太太濮舜卿也是同志，同他一道活动；我与他夫妇商量运输事，难得他俩对这危险工作，一口承认。东明主张多有两个少女，更易掩护，于是我又派四川女同志喻德权参加（因喻女士曾自告奋勇于民十七与段慎修同志前往武汉刺杀鲍罗廷而未得着机会下手）。就全靠侯同志夫妇与喻同志勇敢沉着，来往平津十数次，运去手枪五十余只及弹药不少。（送往北平，其时已有人接应。可惜后来侯东明于一九四四年在新加坡抗日为日人捕杀！）

我在北平坐镇，而王师曾同志则往来北平遵化之间，传达命令与消息。经几度的试探，知辽宁义勇军工作确比热河要困难得多。因为辽宁陷落已经八九个月，敌人已大举清乡扫荡，伏莽颇难存身，其能存在者大抵为数零星；惟马贼彼时能以“青纱帐”掩护，出没无常，日寇无可奈何！（青纱帐一名辞，本夏秋之交，北地高粱长成，漫田遍野，一望无际，盗贼出没其间，易于隐避，故又曰青纱障。）此等日夜隐于青纱帐中之马贼，却能与敌人以威胁，每每夜半冲出，或劫火车，或断车轨；敌军翻车被杀之事，时有所闻，天津大公报亦常载出详况。

因之我们基本队伍既少，一时联络不上较正式之义勇军残部，则只有收买马贼，加强其袭击火车办法。王慎庐请令于我，我虽感到其事不大可靠，但因同志们杀敌心切，我也只好批准试办。其时百余东北讲武堂同志已有半数自喜峰口或九门口偷渡出关，每人照发中国银行本票五张（五百元），我去后消息无多。

自决定收买马贼，则同志约来之赳赳武夫不少。王慎庐司令为之定下赏格：每打翻敌人火车一次，奖大洋五千；杀死敌人军官一个，奖大洋五百；每一队马贼，以两三青年同志随之进军。这一办法，初行之颇为有效，因其正在夏秋季青纱帐起时，伏于北宁、南满、与新民几条铁路附近都甚容易，如是者有三个月的相当满意，而且有喧腾众口的成绩。不过我知道如此作法，只能快一时之意，而不能成大事，只是令日寇头痛而已。

但不料此一收买马贼办法，结果发生内斗情势，王慎庐与王师曾两人都应付不了，要我想办法；我只有自北平亲赴遵化与喜峰口之间，在一个村中破屋里去与二王共商应付办法。我到后始知，我给慎庐之十万元中国银行本票业已发散完毕，而马贼纷纷前来请命，无钱便不肯走，其势汹汹。但我所存已只有二万大洋，实不足以应付这一大堆半真半假的江湖豪侠人马。并且王捷侠同志其时因热河司令已无事可作，等于结束，他来与慎庐、师曾争领导权；他手中也掌握了十几个马贼头子，认为慎庐派人给钱，有所偏心，并不公平。

捷侠向我表示，他约来的马贼头子务必要见我一面。慎庐、师曾都挡住我不要去见，恐被扣留索钱，难于应付。我想了一下，深感王捷侠约来的马贼固目的在钱，绝不可靠，而慎庐令学生所约马贼，虽已表现劫车杀敌成绩，仍是终不可靠。因为我的钱是有限的，而马贼每一次动作，不管成功与否，都是用钱收买的，像这样长期抗战，只靠大洋收买，又何能久支，因之我在半夜，召集慎庐、师曾及在他司令部尚留下几个青年干部训话。我说：”我们是要长期抗战，像这样收买马贼来干，同志们虽然与之起居，伏于青纱帐中，异常辛苦，也表现出相当成绩，甚为难得！但马贼要钱的欲望愈来愈大，我虽有金山，也终难应付，这不是长期抗战好办法。

我认为第一必需我们忠勇的同志能够独力从事去组织义勇军，我不相信在辽宁的零星正式队伍已完全无存，只要我们忠勇的同志能够冒险深入，总能寻得着可靠的友军共同长期抗敌。

第二我必须继续在北平及京东北一带训练青年勇敢同志，不断的送出关起加强我们义勇军的阵容。因此我今夜宣布我们组织抗日救国学生军，不要马贼，自求出路。“我这一席话，立刻打动了特来北平引我到遵化的苗可秀同志，他首告奋勇，服从我这一指示，率领总部现有之几位青年同志，立刻出关。

慎庐对于苗可秀之有勇有谋，自来器重，故留在身边，今听他发言后，慎庐即表示赞成。我勉励他几句，立刻将我贴身穿的一条夹背心，内缝有中国银行本票一百张共一万元，脱下来，令他穿在身上后，我说：”祝你成功！为国珍重，趁天未明时，你们七人就走，其余六人，以后都要服从苗可秀同志命令，犹如服从党的命令一样！“苗举手敬礼，我与二王同志还礼后，苗率着六人，回身即离小屋而去。慎庐为之泣下，我告慎庐：”此子眉宇间有英气，而举止沉着；我自北平与他同来，即详察其有军事领袖才能；此去必有成绩的。“

但对王捷侠所约来的一批马贼，必得应付。我叫师曾去告诉捷侠，我明早十时定来训话。慎庐、师曾都不以为可，我说：”不要紧张，你看我应付吧！不过明日正午，我们三人必须驰返北平吧了！“

次日（我记得是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十时，我与慎庐、师曾三人赴捷侠处。但入小屋中，捷侠不在，只有七个大汉都带有连枪（即一发七子的长把手枪），其中一人声洪气粗的向我表示，他们奉命而来，等了三天，拿不到钱；他们杀敌心切，今天非要钱走路不可！我笑道：”钱是有的，非先将工作说清楚，办法讲明白，不能便说拿钱。“又有一人道：”别人几万大洋拿走了，并满意工作，为什么我们就要说清楚，明明是不相信我们！“更有一人大声道：”今天不拿出钱来，便休想走出这个屋子！“

我于是大怒，用拳头在桌上一捶，桌上小茶杯立刻震翻！我道：“钱是有的，要用威赫，便一文不给，还是要将工作报告打来，向我司令部来商量。”言毕我立即起身走出屋外，仍向原路走回。慎庐与师曾随着我，都认为好危险。

我说：“他们是要钱来的，并不可怕！这一捶打下去，是出其他们不意。如果一软化，他们就更凶了啊！但我们非立刻返北平不可！”于是我们三人一回司令部，留下两个勤务兵，说我们进城去了；我们立绕城东，弛回北平。喜峰口内司令部就从此结束，而移在北平办公。——但这一来，王捷侠造了反，后来竟将中国青年党组织东北义勇军事向报上原原本本的发表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