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五四 | 周炳琳：亦学亦官，慨然任事

北大经院前贤，多有投身五四运动、开风气之先者。其中，李大钊、马寅初为人所熟知，而周炳琳，对大多数人来说，或许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周炳琳，字枚荪，浙江台州人。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求学，1931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当时经济系隶属法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专任北大经济系教授。

周老的一生，或许未必如李大钊、马寅初二位先生轰轰烈烈，但也堪称传奇——

1892年10月23日出生，他是一个贫穷铜匠家的小儿子。

1963年10月26日逝世，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彭真、许德珩等敬献花圈。

1919年，参加五四天安门游行，激动得脱掉了毛背心。

1945年，劝罢课学生复课，为爱国人士发声。

1918年10月，正在北大法科经济门就读三年级的周炳琳，与7位同学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担任编辑部干事主持编辑杂志及其他一切文字事务。杂志社拥有校内外社员200余人，反对帝国主义和要和平的呼声较高，在实际行动上也较踏实，很多人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五四后，陈独秀评价：“说话写文章是《新潮》的人漂亮 ，做起事来却是《国民》杂志社的人能干!”

的确如此。1919年3月，周炳琳等14人发起成立“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性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3月23日在北京景山东街（现名沙滩后街）北京大学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周炳琳被推选为编辑干事。讲演团组织北大同学分头到北京东西南北四城讲演。周炳琳曾讲演《什么是国家?》、《山东与全国的关系》等。3月底，周炳琳等召开干事会讨论议决：将农村讲演地点定为卢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处。此后，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讲演就从东西南北四城扩大到北京郊区农村。热血青年躬身实践，无疑对唤起群众的民族意识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周炳琳在演讲

“五四”运动中，周炳琳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后来又被选为设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委兼秘书。运动爆发当天上午，周炳琳忙于联络各校学生。下午，他满腔热血沸腾，连一件毛背心都穿不住，只好把它脱了存在北大红楼前的传达室里，然后和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前集会。之后从赵家楼回来时，又险些被军警抓走，因为态度沉着，又身穿灰色长袍，身上的灰土未被便衣警察发现，才得以安然回到学校。

前往天安门的学子

不过，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周炳琳对于学生运动的处理愈加成熟。作为教师，他尽力保护学生安全、保护学校秩序，同时也坚定地捍卫者正义的信仰。

1936年，北京学生掀起反日帝国的”一二·九”运动，学生游行受到镇压后宣布罢课。周炳琳既认为反对华北政权特殊化是有必要的，但又认为罢课会影响学业和学校秩序而加以劝阻。在北京大学学生罢课中，周炳琳站在汉花园大街（现五四大街）北京大学第一院大门口（即红楼前），与劝告同学罢课的纠察队对着干——纠察队劝他们不上课，周炳琳劝他们上课。胡适在1936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枚荪站在门口，自上午八时直到下午三时。第一院（即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所在地）上课可说是他一人之功。”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发生了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军警包围和开枪恐吓的事件，学生愤起罢课。周炳琳认为学生罢课抗议是正义的行动，表示支持。但同时他又劝同学罢课的时间不要太长，以免荒废学业。第二天，周炳琳签发了《西南联大致教育部长朱家骅急电》，报告25日时事晚会遭到“军警在本校四围施放枪炮，断绝交通”的情况，要求“派员来昆彻查”。周炳琳受联大教授会的委托，牵头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

1911年，父亲去世，家庭贫困，被迫停止学业。

1952年，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北大经院名教授。

周炳琳教授出生于手工业者兼小商人的家庭，父亲周鸿甫是小手工业者（铜匠），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严格。周炳琳七岁读私塾，先后就读于黄岩城内的璇珠小学和海门前所镇的天主教堂小学。当时因家庭经济遇到困难，准备辍学，幸而得到璇珠小学一位年长的老师的帮助，才得以继续学习下去。

1912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黄岩县中学堂，并在次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

在校期间，他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深得蔡元培、马寅初、李大钊、顾孟余四位老师的厚爱，1920年被选派公费赴美留学。这是北京大学第一批选送毕业生公费留学，被人们仿照清末光绪年间“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历史事件，称为学生界的“五大臣出洋”，轰动一时。

选拔标准：“学术和道德兼全者，且在五四运动中有突出表现。”

当时蔡元培校长提倡多方游学，学习各国各大学的精华，而不专在一国一校读一个专业和学位。1922年周炳琳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转赴欧洲，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研究社会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方法等。又于1923年4月到法国巴黎，注册人巴黎索邦大学研究政治学、法学。他还曾留学德国、意大利的著名大学，如柏林大学等。

1925年8月周炳琳从欧洲回到北京后，虽然常有其他事务加身，但始终以北京大学经济系为基点，一生都没有离开。

他最初讲授“外国经济史”课程，后来开设“经济学概论”、“欧洲经济史”、“经济理论”、“高级经济学”等课程。他精通英文、法文。他教课总要选定一部英文的经济学名著，作为主要参考书。每次讲课，他都要先将讲解内容提纲挈领地用英文写在黑板上，然后进行讲解。

——或许，这种讲课方法对北大经院的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还经常需要打开英文翻译软件才能读懂老师的幻灯片。

不过，周炳琳的影响力不只在限于经济系。他曾给曹禺颁奖，以鼓励青年剧作家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和巴金结伴来到北京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看望他，尊敬地对周老执弟子之礼。周炳琳请他们在沙发坐，他们不坐，只在沙发扶手上靠了一下。

1951年，厉以宁考入北大经济学院，经常跑到赵迺抟老师家借书，并因此认识了和赵老师住同一栋小楼的周炳琳。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经济史的问题，后来，厉以宁还参与了周老师的研究。

1925年，加入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北方组织。

1936年，给陕北的毛主席送了一车金华火腿。

周炳琳是最初加入的是国民党。1925年周炳琳回国后，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约周炳琳谈话，劝周炳琳不要置身于革命之外，要参加共产党或国民党。此时李大钊既负责共产党北方区委，也负责国民党北方支部。周炳琳认为共产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当前的要务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民主政府，于是就选择了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北方组织。

1927年北伐中，周炳琳随国民党中央党部北迁，先后担任多项要职。不久，武汉国民党公开反共，清党杀人，周炳琳的许多朋友、助手都被杀害。他很痛心，愤而离开武汉到了上海，在新创办的《中央日报》社当主笔，撰写社论。他在该报发表《党权的制度化》等署名文章，要求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

1937年春，经蔡元培先生推荐，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在任期间，遇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强迫北京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之事。周炳琳认为大学应有一定的学术自由，教授的聘任权在于校长——硬是顶住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

马叙伦先生曾这样评价他：周炳琳是国民党党员，也做过教育次长，不免是政府派。但现在周先生任参政员兼北大教授，他的表现十足站在民主方面了。

另一方面，周炳琳的政治观点虽然和共产党人不尽相同，但他一直对中国共产党怀有基本的认同，尤其是一向尊敬和关心毛泽东主席。1936年毛泽东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周给毛选送了一批陕北急需的东西——金华火腿、怀表和布鞋，用周炳琳、魏璧、许德珩、劳君展四人的名义，委托在北京的中共地下党人，设法同其他物资一起用一辆卡车送往陕北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曾回信表示由衷地感谢。抗日战争期间，周炳琳夫妇又收到从延安送来的在大生产运动中纺织的一块羊毛地毯，上面印有梅花鹿图案。

周炳琳还多次参与公开悼念共产党著名人物，并发表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的批评言论。当代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下，于1946年2月出狱。不意两个月后，叶挺等在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失事遇难。周炳琳闻讯，极为悲痛，当即握笔致函周恩来先生深致吊唁。信中写道：“尚乞志悲风劲草之喻，益加迈进，努力促成全国团结，循和平道途，以救中国。”

1930年，罗家伦离任清华校长。南京政府曾多次电令周炳琳代理此职位，周炳琳坚辞不就，并称：“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如果代理了清华大学校长，清华人将会认为清华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的殖民地了。”

而在北大，实心用事的周炳琳选择做更多务实的工作。1946-1948年间，他同时身兼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委员、校址校舍设计委员会委员、图书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训导委员会委员和校行政会议会员等职务。有时还代理法律学系主任和政治学系主任。实际上，他在北京大学起的作用要比他名义上的职务还要重要得多，不仅做得多，而且做得好。同样来自经济学门的赵迺抟教授评价他：“折冲樽俎，胆识过人”。

1955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燕东园寓所前 后排左一位周炳琳，左二为张友仁（为周炳琳作传）

新中国成立后，周炳琳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任中央委员，还曾担任过全国政协代表。在抗美援朝、呼吁两岸统一等工作中，这位“党外人士”发挥了自己的巨大影响力，为建设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位亦官亦学的学者，从五四走出，依然是初心不改的白衣少年。